李六如·发愤攻读
李六如，原名运恒，字韵生，号六如，化名抱良、宝良、训生。1887年 7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丁亥五月二十一日）（李氏族谱。）生于湖南省 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李元畅，号贡斋，原是店倌，后 跟堂兄李紫亭在富商兼大地主全义生总商号当总管事，掌管平江、长沙、汉 口等地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与李紫亭合伙从中搭股做生意赚了钱，买得田 地200多石及房屋等不动产，拥有两处住宅。尤其是离县城25公里的献钟泊 头乡间那一处，高堂大厦，陈设讲究，是一阔绰大户。母亲童少英原是王姓 佃户的女儿，勤劳、纯朴、善良，因父死无钱埋葬，被迫卖给童姓做丫头， 改姓童。李贡斋因原配妻子吴越华不生育，故买了童少英做二房，生下李六 如、李柏年、李治平三兄弟。李六如从小跟着父母在县城华丽的小公馆里过 着优越的生活。
1893年，李六如7岁时开始在蒙馆读书。1894年夏天，不幸父亲病故。 人称“笑老虎”的堂伯父李紫亭，趁此机会把李六如的父亲和他共同经商的 资本一口独吞，并对其家进行排挤。至此，李六如家只剩下200多石田地， 依靠收租为生。他先是随堂伯父李紫亭搬到乡下濯水凌家湾，后又被其排挤 而搬到偏僻的庄屋董家源，以后几年间，连这里的田地也卖了。李六如10多 岁时，搬回老家献钟泊头大屋。父亲离开人世，李六如兄弟幼小，母亲孤苦 无靠，不仅家境渐贫，且里外受气，面对愁眉苦脸的母亲，李六如劝慰说： “我快长大了，总有你出气的一天。”悲愤中的母亲也一再叮嘱李六如：“发愤 读书做官，替我出口气”。
1897年，李六如11岁那年离开家到几里外的田岩经馆勤学苦读，听讲经 书和历史，做经义和策论。他对《新民丛报》、《日本国志》、《盛世危言》、《泰 西新史揽要》等“洋书”特别感兴趣。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 思想的影响，他渴望读到专载新闻时事的报章，即写信给在汉口开茶栈的叔 父李曙阶，请求代买。信中写道：“侄僻处乡间，知识有限，迩乃从长沙购得 一批洋书，始悉读书必先爱国，国强然后家安，维新变法，大势所趋，侄虽 年幼，不忍置若罔闻，亟欲购买专载新闻时事之报章一部，借广见闻”。李六 如收到叔父寄回的《申报》30张，如获至宝，圈圈点点，用心阅读。他在老 师命题所写的《报章论》一文中写道：“世界广漠无垠之场，有一大动物焉， 不胫以走，不翼以飞，忽而庄，忽而谐，忽而讥笑，忽而怒骂。其庄严也， 有如‘春秋’，其诙谐也，有如‘笑林’。此何物哉？非报章乎。”老师读后非 常赞赏，从头到尾加上密圈，当作范文，批上“发看”二字，发给同学传阅， 同学们甚为敬佩。
李六如在田岩经馆读了两年之后，学识大有长进。至1901年夏，赶赴县 城应科考，得童生头排第11名，受了知县一顿公宴的奖赏。同年秋，李六如 到岳州府考秀才，按题目写文章。首题是《四书》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他迅笔写完，自感满意；次题是“中西兵政得失比较论”，由于没 有学习过这类内容，李六如交了一半白卷，因此府考落第。这使寄予厚望的 母亲非常失望，一气之下不让他再读书，要他到商店去学做生意。不久，李 六如遵母命与比自己大3岁的钟桓英成了婚。成婚后李六如还是坚持要读书， 不肯学做买卖，经再三恳求，母亲终于同意他到离县城七八里的甲山学堂就 读。在这里，除读经史之类的书籍外，还增加了地理和西洋史等课程。府考 受挫后的李六如，更加发愤攻读；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
李六如·反清志士
1908年夏初，甲山学堂来了一位在日本留学、因闹“取缔规则”风潮刚 被驱逐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凌容众，甲山大屋是他的故里。李六如通过同窗 好友凌鹤梅，结识了凌容众夫妇，经常出入凌家，得以阅读一些秘密读物， 如记载清兵入关屠杀汉人及汉人如何反抗清兵的《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 记》和叙述清朝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卖国媚外，主张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这一类内容的新刊物《洞庭波》，特别是看到凌容众密藏的禁书——同盟会出 版的《民报》后，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宗旨，对《民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主张有了了解。 在同凌容众的交谈中，凌向他讲了民主革命者陈天华在日本投海的壮行义举： 陈天华留学日本时，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日 学生从事政治活动。为反击日本报纸的攻击诬蔑，激发中国留日学生“坚忍 奉公，力学爱国”，陈天华留下《绝命辞》，在东京愤然投海自尽。听着凌容 众动情的讲述，读着陈天华痛切的《绝命辞》，李六如异常悲愤，思想受到深 刻触动，把原来对旧家庭的愤恨，转移到了清朝皇帝与洋鬼子身上。凌容众 进而鼓动说：“如果你们想打倒满清鞑子，只有投笔从戎罢！” [1] 受到这番刺 激和鼓动之后，李六如怀着杀敌报国之心，决定弃文就武，投笔从戎。
1908年秋，李六如邀凌鹤梅一起到湖北武昌报考陆军学堂。他们赶到汉 口后才得知需要有陆军小学资格才许应考。于是又转赴九江，去找凌鹤梅的 七舅父、当时在九江新军一营当队官的高遂耿，想在那里当兵“拿枪杆子”。 不料高遂耿听了李六如想拿枪杆子干革命的话，生怕惹下大祸，即以赠路费 的方式，将李六如下了“逐客令”。李六如说了一声“我有钱！”愤然离去。
李六如又独自从九江到汉口，去找同乡熟人、担任硚口警察局局长的凌 少槎，想在警察局拿枪杆子，凌没有留他，但从凌口里得知平江有些同乡在 武昌陆军特别小学堂读书。经再打听，认识了过去在湖北新军统领黎元洪部 下当兵、正在陆军特别小学堂当学兵的平江人单兆祥，向他表明了当兵的决 心。单兆祥见李六如决心很大，要他上书给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 于旅）的统领黎元洪试试。李六如于是写了5000字的上书，题为《自愿投笔 从戎，请求破格录用》。他说：“列强环伺，深感危亡，此贾生可为痛哭流涕 者三。矧甲午庚子，辱国丧师，印度高丽，深堪殷鉴。苟不急起直追，力图 振奋，四万万同胞，其将有噍类乎。生虽不才，兴亡有责，自愿投效麾下， 借报国家。倘蒙录用，马革裹尸，在所不辞。”黎元洪被其上书所打动，将他 安排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相当于连）。左队队官潘康时是新军中有知识的 青年军官，司书杨王鹏也是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他们都对李六如的上书很 欣赏，将他分配在五棚（相当于班）当副兵。尔后他又进入新军中的军事学 校——讲武堂学习。
1908年12月，第二十一混成协刚从太湖回到武昌后的几天，杨王鹏、章 裕昆、钟畸等人鉴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已死，为准备发动起义，而发展成 立了反清的秘密团体群治学社，由杨王鹏负责。这时因为杨王鹏已被提升到 第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当司书生，这左队就无形中成了群治学社的总机关。由 于李六如年纪轻，文笔好，是个有新思想的人，不久，就由杨王鹏介绍，加 入了群治学社，同时担任了群治学社的庶务，成了该社的骨干。队上多数是 不识字的农民和失业工人出身的士兵，李六如经常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识字、 写家信等，并经常悄悄地向士兵宣传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卖国媚外，洋鬼子 要灭中国，穷人必须起来革命等道理。李六如一面在士兵中积极做思想发动工作，一面向杨王鹏建议，抓紧扩大组织，在各协、标、营、队和陆军中学 堂、陆军特别小学堂建立代表制度，责成他们负责扩充人员，并破格吸收队 官潘康时入社，把组织向中层发展。由于李六如等人积极开展工作，两三个 月就发展社员近百人。
1909年初冬，四十一标各营队奉命开到湖北天门县等地驻防，李六如被 指定留在武昌，主持全社一切事宜。1910年初，立志改革社会的宛思演、刘 复基、詹大悲等主办《商务日报》（后改为《大江报》），李六如以“兼善生” 的笔名积极参与撰稿。不久，该报遇到经费困难。李六如主张既要抓枪杆子， 也要抓笔杆子，因而提出将《商务日报》改归社办，经费由群治学社按月津 贴，并要报纸大胆说话，秉笔直书，多登些时事新闻、少登些商业消息，不 必专靠广告费。此后，《商务日报》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遇事敢言，销路 日广，仅湖北新军士兵几乎人手一份，影响很大。
清朝末年，修筑川汉、粤汉铁路一事，原已决定完全商办，而且筑路费 用已经征收，但清朝政府却又借筑路为名，打算大借外债，并以将铁路收归 国有为名，出卖主权。因此，南方各省一致反对清朝政府这一出卖主权、违 反民意的行径。1910年4月，湖南咨议局派代表团进京请愿，受到主张借外 债的四品京官杨度 [1] 的阻挠。因此，李六如与刘复基等组织《商务日报》同仁 和旅鄂的湖南学生数百人，准备趁杨度离湘北上路经汉口之机前往质问杨度。 李六如与刘复基等被推举为八代表之一。1910年4月11日李六如、刘复基 等率领众人前往杨度在汉口的住处，准备将杨度扭至武昌湖南会馆进行质问， 遭到英领事馆所派的百余印度巡警的干涉，李六如、刘复基被打得头破血流， 并被捕关押。后因《商务日报》大造舆论，两湖总督害怕事态扩大，不得已 派员到汉口领事团疏通，李六如等被关押一天之后释放。
1910年夏，湖南长沙发生饥民闹事风潮。此时，李六如想到：自铁路风 潮发生，全国震动，现在又发生两湖饥荒。群治学社团体虽还不算十分强大， 但在各标营队都已打下基础，有了核心有了枪，假使有了机会，也就可以起 义。于是，他与刘复基商议之后，立即秘密召集各标代表开会，提议借长沙 饥民闹事之机，举行起义。商得大家赞成后，进行了周密部署。后来由于长 沙饥民闹事风潮被镇压下去，加上李六如等举行起义之事走漏消息，新军里 边有革命党的风声很快传开，黎元洪派宪兵进行搜查。急图起事未成，群治 学社活动也由此而日渐停顿。
1910年冬，李六如、杨王鹏等将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由杨王鹏任 社长，李六如辅助杨王鹏进行活动。这时刘复基、蒋翊武先后到四十二标当 兵，也加入了振武学社。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革命运动发展很快，因而引 起湖广总督瑞澂严重不安，严令统领黎元洪切实查办。黎元洪未查出革命党 的证据，但还是将有嫌疑的潘康时、杨王鹏、李六如等人一一进行处置。11 月，黎元洪以“治军不严”的罪名，首先将四十一标第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 撤职，由黎的心腹施化龙代替。施奉秘密使命，又以“行为不正”的罪名， 将本队司书生杨王鹏撤差。接着又以“不守军纪”的罪名将李六如开除。施 化龙还提出捉杨度一事，责问李六如：“那是国家的事情，你是军人，为什么 不安分，犯军纪？”李六如理直气壮地辩称：“军人就是要保护国家的啦！” 施化龙恼羞成怒，下令将李压在地上用军棍狠打。李奋身挣脱，跳起来怒骂 施化龙是“狗奴才！”施又用脚、军棍把李踢打得鲜血淋漓，昏倒在地。
李六如和杨王鹏被开除出营后，隐蔽在附近的破庙文昌阁，继续他们的 秘密活动，并将社务移交蒋翊武负责，约定保持秘密联系。过了10来天，队 里来人密告：黎元洪已探清你们的问题，很快要会同警察局来捉，你们赶快 走！李六如被迫出走钦州，在州官、同乡人李铁桓处当冒牌侄少爷与学习文 案，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了一段浪漫生活。他从中看透了官场上尔虞我 诈、弱肉强食的肮脏内幕，更加鄙弃那些腐败的旧官吏，决心改造旧社会。
杨王鹏、李六如离开新军后，蒋翊武等人于1911年1月30日将振武学 社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9月，蒋翊武写信告 诉李六如：“现正加紧筹备，拟于秋季开学。但须增聘教职员，如愿俯就，望 即命驾前来。”李六如看信后，明白即将举行起义，迅即托故离开钦州，经上 海乘船奔赴武汉。
1911年10月10日，（阴历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李六如见到 了起义统领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等人。此时，起义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 下，已将黎元洪临时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李六如本不愿去见他， 后在蒋翊武等人“不念旧恶为好”等语相劝之下，随同蒋等走进都督室，见 了黎元洪。詹大悲说，李六如来得好，正用人，提议要李到都督府负责秘书 厅的工作，黎表示同意。
武昌起义的枪声，使清政府大为惊恐，除在京城加强防备之外，还起用 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以全权。袁一面与革命军议和，一面大增援军， 南下武汉，镇压革命起义。此时，正值袁世凯派冯国璋的北洋兵准备大举进 攻汉口，镇压革命党人之时，都督府担心民军力量不足，难以抵抗，决定派 李六如赶到长沙去催请早就答应出兵支援湖北的湖南都督谭延闿赶快出兵。 李六如赶到长沙后，摸清谭延闿徘徊观望的思想，以“两湖是唇齿相依的邻 省，假如湖北失败，湖南就独立不了，黎都督站不住，你谭都督就会孤立” 等语将谭一军，促使谭改变徘徊观望态度，决定马上出兵援鄂。
1911年11月上旬，湖北民军抵抗来犯的清军冯国璋部，袁世凯调来段祺 瑞增援冯国璋，猛扑汉口，湖北民军败退汉阳，进行整编。此时黎元洪委派 李六如担任整编后的四镇第十六标标统，黄申芗任协统，参加阳夏 [1] 战役。李 六如等奉战时总司令黄兴“所有全线各军，限于本夜偷渡汉水，拂晓反攻” 的命令，将船只、排筏准备齐全，率同协统黄申芗、教练官廖湘芸准备到时 率队向硚口方面进攻。拂晓，各路战斗打响，冯军败退时，段祺瑞援兵赶到， 大举反攻，双方相持不下，战斗中李六如左腿受伤，队官叶得胜将他背下火 线。激战之中，民军黑山炮队反水，引来北洋兵向第十六标后方包抄，李六 如奉命率队退守汉阳。在坚守汉阳的战斗中，与李六如同患难共艰苦数年的 亲密同志、部下队官叶得胜阵亡，李极度悲伤，紧紧抱住叶痛哭不止。就在 这一天，鄂、湘民军均奉命退守武昌。这时，起义军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
注释
[1] 阳即汉阳，夏即汉口。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1] 杨度（1874～1931），字哲子，湖南湘潭人。早年，参与创办《游学译编》，主编《中国新报》。支
持预备立宪，主张君宪制度。辛亥革命时依附袁世凯，1915年，参与组织筹安会，支持洪宪帝制。
1922年起支持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李六如·寻找新路
1912年1月1日，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此 后不久，文学社全体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李六如也成了同盟会会员。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不久，即向交出政权的 革命势力开刀。为了离间分化革命党，袁世凯以“裁军”的名义，颁布了退 伍条例，成立嵇勋局，授予起义有功人员军衔和文武勋章。凡文学社社员因 起义有功，均身膺要职，唯独李六如因从钦州赶回武昌稍迟，未得上赏。李 六如很不以当一标统和补授陆军少将军衔为满足，而是想当大官。李六如总 觉得没有学问和知识不行，而自己知识太少，许多政治问题不大懂，因此想 趁年纪还轻，出洋去留几年学，回来再干些年，当上一名督军或许可以替国 家多出一点力。李六如很快给黎元洪递交了请求辞职资送出洋留学的申请书。 黎没有同意资送出洋留学，只批了“自请洁身引退，足见磊落光明，深堪嘉 许。当照退休办法，从优待遇”等语。据此，李六如每月领取官费80元，同 时，领得黎元洪私赠出洋费3000元，即办了移交，将家眷送回平江老家。期 间，在族人的帮助下，将母亲的遗产、200石租的董家源田地照原价3000块 钱赎回，以此对家人生活作了安置。
1913年3月，袁世凯谋杀了国会中主张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 并下令免除革命派担任的江西、广东等三省都督。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组织 讨袁军，通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同年夏，李六如离开平江到长沙，原 本准备去日本留学。到长沙时，恰逢蒋翊武在湖南都督谭延闿手下担任鄂豫 招讨使，与杨王鹏正在组织反袁军队，蒋、杨力劝李六如暂缓去日留学，参 与二次革命。蒋指着杨王鹏说：他要出发去安徽，想请你马上到九江去一趟， 然后去湘西。不管外国如何借款给袁世凯帮他打国民党，我们也要“破釜沉 舟”干一下。李六如立即赶赴九江，接着又到湘西随部队去鄂西攻打吴光新 部。“二次革命”进行不到三个月，就被袁世凯打败。9月，袁世凯的北洋兵 开到岳州后，蒋翊武、杨王鹏被通缉，李六如赶回平江家里作了布置之后， 怀着对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的担心，取道上海到日本求学。
当年秋，李六如到日本东京后，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探索新的人生之 路。他接触了许多中国留日学生，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明白了 什么是议会政治，知道了中国原是军阀专政，于是放弃了过去的督军思想， 做起了当议员的梦。为此，他没有进士官学校，而是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 经济课程。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六如继续关注国内形势变化与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 活动。自从孙中山与黄兴于1913年9月再次到达日本后，东京又一次成为中 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在这里，李六如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915 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公然答应了 日本的无理要求。中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为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锦辉馆集会，一大批日本警察破门而入，勒令散会， 而且大骂：“马鹿”，“清国奴！” [1] 身为代表之一的李六如据理力争，坚持不 散，日本警察竟拳打脚踢，李六如等人的衣服也被撕破。李六如忍无可忍， 回赏了他们几个耳光。
自举行反对二十一条的活动后，日本公然告示：不再租房给中国人住。 中国留学生愤然反对，于5月间掀起罢学归国运动。李六如经上海回到长沙、 平江等地积极从事救国宣传活动，和归国的同学一道深入学校、街头、工厂、 农村，向学生、市民、工人、农民宣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散发“反 对二十一条”传单。李六如还到县立学堂、启明女校、开明士绅家里，宣讲 救国之道。10月，李六如回到日本继续求学。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 在日本结婚，李六如怀着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参加了他俩的婚礼。在日期 间，李六如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如日译本《资本论》第1卷等。还常 去参加各大学举办的关于“苏俄”、“劳农政府”等校外讲座。1918年，李六 如大学毕业回国。到上海后在友人佘叔奎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陆续见到辛亥 革命时的老友詹大悲、潘康时、覃振等人，见到和听到了许多情况。本以为 在国内总比在国外好，可是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却使李六如的心灵受到很 大的刺激和震撼。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兵灾匪祸，各省逃来上海英、法租 界的富户、军阀、政客、流氓、土匪就像虫蛆一样多。这些人为所欲为，尽 干坏事。他忧虑起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一时陷入彷徨。佘叔奎原也是 留日学生，此时在上海的日本中国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他劝李六如去《申 报》当副刊编辑。李六如觉得这与自己的志愿不相符。他想：干革命没有坚 强领导的政党不行，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他想找到潘康时问个明白， 假如好的话，那就同他们一起干。只要打倒军阀，建立民主，中国总有富强 的一天，那就学有所用了。第二天，李六如见到了潘康时、詹大悲。他在詹、 潘的住处看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交换了对李大钊提出的中 国也要走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这条路能不能行？李六如开始了新的思 考和研究。他从詹大悲等人那里了解到国民党里边，虽然有些好的，但腐败 渣滓不少，没有希望。因此，他最后下决心暂回老家平江，静观形势，探索 革命前途。
时近重阳。李六如回到家乡平江县城。第二天，李六如到启明女校，会 见曾鼓励他去从军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凌容众。凌容众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 气愤地谈起几年来由于洋鬼子的洋纱布抢生意，平江的大布卖不出去，本国 工商业都被洋货挤倒；北洋军阀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农民交不 起预征税，被逼死或抓进监狱。听了这些诉说，李六如心情更加沉重。他见 过了在城里读书的大女鸣皋，二女浩然，儿子铁钧，想立即回泊头村老家。 这时凌容众约他和县知事等人到城西陈大仙庙的山顶，饮酒吟诗，李六如只 好应约，但心情不舒畅，想来想去写不成。他走出仙庙，四周环视，只见山 上的衰草枯杨和山下的颓垣败瓦，反映出世乱时艰、民生凋敝的景象，他略 加思索，很有感触地写道：
众山惟有此山高，
怕瞰垣颓草木凋，
遍地干戈何日靖，
恨无刀剑与征袍。 [1]
李六如回到乡下泊头老家，妻子钟桓英和婶母连雪梅等家人喜出望外。 他从妻子口里知道，家里年年躲兵，连床上的絮被都被当兵的抢走了，还欠 了500块钱的债。李六如回家见到亲人时刹那的愉快心情，被妻子的泪水一 下子泼得无影无踪。
在乡下，李六如看到农民仍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吃的茴拌菜，穿的露 肩背，困在门板上，冬天抱秆盖 [2] 。他心如刀绞。不久，李六如到世所称颂的 江苏南通进行考察，他对张謇在南通实施的自治行政，以及招股集资办实业， 遍设各类学校，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很是赞赏，似乎从南通看到了希望。他 在考察笔记中说：“各邑如南通，尽人如张謇，则吾国千七百五十四县，俱为 乐土，何患乎无郅治之隆也。” [3] 这时，他认为只要把全国占多数的工人、农 民教育起来，振兴实业，国家就有希望。于是，李六如决定在平江也从开工 厂、办教育做起。当时，凌容众等人正在筹办公立救贫工厂。在凌容众的极 力推荐下，李六如担任了公立救贫工厂的厂长，厂里很快就招了200多人。 他们都是因连年兵灾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厂址设在平江县城， 厂房早由财神庙等一部分装修改建，大小百多间，分设缝纫、染织、木工、 鞋工等生产车间，大都是手工操作。为了使更多的失业工人有个谋生的地方， 也为振兴民族工业争一个场所，李六如在举办公立救贫工厂之后，又集资办 起了兴业织布公司。他没资金，便跟妻子商量，把董家源那200石庄田卖了， 除去还债款500元，剩了3000元，一共集资300股，共有股金3万元。李六 如兼任经理，公司厂址也设在县城。他们派人从宜昌买回100架比木机提高 工效4倍的铁机，招收了百来个工人和学徒。还在县城设立了营业股，兼做 贩卖纱布的生意。
李六如除每周在启明女校师范班教几节国文课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办 工厂上。李六如看到工人们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开口喊天，闭口怨命，深深 地同情他们，决心提倡平民教育，先在救贫工厂和兴业织布工厂办工人夜校， “灌输知识，开启民智”。不久，这两个工厂都正式办起了工人夜校。开学那 天，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开学典礼，邀请了县知事和各公法团负责人参加。李 六如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工人受穷并不是八字不好，命苦；也不是他们祖宗 的坟墓风水不好，该穷。他们穷的原因是被富人吃了他们的血汗，好比一头 母牛，它的奶都被人家挤出吃掉了，所以牛瘦，吃牛奶的却很胖。李六如说， 世界上穷人很多，我们平江也一样，穷人要团结起来，反对那些欺压我们， 敲诈我们的洋大人和军阀，大家才有生路。他最后还说，你们穷，就是因为 你们不懂得穷的原因。这就需要你们发愤读书，认字求知识。开办夜校就是 帮助你们认字，习算，求知识，学本事。 [1]
夜校办起来之后，李六如经常去给工人上课。为使工人有较多的时间学 习，两个工厂每两个星期放半天假。厂里给工人发课本和纸张，还分红给奖。 这些做法博得了工人的欢迎，一些开明人士也称赞李六如的夜校办得好。而 出资的一些大股东如李铁桓等却很不满意，说兴业工厂标新立异，“这是大家 集股办的公司，不是慈善堂”。李六如对这些冷嘲热讽，不予计较，仍然坚持 办下去。他接二连三地到一些工业行会去演说，劝木工和缝纫工人进夜校。 影响所及，县城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来找李六如请求帮助他们办夜校。那 时，庙会财产很多，可以拿出来办学；各行帮也有不少会款，可以停酒兴学。 可是这些财产都操在那些管公堂的绅士或工头手里，很不容易拿出来。尤其 是那些举人秀才和管公堂发横财的人，更是添油加醋激烈反对。他们散布谣 言说李六如提款兴学是“笼络人心另有所图”。李六如遭受无端诽谤，气得脸 色铁青。凌容众提醒他：现在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候，单靠几个 人，是斗不过旧势力的。李六如也知道，现时地方上的旧势力占优势，“欲速 则不达”，只好同凌容众几位发起募捐，又在启明和培元两校的教职员和学生 中，找到几位义务教员。就这样，轩辕庙、鲁班庙等好几所夜校终于办起来 了。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在长沙读书的平江学生回到县城找 李六如，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同他们一道商议如何进行爱国宣传。在爱国 知识分子张子谋、凌容众的支持下，他们在启明女师的大礼堂里，邀集各公 法团及工农商学各界开大会。李六如在会上讲话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救国不分贫富，是人人有份的大事。 [1] 他带领2000多人的队伍上街游 行示威，高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 各校学生宣布罢课。
在李六如的倡导下，县城各界组成了临时宣传队和话剧团、讲演团、救 国十人团，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还到全县各集镇和农村进行爱国宣传。随 后又组织了雪耻会，吸收各界人士参加。下设仇货检查组，口号是“提倡国 货”，“抵制仇货”。各行业工人行动起来了，在缝纫工人吴创国等人带领下， 他们到各商号查出了一批日货，立即举行烧毁日货游行大会，然后将所有查 封的日货全都烧毁。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如火如荼，谁也不敢再贩卖日货。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 暴力镇压。张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个规模宏大的驱张运动随 之兴起。李六如在平江发动各界人民投入驱张运动，他在群众中历数张敬尧 打平江时在平江犯下的罪行，召开驱张大会，印发驱张宣言，从政治上给张 敬尧及其爪牙以狠狠打击。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大批涌入平江。李六如如饥 似渴地读着这些刊物，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李六如对工人农民的事业总是热情支持，一些工人农民通过读夜校和参 加五四爱国运动，认识到摆脱“下等人”的地位，没有知识，没有团体是不 行的。工人吴创国等人找到李六如谈了自己的想法，李六如通过凌容众等找 县知事备案，经过合法斗争，办起了平江县工会和农会。开成立大会时，还 把县知事请来讲话，商会教育会也派代表参加。这样，不仅为工会农会的开 办解决了经费等难题，同时也打破了社会阻力，使一些守旧顽固势力不便公 开反对工会农会的建立，为工人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通过工会、 农会、夜校等，有效地提高了工农群众的觉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然而就在这时，李六如所办的兴业工厂却倒闭了，5万元的资本几乎损失 殆尽。原因是由于当时落后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城乡洋货充斥，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几乎都被洋货挤倒。加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兴业公司 所织造与贩卖的大布堆积在仓库，卖不出去。门市上所收进的张敬尧军阀的 红版票，一下子变成废纸，而且张敬尧的兵从平江退走时，强行从兴业织布 公司夺去饷银5000元。结果，李六如私人除破产以外，还负了好几千元的私 债，仅留得房屋数十间。严酷的现实，压得李六如真是走投无路。这时，他 才觉悟到“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些流行口号，是行不通的。只 有仿效苏联，才是彻底的有效的办法。” [1]
注释
[1] 马鹿，日语，骂人的话。“清国奴”即亡国奴的意思。
[1] 李六如笔记。
[2] 指稻草，平江土话。
[3] 李六如：《南通视察谭》，载1921年1月长沙《大公报》。
[1] 李六如弟媳刘秦英的回忆。
[1] 吴创国的回忆。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李六如·结识毛泽东
兴业织布公司倒闭后，李六如左思右想，他回忆，由于辛亥革命不彻底， 革命党同袁世凯妥协，结果弄得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使 他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领导革命无希望。他失望、忧愤、踌躇。“举世皆浊， 可能教育界清高些”。于是，他决定到长沙去教书、著书。
1920年冬，李六如将救贫工厂移交给张子谋接办，自己去省城长沙，住 进三兴街协和商号。除了出去见见教育界的几位熟人外，平日总是关门看书 读报。身边没钱，一下又没找着教书的事，他便把到江苏南通考察的笔记写 成书，题名为《南通视察谭》，于1921年初在长沙《大公报》上连载。迫于 生计，李六如请求方维夏尽快给他找个教书的学校。这时，李六如已与有“方 圣人”之称的方维夏结成莫逆之交。他向方倾诉苦衷，写稿子稿费不多，又 无其他经济来源，因此愿意拿起粉笔，“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是一件有 益的事。不久，方维夏告诉李六如：如今找点书教也难啦！费了好大的劲， 才在高等商业专门学校，私立群治大学和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找了点课，可是3 个学校每星期总共只有18个小时的课，每小时课费一块二角至一块五角。李 六如原想有了这样的收入，倒也能勉强维持儿女读书和一家5口的生计。
后来，他耳闻目睹教育界所发生的一件件丑事，又使他愤慨不已。他的 一个同寓好友，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很有才干，就因没有社会背景，而被排 挤出教育界。自己含辛茹苦地教书，一点微薄的薪水，也被当局贪污拖欠和 克扣。李六如不得不把自己的衣物，甚至他最心爱的在辛亥革命中用过的望 远镜也拿出去当押，换回一点粮食糊口。事实使李六如清楚地看到，现时的 中国没有一块净土，教育界与军政界同样的糟！校长们拿高薪，有钱住高级 公馆，请春宴，政府欠薪拖了几月不发，穷教师们无钱买米，有病难医。教 师们说“粉笔是圆的，肚子却饿成扁的，还有什么精神教书！”李六如大声 疾呼：要生存就要吃饭，绝不能白白等死，应该去向政府要饭吃！他还当众 揭露军政界的官员花天酒地，嫖赌逍遥，花钱如流水的种种事实，建议大家 罢课索薪。他的主张得到教师们的支持，长沙各校教员一致罢课。长沙各报， 都在显著地位登载这条消息。李六如被选为向省政府索薪的代表。经过斗争， 省长赵恒惕只好让步，答应发还欠薪。这使李六如认识到，一个人起不了什 么作用，妥协也是不能胜利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坚决斗争。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李六如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在 教书的同时，积极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经常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 章。有些文章因触及封建军阀和守旧顽固势力而受到指责攻击，但他并没有 停止在报纸上为追求真理而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1921年一年之中先后发表 了10多篇文章，如：《妇女解放之三大疑问》、《社会破裂的自然趋势》、《总 要能说能行》、《呜呼！如此教育界！》，等等，其矛头指向封建军阀、外国 侵略者。具有代表性的是《贫乏之原因与救济》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中 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他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外国经 济压迫”、“人口过剩与产业不振”、“政治不良”三个方面。至于解决的办法， 李六如批驳了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光是改良政治，废督裁兵，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因为“而今正是瓦釜雷鸣、豺狼当道的时候。同这些人讲改良 政治，等于对牛弹琴；讲废督裁兵，等于与虎谋皮。纵使换过一班人，也是 以暴易暴”。因此，李六如主张先从改造社会入手，再图改革政治。为了引起 更多人的思考，李六如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这篇东西，问题很大，又很难。 我原没有什么学问，不对的地方当然很多。还望读者诸君，大家讨论，原谅 赐教。” [1]
在长沙教书期间，李六如与方维夏为了开启民智，大力倡导平民教育运 动，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李六如被选为副董事长，董事长由赵恒 惕的秘书长兼任，实际工作由李六如主持。促进会同那些反对派中的老秀才、 县乡绅们作斗争，提拨了许多庙产充作平民教育基金，获得了胜利。而平民 教育确实教育培养了许多革命分子。
平民教育之所以开展得如此顺利，取得相当满意的成果，一方面是由于 李六如在省政府、省议会、省教育会当中，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故能从上 而下地推动到各县；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军阀政府为了用平民教育装饰门 面，所谓顺应“新潮流”。同时，在省城，李六如也发动依靠了各工厂及基督 教青年会，遍设夜校100多所，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如王震将军就是铁路 夜校的学生。
为了抨击不合理的社会，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李六如通过平民教育运动， 还推动浏阳、醴陵等40多个县办起了县报，为了加强县报的联系，他还发起 成立了全省县报联合会，并被选为会长。
1920年末到1921年上半年，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已蓬勃地开展起来，县报 发展也形成了声势，李六如因而成为当地相当知名的进步分子，引起了毛泽 东的重视。一天，毛泽东派喻寄浑前来约见，喻说：“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要我 介绍来会你谈谈。” [1] 李六如高兴地答应了。他早就听说过毛泽东（润之）的 大名，从《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大公报》等报刊上读过 毛泽东写的许多文章，他兴奋地向喻寄浑诉说着这些文章的许多论点是怎样 深深地吸引着他，他非常钦佩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在1920年6月28日上海 《申报》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的公开信等。
就在这天，李六如同喻寄浑兴致勃勃地来到贡院西街的船山学社。他俩 先会见了在这里担任社长的何叔衡。李六如与何叔衡交谈之后，接着与何一 起参观这里的图书馆，何叫图书管理员挑出李六如想要看的《劳农政府与中 国》、《新俄国之研究》、《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借给了李六 如。
他们回到何叔衡的房子里时，毛泽东已坐在那里等候。经何叔衡介绍， 毛泽东与李六如亲切地交谈起来。李六如钦佩地称赞毛泽东组织起了湖南学 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又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出力不少，立了大功。毛 泽东谦逊地回答说：这算什么功，靠大众的力量嘛，少数人逞不起英雄的 [1] 。
毛泽东问起李六如在平江办夜校的情况，指出办夜校是好事，但单教几 个字恐怕不够。还问到平江这时是否还在办夜校，由什么人主持。李六如将 平江工业公会会长陈茀章、农事公会会长余贲民如何办工会、农会、夜校的 事一一介绍，毛泽东注意地听着，接着仔细询问了平江农村和李六如近来的 生活情况，回答了李六如提出的有关中国前途、人民命运等问题。毛泽东指 出：“众志成城”，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作出了好榜样。中国从鸦片战争、太 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就是缺乏有正确领导、 有严密组织的民众基础。现在工商失业，农村破产，更是中国人民需要革命 的时候。五四运动以来，各界人民开始有了组织，但还不够普遍。现在的问 题，只要像俄国那样有坚强的党做核心，普遍深入地发动民众，就不怕什么 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军阀打不倒。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告诉李六如：历史车轮 是前进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事在人为。 [2]
李六如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心里开朗多了。此后，李六如和毛泽东、 何叔衡等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几天不见，李六如定要抽空去看看。毛泽东 与何叔衡也常到李六如家里走走。他们无所不谈，亲密无间。
1920年冬至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很注意物 色“真同志”，他早就把李六如看在眼里。在船山学社的一次交谈中，何叔衡 试探性地问李六如是否知道毛润之他们那个组织？李六如很兴奋地低声详细 询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后，毅然表示，他要求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叔衡让李六如去找毛泽东谈 一谈。并很快将他与李六如谈话的经过告诉毛泽东。1921年秋，李六如经毛 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六如入团后，常到自修大学听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课程。 一天，听完课后，何叔衡和毛泽东约李六如到何的住房里，毛泽东谈起中央 决定，S·Y——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改为C·Y——共产主义青年团，限定年龄 到28岁为止。这时李六如已34岁，他很着急。何叔衡告诉他，还有一个组 织，就是共产党。它的代号是C·P。这个组织比C·Y要求更严格。何叔衡 还将民主集中制和个人服从党的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等基本原则，给李六 如讲述一遍。并针对李六如不愿接受学生的批评意见，认为有损教师尊严的 想法，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心理，是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表现。何 叔衡说，批评是我们的武器。共产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牺牲生命 都不惜，难道批评就接受不了吗？还说后生可畏，不可藐视青年人。李六如 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连连点头称是，坚定地表示：“只要党要我，我一定不 顾一切，跟着党奋斗到底！”
过了几天，李六如又找到毛泽东，详细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迫切要求 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向李六如详谈了党的有关情况后，决定由他与何叔衡介 绍，李六如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六如入党后，担任中共湘区委文委委员，除平民教育外，做了些联络 教职员及学生运动工作。同时，李六如开辟了平江县的党，第一批加入的是 工会会长陈茀章、农会会长余贲民，还有吴创国等。 [1] 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 在发展工人运动上，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相应地建立了湖南分 部，毛泽东兼主任。由于安源是湘区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是工人最集中 和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 冬，毛泽东考察安源后，先后派李立三、蔡增准、蒋先云到安源办工人夜校， 开展工人运动。安源夜校开办后，工人入学人数很多，但是缺乏应用教材， 全靠李立三等人临时选编，远远不能适应需要。
1922年春，毛泽东派李六如去安源调查，编写夜校教材。李六如接到毛 泽东派给他的任务后，以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副董事长的公开身份，到萍 乡安源矿区，从事调查工作，深入到井下进行实际体验。李六如经过调查， 体验了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深深同情工人，为他们鸣不平。他说这哪里是 煤矿，简直是人间地狱！他对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更加憎恨。同时进一步 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真理。他对《共产 党宣言》中说的“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 的革命阶级”这一论述体会更深。既看到了工人阶级潜在的力量，也认识到 要把工人组织起来，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启蒙教育，传播马 克思主义。那时，“教育救国”的思潮颇有市场，李六如当时是省平民教育促 进会的负责人，又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文委委员，他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继 续大办工人夜校，并决心花大力气编好《平民读本》。
李六如到安源煤矿调查后，立即着手编写《平民读本》，至1922年10月， 第一至第三册出了初版，1923年5月，第四册编成问世。《平民读本》在湖 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大量发行，至1924年3月，再版4次，发行之广， 数量之多，是当时各种通俗读物中少有的。为了编好此书，李六如倾注满腔 热情，花了很多心血。他专心致志，一字一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凝炼成 每课三四百字乃至二十多个字。《平民读本》多半是为年长或将成年的男女失 学平民而编写的，“重在灌输常识，启发思想，提倡劳动”。其特点是：第一， 通俗易懂，说理透彻。凡日常应用的字都活用于叙事言理之中，使读者发生 兴趣，不致枯燥无味。第二，内容广泛，思想丰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诸如历史、地理、化学、生物、文化、教育、卫生及工农日常有关的科 学知识都有介绍。特别是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 向。《平民读本》通过工农生活实际事例，讲明了“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认定“以脑力劳动的”， 如工程师、著作家、教员、新闻记者，“也要算是一种精神劳工”，是从事精 神生产的劳动者。《平民读本》还通过解释“工资”、“利润”、“地租”、“借贷” 等课文，生动、具体、形象地揭示了工农遭受剥削的秘密，通俗地宣传了马 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指出生活资料等“应当按 劳动量平均分配，不应该由资本家坐得”，“无论哪个都应该替社会上做一分 事……切不可像那些吃老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吃人家现成的东西。” 认为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其值”。第四册第六课介绍了各派 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俄国 共产党的胜利和基本政策，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指出团结就是力量，“众 擎易举，束矢难折”，“无论兴办一桩什么事业，抵抗一种什么强权，改革一 种什么制度，都非合群策群力不行”。《平民读本》还很重视“改良社会恶习 惯”，宣传戒烟酒，禁牌赌，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破除迷信，揭示早婚之害， 鼓励生育制限等。全书“适合新潮流，凡陈腐与平民不关痛痒之事，概未编 入”。这四册富有革命鼓动意义的《平民读本》，对于传播知识，启发工农觉 悟，起了很大的作用。
注释
[1] 李六如：《贫乏之原因与救济》，长沙《大公报》，1921年1月。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1] 李六如笔记。
[2] 李六如笔记。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李六如·北伐将军
1924年春，中共湘区委负责人夏曦为筹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而成立
了省党部临时常委会，罗迈、何叔衡、夏曦、李六如、邱小陔5人任常委。
省党部临时常委会成立后，李六如等积极地投入了组建工作。湖南国民党组
织发展很快，在学生中和工农民众中都打下了基础。1924年11月，省党部
经费发生困难，夏曦等人提议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求援。李六如因曾去过广东，
又认识湘军总司令兼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谭延闿，而且有些好友也在那边，
因此，李六如主动承担了去广东筹款的任务。
身负重任的李六如带着国民党省党部的公函和中共湘区委给广东区委的
信，先到上海，找到正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当秘书的毛泽东，经他介绍，向
叶楚伧、邵力子先行垫借了300元汇寄回湘，使得湘区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李六如到达广州后，先到湘军总司令部找到时任第五军秘书长的方维夏。
方同时在国民党湘军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他与谭延闿是有历史关系的熟人。
李与方见面之后，即谈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经费困难，须向中央求援。方陪
李六如去见谭延闿。李说明了湖南省党部的情形与来意。谭听后很高兴，答
应为李六如写封介绍信去见中央党部负责人之一的廖仲恺先生，并要李留在
这里帮他办党务。
李六如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见到廖仲恺、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经研究，
确定每月接济湖南1000元。李又向谭延闿及湘军军官如鲁涤平、陈嘉佑、张
辉瓒等人为湘江学校（该校实际是共产党开办的）募了一大批款子。李六如
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筹款期间，李六如来到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向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陈延
年汇报了来广东的任务与完成任务的情况，以及谭延闿等留他帮办党务等事。
陈延年告诉李六如，湘军里边还没有我们的同志，因此，他同意李六如留在
湘军里做上层统战工作。李六如留下后，在湘、桂二军总部各挂了一个顾问
官的双料头衔及湘军特别党部常务委员的职务，开始了他在军队中从事政治
工作，参与军事征战的生涯。
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决定北伐，任命谭延闿为建
国军北伐总司令，孙亲自率领以湘军为主力的北伐各军齐集广东韶关，孙中
山大元帅的行营设在这里。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准备带病北上商讨
时局问题时，令谭延闿全权办理北伐事宜。此时，李六如被任命为北伐军总
部党务处长。他通过谭延闿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从谭延闿的介绍中得知李
六如既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临时常
委会委员，便亲切地询问了湖南的情形，李六如将夏曦等怎样努力发展国民
党党务，报告了一番。孙中山不时点头赞许。听完后，孙中山朝着谭延闿感
慨地说：“还是共产党行，肯干，三大政策是对的嘛！不联他们联谁？北伐各
军，都要赶快把党务办起来才行。”随后又对李六如高声道：“辛亥革命到现
在十三年啦！政权操在反革命手里，越来越腐败黑暗……”“俄国革命比我们
晚六年，不仅推翻了沙皇帝国主义，并且解决了政治经济上许多问题，真是
彻底的成功。”孙中山指示李六如“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多做些宣
传”。
[1]
李六如回到党务处，经与方维夏商量后，很快执笔编写了《党务须知》
和《为什么要北伐》两本小册子，对在军里克服中上层军官的阻力，在士兵
中进行生动实际的思想教育，启发觉悟，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次北伐，师出江西赣州，谭延闿所率北伐军吃了军阀杨池生、杨如轩
等一次大败仗，李六如跟着部队，撤退到广东南雄。
由南雄回到广州后，李六如任第二军校政治部指导主任与教官，仍兼任
湘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常委。他常到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向陈延年汇报情况。
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李六如在湘军中积极慎重地开辟党的工作，建立和
发展党的组织。
那时湘军中仅有李六如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利于开展党的工作，党组织
从黄埔军校学生中调来刘显黄到第二军校当李六如的助手。李六如首先挑选
了方维夏作为党的发展对象。方维夏素有“方圣人”之称，秉性耿介，守正
不阿。在湖南被选为省议员时，公开反对赵恒惕勾结吴佩孚贩卖鸦片。他拥
护孙中山，赞成列宁主义，与李六如同为湘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常委，并任
第二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政治教官。在李六如的引导下，方维夏阅读了《共产
党宣言》等书籍，认识到“革命非共产党领导不成”。经李六如介绍，中共广
东区委批准，方维夏于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共在湘军中
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逐渐由第二军校发展到各团。到李富春由苏联回粤任
湘军政治部主任时，党员人数渐多，始扩充为特支，由李六如任书记。
李六如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他更加积极热情地在湘军中开展政治宣
传教育工作，以提高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他和方维夏邀请毛泽东到湘军中
去作工农运动的讲演。毛泽东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述依靠工农的重大意义，
讲“工农是两个翅膀，缺一个也不行”。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5月，
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反帝怒
潮不断高涨。尤其广州、香港等地，由共产党员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
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更是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李六如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
“睡狮怒吼了！”他对人民群众的觉醒表现了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
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的往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
阀的统治。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
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
《北伐宣言》。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时，李六如担任国民
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中将党代表。他到四师后，即着手建立各级党代表制度，
组织政治部。并在师里设秘密中共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党的工
作。党组织还有计划地派来一批党团员，作为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
二军出发前，在谭延闿主持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四师师长张辉瓒提
出政治部编制太大，党代表权力太大，企图取消党代表。李六如引用孙中山
“以俄为师”的训导，讲明党代表制是苏俄红军的成功经验，列举前年北伐打
败仗的教训，指出：要战胜北洋军，不能单凭这七八万枪杆子，还要靠老百
姓。这就非有党代表，加强政治、宣传、民运等工作，用主义武装他们的头
脑不可。方维夏等力表赞同。谭延闿也表示“政治部的编制不算大，原封不
动”。
李六如每天早上主持队前仪式，带领官兵背诵总理遗嘱，强调不要满足
于会背，而要照着去做，言行一致。他严格遵照党的指示，忠诚地搞好国共
合作。言必称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宣传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的道
理，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在部队倡导民主，废除肉刑，实行
经济公开。不准扣军饷，“喝兵血”，支持士兵代表清算伙食账。他还为士兵
组织文艺演出队，丰富士兵文化生活，从而增强了士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26年7月7日，二军四师和六师从韶关出发，沿仁化一线北进，到茶
陵集中，担负监视江西敌军，策应湖南醴陵友军的任务。9月初，四师与六师
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敌军。一路上，李六如率领的政工人员不断地
向官兵进行政治宣传教育，讲明革命军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强调
要“不怕死，不扰民”；每到宿营地，他们总要同民众接洽，了解情况，做宣
传工作。人民相望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
在向江西萍乡进军途中，李六如与安源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获得重要
敌情情报。安源党组织与附近的农民协会，暗中组织几千矿工和农民，准备
了土枪和黄色炸药，携带铁器家伙，埋伏在敌军张凤歧师的附近，配合四师，
一举攻下重要关隘峡山口。战斗中，李六如和四师共产党员在军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带领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工农民众配合下，俘获敌军师长张
凤歧，缴获了几门大炮等大批战利品。
四师在拟定攻打袁州的作战计划时，抓到了一个敌探，师长张辉瓒命令
立即处死，李六如力主问清情况再作处理。听了那人的供词，李六如分析可
能说了实情。经过侦察，果然如此。北伐军采取避实就虚战术，安源党组织
又派人潜入袁州，火烧敌军军械库。这样内外配合，终于攻下袁州。
四师与六师进攻南昌时，四师在距离南昌20公里的上谌店，遭到敌军顽
固阻击，相持两天两夜。李六如带着护兵到前沿阵地督战。在猛烈的炮火中，
李六如不顾护兵和团党代表的劝阻，冒着浓浓的硝烟继续往前沿奔去。李六
如亲赴前线，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鼓舞了四师全体指
战员。在夺取德胜门以克复南昌的关键战斗中，十团连日强攻不克，团党代
表彭见清毅然率领一连指战员，由向导带领，从城门旁的水沟爬进去，打开
了城门，使埋伏在城外的大部队冲进去，终于攻克南昌。
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的野心明显暴露，为了把国民党中
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他要求国民政
府和国民党中央改变原定由广州迁往武汉的决定，改迁南昌。第二军中的共
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对此不满。鲁涤平找岳森和李六如等商讨对策，并要岳、
李等代表二军到广州报告情况，要求国民政府赶快迁武汉。李六如等立即赶
往广州。7天后，李六如等返回南昌报告了国民政府马上北迁武汉的消息，稳
定了部队的情绪。
1927年初，北伐军为了巩固北伐成果，军分3路（东路军、中央军、西
路军），进军长江下游。其中，中央军以第二、六、七军为主力，蒋介石兼总
指挥，下分江左军和江右军两路，由江西沿长江两岸东进；江右军由二、六
军组成，程潜为总指挥。1927年2月上旬，浙江战局紧张，第二军奉北伐军
总司令部命令，出兵浙江，李六如随部参加杭州会战。2月底进军南京，在南
京外围与敌激战。李六如亲赴前沿阵地督战，率四师与兄弟部队六师一道夹
击敌军，攻占雨花台，突破敌城区防线，于3月24日晚占领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乘坐炮艇到南京下关江面，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率四师
师长张辉瓒、党代表李六如，五师师长谭道源、党代表方维夏等师以上军官
匆匆赶去，准备与蒋见面，不料蒋连面都不照一下就走了，鲁涤平满脸不快。
他自知不是蒋的嫡系，而忿忿不平。张辉瓒也发牢骚说：“寄人篱下啊！”李
六如随即补上一句：“还没到胯下之辱的时候呢。”后来又传闻蒋介石要派一
军驻防南京，二、六军要被吃掉。一次，鲁涤平邀集二军师以上军官在莫愁
湖赏春，在闲谈中，鲁涤平认为蒋介石把自己看作异己，二军没有奔头。李
六如赶紧插话：“我看我们应当有所打算了。蒋介石不仁，我们就不义。武汉
方面谭主席
[1]
那里要我们反蒋，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李六如的话立即得到六
师党代表萧劲光、五师党代表方维夏等人的支持，都劝鲁下决心，与武汉方
面联合讨蒋。但鲁涤平却以总指挥程潜不在南京，无人主持为由而拒绝了。
[2]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他蓄意屠杀工农运动
领袖，迫害共产党人，勾结帝国主义。面对严重形势，李富春决定去上海请
示中共中央。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等应约到李富春办公室，接受李富春
临行前交给的任务：注意形势发展，团结军事长官，掌握好部队。李六如回
到部队，向同级军事长官透露群众中的反蒋情绪，积极做好团结争取工作。
他同张辉瓒的一些矛盾，经过解释，也有所缓和，张也表示了对蒋的不满情
绪。
蒋介石对二军很不放心，借北伐之名，于4月份命令二军渡江追敌，调
离二军出南京。李六如所部四师渡江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待命。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六如同我党同志力主返
宁讨蒋。鲁涤平等亦主张反蒋，但他强调服从武汉国民政府命令，作出了移
师西行，待命讨蒋的决定。
李富春奉命先期到达武汉，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5月中旬，李六
如接到李富春从汉口发来的密电，得知武汉方面的情况：“武汉国民政府，虽
在左派力争之下，开除了蒋介石党籍并下令通缉他。可是帝国主义指使蒋介
石与川军杨森、奉军张作霖，将从东、西、南、北各方面包围武汉。停泊在
汉口的英美帝国主义等外国军舰，增加到三四十艘之多，鄂军夏斗寅、刘佐
龙两军与蒋有勾结，跟着叛变了。”李六如接电后忧虑万分，进而对反革命势
力的阴谋活动更加警惕。
不久，二军奉命开到武汉，李六如和方维夏立即去见李富春。此时，萧
劲光早就到了那里。他们一起听了李富春关于江浙地区白色恐怖、武汉当前
困境以及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介绍，特别是了解到有关党内斗争的问题。
李六如和方维夏向李富春汇报了部队反蒋的情况：各师在驻地召开了讨蒋大
会，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并举行了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中
共中央送来挽联，上书：“二军之功名已把孙尧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
蒋张么？”李六如还谈了部队到武汉后，一些出身地主豪绅家庭的湖南籍军
官，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有不满情绪，对打倒土豪劣绅有反感。李富
春听后，强调要加强政治工作。李六如和方维夏回到部队后，在党员中传达
了李富春的指示，针对指战员的思想动态，分别进行了个别交谈，引导他们
正确对待农民运动。
5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叛变，并受蒋介石的指使，率部3
万余人由川东东下，占领宜昌，勾结夏斗寅，兵分三路向武汉进攻。5月22
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杨森。李六如所部二军四师与六军、八军等参战
部队在程潜指挥下西征，发起鄂西战役。6月初，西征部队与杨森叛军在襄河
两岸激战，将其击溃，并继续追击。6月24日攻占宜昌，彻底解除了杨森叛
军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威胁。鄂西战役后，李六如中暑生病，在鄂西住了一段
时间。夏末秋初病体稍好，回到了汉口。
注释
[1] 李六如笔记。
[1] 谭主度，指谭延闿。
[2] 张炜、俊歧：《萧劲光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72页。
李六如·从领导平浏暴动到奉命走南洋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平江、浏阳一 带的工农武装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向平、浏反 扑。中共湖南省委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决定立即派夏明翰、李六如到平、 浏组织武装起义，以配合井冈山的斗争。
9月中旬，在汉口治病的李六如，接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密信， 要他速回湖南执行任务。李六如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四师中将党代表的公开 身份，从武汉赶到长沙，偕同省委特派员夏明翰，立即赶回家乡平江献钟泊 头村，按照省委的暴动计划，积极开展工作。李六如和夏明翰在献钟召开的 县委秘密会议上，传达了省委指示，听取了县委关于平江近时情况的汇报。 在夏明翰、李六如的帮助下，建立了新的县委，县委书记仍由毛简青担任。 会议决定，恢复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发动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成 立了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担任暴委主任，同时制定了暴动计划。经过商议， 大家一致赞成李六如提出的办法，先夺取献钟警察所那几条枪，做武装斗争 的起手本钱，然后再打辜家洞，逐渐扩大势力。
9月下旬的一天，李六如和夏明翰以访友为名，暗地里察看了献钟警察所 周围的地理形势。晚上，与当地的几名骨干详细商量了发动群众，攻打献钟 警察所的办法。后来发现镇上突然戒严，李六如和夏明翰分析是否有人叛变 告密，使敌人有了戒备？为了慎重起见，李六如提议“暂时收兵打埋伏，推 迟几天再动作。”几天后，献钟警察所放松了警惕，李六如、夏明翰和罗纳川 决定立即行动。他们带领参加暴动的工农群众，手持梭镖、大刀、乌铳、短 棍、斧头等，冲向献钟镇，包围警察所，砍死了逃跑的巡官和2个警察，缴 获了3支枪。所长和其余几个警察带枪跑掉。
这次暴动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群众。李六如、夏明翰与罗纳川决定趁热 打铁，搞第二次暴动，再夺辜家洞泰安塅挨户团的枪。
二次暴动时，由于内部不纯，走漏了消息，敌人早有准备，结果暴动队 伍反被包围。李六如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立即与夏明翰到罗家洞找到了 刚刚脱险回来的罗纳川。此时得知辜家洞挨户团要把抓到的3名暴动队员解 往县城，李六如等立即组织30多名暴动队员在必经的路上进行伏击，终于救 出了被抓去的暴动队员，打死2个团丁，缴了3支枪，抓了2个俘虏。事后， 李六如、夏明翰与罗纳川总结教训，加强对敌情的了解，做到知己知彼，进 一步整顿队伍，加强保密工作，以保证暴动的胜利。
在共产党领导下，平江革命武装由小到大，在短短的数月中，由李六如 带回去的2支短枪起家，扩充到六七百条枪，成立了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 湘（阴）岳（阳）游击总队，下设五个大队，分驻东、南、西、北、上东等 五乡，同民团、清乡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8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反扑，平江到处是血雨腥风。湖南省清乡 司令部派旅长阎长儒率三个团到平江“清剿”革命武装，阎长儒和县长王紫 剑疯狂捕杀革命人民。几天之内，县监狱关了2000多人，孔庙也变成了监狱、 阎王殿。孔庙门前的月池广场变成了杀人场，月池塘的石牌坊上挂满了血淋 淋的人头。
这时，已回湖南省委的夏明翰写来密信告诉李六如：目前形势日益严重。 据报，原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可能被派为湖南省主席兼清乡督办；二军各师将 从湖北调回湖南清乡，现正肃整部队，清查左倾分子。该军下级军官被囚禁、 杀害的不少。鲁还以第四师党代表久假不归，有共产党重大嫌疑为由，呈请 南京军事委员会撤职查办。平江、浏阳是他们顶注意的县份。要李六如与毛 简青商议，将现有武装派出一半到西北乡，分一部分枪支给浏阳工农义勇队。 如有不便，可暂往上海。并由交通员给李六如带来了介绍职业的信件与联络 地址。
两天后，李六如又接到毛简青来的急信。得知：形势日益严重，据确讯， 县城里的人都纷传李六如是罗纳川的军师，清乡委员李铁桓等已联名上省状 告。毛要李六如遵照省委函示，迅即赴沪，万勿迟延。
1928年1月22日（农历大年三十日），李六如决定离家去上海找党中央。 还没吃团年饭，李六如的二弟李治平从县委机关驻地金窝跑回来，告诉李六 如：长沙来的一团清乡兵马上到献钟来，毛简青要你马上走开。全家人都为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所震惊。李六如心情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出走，个人或 可幸免，但家乡父老和妻儿要受牵连。但又想到，平江还有70万群众，有党 的领导，无论敌人怎么凶，总不会斩尽杀绝。至于家里，既要革命，就不应 该儿女情长。于是他辞别家乡和亲人，和随身护兵王文隆于当夜离开平江， 辗转两三个月到达上海，住进法国租界霞飞路好友佘叔奎家里。
3月，平江爆发了20万农军扑城之役。这是有名的平江“三月扑城”。李 六如的二弟李治平是率队扑城的骨干之一。反动派对如此大规模的扑城大为 震惊，对李六如一家恨之入骨。4月中旬，挨户团放火烧了李六如家的房屋， 欲抓捕李六如的二弟李治平未果，将李治平年仅14岁的儿子李兆金抓到，当 众杀害。李六如的儿子铁钧（年仅10多岁）为了躲避敌人屠杀，逃往外地 （后来下落不清，生死不明）。与此同时，地方豪绅纷纷向南京政府呈控，说 李六如是“平江祸根”。南京政府饬由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照会法国领事协与 缉捕。李六如一到上海就被特务盯梢，两次险遭逮捕。所幸好友佘叔奎也是 平江人，曾同李六如一道留学日本，此时在日本通讯社工作，有日本通讯社 的名片可作护身符。两次都因佘叔奎沉着周旋而脱险。然而敌人侦骑四出， 逼得李六如只好迁匿英租界。
在上海期间，李六如带着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绍信，找到指定联络地点， 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急于请党组织给他分配工作，因正被通缉，在上海 的熟人又多，党组织要他暂时隐蔽下来。
1928年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派李六如到南洋新加 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李六如扮成拉黄包车的苦力，几经周折，从香港搭 上荷兰的万吨客轮，历经茫茫大海，到了新加坡。
到新加坡后，李六如被党组织任命为南洋临委宣传部长，并负责办一张 名叫“天秤”的小报，公开发行。他既当主编，又当记者，常到新加坡的大 坡小坡去采访。多数华侨遭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的欺凌，警察随便捕杀他 们。不少华侨向李六如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他的采访笔记本上记满了一桩 桩、一件件民族恨、血泪仇。李六如对华侨同胞说：“这都是由于国民党政府 腐败，自己国家搞得国不成国，因此被外人欺负”。他劝华侨团结起来，同心 协力反抗侵略者，维护中华民族的神圣权益。并在《天秤》小报上披露英帝 国主义当局的种种罪行。小报很受华侨和当地人民的欢迎，却刺痛了反动当 局。不久，小报被查封，李六如和其他几位办报的同志被捕。
反动当局多次审讯，李六如等守口如瓶，据理力辩。当局没有获得证据 和口供，只得判处李六如和另外一人自由出境，其他两名同志被押解出境。
李六如出狱后没有出境，党组织派他到新加坡军港区担任宣传工作。他 住在橡树山里，那里有几百名橡胶工人，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他 们学习割胶技术。李六如大汗淋漓地和工人们一起干，边干边交谈，很快和 他们中的骨干分子结成了知心朋友，组织起革命的骨干队伍，发动橡胶工人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橡胶工人日益高涨的革命活动，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不久，机关 被敌人破坏。党组织将李六如转移到另一小岛上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过度劳累，李六如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脑病，身体极度消瘦。党 组织决定调他回国，到驻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宣传部，一面养病，一面工作。 他住在党的南方局的一处秘密机关，在李富春、王稼祥等同志领导下开展革 命宣传活动。为了隐蔽起见，他以做生意为名，与王稼祥、刘昂等以父子、 父女相称，组成假家庭。李六如除了隔几天到医院看病打针，多数时间在住 所秘密起草宣传材料，经领导审阅后，一丝不苟地在腊纸上刻出蝇头小字， 夜深了便到地下室秘密油印。
李六如带病坚持工作，累了，常到庭院里、小湖边散步，看到湖边那亭 亭玉立的荷花，有时情不自禁地沉吟《爱莲说》中的诗句：“出污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他鄙视香港那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乐于清贫地生活在苦 难的工人之中。
李六如·转战中央苏区
1930年夏，党派李六如到中央苏区工作。到闽西时，因闽赣交通被阻， 李六如被留在闽西根据地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0年7月8日到24 日，中共闽西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六如负责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在 邓子恢领导下，李六如将大会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并逐日编印大会日刊， 留下了长达4万多字的珍贵历史资料。
当时正以“肃反”为中心，“左”倾路线造成了人人自危的严重形势，李 六如对此很不赞成。张鼎丞受党组织委派为此事到了永定，李六如当面向他 提出意见，主张慎重行事，并书面向闽粤赣省委提出意见，面交书记卢德光 （后逃跑）。后来，毛泽民以私人关系向李六如善意提出警告：“同志，我们都 是成分不大好的人，再不要乱开口吧！好在你初来没有多的熟人，否则咬你 一口便糟糕。”李六如在后来写的自传中说：“这是我对党的政策路线最不同 意的一次。” [1]
1931年，红军打下汀州后，建立了福建苏维埃政府，李六如被选为主席 团委员，担任省苏维埃政府常委兼秘书长、内务、财政二部部长及工农银行、 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等职。当时，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经常在外做动员工 作，一切行政都由李六如全权主持，李用全力做好政权工作。这一时期，在 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李六如都 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他主管的财政经济工作，成绩 显著，得到了省委的肯定。
此后，李六如被调到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担任税务局长，协助邓子恢、 毛泽民创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并任总行副行长。国家银行总行行长毛泽民 被调往闽赣苏区担任财政部长时，李六如以副行长名义代毛泽民兼总行行长。 那时中央苏区财经制度混乱，税源不足，特别是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 战争，部队扩大，财政异常艰难。党依据农村战争环境下的需要与可能，规 定了“集中经济力量供应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 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 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经济政策。 [1] 在国民党包围封锁的极 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建立营业部，大力开展各种业务活动。苏区缺乏食 盐，他除发动老盐行挖土熬盐外，还贷款组织商人到白区运进一些稀缺而又 急需的物资盐、布、西药、煤油等，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基本保证了人 民和战争的需要。
与此同时，为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李六如极力主张略为提高土 地税，增发纸币，借以解决扩充部队所需经费。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采纳了 李六如的意见，但由于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邓子恢因此被认为犯了 右倾机会主义财政政策的错误，受到处分。李六如是在邓的领导之下，虽然 没有受到处分，但也遭受了所谓“商人路线”、“机会主义”、“阶级意识模糊” 等批评，并且受到排挤，一些重要会议不能参加。
1933年秋，李六如兼任银行专修学校校长时，由于经常去讲课，因而结 识了学员王美兰。王美兰因丈夫在反“围剿”战斗中牺牲，整天愁眉不展。 李六如深情地劝慰她，王美兰感觉到，这个在课堂上非常严厉的校长，倒还 很关心体贴人，因而朦朦胧胧地爱上了李六如，但是当她了解到李六如的经 历和身世后，担心自己能否与他般配。一天，毛泽民和曹菊如来找王美兰， 对她说：李六如同志与原配夫人失去联系已经7年，早已脱离夫妻关系，一 直过着单身生活，很需要一个革命伴侣。你是他的意中人，他爱你勤劳、忠 厚、朴实、情笃。只是他的年龄比你大，他不知道你是否同意，特来征求你 的意见。不久，李六如与王美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他俩在革命征途 中开始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伴侣生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并成立 苏区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 任，李六如也被留在后方，参加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工作。他与夫人王美兰 一道随部队转战赣南山区，过着艰苦危险的游击生活。
蒋介石为了消灭赣南山上的红军游击队，采取“封山”、“移民”、“并村” 等办法，进行严密围困。敌人白天巡山搜山，晚上又派出大批“听声队”搜 寻游击队的行踪。李六如和中央办事处的同志处境十分险恶，整天藏在山洞 里，不能高声说话，不能生火做饭，饿了就挖点茅根竹笋，采点杨梅之类的 东西充饥，困了就互相背靠背打个盹。山区雨水多，身上衣服往往是湿了干， 干了湿。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李六如等几乎每隔三两天就要在夜间转移一 次。
在一年多艰苦危险的游击生活中，李六如、王美兰多次遇险，经常掉队， 马也丢了，勤务员也没有了。一天夜里，敌人搜山，李六如和王美兰随部队 转移，行进中，王美兰正为一位刚牺牲的同志难过，一不留神，脚下踩空， 滚下山坡。李六如心急如焚，和几位战士摸黑寻找，发现王美兰被小树挂住 悬在石崖上，大家把她救了上来。一天晚上，正在休息，敌人突然围上来， 李六如与王美兰拔腿就跑，跑进村后躲进地窖，用柴禾盖上洞口。敌人狂喊 着翻搜一阵，未能发现，李六如、王美兰脱离了虎口。此后不久，党组织为 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大牺牲，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要李六如等逃 往白区，李六如坚持跟部队一起打游击，又拖了一个时期。后来，到了信丰 附近，形势更加危急，项英对李六如说：“你走路不行，将来恐怕当俘虏，白 白地送死，党还是决定你们几个人（陈潭秋、阮啸仙等）赶快到白区去” [1] ， 并要李六如把一切手续交给梁柏台，由陈潭秋交给李200块银元作为路上费 用。
李六如离开赣南山区去赣州。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李六如与王美兰扮成 一对商人夫妇，在离赣江不远处，不巧遇上白军搜查，李六如的金丝眼镜和 王美兰的钱包均被抢走。到了赣州，他们在街上看到悬赏抓人的通缉令，不 敢多留，匆匆逃往吉安。在吉安，人地生疏，借贷无门。为了赚钱糊口，李 六如在城里卖起木柴和咸蛋。此时王美兰身怀有孕，为了共渡难关，她拖着 沉重的身子，贩卖咸鱼，挑着小担，走街串巷。由于劳累过度，身体虚弱， 孩子难产，生下后又没奶吃，有病又没钱治，孩子活活病饿而死。
此时的李六如既与党失去联系，也不敢写信到外地找亲友，做小生意经 常亏本，真是时日难度，苦不堪言。但他自信天无绝人之路，黑夜总会有尽 头。一天，李六如在街上看到《吉安日报》社的招聘广告，经过自荐，被聘 做“校对兼收录新闻”，月薪12元。这样，李六如才算有了暂时的落脚之地。
在《吉安日报》社工作不到两个月，就被一个国民党军官认出告密，李 六如由国民党驻吉安的五十一师抓走。同一天，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朝 李六如家的方向奔来，王美兰一看情势不对，急忙逃脱了。
在敌人的监狱里，李六如面对酷刑，坚强不屈。第一次过堂，主审官很 “客气”地将捆在他身上的麻绳解下，问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共产党？李六 如平静地回答：“我叫李训生，是个生意人，钱被抢了，不得已到报馆来谋 生。”主审官随即亮出一张贴有李六如照片的通缉令，要李供出我后方情形， 登报声明，履行自首，许李一官半职，担保生命安全。李六如态度坚决，严 词拒绝。主审官装作同情地说：“可惜呀，像李先生这样的干才不为党国服务， 却被共产党所有，不太可惜了吗？”李六如冷笑说：“我算得什么，共产党里 比我强的人有的是。”敌人以为有稻草可捞，赶忙追问，李六如瞥了他们一眼， 正色道：“这还要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不是比我强得多吗？”敌人从 李的口中得不到他们所要的情报，便凶相毕露。第四天，开堂大审，情形大 变，开头第一句就是“土匪！你承不承认”，指着左右排列的刑具叫李六如， “你看看！再不同你客气了！” [1] 李刚答辩，堂上就喊“打！”几个打手蜂拥 而上，一阵乱棍，打得李六如皮开肉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昏倒在地。 等苏醒过来，敌人又强迫他跪铁链，在腿肚子上压木杠，两头站上大汉用力 踩，李六如愤怒地骂敌人是野兽！他又一次昏死过去。
李六如苏醒后，又被带进刑讯室。敌人拿着点燃的大把脚香，逼着李六 如在自首书上签字。李六如断然回答：“我现在不是共产党，无须自首。”打 手把冒着火苗的脚香一次次地往李六如的大腿上戳，焦烟伴着皮肉的吱吱声 冒起，钻心的灼痛，使他阵阵昏眩，浑身冒汗。但他仍咬紧牙关，不作任何 回答。
几天后，敌人给李六如加镣上铐，寄押在吉安县城的死刑牢里，只候批 文一到就执行枪决。李六如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方设法，力求改判，以待 时机，继续为党工作。于是，他给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江西保安 司令熊式辉寄去辩诉书。辩诉书没有直认不讳，而是临时编造一些假口供作 辩护，主要说自己没有死罪。同时，将底稿寄给他的老友南京司法院副院长 覃振，请求设法营救。李六如本来没有寄予多大希望，只想碰碰“运气”。不 料却得到覃振从中斡旋力保，得以保全性命。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 开始，他获得释放，死里逃生！
注释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1]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1] 《李六如同志的一段亲历》，湖南人民出版社：《峥嵘岁月》。
李六如·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长
李六如于1937年3月获释出狱后，离开吉安到达南京。友人覃振见他身 体受到严重摧残，特赠给他一些生活费予以抚养。覃还让他就近做点事，他 没有同意。李六如急于找到党的组织，在覃振帮助下，经过辗转探询，终于 找到了尚未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的秦邦宪、叶剑英、钱之光，接上了关系。 经过他们联系，李六如和王美兰于10月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李六如将被捕经过，“辩诉书”底稿以及在吉安与覃振的来往 信件，上交党组织。经过组织审查，李六如恢复了党籍。不久即分配到毛泽 东办公室担任秘书长。
在担任秘书长期间，李六如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和承办了大量的文 电、报告、书信等文稿。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 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是李六如根据 毛泽东口授提纲整理的。自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以后，陕甘宁边区日益为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是大家极想了解的一个地方。1938年夏，为 了搞好陕甘宁边区的对外宣传，向全国人民作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介绍，同时 也为打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边区的肆意攻击，毛泽东按照编纂计划，指 定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共同编写《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毛泽东和他们两 人共同研究提纲，由他俩各写一半。李六如与和培元按照写作要求，广泛收 集各方面资料，用较短时间写完了书稿。全书共8章，主要介绍：陕甘宁边 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武装人民保卫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发扬 民权精神；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坚持统一战线，实行抗战动员等 等。毛泽东对此书的出版极为重视，他亲自为该书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 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并于1939年1月致信陕甘宁边区 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强调此书“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草率出版， 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因此，特请周扬“全权修正此书”。 [1] 鉴于 李六如等在书稿中尽可能地做了客观、真实的记录，周扬只是略加修改，增 加一些新材料之后，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情况，用以分析形势，制定政策， 指导工作。李六如组织带领秘书们日夜辛劳，或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查询， 或请各方面人士座谈，或者深入到农村、山区调查，广泛收集国内外各方面 的情况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不分日夜源源不断地送给毛泽东研究使用。
1938年9月的一天，日军轰炸延安，毛泽东正在防空洞里看书。李六如 走进防空洞后，准备在洞门口坐下，以免影响毛泽东看书。毛泽东立即指着 自己身边，关切地招呼他：门口不安全，到这边来坐。李六如与王美兰说起 这件事时，由衷赞叹“主席真不愧是好领袖，处处关心群众，特别是在这种 情况下，还这么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1]
毛泽东对李六如的学习很关心，经常叮嘱他学点唯物辩证法，有时间就 写点小册子。李六如深受毛泽东刻苦学习精神的影响，自觉地按照毛泽东的 要求，认真去做。因此，他在延安时期读了很多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写了很 多文章，理论联系实际，阐述了革命工作中的很多实际问题。
毛泽东对李六如夫妇的生活也很关心。1939年初冬，王美兰患了痢疾， 毛泽东叫人送来菠菜面糊，说这东西好消化，有营养。王美兰久病不愈，毛 泽东又让王美兰到苏联治病。当毛泽东得知李六如的原配妻子健在时，还特 别嘱咐李六如给家里寄钱去。
李六如在担任秘书长期间，耳闻目睹江青专横跋扈，反复无常，服务人 员和秘书等感到十分为难，敢怒而不敢言。李六如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 决定把大家长期压在心头的对江青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一次汇报，以便提请江 青注意，挽回影响。但正当他和毛主席说话之间，江青走进来，有些话被江 青听到，她当即大哭大闹，说李六如无权告她的状，说毛泽东和李六如合伙 欺侮她，还竖眉瞪眼拍桌子。毛泽东喝她住口。 [2]
1940年5月，李六如兼任中央财经部指导处长。指导处既要做好工作， 又要培训干部，因此，他确定指导处的任务是，“根据政治经济学之理论与实 际，来研究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的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 在一定之情况下，依据研究所得，对经济建设提供意见。” [3] 根据这一任务， 李六如积极组织各研究组分赴边区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考察，并将所得材料提 供中央和各边区政府参考。1940年夏季，指导处派两名工作人员随陕甘宁边 区政府工作团到绥德分区三县就经济财政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后，李六如就 报告中反映的重要问题，经过详加研讨，提出了“适当的处理土地问题”、“政 府应从速提倡和帮助发展家庭纺织工业”、“适当的解决优抚问题”、“提倡妇 女生产”等10个方面的意见。李六如亲自署名，将意见书送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席团，引起了边区政府领导的重视。有些问题，指定建设、民政各厅组织 实施，有的问题，要求临时参议会作出提案。 [1]
1940年冬，李六如升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协助部长李富春，并主持日 常工作。同年11月，中央决定，中央财经部由行政机关改为研究机关，主要 是搞调查研究，政策咨询，为中央出谋划策，渡过经济难关；同时，帮助各 抗日根据地建立健全财政经济与审计制度等。并通过制发边区财经计划及实 施意见，编写“边区财经参考资料”等方法，指导各边区财经工作。
1941年，国民党当局停止八路军、新四军一切供给，封锁陕甘宁边区和 各抗日根据地。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李六如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 席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为了带头搞好大 生产运动，他和毛主席一起在窑洞前的山坡下开荒种地。他带领工作人员到 南泥湾参观考察三五九旅的农业和工副业生产，看了自办的各种工厂，及时 总结推广了该旅开展生产自给的经验。
李六如通过调查研究，针对不同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财政经济收支 方面的不同要求，实行大部或部分开支自给，少要或不要财政拨款的办法。 这个办法，在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许多单位收到良好效果。
那时，陕甘宁边区财经制度不健全，财政和银行的关系没有严格的制度 制约，两家都发行货币，各机关单位到物资局去要物资，只记账，不给钱， 货币不能回笼，只能增发边币，从而引起物价上涨，币值下降。针对这些弊 端，李六如协助中央财经办事处主任陈云建立健全了金融管理、货币发行、 财经结算、财产保管、费用开支以及价格制定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 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共10章。这个报告是李六如与李富春根据毛主席 的指示和要求，组织朱劭天等十多位同志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材料整理而成的。李六如对提供给毛主席的报告稿非常重视，反复研究，仔 细修改，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 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 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 展计划的冒险观点。根据毛主席的要求，这个报告“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 大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方法。”在说政策说工 作时批评了错误意见和工作缺点，使干部有所警惕。毛主席对李六如负责起 草的这个报告十分重视，他两次亲自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南汉宸写信， 请他抓紧提供有关材料。 [1]
李六如预见到建国后急需财经管理人才，因此，他非常关心爱护青年知 识分子，重视培养锻炼财经管理干部。那时，中央财经部的工作人员中青年 干部居多。在这些青年干部看来，李六如既是一位工作认真，要求很严的领 导，也是一位生活俭朴、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他亲近这些年轻干部，经常 到各窑洞同他们谈心，节日跟他们一起娱乐。在工作上，给他们压任务，教 办法，提要求，勤检查。他不仅要求他们做好工作，还收集财政学、经济学 等很多书籍，鼓励督促他们认真学习。他说青年人不读书不行，到社会上好 多事情不理解。他对文字的要求也很严，不仅叮嘱年轻干部作好会议笔记， 而且亲自检查，看到字写得不清楚，用词不当，也都一一指出。他强调字是 写给人看的，不写好不行。 [2]
这些干部在建国后都成了财经战线的领导骨干。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吕克 白等同志提起他们在李六如身边工作的经历，都深情地盛赞李六如为培养锻 炼年轻干部而付出了很多心血。
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期间，李六如通过参 加整风，学习党史，检查历史，加上参加新哲学会的学习，思想认识上有了 很大提高。他说，自己虽然那么早入党，但当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只有抽 象的认识，对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等许多问题，长时期 是模糊的，认为只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到处罢工暴动，就可以夺取政权， 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更不懂得每一时期要 有每一时期的革命任务与政策措施。现在的思想认识才真正有所提高，同过 去相比，有了质的不同。 [1]
1943年春，中央机关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实行精兵简政， 中央财经部被撤销，工作人员分配到各边区，加强基层工作。李六如留在中 央机关，工作不多，但他身闲心不闲。他着眼于全局与将来，阅读文件资料， 听取群众反映，研究现实问题，积极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工作提供参考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准备，李六如于1944年11月8日给毛主席、刘 少奇、任弼时和党中央写了长篇意见书。意见书先从世界战争说到中国反 攻，主要建议准备转变游击战为正规战的战略。接着又从中国反攻说到国共 关系，主要建议指示各地党要大变“九一八”事变关门主义、唯我独尊的传 统作风。最后，再从党内问题说到他的要求。李六如认为党内有一些值得注 意和纠正的问题。一是存在特殊化等脱离群众影响团结的现象，建议上级同 志千万不可太特殊，在区别上必须把距离缩短些，尤其是中央委员必须以身 作则，以俭朴作风来号召全党。二是关于过去的肃反与现在的反奸问题，李 六如批评反奸工作中未能认真执行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正确 方针，存在逼供信，“弄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主张“改变或废除社会部 的逮捕监禁制度”，指出社会部是党的组织而非政权机关，不应直接执掌或代 替保安司法机关。三是关于培养提拔骨干问题。他指出“将来一旦取得大城 市领导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需要我们去主持，因此必须抓紧干部的培 养工作。四是关于颁布党纲问题。李六如说：我们过去只有简单的党章，没 有党纲。他建议制定合乎中国党的党纲，使全党了解共产党现在做什么，将 来做什么，使全国人民都了解中国共产党有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区别。五 是关于个人要求，李六如说：我在党内虽然这么多年了，但过去只能是盲目 的忠实的服从党，不计其他，好比磨坊里的驴子，蒙着眼睛做工作，这固然 是应该的，也可以说是好的一面。可是事务主义重，学习精神差，对政治问 题不思索，理论水平低。只是到了延安，在毛主席直接指示推动下开始学习， 尤其从整风学路线后，求知欲望更加发展起来，略微多看了几本书，但还是 无法满足提高自己以为党培养干部的要求。他向中央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改 变看文件少的情况，让他多看一些文件；二是分配他做研究现实问题的工作。 李六如的意见书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亲笔批示：“请弼时收存，并与富春 一商，找他一谈。” [1]
注释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38页。
[1] 王美兰：李六如和《六十年的变迁》，《战地》1980年，第6期。
[2] 王美兰的回忆。
[3] 《新华日报》，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三日，第三版。
[1] 李六如：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的信，1940年7月12日。
[1]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417—418页。
[2] 访问吕克白记录。
[1] 李锐：《忆六如老伯》，《人物》1986年2期。
[1] 李六如意见书存中央档案馆。
李六如·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中央明确提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
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
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
并取得确定的胜利。中央要求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
工作。
[2]
热河是东北的屏障，是东北与华北联系的枢纽。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做
好热河的工作，使我党在热河立住脚跟，事关重大。在这种形势下，李六如
受党的派遣于1945年8月由延安去热河承德，担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委、热河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党团书记。
当时的承德刚刚从日伪手里接收过来不久，物质条件很差，什么都缺，
过冬了连棉衣都没有。由于天冷，又没有煤烧，李六如病倒了。他带病坚持
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热河形势日趋紧张。为了让解放区
军民了解事实真相，7月，李六如在《冀热辽日报》相继发表了《蒋介石怎
样出卖东北与热河》、《我们向天津美军当局抗议》和《谈缉凶》等几篇文章，
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驻华美军犯下的种种罪行。
不久，国民党进攻承德，李六如与一些同志一起从承德撤退到围场。国
民党军队追来，他们只好又撤出围场，半路上又遇到地主武装土匪的袭击，
突围后才到了林西，暂住下来。
1946年夏，王首道到达哈尔滨主持东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李六如也在此
后不久调到哈尔滨，担任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李六如看到，东北有现代化的工业，而其他根据地则没有，这是东北同
关内各个根据地在财经工作方面最大的不同之处，因此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特点，必须从东北的实际出发，来研究部署东北的财经工
作。
1947年1月，在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上，李六如作了《关于财
政问题的报告》，强调要贯彻“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后方节约，支援前线”
的财政工作方针。他说，要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要大力开展贸易，积累资
金，建立财政基础。不能靠发票子过日子。银行发行工作也应该是投资生产，
促进经济发展。要适当的统一财政，建立和健全财政制度。
在财经会议的基础上，东北局于1947年3月1日发出了《关于1947年
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决定当前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积
极开辟财源，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努力完成对外贸易计划，借以解决当前与
最近期内的财政困难，并获得资本，造成发展公私经济的有利条件。……另
一方面普遍厉行节约，紧缩一切非必要的开支，反对一切贪污浪费，力求每
一元钱都真正用来争取战争胜利，与保证战士与工作人员生活必须的费用。
总之，从生产方面来培养财源，从节约方面来紧缩开支，以达到争取自卫战
争的胜利与建设根据地的目的。”
为了贯彻落实东北局的上述指示，李六如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同志
的意见，参与起草、修订并具体实施了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指示和命令。比
如，为奖励东北解放区人民积极劳动，努力生产，发财致富，兴家立业，以
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农业生产奖励令》，特发奖励金1亿元，以
奖励那些勤俭劳动，精心耕作有成绩者；《关于增发辽北、辽东农贷的决定》，
增发农贷1亿元，以解决西满、南满新解放区农民发展生产遇到的困难。还
有《关于目前春耕工作的指示》、《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生产节
约奖励暂行办法》和《关于发展纺织问题的指示》等。这些指示和命令，不
仅内容具体，而且行之有效，对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4月，设置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王首道任主任，叶季
壮、吕正操、李六如任副主任。自此，即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东北的财经工
作，不再由东北局直接管理了，使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进入初创阶段。
当时，财经办事处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敌伪遗留下来的物资几乎
用尽，货币发行量已经饱和，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时
处战争环境，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八成以上，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李六
如分管财经工作，为此，他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工作十多乃至
二十多个小时。为了寻求解决办法，他经常与财经办事处的同志们一道外出
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采取相应对策。根据东北局和
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财经工作总的思路，他协助王首道同志主要抓了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财政家底。在大力抓好恢复、发展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同时，清
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举办经济事业。为了积累资金，他主张搞商业，抓
贸易，并考察了松花江银行开展贸易活动的情况，总结了该行开展贸易一个
月的利润高达一二十万元的经验，加以推广。
二是大力整顿和逐步统一财政，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实行对外贸易、
金融、银行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制度。为保障内地流通
顺利，实行统一管理税收的制度，统一关税，产业税实行一物一税，禁止复
税。对粮食实行统筹调剂。为保持物价相对稳定，实行外贸统一管理和内贸
自由的做法。稳定东北券，限制地方券并不准再发，逐步用东北券和实物收
回地方券，做好出版新东北券的准备。
三是认真整顿财经纪律。他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会餐政策”和“用
光政策”等求阔气讲排场的不良倾向，特别强调要紧缩开支，厉行节约，艰
苦奋斗，支援前线。对违反财政纪律，贪污浪费者，主张严加查处，不能姑
息迁就。
四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他认为，在整个财经工作中，恢复和
发展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一项根本性的工作。他很赞同当时提
出的口号：“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说这个口号提得
适时，有动员力量，可以及时打消某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
虑，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的生产积极性。
李六如生活十分俭朴，住室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穿的是补丁摞补丁
的衣服。他请客不到，送礼不收。有人说他“清高”，他付之一笑。他还要求
下属清正廉明，克己奉公。他白天紧张工作，晚上还勤奋地读书和写作。财
经办事处的干部职工，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住在李六如家的楼下，他
经常下楼去看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常向他提出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他总是细心地给予解答。休息时，工作人员也常和他一起聊天，他学
识渊博，通晓古今历史，在谈天说地中总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鼓舞。
所以，工作人员都很喜欢和敬重他们的这位领导和长者，上下级关系十分融
洽。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
为了给新中国培养一批财经人才，他建议开办一所财经干校，很快获上级批
准。李六如兼任校长，副校长由著名经济学家姜君辰担任。
李六如亲自选择校址，物色教员，招收学生。经过精心策划，东北财政
经济干部学校很快建立起来了，1947年7月7日正式开学，李富春、王首道
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
学校开设了“经济建设”、“财粮税务”和“银行贸易”3个专业。李六如
除主持学校全面工作、认真贯彻教育方针外，还主讲政治课和经济学。他认
真研究和整理我党财政经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当时实际工作的需
要，主持并参与编写了《实用经济六讲》，亲自讲授；财政、粮食、税务、银
行、贸易等专业课，分别由各有关部门的领导担任。李六如以他渊博的学识，
深入浅出地把经济理论和财经业务讲得生动活泼，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担
任专业课的各部门领导，都是李六如登门请来的，所以也都认真备课，一丝
不苟，学员们都很爱听，学习热情很高。
根据既已确定的教育方针，财干校在重视对学员进行智育教育的同时，
也很重视对学员进行德育，即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此，学校请李富春、高崇
民、冯仲云等东北局和松江省委领导同志给学员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基本理论，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阶级斗争，讲国内国际形势，使学员
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大救星，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为了给教职工和学员提供谈心得、讨论
问题的阵地，学校办了校刊《学习导报》，李六如为校刊题写了刊名，并经常
为其撰稿。他发现一名叫傅传的学员不怕脏累，自动掏出塞住尿水管的破烂
东西，就马上写了一篇短文《傅传掏尿水管，可嘉！》刊登在《学习导报》
上，对该学员为大众服务的实际行动大加赞扬。讲授“土地问题”课程的时
候，学校还组织学员到农村去，“参观”土改，体验生活，增加感性知识。
他还组织学员和教职工搞农牧业生产，种菜、养猪，改善学校的物质生
活条件。
东北财经干部学校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有学员400余名，毕业后大部分
被分配到东北各省市的财经部门工作；第二期有学员500多名，1948年10月
毕业后，奉命随军南下，去接收新解放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半军
事化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使这两期近千名学员，此后绝大多
数都成为东北乃至全国各地财经战线上的骨干，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成了
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1948年10月3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通令，决定将原来的司法委员
会改为东北司法部、东北高级人民法院改为东北人民法院，任命李六如为东
北司法部部长兼东北人民法院院长。
此时正值辽沈战役胜利前夕，东北行政委员会各党政机关，正奉命整装
待发，准备南迁，接收沈阳。李六如的警卫员和司机给他准备行装时，发现
他的皮鞋已经修补过多次，实在太破旧了，想给他定做一双。可当他听说定
做一双皮鞋要花60万元
[1]
时，连连摇头摆手说“不做了！不做了！”任凭谁
劝都不行。最后，警卫员只好把破皮鞋拿到修鞋铺，花4万元再次修补了一
下。事后，李六如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学会勤俭度日啊！我们的经济很困
难，花每一分钱，办每一件事，都要想想人民……我怎么能花60万元给自己
做一双鞋呢？”李六如穿着这双补了又补的旧皮鞋，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
岗位。
司法工作面对的困难很多，李六如服从组织决定，接过了这副重担。到
任前，他参观了哈尔滨监狱，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上任后，他着手的第一
项工作就是从上到下把机构建立起来，调配相应干部。虽经他多方奔波联系，
但实际到职人员部、院两部门加起来总共才102人，缺额很多。在这些人当
中，有党员16人；学过法律或做过司法工作的23人；老干部11人；留用人
员16人，其余均为新干部。在东北地区各省、市、县、旗1298名司法干部
中，学过新旧法律和做过法律工作的只占极少数，而且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针对上述情况，李六如一方面与行政学院联系，在该院司法系代培学员
300名，准备结业后充当书记员、典狱员乃至见习审判员，另一方面要求各省
院举办短训班或轮训班，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了充实自
己，李六如带头钻研司法业务，并组织研究人员翻译和编写学习材料和业务
参考书。很快，《苏联的法院》、《苏俄刑法》、《苏俄婚姻亲属及监护法》、《苏
俄民法》和《苏俄民诉法》等编好发行，还翻译了《苏俄劳动法》、《苏俄民
法概论》、《苏联检察制度》、《苏联的人民法院》和《苏俄民诉法概论》5种书
籍。这对于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司法工作经验，开展我国的司法工作，起了很
好的推动作用。考虑到我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同，在下发这些参考书时，李六
如特别强调是“借鉴”而不是“照搬”。
紧接着，李六如主持制订了司法部工作规程，并报经东北局和东北行政
委员会批准，从而使东北的司法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逐步走上了正轨。
李六如还根据当时东北地区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
的具体措施：
——对东北各地报送的重大案件及上诉案件，除派员下去调查核实外，
他还亲自审阅案卷，找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查证，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赢得
了群众对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信任；
——除了将原司法委员会制订的六种条例印发各地参考外，又起草了《东
北解放区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民刑诉讼》、《惩治杀人伤人及堕胎》、《惩治
盗匪》、《惩治窃盗》和《惩治烟犯》6种暂行条例，扭转了各搞一套、司法混
乱的局面；
——起草了惩治经济犯罪等条例，统一了东北各级法院的审判标准，清
除了审判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借鉴苏联在监管场所办劳动生产队的经验，组织犯人从事适当规模
的劳动生产，既减轻了国家负担，又改善了犯人的生活条件，此做法得到了
国家司法部的表扬；
——专题向东北局和行政委员会报告，建议上级党政机关发布命令严格
禁止一些党政干部乱打、乱押、乱罚和乱没收等违法乱纪现象，使法制建设
逐步得到加强。
李六如还到一些监狱，深入到监舍、田间地头与犯人交谈，详细考察管
教、生产、食宿、医疗、文体活动等方面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与管教人员
研究具体解决办法。他特别强调，监狱是管理教育改造犯人的前哨阵地，监
狱工作的好坏对司法工作关系极大。他引导监管人员正确分析犯人的思想动
向，既要看到他们的对立性，又要看到他们的可变性。他要求监管人员要把
犯人当人看待，禁止随便体罚，要按不同对象施以政治、文化、技术教育，
使监狱变为特殊的学校和工厂。他及时向政府反映监狱的实际困难，请求拨
给监狱一定数量的生产基金和粮食，解决犯人吃饭、囚衣、医药和文体活动
等具体问题。
李六如认真总结了一些管理得好的监狱的经验，确定狱政管理的基本方
针应当是：以教育改造犯人为其主要任务，以劳动生产为其主要方法，把犯
人改造成为新人。
为了实践这个基本方针，李六如曾经到几所较大的监狱去给犯人讲课，
对犯人震动很大。一些犯人眼含热泪说：“我们犯了罪，政府不打不骂，李部
长还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学习文化，这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我们一定要好
好反省，努力改造自己，不辜负政府的恩德。”不少犯人刑满后既懂政冶文化，
又有了一定生产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注释
[2]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1181
页。
[1] 是东北地方流通券，每1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元。
李六如·为新中国检察事业奠基
1949年10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建立最高人民检察署，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李
六如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高
检署党组成立后，任党组书记。本来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搞这种工作，但考虑
到这是毛泽东主席提的名，党组织的决定，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便坚决服从，
愉快地由沈阳赶赴北京，开始了新的工作。
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在罗荣桓检察长主持下于中南海勤
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会议推举李六如、蓝公武、
罗瑞卿、杨奇清、周新民五人起草检察署组织大纲。经过起草小组认真负责
的工作，很快写出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草案），
经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于同年12月20日经中央
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批准试行。这个组织条例是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第一个法
规，它确定了我国检察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全面、系统地建立检察制度奠定
了法律基础。
在此之前的11月1日，罗荣桓检察长致函李六如，提出他自己由于身体
状况不好，须有一个时期的休养，不能到署办公，一切工作由李六如主持进
行。李六如于11月14日复函罗荣桓，表示“自当照办”，同时以高检署名义
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备案。
[1]
此后，由李六如代行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职务，
全面主持高检署的工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从速组成政府机构的指示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
次委员会议精神，李六如首先抓紧高检署自身的组建工作：一是设置内部机
构，制定编制。高检署一成立，李六如就研究拟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机构设
置及人员编制表，报送中央人民政府。二是积极选调干部，主要是从部队干
部和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挑选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高检署初建阶段，先后
从部队调来师、团级干部10多人，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学习之后，
都分别担任了高检署机关处（厅、室）的领导职务。三是组织干部学习，主
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与法律的学说，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明确我国的检察机
关既是专政机关，又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二者是统一的。检察机关通过全面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
实施。
李六如很重视组建地方人民检察署，并主持起草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
织通则。195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建立机构与开
展工作的通报，要求各大区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委保证实施。《通报》强调建
立检察署的重要意义，提出重点建立、逐步发展的方针。同年2月21日，中
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批准《最高人民检察署1950年工作计划纲要》。该《纲
要》指出，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各级检察机构，采取重点建立、积累经验、创
造条件、逐步发展的组织建设方针。按照国家行政区划自上而下地建立检察
机构，首先把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直辖市以及重要市、县的检察署建立起
来。
[1]
同年3月29日，李六如将《各级地方检察署试行组织通则（草案）》发
给各地征求意见。李六如提出，必须一面加紧建立与充实机构，一面有计划
有重点地开展工作。鉴于检察机关刚成立，工作需要有一个摸索过程，宜先
从检察刑、民案件做起，逐步推进。
为了加速检察干部的配备和检察机构的建立，同时要把好干部的质量关，
李六如领导制定了《各级检察署工作人员任免暂行办法》。这个《暂行办法》
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批准，于1950年8月印发各地执行，从此开始
建立了检察机关人事任免制度。鉴于检察机关肩负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李
六如强调指出，在调配检察干部时，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检察干部必须
是政治品质优良，作风正派，而有相当能力之人。一定要宁缺毋滥，保证质
量。
由于高检署的督促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努力，到1950年底，重点建立人
民检察机关的计划基本上得到了实现。最高人民检察署设在全国5大行政区
的检察分署已全部建立，全国50个省、直辖市和省一级行政区中有47个建
立了检察机构，一些重点专区和市、县也建立了人民检察署，调配干部1000
余人。到1953年，组织建设有进一步发展，省一级人民检察署已全部建立，
专区和省辖市人民检察署建立了196个，占应建数的69％，县（市、区）人
民检察署建立了643个，占应建数的29％，全国共有检察干部5067人，从而
为以后检察机关的普遍建立和检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基础。
[1]
新中国的检察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它的性质、任务是什么等问题，
在检察机关创建初期，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弄清这些问题是开展检察工作
的前提。李六如广泛收集资料，潜心研究中外检察制度，于1950年6月撰
写了《各国检察制度纲要》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李六如概述了检察制
度之起源及作用；介绍了法国、英国、美国、沙皇俄国、德国、意大利、日
本等资本主义各国的检察制度，社会主义苏联的检察制度以及新民主国家与
新中国的检察制度；对各种检察制度作了分析批判与说明。他指出，新中国
的检察制度，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
例》有关规定的基本精神，既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与旧中国的检察制度，也
还不完全相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检察制度，可以说是属于苏联范畴的第三种
类型的检察制度。新中国的检察制度，同苏联一样，都是把检察作为单独的
法律上的监督，而不是审检合署的附属机关。因而其工作范围，就不仅是刑
事方面的检举、侦查与公诉，它还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
法律负有检察责任。李六如又指出，新中国的检察制度，有一点同苏联不一
样，苏联的检察机关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而新中国的人民检察署则实行检
察委员会与检察长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李六如赞成参照苏联检察工作的成
功经验，同时指出，我国与苏联的国情有很大差异，学习时只能“借鉴”，不
能“照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开展检察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符
合我国国情的检察制度。
1950年6月，高检署将李六如这本小册子，连同列宁《论“两重”从属
制与法制》以及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介绍苏联检察制度的两篇文章，编印成
《检察制度》一书，列为司法参考材料，发给检察干部阅读。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的主题是清除国民党反人民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观点的影响；确定司法机关
的任务，建设人民的司法制度。这次司法会议同时也就是第一届全国检察工
作会议。李六如在会上作了《人民检察任务及工作报告大纲》，进一步阐述了
新中国的人民检察制度同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的本质区别，划
清了新旧检察制度的原则界限。李六如在这个亲自起草的报告中，阐明了新
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检察机关同公安、法院、监察机关的分工合作
关系以及检察机关的当前工作和要求。他明确地指出人民检察署是法律监督
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
例》的规定，它的任务相当重大而又广泛，主要是：负责检察全国政府机关
及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法律；对各级司法机关违法判决提起抗诉；
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提起公诉；检察全国司法与公安机关犯人改造所及监
所之违法措施；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民事、行政案件诉讼。他又说，在当
前，镇压各种反动分子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检察机关更为重要的任务。
为了配合政治任务，保障《共同纲领》的实施，他还对当时的检察机关的具
体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就是：注意检察反动分子案件；注意检察违法
乱纪、侵犯人权案件；注意检察损害公共财产和经济建设等案件；注意检察
贪污案件；注意检察破坏土改和土改中的违法案件。
关于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李六如主张依照苏联的办法逐渐试行。在他
主持制定、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中规定：
“全国各级检察署均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机关干涉，只服从最高人民检察
署之指挥。”这就是垂直领导体制。垂直领导是列宁提出并且十分强调的苏联
检察机关的领导原则，目的在于排除地方、部门和个人特权的干涉，维护国
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以后，鉴于垂直领导体制，因当时我国各方面条件尚
不成熟，试行中感到“有些滞碍难行之处”，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
公布的《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将垂直领导改为双重领导，即地方
各级人民检察署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受上级人民检察署领导的同
时，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这就是双重领导体制。同年9月3日，李六如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修
正案）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草案）时，就垂直领导改为双重
领导的原因作了概括的说明，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情况悬殊
不一，交通不便，而各级检察署尚不健全，因此暂时还只能在中央统一的方
针政策下，授权于地方人民政府，使其发挥机动性与积极性，……故此时将
垂直领导改为双重领导，是切合目前实际情况的。
[1]
李六如十分强调要做好干部培训工作，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加强在
职干部的政治与业务学习。他亲自主持培训班，给干部讲课。他还向党组建
议，全面轮训全国各地检察干部。通过培训、学习，使检察干部弄通检察工
作的性质和任务，学会正确运用法律监督职能，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他要
求检察干部同时要掌握调查研究的过硬本领，密切联系群众，以党的政策和
法律为准绳，当好人民的、公正的检察官。
李六如在全国司法会议上作的报告，得到中央政法党组书记、政务院副
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的首肯。1950年10月7日，董必武奉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之命，邀集高检署负责同志商讨检察署工作问题时指出，《共同纲
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全国司法会议上李六如代表高检署作的《人
民检察任务及工作报告大纲》，应是检察署内部团结和工作的基础。
[2]
检察机关创建之初，李六如就要求各级检察署本着边建设边工作的精神，
密切配合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检察工作。
从1950年下半年起，全国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是一
场肃清残余反革命，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斗争。为了做好镇反运
动中的检察工作，李六如同高检署的其他领导成员一道，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部署各地检察机关克服人员少、机构不健全等种种困难，全力以赴地
投入镇反运动，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检察纠正当时各地普遍存在的处理
反革命案件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推动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第二，1951
年3月，向各级人民检察署发出指示，把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
条例》的普遍和正确实施，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指示》要求“有重点
地检查各地镇压反革命的情况，执行政策有无偏差，工作方针是否适当。”同
时指出，“在纠正‘宽大无边’偏向的同时，又须防止主从不分，轻重倒置，
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
[3]
各级检察署根据高检署的这一指示，积极开展了法
律监督工作，参与审核案件，起诉重大案犯，克服草率现象，防止和纠正错
案、假案，保证镇反运动健康进行。第三，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加强指导。1951年6月，李六如了解到陕西省检察署执行镇压反革命工作很
有成绩，当即决定，由高检署致函西北分署予以表扬和鼓励。同年9月，李
六如又指示高检署第一处整理了一份《目前镇反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
重要材料，报送中央政法党组董必武、彭真、罗瑞卿等。
正当检察机关抓紧创建，积极开展工作之际，却从上边刮来了一股“取
消风”。1951年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编制会议，决定精简国家机关，提出要
检察机关“名存实亡”，即只保留名义，不设机构，不配备干部，工作由公安
机关兼办。编制会议的这一决定，在全体检察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使正
在筹建中的检察机关受到了很大影响。当时，李六如不在北京。广州市检察
署检察长郑北辰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坚决反对所谓“名存实亡”。毛主席亲笔
批示：“请检察总署党组提出意见。”高检署党组当即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
明刚建立的检察机关已经在镇反中起了作用，主要是防止和纠正错案及偏差，
并列举了若干重要例证。接着，李六如从外地回京，得知此事，把党组成员、
研究室副主任王桂五叫到家里，由他口述，由王记录，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北京，编制会议作出撤销检察署这样重大的决定，事先
根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同意这个错误的决定，并从国家制度上和实际
工作上说明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当时中央政法党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
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也不同意撤销检察机关，并当面报告了毛主席。鉴
于加强法制建设的需要，毛主席决定保留检察机关，这样才刹住了这股“取
消风”。
[1]
1951年末、1952年初，全国先后开展了“三反”、
[2]
“五反”
[3]
运动。这
是当时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人民检察署站在斗争第一线，集
中力量同“三害”、“五毒”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前，李六如根据办案中发现的苗头，就部署
检察机关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整理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犯罪材料，提出开展
反贪污斗争的建议。1951年5月，他在沈阳市检察署调查全市贪污案件的专
题报告上批示：“此类事件不少，望注意，并搜集整理材料，以便告知有关机
关设法防止和惩治。”高检署遂将该专题报告通报各级检察署。1951年8、9
月间，李六如连续两次以书面材料向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反映各地发生的贪污
盗窃国家财产的严重情况，同时抄送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并建
议中央有关部门，及早制定惩治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条例，开展反贪污斗争。
这些报告材料，为中央作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决策，提供了事实
依据。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以后，李六如部署各级检察署积极
参加，依靠群众，依法查处大案要案。1952年四五月间，“三反”、“五反”运
动进入处理阶段，检察机关参与核实定案工作，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及时纠
正偏差，巩固了运动成果。
李六如把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犯
罪案件，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高检署的领导和推动下，各级检
察署查处了不少违法乱纪案件。据75个地方检察署不完全统计，仅1952年检
察机关即查办了乱捕、乱打、利用职权恣意侵犯人权、陷害群众等违法乱纪
案件2736件，打击了一批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违法乱纪分子，切实地保障
了人民权利，得到了群众热烈拥护，群众称赞检察署是“能为人民申冤的新
机关”。
[1]
1952年，高检署还先后六次分别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政务
院周恩来总理以及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写了专题报告，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基层
组织中违法乱纪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展反对违法乱纪的
斗争。高检署的报告，为中共中央1953年1月5日作出决定，在全国县、区、
乡三级组织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提供
了重要依据，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六如对各地报到高检署的大案要案，总是亲自审阅，认真核实材料，
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例如，天津市不法资本家乔明勋案，就是在李六如的
具体指导下依法办结的。
抗美援朝期间，天津不法资本家乔明勋在承担军用雨衣订货中，盗窃国
家资财，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致使这批军用雨衣发给前方部队使用后出现
严重漏水现象，影响部队行军作战。高检署接到检举和控告后，立即决定受
理此案，转天津市检察署承办，高检署派检察员马光世前往协助。
经过天津市检察署深入调查，证明检举、控告情况基本属实。但在查办
过程中，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同高检署对乔明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
应承担法律责任，认识不一，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李六如除亲自听取汇报、
审查材料、参与案件研究外，为了慎重起见，还先后带领办案人员向中共中
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中央军委聂荣臻元帅、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
等汇报案情和处理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由于乔明勋是天津工商界知名人士，又是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属于统战
对象，因此，高检署又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征求意见。统战部复信同意高检
署的意见：乔明勋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中央统战部在
复信中还着重指出，乔明勋未能遵守《共同纲领》，贯彻公私兼顾方针，而是
勾结私营厂商故意抬高成本，欺骗军方，应予依法处理，以教育改造私营工
商业者。周恩来总理对此案的处理也非常关心，当他看到起诉书副本后，很
快就函告高检署：“对于起诉书完全同意，并请严予究办。”此案最后由天津
市人民检察署提起公诉，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乔明勋有期徒刑三年，并没收
非法所得。这个案件是新中国处理的第一个不法资本家“五毒”案件，在全
国震动很大。本案判处不久，全国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
动。
[1]
李六如经常带领工作人员到各省市检察机关调查研究，抓典型试验，总
结成功经验，推动各级检察机构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他十分重视检察宣传
工作，强调加强同新闻单位的联系，广泛宣传新中国的检察制度，以及检察
机关查办的有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
李六如很注意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当时最高人民检察署的11名检察委
员中，有党外人士三名，他们是：副检察长蓝公武（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
李锡九（民革），以及廖仲恺夫人、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的老朋友何
香凝。当时高检署召开会议，决定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干部任免、重大案
件处理以及其他重大事项，都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李六如经常教育党
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尊重他们，服从他们的领导。主动向他们
请示汇报，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1952年，高检署领导山
西省检察署平反昭雪了山西省临汾县南席村革命烈属张三元被坏分子陷害致
死一案。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案很重视。李六如知道后，立即指示分管这项工
作的第一处用蓝公武名义于1952年10月31日将此案查处结果向中央人民政
府毛泽东主席写了专题报告。11月5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蓝公武同
志：此件已阅，甚好。”
[1]
李、蓝两位老人既是同事，又是诤友，有时为工作
争得面红耳赤，但却没有任何芥蒂和隔阂，事情一经决定，就分工负责贯彻
执行，共同谱写了新中国检察史上党内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灿烂篇章。
[2]
1952年冬，原本身体就不好的李六如，由于工作繁忙，过于劳累，以致
脑病复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到杭州、青岛等地休养。1954年4月，病
情稍有好转，回署参与主持了第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并致了开幕词。1954
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最高人民
检察署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六
如就不担任高检院的职务了。1954年12月至1964年12月，李六如任第二届、
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注释
[1] 罗荣桓、李六如的信以及高检署向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告，存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处。
[1]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 李六如：《关于〈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修正案）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草
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51年9月5日。
[2] 《董副总理与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人商讨今后检署工作问题》，存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处。
[3] 最高人民检察署为贯彻实施《惩治反革命条例》给各级人民检察署的指示，存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
处。
[1] 王桂五：《检察回忆录及其他》。
[2] 从1951年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运动。
[3] 1952年2月，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简称“五反”运动。
[1] 《三年来人民检察工作的初步成绩和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4月25日。
[1]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
[1] 蓝公武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示，存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处。
[2] 王桂五：《检察回忆录及其他》。
·
李六如·呕心沥血写《变迁》
李六如由于年事已高和身体多病而离开工作岗位之后，脑子却平静不下 来，他皓首病躯，日夜伏案，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
他着手写《六十年的变迁》虽在1955年，而酝酿则远在延安杨家岭党中 央工作的时候。1942年，当时他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一边学习马列主义， 学习哲学，学习党的历史，一边对照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半辈子的追求、理想、探索、实践、挫折、失败、成功、 前进……竟与中国革命的历程如此惊人的合拍，息息相关。他感到自己好比 滔滔波浪中的一滴水，随着伟大地中国革命的波澜在起伏，在曲折地前进！ 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把这些发现和体会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在当时，繁忙的 工作几乎占去了全部时间，他只能忙里偷闲，抽空写一点。这样日积月累， 竟也越写越多。他将这些材料整理出来，按不同性质分类，写了三本札记： “由黑暗到光明之路”、“五十年见闻记”和“波浪的人生”。他把这些札记视 为珍宝，一直精心保存着。离开延安时，他把这些札记打成小包包，紧背在 身上。碰上情况危急需要轻装时，宁肯扔掉许多个人用品，也舍不得减去小 包包里的半张纸。在东北工作几年，虽有时拿出来看看，也写几笔，但因公 务繁忙，还是没有时间把这些札记写作成书。就这样，这些札记就一直放在 箱子里，珍藏了十几年。直到了1955年他离开了工作岗位，才把这些札记拿 出来，边看边想，反复琢磨，多方求教。此时，他已是皓首银须、年近古稀 的老人了，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文学创作。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最后决定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书名定 为《六十年的变迁》。
李六如为什么一定要写这部书呢？对于这个当时许多人都感到不解的 问题，李六如在该书的《自序》中是这样写的：“从1895年变法维新前后到 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这六十来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伟大的时 代，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一变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独立国家。 被宗法、礼教、神权等所支配的旧意识形态与顽固保守思想，也逐渐起了极 大变化，社会面貌为之一新。这还不值得写一写吗？”他说，“后代年轻朋友 不容易看到旧社会弱肉强食、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不容易体会到革命斗争 中的艰苦残酷与流血牺牲等惨痛情形；也不容易懂得没有这些艰苦斗争，就 没有今天的独立强盛和自由幸福……后代年轻朋友，更可以从这些历史经验 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为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可见，李六如要写的不只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历史巨著。 他为这部历史巨著进行了严密构思：小说以主人公季交恕（即李六如）的生 活经历为主导线索，展开广阔的生活描写，以求反映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 这6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全书分为三卷 写：第一卷，从清朝末年变法维新前后写到辛亥革命失败；第二卷，从北洋 军阀统治写到大革命失败，主要写大革命的前因后果（这两卷着重写季交恕 由一个有民主思想的进步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所走过的艰难曲 折的道路）；第三卷，从十年内战写到新中国成立。全书不重在写人物，而重 在将这60年的社会演变，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前仆后继的斗争过程 以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等等，描写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搞文学创作，用李六如自己的话说，他是个“门外汉”；他虽然是高级知 识分子，但学的是政治经济，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历史小说，真是“和尚 做新郎——初入贵行”。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困难，李六如决心从头学起，从 基本功入手。他花了很多时间，读了许多中外历史小说，用心研究其写作规 律和技巧。凡是见过他那几柜子为创作《六十年的变迁》而读得磨损了角的 书刊、资料的人，无不为他广泛涉猎、潜心探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
在写作过程中，有时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词，他会在院子里走上几十个 来回，反复比较和推敲；深夜，“铁马冰河”的回忆会驱使他披衣下床，欣然 命笔。不论是滴水成冰的隆冬，还是暑气蒸人的酷夏，他都在不停地学习或 写作。老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都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总 是说“怕时间不够用啊！”“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
除了仔细查阅研究文书档案资料之外，李六如还根据要写的章节的具体 内容，分别走访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情景，认真核对史实，务求准确无误。 比如，在写《岭南风云》一章时，说到季交恕等前往农民运动讲习所，请毛 泽东给湘军讲武堂学员讲授农民运动理论，当他们到毛泽东那里，只见毛泽 东正在给学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为了核对这一 史实，他亲自登门拜访曾在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王首道同志。 王首道为他这一认真的精神所感动，给他作了详细介绍：毛泽东讲到中国社 会的阶级关系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毛泽东一边讲一 边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 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 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 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这些人压迫 和剥削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 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李六如听了王首道的回忆介绍，高兴极了，连说：“珍贵，珍贵，真是好史 料。” [1] 他还长途跋涉，寻访革命旧址，查找有关资料，探望革命老人，广泛 搜集人物和事件记述等方面的资料。
1956年，《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21.6万字）脱稿，几经修改，李六如 自己花钱打印，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及其他中央政治局、书 记处同志审阅，并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等一些专家指导。经毛泽东和 中央有关领导批示，书稿交由林默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审 阅。彭德怀特来李六如寓所看望，对此事倍加赞赏。林默涵看后给中央写了 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肯定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年富有 教育意义，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对此，李六如极为重视，又经过多次 修改，并在《北京晚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等多家报刊连载或选登， 听取各界意见，再次修改，才提交出版部门。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
该书出版后，不仅饮誉国内，一时路人竟说“季交恕”，城乡争购《六十 年的变迁》，而且蜚声国外，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几种版本发行。中 国评剧院将该书改编成评剧《如此家庭》，搬上了舞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 张得福分别扮演剧中主人公童少英、季交恕。该剧多次公演，场场观众爆满， 座无虚席。中国评剧院院长薛恩厚改编《六十年的变迁》为评剧后，把剧本 送给李六如审阅时，附信说：“我为什么要把《六十年的变迁》搬上评剧舞台 呢？因为评剧的观众绝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六十年的变迁》通过舞台，使观 众不仅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之下受到教育，还可以获得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 的历史知识。”
《光明日报》刊登的署名杨樵的文章《辛亥革命史料略述》在评论《六十 年的变迁》第一卷时说：本书作为历史小说读，富于真实性，这是唯一用文 学体裁描写武昌起义历史的巨著。
1958年3月，由著名作家严文井介绍，李六如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59年动手创作《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脱稿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于1961年出版，该卷28.3万字。
年逾古稀的李六如马不停蹄，随即带着秘书罗植南赴湖南、江西、福建 等革命老区调查、搜集创作素材，于1964年开始写《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 写作过程中，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大地，《六十年的变迁》 第三卷刚写到1928年，只写了8.6万字即被迫中断（直到1982年，《六十年 的变迁》第三卷未完成的遗稿才整理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六如每当从报纸上或广播里得知江青又在大肆 阴阳怪气地发表“演说”时，他总要长长叹口气，并且紧握他那干瘦的拳头， 猛地捶着桌子和胸脯。他一再叮嘱夫人王美兰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最 坏的情况发生。
果然，1967年康生在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李六如是叛徒、反党分子。” 还补了一句“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江青、康生一伙还把 《六十年的变迁》毁为“反党小说。”一天，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李六 如在北京北池子的寓所，要抄他的家，要揪他去批斗。王美兰上前阻拦，说 李六如在生病，发高烧，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后果由他们负责！一个红卫兵 伸手摸了摸正处于昏迷状态的李六如的额头，觉得烫手，只好悻悻而去。
197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备战为名，将已年届83岁的李六如和 他的老伴流放到桂林，不准他们带女儿一起走，也不准与女儿通信，过着被 软禁的生活。一次听说昔日的老同事、老朋友邓子恢就住在附近，他去探望 时，两位天涯沦落人相互抱肩，真是说不出的欢快。可是再次探望就被禁止 了。据他的夫人王美兰回忆，那时李六如的体重只有80斤上下，身体己很虚 弱，心中的愤懑之气无处发泄时，常常仰天长啸，声音凄厉。听到他的声声 长叹，王美兰便潸然泪下，禁不住怒从心中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这么一位 革命一辈子的老人？此情正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1972年，党中央批准李六如夫妇返回北京。他异常兴奋，话多了，脚步 也轻快了，“漫卷诗书喜若狂”。他满以为乌云已经消散，迎接他的一定是春 日般的温暖。谁知道，走出北京站，迎接他的竟仍是“专办”人员几张鄙视 的冷面，李六如心上顿时罩上了一层阴影。当年敌人法堂的酷刑受得住，可 是自己队伍的同志以对待“叛徒”、“反党分子”的眼光相视，长期面对无情 的冷遇与凌辱，他实在是难以忍受了……据王美兰回忆，由于江青、康生等 人的迫害，李六如的病长期得不到正常治疗，病情日益恶化，人越来越瘦， 脚越来越肿。大病房的嘈杂更难休息，只好回家待毙。最后病危时，要不到 车，她只好到附近借一辆三轮车，将老人拉到医院。快咽气时，他拉着老伴 的手，用发硬的舌头，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最后 流下两行泪水，慢慢地停止了呼吸。此时是1973年4月10日，李六如终年 86岁。
1980年7月2日，党中央为李六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平反昭雪。王 首道同志致悼词。他代表党中央对李六如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李六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全部推倒。青山常在， 浩气长存。李六如以一个坚强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注释
[1] 引自《六十年的变迁》自序。
[1] 王首道：《出淤泥而不染——怀念李六如同志》，载《王首道文集》，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