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君毅·青年时代出任全国学联执行主席
段君毅1910年3月13日（清宣统二年二月初三）生于山东省濮县（今
河南省范县）白衣阁村。曾用名段士达、段尚卿、董均雨、董君毅。
段君毅先辈家境贫寒，到祖父段昌言逐步富裕起来，成为封建地主。段
昌言有两个儿子，长子段明堂又生五子，次子段朝堂，字子敬，生一女和一
子段君毅。
段子敬曾有志应试科举，因科举废制而作罢。段君毅7岁开始在本村上
小学。段子敬望子成龙心切，严格要求他专心求学。
1923年，段君毅考入濮县高小。他在校勤奋攻读，课余喜欢读《三国演
义》、《水浒传》一类书籍，视野比较开阔。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聊城省
立二中。次年，因祖父去世被迫辍学，其父又请来私塾秀才教他读“四书五
经”。
1929年夏，段君毅重到聊城二中插班读书。他从报纸上，从老师、好友
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知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加深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初中刚毕业，他就急迫地离开乡村，奔赴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
1931年夏，段君毅同先期到北平读书的濮县高小、聊城二中同学郭奇、
邵浩然、董伯鲁等取得了联系，先后在北平文治、弘达中学补习高中课程。
同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社联”），从此
参加革命
[1]
。
1932年夏，段君毅考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课余，他经
常和同乡学友聚在一起评论时事，探讨社会问题，其中同郭奇、周登如等谈
论得最多。一次，他们在谈论中国的社会性质时，郭奇说：“说中国是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我想不通，像我家、尚卿家，都是地主，我们家哪一半是封建，
哪一半是殖民地？”段君毅说：“半封建半殖民地当然不是指你我哪一家，而
是整个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既是封建
主义的，又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的部分控制，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郭奇信服地说：“不愧为学政治经济学的。”他们虽时有争论，但相处甚好。
中国大学是北平当时中共组织活动基础较好的学校之一。政治经济系先
后由李达、马哲民、黄松龄等进步教授任主任。他们聘请鲁明、吕振羽、杨
秀峰、张友渔等左派教授担任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经济
思想史、中国经济学等课程，讲授内容中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段
君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理论界掀起的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段君毅的思想有很大启发。
段君毅在中国大学同一些共产党员有了接触。同班同学甘一飞（甘全礼）
在“一二·九”运动时已担任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他们志同道合，一起参
加“读书会”，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在争取择师自由、争取黄松龄教授
任政治经济系主任、保证中国大学讲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斗争中，都在
一起活动。同时，他们还以“社联”名义发传单、贴标语，在学生中开展抗
日救国宣传活动。
[1]
“九一八”事变在段君毅思想上产生了震动。他和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参
加中共组织的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宣传活动，到街道秘密书写和张贴拥
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利用纪念活动集会游行，散发传单。他
在中国大学还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土地问题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和活
动。这些活动对他的思想认识有新的启发和促进，为他积极参加“一二·九”
学生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特务对中国大学的学生
活动进行监视，段君毅就是重点监控对象之一。1935年夏的一个晚上，国民
党蓝衣社特务闯进段君毅等住的公寓（他当时化名董均雨），逮捕了同公寓的
董伯鲁之后，又指名搜寻段君毅，因他是化名，特务未达目的。但他们不死
心，扬言“抓到姓段的非杀掉他不可”。
此后，段君毅已不能在学校公开活动。经过在北平的同学、同乡处隐蔽
数月后，被迫回到山东老家。他本想赴日本留学，限于家庭经济条件未能成
行。不久，他接到郭奇来信，得知出卖中国利益的《何梅协定》已生效，华
北五省已实行“自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宪兵三团已撤走，便立即返回北
平。
段君毅返回北平后，中共党员李华（当时任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同他
建立了联系并负责指导其活动。由于段君毅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李华嘱咐
他要注意隐蔽，暂时不要抛头露面。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声势浩大“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段君毅
遵照中共组织“暂时不要抛头露面”的嘱咐，在示威游行中采取了随队隐蔽
活动的方式。
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经
过酝酿，决定再次举行示威游行。中国大学作为第二大队并率弘达中学、法
商学院的队伍一道参加。当天，国民党当局禁止学生上街，段君毅和中国大
学同学一道从西花园越墙奔赴天桥，同各校学生会合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沿前门大街向东交民巷前进。到前门时，遭到军警鸣枪堵截和刀砍，大家临
危不惧，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与军警对峙，向民众宣传，直到
晚上才返校。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北平的一些大学建立了中共领导的民族解
放先锋队。北平学联还组织了深入农村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段君毅参加了宣
传团。1936年1月3日宣传团出发，时值严冬，团员们衣被单薄，豪情满怀
地奔赴冀中，宣传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开展学生运动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实践。
1936年春，段君毅经黄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中国大学
支部书记。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大肆逮捕平津
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2月29日，中国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北平学运
领袖董毓华作报告，总结“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和南下扩
大宣传团的经验。会议进行当中，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20余名学生和教
授当场被捕。董毓华是在段君毅等的奋力掩护下脱险的。在这场大逮捕中，
先后抓走了中国大学师生60多人，酿成中国大学有名的“二月事件”（又称
“二月雪天”），学生会被摧垮了，整个学校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段君毅按照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确定支部的任务是：“把学生会重新组
织起来，以继续领导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冲破白色恐怖，营救被捕同学
[1]
。”
在此期间，中国大学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壮大起来，两个月后，学生会恢
复了，被捕师生也先后被营救出来。
当时，中国大学中共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党员改名换姓，或以代号相称。
支部通过不同方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并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员。除按上级党
组织决定将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外，还吸收“一二·九”、“一二·一六”
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入党。郭奇、刘玉如等就是段君毅介绍入党的。到他离开
中国大学时，支部的党员已由几个人发展到20多人。
1936年6月，段君毅任中共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宣传委员甘一飞，组
织委员夏英喆。区委下属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法商学院等党支
部。段君毅积极组织领导西区中共的地下工作，同各大学中共组织联系，发
动和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等革命活动。
段君毅在担任西区区委书记期间，同北平学联和中国大学党支部（此时
支部书记为任仲夷）一起，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经过曲折斗争，赶走
了中国大学反动校长王正廷及其爪牙祁大鹏，在著名左派教授杨秀峰、黄松
龄、吴承仕等帮助支持下，争取了由曾任北平市市长和冯玉祥秘书长的何其
巩担任校长。何其巩不大干预学运活动，北平学联此后就固定在中国大学办
公，使这里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场所之一。
1936年秋，李华通知段君毅，经中共组织同北平学联商定，推荐他为北
平学联代表，赴上海担任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执行主席。
全国学联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由北平、上海
学联及津、杭学联派代表经过近半年的筹建，于1936年5月29日在上海正
式成立的。段君毅是继刘江陵、刘导生之后的第三任全国学联执行主席。
全国学联驻会代表不多，只有北平的薛汕、天津的吴祖贻和上海的熊明
宣等协助段君毅工作。全国学联虽是公开的，但活动仍是秘密的。除了通过
接待来往的各地区学联代表，交换情况和意见外，主要是通过编辑出版学联
的刊物，介绍各地学运情况，对各地学联起指导和影响作用。全国学联成立
后出版了机关刊物《学生呼声》，为使这个刊物的政治方向更加鲜明，经段君
毅与学联各成员协商，改名为《学生之路》。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他约陕西地
区学联代表刘南生（于右任的亲属）一起，去请于右任题了刊名。于右任说：
“办刊可以，不要胡闹。”段君毅说：“宣传抗日，不是胡闹!”段君毅负责《学
生之路》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薛汕通过上海邮局发往全国各地区学联组织。
外地寄给全国学联的信件，也大都由薛汕从联络点取来，交给他直接处理
[1]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
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遗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2日，上海各界六七千人为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送葬。在段君毅等的组
织下，全国学联的队伍高举大幅挽联行进在送葬行列之中，一直走到万国公
墓，参加了隆重的葬礼。
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蒋介石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全
救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即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事件”。段君毅带领全国学联
同各界一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配合宋庆龄为营救七君子发起的
“入狱运动”，段君毅赴苏州送交了全国学联为营救七君子的请愿书，声言如
不释放七君子，愿同他们一起入狱。宋庆龄赴苏州营救七君子时，段君毅代
表全国学联到苏州，参加了宋庆龄对法院院长的质问，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展开了斗争。
1937年1月底，中共北平学委决定举行由华北学生组织向国民党五届三
中全会请愿、献旗活动。2月4日成立了“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携去分别
绣有“一致对外”、“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为和平而奋斗”字样的三面
旗帜，借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为配合这一行动，段君毅主持全国学联发
表了《上三中全会书》和《我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主张》，向国民党当局陈述抗
日主张。接着，他率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南京帮助组织献旗请愿的活动。经
过学生代表与国民党当局积极说理斗争，终于在2月14日上午举行了献旗仪
式。
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
指出：中国青年应该团结起来，宣传新的口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
备对日抗战，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奋斗
[1]
。段君毅主持全国学联响应毛泽东的
号召，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备战宣传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冀察地区的学生通
过到二十九军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官兵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提高了士兵
的抗日救国热情。平津广大爱国学生还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通过教唱《义
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
救亡戏剧，同群众打成一片。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学联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热潮。9月，
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平、津，学联的活动遇到严重困难，段君毅组织全国学
联代表进行了今后学联怎么办的讨论。由于学联中有“上山主义”、“南下路
线”两种主张，大家决定由他代表全国学联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
1937年秋，上海战局已很紧张。段君毅从上海到南京，先到中共办事处
见到叶剑英，接着遇到中共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一起到太原见了中共中央
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在太原东郊的一个坟场里，他们各自向彭真陈述了对学
生运动的意见。彭真肯定了段君毅动员学生拿起武器上山战斗的主张。随后，
段君毅到达西安，见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和中共全国青年工
作负责人冯文彬，他们都劝他说：去延安路上很不方便，来回得半个月，可
否由林伯渠向中央请示，他表示完全同意。林伯渠向中央发了电报：上海沦
陷后，学联不能公开活动，怎么办。中央电复“转入地下”。为了及时传达贯
彻中央的指示，段君毅星夜返程。离开西安前，林伯渠给了他一些路费，问
他够不够？他说：“请林老放心，我会有办法的。”他向林伯渠提出想到延安
学习的要求，得到林老的同意。
段君毅在返沪经开封、南京途中，向当地学联代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他到上海后，一面以全国学联名义向全国各地的学联组织发函传达中央的指
示，一面进行学联活动转入地下的安排。办好这些事情之后，按照预定的安
排回到西安。
1937年冬，段君毅在西安搭乘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卡车到达了革命圣地
延安，入中央党校12班学习。四个月后学习结束，段君毅被中共中央派往山
东抗日战场。
注释
[1] 《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干审字〔1992〕91号。
[1] 甘一飞：《对30年代中国大学秘密党组织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片断回忆》，《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
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55—60页。
[1] 杨易辰：《我与中国大学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
月版第97页。
[1] 薛汕1994年2月所写段君毅在全国学联的资料；熊明宣1995年1月所写《段君毅领导全国学联的
革命活动》。
[1] 《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237页。
·
段君毅·从延安走向抗日战争前线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郭洪涛从延安带领段君毅等近50名干部到
敌后山东工作。
行前，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分别接见了这些人员。毛泽东向全体人员
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希望他们到了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
里就能活，像松树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要服从当地党委领导，同当
地党委搞好团结；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要发展
武装，要有民兵，有游击队；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
[1]
。
1938年5月上旬，这批干部途经山东曹县时，李宗仁、白崇禧司令部召
开台儿庄阻击战祝捷大会，郭洪涛应邀以八路军的名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
按照中共的主张，旗帜鲜明地说：“我们马上就要到敌后去，创建敌后抗日根
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去!”他的讲话
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因此引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不满，说这
是“喧宾夺主”、“煽动宣传”，企图进行迫害，要“就地解决”。郭洪涛等得
到情报后，立即派段君毅、王彬同驻在曹县的东北军第五集团军上校秘书主
任郭维城，以及与范筑先部驻曹县办事处主任何白沙联系，由他们安排了汽
车，全体人员当夜乘车离开了曹县。
郭洪涛一行在东平县须城村、泰安县边家院镇听取了中共东平县工委书
记万里、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主席张北华的汇报。决定留下段君毅、何
光宇、孙光等五人组建中共泰西特委，段君毅任书记，孙光任组织部部长，
万里任宣传部部长，张北华任军事部部长兼自卫团主席。
泰西特委成立后，段君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里中共的组织和政权组
织都比较薄弱，即使在自卫团中中共的组织也是如此。当时，自卫团的17个
大队虽多数有党员，但只有个别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在全地区6个县中，只
有东平县建立了党的县工委。各县均未建立起党领导的政权组织。面对这种
情况，他主持有3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
了整军、建党、建政的任务。首先调整和加强了自卫团的领导班子，由红军
干部何光宇任主席，张北华任政治委员，孙光、万里分别兼任自卫团组织、
宣传部门的领导职务。建党也是首先从部队中开始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各
大队都建立了中共的组织，配备了政工干部。1938年10月，自卫团改编为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
段君毅认真领会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提出的柳树和松树精神，认为它体
现了革命斗争中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结合，是勉励他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在群众
中生根，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斗争。他十分重视用毛泽东思想
培训干部，特别是当地干部。在他的主持下，开办了青年训练班，由孙光负
责，他也常去讲课。训练班先后举办了三期，参加学习的有100余人，从中
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再由这些党员回各县去建立党的组织。这批人，大多
数都成为泰西地区各级党政军部门的领导骨干。在各县都发展了一批党员之
后，又建立了泰安、肥城、长清、平（阴）阿（城）、汶（上）宁（阳）党的
县委，以及部分党的区委和乡、村党支部，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奠定了
坚实基础。
1939年1月15日，中共鲁西区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段君毅任统战部
部长。同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一部和杨
勇领导的六八六团进入泰西。当时，在中共泰西特委领导下，泰西地区整党、
建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群众有了较好发动，抗日武装得到巩固和发展，
已初步建立泰肥、平阿、大峰山区游击根据地。罗荣桓根据这一情况，提出
了“依（泰）山傍（东平）湖，向四周发展，建立泰西根据地”的任务
[1]
。段
君毅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于3月20日在东平县常庄召开了泰西地区抗日活动
积极分子大会。会上，罗荣桓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指示要加
强政权建设，加强农会等群众组织，更好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段君毅带领泰西特委一班人，在建党工作已见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
政权建设，先后建立了泰安、肥城、东平、长清、平（阴）阿（城）、汶（上）
宁（阳）六个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县政府。其中，肥城县县长于会川、东平
县县长周持衡、平阿县县长邹鲁风，都是由段君毅、张北华同国民党泰西专
员郁仁治协商谈判后，由郁仁治委任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三位县长都是中共
党员。随后，在泰西地区六县又相继建立了动委会、自卫队、农会、工会、
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更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建立
县政权的基础上，当年10月26日，成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由段君毅兼主
任，张耀南任副主任，统一领导泰西地区抗日政权的工作。泰西地区的政权
建设，成为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模范地区之一。
泰西专员郁仁治打出国民党“正统”的牌子，总想吃掉泰西地区中共领
导的抗日武装。他先提出要改编自卫团为保安部队，由他兼任司令员。段君
毅识透了名为改编实为吞并的伎俩，但为顾全抗日大局，经特委召开专门会
议研究，给了他一个“改编不改制”的答复，即自卫团可以改编为保安部队，
接受对日军、汉奸作战的统一指挥，但建制不能有任何变动。随后，郁仁治
又提出要撤换由他任命的抗日民主县长。段君毅派肥城县县长于会川去同他
谈判，抵制了他破坏联合抗日的企图，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不久，郁仁治
又趁自卫团四大队一部分队伍前去抗击进攻聊城的日军时，带领六七百人偷
袭四大队。段君毅接到报告后，立即集中自卫团主力对郁仁治的部队进行了
坚决的回击。郁仁治带队伍趁夜窜逃到演马庄一带，被日伪军误以为是自卫
团，将其部队打垮，其本人也被日军击伤而致死。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抗日，打击、孤立、削弱国民党的顽固势力，段
君毅十分重视做泰西地区的上层士绅、社会名流的工作。他对泰西地区众多
的红枪会组织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认为他们虽是地主操纵的武装，但大多
数成员是劳动群众，有抗日保家的要求。段君毅指定专人做红枪会的工作，
还主动找有影响的红枪会头头谈话，争取和团结了他们中间的多数，在自卫
团的指挥下共同对日伪军作战。
1939年5月，日军向泰西地区增兵合围一一五师部队。当时，罗荣桓不
在师部，陈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段君毅率六支队一部和特委机关部分人
员高举火把向东平、汶上两县之间的地区转移，以迷惑敌人，其余部队向大
峰山地区转移。由于敌众我寡，除段君毅所率队伍突出重围外，其余3000余
人被5000日伪军包围在肥城东南不足10平方公里的陆房地区内。在十分紧
急情况下，八路军部队英勇战斗，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冲锋，坚守阵地直到天
黑，终于突围成功，转危为安。
1939年8月，鲁西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同时
决定成立鲁西军区，由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军区司令员，段君毅任独
立旅副旅长、军区副司令员。经过广大军民英勇奋战，到1940年春，鲁西抗
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当年4月15日，鲁西行政主任公署成立，由萧华任主任，
段君毅任副主任，同年9月接任主任。
从1940年4月起，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鲁西根据地开始
进入困难时期。当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给鲁西区党委及
其领导人发出指示信，指出鲁西是战略上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地区，必须使之
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段君毅到鲁西行署工作后，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大力开展财经、文教和扩军工作，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参军参战，支援抗日
前线。他在鲁西区党委主办的《灯塔》第20期上发表了《鲁西党战斗的动员
起来，为完成扩军任务而斗争》的署名文章，指出：“部队是我们打击敌人
以至最后战胜敌人的支柱”，“扩大鲁西正规军、扩大鲁西军区武装是鲁西党，
是鲁西每个党员的光荣任务”，要“动员起来为完成扩军任务而斗争”。
随着抗日部队的壮大和党政群组织的发展，所需供给、经费越来越多。
鲁西军政委员会专门设立了财经委员会，将财经工作置于党政军主要负责人
的直接领导之下。段君毅主持行署的财政处、粮食处、贸易处、交通处和鲁
西银行，制定各种条例，加强对财经工作的管理。为做到合理负担，以保护
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段君毅主持制定了《整理田赋地亩暂行办法草案》，
规定人均一亩半地为起征点和三级累进税，使负担主要落到占户数30％的地
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一般中农和贫农的负担相对减轻。为禁止伪钞
[1]
，
取缔土杂钞，发行了鲁西银行钞，90％以上用于军队及地方党政群团体的财
政开支。为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建立了许多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开办
了许多小型民用工厂。对进出根据地的货物实行了换货贸易，限制油料、棉
花、布匹等军需民用生活必需品外流，并鼓励此类物资内进。
1941年1月8日，鲁西军区教导第三旅第七团在郓城潘溪渡的伏击战中
取得重大胜利，受到沉重打击的日伪军聚集1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
下，分六路对鲁西根据地中心区范县、观城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
捕捉鲁西党政军领导机关，消灭抗日根据地有生力量。鲁西军区得到情报后，
立即召开反“扫荡”大会，向营、连干部传达军区指示精神，进行政治动员
和军事部署。莘县苏村是这次反击敌人的重要阵地，在苏村、马集激战中，
段君毅带着特务营向军区驻地靠拢时，中弹受重伤，幸未击中要害。他被扶
上马后，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带着特务营退回行署驻地，对行署机关人员的
转移作了紧急安排，才到20里铺上药，然后转移到冠县城南沙闫村治伤。
1941年，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7月，冀鲁豫、鲁西两区
合并为冀鲁豫区，建立中共新的冀鲁豫区委，张霖之任书记，张玺任副书记
兼组织部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部长。9月，成立了合并后的冀鲁豫行政主
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任区党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和党团书记。
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粮
食征收和财政收入锐减，军政供给困难。冀鲁豫边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
同年12月下旬实行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到1942年上半年，边区控制地区进一
步缩小，军政人员供给愈加困难，同年8月，又实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段
君毅按照区党委的统一部署，积极组织政权部门的精兵简政工作。经过精简，
党、政、军、群机关的人员大为减少，节约了大量的财政经费。
1941年，冀鲁豫边区出现持续干旱，造成严重灾荒。段君毅同行署领导
班子一起，按照区党委以生产自救为基本方针的部署，发动群众开展救灾运
动，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和经济、财政建设。行署千方百计从边区中心区濮、
范、观城三县调集了500万公斤粮食。在部队和民兵协助下，用毛驴驮、小
车推、人肩挑，冲破敌人封锁，先后将175万公斤粮食运到鲁西北。同时，
将数百万斤粮食运到豫北抄区。行署还采取各种措施，动员群众互济互助，
抗御灾荒。在各级机关、部门开展了“节衣缩食、支援灾区”的运动。全体
机关干部，自觉地从每日的稀米饭和5分钱菜金中，节约一把米、一分钱，
为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灾民解燃眉之急。1942年冬到1943年春，百万灾民从豫
北滑县、内黄沙区和冀南大名、清丰、南乐等县重灾区，涌进濮、范、观中
心区，段君毅等动员群众为灾民腾房、捐款、募衣、献粮、送菜，并禁止地
富乘人之危娶灾民妇女为妾，稳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和生活。
段君毅还同行署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大力加强了财政、经济工作的整顿
和建设。行署决定开展统一市场货币工作，规定“抗钞”为本位币，禁止伪
钞，驱逐法币，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积极发展公私贸易，建立了许
多公营商店，广泛联合和领导私人资本，帮助合作经济的发展。又以公营商
店为主体从非灾区采购粮食，到灾区市场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由公营商
店组织农民运输队，输出根据地的土特产，扶持农副业生产，有力地打击了
日伪军的经济封锁。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工
作的指示信》，并调黄敬任区党委书记，相继调整了边区党、政、军的领导班
子，段君毅调任二地委书记、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他到二地委后，同军分
区司令员曾思玉研究决定，首先加强昆（山）张（秋）地区的反“蚕食”斗
争。昆张地区是濮、范、观中心区的东大门，沦为敌占区后，隔断了中心区
与泰西、运东地区的联系，对中心区造成很大威胁。地委、军分区共同召开
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对敌斗争，决定加强
以吴忠为队长、邵子言为政治委员的昆张支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同年5
月，以昆张支队为基础，将军分区部队和县大队分别组建成四个中队，再次
深入昆张地区活动，逐步使这一地区由敌占区变成游击根据地。
1943年，日伪军再次向濮、范、观中心区发动了更加残酷疯狂的进攻。
段君毅认真执行区党委的决定，加强中心区党、政、军、群组织的一元化领
导，对日伪军进行了更加有力的反“合围”、反“分割”、反“扫荡”、反“清
剿”斗争，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逐步好转。
1943年2月，段君毅主持地委研究，决定在鄄（城）北开展民主民生运
动的试点，结合进行建党、改造村政权、整顿民兵等工作。段君毅、万里（地
委副书记）曾到鄄北许堂，参加中共鄄城县委召开的县、区两级干部会议，
对运动进行直接的指导，在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协会和
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整顿发展了民兵。一批出身贫苦、有
较高阶级觉悟的积极分子在运动中脱颖而出，及时把他们吸收入党，建立了
党支部，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
立了新的村政权，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1943年秋，其他各
县也借鉴鄄北试点经验，相继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
为了进一步发展边区经济，1944年冀鲁豫区党委发动了以农业为中心的
大生产运动，在党政机关和部队带领下，迅速形成热潮。段君毅带领地委一
班人，响应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广泛推行互助合作，
由共产党员带头组织互助组，以解决牲畜、农具和劳力缺乏的困难。农业生
产的发展，促进了养猪、养羊、养鸡等副业生产的兴旺，部队也积极带头投
入到农副业生产中来。同时还建立了一些小型民用品工厂，生产根据地急需
的产品。
1944年5月11日，冀鲁豫、冀南两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原二地委改为八
地委，段君毅继任八地委书记、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
二、八地委辖区几经演变，到抗日战争后期已横跨黄河两岸，处于冀鲁
豫三省结合部，最多时辖19个县，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了以濮、范、观为中心
的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运西地区。这里是联系鲁西北、运东、泰西、鲁
西南和直南、豫北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为边区党委、行署、
军区等领导机关所在地。
从1944年底开始，曾思玉、段君毅等率领军分区的1．5万部队、10余
万民兵，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连续展开了攻势作战，先后发起了昆张、清
丰、寿张、南乐、东平、阳谷等战斗，同时展开了讨刘（汉奸刘本功）反顽
作战，开始由局部反攻逐步转向全面反攻。
1945年夏，国民党趁抗战胜利在望之机，暗中下令大中城市的伪军、皇
协军、汉奸等改为“国军”，在各地直接接受日军投降，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
实。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冀鲁豫分局于6月20日决定，建立中共豫东工委、
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和豫东办事处，由段君毅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治委
员，王秉璋任指挥部司令员，王笑一任办事处主任。豫东区辖水东、水西两
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段君毅带领豫东军民积极投入全区战略大反攻，巩
固和发展解放区，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中旬，冀鲁豫军区组
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对日伪军反攻作战。南路军由王秉璋、段君毅指挥，
共三个团，任务是阻击日军增援，保证由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直接指挥的
中路军（共13个团）攻占开封。同年9月，段君毅同王秉璋返回菏泽，参加
了打菏泽的战斗。这次作战毙、伤、俘守敌4000余人，赢得了战斗的全胜。
注释
[1]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页。毛泽东的指示，使段君毅受到
很大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终身受益”。
[1] 《敌后抗战，功著山东——缅怀罗荣桓元帅领导山东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历史功绩》，《人民日报》，
1995年8月19日。
[1] 指日军的货币。
段君毅·刘邓大军的战勤司令员
1945年10月，段君毅从地方转到野战部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通称刘
邓大军）新组建的第六纵队政治委员。
六纵队及其他几个纵队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进一步加强野战军的战
斗力，应付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而组建的。六纵队组建后，司令员王宏坤和
段君毅立即组织部队投入了回击国民党进犯的战斗，先后取得了河北武安峭
河作战、山西白（圭）晋（城）战役、河南安（阳）北作战的胜利。
1946年4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段君毅又从野战部队转到地方，任
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当时，邓小平同他谈话说：“你对河北、山东、河南都
熟悉，为了发动群众配合部队作战，你还是回到地方抓你熟悉的那一摊子工
作。”
同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大举围攻中
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其中，进攻冀鲁豫边区的
兵力达30万人，使这里成为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由于野战军作战的需要，
7月20日建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简称战勤指挥部），段君
毅任司令员、赵健民任政治委员。各专署成立了分指挥部，专员兼任司令员，
组织民众支前作战。从当年8月至次年7月，刘邓大军在冀鲁豫战场组织了
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豫北、
鲁西南共9大战役，歼国民党军20余万人。
段君毅积极加强对战勤指挥部的领导。以每次重大战役为阶段，组织民
工、民兵参战，筹集供应粮秣，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运送弹药、给养、被服、
转送伤员和清扫战场，以配合野战部队作战。战勤指挥部和冀鲁豫边区行署，
先后发出《关于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参战工作的通知》、《关于生产与战勤工作
相结合的指示》等10余个指示、指令，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掀起了参军参战、
支援前线的群众性热潮。据9次战役的不完全统计，全区共出动民兵、民工、
担架、大车、小车、碾米磨面等4323万个工（畜、车均折工计算）。仅陇海、
定陶、巨野、鄄南、滑县5次战役，即出动担架6.831万副，牲口12.2234万
头，支出粮食2549万公斤，有力地保证了野战军历次战役的胜利。刘伯承曾
说：冀鲁豫人民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邓小平也说过：
冀鲁豫区是个好战场，我军打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的支援，打到哪里都有
粮食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段君毅领导行署依靠土地改革所焕发的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
展工农业生产。1946年秋，动员群众利用战争空隙抓紧秋收秋种，种麦面积
达到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段君毅还主持行署制定了《1947年冀鲁豫区生
产方案》，要求普遍做到耕地不荒，并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全区军民
掀起了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大生产运动，做到了自给自足，保证了军需民食。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多数工厂从战争前沿内迁，将抗战时期的22个工厂改组
为11个较大的兵工厂，另有军需民用工厂7个，职工近3000人，生产出大
批手榴弹、八二迫击炮弹、九五三炮弹、七二式步兵炮弹及地雷，及时供应
前方作战。
为了更加有力地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边区建立了战时财政经济体制。
1946年11月，成立了冀鲁豫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段君毅任主任，韩哲一、
华夫任副主任，地、县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积极展开了护粮、稳定币
值、平稳物价等方面的对敌经济斗争。当时，征集的公粮和民粮被国民党军
抢走的相当于1946年秋征粮总量的1/3。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发动群众制定
护粮公约，实行分散藏粮和随征随用的办法，大大减少了公粮和民粮的损失。
针对国民党强制使用法币，造成边区物价飞涨、物资外流的情况，明令宣布
法币不得在边区流通，大力恢复冀钞市场，提高了冀钞的信誉，对维护解放
区经济秩序和物价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大规模开展战勤工作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出现过一些问题，如群
众参战后生产无人照顾，前方生活服务跟不上，支前物资运输缺乏计划，前
方缴获的资财不能及时运回，物资损失严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1946年8
月23日，行署和战勤指挥部联合发出《关于切实解决支前民工的食宿等有关
切身利益问题的训令》。9月2日，行署和军区联合颁布《城镇支差与征雇办
法》。9月21日—22日，召并战勤工作会议，总结陇海、定陶两战役的战勤
工作经验。通过这些工作，解决了各级战勤机构的设置、供给以及在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使战勤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经过陇海、定陶、巨野、鄄南四大战役，在深入进行典型调查，总结战
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本着一切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党和政府
同群众的关系，解决好农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负担问题。段君毅主持战勤
指挥部先后制定了《冀鲁豫区参战支前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条令，逐步使
战勤工作形成常规化、制度化，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期支援战争提供了
保证。
段君毅以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身份，直接参加了国共两党“黄河归故”
问题的谈判。1938年6月9日，在日军大举侵华危急关头，国民党军队按照
蒋介石的密令，炸毁了位于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堤坝，使黄河改道，造成豫皖
苏三省89万人丧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
党又策划在花园口堵口，让黄河重归故道，妄图以水代兵，把黄河当成进行
内战的“第二大军”，借此来加害解放区人民。1946年4月前，周恩来代表中
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反复申明中共的立场。4月7日，国共双方
代表在开封就“先治河后堵口”、“解放区派代表参加治河组织”、“救济河床
居民”等问题进行谈判，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共的部分意见，形成了《开
封协议》，并由国民党政府黄委会组成黄河故道勘测团，对黄河故道的现状进
行实地勘察。4月15日，勘察团返回菏泽，段君毅代表冀鲁豫行署接待，并
在晚间举行座谈会。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了明确的谈判方针：为兼
顾冀鲁豫黄河故道和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不反对黄河归故，但必
须先移民、复堤、整险、清淤而后堵口，保证黄河两岸人民不得再次遭受水
害。这个方针体现了中共的正确主张，成为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中始终坚持的
重要原则。这次座谈达成了一个比较公道的《菏泽协议》，使解放区人民得到
一点宽慰。按照《菏泽协议》及其后的《上海协议》，段君毅发布冀鲁豫行署
命令，先后动员20万民工上堤进行浚河复堤工程。行署还决定，将同年2月
成立的黄河故道治理委员会改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由王化云任主任，沿河专
区、县分别设修防处、修防段，以加强对沿河复堤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民党政府不按协议办事，一面肆意阻挠复堤工程，一面加紧进行堵口
工程。7月19日，周恩来从上海乘飞机到达开封，亲自到花园口视察黄河堵
口和复堤情况。他让冀鲁豫区党委、行署、黄委会负责人张玺、段君毅、王
化云等赴开封，参加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座谈。接着，周恩来返回上海，又
同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会谈，达成了《上海协议》。随后，中共与国民党双方
代表又分别在山东省张秋、河北省邯郸等地举行会谈。经过一系列斗争，中
共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全国舆论的支持，冀鲁豫沿河人民在经费、器材
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抓紧抢修整治故道堤坝，至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实
行堵口合龙前，沿河复堤工程大部分竣工，避免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在黄河
重归故道时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黄河归故后，面临着河道整治的艰巨任务。当时有的干部认为黄河“三
年两决口”，防范能力低，加之解放区的战勤任务很重，因此提出治黄应“少
花钱、少开口”的主张。段君毅当即指出这个提法不妥。他说：黄河不能看
决口次数多少，一次决口也会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影响解放战争进程。经
过反复研究，行署确定治黄的方针是：确保临黄（沿河堤坝），固守金堤（第
二道堤坝），不准决口。同时，明确规定实行县长负责制，哪个县境决口，由
那个县长负责。方针确定之后，行署召开了有治黄专员、沿河县长参加的治
黄工作会议，段君毅在会上做了报告，宣布了行署有关治黄的方针和决定，
动员全区党政军民为确保黄河安全而斗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决定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强渡黄河，发起
鲁西南战役。刘邓当面交代段君毅，强渡黄河所需的船只及各项准备，由他
负责。为配合野战军的战略进攻，段君毅通过行署和战勤指挥部，动员全区
一切可能动员的人力和物力，全力支援前线的战斗。他先后到沿河各地、县，
紧急发动群众，布置造船等任务。他对地、县干部说：“为了作战的需要，凡
适合造船的树可以先砍伐，进行登记，事后由政府按价赔偿。”经过沿河干
部群众几个月的奋战，如期建成了120只大木船和数百条小船，共300余条，
还组织了一支负责大军渡河的干部队伍，培训了3000多名执行渡河任务的民
兵和水手。
6月下旬，段君毅陪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检
查渡河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先到了野战军司令部机关渡河的寿张县南孙口渡
口，听取了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的汇报，然后又同乘一辆吉
普车向位山行进。半路上，汽车左轮陷进泥里，突然翻了。李达、段君毅急
忙钻出泥潭，扶起刘、邓首长，幸好都没受伤。刘伯承拍拍身上的泥土，找
到掉到泥里的眼镜，安慰受惊的驾驶员说：“翻车不是好事，没有伤人就好
嘛!”邓小平也镇静地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啊。”为保证及时赶到目的地，
段君毅从当地紧急调来备用汽车，让刘邓继续乘车前进。事后，将领们无不
惊叹：“好险!大军未过河，两帅就翻车，万一有失，怎么得了!”
6月30日夜，刘邓12万大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
300余里的孙口、林楼、于庄等八个地段上，经一日两夜，“神兵天降”般地
抢渡蒋介石宣称可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在南岸建立了强大阵地。3000
名水手和民工在抢渡中争分夺秒，昼夜奋战，不顾炮火袭击，不怕流血牺牲，
受到刘邓的嘉奖和赞扬。段君毅在孙口随刘邓过河时，刘伯承对他说：“群众
为部队过河很辛苦，要发给他们一些肉和酒进行慰问。”他即布置沿河地、县
和战勤指挥部迅速兑现了刘伯承的指示。过河后，刘邓还于7月17日发出嘉
奖电报，称赞黄河各渡口员工“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之后，立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
6.5万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8月5日深夜，段君毅接到刘伯承的电话，
要他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赶到野战军司令部。司令员深夜亲自打电话，
一定事关重大，段君毅感到心情很紧张。他们赶到时，只见司令部已被淹在
水里，刘邓住室里的鞋子都漂起来了。刘伯承拿着马灯，站在水里，从地图
上找寻黄河可能决口的位置，考虑部队的去向。邓小平怀着焦急的心情，向
段君毅详细询问了黄河的水情。段君毅捧起屋子里的积水经过仔细观察，然
后平静地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来的水，定是泥汤，还会继续上
涨。现在屋里的积水是清的，并且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小平信任
地说：“你是黄河边的人，有经验，说得有道理。”但为求稳妥，他仍让王秉
璋坐车前去现场探明黄河的实际水情，同时让李达和段君毅研究制定一旦黄
河水来，10万部队的应急方案。经查明，黄河并未决口，来的的确是雨水。
事后邓小平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
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战勤任务异常繁重。段君毅同行署和战勤指挥部
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群众全力支援部队作战，全区共动员人工507万余个、
畜工15万余个，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用担架抢运伤员，为夺取战役的胜
利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
1947年8月，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
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段君毅率领后勤支前部队随刘邓首长一起到大
别山。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并
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鄂豫区由段君毅任区党委书
记、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刘子厚任行署主任。王树声是人
民军队中一位资深的将军并且德高望重，他一见段君毅就说：“欢迎你当我们
的政治委员。”段君毅连忙谦逊回答：“我是以指导员身份当政治委员。”
创建鄂豫解放区的工作，是随着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而进行的。段君毅
等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
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精神，首先重建党、政府和军队组织，使党、
政、军、民形成强有力的“拳头”。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地区辽阔，交通不便，
新建机构多。区党委依靠从冀鲁豫、太行、冀南区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主
力部队抽调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原新四军五师留下的由刘
名榜、罗厚福等带领的一批本地干部，共3000余人，并将这三方面的干部搭
配起来，除充实鄂豫区党、政、军机关工作部门外，分别派往地、县、区三
级担任地方和部队的领导工作。
1947年12月，刘邓面对国民党白崇禧指挥33个旅以所谓“总力战”与
共产党争夺中原的形势，决定由刘伯承率第一纵队去淮西，邓小平留在大别
山指挥第二、三、六纵队2万多人，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人，依靠广大群众，
依靠崇山峻岭，与敌展开周旋，寻机消灭敌人。王树声、段君毅等率领军区
警卫部队，指挥各军分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英勇机智地打击敌人，展开粉
碎国民党部队“围剿”的艰苦作战。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下，没有一个
县委、一支部队跑到淮河以北，始终坚持战斗在鄂豫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
候，仍有十五六块相对稳定的小块根据地。
大别山长期敌我拉锯，各地股匪活动猖獗。鄂豫境内有股匪数万人，曾
发生上千匪徒暴乱的反革命事件。国民党军队在实行“总力战”的同时，利
用反动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恢复其乡保武装、保甲统治，以配合国民党
的围攻和“清剿”，妄图摧毁大别山根据地。段君毅等带领坚持内线斗争的部
队和干部，开展剿匪斗争，集中力量消灭危害最大的反动民团、乡保队之类
的股匪达万余人，减轻了匪患危害。
1947年12月下旬，段君毅陪同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到鄂豫一分区视察
工作。到达商城县黑河村时，听房东讲，耕牛被国民党民团抢掠后，又被金
寨县的剿匪部队夺回带走了。邓小平立即让段君毅查清此事，派专人将牛送
还主人，房东老太太感动得直流泪。除夕之夜，邓小平是和他的战友们在金
寨地区度过的。当日，在金寨县的下楼房村，邓小平听取了中共金寨县委书
记张延积的汇报后，指出：“搞好党的统一领导，是能否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关
键问题。”段君毅随即向各地、县领导干部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求大家认
真学习这一指示精神，使之成为开辟新区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1948年春，鄂豫区在发动群众参加剿匪斗争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颁
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
运动。由于这里敌情严重，群众疑虑多，怕人民军队站不稳，怕国民党再回
来，工作很难做。加上照搬“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急性土改办法，犯了
一些“左”的错误，结果事与愿违。据新县调查，经过土改，虽然67.8％的
土地已经回到贫雇农手里，但一些老实农民表面上分了地，暗地里又向地主
赔礼；白天分了浮财，夜里又送回去。这种急性土改，使农民种地不安稳，
军队供给也发生困难。邓小平等视察新县、金寨、麻城等县后，及时纠正了
土改中的错误。段君毅主持鄂豫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做出了
将土地改革改为减租减息的决定。同时，认真纠正土改中过火的做法。保护
厂主、店主照常营业，使不违法的地主安心生产。对利益受到侵犯的中农户
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经过工作，很快扭转了一些群众的对立情
绪。
1949年2月，刘邓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准备渡江作战，实现“打
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时，段君毅调任二野后勤司令部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到达二野司令部驻地河南商丘后，迅速在二野前身中原
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等部门的基础上，建立起马上就能
开展工作的后勤工作机构，以及几个兵团的后勤领导机构，为各后勤机构配
备了得力的领导干部，按照刘伯承司令员明确规定的“因地制宜，上下配合，
照顾政策，实事求是”的后勤工作方针，积极展开工作。
当时，后勤工作面临两大紧急任务：一是保证部队急需的生活供应，二
是准备渡江必需的船只。段君毅同后勤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穰明德赶到前方，
依靠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党政组织的积极合作，群策群力、筹集资金和物资，
妥善解决了野战军部队指战员的单衣和雨具。尤其是靠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
粮食供应军队，靠广大民工日夜兼程给部队运送军需，保证了30万大军渡江
作战的需要。解决船只问题是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三个兵团分别在长江北
岸的水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搜集、打捞和修补了大小船1428只，还修
建了隐蔽的船坞。以征用的民间船工2000人作为骨干，同部队水手2800人一
起混编，组成了一支军民团结的驾船队伍，战前同场训练，战时同舟共济。
4月15日，段君毅等后勤领导干部在安徽桐城中学广场，听了邓小平关
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传达，以及渡江作战的历史意义、应注意的
政策等问题的报告。会后，根据任务的需要，后勤机关分成两个梯队。段君
毅等带领第一梯队随野战军首脑机关行动，穰明德率领第二梯队负责长江北
岸的后勤工作。那时战勤工作异常紧张，各兵站一天24小时人员来往不绝，
电话电报不断。段君毅以身作则，夜以继日地指挥着运输部队和几十万支前
群众、汽车、马车、牛车、人力车，冒着敌机疯狂轰炸和扫射，昼夜不停地
向前方运送弹药、粮食和各种物资。他每天都要同各兵站通电话，询问人员
有无伤亡，物资有无损失，嘱咐大家注意防空，保证安全。
在渡江作战中，广大江北地区的人民群众以高昂的热情，用各种方式支
援军队，临时民工就达300万人，做到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
1949年4月21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
了南京，推翻了蒋家王朝。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段君毅任军管会委员
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按照军管会的统一部署和分工，有步骤地接收了国
民党政府的各个财经机构和部门。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情况异常
复杂。刚解放时，银元交易等在黑市猖獗。段君毅在摸清情况并报经批准后，
组织财经、公安、宣传等部门协同作战，紧张快速的肃清了黑市，消除了这
一祸害。
南京解放不久，二野组建支援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工作委员会，由段君
毅任主任，谭善和任副主任。刘邓当面指示，要他们全力做好支援第三野战
军解放上海的工作，并积极做好进军大西南的准备。
上海解放后不久，这年的6月，第二野战军接受了进军西南的任务。段
君毅等按照二野前委的指示，为确保完成大进军的战勤任务，对运输兵站作
了通盘设置。为了便于因地制宜进行指挥，除宁、沪两地的办事处外，按照
部队进军线路，又新建了五个兵站，并在汉口、宜昌、长沙等几个要点设立
了办事处。9月6日，段君毅在汉口主持召开二野后勤部临时党委会，确定以
武汉为中心，组织水陆运输并进，保障两湖间的畅通，并决定在沙阳、岳阳
和沙市再建立几个兵站。进军大西南是在全国胜利形势下展开的。在中央军
委统一领导下，进军的兵员补充，所需物资的筹集，得到其他野战部队、沿
途各省市党政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在开进中，不仅粮食、蔬菜
得到充分供应，宿营中遇到的困难也得到很好解决。30万大军靠双脚完成从
华东到川、贵贯穿大西南的战略迂回，鞋子成了突出问题。除了发动部队战
士自己做鞋外，还商请华中局支援，分别在鄂西、湘西给三、五兵团筹集了
10万双鞋子。
1949年11月30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解放。12月8日，刘邓率第二野
战军机关进入重庆。段君毅被任命为中共重庆市委常务委员、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委员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协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重庆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际春、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锡联等进行接
管工作。
段君毅·新中国机械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建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次年初，段君毅调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邓小平）、工业部部长和部党组书
记。
那时，西南地区（云、贵、川、康、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重庆
市还有一点近、现代工业。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城市“生产中
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
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
[1]
。段君毅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和《共同纲
领》关于“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方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精心组织和部署。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的原则对工商业进行调整，凭借刚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力量，采取收购、订
货、加工等方式，扶持私营企业并使之有适当的发展。1950年上半年，重庆
市以国营百货公司、土产公司、油脂公司、花纱布公司为依托，向私营企业
收购了1387万元（“万元”相当于当时的“亿元”，下同）的产品。人民银行
重庆分行向私营煤矿、丝织、航运、机器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发放贷款360
万元，帮助恢复生产。自贡市也发放贷款360万元支持奄奄一息的盐业生产，
保证了四川及邻省5000万人的食盐需要。随着大批私营工业户的迅速恢复生
产，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缓解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安定了社会。
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轧制钢轨是铁路建设中一个最
大的难题。段君毅同工业部副部长兼重庆一○一钢铁厂党委书记刘星一起，
到现场发动工人群众，修复被国民党军警破坏的设备，成功地完成了钢轨轧
制流水线的试运转和批量生产，保证了铁路建设的需要。经过10万军民两年
苦战，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路全线通车。
195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分别从华北、西南、
华东大区调集干部组成领导班子，由黄敬任部长、中共部党组书记，段君毅
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汪道涵任副部长。
按照分工，段君毅协助黄敬分管“铺摊子”的基建工作和“建班子”的
干部工作。
当时，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一机部确定“一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
建设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矿山设备、交通运输机械、金属切削机床
的制造为主，相应发展电器设备、电材设备、燃油化工设备和农业机械的制
造。在国家“一五”规划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机械行业就有26
项，加上机械部为之配套的项目，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骨干工程就达
70多个。这是一个宏大的、崭新的布局。除28个是由当时苏联、民主德国帮
助设计外，其余项目都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的。
这么大的“摊子”需要强有力的“班子”来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机部从全国调进大批干部，组建和充实了从部机关到
骨干企业的领导班子，承担各方面的建设任务。与此同时，段君毅还协助黄
敬认真贯彻部党组的决定，大力加强人才培训和科研工作。经过各方努力，
先后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今吉林工业大学）、上海
造船学院、北京机械学院等20多所大专院校，上海机械制造学校等50余所
中等专业学校，各个大型骨干企业都办起了技工学校，相继建立了部直属的
机械科学研究院，以及各专业局的专业研究所。黄敬、段君毅等还十分重视
发挥老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作用。他们支持当时担任部电工局局长周建南，
大胆起用国民党政府派赴美国西屋公司培训的70余名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充
分发挥他们的专长。
在“铺摊子”、“建班子”开局以后，段君毅坚持重点突破，指导全面的
工作方法。如机械设备抓“一重”（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交通设备抓“一
汽”（第一汽车制造厂），农业机械抓“洛拖”（洛阳拖拉机厂）等，推动了各
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亲自参加了许多工厂的选址、建设和投产工作。
“一汽”的建设规模、难度都很大，段君毅参加了从选址、建设、生产
准备到投产的全过程。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56年7月，只用了三
年时间，“一汽”便建成投产并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毛
泽东在讲述《论十大关系》时高兴地说：“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又说：
“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就好了。”段君毅等
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精心组织了轿车的试产。“一汽”职工不负众望，于
1958年5月制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开进中南海后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高兴地一一乘坐。此后经过改进，更名为“红旗”牌轿车，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十周年国庆阅兵时，总指挥和国防部长分别乘坐着我
们自己的“红旗”牌敞篷车进行了检阅，使全国人民倍感振奋。
1954年筹建“一重”时，富拉尔基还是大草甸子，他带领部机关有关人
员亲临现场，同住大车店，不辞劳苦地勘察选址。1956年6月动工兴建后，
又数次亲临工地指导。经过奋战，“一重”于1960年10月建成投产。
在领导和组织重点项目的建设中，段君毅善于抓住关键，取得实践经验，
再以点带面指导一般。1954年3月和次年5月，他在一机部召开的基本建设
厂长会议上，对基建工作的经验作了总结，其要点：一是“必须根据国家长
远计划确定基建项目和计划”，“产品方案必须符合国家的长远计划，必须考
虑国家的长远需要”；二是选址必须服从“企业的规模和性质，所需要的原料、
燃料、水、动力的数量和特点，以及对周围地区的特殊要求”，要“考虑厂区、
厂房、车间等将来发展的可能性”，“除特殊的工厂外，一般工厂应靠近城市
以取得城市的支援”，并注意保护文物；三是“必须提高设计质量，强调经济
合理”，“必须集中使用资金，以加快建设进度”，在建设过程中要保重点，尽
可能多地节省国家投资；四是基本建设要同生产准备结合起来，基建完成即
可投产，转化为生产能力，尽快形成经济效益
[1]
。这些经验，对于指导新企业
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段君毅主管干部工作，在运动中，认真执行
政策，使大批干部得到保护。一机部部长助理景晓村，1956年调四川德阳筹
建“二重”（第二重型机器厂），“大跃进”时将自己对“三高”、“五风”的不
同看法“向党交心”，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受到
批判。段君毅经过多方协商，调景晓村到中央党校学习，保护他过了关。沈
阳重型机器厂设计年生产能力是1.68万吨，“大跃进”时有关上级提出要搞到
8万吨，后又加到16万吨，接近于设计能力的10倍。当时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表示难以接受这种高指标，就被点名为“右倾”，当作“白旗”来拔，并要调
离工作岗位。段君毅到厂里听了情况汇报，认为这位副厂长“说了实话”，实
事求是地给予支持，保护他继续在厂里任副厂长。
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决定，将第一、第二机械工业
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组建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赵尔陆任部长、段君
毅任副部长。
1960年9月，段君毅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部党组书记，
汪道涵、周子健、白坚、饶斌为副部长。当时，正值“大跃进”失误，加之
苏联撤退专家，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次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
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大
跃进”造成的不良后果。
“大跃进”中机械工业也存在着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轻内涵，重数
量、轻质量的状况。调整时期国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给机械工业生
产企业带来严重困难。1961年机械工业总产量比上年下降64.5％，次年又比
上年下降41％。面对如此局面，八届九中全会后，段君毅等部领导分别带领
工作组赴沈阳、上海、兰州、哈尔滨等地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1961
年6月提出了《关于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七十条（草案）》，作为对机械工
业进行调整的重要措施，并为中共中央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工业七十
条）》提供了一方面的重要依据。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近一年的初步调整，1961年9月，段君毅在庐山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机械工业的状况，重点分析了机
械工业面临的长短不齐、大小不均、配套不全等问题，强调了调整的必要性
和艰巨性，提出了对机械工业进行调整的方针和措施的建议。
段君毅贯彻“八字”方针的指导思想是，以“调整、巩固”为手段，“充
实、提高”为目的，使机械工业继续遵循完善体系和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
1961年11月28日，段君毅向邓小平汇报了机械工业7年规划。次年2月、
10月，他又先后主持制定了一机部党组关于机械工业调整规划工作、机械工
业主要情况和工作意见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按照报告要求，对
机械工业进行了艰苦的调整。一是关、停、并、转一般的长线产品企业，一
机部归口企业从1961年的2440个，压缩到1963年的1475个，减少42％。
二是压缩金属切削设备，由当时的14万台减为11.3万台，压缩19.2％。三是
精简职工，由161万人，减少到85万人，精简48％。
在调整企业、精简人员的过程中，有些工厂要“下马”，干部急得直哭。
段君毅态度坚定地说：“顾全大局，该下就下。”同时，也是从大局出发，非
常注意保护骨干企业的生产力。当他发现有的骨干企业减人过多，一班制生
产都难于维持时，便同副部长周子健一起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提出这个问
题不解决，国家损失太大。周恩来当即定下一个原则：机械工业的大企业，
一定要维持一班生产。段君毅还向李富春副总理写信，提出“重点工厂的重
点工序必须维持正常生产，不能伤筋动骨”的意见，也得到同意。他在调整
过程中的实事求是态度，受到各方面的赞许和支持。
在进行“调整、巩固”的同时，段君毅以更多的精力研究和实施机械工
业的“充实、提高”。
一是大力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他针对“大跃进”中产品质量
严重下降的状况，同副部长汪道涵一起，认真贯彻毛泽东1960年6月在上海
会议的指示，强调企业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为了加强企业技术管
理和质量检验工作，段君毅等按照“工业七十条”的要求，从1962年到1964
年，分别制定一系列工作条例，如《机械工业总工程师工作条例》、《直属企
业总会计师工作条例》、《技术标准管理条例》等。企业管理的加强，生产秩
序的整顿，技术责任制及各种标准化规定的建立，对提高产品质量起了重要
保证作用。
二是大搞机械设备“成龙配套”，充实精密、大型、特殊装备。据1963
年2月统计，机械产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由几百种发展到8000多种，但尚
有万余种未掌握，其中急需的关键性、技术复杂的产品约5000种左右。段君
毅主持一机部党组分析了机械产品的缺门和短线，提出力争五年左右把各方
面急需的新产品基本上掌握起来，填补短线，提高成套能力，以适应国民经
济的需要。
三是积极引进欧美国家先进工作母机，尽快提高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水
平。段君毅和周子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总理立即批准使用1．2
亿美元，从欧美一些国家进口了万余台比较先进的设备，为填补耐高温、高
速、高电压和高周波的机电产品，特大、特小、特精的通用产品，有特殊要
求的技术复杂的专用产品，以及一些特大型设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是试办托拉斯，用经济办法加强企业管理。1964年先后建立了东北、
西北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进行试点。段君毅主持制订了试办托拉斯公司的章程
草案，对公司的性质和权限都作了规定。后因“文革”开始，试办托拉斯的
工作停止。
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段君毅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组织力量加强
农机、汽车、国防和三线建设。
从“一五”计划开始，段君毅抓紧完成我国第一个拖拉机生产基地——
洛阳拖拉机厂的建成投产和天津拖拉机厂的筹建。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农
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以很大的精力抓农业机械配套，以及广
大农村抗旱排灌所需柴油机的生产。同时，段君毅还就机械工业如何适应农
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的需要，作出部署，组织落实，大力促
进农业的发展。
汽车工业是段君毅关注的重点。1964年以后，他曾几次到“一汽”蹲点，
指导和改进“红旗”牌轿车。他对干部职工讲：“中央领导同志至今还坐着外
国车，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总是让中央领导同志坐着外国车去迎接外国人!”
他同干部和技术人员一起，归纳出“红旗”研制中的25个问题，分别组织攻
关。全厂干部职工按照他提出的“质量不解决，‘红旗’不出厂”的要求，奋
战一年，于1965年9月将改进换型的“红旗”轿车送到首都，让中央领导同
志坐上了我国自己生产的轿车。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1954年国家
已批准建设“二汽”（第二汽车制造厂），因财力不足，一直未能上马。段君
毅主持一机部工作后，再次报请国务院批准，于1964年开始了“二汽”的筹
建，饶斌被任命为筹建组组长。1965年11月，段君毅就“二汽”选址定点问
题当面向邓小平总书记请示，经过鄂西、川南、川北、贵阳、遵义等地反复
调查比较，国家批准厂址设在湖北十堰。1966年8月，段君毅又深入现场，
研究总体布局方案，查看厂址范围，确定建厂的方针和原则。他强调，建厂
布局适应战备的原则是必要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提出“要适当集中，要算
经济账”，要求多排几个方案，反复比较，务求经济合理。
装备国防工业始终是一机部的重要任务。段君毅是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国
防尖端科技15人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对待军工任务，段君毅反复强调要“大
胆承接，打破局限，合理安排，力争提前”，决不允许误事。1961年，一机
部成立第一办公室，由副部长周子健兼主任，集中管理、统一部署和落实军
工专用产品的生产和安装使用。应航空、导弹和电子等国防工业生产的急需，
中央要求机械工业部门自力更生研制9套大型成套设备（简称“九大设备”）
[1]
。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落实这项任务的会议上，段君毅主动承担了一机部的
任务，并向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力荐调沈鸿任一机部副部长，主持“九大设备”
的制造，获得批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一机部同有关工业部门、
科研院所和许多企业协同作战，经过七年奋战，胜利完成了“九大设备”的
制造任务，保证了国防建设的需要。
1964年7月，段君毅主持制定机械工业落实国家三线建设任务的方案，
提出“机械工业在全国要搞两套”的方针，一线、二线（沿海与京汉路两侧、
京哈路两侧）为一套；三线为一套。他针对一机部系统处于三线的企业只占
7.7％、产值只占5.1％的状况，提出三线建设方式要由沿海老厂迁建或援建，
采取专业化与协作的办法，成线成片进行布点，企业规模贯彻大中小结合，
以中小为主。这些意见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同，成为机械工业三线建设的依
据。第一批迁到西北、西南的49个项目，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搬迁完毕。在三
线新建的18个大中型企业，也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投产。1965年11
月16日，他在重庆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汇报民用机械工业的现状和
“三五”计划安排时，又汇报了解决三线建设中成套与配套的问题，力求更
好地发挥机械工业三线建设的效益。经过工作，在困难时期停缓建的四川三
大动力机械厂的“二重”和东方电机厂等重点项目相继恢复建设。“二重”于
1958年10月1日破土动工，1960年被迫“下马”，段君毅几次亲临现场，指
导保护和利用这个号称已花费4万两黄金的“半截子工程”设备。1964年初，
他又两次主持一机部党组会议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续建“二重”的报告，
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三线建设开
始后，“二重”终于恢复建设。建成投产后，使德阳成为我国的第二个重型机
械工业基地。
1961年12月，段君毅到上海机床厂蹲点调查，离厂前对厂领导干部作了
一次讲话，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产品品种和质量、技术管理和技术革命、
培养人才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至今仍被该厂的老同志称为“一次难忘的讲
话”。35年后，段君毅在一篇新中国机械工业历史经验的总结文章中说：机械
工业“最重要的是要坚定地树立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观点，这是能否当好
国民经济‘装备部’的首要条件”，机械工业“上品种也好，上水平也好，加
强成套也好，提高经济效益也好，无一不以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为根本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服务上去了，机械产品的质量可靠了，用户对机械工业产品
信任了，机械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心脏’作用才能真正发挥
[1]
。”
1964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齐展“四清”
[2]
运动。一机部组成“一
汽”四清工作队，段君毅、周建南分别任正副队长，宋洁涵（中共长春市委
书记）任党委书记。在这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段君毅坚持
从实际出发，不是着眼于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几万人的大
企业中没有抓一个“走资派”），而是把运动同加强企业管理、发展生产紧密
结合起来。他带领工作队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帮助企业领导干部建
立学习、劳动、深入基层和健全党的生活等制度；加强财务、计划、技术和
劳动管理。通过管理革命化，促进了生产的新飞跃，“一汽”的汽车生产能力
可由设计年产3万辆翻到6万辆。1965年4月23日，段君毅、周建南报送
的“一汽”四清运动的报告，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刘少奇副主席批示：“这
又是一种类型，通过革命，促进了生产发展。”中共中央于5月22日批发了
这个报告，指出：“这个厂子的四清运动搞得不错，特别是跟企业管理革命化、
组织生产高潮结合得好，做出了成绩”，以中央文件转发各地参阅。
段君毅在一机部担任副部长、部长时期，新中国的机械工业有了较大发
展。1965年同1957年相比，产值增长183.6％，平均年增长13.9％
[1]
；产品品
种、质量和成套水平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整个机械工业逐步走上了轨道，
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工业体系。
注释
[1] 邓小平：《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
版，第148页。
[1] 引号内的话摘自段君毅1954年3月和1955年5月在一机部的基本建设厂长会议上的讲话。
[1] “九大设备”指：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辊宽1800毫米铝板热轧机；辊宽2800
毫米铝板冷轧机；直径2—80毫米钢管冷轧机；直径80—2000毫米钢管冷轧机；辊宽2300毫米合
金钢板冷轧机；辊宽700毫米20辊带钢轧机；1000吨压力油压机。
[1] 《振兴机械工业，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4页。
[2] “四清”运动：指当时在农村为“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在城
市为“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
动。
[1] 文中一机部时期的一些数据，均依据《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
第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大事记（1949—1985）》，机械工业部《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编
辑部，1986年内部资料。
段君毅·顶着“四人帮”压力发展四川经济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爆发，国家机关受到冲击。段君毅 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受到批判。起初，他在部机关 一面受批判，一面被“勒令”参加劳动，打扫机关院子，清扫办公楼的厕所。
在机关出现群众组织揪斗领导干部以后，段君毅召开部党组会议，定了 两条：一是领导干部不要支持某一个群众组织，避免激化群众组织之间的矛 盾；二是凡群众提出某个干部的问题，可以表态：这个问题，部党组是知道 的，或是部党组决定的。段君毅在受批判过程中，严格遵守党组的决定。为 了保护干部，不管提什么问题，他总是说：“我是部长，如果有错误，我负责 任。”在批判会上，经常有人提出要打倒某某人，他从不表态，总是说：“他 有问题，你们可以送材料。没有事实怎么可以打倒呢!”他这样做，自然是 “引火烧身”，把批判的矛头引向自己。
1966年冬，“文革”加剧，对段君毅的批斗也加紧了，“造反派”将他揪 到部属北京机械学院，不准回家。这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安排包括段君毅在 内的一批国务院部长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主席检阅红卫兵大会。在城 楼上，段君毅同农机部部长陈正人、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刘建勋 [2] 站在一起。毛泽东走到他们跟前，用手指头逐个指着说：“陈、刘、 刘、段。”陈正人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毛泽东说：“允许犯 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打不倒嘛!”段君毅等受到很大安慰 和鼓舞。周恩来让这些部长上天安门城楼，是想让他们站出来工作，但未能 如愿。会后，段君毅仍回到机械学院接受批判。
1967年初，段君毅被揪到北京重型电机厂继续“看管”。造反派把他关进 一个办公室，使他意外地得到用电话同外界联系的方便条件。1月22日，国 务院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第二天，一位老工人送饭时偷偷告 诉段君毅：“张霖之死了，听说是用铁丝上吊死的。”他听后十分震惊和悲痛， 但他不相信，便向外边打电话，千方百计地了解真相，希望这是误传。张霖 之死后，周恩来立即指示，以后凡揪斗部长必须报经总理批准，要将已揪到 外边的部长保护起来。随后，段君毅等多名部长被接进中南海。
1967年11月3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实行“军管” [1] ，段君毅不再受造反 派看管，但仍继续靠边站。1970年初，他被宣布“解放”之后，军管会曾派 他去湖北处理“二汽”的问题。当时，“二汽”筹建组负责人饶斌被隔离审 查，工程也基本停工。到武汉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告诉他，毛主席听 说饶斌还在“二汽”拉车时说过：“饶斌无非在苏联吃过几年面包，没有什么 问题。”段君毅很快向“二汽”军管组负责人传达这一指示，使饶斌得到“解 放”，继续参加“二汽”建设指挥部的工作。
1970年7月1日，一机部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段君毅被下放四川。 赴川前，他在北京饭店见到周恩来，他问：“总理，我要走了，您有什么指 示？”周恩来反问：“噢，你去哪里？”他说：“说我不能在北京呆了，下放 到四川去。”周恩来对他说：“你先不忙走。”段君毅便将行李先托运到成都， 而后在家等候。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一天晚上已过12时，周恩来的秘书电话通知段君毅： “周总理今晚要见你，请到总理办公室来。”他到总理办公室，总理还在开会， 但已嘱咐秘书安排电影给他看。周恩来散会后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张霖 之死时，你们是不是关在一起？”他说：“总理，我们要是关在一起，我今天 就见不到您了。”周恩来又问：“张霖之是怎么死的？”他将曾经了解到的情 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公安部存有张霖之死时的照片，听说身 上有几十处被打的伤痕，请您将照片调来看看。”过后，周恩来从公安部调来 张霖之死时的照片，进行了详细审看，坚信张霖之是被迫害致死的，于当年 7月31日亲自签发了《对张霖之同志问题的决定》，为张霖之平了反。后来， 段君毅还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问题。1993年12月2 日，经国务院民政部批准，追认张霖之为革命烈士。
1970年8月，段君毅到四川工作，得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张国华、 书记李大章等领导人的积极支持。起初他担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随 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在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及省委全 会上，被选为省委委员、书记，分工负责省委的日常工作。
段君毅刚到四川，情况不明，他以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 指标为武器，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上，以主要精力抓经 济工作。他在省计委和各工业部门领导干部会上说，四川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潜力很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有责任把四川的工农业和三线建设搞好， 让毛主席、周总理放心。他亲自带头，组织大批干部奔赴全省各重点厂矿， 调查情况，摸清问题。成都无缝钢管厂是我国在三线建设的唯一生产无缝钢 管的大型企业，由于派性斗争不息，生产秩序十分混乱。他反复摸清情况后， 向省革委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这个厂的领导班 子问题，生产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
大足汽车厂是国家在三线建设的唯一重型汽车生产厂，图纸是花外汇从 国外引进的，它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着部队的建设和战备。从“文革”一开 始，这个厂就陷入大乱，成了“老大难”，1972年9月段君毅来这个厂视察时， 看到厂区长满了杂草，机器上拴着农民的水牛，心情沉重。他找厂里的领导 干部谈话，找工人谈话，深感这里派性严重，情况复杂，问题很难解决。有 的干部劝他回去，他不听，在工厂的办公室里临时放一张床，昼夜不停地工 作，晚上上厕所还得跑老远去找公厕。他与厂领导班子的每个成员谈话，一 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他与干部工人吃、住在一起，艰难地工作了许多个日日 夜夜，大家感动了，表示要团结起来，消除派性，恢复生产，让中央、省委 放心。段君毅笑了，他说：“我们的干部、工人多好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 坚信党，跟着党走!”他了解到在当时混乱情况下群众没菜吃，连豆腐也吃不 上，就立即把大足县的领导干部找来，请他们尽快解决工人吃菜吃豆腐的问 题。到重庆后，他又把这个厂的主要领导请去详细询问情况。得知生产已恢 复，他才放了心。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0，但80％集中在不 到40％的平原上，其余则是高山大川、高寒低温地区，人烟稀少，农牧业生 产落后。段君毅对四川农业的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给以极大的关注。 1971年在安排四川国民经济计划时，段君毅明确提出，工业要支援农业，农 用物资要优先保证。在1972年的全省计划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要处理好农、 轻、重的关系，把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他亲自过问省计委 的投资计划和物资分配方案，发现1975年的农业投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立 即同省计委领导人进行商议。他说，农业搞不上去要出大问题，我们不能掉 以轻心。他要求省计委必须确保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并每月写出落实情况 的报告。
四川山多沟深，改田改土的任务十分艰巨。省委决定建立常年专业队伍， 与动员群众相结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农用炸药奇缺，成了影响 农业基本建设的大问题。在段君毅的主持下，采取紧急措施安排硝氨生产， 使问题较快地得到解决。他多次深入到农村改土现场和水利工地，几乎踏遍 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他到处宣传改土的好处，敦促改土的进度。他对山区的 干部说，不要“思迁”要“思变”，不要嫌弃山区。平坝就那么大，山区却待 开发，山上是“银行”，大有可为。
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农牧业生产为主。1975年，省委对三个民
族自治州派了工作组，段君毅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6月间，他带领有关部门
的干部先后到雷波、美姑、昭觉、布
段君毅到工业城市考察，必问轻工业的情况。1974年底他去渡口，对该 市的领导指出，渡口是新兴工业城市，一开始就要重视轻工业，正确处理“骨 头”和“肉”的关系。在重庆，他专门听取了关于街道工业情况的汇报，指 示轻工局要管街道工业，帮助街道工业开辟必要的原材料来源。1976年1月， “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全省的工业生产又陷入混 乱。他排除干扰，召集省计委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继续研究轻工业问 题。他指出，全省要组织协作，充分发挥县社的力量，把轻工业搞上去。轻 工业上去了，钱就多了，农业、重工业投资就有可能增加。他多次指示省计 委和省级各部门，要从全省的大局考虑问题，把方向搞对。特别是省计委， 要多抓宏观问题，具体事少管一点好。
1973年八九月间，“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地炮制“批 孔”文章。“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势力宣称，“现在是夺权的最好时机”。一 时间，全省又陷入混乱之中。段君毅与其他几位省委领导一起，挺身站在斗 争的第一线，多次召集宣传教育部门的干部开会，要求挺直腰板工作，大胆 领导运动，批林批孔不能批教师，不能停课。他多次与一些被“造反派”闹 腾的重点厂的领导谈话，听取意见，提出要求。反复强调干部要经受考验， 不能躺下。他到干部群众中去讲解他理解的中央政策，明确指出搞派性是错 误的，警告一些人不要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一类组织，搞了的要解散。在 成都飞机制造厂，他不怕造反派起哄，理直气壮地指出：每天只生产两三个 小时怎么行？批林批孔要促进生产，生产上不去就不能说运动搞得好。他要 求车间的领导者不要怕，先把自己的单位搞好。为了能够稳住局势，他还和 省委主要领导一起，召集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开座谈会，希望他们正确理解 运动，以保持四川的稳定。这些努力，尽管收效甚微，但他却是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地去做的。
1973年邓小平出来工作，集中力量抓整顿，解决“文革”出现的种种 问题，全国形势明显好转。按照省委分工，段君毅主要抓重点企业和省直 机关的整顿，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许多重点厂矿经过整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赵紫阳担任中共四川省委 第一书记，段君毅协助工作，继续抓整顿，批派性，发展已经出现的好形 势。
但好景不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1976年2月，段君毅 与几位省委领导被召到北京参加了“转弯子”会议，江青、张春桥等给四川 省委施加压力，点名发展他们在四川的一个帮派头头入党。消息传开，四川 的几个主要帮派头头立即闹了起来，发誓要“为首长争气”，宣称“走资派是 一层人”，扬言要以他们为核心解决省、市的问题，多次密谋要夺取省、市的 领导权。
这时，省委的工作十分艰难，段君毅忧心忡忡，迷惘不解。但为了四川 人民，他仍站在一线奋战。当年3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州委书记会议， 传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帮派头头纠合一伙人大闹省委，扰 乱会议。他们“进驻”省委机关达两天两夜，闹得无法办公。他们还把中共 成都市委书记许梦侠挟持到省委，要他找赵紫阳出来“回答问题”。段君毅代 表省委出面与他们谈话做工作，这伙人根本不听，又喊又闹，也不让两位领 导人回家。3月10日深夜，他们公然挟持段君毅、许梦侠离开成都，经广汉、 绵阳，直到广元，12日强行拥上火车到了北京。段君毅和许梦侠对“押送” 他们的人做工作，要他们为后果承担责任。然而有“四人帮”撑腰，这伙人 根本不在乎。不久，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决定公布，四川的帮派头头公开 伸手要“官票”、“党票”，围攻领导，破坏生产，四川局势急剧恶化。段君毅 4月中旬从北京回到四川，看到这种混乱局面，痛心地说：哪一天是个头!中 共四川省委被迫召开了扩大会议，省委领导包括段君毅在内，都做了违心的 检讨。唐山发生大地震后，四川也预报有大震，省委在会议室开会研究防震 工作，帮派头头们组织的宣传车的大喇叭在门外喊：“不准以地震压革命!”8 月中旬四川平武、松藩发生了强烈地震，成都也预报可能发生强震，帮派头 头趁机捣乱，不少工厂的生产又陷入了瘫痪状态。段君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带病坚持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段君毅的“迷惘”也解除了。
注释
[2] 当时，中共县级以上委员会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第三书记，依次是书记、副书记。这种体制沿
袭到80年代前期。
[1] “军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三支两军”之一，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段君毅·为全国铁路运输畅通呕心沥血
1976年冬，段君毅奉命从四川返回北京，出任铁道部部长、中共部党组 书记。
当时铁路系统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处在 枢纽位置的郑州、兰州等铁路局和贵阳、蚌埠等铁路分局运输陷于瘫痪和半 瘫痪状态，有的运量锐减过半，有的中断运输达两月之久。全国铁路运输跌 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三次低谷。1976年，全路货运量由邓小平主持 工作时的1975年近9亿吨下降到8.2亿吨，日均装车数由上年的近5万辆降 到3.8万辆，客货列车正点率下滑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60％左右。山西、 河南、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等近千万吨煤炭运不出来，造成许多地方电厂 停电、工厂停工，居民挨冻，而大量积压的煤炭却在那里自燃。
段君毅上任后，就在各种场合明确宣布，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 作期间，批准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著名的“中央 9号文件”）是完全正确的，它过去是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锐利 武器，今后仍然是指导铁路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四人帮”诬蔑它是“复 辟纲领”，是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的澄清，使得铁 路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精神大振，揭批“四人帮”的热情和恢复运输生产的积 极性空前高涨。
进行组织整顿，是又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段君毅一个一个地找有关省、 市、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商量，并经部党组研究，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 分别派往“受灾”严重的郑州、兰州、太原、锦州、贵阳、蚌埠等铁路局和 铁路分局，果断地整顿或改组了那里的领导班子，制止了“四人帮”煽起的 派性斗争，帮助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
1977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这次 会上，段君毅等部领导成员和所有到会的人员一道，深入批判了“四人帮” 及其一伙在铁路工作上的种种罪行。在此基础上，他代表铁道部党组在会上 作报告，提出了迅速扭转铁路运输被动局面的目标和要求：以“畅通无阻， 安全正点，多拉快跑，当好先行”为奋斗目标，大干三个月，到五六月份， 把客货列车正点率和日均装车数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8月底以前，把因运输 不畅而积压的煤炭全部拉完；努力消灭重大、大事故。这次会上的各项决议， 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并将《会议纪要》批转全国施行。《纪要》重申：铁路 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对各铁路局党的领导关系做了重要调整， 由过去以铁道部为主改为以省、市、区党委为主，力求进一步加强铁路的政 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 [1]
这个时期，段君毅的工作非常劳累。为了迅速及时地处理问题，他放弃 了所有周末和一切节假日的必要休息，连他爱好的游泳也停了下来，每天工 作到凌晨一两点钟，甚至通宵达旦。
为了尽快疏通京广干线，他带领干部下到北京、郑州铁路局，做面对面 的思想动员，并通过这两个铁路局，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倡议：同心协力， 迅速保证铁路运输畅通。在百万铁路运输大军的奋发努力下，用了不到两个 月时间，不仅实现了京广全线畅通，而且把全路日均装车数由3.8万车提高到 5.5万车，创造了历史新水平。
为了解决“晋煤外运”这个铁路运输的大难题，他深入太原铁路局和大 同分局，直接下到车站、货场、矿山、坑口和因大量积压正在自燃的煤炭堆 放场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请教，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上下一致的努 力和历时半年的连续作战，基本上实现了在限定的时间内把积压的煤炭全部 拉出来的目标。特别是山西阳泉地区的近百万吨存煤，比预定时间提前三个 月拉运一空。
为了整顿铁路治安秩序，段君毅带领干部深入京沪铁路沿线进行实地考 察。在山东邹县这个四等小站，他发现了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实行路社联防的 好经验。他组织力量进行认真总结推广，地方各级政府配合铁路共同行动， 在较短时间内，使铁路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铁路运输秩序也随之逐步走 向正常，重大、大事故逐月减少，到三季度末全路客货列车正点率恢复到 80％以上。
1977年10月4日，在段君毅主持下，召开了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段 君毅在会上总结了铁路系统一年来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的 成果，明确提出了铁路运输“二、三、六”的奋斗目标，即每天运煤不少于 两万车，货车周转时间压缩到三天以内，日均装车达到六万车以上。围绕这 个目标，他在讲话中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打好 揭批‘四人帮’这场人民战争”；“要把党的组织整顿好，把领导班子整顿好， 把职工队伍整顿好，把企业管理搞好”；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的、过得硬的铁 路职工队伍”，这个队伍“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要树立全局观念，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 的方针”，使“铁路运输服从国民经济的全局”。他还提出了开展“安全正点， 优质高产”为内容的劳动竞赛。 [1] 由于加强了领导，竞赛的目标具体，指标可 行，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到1977年底，北京、成都、西安、昆明、上海、广 州等六个铁路局率先实现了奋斗目标。
1977年12月，在全路职工“安全正点，优质高产”竞赛热潮中，5日和 13日连续在湖南、黑龙江境内发生149次、141次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段 君毅积极组织部里有关部门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并以部长名义向国务院写 出了《关于接连发生旅客重大伤亡事故请求处分的报告》。 [1] 他在报告中说： “我作为铁道部长，对发生这样重大伤亡事故、造成这样严重的损失，是负有 责任的，心情十分沉痛，请求国务院给予我纪律处分，以促进安全工作。”国 务院领导人在批示中认为他“对铁路系统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态度是严肃认 真的”，“工作还是抓得紧的，并无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之处，应免予处分。” 接着，段君毅主持召开全路职工广播大会，宣布他向国务院请求处分的报告， 进一步动员全路职工深入开展“安全正点、优质高产”竞赛，努力消灭重大、 大事故，坚决实现“二、三、六”的目标。
1978年3月，全路达到了“二、三、六”的要求。这一成果，对全国整 个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保证和推进作用。当时的国务院 主要领导人赞扬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铁路带了头。”
1978年初，段君毅先后带领干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就沿 海和华东地区的铁路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作了考察。从武汉到南宁，经贵阳、 昆明、成都、重庆又回到武汉，就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征询了各方人 士的意见。那年的春节，他是在寒冷的西北高原上度过的，同一批刚出来工 作的老干部一起，对大西北的开发和铁路建设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听到了一 些可贵的中肯的建议。在那年召开的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段君毅鲜明 地提出了铁路建设的方针：“第一是抓旧线改造，第二是开通已建成的新线， 第三是修建新线。”并且强调：“这三条当中，重点是改造旧线。” [2] 在当时经 济建设“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些意见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铁路发展规划 还是出现了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段君毅等 部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头脑比较清醒，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完全按照规划的要 求去办，避免了一些可能造成的损失。
在铁路的运输组织工作中，段君毅强调不要大轰大嗡，不搞不切实际的 “大干快上”，更不能把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运用到运输生产上来。1978年4月， 他代表铁道部在全国铁路学大庆会议上的报告，一方面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 深入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性，并宣布铁道部决定在全路树立“毛泽东号”、“周 恩来号”、“朱德号”机车组等一批新老典型；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发展铁 路事业的根本途径，是用新技术装备铁路，用科学方法管理铁路，实现铁路 的现代化。“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使科学技术为铁路现代化服务。” [1]
为了提高铁路运输水平，在段君毅的倡导和组织下，铁道部制定了关于 推行运输方案，提高运输组织水平的决定， [2] 规定了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运输 政策、运输原则和运输组织方法，强调把铁路运输纳入合理运输和均衡运输 的轨道。与此同时，经过有关部门的认真调查研究，在牵引动力电气化、内 燃化，货车大列化、客车轻型化，使用重型钢轨，开行长、大、重列车，以 及实现装卸、养路、施工机械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制定了具体的 实施方案。他还亲自考察了电力机车生产基地株洲工厂和内燃机车生产基地 资阳工厂，出访了瑞典、罗马尼亚等国，对铁路牵引动力的现代化改造进行 了反复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他的推动下，经过有关部门认真 研究和科学论证，作出了《铁路内燃机车“三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 的决定》，结束了内燃机车选优定型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
1978年10月，段君毅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了铁路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 南下中原，走上了新的岗位。
注释
[1] 《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6号，197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1] 段君毅：《在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文件，1977年10月4日。
[1] 《关于接连发生旅客重大伤亡事故请求处分的报告》，铁道部文件，〔77〕铁办字1375号，1977年12
月15日。
[2] 段君毅在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78年1月27日。
[1] 段君毅：《努力办好人民铁路，为高速发展铁路当好先行——在全国铁路学大庆会上的讲话》，1978
年4月15日。
[2] 《关于下达推行运输方案，提高运输组织水平的决定》，铁道部文件，〔78〕铁运字918号，1978年6
月30日。
段君毅·拨乱反正推进河南的前进步伐
1978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决定，调整了省委的
领导班子，调段君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
委员，调刘杰任省委常务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河南，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由于原省委主要领导人在粉
碎“四人帮”后领导“揭、批、查”
[3]
不力，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工作
落后于全国的步伐，人民群众很不满意。中央出于尽快改变河南这种状况的
考虑，采取了解决河南问题的果断措施。
段君毅到任后，10月25日，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决定和中央领导人对河南工作的指示，联系
实际初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河南的种种罪行，也揭批了原省委主
要领导人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11月19日，段君毅代表省委在会议上作
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讨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动员全省人民
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振奋精神，加强团结，做好工作。他
表示：我们承认落后，但决不甘心落后，只要我们决心大，政策对，方法好，
就一定可以把河南工作搞上去，扭转落后局面，迅速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
会议期间，为了动员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段君毅主持省委采
取果断措施，决定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郑州、洛阳、开封为悼念周总理、声
讨“四人帮”而被定为反革命的干部和群众，在全省公开宣布平反，为河南
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局面。
会后，段君毅等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历时月余。为了加快河南工作的步伐，他向会议临时请假，返回河
南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对影响河南工作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12
月1日，在全省宣布了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撤销1976年中央216号文件，为
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何
运洪，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省委书记赵文甫等彻底平反。12月3日，
经中央批准，省委、省革委和省军区联合召开大会，宣布纠正“七二五”大
假案，
[1]
解决了河南的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充分表达了全省党政军民的强
烈愿望。
1979年1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段君毅在会上传
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动员全省人民加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开始时，有的同志认为河南的“揭、批、查”比全
国的步伐落后两年，如果急于转移工作重点可能出现“揭、批、查”走过场，
遗留后患。段君毅等省委领导人分头到各组作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统一了
大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了动员全省人民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工作部署。
这次会议从河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深入“揭、批、查”给予了充分重
视。强调要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段君毅在报告中，明
确提出了搞好“揭、批、查”的不同时间要求。会议之后，段君毅等省委领
导人及地、市、县主要负责人都亲自抓重要案件的处理和解决平反昭雪后的
遗留问题，加速落实政策，推动了“揭、批、查”的深入进行。
当时，涉及政策落实的大量问题是通过信访渠道反映上来的，一时间干
部群众来信来访剧增。段君毅主持省委常委会决定建立省委信访工作领导小
组，由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负责。同时，决定每个省委常委亲自阅批分工
主管工作信件的数量，逐季在常委会上公布。1979年5月，段君毅亲自检查
了他从上年10月到河南工作后半年来直接批办的47件来信，直接听取了省
直七个单位对来信的处理情况，并派专人到开封、南阳、许昌地区对处理情
况进行了核实。对已处理的信件，凡署名的，都由他或由他指定专人听取本
人意见，个别还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做工作，力求基本满意。在段君毅主持省
委工作期间，经过各级领导的艰苦工作，使50多万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
遭到破坏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等政策得到进一步落
实。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在深入“揭、批、查”的同时，段
君毅同省委一班人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三项工作上：一是深入开展真理标准
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二是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三是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改善党的领导。三项工作交错并行，相互
推进。
对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段君毅等省委领导人
始终高度重视。1978年11月19日，段君毅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中明确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
关系到我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的问题。”1979年1月2日在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是个思
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8月25
日至27日，在他提议召开的河南省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进一步总结了
一年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和经验，作出了开展这场讨论的部署。9月3
日和7日，他连续在全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议上和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作
了长篇讲话，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要求把这场讨论不断引向深入，推
广到基层去。他和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等省委一班人将这场讨论作为组织干
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作为对干部群众端正思想
路线、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教育过程，一直抓住不放。
为了尽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1979年初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之后，段
君毅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干部，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带领干
部深入第一线，向广大群众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及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指
导工作的发展。段君毅首先到了豫北的安阳地区，先后在安阳、濮阳、范县
等市、县进行10多天的调查研究。2月17日，他召开中共濮阳县委常委和各
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党的组织如何搞好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他针对
有的干部怕“变”的思想说：过去吃了“左”的苦头，现在怕政策变，是可
以理解的，关键是要坚信三中全会精神是不会变的。他风趣地说：“女大十八
变，越变越好看嘛!”只要大政策不变，具体政策上变，只会越变越好。他明
确提出，看工作重点转移得好不好，主要就是看是否把经济搞上去。他要求
大家因地制宜，放开政策，让农民从实际出发，农林牧副渔，适合干什么就
干什么，要让农民自己作主经营，尽快改变农村贫穷的状况。
1980年1月10日，省委召开了省、地、县、乡四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
和部署全力以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段君毅在会上明确提出，集中力
量搞“四化”，是摆在河南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面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各
级领导处理问题、部署工作，都要服从集中力量搞‘四化’这个大局。”一切
工作，“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四化’这个中心”。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是当务之急。由于“左”
的影响，河南农村多数地区一直比较贫困，1978年全省劳动日值仅0.36元，
年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有些地区农民的年均收入只有四五十元，温饱问
题远远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改变生产没有自主权、
多劳不能多得的状况。段君毅和省委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群众这种合理要求，
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提出了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如定额
计酬、小段包工、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边远山区也可包干到户等。当时有
的干部说这是“单干”，是“走私有制的回头路”。段君毅等对这种思想作了
耐心的说服教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实事求是、热情指导的
态度。他在一次地、市委书记会上明确指出：农民搞承包，是一种新事物，
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是正常现象，但领导者头脑要清醒，只要对农民有利
就应支持。他提出：对承包制，凡是农民愿意搞的，领导不要反对，要积极
引导；凡是农民还不愿搞的，领导不要强迫，要引导他们学习先进典型，自
觉自愿去搞。
正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河南农村迅速推广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位原籍河南洛阳地区伊川县的外地干部的信，说河
南洛阳的搞法削弱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搞“分田到组”、“包
产到户”。提出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件事在河南全省特别是洛阳地区
引起极大震动。当时，段君毅正在豫西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行至南阳
地区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并接到当时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宋振川的电话。宋振川说：“我们的做法，农民是拥护的，他们高兴得很!他
们说得很形象：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
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段君毅说：“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要允许人家有不同
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继续做下去，
把承包责任制搞得更扎实、更好。”当晚，段君毅又和省里胡立教、刘杰、戴
苏里等几位领导人通了电话，商定要采取积极措施，继续推动农村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行。在经过认真准备后，段君毅、刘杰等主持制定了省委《关于
农村若干经济政策的补充规定》，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稳
定了河南农村的局势，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河南农村尤其是贫困地
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兰考县是河南有名的穷县，90％的生产队是吃粮靠统销、
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仅
仅两年时间，就由连年吃统销粮变为向国家卖余粮，农民年均收入增长一倍。
群众高兴地说：承包前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承包后过上
“住瓦房，吃细粮，还有余钱存银行”的温饱日子。
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段君毅还抓了两件事：一是对贫困
县实行统销粮、财政补贴包干。他在省政府召开的贫困县领导干部会议上宣
布，经省里研究决定，对贫困县实行定额包干，已经定的统销粮、财政补贴
照给，但三年为期，改变吃统销粮、靠财政补贴的状况。如果达不到这个目
标，县委书记“自请免职”。这个办法，对改变贫困县的面貌，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二是对已经出现的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给予高度重视，积
极支持。1979年5月，段君毅因病住院，特地将当时社队企业产值过亿元的
巩县、密县等几个县的县委书记请到医院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社队企业的
意见。他热情地对大家说：“你们抓社队企业抓得好。有了社队企业，就可以
对农业、畜牧业产品进行加工，增加经济效益。发展社队企业，是发展农村
经济带有方向性的经验，要认真总结推广。”1979年11月12日，他在全省社
队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发展社队企业十分重要，它是高速发展
农业，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必由之路。”他要求大家把它当作发展农村
经济一个大的战略任务来抓。
段君毅在河南工作两年中，到了全省各个地、市的大多数县，尤其对贫
困县、山区县给予了更多的重视。1980年6月，他带领工作组到豫西山区的
卢氏、栾川和嵩县三个山区县进行调查。在逐县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召
开调查汇报会，交流了这几个县的发展经验。7月4日，他在调查汇报会结
束时的讲话中指出：在河南工作，不把山区的工作搞好，就对不起山区人民。
这次省、地、县共同组织的山区调查组，在调查中提出了不少问题，要积极
地研究解决。如果河南占40％的山区发展不起来，就完不成“四化”建设的
任务。他还明确提出：山区的发展，“第一靠政策，第二靠科学”。要从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搞好规划，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政策也要放开一些，如
对农业实行承包责任制，对林业可实行自留山、责任山、专业队、包上交等
办法，只要能发展经济就好，就坚持下去。此后，省里还召开了山区工作会
议，制定了发展山区经济的政策。
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段君毅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经常同省里领导人
一起，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1979年11月，河南
已在全省100个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到1980年9月，扩权
试点企业达到219个，分别企业情况实行不同政策，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1979、1980年，全省工业产值的增长都在8％以上。
段君毅将农村的承包经验“引进”到工业企业，在洛阳轴承厂和安阳钢
铁厂进行了企业承包制的试点。安阳钢铁厂的承包制走的是一条自主经营、
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经过实行承包制，这个厂从1979年前累计亏损
1.5亿元，曾变为河南国有企业的首富。
针对河南在“文革”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段君毅强调必须认
真调整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使加强党的领导从组织上落实。对那些进入领
导班子的少数派“头头”坚决调离，补进一些有经验、有能力、有威信的老
干部，提拔一些经过考验、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使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加
强。1980年2月3日，段君毅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省各级
领导班子经过调整，绝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掌握在人民可信赖的干部手中，
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继续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
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
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过程中，段君毅反复强调：由于“文革”造成的特
殊情况，补进一些老干部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忽视选拔青年干部。他要求地
（市）、县的书记都要亲自选拔青年干部，要亲自谈话，从多方面进行考察。
如果一个地（市）、县委书记心中没有几个“接班人”对象，就不算是完全
合格的。他身先士卒，亲自选拔能够进入省级班子、能够向中央输送的干部，
亲自进行考察。经过选拔，有些青年干部逐步成长起来，担任了省部级的主
要领导职务，有的到中央担负起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段君毅要求各地、市“要选一批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到地、市委做领
导工作”，“省委也要带头，使省委班子逐步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以适应‘四
化’建设的需要”。1980年3月21日，他在省委三届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
对选拔青年干部不仅提出“质”的标准，而且有“量”的要求：省委组织部
要掌握300名年龄在45岁左右，可担任地、市委和省直厅、局级领导干部的
预备名单；地、市委要掌握100名年龄在40岁以下，可任县委和地、市直委、
局级干部预备名单；县委要掌握50至100名更年轻的，可担任社（乡）、县
直局领导干部的预备名单。他强调说：“各级党委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如
果我们不十分重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实现‘四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1980年7月，邓小平到湖北、河南视察，沿途向陈丕显（当时任中共湖
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胡立教等陪同的领导干部，反复讲选拔中青年干
部问题。7月23日，段君毅主持召开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议，由胡立教传达
了邓小平的指示，进一步检查总结和部署了选拔接班人的工作。
正确处理“文革”中突击提拔干部、突击发展党员的“双突”问题，是
河南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78年11月19日，段君毅在中共河南省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处理“双突”的原则：“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和
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肃认真地妥善处理。”对突
击提拔的干部，按照德才兼备的干部原则，符合干部条件的适当安排工作，
不符合干部条件的免去干部职务，对有严重错误的进行适当处理。对突击发
展的党员，采取“摸清情况，稳步处理”的方针，既不能消极拖延，又不要
“突击”处理。“文革”中河南发展党员56万人，其中属于突击入党的18万
余人。按照省委规定的政策，符合条件的承认党籍；本质好、尚不完全符合
条件的缓办党籍，给争取的机会；只对极少数的人清除出党。处理结果是：
承认党籍的13万人，占72.2％；清除出党的1700名，不足1％。
注释
[3] “揭、批、查”，即揭发“四人帮”的罪行，批判“四人帮”的流毒，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1] “七二五”大假案，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策划下制造的对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所
谓“七二五中央表态”，从而将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而将全省不支持这个群众组织的干部、
群众和部队指战员打成“保守派”。
段君毅·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1年1月，段君毅调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 委员。
段君毅刚到北京市时，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老百姓用水、用电、用煤、 用气、吃粮、行车、购货，以至肥皂、火柴、卫生纸诸多事情，常常要在市 委的常委会上讨论。为了老百姓从电视里看一场国际足球赛，他要亲自过问 “调电”问题，一次拉闸限电带来的经济损失就达数百万元。一些干部感慨地 说：“北京是个大基层，什么都得管!”在一些会议上，干部们也时不时讲点 困难，段君毅理解大家的心情，严肃而又体谅地说：“我们还在医治‘四人帮’ 造成的创伤，是难嘛，要不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段君毅赴任不久，就赶上春节，当时市场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真是“火 烧眉毛”。为了保证首都人民有序地、愉快地过好春节，他和同时调任北京市 市长、市委第二书记的焦若愚亲自出马，八方求援，向河南、四川、云南要 烟要酒，向广西要大料，向沈阳要酱油。同时，紧急组织北京市商业部门到 各地落实货源，抢运到北京。首都的求援得到有关省、市领导的热情支持， 经过多方努力，这年首都人民的春节总算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过去了。段 君毅和焦若愚也得到一分安慰，松了一口气。
段君毅、焦若愚通过解决首都春节物资供应这场紧迫的活动，使广大干 部深化了对首都地位的认识：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首都离不开全国人民 的支持，首都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文革”前，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在北京设 有办事处，作为同中央各部门联系工作的办事机构。“文革”中，江青诬蔑这 些办事处“是省、市向中央搞情报的特务机关”，被扫地出门，除个别自治区 的办事处保留外，其他办事处的干部都被赶走了，房屋都被占用了。段君毅 决定帮助各省、市、区解决这个问题，恢复驻京办事处，为方便他们到中央 办事创造条件。经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了三条原则：一、被北京市占用的外 地办事处的房屋，凡能原处归还的，坚决限期归还；二、凡有省、市选择建 设办事处地址的，北京市要积极给予支持；三、由北京市提供建设办事处的 地址，协助有关省、市联合兴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各省、市、区驻京 办事处陆续恢复和建设起来了。
段君毅、焦若愚到任后，还遇到一个首都服务态度的难题。有些部门“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即使商业、饮食业、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服务质 量也很差。面对这种状况，经段君毅提议，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在全市广 泛开展一次“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大讨论。经过这次讨论，深入向 干部群众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增强首都意识，确立服务观念，使服 务质量逐步得到改善。
在段君毅调京之前，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讨 论了首都的建设方针问题，作出了“四项指示”《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 方针的四项指示》，1980年4月。，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将首 都的任务概括为“四项建设”（政治思想建设，环境美化建设，科学文化建 设，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建设），提出了“三年一小变，五年一中变，十年到 十五年一大变”的奋斗目标。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进一步明确了首都 的性质、首都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要求。段君毅等市委一班人带领全市 干部群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克服“左”的影响，积极进行改 革，组织各方面力量，为全面贯彻“四项指示”，加强“四项建设”做了一系 列工作。在全市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 [1] 教育，推行各种职业道德规 范，树立社会公德新风尚，狠刹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端正党风。结合打击 经济领域犯罪，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教育的同 时，下大力度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按照“四项指示”的要求，制定了《北 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作了《十 条批复》 [2] ，使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的“四项指示”更加具体化。进一步 加快了市政建设，头三年用于道路、供水、排水等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共7.6 亿元，相当于“文革”十年的2.7倍。对首都经济发展方向进行了调整，三 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其中食品、轻纺、电子工业产值的增长都在 24.8％以上，纺织工业增长36.1％。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增 长24.8％，农民收入提高78.9％， [1] 基本实现了中央书记处“三年一小变”的 目标。
段君毅等经过充分调查，于1981年10月29日和次年6月15日，先后 就北京市急需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汇报。 [2] 汇报既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对各种建设项目列出清单， 提出了积极的政策性建议。几次汇报实事求是地讲清了问题，受到中央和国 务院领导人的重视，为尔后逐步解决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贯彻“四项指示”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落实私房政策。“文革” 中，凡属私产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私房即其一。全市共接收私 人房产51万余间，其中私人出租房23万间，自住房28万间，在自住房中被 挤占8.2万间。段君毅对这个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问题采取了非常积极而慎重 的态度。经过同各方面的研究和磋商，主持制定了具体政策和工作部署，积 极而又稳妥地开展了私房清退工作。他旬旬月月检查退房的情况，亲自向国 务院领导人和国家有关部门请求增拨资金。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凡有私房清 退任务的市属单位和中央、部队单位都建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本着“谁占谁 退”的原则，做到了各负其责。对高级知识分子、港澳台胞及华侨等的应退 私房，给予优先照顾。
1982年6月10日，段君毅到两个基层单位检查落实私房政策的情况，针 对存在的问题，严肃指出：“私房政策必须迅速落实，再不落实，太脱离群众 了，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你们说有困难，你们想过没有？不落实 私房政策，房主的困难怎么解决？”对不执行政策的“看来非得执行党纪政 纪不可”。他这些话，表明了市委、市政府的坚定态度。从1983年到1985年， 每年清退私人自住房近万间，落实私房政策的进度明显加快。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中全会上，段君毅被选 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1月6日至13日，召开了中共北京 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段君毅代表市委向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 提出了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主要任务：一是以共产主义思 想为核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二是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新 路，积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三是切实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逐步把 首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四是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制，保证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1] 。
段君毅十分重视首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2月9日，市委 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工作会议， 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具体部署。1983年，段君毅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是首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首都现代化建设，推进改革、 开放、搞活的保证。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要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当作首都建设的兴衰成败的大事来抓。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走在全国的 前头，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首都人民的使命。当年5月，市委和市政府作出 了《关于在全市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各方动员，军民并 肩，把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为保证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段君毅和焦若愚等始终将 社会治安作为大事来抓。段君毅明确提出：“搞好首都的社会治安，确保党中 央的安全，确保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刻 也不能放松。” [2] 通过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严 重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1982年的刑事犯罪案件比上年 下降17.6％。1983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要把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活动当作一件大事认真抓好”的指示，段君毅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作出了 新的部署，召开了近2万人的动员大会，接着又召开有8万群众参加的公审 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连续组织三次大战役，收 到了明显的效果。
段君毅时刻注意群众的情绪，听取群众的呼声，主动到群众中去对话， 在大家关心的问题上努力求得共识。1982年，学生们对当时社会上刮起的吃 喝风不满，反腐败的呼声强烈。段君毅主动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找同学们 开座谈会。他亲切地对同学说，我是来听大家意见的，也是来回答大家问题 的，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讲，讲得尖锐一些也不要紧，我有话也给你们讲。 要看谁讲的道理服人。你们讲的道理服人，我听你们的；我讲的道理你们认 为可以服人，我们的认识就统一起来了。他的现身说法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好 的影响。
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把经济搞上去。段君毅等 按照中央提出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坚持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
北京市的改革是从郊区农村开始的。段君毅对农民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 责任制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和有关领导对郊区县 进一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具体部署。随后又推行了包干分配责任 制，考虑到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对于集体经济发达、 专业分工较细的队，一般实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中等发达地区一般实 行分口粮田、务农劳动力承包责任田的“双田制”；经营单一、集体经济薄弱 的队实行包干到户 [1] 这样一种“统分结合，包干分配”责任制的实行，进一步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集体经济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段君毅提出对郊区实行财政包干的 体制。在此之前，各县财政收入全部上交到市里，市里再向县里安排支出， 县里没有主动权，也不大关心财政。段君毅同市里领导商议，决定按照县、 市两头兼顾，不减少对国家上交的原则，以各县1981年起后推三年财政收入 的平均数为基数，定死上交，多收多留。各县领导由过去不大过问财政，变 为积极主动组织增产，千方百计增加税收，仅两年时间，郊区各县财政收入 翻了一番。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初有人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持怀疑态度。 段君毅、焦若愚组织力量研究政策，坚持改革。到1984年，全市利润在20 万元以下的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普遍实行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照章纳 税，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一些有影响的门店由国营改为集体所有制经 营，促进商业服务业的改革。
在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段君毅等对党的建设 给予了高度重视。在198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段 君毅明确指出：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 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党在现代化建设 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1] 。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段君毅按照《决定》的要求，具体组织领导了前期整党工作。从当年11月开 始，先市委、市政府机关，后区县局、高等院校及基层党组织，分两期五批 进行整党。他多次主持市委常委会，通过总结市委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写成了由他代表市委常委会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检查报 告。同时，他还严格要求自己，从理论学习、议大事抓大事、发挥一班人的 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段君毅重视调查研究，多次到我国汽车工业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北京 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帮助他们总结合资的经验，研究加快产品国产化、提高 产品质量问题。他多次到纺织厂开座谈会，听他们讲纺织行业由“摇钱树” 到“苦菜花”的酸甜苦辣，督促市里主管部门支持纺织企业改变面貌。他多 次到海淀区的四季青乡，帮助他们研究加快发展经济的步伐。他对地处边远 山区的怀柔县的喇叭沟门、密云县的番字牌，几乎每年都要到那里去看望群 众，关心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的变化。
段君毅以年逾“古稀”的高龄，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工作四年多之后， 1984年5月退居二线，继续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注释
[1] “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
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央书记处会议文件，〔1983〕157
号，198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发。
[1]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贯彻首都建设方针四项指示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京文〔1983〕25号，
1983年4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
[2] 《关于北京市存在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汇报提纲》，1981年10月29日；《当前北京市急需解决的几个问
题》，1982年6月15日。
[1] 段君毅：《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共北京市
第五次代表大会亡的报告》，1982年11月6日。
[2] 段君毅：《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共北京市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11月6日。
[1]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206—207页。
[1] 段君毅：《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共北京市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11月6日。
段君毅·退二线，“踏遍青山人未老”
段君毅退居二线后，仍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7年3月，段君毅受中央委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赴北京市干部考 察组组长，对推荐为北京市参加中共十三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对北京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为期 一个半月的考察。这次考察，是在中共十三大人事小组负责人薄一波、乔石 具体指导下进行的。考察组分别征求了各方面436人次的意见，按中央要求 写出了考察报告。这次考察中特别注意了年轻干部的选拔，有的先后被提拔 到市级和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岗位。
同年7月23日，段君毅应邀担任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顾问 [2] ， 主要是研究中国汽车工业到2000年的发展规划。在此期间，他多次参加有关 汽车工业的研讨，到一汽、二汽，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一些重点汽车 厂进行调查，并直接了解北京、吉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市城 市和农村各种汽车保有量的数据，分别对较富裕的、中等水平的和低收入县 的各种汽车保有量进行比较，为国务院制定发展汽车工业规划提供了依据。 协调小组撤销后，段君毅继续关心和研究汽车工业问题。他对发展汽车要高 起点、要有经济批量、要能出口，以及引进汽车技术的国产化和搞好零部件 生产都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1989年8月，段君毅受中央委托，担任中纪委、中组部干部考察组组长， 考察四川省级领导班子在当年“六四”政治风波中的表现。考察组一行9人， 历时36天，先后听取了省级六套班子及省直机关、六个地市干部184人次的 意见，段君毅和副组长赵苍壁先后同省级几套班子的主要领导人多次交换意 见。对四川省成都市在“六四”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客观地、实事求是地 分析，帮助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多次召开民主生活会，从思想上分清是非， 总结经验教训，达到了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 考察组的报告，对考察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事后，一位中央领导人对 段君毅说：“你们的考察，对稳定四川局势起了好的作用，办了一件好事。”
同年11月，段君毅又受中央委托，担任中纪委、中组部干部考察组组长， 考察新华社领导班子在“六四”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历时4个多月。考察组 坚持弄清是非、稳定局势的指导思想，广泛听取了社内各部门领导成员和各 方面群众的意见，段君毅等多次同社一级的领导人谈话，交谈认识，交换意 见。在此基础上，帮助新华社党组召开扩大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提高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对新华社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段君毅退到二线后，先后到过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研 究。每到一地或召开座谈会时，他总要说：我们主要是来学习经验，研究问 题。不了解新情况，不学习新经验，就跟不上形势。至于我讲的一些话，对 的你们参考，不对的请你们批评，一切按中央的指示、按你们上级的部署办 事，绝不能因为我讲这样那样的话使你们为难。他调查研究认真、刻苦，虽 然年高还时时做记录，有时上午开调查会，下午到工厂、开发区或农村等现 场察看，晚上还要找人谈话，极少安排时间观光风景和参观名胜古迹。有的 老同志见状风趣地对他说：“你这样干，不要把年轻人给拖垮了。”他在调查 研究中关注多方面的问题，并将调查研究所得不断向中共中央、中顾委、国 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有的刊载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供中央领 导人参阅的文件，有些刊载于中顾委主编的《通讯》，有些由中共中央、国务 院领导人批示有关部门研究。
1990年12月，段君毅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随后又到河南、山东进 行调查，具体了解了洛阳、济南9家国有企业的情况。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 会上讨论《决议》时，他结合学习和调查所得，对搞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 要解决“三角债”、补充流动资金、加强技术改造、严禁乱摊派和乱集资等问 题，对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集中财力办一些大事及加强发展企业横向联合和 集团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1991年段君毅到广东、海南、四川、湖北等地调查研究，着重对国有大 中型工业企业贯彻《企业法》，减轻企业过重负担、控制重复建设问题，提出 了建议。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每次召开中 央全会之前，中央总是要开一些座谈会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段君毅都积极参 加。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前，段君毅参加中央召集的对《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 建议》的座谈。根据多次调查掌握的情况，他建议要注意解决农业的水、肥、 种子、管理等问题；要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发“负担卡”，给农民 吃“定心丸”；要注意解决企业资金拖欠加剧、流动资金紧缺、负债率过高的 问题；要积极推行企业跨省市联合，发展企业集团；要大力加强国有大中型 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 斗争。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1993年七八月间，段君毅到东北辽、吉、黑三省的六个市进行调查研究， 着重对26家企业的“三角债”、自有流动资金、技术改造、社会负担情况进 行了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 写了报告，受到他们的重视，李鹏总理、朱镕基、李岚清副总理都作了批示。
1995年11月至1996年1月，段君毅到冀、鲁、豫、鄂、粤、湘、沪七 省市调查研究。在上海期间他因病住院，躺在床上打着点滴，还同上海宝钢、 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等五家企业的领导人通电话，研究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 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先后两次就解决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资金拖欠、流 动资金紧缺、发展企业跨省市联合等问题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信，提出解决这 些问题的建议。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三位副总理都作了批示。
段君毅心系黄河安危，关心“南水北调”工程。1997年4月，他到小浪 底水库工地现场，看到堤坝已进展到即将截流的情况，高兴地说：“解决黄河 断流问题，可以看到几线希望了!”段君毅对北京缺水的严重状况十分担忧。 他赞成黄委会主任、水利部副部长王化云的意见，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 人写信建议从黄河引水进京。
段君毅还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他担任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总顾问，还担任了 中国大学校友会、中国棒球协会等团体的名誉会长，尽力为这些团体做些工 作。
段君毅一生勤政简朴，他从不违反规定用公款请客送礼，也拒收别人的 礼品。退居二线后，他还把中纪委和中共北京市委有关接收礼品的规定，挂 在家里的会客室里，来人一看便知其意。他热心于“希望工程”，捐助河北省 赞皇县两个儿童上学的学费，他给北京市比较困难的延庆县捐款助教。他严 于律己，对家属、亲属严格要求，不允许以他的名义为个人办事。
1997年9月，段君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在书面发言中郑重表示：“完全拥护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 想写进党章”，“我坚信，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党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就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华英才》画报有一篇专门写段君毅退居二线后活动的文章，引用了毛 泽东的两句诗：“快马加鞭未下鞍”、“踏遍青山人未老”。为了实践共产党员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段君毅老人总是在力所能及地为党、为 国、为民操劳着，如同他的心脏不停地跳动一样在继续操劳着。
注释
[2] 国研字〔1987〕第19号文件；国务院秘书局1988年5月16日《要示摘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