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投身革命
谷牧，原名刘家语，曾用名刘曼生、刘景希。1914年9月28日出生于 山东省荣成县（今荣成市）东墩村一个普通农家。他童年丧父，由祖父抚养。 谷牧与其父都是独生子。他既无叔伯，又无兄弟，加以家境困难，常受强族 富户欺侮。
谷牧的外祖父王东堂，是清末的秀才，1922年，他把谷牧接到自己在本 村（荣成莫耶岛王家庄）办的私塾里读书。7年寒窗，使谷牧在文化知识方面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0年春，谷牧报考中学时，校方坚持要小学毕业文凭，谷牧只得就读 荣成县城内的县立第一高小五年级。他读高小的功课十分轻松，可以有时间 看许多课外书，从《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到鲁迅、郭沫若现代作家的作品。 学业大进，思路大开。他的作文，常被列为范文在校内展阅。在荣成县会考 和邻近几个县联合会考中，谷牧名列榜首。 [1]
荣成地处胶东，有甲午中日海战和威海卫长期被帝国主义租占的历史影 响，当地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洗雪国耻的民族意识较强。第一高小的教师， 常向学生们进行“反对列强”、“立志救国”的教育。谷牧受此影响，积极投 入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他的进步表现，受到中共地下工作者孙季周的注意。
孙季周，是中共烟台地下组织派到荣成的，他常到第一高小串联进步学 生，进行革命宣传，并从中挑选了谷牧等人进行重点考察培养。1931年秋， 谷牧由孙季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1932年春季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2] 。
1932年8月，谷牧考入在文登县城郊杨家疃新开办的山东第七简易乡村 师范学校（简称文登乡师）。校长于云亭，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仿效陶行知的 教育思想办学。校门影壁墙上画着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东三省地图；教学 楼挂着一副“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的楹联。该 校开学时共有各地来的中共党员12人，成立了秘密党支部。为方便开展工作， 于云亭推举谷牧任支部书记，他自己以校长身份掩护党的活动。
谷牧在于云亭的指导帮助下，积极组织党员，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工作。 他主编油印文艺刊物《火线下》，与教师李琴吾（中共党员）主编的《教师之 友》互相配合，宣传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揭露社会的黑暗。以地下 支部为核心，组建“新文艺研究会”、“新科学研究会”等外围组织。还在该 校附近的十几个村子里，举办农民夜校。1933年五一劳动节，该校党支部将 中共胶东特委的《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和革命标语，沿烟（台）石（岛）公 路散发张贴，影响颇大。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党的组织，到1934年初，全 校中共党员已达30多人。
1934年春，校内的中共党员张童华叛变，向国民党县党部告密。在紧急 情况下，谷牧被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海阳县山区驾马沟村小学任教，改名刘曼 生，对外假称是北平的学生。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传送中共的文件、信函， 接送过境的同志。当年暑假，在文登乡师上学的几个海阳学生回家，发现驾 马沟小学的刘曼生就是刘家语。谷牧难以在这里隐蔽，党组织让他转往北平。
谷牧于1934年8月初到了北平，但因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接不上关系。经其姑父介绍，暂时住进山东会馆，到山东同乡会办的山 东高中上学。
在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的同时，谷牧抓紧时间读书，并写些小说和杂文， 向《华北日报》、《北平新报》等报刊投稿，得点稿费，贴补生活。他还办了 正式手续，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了大半年的光景，谷牧结识了进步文 学青年王云和、吕夔龙，他俩是艺文中学的学生。三人常在一起议论时事， 切磋写作，成了好朋友。1935年夏，谷牧又认识了一位叫谷景生的朋友，他 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成员之一。经过一段接触之后，谷牧请谷景生帮 助找党。同年秋季，由谷景生帮助谷牧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
随后，谷牧按照党组织的布置，与王云和、吕夔龙、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杨彩、清华大学学生魏东明等创办了《泡沫》文艺杂志。出到第四期，被国 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又改名《浪花》继续出版。
11月，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指示，要谷牧担任北平左联的组织委员，联络 学校中的进步文艺团体。当时北平左联办了个外围文艺团体，名为“青年作 家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大学学生鲁方明、王西彦组织的文艺团体名叫“文 艺青年协会”。经谷、鲁、王三人商量，把两者合并为“文艺青年救国会”。
1936年4月30日夜，谷牧在辟才胡同一家公寓里被捕。他是按照党组织 的安排，住在这家比较像样的公寓，在这里与杨彩、魏东明等一道联系天津、 济南的进步文艺团体，筹办“北方文学会”的。与谷牧一起被捕的还有当晚 前来谈事的王一平。王一平原是山东文登乡师的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底参 加胶东农民暴动后转到北平。
当夜，谷牧、王一平被送到北平军警督察处关押。5月1日上午，一名 伪装成被捕同志的敌特，进入谷牧的号子套供。谷牧识破其诡计，未加理睬。 夜间提审时，谷牧从敌特问话中得知他们没有掌握实情，除了在他的住处搜 到他的一些文艺写作手稿之外没获得任何证据，遂一口咬定自己是爱国的穷 学生，写小说是为了赚稿费过生活。第二次提审，换了个年龄大的胶东籍的 法官问话，称谷牧为“小老乡”，企图以“软”办法诱供。谷牧不管这些，坚 持说自己是山东喜欢文艺的穷学生，来北京借读大学，写点东西赚钱吃饭念 书，王一平是朋友，他来找我玩，被你们一起抓来等。过了几次堂，押了十 几天，那个法官让谷牧找保。谷牧提出，你们先放王一平，让他去找保。王 一平出去找到山东会馆具保，谷、王一起获释。中共地下组织要谷隐蔽待命， 准备转移。不久，他接通知：到西安东北军中工作。
注释
[1] 访问李耀文记录，（1995年10月20日）。
[2] 谷牧：《干部登记表》，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 谷牧：《干部登记表》，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谷牧·在东北军开展兵运
1936年8月初，谷牧和一批平津的中共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
乘东北军军车从北平到达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
这个学兵队，是当时张学良将军在中共的支持下为东北军训练抗日骨干
而举办的。中共平津地下组织先后输送了两批学员。谷牧等是第一批，编为
第一连，其中有20多名中共党员。学兵队设在西安东城门内楼。入队学员按
普通士兵待遇，受严格训练。军事课目有队列训练、行军露营、实弹射击和
作战演习。政治课由中共东北军工委派出的干部讲授，课程有“革命哲学和
政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和抗日斗争”等。
11月，谷牧和同连学员韩涛、马愚，被派往驻固原的东北军第一二〇师
临时工作，任务是对学兵队学员结业后，如何配备到师、团、营、连及其职
责范围、工作方法等进行调查研究。该师师长赵毅是东北军将领中的进步人
士，很善待谷牧等3人。
[1]
西安事变前夕，该师奉张学良命开赴西安。行前，
赵毅集中军官训话，慷慨陈述失陷东北、流落西北之痛，当场下令缴了国民
党派往该师政训人员的枪，让谷牧带一个排押着这些人行军。
到西安后，谷牧受命回归学兵队，旋即被派往特种兵大队任指导员，几
天后又被调去主编《一二一二》军中小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西安形势急剧
逆转。1937年2月中旬，学兵队被改编为青年训练班，谷牧随之西开邠州。3
月底，又再次被编为军官差遣二队的学兵队，与东北军一起东调至安徽怀远
县。5月份，该队被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共地下组织决定谷牧同一部分学员
留在东北军中搞兵运，派他到驻河南信阳的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师长金奎
璧看他文笔好，任命他担任师部司书，负责起草文稿，掌管师部关防（印章）
和机要文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谷牧随该师开赴河北霸县一带阻击日本侵略军。10
月又随部参加淞沪会战，进驻青浦，抵挡在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仗打得很艰
苦，将士用命，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等高级军官阵亡。到了11月初，整个
战局失利，全线溃退。谷牧同师部失散，西归途中，集结本师散兵百把人，
带着他们经江西浮梁、九江辗转行军，于12月底回到信阳。他向先行撤回的
师长报告说师部关防、师长的公章和个人自卫的手枪全部都在，还带回一批
弟兄。师长大加称赞，许以日后重用。
谷牧在撤退途中一再考虑，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兵败如山倒，而东北
军党的地下组织与地方组织没有联系，孤军奋战，起不了多大作用。他决心
离队找党组织商讨在东北军中如何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他便
编造一通理由请长假。师长再三挽留。谷牧仗着在全军溃败中保住了师部大
印这桩功劳，执意要走。师长说，你一定要另谋高就，我不强留，送你80块
大洋作路费，交个朋友。
1938年元旦刚过，谷牧从信阳到了武汉。在汉口一家旅馆住下后，他就
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写信，报告在淞沪会战中目睹的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
仓惶溃退的实情，特别写了溃兵丢弃大量武器的情况，建议由有关地方党组
织设法收集，武装抗日游击队，还提出自己想去延安。他很快就接通知，前
往办事处当面汇报，李涛接待了他。
就在谷牧向李涛汇报当中，周恩来走了进来。谷牧马上立正，恭恭敬敬
行了军礼。周恩来同他紧紧握手，说：“李涛给你讲过了吧!你的报告很有参
考价值。你想去延安，可以考虑，但也不必着忙。好几个月没有看文件了吧！
先学习一下。你住在那家旅馆不方便，另外给你安排个住处。”谷牧说：“周
副主席，我实在想到延安学习……”周恩来用炯炯的目光深深地看了看谷牧，
意味深长地说：“国统区和敌后的工作可能更需要你。”他让谷牧继续向李涛
汇报，就忙别的事去了
[1]
。
当天，谷牧被安排搬至武昌，住进东北救亡总会，认真阅读李涛给他的
一批文件和抗战书刊，结合在华北、上海参战的亲历进行思考，领会党的抗
日路线和方针。半个月后，党组织要他和张学思去豫北组织抗日游击队。他
俩刚开始筹备，又因情况变化而作罢。谷牧随即受命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络
员张文海，到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三三四旅万毅任团长的六六七团开
辟工作。
万毅是当时东北军中著名的进步军官。西安事变前，他就同中共东北军
工委负责人刘澜波建立了联系，西安事变中，万毅坚决支持张杨联共抗日，
驻守渭南，抵御蒋系部队进攻，被东北军中右派势力视为“思想不轨”，后遭
投靠蒋介石的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扣押。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
缪迫于舆论压力，又任万为团长。万毅率部参加了保卫江阴、南京的战役，
年底转进连云港一带整训。根据斗争的需要和万毅的政治思想表现，长江局
交给谷牧和张文海的任务是：对万作进一步考察，如果符合党员条件，就吸
收入党，依托万团在一一二师开展工作。
谷、张二人于2月下旬到达连云港，住进旅社约见万毅。万曾到东北军
学兵队作过讲演，谷牧认识万，万却不认识谷，更未见过张文海。乍一见面，
万很有些疑虑，张、谷自我介绍说是从刘澜波那里来的，万明白了。接着，
他俩又进一步说明是周恩来让我们来看望你的。万毅就完全放了心，敞开谈
了他被扣、获释和参加抗战的情况，以及对抗战前途的看法。谷、张问万毅：
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考虑?万毅讲了个人的认识，又说还要再想想。第二天，
万毅找谷牧、张文海表示：我想来想去，打败日帝，收复东北，靠国民党没
希望，我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加入共产党大干一场。谷、张代表党组织接
受了万毅的申请，并且表示愿作他的介绍人，还研究了在该团如何入手开展
工作的计划
[1]
。
恰在这时，得悉原东北军学兵队第四连的学员伍志钢和山东大学学生李
欣（伍、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带着108名知识分子从高密、诸城到了徐州。
谷、张与万毅研究后，立即与之取得联系，除少数年岁较大者和十名女青年
外，全部接至万团。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成立了由伍志钢、谷牧、李欣
组成的中共东北军一一二师工委（秘密），伍任书记。党工委第一次会议，讨
论通过吸收万毅入党，为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决定把来团的青年知识分子
编为新兵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张文海即回武汉，向长江局复命。
[2]
新兵队学员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大部分下营、连开展政治文化工作，团
里留下二十多人成立了宣传队。因东北军中团长没有任命军官的权力，伍志
钢当了文书上士，谷牧、李欣和其他队员都是二等兵。1938年底，万团在苏
北作战时，又接受了当地一批青年学生，举办了第二期新兵队。1939年夏，
该团转战鲁南，又从日照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办了第三期新兵队。中共东
北军一一二师工委先后接纳训练了300多名革命青年，为团结这支友军共同
抗战壮大了组织基础。新兵队中的许多人，后来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成长
为优秀的中共领导骨干。
中共一一二师工委，首先抓好万团作为工作基地。谷牧到万团之初，就
创办了名为《火线下》的军中小报，自任主编（后由郭虹俊接任）。辟有“抗
战新闻”、“连队通讯”、“学文化辅导教材”和“文艺”等栏目，前后共出版
300多期，生动活泼，很受欢迎。影响之下，师部和师内其他3个团也都分别
办起了名为《火把》、《火炬》、《火光》、《火焰》的小报。
由新兵队学员组成的万团宣传队，下连队教唱革命歌曲，上文化课，进
行文艺演出，开展抗日宣传。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一角》等
当时流行的抗日剧本，也有自己编写的本师、本团抗战事迹的剧本，如《连
云港暴风雨》（写一一二师在连云港实行军民合作抗击日军登陆的故事）等。
谷牧积极参与剧本创作，有时还登台扮个角色。
随着政治工作的加强、文化生活的活跃，万团成了当时东北军中最有战
斗力的一个团队。1938年4、5月，在日照碑廓痛击日伪军刘桂堂部，粉碎日
伪妄图打通海（州）青（岛）公路的计划。7—8月在连云港英勇抗敌，多次
击退登陆的日军。10月，参加武汉大会战，开赴皖北打外围，在合肥袭击日
军机场，炸毁六架敌机和飞行跑道。1939年春，转战鲁南，在滕县津浦路上
打伏击战，生擒日本华北经济考察团团长远山方雄少将。
中共一一二师工委以万团为基地，在全师推进党的工作，陆续发展了一
批新党员，在本团三个营中都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又同本师六六八团的秘
密党员吕志先接上了关系，在该团也建立了秘密支部
[1]
。在开展下层工作同时，
上层工作也获进展。李欣到师部担任师长秘书。谷牧当了三三四旅旅长荣子
恒的秘书，并利用这一职务，在旅部建立了战地服务团，推荐秘密党员程咏
陶担任旅部警卫队的副队长。与同属五十七军的一一一师中的中共工委，也
建立了工作联系。
中共一一二师工委还把工作向地方拓展。1938年上半年，万团驻扎日照、
赣榆时，在费家湖、山口、沟洼、上元、下元、牟家小庄等村开展群众工
作，建立中共地下组织，组建地方动员委员会、抗日人民自卫队。1939年秋，
一一二师转进抱犊崮山区一带，工委派人在当地建立了6个民运点。
1939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山东，罗荣桓、朱瑞直接领导中共
一一二师工委。由于师工委积极吸收进步青年，开展进步的思想文化工作，
争取上层团结抗战，使这支东北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仍能和八路军山东部
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罗、朱首长多次给以肯定和表扬。
1939年9月16日，万团在鲁南与日军作战中，中共一一二师工委书记伍
志钢不幸牺牲。在艰危之际，谷牧受命继任师工委书记。他同党员和进步分
子一一谈话，重振革命精神，增补朱长禄、郭虹俊、吕志先等为师工委委员，
健全党的组织，使党的工作又活跃起来。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公
开反共，竭力推行国民党的“全军皆党”计划，规定无论军官士兵一律加入
国民党。恰在这时，在一一二师师部工作的中共党员王武修叛变。谷牧和师
工委采取特殊措施，将王秘密押送八路军一一五师予以处置。接着万毅又被
调到东北军一一一师任三三三旅旅长，新任团长金克才蓄意与进步力量为敌。
在形势逆转的严重情况下，2月初的一天夜间，谷牧赶至费县布袋峪向罗荣桓
汇报。罗荣桓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指示：提高警惕、压住阵脚，做好应变
准备；那个“全军皆党”的反动计划是国民党逼迫我们退出阵地的诡计，可
以设法应付一下；谷牧可能已经暴露，先行撤出在外面领导该师工作。
谷牧回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进行具体布置：对国民党推行的“全军皆
党”，安排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各单位的“党务录事”，按官兵名册照抄一遍，
分别打上手指头甚至脚指头印模，交差了事。谷牧以母亲病危为由，请假离
开一一二师，住在临沂县的大炉镇，通过联络员继续领导该师工作。
1940年夏末，缪澂流勾结日寇，更加猖狂迫害军内进步分子。他指名调
吕志先等六名中共地下党员到军部接受“审查”。根据这一新的复杂情况，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保护党的力量，维护抗日统一
战线大局，指示谷牧：作好周密准备，妥善组织好党员撤离一一二师；要求
凡是派进去的党员一律撤出；“土生土长”（即在东北军发展的原属东北军人
员）的党员而身份未暴露的暂不撤。谷牧和师工委据此具体研究确定了撤离
和留下的名单，选定撤离行军路线和集合地点，分别秘密通知到每一个人。
要求撤离时不带走东北军一枪一弹，原来掌管钱物的要造出清单作书面交代。
经过半个来月的紧张工作，9月19日深夜，谷牧在约定地点集合撤离的同志。
次日清晨，他带领这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驻地进发。
注释
[1] 邹宝酿：《我当了学兵》，《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646页。
[1] 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4页。
[1] 万毅：《忆澜波同志》，《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2] 访问李欣记录（1995年9月27日）。
[1] 吕志先：《在东北军一一二师工作四年的回忆》，《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8月版，第449页。
谷牧·血洒沂蒙抗日战场
这批干部经过一段学习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谷牧被分配担任山东 分局秘书主任，以后又兼任统战部部长。
为了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谷牧抓紧攻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勤奋办事， 把起草文电、主编分局内部刊物《山东工作》、机要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他 十分重视文书档案的保密和保护。虽然当时战火纷飞，分局机关经常转移驻 地，但经他和有关同志的妥善安排，分局的档案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知情 同志至今仍然称道。分局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许多是老红军、老革命，他 为了维护团结，精心协调各种关系。在当时艰苦环境下，谷牧下了很大功夫 帮助膳食科的工作，尽可能改善大家的生活。因而得到分局首长的器重。
1941年11月上旬，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亲自指挥敌伪军5 万余人，多路进犯沂蒙抗日根据地。罗荣桓部署迂回突围。谷牧受命带领分 局机关队伍转移，并照顾当时在沂蒙采访的国际主义战士、德国著名记者汉 斯·希伯。11月15日，分局机关转移到沂南柳红峪村，与敌军遭遇。八路军 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立即命令谷牧指挥两个警卫连进行阻击，同时急调兵力 增援。谷牧马上率部抢占山头，构筑工事居高抵抗，但立足未稳，日军就冲 上前来，他沉着指挥，猛烈向敌反击。由于日军众多，八路军增援部队又因 情况变化未能赶到，谷牧率领的2个连孤军作战，情况紧急。他为了保护处 于阵地东北方向的分局机关的安全，遂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向西北方向转移， 以引开敌人。刚奔上西部山头，尾随的敌军弹如雨下，谷牧后背中弹，跌扑 在地，血流不止，警卫员要背他下去，他坚持不允，终因失血过多，晕厥过 去。幸好医护人员赶来，剪开衣服为他治疗包扎 [1] 。
谷牧带着严重的伤势，随军行动了三天之后，为了不拖累部队，让照顾 他的战士，把他藏在一个高粱秸垛里，强令他们去参加战斗。天黑之后，谷 牧强忍剧痛，连走带爬，摸到一个村里，遇到一位老大爷把他隐蔽起来，又 过一天，带领几名战士到处寻找救护伤员的分局机关的陈琳瑚，找到了谷牧。 经分局领导决定，派一名护士陪他到敌占区一家堡垒户中养伤。他在那里住 了20来天，靠简易的医疗、房东老大娘的小米粥和本人坚强的革命毅力，伤 口居然逐渐愈合。
1942年元旦后不久，谷牧支撑着孱弱的身体回到分局机关。他看到分局 机关在反扫荡中遭受严重损失。八路军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山东战工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等许多同志，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身体魁梧、 总用打字机写文章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也在突围中端起步枪冲向日本法 西斯，壮烈牺牲在齐鲁大地。谷牧深切地怀念他们，特为希伯写了悼诗：“大 青山上共死生，捐躯曾有异国人。笔底风雷惊海右，胸中火炬振民心。蒙山 常见高高影，沂水时闻嗒嗒声。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 [2] 经过 火与血斗争的锻炼，谷牧更加奋发地投入到分局总结反扫荡斗争经验、整顿 机构、精简机关等工作中。4月初，他被委派接待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
刘少奇于4月10日从华中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 驻地，7月下旬离鲁前往延安。在这三个多月里，刘少奇深入实地调查，与分 局领导干部研究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在干部中先后作了《中国革命的战略 与策略》、《关于山东工作》、《论党内斗争问题》等重要报告。谷牧始终陪同 工作，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1943年3月起，谷牧在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的领导下，参加了半年多的 整风学习。他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规定 的整风文献，对马列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提高了认识， 进一步增强了到火热斗争中磨炼的愿望，强烈要求下去工作。1944年10月， 他被任命为滨海区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
滨海二地委辖临沭、郯城、沭水、海陵（今江苏东海）四县，处于滨海 区斗争的南沿。滨海抗日根据地，经过1944年春、夏、秋不断发起局部反攻， 形势发生有利的转变。山东军区在10月发出指示，要求乘日军南调之机，主 动出击，拔掉伸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谷牧到职后，贯彻这一指示，首 先抓大练兵，壮大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同时发展民兵。他同地委、军分区研 究决定，采取分散游击战与适时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武力攻击与政治瓦解 相结合办法，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
1945年春夏两季，在滨海二地委和军分区的指挥下，临沭县群众武装对 日伪进行了10次较大攻势，卓有战绩，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作了详 细报导加以表扬。6月，滨海二军分区配合滨海军区第五团和鲁南军区第四团， 出击盘踞在郯邳边一带、与日军勾结的梁钟亭部，拔除敌军据点10多处，擒 获梁钟亭。7月，滨海二军分区独立一团又配合滨海军区第四团，发动郯（城） 码（头）战役，歼灭日伪军500余人，收复码头镇和郯城县城。8月初，谷牧 召开干部大会，号召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决战决胜的精神，利用田野 上升起的青纱帐，开展更大规模的反扫荡。他和军分区组织地、县、区干部 分赴重点村进行动员，训练组织民兵，实行坚壁清野，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 战。
注释
[1] 靳星五：《谷牧同志负伤记》，《忆沂蒙》（续），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
出版社1985年出版。
[2] 《沂蒙抗日战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页。
谷牧·为全国解放奋搏滨海
日本宣布投降后，谷牧和滨海二地委立即按照上级指示，指挥部队挺进
敌占区受降，于8月下旬先后收复青口、赣榆等城镇，并迅速展开了宣传政
策、发动群众、赈济贫苦群众、减租减息以及组织复业、复学等工作。“下山
摘桃子”的蒋介石却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中共中央针锋相对，作出“向
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部署。华中地区的新四军移驻山东。山东的八路
军主力和部分干部，在罗荣桓率领下进军东北。谷牧申请前往。罗荣桓告诉
他山东的斗争也需要骨干，说服他留下工作。
1946年4月，谷牧被任命为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的华
东局的秘书长。7月，为适应斗争需要，华东局决定撤销滨海区党委，把滨海
一地委（滨北）划归胶东区，滨海二、三两个地委（即滨中、滨南）所属莒
县、莒南、日照（今日照市）、临沂、临沭、郯城、东海、竹庭（今赣榆）八
县和新（浦）海（州）连（云港）办事处合并为华东局直属的滨海地委。由
于谷牧一再要求上斗争第一线，他被任为滨海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委。
时值国民党军46万人进犯华中、山东解放区。谷牧到职后，把组织领导
武装斗争列为首要工作。他和地、县领导干部大力扩建地方武装和民兵队伍，
在一个多月里组织起民兵11万人（占全地区人口3.3％）、子弟兵团2万余人。
为了增强前方战斗力，他狠抓机关精简，充实部队，规定各县除党政一把手
外，其他人员一律不能配备警卫员。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滨海地方部队和
县区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在陇海路东端，从8月到12月先后五次击退从海
上登陆的国民党军；在西面临（沂）郯（城）一带，11月初配合主力部队歼
敌2900余人。12月，滨海警备旅配合宿北战役，又在临郯地区阻击进犯的国
民党军。
1947年初，在滨海地区境内发生了郝鹏举部叛变事件。郝逆原系日伪淮
海省省长，抗战胜利后所部被国民党收编。1946年初，他为形势所迫在台儿
庄起义，先后移驻莒县和东海，但仍然横征暴敛，欺压群众，并且在其驻区
支持恶霸地主进行阶级报复。谷牧代表地方党政军多次与之进行严肃的斗争。
在赃证俱全的情况下，郝逆还曾伪作认错表示。1947年1月，国民党军大举
进攻沂蒙解放区，郝逆阴谋叛变投蒋。26日，他以纪念起义一周年为名，设
下“鸿门宴”，邀滨海地区党政军领导出席，妄图统统加害，向国民党政府邀
功。谷牧与地委、军分区领导，根据情报断定有诈，以军政事务繁忙不能分
身为由，只派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赵昭等前往敷衍一番并立即返回。当晚郝逆
即举出叛旗。2月6日，在滨海地方部队配合下，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东海
白塔埠一带对郝部发动总攻，至7日傍晚，全歼该部6000余人，俘获郝鹏举。
接着，华东野战军以大步进退的运动战获得莱芜大捷。但是，由于解放
军主动撤离临沂，滨海地区南部大部为敌侵占。国民党临沂专员（原日伪沂
州道皇协军司令）王洪九，带着大批还乡团盘踞临沂，疯狂杀害群众，反攻
倒算，人民不堪其苦。
谷牧在二三月间连续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布置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他指
出，滨海地区在华野主力北移外线作战之后，而对敌军5个师之众，我们虽
然只有2个基干团，仍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本地区坚持斗争。他特别
强调，在敌我双方“拉锯”的边沿地区，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
武装、民兵和群众三位一体的武装斗争组合，把集中力量作战与分散的麻雀
战结合起来；在打击敌军的同时坚决镇压还乡团和土顽，反对伪化；动员组
织群众反抢掠，保卫家园和自身利益；抓住战机，迅速插向敌占区，建立游
击根据地
[1]
。经地委研究，决定组建以白涛副专员牵头的前方指挥部，统一领
导滨南各县、区武装和民兵，相机主动出击。到3月底，收复村庄500多个。
4月初，国民党军又集结24个整编师共54万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
滨海地委发布紧急战备指示，要求认清时局、坚定胜利信心，敌可能进犯的
地区；要抓紧备战，庄庄空舍清野，村村布设地雷，准备开展游击战；敌一
时不能到达的地区，要抓紧土改复查和支前工作。滨海军分区一团、二团联
合县区武装，寻机痛打还乡团。5月中旬，华野主力取得孟良崮大捷。滨海地
区乘胜在莒南、临沭、郯城、东海，连续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到7月底，歼
敌3000余人，瓦解敌军1万余人，受到华东军区的表扬。
为了进一步提高滨海地方武装的战斗力，9月份谷牧与滨海地委和军分区
研究决定，各县建立县（武装）总团部，在军分区领导下，负责统一指挥本
县基干部队作战。10月上旬，配合华野山东兵团进行胶河战役，滨海军分区
组织3个团，结合县、区武装，向陇海路新安镇以东沿线、新浦、海州和临
沂外围以及沂河、沭河之间国民党军发起攻势，连克10多个据点。这时，由
于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胜利挺进，整个战局发生重大转折。
10月17日，滨海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谷牧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积极配合
全国大反攻，主动出击，开展强大军政攻势，歼灭滨海之敌。当月，在连云
港方向攻克东沙、沙河、欢墩埠，进逼海州。11月下旬，攻克陇海铁路上的
徐塘车站和洋桥头等地，控制新安镇至白塔埠100余华里的路段。12月，再
克临（沂）郯（城）公路上的10多个村庄。1948年上半年，军民继续团结奋
战，到7月中旬，共作战320次，歼敌7900余人，攻克日照、石臼所等20个
城镇，将敌军紧紧围困于临沂、郯城、新安镇、新（浦）海（州）等几个孤
立点中。
动员和组织人力、物力，全力支援前线，是谷牧和滨海地委的一项重要
工作。1946年9月，就成立了以专员谢辉为主任的支前委员会。1947年1月，
陈毅特地面示谷牧：前方打不好仗我负责，后方动员不好，支前上不去你负
责，军中无戏言，搞不好可是要砍脑壳的啊!
[1]
谷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进
一步安排，提出“决不让一个战士挨饿，决不把一个伤员丢在战场上”。对全
地区的支前队伍实行军事化管理，地、县两级设立支前指挥部，各县抽调1/2
的干部参加支前，按班、排、连、营组建常备民工队伍，配齐担架、小车、
扁担等器具，随时听候调用。
[2]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支前工作，由
此在滨海地区蓬勃展开。在莱芜和孟良崮战役中，出动担架5.39万副、大小
车9.5万余辆、民工53万余人。竹庭县4000民工组成的支前总队，随华野主
力转战晋冀豫3省，历时4个月，98％的队员立了功。为支援淮海战役，全
地区出动民工57万余人，运粮3480万斤，做军鞋60万双，缝面袋20万余
条，抢修道路1813公里，修桥194座。由专员谢辉带领的支前子弟兵团1800
人，随军渡江、转战宁、沪、杭，跟着刘邓大军打到四川。许多坚持山东斗
争的老同志回忆当年时都说，滨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鲁中、鲁南好些，特
别是动员组织工作搞得好，支前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谷牧在回忆滨海支前
的情景时说：“三年解放战争，是人民自求解放的战争，是人民竭尽全力支援
前线打赢了的战争。”
在进行武装斗争和组织支前的同时，还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1946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谷牧参加了华东局为布置土改召开的地委书记
会议的组织工作。7月，他一到滨海，就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贯彻落实。考虑
到滨海各县、区情况不同，确定经过1942以来的查减斗争，基本完成土地分
配任务的老解放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解决土改遗留问题；新解放区集中力
量进行土改；敌我交错的边沿区则“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在开展武装斗
争中发动群众搞土改。并且确定了几个试点单位，创造经验，指导运动。经
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到10月底全地区的土改大体完成，5.26万余户贫苦
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掀起“反蒋保田”热潮，1.6万名翻身
青年农民参军
[1]
。
1947年4月，国民党“还乡团”活动猖獗，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夺回地
契，残害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地委提出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解决了土改中的许多遗留问题，肃清了内奸，有力地激扬了群众斗志。但是，
由于搬用其他解放区某些“左”的做法（“贫雇农当家”、“一切权力归农会”、
“地主一律扫地出门”等），发生了乱打乱杀的混乱现象。
7月22日，谷牧到莒南县朱梅村，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被打死的
地主，罪恶并不太严重；要打人而且要把人打死是少数人策划的；打人者多
半是妇女和儿童。原因是群众怕“变天”，怕留后患。谷牧认为，这是政策交
代不清，工作不深不细所致。经与地委研究后，立即派人迅速骑马通知各县、
区，坚决停止这种脱离多数群众的做法。8月中旬，他又同华东局派到滨海检
查土改工作的郭子化、地委负责土改工作的副书记孙汉卿具体研究纠偏措施。
当月，经地委讨论，发出《关于土改复查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对消灭地主阶
级的策略、对待富农的政策、追浮财、斗争果实分配和保护中农利益等重要
问题作出具体规定。9月，发出《农民革命法庭组织参考意见》。10月，发出
《在贯彻土改复查中地委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决定》，要求切实纠正逼供信。12
月，再次发出通知，规定杀人须经地委批准。至此，混乱现象基本得到克服。
1948年7月，为了进一步纠正土改中的偏差，谷牧专门召开了组宣工作
会议，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他说，土改中的错误和偏差，首先由地委负责，
但是每个干部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从中学到东西。他指出，发生问题的重要
原因之一，是长期不注重学习理论和中央指示，只在狭隘的经验里转圈子，
因此在思想上要认真克服经验主义，在行动上要切实纠正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10月10日，滨海地区武装乘华野主力解放济南之势，一举解放临沂。11
月初，在淮海战役前夕，谷牧受命率滨海部队挺进新（浦）海（州）连（云
港）。淮海战役一打响，驻海州国民党军即仓惶撤退。谷牧率军于11月7日
进入海州、新浦。8日与华中解放区淮海部队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连云港残敌
3000余人，解放了新海连全境。9日，以谷牧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海
连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敌军撤退、解放军忙于追剿残敌之时，受潜伏敌特的煽惑，发生了大
规模的哄抢事件。谷牧一进城，立即以军管会名义发布坚决制止抢掠、建立
革命秩序的布告，迅速向港口、厂矿、铁路车站、重要桥梁派出武装守卫部
队，组织进城的干部走上街头、广泛深入宣传政策，明令禁止军用品的买卖
交易，惩办了抢劫行为严重的坏分子，一周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
接着，谷牧和军管会对接管工作制订了统一领导、分块进行、实行军事
接管与深入发动群众相结合的计划，组织党政军及群团干部，用了一个月的
时间，接管了新海连境内国民党机关和原属官僚资本的铁路、港口、邮电、
银行、厂矿以及中小学。在全面接管的同时，全力支援淮海前线，仅组织民
工向前方送盐即达73万斤。
11月底，新海连特区成立，谷牧任中共新海连特区委员会书记、警备区
政委。为了巩固革命秩序，特区建立锄奸委员会，谷牧兼主任，坚决清剿流
窜于云台山和沿海村镇的国民党残余武装，侦破多起敌特潜伏案，登记反动
党团和其他反动组织成员4000余人，收缴隐藏枪支640支。发动群众，取消
伪保甲制度，建立区、镇（乡）、闾（村）人民政权。
处于沂河、沭河下游的新海连地区，由于长期遭受反动统治的摧残，而
且连年自然灾害严重，基本上是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农田撂荒，人民生活
极其困难。1949年元旦刚过，谷牧即在新海连特委扩大会上反复强调，要把
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作为工作重点。首先发动国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克服困
难，整修设备。胜利面粉厂、利民食油厂、锦屏磷矿先后于4、5月份复产，
连云港港务处6月恢复运营。对境内（连云港至新安镇）陇海铁路的修复，
谷牧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讨论，下现场动员督战，经过四个月的抢修，5月
17日胜利通车。针对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他和新海连特区行政专员李云鹤大
力开展生产自救，以工代赈，辅之以发放少量贷款，并动员机关干部节衣缩
食捐献帮助。组织了1.4万人参加运输、拾柴、织席、做军鞋、挖河、修路等，
得到粮食近200万斤、1000多万元（北海币），做到了未饿死一人渡过春荒。
在这期间，2月和4月，国民党军黄安舰和伞兵三团先后起义来到连云港。
谷牧主持了欢迎和接待工作。
城市工作对于长期工作在农村中的干部，是个新课题。3月14日，谷牧
主持新海连特委扩大会议，检查入城以来的工作，作出《关于克服党内无纪
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特委还举办机关学校，轮训干部，谷牧自
兼校长。
在接管新海连过程中，谷牧先后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华东局写过四个
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接管城市的实践经验。他提出：（1）对敌人被迫撤
逃的城市，要坚决防范和制止哄抢事件；（2）军管会严格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反对无组织无纪律；（3）迅速复产复业复学，是稳定群众的基本环节；（4）
组织闲散人力支援前线，既可宣传组织群众，又能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5）必须抓好入城干部的学习和教育
[1]
。他还从政策和策略上提出了接管城市
中要正确把握的几个关系问题：对敌人残余势力要坚决打击，同时又要加强
政治瓦解工作；发动群众要面向劳苦大众，特别是动员和组织产业工人；民
主建政中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应予并重；恢复经济中要切实保护民族工商业，
也要打击投机倒把；对旧人员要争取大部分留用，对有严重民愤的坏分子也
应及时惩办等
[2]
。
6月初，谷牧奉调离开新海连，前往临沂，就任前不久由鲁中、鲁南两个
区党委和滨海直属地委合并组成的中共鲁中南行政区委员会副书记兼军区副
政委。他在那里无比欣喜地庆祝了新中国的诞生。
注释
[1] 谷牧：《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3月22日），存临沂市档案馆。
[1] 谷牧：《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月10日），存临沂市档案。
[2] 谷牧：《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月10日），存临沂市档案。
[1] 孙汉卿：《滨海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回顾》，《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 《新海连特区两个月工作总结（1949年1月8日）》，存连云港市档案馆。
[2] 《新海连特区一、二、三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49年3月30日）》，存连云港市档案馆。
谷牧·建设新济南、新上海
1949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谷牧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兼警
备区政委。翌年9月，他被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为市长。
济南在1948年9月解放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是肃清敌特残余，动
员和组织支援前线，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城市破旧、生产萎缩、市场不景
气的局面尚无改观。而且物价不断上涨，谷牧到任的当月农产品上涨80％，
工业品上涨65％，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建设新济南的繁重任务，
压到了谷牧和市委一班人肩上。
11月23日，谷牧召开市委全体会议，研究平抑物价的紧急措施。依靠老
解放区的支援，调入一批粮、油投放市场，清查登记市内的重要生产生活物
资，实行严格管制，打击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很快收到效果。12月，小麦
价格回落22％，棉纱和白布回落30％。同时，组织生产自救，动员机关、部
队节衣缩食捐献救助，安排市内贫困人口的生活。过了1950年春季，经济紧
迫的情况初见缓解。
谷牧认为，这是些临时性措施，不是济南市的“治本”工程。他与市委、
市人民政府的同志们多次讨论，强调全市的中心工作是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决定，紧紧依靠工人群众，抓好工交企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变消费城
市为生产城市。1950年6月初，经市委决定建立济南都市计划委员会，制订
了《济南都市计划纲要》，提出把济南建成“轻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和环境优
美的城市。”
当时，济南共有大小国营工厂44家，谷牧和市委坚持以此为恢复和发展
生产应抓的重点，进行民主改革，清除隐藏在企业里的敌特分子，取消封建
把头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他多次
批评在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要求认真纠正在工厂管理
上不调动和依靠工人积极性的简单化作风和忽视安全生产、职工生活福利的
官僚主义。1951年2月，他深入济南机床一厂，发动工人学习齐齐哈尔第二
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的经验，开展劳动竞赛。他以这个厂为基点，在全市23个
工厂中掀起了劳动竞赛的热潮。
与此同时，谷牧和市委十分注意调动和利用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并采
取三条办法。一是对重要的私营企业，通过贷款、订货给以必要扶持。二是
派干部进厂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建团建党，并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妥
善处理劳资关系。三是加强对工商界的重要人士、代表人物的工作。谷牧经
常约请他们座谈或个别访问，“当面做工作，直接做工作，经常做工作”，讲
清形势，宣传政策，指明任务，听取意见。私营工商业者在党和政府的教育
下，从本企业在解放后逐渐兴旺起来的事实中，增加了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扩
大生产的信心。
经过努力，济南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1951年开始，劳动就业扩
大，职工工资增加，市场供销趋旺、物价稳中有降，兴建的工人新村陆续竣
工，市容面貌渐渐改观。到1952年，全市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1.5倍，国
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所占比重超过了私营企业。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谷牧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土地改革、镇压反革
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起抓。
1950年3月，效区农村开始土地改革。根据老解放区土改的经验，谷牧
一再强调，在坚决依靠贫雇农的同时必须紧紧团结中农，放手发动群众要与
认真执行政策密切结合。经过当年秋冬和翌年春季，郊区土改顺利完成。1.35
万户贫苦农户实现“耕者有其田”。
谷牧和济南市委对镇压反革命投入精力较大。济南解放时，潜伏下来一
批敌特分子。解放初期就破获了“鲁济戡乱建国团”等反动组织。谷牧到济
南后，又先后破获敌“国防部第十一绥靖区游击支队”、“鲁西反共救国军”
等重大特务潜伏案件，取缔了在济南盘踞多年、作恶多端的“一贯道”。1951
年3月，谷牧按照镇反工作要实行专门工作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精神，专门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经过周密准备后，4月1日夜，全市统一行
动，稳准狠地抓获一大批隐藏的敌特、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
霸、土匪。4月5日谷牧亲自起草报告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华东局。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于4月13日批示：“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
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我希望各大中市委
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
[1]
朝鲜战争爆发后，济南深入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在领导这个运动中，
谷牧强调这首先是广泛深入的反帝爱国和国际主义的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市
委、市政府先后召开过共有77.8万人次参加的报告会、讲演会、讨论会。谷
牧和市其他领导干部经常出席群众集会，讲形势、作动员。全市举行了大规
模的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的示威游行和防空演习。各界人民群众捐献飞机27
架，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500多名医护人员和300多名铁路职工，前往朝鲜
前线服务。近万名青年学生和工人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普遍制订和执行“爱
国公约”，促进了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
谷牧在主持济南市的工作中，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糖衣炮弹
攻击的指示精神，自身严格自律，注重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1950年8
月，他在市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代表市委部署开展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
令主义，并从中深入揭发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对极少数负责干部的放
纵越轨行为，谷牧曾给以恳切的劝诫和严肃的鸣警，并及时查处了一批干部
贪污腐化案件。
1951年中共中央发动三反、五反运动的指示下达后，谷牧多次召开全市
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雷厉风行加以贯彻。12月27日，谷牧就三反斗争
的进展情况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华东局写了报告。报告概述了揭露出的严
重问题，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自请处分。报告对于深
入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和作法，在总结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方面必须
首长负责，以身作则，层层带头，深入领导这一运动。另一方面必须使党的
政策、决心与广大群众直接见面。而只要广大群众了解了这一运动的重大意
义，了解了党的政策，了解了毛主席的决心，很快就会发动起来，领导上只
要慎重掌握”，“采取坦白检举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是不会发生任何混乱的。”
毛泽东在1952年1月6日批示：“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请转各大城
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毛泽东还指定济南市作为中央指导运动的一个联
系点
[1]
。
随着三反运动的铺开，五反运动也开展起来，中共济南市委组织了由党
政干部、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共1200余人的检查大队，先后分别
对全市1.6亿多个私营工商户进行检查，发动职工和店员检举不法业主的“五
毒”行为，同时，由市工商联出面，组织互助互查。在运动中，谷牧和市委
及时发现和总结了举行“劳资见面会”的成功经验，即在发动群众（特别是
做好高级职员、店员工作），深入调研，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由基层工会
主持，召集职工代表和资方开会。由资方先自查交待，职工代表当面检举揭
发，效果很好。谷牧认为，这种办法，对资方来说，是在职工群众监督下走
守法经营的道路；对职工来说，是在斗争实践中发挥主人翁的作用。2月5日，
他将此经验写了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毛泽东看到这份转送中共中央的报告后，于2月10日批示：“兹将济南
市委2月5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济南市
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
验。”
[2]
这个期间，毛泽东沿津浦路南下视察途中，在火车上召见了谷牧。谷牧
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毛泽东表示，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并且再次给予肯
定。接着就转换了话题：
“济南因何得名?”毛泽东问。
“因为它在济水之南。”谷牧答。
“济水现在为什么不见了?”
谷牧正准备回答时，毛泽东接着说：
“济水故道被黄河夺去了，你回去查查书看。入境问俗，入国问禁。到一
个地方工作，就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包括现在的和历史的情况。”
“诸葛亮是哪里人?”毛泽东又问。
“祖上是山东临沂人，后来移居湖北襄阳。”谷牧依据史书作了回答。
“他为什么姓诸葛?”
谷牧被问住了。
“你看过《三国志》吗?可查《诸葛瑾传》的注。孔明的先世本姓葛，原
籍诸城，后来移居阳都（即临沂）。当地葛氏是大族，排外性强。孔明的先人
因本族来自诸城，故自称诸葛，以别于当地葛姓，后代相沿，就姓了诸葛。”
途中，毛泽东看到山上树木稀少，问谷牧：“你们山东的山上为什么不长
树?”
“从前有些树，战争中被破坏了。”
“这是个原因。可是我们在江西苏区时，打仗也毁了些树，不久就又长起
来了。你们这里山上基本没有什么树嘛!”
“南方雨水多而山东干旱，树木生长受影响。”
“这理由也不完全，古代山东树木也很茂盛。《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景
阳岗，树就很多嘛!”
后来在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时，谷牧说：“毛主席学识渊博，对各方面的
事物都有探讨研究的兴趣，总是就一个题目启发你深入思考，去了解更多的
事情和道理，使我很得教益。只是关于山东山上树少的议论，我当时未能领
会到他有批评我们对绿化植树抓得不力的深意。”
1952年2月底，谷牧奉调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接
替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任副部长夏衍的工作，并参加全市三反、五反运
动的领导工作。他同夏衍商定，上海的文艺、电影等工作由华东局宣传部直
接管，市委宣传部重点抓理论教育和新闻宣传。
当时，上海的五反运动正进入高潮，但基层单位的宣传标语、漫画和广
播时常“走火”，有的甚至提出了“反剥削”的口号。报纸宣传也有忽视政策
尺度的现象。为此，市委决定三反、五反的宣传口径由宣传部统一掌握，加
强领导。经谷牧与宣传部其他负责干部研究，报请市委批准，制订下发了宣
传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规定。同时建立了新闻宣传碰头会制度，每半月由宣
传部主持，召开一次由市内各报刊、各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通
报运动情况和市委的指示精神，提出新闻宣传重点和要求。从而较快消除了
偏差，促进运动深入健康发展。
1953年初，谷牧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
会书记，重点抓国营工业生产。当时，上海工业企业困难较多，特别是机械
制造行业任务不足。谷牧一方面深入工厂了解情况，与干部、技术人员和工
人座谈讨论，另一方面，多次到北京向机械工业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汇报，请
求支持帮助，领得了长春汽车厂和治淮等重点工程和所需部分机械设备和技
术装置的制造任务，使上海的机械工业缓解了困难。
谷牧在分管上海工业企业中，很注重运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群众工作好
经验。他强调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觉悟，树立新的劳动态
度；组织劳动竞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建立、
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操作法（郝建秀工作法等）；总结先进
班组和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技术经验，反对自满保守、虚报成绩、“大呼隆”的
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他说，上海的工业担负着支援全国经济建设的光荣任
务，不但要为国家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产品，而且要积累资金，培养输送大
批人才。
[1]
11月，谷牧向到沪考察的周恩来汇报工作。由于许多数字是新收集上来
的，记在笔记本上，他脑子里记不太准。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中，几次问起前
头已经说过的某个数字，谷牧就立即翻笔记本去查，很有点尴尬。周恩来笑
着说，不用找了，我记起来了，是×××吧!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高级
干部一定要钻进去，从外行变成内行。谷牧后来回忆此事时说，这给了我深
刻教育，以后我在从事经济工作中，对每桩事情总要了解它基本情况及其来
龙去脉，记牢有关重要数字。
1953年下半年，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谷牧和他领导
的上海市委生产工作委员会又担负了指导和推动上海市私营工厂向国家资本
主义过渡的工作。当时，许多私营工厂主内心疑虑甚多，表面上却急于实行
公私合营。谷牧根据这种情况，提出：按行业充分酝酿制订方案；1954年上
半年部分工厂先行一步，树立榜样。市委批准了这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
12月24日，谷牧代表市委在上海市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上就此作了报告。他
在报告中提出，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除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外，
还有中级、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是政府派员监督，大工厂派特派员，
中型厂派驻厂员，小工厂派辅导员。二是政府的各产业主管局，加强行政管
理和业务、技术方面的指导。三是在工厂里成立由资方或其代理人、党团工
会组织的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增产节约委员会，协商决定本企业的生产经
营、人事任免、劳动工资等重要问题。他强调说，希望有关工商界人士积极
配合协助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搞好上海私营工业的改造，对全国做出贡献
[1]
。
注释
[1] 毛泽东对《中共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示，存公安部。
[1]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的原件和毛泽东批示副本，存济南市档案馆。
[2]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开展“五反”斗争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情况的报告》的原件和毛泽东批示副本，
存济南市档案馆。
[1] 谷牧：《在上海市工业系统干部大会上关于增节约运动的报告》（1953年9月23日），存上海市档案
馆。
[1] 谷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对上海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存上海市档案馆。
谷牧·在工交战线领导岗位上
1955年1月，谷牧调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建委副主任。三
办主任薄一波（也兼国家建委主任）要他主要在三办上班。三办是国务院领
导重工业生产建设的办事机构，联系冶金、煤炭、化工、一机、二机、建筑
工程、建委等部委，被称为“重工业口”。1956年5月，三办与四办（“轻工
业口”）、六办（“交通口”）合并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谷牧担任副主任。
此时，新中国已进入“一五”计划的第三年，各项建设事业生机勃发。
谷牧到三办做的第一桩事，就是主持制订重工业技术工作发展规划。在这个
新课题面前，他以虚心学习的态度，采取集思广益的方法，先请有关各部就
本行业提出规划意见，然后约请各部懂技术的负责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讨论
研究，前后搞了近两个月，形成了一个“纲要”，报送国务院。其主要内容以
后被纳入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在生产建设中得到落实。
接着，谷牧受命组织上海部分工商企业内迁。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
上海经济发展困难较多，特别是在旧中国环境下形成的商业服务业相当萧条。
而内地的经济建设又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经验。有鉴于此，陈云提出
将上海部分工商企业迁往内地，指定谷牧具体组织实施。谷牧经过到上海调
查研究，与其它有关地区研究安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上海270多家轻
工、纺织工厂分别迁往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还有一批服装加工、饮食、
理发等服务业的商户到内地（包括内蒙古）生根开花。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后，中共中央、国务
院分工由陈云牵头研究管理体制改革。谷牧被吸收参加工业小组，担任起草
改革方案的主稿人。从5月起，他先后参加了全国体制会议，随陈云到东北、
中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起草《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又广泛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1957年第四季度，此件和《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
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道，先后经中共八届三中全
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
批准，公布实施。
《关于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的出台，迈出了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
第一步。它的总精神是给地方和企业下放部分工业管理权，主要内容是：（1）
把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到
1959年底共下放1024个，占原来中央管理工业企业总数的78％）；（2）扩大
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管理权限，国家给工业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由原
来的12个减为4个（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3）扩
大地方和企业的人事、财政管理、物资分配权等。谷牧通过参加这项工作进
一步加深了对工业生产特点的认识。他还强调在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
同时，还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各个地区的工业建设应有分工侧重；强化工业
生产中必要的全国统一调度。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掀起了以“大办钢铁”为重要
内容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谷牧对此经历了在实践中逐
步认识的过程。
大跃进初起时，谷牧基于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是努力紧
跟的。北戴河会议后，9月初他曾带工作组到沈阳，督促钢铁生产。此后，他
看到全国几千万人上山，炼铁、炒钢，大放“卫星”，占用农村大部分劳力、
畜力，粮食、棉花丢在田里无人收，损失浪费实在太大。限于当时的形势和
政治气候，他未能直接提出意见，但在许多场合里，他曾经委婉地表达自己
的看法。1958年末，他应邀在第二次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工业发展形
势的报告，在讲了成绩之后，又明确指出“不少地方土高炉、土铁质量不过
关，土钢的质量还有待大大提高”，“钢铁元帅一马当先，对少数工业（主要
是轻工、纺织）又挤了一些。”
[1]
1959年初，他在国家经委机关的干部会上说：
“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结合着的整体，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去
年钢铁工业发展较快，其他部门有的被挤了”，“这一时期最深刻的经验是必
须经常地注意加强综合平衡”。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谷牧根据周
恩来的指示，与华东几省的领导干部商量调低当年产钢指标。有个省提出的
计划指标过高，他本着求实的精神坦率问道：你们的矿石哪里来，煤如何平
衡，运力够不够，现有的和可能建成投产的冶炼能力多大?
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开会，谷牧列席参加。会议前期，他按照毛
泽东提出的“做冷锅上的蚂蚁”的精神，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同国务院
工交各部与会负责干部一道，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研究克服困难的措施。
他热切地期望稳定，期望全党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把国民
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7月19日（已经印发彭德怀的一封信），谷牧在
第六组小组会上发言时，他一方面把当年工业生产可能完成的情况与“二五”
计划指标对比，肯定大跃进；另一方面他提出：从某些具体问题看，缺点可
能是2个、3个、4个、5个指头的问题，说它是一种“左”的倾向也未尝
不可。同时，他又说，从总的形势看，主要是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
片面性以及官僚主义所致，以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倾向为
好
[2]
。这是他当时真实心情的反映。
事情的发展与他的愿望相反。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鼓干劲”，高
指标、浮夸风进一步蔓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谷牧和国家经委的负
责干部们一道，积极抓生产调度，抓保煤、保钢，抓轧钢机、电站设备、机
车货车等重要技术装备的制造，力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实际业
务工作，缓解国家的困难，减少损失。
1961年1月中旬，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止了难以为继的大跃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设立“十人小组”，由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
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组成，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全国煤、铁、
木、矿、运的生产调度，协调处理生产建设中的紧迫问题。邓小平宣布：薄
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不久薄一波病休，由谷牧主持实际工作。
“十人小组”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涉及面很宽，难度很大。比如要保钢，
就得保煤，为了保煤矿生产，又要求保证采掘、运输设备的供货，机械部由
此又要求冶金部保证钢材供应。这样做，捉襟见肘，很费气力。据当时有关
档案记载，从2月2日到6月29日近5个月里，谷牧就主持召开过31次“十
人小组”会议，协调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包括动用国家储备物资，紧
急抢运，等等。
[1]
由于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发生的问题大都得马上采取措施，
因而协调解决这些问题的会议总是立即召开，连夜进行。每次“十人小组”
研究问题，周恩来都派秘书顾明参加，并且当晚就听顾明的汇报。谷牧经常
深夜开完会到家，刚要准备睡下，周恩来的电话来了，或进一步查询情况，
或作出指示，布置任务。顾明回忆说：“在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恩来同志
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同志成立煤、铁、木、矿、运生产调度十人小
组，具体工作由谷牧同志牵头。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这个小组为渡过最
困难的岁月，做了许多工作。”
[2]
4月25日，为了解决当时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
题，谷牧在实地检查了京西煤矿等矿山之后，向中央报告：影响当前生产的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工人不断私自离岗。报告分析其原因说，除了思想教
育不深，劳动纪律不严以外，劳动条件得不到保证，生活安排问题很大。报
告据实直陈：粮食定量不足，劳动服不耐穿，洗澡无肥皂，看病无药，下井
无酒……很难巩固职工队伍，并建议实行特供，照顾矿山工人。4月30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谷牧的这份《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
伍的意见》（中发〔61〕338号文件），批示原则同意谷牧提出的意见。随后，
国务院批准下达了由谷牧组织国家经委进一步调研后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
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确定增加井下工人粮食定量、食油补助，
保证劳动保护用品（包括胶鞋、袜子、毛巾、肥皂，等等）。煤矿工人“老大
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老大嫂”的问题又冒了出来。煤炭产地山西、河北、
河南、安徽，当时因灾情严重，工人家属从农村纷纷去矿上就食，严重影响
了职工生产情绪。1962年初，经国务院同意谷牧又专门召开7省市煤矿工作
会议，重点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确定对灾区的煤矿工人家属，动用部分救济
粮加以补助，保证其口粮不低于当地农民的中等水平。
1962年1月至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决
定采取果断举措大力调整经济。谷牧参加了这个七千人大会，增强了克服困
难的信心。2月23日，刘少奇指示他协助上海落实增产4亿元市场商品的计
划。谷牧深知此事关系到回笼货币，就立即协调有关部门和地区，在一个多
月内，将所需18万吨煤炭、4万担棉花、93万米帆布等物资的供应到位。
[1]
到了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强调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1963年夏季，工业企业陆续开展五反运动
[2]
，猛揭所谓“阶级斗争盖子”，不
适当地“上纲”，来势迅猛。谷牧深深担心生产建设又将受到影响，他强调无
论如何要坚持正确政策，稳定职工队伍，保障生产建设正常进行。7月，谷牧
对一个省关于工厂五反运动的报告，提出以下意见：在我国工人阶级内部不
应当划分阶级和阶层；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应提“依靠老工人
和积极分子，提高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整顿和纯洁工人队伍，要
严格按中央政策办事，是否给某些人“戴帽子”，需慎重考虑（谷牧：《对中
共湖北省委有关“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请示的看法》）
[3]
。
11月初，谷牧代表国家经委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大庆油田现场会
议。他看到大庆油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3年拼搏，拿下一个特大油
田，涌现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英雄模范和红旗单位，为之十分
振奋。他从大庆油田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中，看到了中国工业发展大有希
望，并满怀激情给中央写了报告。12月15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
交通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学习推广大庆油田的经验。
这时，毛泽东在冶金部党组的一份建议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报告上批
示：“国家工业各部门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接着，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1964年初，谷牧被任为主任。他报
请中共中央批准，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商妥，从解放军中抽调了一批
中高级政工干部，分配到中央工交政治部、工交各部和一些大工业企业政治
部。从中共福建省委、北京军区、福州军区分别调钟民、李人林和邓东哲，
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在调集干部、设立机构的同时，即代中共中央起
草《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决定》。为了把解放军的政
治工作经验与工交战线实际结合起来，写好这个文件，谷牧从有关工业部门
和重点大厂矿调人组成写作班子，还从解放军总政治部特邀几位有经验的干
部，共同调研讨论。3月16日至4月3日，由谷牧筹备的全国工业交通政治
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放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
持“四个第一”，树立“三八作风”，开展“五好运动”的好经验，具体运用
于生产建设。会议对地方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性，也进行了深入讨论，
确定：（1）工交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2）贯彻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3）坚持政治、经济、技术的统一；（4）
实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会议制订了1964年工业交通政治工
作要点，要求组织广大职工坚决扎实地学习解放军、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
义劳动竞赛，创造“五好”企业，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
当年第四季度，谷牧遵照刘少奇提出的领导干部一律要下去开展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的要求，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刘澜波带队，到北
京石景山发电厂蹲点。同时，他又着重抓了工业建筑设计系统开展“设计革
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陆续在全国城乡铺开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建筑设
计系统怎么办?谷牧颇费思量。他认为，设计院的社教绝不宜搬用农村人民
公社和城市工矿企业的办法。当时，一些设计院提出设计人员思想革命化、
设计组织革命化、工程设计工作革命化，主要是组织设计人员深入建设现场，
同工人一道，在参加劳动中搜集有关设计数据，测绘有关图纸，进行工程设
计。这种做法，被称为“设计革命”。谷牧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于1964
年10月总结了设计革命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
作的彭真将此件转送毛泽东。毛泽东于11月1日批示：“要在明年2月开全
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
分讨论，畅所欲言。以3个月时间，可以得到很大成绩。请谷牧同志立即部
署，并进行几次检查督促，总结经验，实为至盼。”
[2]
翌日上午，谷牧就召集
工业交通和国防工业共19个部门主管基建的负责干部开会，进行传达安排。
当晚，谷牧写报告给彭真转呈毛泽东。报告提出：设计工作革命是当前社会
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以主席思想为指导，彻底揭发和清除资产
阶级思想影响，打破苏联框框的束缚，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和符合多快
好省要求的设计工作办法来。在今后3个月内主要是清理设计思想、设计方
法上的问题，为开好明年2月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作准备。至于设计院的划阶
级、整顿队伍等方面的工作，可以在这段工作以后的适当时机再进行。报告
还提出了开展设计革命的步骤。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同志，请告谷牧，他的
这个部署很好。”
[1]
全国的设计院所迅速按此要求行动起来。
1965年3月15日到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会议期
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指示说，设计革命的目的是
把设计人员教育好，把设计工作做好，不是整很多人。设计革命也就是设计
单位的“四清”运动。据此谷牧在会议总结中提出：“设计革命的任务，设计
工作革命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做出好的设计。”“既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又要
使设计革命落脚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设计革命是设计单位进行社教的特
定形式”。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谷牧的这个报告。8月下旬，国务院将
经过这次会议讨论修改的《设计工作五十条》下发试行。
这次会议后，国务院各部属下的设计单位，约有70％的人员深入工地搞
现场设计。1966年夏，由于“文革”发动，设计革命实际上就停止了。谷牧
后来回忆说，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以设计革命作为设计单位进行社教
的形式，在较大的程度上减轻了“左”倾思想对广大设计人员的压力。不过，
在当时大气候下，不可避免地也留下“左”的烙印，伤害了一些技术骨干，
在改革规章制度中也夹杂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
3月3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基本建设
委员会，任命谷牧为主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设立国家建委（第一次
1954年11月成立，1958年2月撤销；第二次1958年9月成立，1961年1月
撤销）。本届建委是根据加强备战、建设大三线的需要成立的。1964年，毛泽
东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多次强调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
略战争，要搞三线基地建设，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工厂，可以一分为
二，抢时间搬到三线去。加快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顿时成为国民经济工
作中的首要大事。1965年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大三线建设要由国
家建委管起来。当听到建委已撤销多年时，他说撤了再成立嘛!
新的国家建委于4月22日正式办公，谷牧和副主任孙敬文、宋养初、刘
裕民、谢北一、吕克白、赵北克、顾明等，全力投入工作。经过认真准备之
后，8月21日至9月4日，由谷牧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迁建工作会议。
他在会议上提出，要防止和克服不重视迁建和一窝蜂盲目拆迁两种倾向，强
调搬而不乱，迁建和生产两不误。经过会议讨论，确定“三五”计划期间迁
建500个项目，主要是军工企业和为军工生产配套的金属材料、机电产品、
高能燃料、橡胶制品以及三线短缺的民用品等生产项目，为国防尖端服务的
科研设计单位。谷牧在总结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大三线建设要重视支援农业，
少占农田，切实照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
[1]
。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在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及有关部门和
地区的共同努力下，到1965年第四季度初，大三线建设相继在四川、云南、
贵州、陕西、甘肃铺开。近百万建筑施工队伍，从沿海调到内地，从城市开
至山区，在生活条件艰苦、作业环境困难的情况下展开了大规模建设。
为了组织好建筑施工，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10月20日，谷牧主持
召开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抓好设计革命、施工管理革命、
建筑技术革命和建筑材料革命。他指出“肥梁、胖柱、深基、重盖”这一套
沿袭已久的建筑规范，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改革，要推广轻型结构，
降低建筑物的自重，提高建筑物的装配化水平。他还提出，对一年烧制140
亿块黏土砖、毁掉1.5万农田的情况，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要积极使用炉渣、
炉灰、煤矸石、页岩制作建筑材料。
[2]
他的这些意见，在当年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作了汇报，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
大批施工队伍开往大三线地区，后方家属的生活安排、子女的学习教育，
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反过来又引起施工前线职工思想的波动。谷牧考虑，
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可否实行工役制，以解决上述实际问题。他将这个想
法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肯定他的思路，并明确主张实行兵役制，责成谷牧
在国务院各部直属的160万建筑施工队伍中，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
兵，实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谷牧与有关部门研究后提出，1966
年先在冶金、煤炭、水电、化工、石油、交通部门试点，整编五个支队（师）
另四个大队（团）。1966年8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
成，调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任指挥部主任，谷牧兼任政治委员。
大三线建设任务艰巨，不少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谷牧责任在肩，
为解决这些问题，与同事们苦心研究，大绞脑汁。1965年11月中旬，邓小平、
李富春前往西南大三线视察建设工程，余秋里、谷牧及有关部委的负责干部
随行，拟定在现场检查之后，举行会议，对三线建设进行深入讨论。他们12
月4日到达昆明，5日上午开会，要谷牧当日下午详细汇报。不想，中午传来
信息，中央通知邓小平、李富春立即赶赴杭州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大三线
的会停开。谷牧暗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大三线建设还重要的事情?心中忐忑
不安。
注释
[1] 谷牧：《在全国第二次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1958年11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9页。
[1] 据“十人小组会议记录”，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顾明：《怀念与思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 谷牧：《关于落实上海增产4亿元市场商品给刘少奇主席的报告》（1962年4月16日），存中央档案
馆。
[2] 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3] 给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的信，1963年7月27日，存中央档案馆。
[1] 《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工作的决定》（1964年4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谷牧：《在全国迁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9月4日），存中央档案馆。
[2] 谷牧：《在全国基建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0月），存中央档案馆。
谷牧·在“文革”动乱中支撑经济工作
刚过1966年元旦，谷牧回到北京，李富春把上海会议上批判罗瑞卿的事
告诉了他。谷牧心头顿时蒙上阴云，尤为关心在昆明停开的讨论三线建设的
会能否再开。3月，他又随邓小平到西北检查三线建设工程，但是开会的事，
却再无下文。而一连串让他更加困惑不安的事发生了：从批《海瑞罢官》发
展到批“三家村”，中宣部被指责为“阎王殿”，揭出所谓的“彭、罗、陆、
杨反党集团”，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他焦灼地思索：这是怎么回事?刚刚恢
复的国民经济将会怎样?正在铺开的大三线建设将会怎样?他不愿看到的事情
仍在发展：聂元梓大字报出笼了！学校先乱了！大动乱开始了！
7月下旬，谷牧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随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蹲
点。该校是国家建委主管的，也是北京最早发生反对工作组，出现两派群众
组织尖锐对立的一所高等学校。谷牧非常高兴刘少奇前往解决问题。他随刘
少奇接连去了三次。刘少奇在那里看大字报，与学生座谈，强调“要讲政策，
区别对待”；还在全校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
楚，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许多同志和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老革命遇到
新问题。谷牧觉得刘少奇讲得切中实际，反映了老干部的心情。
突然，一天下午，刘少奇对谷牧等同去蹲点者说，建工学院他不能再去
了，要谷牧或戚本禹去结束一下。戚本禹拒不接受任务。谷牧承担下来，他
到建工学院大讲少奇同志对我们关心爱护，对他的指示要认真学习贯彻，等
等，想用刘少奇的威望，疏导那里的问题。8月1日至8日，谷牧列席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他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的惊人变动，思想十分不通。接着，
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讲话被诬为“镇压革命的大毒草”。谷牧为结束刘少奇蹲
点的讲话，也就成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紧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
证，他由此受到“炮轰”。
9月初，为了维护已经遭受严重扰乱的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经李富春建
议，毛泽东批准，调余秋里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谷牧除
主管基本建设外，还分管铁道、交通、化工、国家经委等八个部委。周恩来
对他俩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
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
产绝对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
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他指示谷牧务必抓好铁路货运，无论多么困难，都
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这时，已
经挨“炮轰”的谷牧，很体会周恩来的困难处境和良苦用心，倾尽全力，协
助周恩来处理一个个令人焦虑的难题。10月上旬，中央决定再让学生串连一
个月，要铁道部安排学生进出北京各150—170万的计划。谷牧提出，货运力
量被大串连严重挤占，上海等地原料、燃料、粮食库存量已降到最低保有量
以下!周恩来说，拟出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
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决定。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由谷牧主持
起草、经周恩来审改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区、
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连，适当控制人数，从11月1日到5日，各地串
连学生暂缓来京；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
铁路部门要保证客货运输畅通。
11月10日，上海王洪文等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30个小时的“安亭
事件”。中央文革一伙，煽动学生下厂矿串连，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蓄
意搞乱工交系统。国民经济濒临危急。为了控制局势，余秋里、谷牧向周恩
来、李富春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先务几天“虚”，谈谈
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搞。周恩来指示，会议分成两摊：余秋里抓
计划会议；谷牧主持工交座谈会，讨论厂矿“文革”和抓革命促生产。
工交座谈于11月16日开始。到会的多数负责干部，纷纷反映工交系统
日趋混乱的严重情况，对提到会上讨论的由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
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工交十二条》），绝大多数人都强烈反
对。有的质问，学生下厂是向工人阶级学习，还是要搞乱生产?有的问，工厂
有党政工团和民兵组织，有职工代表会，还另搞什么群众组织?有的说，把
积极搞生产的干部和职工说成“保皇派”，太岂有此理!谷牧集中大家的意见，
把中央文革的《工交十二条》增删调整为十五条。主要内容是：写入“十七
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样一个总精神；增加了工
矿企业“文革”要分期分批进行，坚持八小时生产，正面教育为主，不搞“四
大”，学生不进厂串连；还根据当时主管财贸工作的姚依林的意见，写上“此
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题目定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简称《工交十五条》）。
21日，陈伯达电话找余秋里和谷牧前去，余秋里因事未去，谷牧到后，
陈伯达指着《古文观止》上《报任安书》中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一段话，喋喋不休地叫嚷，说
什么我们小小老百姓，你们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云云。谷牧回
来即去找周恩来汇报。22日晚，李富春电话告知谷牧：你们提出的问题，总
理和我已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指示：①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分期分批
进行；②八小时生产时间不能侵犯；③不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宽了；
④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
续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1]
。
根据这一信息，谷牧满以为稳定工矿企业有希望了，但后来的事情同他
的愿望完全相反。
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
谈会的汇报。事前，谷牧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认真准备了汇报提纲。他认为，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搞好生产和经济建设没有错，要报真情，说
真话。他在汇报中讲了工交战线有三个特点。第一，工交战线是高举毛泽东
思想伟大红旗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第二，工交战线干部和职工
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没有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第三，大工业
生产具有连续性和协作性，不能中断。谷牧明确提出，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工
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文教单位和党政机关，必须分批分期，坚持业余
闹革命。他还强调，企业里党组织的工作不能停止，从上到下要加强生产指
挥，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全部罢官
[1]
。
谷牧的汇报一结束，中央文革一伙就猛烈向他“开炮”。张春桥攻击谷牧
的汇报代表了一部分走资派的情绪，否定企业里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江青
攻击工交战线的领导人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康生则
说什么“资本主义要复辟，工矿企业这一环问题很大”，“现在的工厂是没有
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王力还指名攻击陶铸，说谷牧的汇报提纲受了陶
铸强调由党委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陈伯达气势汹汹地质问：这个《汇
报提纲》，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周恩来承担责任说，是我要他们开夜车赶写
的，来不及分送。
林彪作总结讲话时，彻底推翻谷牧的《汇报提纲》。他说，这次工交座谈
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汇报提纲》那三个特点的头两点要
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等等。
12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伯达等搞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
定》（简称《工交十条》）。这是他们原先炮制的《工交十二条》的变种。由于
毛泽东肯定了“坚持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工交十条》不得不写入，
与此同时，它突出工矿企业要搞“四大”，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可以在本市进行革命串连”等等。工矿企业由此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状况。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竭力维护国民经济的运转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周恩
来决定国务院成立生产组，要余秋里和谷牧组织一个精干的专门班子，负责
全国经济建设的指挥调度，并且住进中南海办公。谷牧很挂念他分管的大三
线建设，报经周恩来和李富春批准，先出发西南，准备回来后再进中南海办
公。他先后到成都、昆明、六盘水、遵义、重庆，看到处处陷入混乱。西南
大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程子华被造反派围攻得焦头烂额。攀枝花基地
建设总指挥徐驰，派人在途中迎住谷牧，告以渡口局势糟透了，不能进去。
到昆明找云南省委书记闫红彦，而这位老同志却已被中央文革小组逼迫自杀。
到贵州后，省长陈璞如告诉谷牧：省委被冲得根本无法工作，有时要躲到火
葬场里开会。谷牧的心情坏透了！
1967年1月下旬，他怀着极大的忧虑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遭到一群
人的包围，把他绑架到甘家口“学生联络站”禁闭，进行批斗。周恩来得知
后，马上派联络员传达他的指示：“造反派不能随便扣人，我要听谷牧汇报。”
这样，谷牧在挨了几次批斗之后，才被送到国务院北门。
周恩来安排谷牧在中南海假山院与余秋里同住。谷牧在这里一面帮助周
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管理工业交通工作，竭力维持急剧恶化的经济局势，
一面还要经常出去接受批斗。尽管每次去时，周恩来总派联络员护同，并且
交代以两小时为限，不得体罚。事实上哪一次也得四五小时，受尽谩骂之辱
和坐“喷气式”之苦，全身像散了架子。
谷牧住到中南海办公以后，就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他在会
上看到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强烈抨击“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错误作法。
尤其是2月11日和2月16日两次会议上，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
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党的领导、
残酷迫害老干部、搞乱解放军的罪恶行径，为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进行了
大义凛然的抗争。但是，却被诬为“二月逆流”。
谷牧也被扣上“二月逆流小伙计”的“帽子”。他由此遭受的批斗再次升
级，连连被抄家（先后共计8次）。他虽身陷困厄，仍然以周恩来为榜样，忍
辱负重，在混乱局面中进行运输和生产的调度，处理着数不清的难题，为周
恩来分忧解劳。周恩来为了支持他工作，常带着他一同接见群众组织代表。
而那些造反派头头却诬蔑谷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走资派”、“三反分子”，
还把他和反党分子饶漱石硬扯在一起，进行纠缠。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总
是正色严词予以批驳，说余秋里、谷牧是毛主席赏识的干部，谷牧与饶漱石
没有关系；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需要他俩作帮手，这也是毛主
席决定的。当年五一劳动节，周恩来还安排谷牧和一些老同志登上天安门观
礼，姓名见报，同时又写信给谷牧等负责干部，用心良苦地关照他们谨言慎
行。
5月份，一些铁路沿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许多重点路段发生严重堵
塞，有些地区出现了抢劫货车甚至拆除路轨的严重事件。谷牧将这些情况报
告周恩来，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和
对铁路、交通两部实行军管的决定。5月31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
叶剑英、余秋里、谷牧、萧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传达向毛泽东汇报的结果，
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将全国18个铁路局分给附近的驻军实
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航运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
随着“文革”大动乱持续加剧，谷牧1936年4月30日在北平被捕一事，
本来早经党组织审查清楚作了结论，又被造反派重新提出，要“深查深挖”
他的大字报、大标语上了街。紧接这个“叛徒”案，又生出了“特务”案。
原来是敌伪档案中一份特务领取津贴的名单上有个“少校”，名字与谷牧的曾
用名“刘曼生”相同。此人籍贯河南，比谷牧大十岁，原来毫不相干。可是
蓄意要打倒谷牧的人，做了手脚，栽赃陷害。国家建委的造反派，还组织了
所谓“揪谷兵团”，在中南海北门搭设帐篷，用高音喇叭狂呼乱叫，达三个月
之久。周恩来尽力保护，坚持不允交人。
到了1968年4月初，李富春对谷牧说：所谓“叛徒”、“特务”已经基本
查清，有些人还要纠缠，暂由他们去。国家建委已实行军管，总理和我的意
见，你可回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取得谅解”。总理要我转告，你一定要经得起
磨炼。谷牧心头一热，几乎落下泪来。行前，李先念也看望了他，并且正话
反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怎么才当个国民党的少校，真是岂有此理!”
4月11日，谷牧由国家建委军管会接回机关。李富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向军管会交待：谷牧回去后，本单位对他批判，由军管会统一安排；外单位
如要批判，须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军管会派人相陪，同去同回，不许扣人；
批判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住在机关，不要住家里（这是保护
措施）。从这时起，谷牧经历了1年零8个月接受“群众审查批判”的生活。
在此期间，他的4个儿子分别去了东北、内蒙古、西藏，妻子带小女去了江
西五七干校，只有80岁老母独自在家。他夜晚对灯，形影相吊，瞻念国事家
事，心情寂苦，莫可名状。
对他的政治历史，国家建委内观点不同的两派造反组织，都花了很大功
夫去查，几乎跑遍全国，终于作出“反复进行调查、核实，都已查清，没有
问题”的结论。但他还得在“帮助小组”的“指导”下，进行“触及灵魂”
的检查。
1969年10月，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把大批老干部驱往外地。国家建委军
管会请示国务院：把谷牧下放五七干校。周恩来批示：谷牧不去干校，先在
群众中作检查，取得谅解后，到基建工程兵。他对三线建设有兴趣，又参加
过基建工程兵的组建，让他去一边劳动，一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
可以带队伍到前方服务。根据周恩来的批示，谷牧先在机关、后到江西清江
国家建委五七干校向群众作检查，于12月初被宣布“解放”，下旬前往四川。
从当年年底到翌年6月，谷牧先后在驻江油的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和驻
灌县的第六十一支队的连队里当兵做工。这两个支队的干部总想方设法照顾
他。但谷牧坚持以普通一兵要求自己，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样出操、站岗、
劳动做工。他干过砸石头、开破碎机、下料放样、安装设备，还当过仓库保
管。他辅导战士读报、学习施工技术，很受大家欢迎。在工程兵支队部的安
排下，还作了调研，先后写出《工程兵的经验》、《一支队四大队调查》、《关
于工程兵优越性的调查》等报告，报送国务院。
1970年5月20日，谷牧因长期营养不足，过度劳累，引起血压高，晕倒
在四川灌县映秀湾水电站工地上。周恩来得悉后，指示立即送回北京。经阜
外医院治疗，逐渐康复。7月11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由北京出发去湖
北潜江县江汉油田蹲点。4个月后，接国务院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揭发批判
陈伯达。接着在1971年1月，国家建委党的核心小组报请国务院对谷牧分配
工作。
注释
[1]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央党史
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1页。
[1]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央党史
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1页。
谷牧·秉公报国无惧时艰
“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因势利导，批判极
“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谷牧从1971年第四季度起，列席国家建委中共
核心小组会议，受委托主持起草一些业务工作的文稿，还参加了一些全国性
的设计、基建会议。到1972年9月，又有了协助国家建委工作的名义。
当年第四季度，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会上宣布，谷牧在未正式分配工
作之前，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周恩来约谷牧谈话，交待任务说，现代工业
发达国家无不重视港口建设，发展海上运输。我国由于帝国主义封锁，过去
很难把建设港口和发展海运摆上突出位置。现在国际形势有些变化，要抓紧
把这桩事赶上去。这是经济发展和外贸工作的需要，也是战备的需要。他要
求谷牧同已经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粟裕，共同负责，组织班子，调查研究，
提出计划实施方案，争取3年内改变全国的港口面貌
[1]
。
197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粟裕和谷牧共同牵头、有关部委
和海军的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建港领导小组，下设办理日常工作的办公室。
有关的省、区、市也成立相应工作机构。这不但形成了有力的专职的工作系
统，而且安排了一批“解放”出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工作。4月，谷牧和粟
裕分北南两路，对沿海重点港口进行调查研究。5月，谷牧在出差山东途中，
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恢复他国家建委第一把手的领导职务（当时称“革委会
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接着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9月27日，粟裕、谷牧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港口建设会议，根据国务院
的批示，安排布置了老港挖潜力，扩大吞吐能力；新建一批港口，增加吞吐
能力；疏浚长江口、天津新港和广州黄埔港的航道；建设新船坞；扩大港口
机械制造和修理能力等8项任务。
不久，粟裕病休，谷牧担负起全部领导责任。他跑遍了沿海各重要港口，
调查研究，现场督导。为了保证建设进度，经谷牧建议，国家将建港所需投
资、材料，单列计划下达。考虑到大西南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经谷牧建议，
国家确定新建广西防城港，筹建南宁至防城的铁路。谷牧还鉴于如果只抓港
口、码头的建设，不注意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难以形成综合能力，他商得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同意，先在秦皇岛试行按每吞吐1吨货物，收取1元建设
配套费的办法。秦皇岛的市政基础设施由此而逐步改善。
[1]
已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对港口建设仍然非常关注，他的许多重要批示使
一系列难题及时得到解决。谷牧和建港领导小组，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依托
有关地方和部门的协作，经过共同努力，到1975年底，新建码头13个，增
加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44个（超过1972年以前23年建成的总数），新增年
坞修能力110艘次，供水供油能力明显增强，当年港口吞吐量比1972年增长
50％。“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目标如期实现。这不但对当时的生产建设发挥
了作用，也给80年代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5年1月，在挫败江青一伙“反周组阁”阴谋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重申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邓小
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谷牧被任命
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分管工业和交通工作。
他在邓小平领导下，从铁路运输开始，认真扎实地抓了工交系统的整顿。
2月，在邓小平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了由于上年“批林批孔”、
闹派性、打派仗造成的徐州等几个铁路局严重阻塞，妨碍津浦、京广、陇海
等铁路干线运输，危及全国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严重情况，决定切实进行
整顿，迅速扭转局面，并指定谷牧组织研究方案，召开会议加以贯彻。
谷牧与国家计委、铁道部等部委进行讨论后，从2月25日起，在北京举
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进一步分析情况，讨论措施，制订办法。3月5日，邓
小平到会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同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下达了谷牧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发〔
1975〕9号）。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等带领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
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捣乱破坏的坏头头，
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领导班子，以“安全正点，四通八达”为目标恢复和健
全规章制度。铁道运输迅速改观，4月份全国铁路日均装车数比2月份增多
25％，5年以来第一次完成月作业计划。从而给工交其他行业的整顿树立了样
板。
4月下旬，谷牧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指出钢铁上不去，主要是内部问
题，必须采取大措施进行整顿。邓小平当即明确指示，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
问题的时候了，要谷牧吸收整顿铁路的经验加以贯彻。
5月8日，谷牧在北京召开由钢铁生产重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0个
大钢铁企业负责干部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讨论整顿钢铁工业的办法，代
中央起草《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计划的批示》。22日，他向国务院常务会议
作汇报，强调提出：钢铁要上去，必须解决几家大企业的革命问题（指反对
派性，落实干部和技术人员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抓革命
促生产，必须加强指挥调度，冶金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加强
对重点企业的领导。29日，邓小平接见到会人员，在讲话中提出要以毛泽东
的三项指示（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纲，并为整顿钢铁工业规定了4条方针：一
是必须建立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向派性作坚决斗
争，该批的批，该调的调；三是必须落实政策，调动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
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指挥
系统。“三项指示为纲”和“四条整顿方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向“四人帮”
的干扰破坏作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谷牧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对钢铁工业
系统采取了几项重要整顿措施：①以中发〔1975〕13号文件下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②调整冶金部和几个大钢铁
厂的领导班子，起用一批被打倒多年的“老冶金”，调石油部副部长唐克任冶
金部第一副部长；③先后分别听取几个大钢铁厂整顿工作的汇报，进行个别
指导；④为了督导整顿，协调生产建设工作，成立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谷
牧兼组长；⑤召集20多位冶金技术专家座谈讨论，制订冶金科技发展纲要，
推动落实技术人员政策。整顿一抓，生产立见回升，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
到7.24万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为了钢铁工业的更
大发展，达到年产1亿吨钢的长远目标，谷牧还组织有关部门努力寻找富铁
矿，并同一些专家酝酿：可否在沿海某个大港口建设采用当代先进技术装备、
主要冶炼进口铁矿石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以后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
即由此肇始。
在铁路、钢铁和工交其他部门的整顿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国务院副
总理李先念于6月16日至8月11日召开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讨论如何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谷牧受命综合讨论意见，组织国家计委起草题为《关于
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邓小平专门听取汇报，作重要指示。谷
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这个文件认真进行修改，由14条增为20条（故简
称《工业二十条》）。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工作总纲；强
调加强党的领导，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企
业管理，实行挖潜、革新、改造；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增加外贸出
口；基本建设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切实关
心和改善职工生活。其中旗帜鲜明地写道：“少数搞资产阶级派别活动的头头，
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
宁。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
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其矛头直指“四人帮”，是工交战线纠“左”
治乱的纲领，也是继1961年《工业七十条》之后，又一次系统总结工业建设
和企业管理经验的重要文件。当时，在较大范围内征求过意见，得到普遍的
赞同，当然也引起了“四人帮”的仇视。按照原定计划，准备提交当年全国
计划会议讨论，再报中央政治局审定下达执行。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
未能发出
[1]
。
10月中旬，煤炭部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交流整顿工作的经验，邀谷牧在
会上讲话，他把拟出的讲话稿送李先念审查。李先念迟迟未批，在电话中告
诉谷牧要多引用毛泽东的语录。谷牧深为诧异，当面讨教是何缘故。李先念
慨叹地说，我们又犯“错误”了，“以生产压革命”了!紧接着11月底，传达
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形势急剧逆转之下进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长期在周恩
来领导和教诲下工作的谷牧，悲伤不已。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反击右倾
翻案风”喧嚣尘上，“四人帮”猖狂肆虐，正常的工作秩序又被打乱，生产指
挥再度失效，铁路运输大动脉再一次被搅得混乱不堪。钢铁、化肥、纺织品
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产量月月欠账，上年在整顿中呈现复苏的国民经济形
势毁于一旦。当时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休
息”，有的患病。一大堆令人忧心焦虑的难题，都压到谷牧身上。同样处于困
境中的叶剑英很关心谷牧，把他约到家中，打开收音机作掩护，低声询问经
济情况。谷牧汇报之后，叶剑英说，问题严重啊!只能尽量减少损失了，你要
顶住，担子重啊!
谷牧顾全大局，尽力支撑，夜以继日地处理着经济战线上乱成一团麻的
事务；与此同时，还遭受“四人帮”恶毒的反攻倒算。他主持起草的《关于
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胡耀邦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力群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诬为“三株大毒草”。谷牧虽然受到猛烈“批
判”的压力，但是，他仍然挺身站立，在工交各部负责人会议上公开声明：
“《工业二十条》是我搞的，国家计委只有少数几位同志参加，与国家计委党
的核心小组没有关系，完全由我负责。”他还要参加起草的干部到干校去，以
避风头。
[1]
使谷牧感到很为难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还得在表面上被
迫作点“转弯子”的表态，说些违心的话，违心地编造些“批判右倾翻案”
的简报。3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谷牧汇报“批邓”和生产情况。他无奈
只得抄些套话，在生产情况之前加上“反右”的帽子。恰恰邓小平也参加了
这次会议，谷牧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抓整顿的，这时又要面对面地批邓小平领
导的整顿，他痛苦极了。他在这个会上公开说：“在‘批邓’上我确实抓得不
力，因为我和邓小平同志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与他划不清思想界限。”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等，经常在一些会议上向他进攻，刁难纠缠。谷牧恨透了他
们，曾经私下对他的工作助手说：“历史是公正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公开审判
他们。”
[1]
有些同情谷牧的干部曾建议他借病避避风头，以渡时艰。谷牧说，我不
能躺倒，叶帅和先念再三叮嘱我咬紧牙关顶住，否则“四人帮”就会马上调
一个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心腹人来，把国务院的经济工作大权全部夺去
[2]
。他以
周恩来奋搏“苦海”、维护大局的光辉榜样来激励自己，常常吟诵着两句唐诗：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3]
他从天安门发生的悼念周恩来、支持
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人民抗议行动中，进一步看清民心的向背，增强
了坚持斗争保卫阵地的信心。
为了尽量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5月底，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召
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稳住生产，控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四人
帮”也没理由公开反对这个议题。尽管拖了一段时间，到7月6日，这个会
终于在北京召开。
这时，《工业二十条》正在遭受“大批判”。谷牧不管这些，在会议开始
时的讲话中，仍然大讲它的基本思想，强调要反对派性，排除干扰，加强经
济工作领导，维护正常生产秩序，搞好调度指挥，努力完成计划。到会的国
务院有关部门和京、津、沪、辽宁、四川、湖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
责干部，大多数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想不通，对当时濒于崩溃的国民
经济十分担心，非常赞成谷牧的讲话。
但是，“四人帮”蓄意破坏，王洪文、张春桥亲自出马，指使其紧跟者搅
乱这个会议。当时上海市工交办公室的主任和辽宁革命委员会分管经济的一
个副主任，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在大组会、小组会上煽动揭1975年国务
院务虚会的盖子，追“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俩诬蔑务虚会是“右倾复
辟高潮”，攻击谷牧的讲话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甚至还提出要查清是谁决定
让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致使会议远离正题，无法进行，难以
收场。张春桥借机施加压力，对谷牧说，经济情况不好，你要负责，你要拿
出办法。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谷牧以紧急抗震救灾为由，
请华国锋作了20分钟的讲话，宣布散会。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忙于组织抗震救灾的谷牧，于当日上午受中共中
央政治局之命，组织制作吊唁时用的玻璃棺。他立即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北京市的负责人研究落实。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保护遗体和建造纪念堂领导
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的逝世，使谷牧陷入莫大的悲痛。他把对毛泽东的深情缅怀，贯
注到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和建造好毛主席纪念堂之中。他对一道工作的同志多
次说：“这是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重大任务，必须万无一失，否则就成了千
古罪人。”
[1]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和全国各地的
支援下，谷牧和国家计委、建委、北京市负责人和一批技术专家，通力合作，
展开了繁杂而细致的工作。从制作吊唁时用的玻璃棺到制作永久使用的水晶
棺，从遗体妥善移动到遗体的技术保护，从纪念堂的外观造型，周围群雕、
景观的布设到内部的技术装备，从建筑施工组织指挥到建成后的管理，谷牧
身体力行了他自己提出的“一千个小心”、“一丝不苟”，严细勤恳地进行工作，
并且及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详细的报告。他多次到工地参加劳动，把自
己的汗水和感情凝聚到纪念毛泽东的工程上。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
人帮”。叶剑英布置谷牧：火速掌握被“四人帮”把持领导权的上海的情况变
化。谷牧马上派遣可靠人员到沪，通过饱受“四人帮”打击的老干部，采取
秘密工作的办法，了解到“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密谋策划，给民兵发
放枪支，组织演练，妄图暴动的严重情况，把它秘密传回。谷牧及时报送华
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直到以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10月16
日到达上海。
[2]
注释
[1]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41页。
[1] 访问彭敏、徐青记录（1996年6月5日）。
[1] 访问房维中记录（1997年8月25日）。
[1] 访问房维中记录（1997年8月25日）。
[1] 访问李后记录（1995年9月28日）。
[2] 访问胡光宝记录（1995年10月24日）。
[3] 唐·戴叔伦：《塞上曲“汉家旌旗满阴山”》。
[1] 《伟人安息的地方》（徐静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8，56，97，423页。
[2] 访问曹大澂记录（1996年4月3日）。
谷牧·周密组织对外开放的起步
在举国同庆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中，谷牧积极参加清查“四人帮”的
帮派势力、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并组织指导唐山地震后的重建工程，筹建
上海宝山钢铁厂。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为
中央委员。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谷牧继
续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派谷牧率领一个包括6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西欧考察。从
这时开始，他的工作转向对外开放大业，成为中央在这方面决策的重要参与
者和具体组织实施的主要领导人。
谷牧率团出发前，邓小平约他谈话，要他广泛接触，详细调研，深入认
真考察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
[1]
从5月2日
到6月初，谷牧一行访问了法国、丹麦、比利时、前联邦德国、瑞士5国，
分别会见了这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及有关政要，访问了一批工商企业家，
考察了许多工厂、农场、市场、港口、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点。回国后，
向中央提出了详细报告。
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10多位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谷
牧在汇报中强调：（1）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尤其是新科技广泛运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我国大大落后了，
形势咄咄逼人。他们在调控经济和处理社会矛盾方面，许多做法也值得借鉴。
（2）这些国家资金、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
济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情可以办成。（3）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
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中外合
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等，我国也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建设进度。
到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发表意见。叶剑英说：“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
谷牧讲清楚了。”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
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主持这次
汇报会的华国锋确定：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深入讨论，研究出几
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统一认识。
[2]
7月份，谷牧在国务院召开的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上，又详细汇报了
考察情况。他强调说，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
果的机会，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大
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不能自我封闭，
贻误时机。
务虚会期间，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听了他关于出访和务虚会讨论情况的
汇报后，指示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下个大决心，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
作为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措施，1979年2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谷牧为主要领导成员的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7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改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
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一套机构），归口管理进出口贸易，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外资工作，以及其他对外经济合作事务，任命谷牧兼主任（1980年12月，
他辞去所兼的国家建委主任职务）。
积极有效吸收利用外资，包括使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在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后，我国最高决策层已取得共识。谷牧在访欧时，即获悉法国、西
德有给我国提供贷款的意向。他认为，应当寻找长期低息优惠贷款。1979年
9月，他为借用日本政府的“海外协力基金”奉命率团访日，经与日本首相大
平正芳、外相园田直谈判，商定以年利率3％、还款30年的条件，第一批先
借用500亿日元（时折合2.3亿美元）。1980年，谷牧出任中日两国政府阁僚
会议中方首席代表，经过商谈，又达成第二批借用560亿日元（时折合2.6亿
美元）的协议。1979至1981年，在谷牧参与下，我国还先后与科威特、比利
时等国政府签订了贷款协议，并争取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的合法席位，开始借用其贷款。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谷牧负责国务
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工作时，即按照邓小平、叶剑英的指示，组织国家计委等
部门，抓紧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7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公布施行。
对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谷牧在1979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进出口工
作会议上，总结初步经验，提出了若干原则，主要有：（1）要考虑偿还能力，
每年还本付息不超过当年外资出口额的20％—25％；（2）要针对国民经济发
展需要，与加强能源和交通建设、老厂的革新改造、提高机械制造能力相结
合，与优化出口结构、扩大出口创汇相结合；（3）要同国内资金、物资等生
产建设条件的配套能力相适应。他特别强调说，从事国际经济事务，同有着
数百年经验的国际资本打交道，这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尚未认识的
必然王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革命责任感，在深入扎实的实践中刻苦
学习，逐步由外行变成内行
[1]
。
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谷牧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由原来高度集中
的由外贸部及所属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向多家经营过渡，授予京、津、沪三个
直辖市和广东、福建、辽宁三省及冶金、机械、兵器、航空、船舶等产业主
管部门以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增开新外贸渠道。二是在上海、北京、
山东等地组织工贸结合、拓展外资出口的试点。三是为符合换汇成本实际，
经过反复测算讨论，实行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牌价的外贸出口收汇内
部结算价格（按1美元换2.8元人民币结汇），以鼓励支持出口。四是适应逐
步实行多渠道经营外贸的新情况，按照统一领导、加强协调、联合对外的原
则，组织制订下发了15个管理规定。
在指导外贸体制改革工作中，谷牧反复强调以下四条：第一，要重视吸
收新中国成立后的好经验，改革已经过时的办法；第二，改革外贸体制的目
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关键是搞好产（工农业生产部门）贸（外贸）
结合和协作；第三，加强管理要与放开经营同步；第四，良好的体制得靠人
执行，必须培养大批精干的外贸从业人员。
改革外贸体制的效果十分明显。1981年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25％。
但实行了30年的外贸专营体制，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已成为习惯，而在多渠
道经营中也出现了些自相竞争的新情况。这样一来，谷牧和他主持的外贸体
制改革，在一段时间里受到某些非议。谷牧对此一再表示，他不讳言外贸体
制改革工作存在缺点和不足，但不能说改革“搞糟了”，更不能因此而停止改
革。
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经济特区的举办，是谷牧花费精
力较多的一桩大事。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的习仲勋和广东省另一位负责人王全国，向中央汇报了广东省委的要求：
根据本省邻近香港、澳门，海外华侨、华人祖居于粤者众多，商品经济较为
活跃，对外经济交往历史悠久，海外联系广泛等条件，希望中央下放若干管
理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机动余地，允许在深圳、珠海、
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此十分赞同，说：还是办特区好，并向中央
倡议批准广东的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帮助广东、福建进
一步调查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
5月11日到6月6日，谷牧带领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
部、物资部等部门的负责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先后到粤、闽两省进行了考察，
同两省的有关同志深入讨论，逐步形成了如下的总体思路：第一，发挥这两
省的经济优势，须得改革体制，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要在中央统一领导
下实行经济计划以省为主安排、实施，省内企业、事业单位除必须由中央直
属的以外，全部下放给省管理。第二，在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
方面，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以便增强对外经济联系，加快经济发展。
第三，在财政上，一定年限内对两省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交（对
福建是定额补贴），把新增的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增大地方自筹建设资金的
能力。第四，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举办出口特区，
参照国外设立经济性特区的作法，实行优惠税率，吸收外商投资，发展出口
商品的生产。按照这一思路，谷牧帮助两省分别起草了报请中共中央、国务
院审批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
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上
列两个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发展
优越条件，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会上，谷牧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4月，他受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座
谈会。会上对举办特区进一步作了讨论。谷牧集中大家的意见，明确提出：
第一，特区主要吸收外资和侨资进行建设；第二，做好总体规划，分批分期
铺开，先搞好基础设施，创造投资环境；第三，先上投资少、周转快、收效
大的加工工业生产项目，根据条件逐步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第四，为鼓励
外商投资，可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第五，特区
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采取不同于内地
的体制和办法，特区的经济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考虑到特区不
但要发展出口加工业，而且要举办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不但要拓展
出口贸易，而且还将对全国发挥多种经济功能，谷牧采纳广东与会者的意见，
将原来的“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涵盖内容较宽的“经济特区”。5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中发［1980］41号）。举
办经济特区，由一年前的大致构想逐步具体化了。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
大常委第15次会议，通过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特区建设，谷牧于1981年5月29日至6月14日，
又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一是派当时任国家
进出口委副主任的江泽民率领一个九人小组，考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
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这六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
工业公园，并在日内瓦邀请联合国机构的十多位专家进行座谈，吸收国外经
济性特区的发展经验。第二，请我国驻外商务机构收集有关国家（地区）经
济性特区的法规、条例，作为参考。第三，各特区认真总结起步工作经验。
会议除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干部任仲夷、吴南生、项南等参加以外，还邀
请钱俊瑞、许涤新、薛暮桥等多位经济学家出席。大家对我国举办经济特区
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管理办法、内部权益分配等问题，共同深入讨论，
集中了十条政策性意见：
——各特区的发展规划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深圳、珠海建成综合性
经济特区。汕头、厦门先以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
——海关对特区进口区内自用的货物、商品，实行优惠关税待遇。
——简化境外客商入出特区的手续。
——特区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
——特区的对外贸易，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并可代理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委托的不归国家统一经营的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特区货币流通以人民币为主，外币限在指定范围内使用。
——特区工农业生产项目建设以吸收外资为主，土地开发经营收入，全
部留作建设资金。
——特区某些基础设施，允许中外合资建设经营。
——特区管理机构设置，坚持精简、高效原则。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立
隔离管理线。
——加强特区经济法制建设。后经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该
省经济特区的单行法规。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7月19日批准下发包含上列十条意见的《会
议纪要》（中发［1981］27号），较全面地确立了举办经济特区的方针和政策。
这次会后，谷牧指导国家进出口委，总结了1979年至1981年上半年对
外开放的实施情况。7月27日，就进展实绩、战略设想和有关政策措施，向
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详细汇报。他着重提出，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一
是外贸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抓改革体制，抓出口商品生产，抓改善经营，
走出去做生意，争取外贸出口的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二是在
利用外资方面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加快步伐。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谷牧的汇
报都表赞成，并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当天没有结束，于30日又开了半天。
一致认为，要把实施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提到战略高度。胡耀邦
在总结中指出，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走闭关锁国的道路，应当着眼全球；
要以自己力量为主，同时以争取外部力量为辅；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但不忽
视外部资源；既要提高国内工作的本领，又要学习开展国际经济交往，走向
世界。
[1]
当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对台湾工作
的方针政策。原稿有8条。邓小平批示给谷牧提出意见。谷牧根据实施对外
开放的实践，考虑到海峡两岸经济交往的发展可能，建议加上一条：“欢迎台
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障其合法利益和利润。”
中共中央予以采纳，增列此条，成了“叶九条”。
注释
[1] 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
162页。
[2] 《中央政治局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8年7月20日）》，存谷牧办公
室。
[1] 谷牧：《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现代化建设——在1979年12月全国第一次进
出口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存对外贸易经济部。
[1]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纪录稿》〔1981〕19号。
谷牧·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事业
1982年2月，国务院改革机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撤销。谷
牧和其他多位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他仍分管对外
开放、经济特区等工作。当年上半年，他投入了很大精力，组织和指导打击
走私的斗争。
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1981年第四季度，发生了走私贩私泛滥
的严重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受命组织打私斗争的谷牧认为，走私贩
私是国际性的经济犯罪活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
斗争，综合治理，长抓不懈。他同有关部门研究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
施：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充实国务院和有关省的打击走私的领导机
构，形成工作系统，统一组织、指导海关、公安、边防、工商管理等部门的
查私工作；从组织和装备上加强查私专业队伍；强化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政管
理；整顿走私严重地区的党政组织，从重惩处首要分子，包括对个别县的主
要领导人处以极刑。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把当时一度嚣张的走私贩私歪
风压了下去。
由于走私贩私的泛滥，对实行开放尤其是对举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有的不
同看法，此时公开地反映出来。“经济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深
圳是走私的主要通道”等非议流传较广。还有一件内部下发的关于旧中国租
界的由来的历史材料，把清代末年上海租界的出现，说成是当时上海道台吴
煦糊涂所致。针对上述情况，谷牧对他身边工作人员说，中国饱受帝国主义
的侵略欺凌，人们对于同洋人打交道存在戒心，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是
个新课题，因此，对实行开放和办特区产生种种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作
中也确实应防止和克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但是，旧中国租界的产生，根本
原因是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腐败无能，不能简单归因于那个吴道台。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确立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
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
变，我仍然要坚持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它推向前进！
1982年的3月到10月底，谷牧下了很大功夫，到广东、福建对办好特区
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多次与任仲夷、吴南生、刘田夫、项南同志等交
换意见，并要深圳等特区认真总结起步的实践经验，支持广东省委召开经济
特区理论研讨会，还在北京邀请有关干部和专家座谈。在此基础上，于11月
初，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就人们
关注的三个问题提出意见：
——关于举办特区的进展和不足。他写道，中央举办特区得到广大干部
和群众的拥护，以创造投资环境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很快。吸收利用
外资已经起步，工农业迅速发展。有些产品开始在国内外市场上赢得声誉。
过去大批人员偷渡外流的状况已经刹住。这说明创办特区是正确的，特区大
有发展前途。工作中也有问题，如基本建设战线长，有些企业违法进行倒手
买卖，有些对外经济合同由于缺乏经验被外商钻了空子等，这都是应该解决
也可以解决的。
——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他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特区是国家独
立自主举办，完全行使主权管辖的区域，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只是采取更加开放的方针，实行特
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特别优惠的经济政策，以便招商引资，拓展外贸，并在
实践中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与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们
的租界根本不同。虽然我们参照了国外经济性特区的某些经验和作法，但是，
社会主义国家办的经济特区，同国外那些“区”也有质的区别。
——关于国家对特区的管理。他认为，特区经济活动密切联系国际市场，
在管理体制上应当着眼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特区的管理权限。
《汇报》提出，经济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掌管；特区
内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公安、边防、海关、税收、银行、邮电、铁路、
民航、港口业务，应由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按照特区需要，制订具体管理
办法；不属于中央统管的各项业务，特区可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方针，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1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胡耀邦主持下，讨论批准了谷牧的汇报。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也作了重要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
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
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谷牧根据中
央书记处讨论的意见，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的《当前试办经济特
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中发［1982］50号）。中央批示指出：“举办经济
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中央书
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这个中央文件，增强了对举办经济
特区的共识，使建设特区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进一步明确具体，特区发
展的步伐自此明显加快。
12月，谷牧又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组织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
问题。对于这个资源丰富的宝岛的发展，党和国家一向很重视。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后，此事被进一步提上日程。谷牧立即派人先去摸情况酝酿方案。
1983年2月，他出访非洲回国径至海南岛调查研究。3月，他一回到北京就
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广东省、海南岛有关负责人员具体讨论，综合意见，
提请中央审议。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
讨论纪要》（中发［1983］11号）。这个《纪要》，明确提出了以实行对外开放
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规定海南岛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比照实行经济特区
的有关政策。这不但使号称“南国明珠”的我国第二大岛开始走上经济振兴
之路，而且把全国的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
1983年冬季，谷牧前往广东珠江三角洲考察对外开放工作，在佛山、中
山、新会等八个市县，他看到工业生产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出一批新、
优产品；乡镇企业从发展来料加工向中外合办较大的生产项目发展；农副产
品采用先进种养加工技术，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蒸蒸日上。
当地群众反映：珠江三角洲迎来了新的黄金时代。谷牧归纳这些情况向中共
中央写了报告。他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珠江
三角洲广大干部群众以至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了，这种“人
和”又把这里雨量大、热量足的“天时”和土地肥沃、交通方便、邻近港澳
国际市场的“地利”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他建议因势利导，进一步落实侨
务工作等项政策，促进这种好形势持续发展；还提出他准备在翌年春季组织
召开相应的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推动对外开放加快步伐
[1]
。中共中央书记处
转发了这份报告。
1984年2月，邓小平在南下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
之后发表重要谈话，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
策是正确的。”“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
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还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
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把组织实施沿海若干
城市开放的任务交给谷牧。一直艰苦推进开放事业的谷牧，高兴地说：“对外
开放的春天来了!”他加倍辛勤地投入了工作。
3月上中旬，他先后到天津、大连调研，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建议：（1）
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必须与改革体制、改造老企业相结合；（2）考虑到沿
海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而且在原来体制下行政效率不高，有条
件的城市可先办个小区，集中搞好投资环境“硬件”和“软件”的配套，创
造吸引外商投资的“小气候”（以后正式命名为“经济技术开发区”）；（3）准
备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情况各异，要分类指导，逐个审批开放工作方案，
以便扎实起步；（4）重要之点是训练干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防止思想
上的盲目性和工作上的表面化。中央领导人赞同他的这些意见，责成他和当
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胡启立，组织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研究
讨论，进行部署。
这个座谈会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举行。谷牧先作引导发言。他概
括了对外开放五年来的实践，强调坚决落实邓小平谈话和中央指示，迈出更
大步伐。同时又说，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政策性强，国际影响大，需要周密
部署，积极扎实工作。针对准备会议过程中各地提的问题，谷牧强调：不办
新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所需资金和物质条件不能指望国家开多大口子，主
要是挖掘内部潜力；各地要根据条件逐步进行，不能一哄而起；经济特区要
自加压力，严格要求，走在前头
[1]
。一位部门的负责干部，原来顾虑开放沿海
港口城市要钱要物，引起综合平衡的麻烦；听了谷牧讲话后，他说，如果照
讲的这样去办，我们就放心了。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谷牧在会议期间主持起草并经过五
次重要修改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发［1984］13号），郑重决定
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
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厦
门岛和鼓浪屿。中央批语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
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
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其有充分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中央和国务院
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从这时起将近一年里，谷牧为具体落实中央这项重大举措，精心组织、
协调、督促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办了九桩重要的实事：
——在原来由他主持的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基础上，建立了沿海开放
城市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组建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办理日常事务。
——国家计委分别拨给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不等数额的外汇使用额度，用
于老企业技术改造。
——制订下达《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
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规定沿海开放城市外商投资的生产性企
业的所得税，减按24％优惠税率征缴。
——邮电部制订了1985年前改善沿海开放城市电信状况的方案，并付诸
实施。
——将当时由烟台市代管的威海市（县级市）视同烟台市区，实行沿海
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确定山东龙口港对外开放。
——确定辽宁营口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部分政策。
——在深圳举办经济开发研讨会，训练沿海开放城市的领导干部和涉外
经济事务负责干部，两期各1个多月，共培训160余人。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在香港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
海南岛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逐个审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开放工作方案。谷牧在此期间先后到
了（除连云港、湛江以外）12个沿海开放城市，进行调研和具体指导。
198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研究，在长江以南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实行“贸—工—农”的方针，即按照拓展外贸出口需要安排加工工业和种植、
饲养业的生产，以扩大出口牵动经济发展。在讨论决策过程中，经谷牧建议，
除原定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上的一些市县外，又增加福建厦门、漳州、
泉州地区的一些县。他受委托于1985年1月25日到3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
有关省、市和部门的座谈会，讨论了具体运作方针、开放的59个市县名单、
重要政策措施和相应的加强管理的办法，起草了《长江、珠江三角洲的闽南
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纪
要》（中发［1985］3号）。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在地区部署上由五年前的
试点起步，在沿海从南向北推进，初步铺开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
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有重点、有层次、梯度推进的格局。
注释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
50号）。
[1] 谷牧：《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1984年1月24日），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1]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简报》第1号（1984年3月26日）。
·
谷牧·着意引导对外开放上水平
在对外开放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的时候，谷牧更为重视前进中出现的新
问题。特别是当时有两桩事，很费他的心思。
一桩是海南岛的“汽车事件”。
从1983年第二季度，海南岛实行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以后，
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有进展。但是，出于筹措建设资金的考虑，1984年下
半年却进口大批汽车向内地倒卖。在这种严重违纪错误萌发时，谷牧就多次
批评，要求赶快刹车。有关主要负责人不听招呼，铸成大错。1985年上半年，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组织检查，进行了严肃处理。
谷牧认为，海南的工作错误要认真查处，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海南的方针
政策应继续贯彻实施。11月份，谷牧前往海南，与当地干部深入总结教训，
研究如何重振精神开拓前进。他在海南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汽车事件”
错误严重，教训非常深刻，但中央并未因“汽车事件”改变支持海南开放开
发的政策。你们要鼓足改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勇气，积极地抓经济、抓生产、
抓“两个文明”建设。谷牧强调，海南的开发建设一定要立足于发挥本岛的
资源优势，首先瞄准热带经济作物、水产养殖业和草食饲养业，作好发展大
农业的文章。以此为基础，相应举办立足于本岛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工业
项目，即先请“神农氏”，后请“爱迪生”，并积极发展旅游业。不能盲目攀
比其他地区的做法
[1]
。他还报请国务院批准，在物资调拨、财力补助、银行信
贷、教育投入等方面给海南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海南岛在中央的指导帮助
下，经过自己的努力，端正工作方向，又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更重要的一桩事，是经济特区需要攀登新台阶。
在沿海扩大开放的推动下，1984年起特区加快了发展步伐，势头相当好。
但是，谷牧却更多地看到特区基本建设铺的摊子大，而且非生产项目上的多，
产品出口增长不快，对中央规定的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贯彻不力。
1985年2月，谷牧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他强调指出：特区不能
满足于盖大楼，一定要办好工业，也不能只是一般的工业城市，要建成产品
进入国际市场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成
为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要求“从今年开始，要爬好一
个坡，更上一层楼”
[2]
。会后，他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推动。一是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率领专家组，前往深圳作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的调查研究；二是批转了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关于深圳应联合内地工业部
门创制优势产品的建议；三是请几位曾在广东工作、已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到
特区调查，与有关地方负责干部交换意见；四是委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周建南和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约请在特区办有企业的各工业部负责人，
到深圳举行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
1985年12月25日到1986年1月5日，谷牧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深圳召
开特区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福建两省，深圳等4个特区，国务院29个
部委的负责干部近200人。他在讲话中，对1985年各特区特别是深圳偏重扩
大基建规模，没有花大力气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爬坡”、“上楼”，提出了尖
锐批评。他说，这些批评的话，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公开说，后来决定还
是要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职
[1]
。
会议经过讨论，制订了特区建立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的
目标，提出特区的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特区产品以出
口为主，争取1990年前工业制成品60％以上外销，作到外汇收支平衡，并有
节余；要提高经济效益，特区人均国民收入要进入全国前列，在财政、外汇
收入上要给国家多做贡献，等等。同时要求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不
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与完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
运行机制。
会议还讨论了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的有关政策措施，建议国务院批
准实行。
谷牧在总结中强调：各特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要从前几年搞建设、
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一定要像“开荒牛”那样，笃实
力行，埋头苦干，致力于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外向
型的经济特区。2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产生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
纪要》（国发［1986］21号）。各经济特区自此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步伐。到1990年，基本上实现上列目标要求。当年与1985年相比，
工业产值翻了一番（达到296亿多元），外贸出口翻了两番半（达到46.8亿多
美元），出口大于进口12亿多美元。
1986年，谷牧在组织引导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还切实抓了以健
全有关吸收外商投资的法规为重点，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工作。
沿海扩大开放以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得到较快发展。1984、1985两年，
协议外商投资金额和外商实际投资金额，分别相当于1979～1983这五年的
1.3倍和1.9倍。但是，投资环境的“硬件”还不够配套；行政办事效率、投
资服务质量、涉外经济法制这些投资环境的“软件”，更不适应外资投入迅速
增长的情况。尤其是已经投入生产运营的18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人、财、
物、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条件方面遇到不少实际困难。1986年初，外商抱
怨我国投资环境的声音骤起，新签投资项目呈现下降。
为了扭转这一态势，4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成立以谷牧为组长、
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干部组成的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宏观指导、
督促检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组织推动有关经济立法和司法工作，国务院
特区办公室担负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办理日常事务。
谷牧立即组织调查研究，会商有关部门，还征求了当时来京开会的部分
省长（直辖市市长）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并报请国务院审批，于7月12
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通知》（国发
〔1986〕76号）。这个《通知》对前几年工作中积淀的问题，作了一次清理，
提出若干解决的措施。
但是，谷牧觉得仅仅这样做还不够。为了进一步做好鼓励、引导和吸收
外商投资这篇文章，他指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采取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地
区）比较研究的办法，对进一步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理出了这样的思路：
——境外客商所以来华投资，主要看中我国税收低、劳务费用低、场地
使用费低和市场大。限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让市场有限，应着重发挥“三
低”的优势，使外商投资者感到在中国投资办厂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同
样有很强的竞争力。
——发挥“三低”优势，实行优惠政策，要与引导外资投向国民经济发
展需要的方面紧密结合，重点应是产品出口的企业，提供了先进技术的项目，
将在我国办厂获取的利润再投资的外商。
——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坚持执行合同，不能沿袭管
理国有企业的办法，动辄进行行政干预。
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谷牧关于上列思路的汇报，一致赞同，
并责成他主持起草一个规定。谷牧组织有关部门抓紧工作。9月13日，国务
院审查批准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并于10
月11日公布（〔1986〕95号）。《规定》明确：对产品出口企业（年出口值占
当年产值70％以上）、先进技术企业这两类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信贷资金、
土地使用费等方面放宽优惠条件，共有22条，所以后来被简称《二十二条》。
为了使这个《规定》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谷牧考虑到，还必须制订下
发一系列有关的实施细则，以解决实际执行中可能发生的各执其词、各行其
是的矛盾。这项意见经外国投资领导小组的讨论，达成共识。于是，由国家
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经贸部、劳动人事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15个部门，分头制
订了22个实施细则，包括鼓励外商投资项目的目录、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的
编制和审批、货物进出口管理、人员因商务出国的审批、贷款发放、出口企
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考核和确认、税务征收和减免、外汇调剂和管理、中方
从中外合营企业获得利润的分配，以至外商投资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
为了把这些“细则”制订得准确、完善、便于操作和检查，谷牧从1986年第
四季度到1987年初，为此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主持召开有关会议就近20次
之多。到1987年7月，终于全部出台。这样就使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在
法制化的轨道上前进了重要的一大步，实际操作有较具体的章程了。从1987
年起，外商在华投资持续直线上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愈益明显。
1987年5月初，谷牧着手研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此事缘起于当年年初，
他根据海南岛几年来的发展实际，向中共中央建议加大海南开放力度以便更
好吸收外商投资。恰在此时，香港有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将海南岛划为特别行
政区，由香港华资开发海南。谷牧经过调研，于5月12日，向中共中央报送
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的一些初步设想》。《设想》认为，香港几位企业
家所提模式难以实行，他建议将原海南行政区（包括所辖南海诸岛）单独建
省，直辖各市、县，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另建一些民族自治县，同
时将海南全岛办成经济特区，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上更放开一些
[1]
。中
共中央、国务院同意这个设想，责成谷牧着手筹办海南岛经济特区。6月12
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
区。
根据中央的指示，谷牧先后同广东、海南和国务院25个部门，还有包括
钱昌照在内的多位经济专家，进行了详细研究论证工作。12月8日，他在海
口市主持召开有国务院有关部门、海南建省筹备组以及香港新华分社、中资
集团负责人员参加的专门会议，讨论此事。他在总结中归纳了以下几点：
——海南要立足开发利用岛内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扩大出口，逐步建
立有自己特色的外向型经济。
——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方面，建议国家允许外商投资者在海南成片开
发经营土地（租用土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延长至70年），对矿产资源和自然
资源进行有偿开发，对国营、集体企业承包、参股和投标购买。
——建议国家扩大海南的经济管理权限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限额。
——允许海南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群众，个人出资或合股举办工农生产企
业和零售商业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给个体、私营经济以较大的发展空间。
——考虑到海南开发有个积累资金的过程，建议国家在财政、信贷、税
收等方面，在5年内给以支持，包括从海南征收的能源建设基金全部留给海
南安排建设。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随后，国务院批准下达和
公布了谷牧主持制订的《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
要》（国发［1988］24号）和《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由此揭开
了海南岛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新的一页。
1987年，谷牧还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重大决
策，即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
区和沿海其他地区，要求沿海开放地带（包括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
城市及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大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
略。要求这个地带抓紧国际有利机遇，发挥劳务费用较低、加工技术较高、
对外交通比较方便的优势，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同时按
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和
销售渠道。即通过国际大市场，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加快沿海经济的繁荣，
并为中西部让出部分原材料和市场，带动内地经济振兴。这是沿海对外开放
实践的新发展。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特别要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
不要贻误时机。”
为安排这项决策的贯彻执行，谷牧抓了两项重要准备工作。一是指导特
区办公室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
共有13条，后经国务院审定以国发〔1988〕22号文件下发。二是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市县。谷牧亲自或派人逐个同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报请国务院批准了234个市县，连同1985年
划入的59个市、县，沿海共有293个市县，包括42.6万平方公里面积、2.2
亿人口，跨上对外开放的骏马。
1988年3月4日，谷牧在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他回顾了我国经历了10个年头的对外开放进程，总结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对
沿海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提出了基本指导原则和重点工作；要求上海、
天津等大中型城市和经济特区，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走在前列。谷牧说：
“我国的对外开放，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按照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示，
在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努力之下，逐步开展，扎实前进，打下了初步基础。”
“有这个基础，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新部署，通过大家进一步努力，沿海对外
开放一定会在不断解决新矛盾中取得新的丰硕成果，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沿海
地区必会成为生动现实。我有这个信心，我想同志们必会下定决心去创造这
个未来。”
[1]
谷牧因为年事已高，将在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换届时离开国务院领
导岗位的消息，当时已经传开，他的这个报告被称为“告别演说”。
谷牧在分管对外开放工作这10年，还曾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管
理过国家旅游局、国家民用航空局的工作。
他把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看作是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代之初，海外入境旅游人数迅速增加，北京、上海等重点旅游城市住房
接待能力严重不足。谷牧作为国务院专门成立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
店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同廖承志、陈慕华一道制订规划，研究政策，并解决
招商、立项、设计、施工建设中一系列具体问题，指导北京、广州、上海等
地建造了一批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设施先进、管理现代化的旅游饭店，
为我国旅游饭店提高服务水平，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谷牧认为，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是推动我国旅游事业大发展的关键。1984
年8月，在他的指导下，国家旅游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体制改革。谷牧强
调：（1）旅游业是产业部门，不能停滞在外事接待的水平上，要坚持按经济
规律办事，把行、游、住、吃、购、娱乐等环节结合起来，形成商品，产生
财富，获取最佳经济效益；（2）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车船公司都要实行
企业化经营和科学管理，建立经济责任制；（3）从国家旅游局到地方旅游局，
要形成一个行业管理系统，对旅游企业加强宏观指导
[2]
。谷牧曾到山东泰山现
场办公，与有关方面具体研究，把园林、文物管理、宗教事务等部门联合起
来，建立统一管理的体制，为各旅游风景区协调有关方面关系、改善管理树
立了样板。1986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谷牧为组长的旅游协调小组。在
这个小组的组织推动下，先后对建立大黄山市、加强长江三峡游船管理、修
建北京到承德的公路、贵州黄果树瀑布补水、广西漓江治理、四川九寨沟旅
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等进行调查研究，协调有关方面增进共识相互配合，解决
了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谷牧也很重视发展国内旅游。在1987年3月全国旅游
局局长会议上，他提出了“因地制宜、积极引导、稳步发展”的方针，要求
有关地区认真进行供求预测，引导资金投向、游客流向，积极稳步地加以发
展。
对于我国民用航空事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谷牧也是一位重要的
开拓者。他认为当代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国际旅游业，必须以发达便捷的民用
航空服务为依托，而发展我国民航的关键同样是进行体制改革，把原来军事
管理转变为产业管理。他同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干部一道，经过反复调研和试
验，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把民航分为民用航空公司、机场公司和空中交通
管制局3个密切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部分，前两者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二
是改变民用航空公司一家专营为多家经营，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适应不断
增长的需求，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三是采取租用外国飞机的办法，
缓解购机资金困难，争取时间，发展民航。还在总结反劫机斗争经验的基础
上，仿照国际惯例，建立和执行安全检查措施。
[1]
谷牧在分管对外开放工作期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先后聘
请日本对华友好人士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前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
基，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担任顾问。他常向香港、澳门知名人士李嘉诚、
霍英东、马万祺、安子介、庄平等征询意见。他还同法国的政界代表巴尔，
日本的经济专家宫崎勇、下河边淳、小林实及金融家池浦喜三郎等保持着经
常的交往。他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吸收对我国有益的经
验，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扩大对外影响。1980年，他与大来佐武郎共同发
起创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开辟了一条两国高层人士非正式对话渠道。
该会成立20年来，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既促进了两国的民间往来，又为官方
决策提供了重要咨询意见。
注释
[1] 《谷牧同志在海南行政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85年11月30日），存谷牧办公室。这
里说的“神农氏”，借喻种植、养殖业；“爱迪生”，借喻电子等现代工业。
[2] 《谷牧同志在特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85年2月26日），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1] 《谷牧同志在特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86年1月5日），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1] 谷牧：《关于海南岛进—步开放的一些设想》（1987年5月12日），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1] 讲话稿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2] 讲话记录稿存国家旅游局。
[1] 访问吴庆彤记录（1995年10月19日）。
谷牧·退居二线壮心依然
1988年4月，谷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6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由谷牧兼任新设立的经济委员会主任。
谷牧对全国政协经委会组成人员说，经济建设是全国工作的中心，也是 全国政协工作的中心。我们要针对经济工作实际，向中央提出质量高、切实 可行的建议。他同副主任李人俊、马仪、韩哲一等一道，制订工作计划，组 织力量对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问题深入调查论证，在七届政协期内，先后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30多份建议。
谷牧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1989年，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经过五 个月的广泛深入调查，全国政协经委会于当年9月召开了农业座谈会，并将 讨论成果写成《关于发展农业的意见和建议》，以全国政协办公厅名义报送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务院复函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田纪云副总理 都很重视并已阅批。完全同意所提的要实事求是估计农业形势，必须始终不 渝地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意见。报告中提出的关于 进一步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指导乡镇企业 健康发展，抓好科技兴农等意见都很好。国务院将认真研究采纳。” [1] 围绕着 加强农业这个题目，谷牧和经委会还先后对“化肥生产”、“贯彻实施《草原 法》”、“控制农业生产条件恶化”、“改善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和农用资金信贷” 等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向国务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992年，谷牧支持经 委会对农村市场流通情况进行调查，提出了《关于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 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采纳。
对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谷牧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他组织经委会认 真抓了这个课题的调研和建议。1988年，向国务院提出了抓紧建立宏观经济 调控体系，坚持信贷从紧，坚决压缩财政赤字，加强进出口贸易管理等建议。 1990年，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贯彻产业政策的建议》。1991年，重点调研提高 经济效益问题，向国务院提出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散”（经济过热，基本建设 战线长）、“重”（企业负担重）、“虚”（各种统计“水份”大）、“奢”（铺张浪 费）、“浮”（工作不深入，形式主义）五种“病症”，建议实行综合治理，建 立经济效益综合考核指标。
谷牧和他主持的经委会，还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特别 是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一再大声疾呼。对北京官厅水库、安徽巢湖和北京大 气层的污染治理，都认真作了调研，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1992年3月，特 地就陕西内蒙交界处的东胜煤田向黄河支流倾倒煤矿剥离物一事，建议采取 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批示，责成水利部牵头研究解决。
作为全国政协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主席，谷牧继续关心和推动他倾注了10 年精力的对外开放事业。他常到经济特区和重点开放地区视察工作。1988年 5月22日，他去广西自治区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市考察。到后他不先听汇报， 第二天就到港口、工地和中外合资企业现场调研。接着在第三天又召开外商 投资企业座谈会。会结束时，他对市负责人说，明天的汇报，重点讲讲今天 会上反映的这些问题怎样解决。第四天，谷牧在听了汇报后说，我们都是共 产党人，我就不客气了。北海市已开放四年，引进的外资项目不多，生产型 项目更少，可是昨天会上反映的问题那么多。市里有上百个市属机构，数百 名县处级干部，你扯着我，我拉住你，办事效率很低，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 造困难吗？他建议，在一个月内，把全市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的问题集中清理， 加以认真解决。随后，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位副主席率领一个工作组，于6 月6日到北海市现场办公，一周内就把50多个问题落实了解决方案。
从推进对外开放出发，谷牧十分重视并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外事活动。 在全国政协办公厅的统一安排下，谷牧会见来访外宾先后近200多次，涉及 25个国家和地区，为发展我国对外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有成效 的工作。他还于1991年4月和1993年2月，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叙 利亚和印尼、新加坡。在访叙中，谷牧向对方详细介绍了我国实行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回国后提出了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 会党领导下的叙进步阵线加强联系的建议。访问印尼时，两国复交不久，他 通过会见该国总统、国会议长、执政党中央指导委员第一副主席等政要人物， 增进两国相互间的了解。回程顺访新加坡，他应邀发表了题为《到中国投资 的好机遇》的演说。
作为一项社会活动，谷牧对文物事业一向关心，积极支持。这不但因为 他分管的一些工作（基本建设、旅游等）同这方面直接相关，也因为他有中 国古文化的功底，对此兴趣浓厚，特别由于周恩来对他曾有嘱托。他说，我 在国家建委工作时，周总理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在建设中一定要保护和管 理好祖国的历史文物。我是按总理要求去办的。
还是在1973年，谷牧刚刚恢复工作时，曾向周恩来反映北京琉璃厂古书 画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周恩来感叹地说，现在只能尽力保护了!以后有机 会有条件时，一定要重新修复。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1977年）夏季， 谷牧即把此事摆上工作日程，他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的身份，组 织协调国家计委、文化部、北京市等单位，一一落实经费、规划、设计、施 工等项事务，亲自约请专家征求意见，参与琉璃厂文化街重建方案的研究审 批，抓得非常具体。1981年以后，他虽然离开了国家建委，但是对此事始终 抓住不放，直到1985年基本竣工交给北京市管理为止。
对古代书画进行科学鉴定，是加强我国文物管理的基础工作。60年代初， 曾按周恩来指示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文革”动乱中，被迫停止。进入80年 代，谷牧根据有关专家的强烈呼吁，向中央领导倡议恢复了此事，并帮助解 决了工作条件问题。1983年4月，国家文化局成立了由谢稚柳、启功、徐邦 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鉴定组，作出相 应实施安排。此后历时八年，在谷牧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国家文物局完成 了全国古代（1911年以前）书画鉴定工作。对我国大陆23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193个古书画（1911年前的）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的藏品共5．5万余件， 进行了鉴定。在此基础上，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古代书画大全》。
在国家预算中单列文物事业费，也是谷牧积极促成的。70年代初，在“文 革”初期被当作“四旧”撤销的文物局恢复了，但经费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1975年，文物局长王冶秋商请谷牧帮助。谷牧报经李先念批准，从1976年起 在国家预算中单列文物事业费这一科目，一直实行下来，成为制度。 [1]
其他如北京恭王府花园的清理和对外开放，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承德入 住避暑山庄部队的搬迁，西安秦俑馆的建设，曲阜“三孔”古迹的整修，中 国画研究院的建立，我国首家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的创办，谷牧或是倡议 人和主持者，或是积极促进者，都付出了很大精力。正如著名画家黄胄所说： “谷老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无须我们评说。对继承、保护、弘扬祖国文化的贡献， 艺术界有口皆碑。” [1]
“文革”中，许多画家、书法家被打成“反动权威”，被看成“四旧”、“古 董”，谷牧仍然尽可能同他们联系交往。1972年，他从外地蹲点劳动被调回北 京后，经常邀请一些专家到他的住所评点字画，相互慰藉，并把他们会见的 一间房子命名为“抗风轩”。1974年，“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举办居心 叵测的“黑画展览”，谷牧安慰书画界的朋友们说：“这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 大笑话。”
1993年9月28日，谷牧步入了他第80个春秋。这一天，他将自己多年 收集、收藏的100幅梅花画卷，捐赠给炎黄艺术馆。谷牧喜欢花卉，特别爱 梅花。这100幅“梅画”中，有刘海粟、李可染、吴作人、黄永玉等大家的 佳作，也有中青年画家的作品，有革命老人何香凝的手泽，也有房修工人、 美术爱好者的业余习作。“各凭妙手还天地，写出江湖万枝梅”，弥足珍贵。 炎黄艺术馆在公开展出的同时，还编印出版了名为《百梅图》的画册。著名 书法家启功为之作序，其中说道：“主人自赏之余，不欲久秘箧衍而思公之于 众”，“捐赠馆中俾国内外之嘉宾莅止共相欣赏，其用意之公，措置之善，足 与卷中名画同传久远。” [2]
当年3月全国政协换届时，谷牧辞去副主席职务。他虽然完全退出了党 和国家领导岗位，但他还担任着孔子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会 长、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荣誉会长等社团 职务，为推进社会事业做贡献。
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谷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 年96岁。
注释
[1] 原件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1] 访问谢辰生记录（1996年10月31日）。
[1] 黄胄：《百梅图编后记》（1993年11月8日），《百梅图》，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2] 启功：《百梅图序一》（1993年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