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青少年时代
徐冰，原名邢萍舟，又名邢西萍 [1] ，河北省南宫县人，1903年2月17日 （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商人的家庭。徐冰出生时，家中异母 长兄已经23岁，还有同母的姐姐与二哥。他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幺，但按家中 男子排序，他行三，人称“徐三少爷”。父亲早逝。从小跟着长兄邢詹亭生活。 长兄对他的影响与帮助很大。
邢詹亭，又名邢之襄，1880年出生。早年受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后到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律。归国后曾任保定优级师范学堂监督（院长）、司法 部参事、安徽督办、全国烟酒事务总署总务厅厅长、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北 平最高法院顾问等职。“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他弃官从商，并嘱家 中所有人不准出去工作 [2] 。
邢詹亭十分重视家人的文化教育，一直鼓励家中子弟努力读书上进，说 “只要你们肯用功，我就供你们到大学毕业”。约在徐冰10岁左右，邢家迁到 北京。但徐冰仍在上海读完中学，并考入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学生时代的徐 冰，“聪明，不用功，好打好闹，谁都不敢惹”。 [3] 因长期远离家庭与亲人，他 习惯并喜欢上了“一个人闯”的生活方式。他耳闻目睹旧社会的一些丑恶和 腐败，内心激起了不平和不满，特别是在上海时，看到流落在街头的穷人因 生活所迫出卖亲生孩子，感到万难承受，萌发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当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 反帝爱国斗争时，徐冰积极参加学生宣传队及查禁日货活动，这是他关注中 国社会问题的开始。 [4]
注释
[1] 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徐冰原名邢西萍，此说有误。徐冰与张晓梅结婚后，因地下工作需要，
才开始使用“邢西萍”的名字。由于张晓梅原名张锡珍，“锡”、“西”同音，再加上自己原名“萍
舟”，故改名为“西萍”，以后又根据谐音改名为“徐冰”。
[2] 邢詹亭还是一位实业家，曾任“德顺隆新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唐山第六瓷厂的前身）董事长，
同时经营生生工厂和生生银号。他还是一位收藏家，1952年，他将自己平生收藏图书437种共3640
册全部捐献给国家。解放后，邢詹亭是北京市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后来又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3] 徐冰：《关于集体领导与团结问题》，原件存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档案处。
[4] 中央组织部徐冰档案材料：访徐冰家人谈话记录。
·
徐冰·海外求学，投身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了出国留学热潮，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同行的
有二哥邢之澄与侄儿邢岗。时年，徐冰已与南宫老家的高氏成婚并育有一女。
之所以选择到德国留学，经济上的考虑是战败的德国马克贬值，费用较低。
但到德国后不久，由于侄儿不用功读书，长兄一气之下不再给他们寄钱，从
而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以后，侄儿终因吃不了苦，中断学业回国。而徐冰
和二哥仍羁留在国外，主要靠发表译作为生，经济十分拮据。
起初，徐冰在哥廷根大学医科学习。当时，战败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潮广
泛传播，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容易买到。徐冰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
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24年2月（一说3
月），由房师亮等介绍，徐冰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他同一个党小组的
有朱德、房师亮、章伯钧等。30年后，徐冰谈到自己入党时说，“1924年入党
时我只二十岁，那时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和对于旧社会的不满，谈不到对马列
主义有什么认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也是极模糊的，严格说起来，当时
入党是民主主义成份较多，马列主义成份很少，只有一些皮毛的知识而已。”
[1]
徐冰入党后，先作支部工作，后负责共青团工作并被党指派在国民党驻
德支部内工作，在驻德学生会也工作过一个时期。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还担
任了国际宣传工作，并因此第一次遭到德国政府的拘捕，幸而数日后即被释
放。
[2]
1925年9月的一个深夜，由于参加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而被法国政
府驱逐出境的赵毅敏、任卓宣（叶青）等四人，被强行押送上一列开往德国
柏林的火车。下车后，他们饥肠辘辘而又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外加语言不通，
真不知该如何安顿自己。当一个德国小男孩把他们带到中国留德学生总会时，
本已就寝的徐冰很快披衣起床，非常热情地招呼大家，嘴里不停地说“同志
来了，同志来了!”满脸的高兴与喜悦。他告诉赵毅敏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
有关报道，知道一些他们的情况。徐冰安排了他们当晚的住宿，并说，今天
你们先住在这儿，明天去找中国驻德大使。赵毅敏等在徐冰的亲切、热情关
怀中度过了到达德国后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赵毅敏等找到了中国驻德大使馆。经过反复交涉，大使答应帮
助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安排他们住在一个饭店里，费用由他解决。当赵毅
敏将交涉结果告诉徐冰时，徐冰说，可以不住饭店，住在德国工人家里，但
钱得要。与此同时，徐冰将赵毅敏他们到来的消息告诉了德国共产党，协商
提出了一些需待解决的问题。后来，德共派人与赵等联系，不仅将他们分别
安排住进了两家工人家里，而且带他们检查了身体，还给了他们一些买书钱、
零花钱。所有这些，赵毅敏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阶级与革命情谊的温暖与
珍贵。他满含深情地说：“徐冰是我到德国后接触的第一批共产党人中的一
个，他非常热情、直率、平易近人，非常愿意帮助人，这使我们见面就成为
朋友。”
[1]
在德期间，徐冰与朱德交往密切。他们有很长时间住在一起，并有一连
三个月付不起房租的故事。
1925年冬天，徐冰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
他还担任了翻译工作。
1928年5月，徐冰结束了在中山大学近三年的学习生活，回到祖国，在
上海中共中央翻译科任德文翻译。在上海四年多的岁月里，他与周恩来、邓
小平更加熟识。周恩来从1928年1月开始担负起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
职责，而翻译科编制虽属秘书处，实际却受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在周恩来
领导下工作。
徐冰与邓小平同是由欧洲到中山大学的一届学员。在上海时，邓小平任
党中央秘书长。他把自己的小姨子张晓梅介绍给了徐冰，结为夫妇。1930年
邓夫人张锡瑗不幸去世后，徐、邓两家仍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1931年6月，徐冰与翻译科翻译浦化人一起，从中央机关转移出大批党
的文件资料，避免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损失。1932年5月调中央职工部工
作，同年8月职工部取消，他被调到全总工作。10月，他以全总特派员身份
到山东青岛巡视，一个多月后，由于叛徒出卖，徐冰被捕。
[2]
在狱中，徐冰虽受重刑，仍坚不吐实。由于党组织营救有困难，长兄邢
詹亭获悉后，表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徐冰救出来。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政
界关系，经半年多的努力，终将徐冰保释出狱。出狱后，由于上海党组织受
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被捕，也由于在狱中受酷刑腿部受伤，徐冰暂回北平
家中养伤。
[1]
1933年春季，徐冰与夫人张晓梅回到北平家中，长兄对他说，这次救你
我已经尽了全力，以后再出事我也没有办法了，言下之意是叫他考虑是否继
续从事革命活动。徐冰回答说，我自己的路自己走。他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
系，一面利用合法的方式从事革命与救亡活动。他在上层知识分子中组织抗
日救亡团体，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徐
冰成为刘少奇的联络员，奔走于北平、太原与天津之间，时而埋头于教学、
译著与撰写文章，时而出入于一些上层知识分子的家中，为完成党组织交给
他的任务而奔波。
在北平，徐冰以“徐三爷”身份为掩护，很快同左翼进步文化界人士交
往起来，如张申府、刘清扬、许德珩、劳君展、张友渔、韩幽桐等等。徐冰
把很大精力用在编辑刊物、宣传革命理论上。在《世界论坛》、《中外论坛》、
《世界动态》、《人人周报》、《时代文化》等刊物上，频频见到“邢西萍”的名
字，他是这些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徐冰翻译了多篇文章，多以德国政治经济问题为中心，兼及其他资本主
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中心思想是暴露资本主
义制度的腐朽与黑暗，揭露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虚伪与好战，歌颂民族解
放斗争，歌颂人民的革命与斗争。他翻译的《显微镜下的德国政变》一文，
就是对希特勒进行了辛辣嘲讽的译作。在《世界论坛》上发表的每一篇译文
前面都附有译者短语，这个短语实际上就是徐冰翻译此作的真实用心。他在
《二十年前》的译者短语中说“二十年前（一九一四）正是惨杀人类的世界大
战底爆发期。二十年后的今天，大战的惨痛印象尚深刻地印在人类的脑海里，
但是黑暗的战云又已弥漫于全宇宙了!各国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一切专家又在
举起‘文明’、‘人道’的旗帜狂妄地准备战事了!为甚么发生战事？如何制止
战事？是读者值得深思的!”
[2]
1935年初，因北平市委出了叛徒，徐冰与张友渔一起逃亡至太原，在太
原国民师范任教授，并同时做阎锡山的工作。阎的亲信征求徐冰意见，希望
他加入阎的御用组织，徐冰婉言拒绝后返回了北平。但恰在此时，北方局柯
庆施、赵振声找他并立即又把他派回太原工作，要他继续从事上层文化工作
并兼及情报工作。4月，徐冰参与《中外论坛》的编辑工作，发起组织了“华
北救亡会”，并主持该会工作。1935年秋天，徐冰回到北平。1936年，他在燕
京大学秘密地召开“华北各界救亡会”。8月间，他邀集了一部分进步教授在
西郊玉泉山聚谈，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10月，他与一些左翼
人士共同组织“华北民众救亡同盟”。11月间，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发
生，北平文化界积极声援，发出“致国民政府电”，提出“完全开释”沈钧儒
等人的要求，徐冰、张晓梅参加了109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签名活动。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释放，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理解共产党和平解
决这一事件的主张，思想上有些疙瘩与顾虑。徐冰与张友渔、杨秀峰商量后，
在徐冰家里召集救国会的负责人开会，向大家讲解党的方针是要建立最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内战，一致抗战，并且动员救国会的负责人分头
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还与许德珩商量，邀请各校一些进步人士，由地下
党的领导同志出面讲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1]
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政策下，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北平军人反
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是重要的关押地之一。1936年夏季的一天，北方
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找到徐冰，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几十名党的重要
干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营救计划，让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手续尽
快出狱。”柯要徐冰想办法与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执行北方局的营救计划。
徐冰想到了与他单线联系的孔祥桢。
这时，孔祥桢在一个伪满大汉奸家里任家庭教师，他按规定时间经常到
徐冰家碰头。7月里的一天，孔按时来到徐家，徐冰一见孔祥桢的面，就匆匆
忙忙地把他拉进了内屋：“现在抗日形势甚好，党需要一大批干部，但是干部
很少，没有办法。听说你过去呆过的草岚子监狱里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有没
有办法让他们出来？”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话，孔祥桢先是感到震惊，后又觉
得毫无可能。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刑期不满，敌人怎么能放他们出来呢？
何况刑期满了，不登《反共启事》，照样出不来呀!”徐冰说：“我已经接到上
级指示，说中央有决定，可以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
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对他们的这个指示送去呢？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无论如
何要想办法完成。”
一个偶然的机会，孔祥桢见到了魏文伯。孔确知魏有办法与狱中同志取
得联系后，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徐冰。于是，他们商定由徐冰口授、孔作笔记
并以孔的名义给狱中写信。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
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指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了，家里让我营救你们。
你们可以履行狱中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如果平津失陷，再办就困难了。
信发出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监狱同志的任何回音。心急如焚的孔
祥桢把情况报告了徐冰。徐冰说，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已送达监狱同志手
中，那就干脆把中央对他们的有关指示送去好了。要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
定，要坚决执行组织命令。孔祥桢按照徐冰所说，马上写成第二封信并送到
了监狱。信中有“过去你们不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
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
要犯严重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等语。
狱中同志收到第一封信后，非常怀疑信的来路。有的担心是监狱当局在
耍阴谋，有的认为可能是孔祥桢不可靠。出于谨慎，他们决定“不付讨论”。
当收到第二封态度鲜明、措辞严厉的信后，他们开始想办法了解外面的实情
了。最后，监狱党支部干事会决定坚决执行信中指示，并对出狱同志的批次
作了具体安排。就这样，从1936年8月31日起至1937年3月，总共53位
（习惯上称为61人）同志走出了敌人的监狱，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
文、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等。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出狱后，徐冰在
太庙（即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与茶馆里分别和他们见了面。此后，徐
冰还与薄一波保持单线联系。
1934年冬和1935年春天前后，北方局陆续派徐冰、张友渔、温健公、孔
祥桢等以左翼教授和名流学者的名义到山西借阎锡山的“学术自由、真理战
胜”招牌来讲学，并在地下党的配合下，专门做阎锡山上层统治集团的统战
工作。徐冰等人在讲学过程中，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们以“中外语文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中
外论坛》杂志，徐冰在刊物上翻译介绍苏、德、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理论及
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章，而学会的名誉会长就是阎锡山。
薄一波出狱后，由徐冰与他联系。一天，薄一波顺便讲起阎锡山曾派人
到监狱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已拒绝。徐冰当即表示，对阎的邀请
不应拒绝，当前华北和山西的革命形势都很好。尤其是山西已成立了牺盟会，
但托派有人从中捣乱，我们不能不去做工作。薄是把此事当作过去事随口说
说而已。而徐冰却立即赶赴天津，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第二天，
他又返回北京，找到薄一波说：“胡服（刘少奇化名）讲了，现在形势正在发
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
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
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
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
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
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听完徐冰这番话，薄
一波知道徐冰把他不愿意回山西的情况也报告了胡服。于是他说“反对‘左’
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我不去山西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
这样，徐冰再次去天津面见胡服，转达了薄的想法。回来后，他告诉薄一波
说，胡服一听就冒火了，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薄认为毛泽东的电
报指示与胡服的话是对的，要他到山西去是党的决定，但他仍然请徐冰报告
胡服，希望给他个把月时间，先到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形势究竟如何，
然后再确定自己今后的行止。徐冰满足了薄的要求，又一次往返天津并带回
了胡服同意的消息。
薄一波在山西考察了一段时间，回北平后，即向徐冰详细报告了此行考
察的情况。徐冰很快将情况反馈给了北方局，并向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
韩均、周仲英五人传达了北方局给他们的指示。徐冰说，这次到山西，首先
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
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要踏踏实实
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
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由薄等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
做公开工作，合法工作。徐冰还根据北方局的指示，要薄去山西后想办法营
救王若飞出狱。随着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6年5月，阎
锡山决定要联共抗日并第三次派代表面见朱蕴山。朱蕴山向北方局汇报后，
徐冰向朱传达了中央意见，同时还带来了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决定
彭雪枫（彭已在太原）、南汉宸二人为正式代表和阎锡山谈判
[1]
。
当月，身体极度虚弱并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邓颖超秘密来到北平。她化
名李知凡太太。徐冰、张晓梅夫妇亲自到车站迎接“李太太”。站台上人来人
往，徐冰一眼便能看穿哪些是国民党宪兵团的密探。起初，邓颖超住在徐冰
家中，后经邢詹亭安排，到西郊平民疗养院疗养。三个月后，病体康复。为
确保路上安全，邓颖超决定从南线返回延安。徐冰还不放心，特地请美国进
步记者爱德加·斯诺陪邓颖超离开北平。徐冰与斯诺商量好，请他和邓颖超
坐同一列火车去天津。在途中或到天津时日本人如找麻烦（此时京津均已沦
陷），请斯诺出面帮忙。估计日军对美国人要客气些。邓颖超平安到达天津后，
又经烟台最后回到了延安。
北平时期，徐冰还代表党组织与罗隆基合办《民生日报》，主持撰写该报
社论
[2]
他与文化界一些人士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徐冰与夫人张晓梅到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中
作客。交谈中，徐冰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下，延安的物资供应比较困
难，日用品和食品都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
许德珩夫妇听后，当即决定由他们出钱买些日用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给延安。
这时，徐冰又告诉他们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买了正好带走。于
是，劳君展与张晓梅兴致冲冲地到了东安市场，选购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
表和十几条火腿。当东西交给要去延安的同志时，张晓梅问许德珩夫妇，要
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许夫妇说不用了。
[3]
注释
[1] 中央组织部徐冰档案材料。
[2] 中央组织部徐冰档案材料。
[1] 1996年4月15日访赵毅敏谈话记录。赵为原中联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 关于徐冰被捕经过，说法不一。我们采用徐冰本人说法。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 中组部徐冰档案材料：访徐冰家人谈话记录。
[2] 《世界论坛》1934年第l卷，第12期，第3页。
[1] 中组部徐冰档案材料。
[1] 此节材料请参看：《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孔祥桢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革命史资料》
第6期；王生甫、任惠媛著：《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薄一波：《七十年
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2] 中组部徐冰档案材料。
[3]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时，徐冰夫妇、许德珩夫妇均在重庆。
徐冰·在延安编辑党刊
1937年3月，徐冰结束了白区四年的生活，来到了延安。4月，他出席 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代表北方局做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他被派任党 报委员会秘书长，同时负责《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编辑工作。
《解放周刊》创刊于1937年4月24日，徐冰负责编辑后，提出要注意刊 登反映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开展情形、民众生活情形及民众的希望等方面 的作品。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也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如毛泽 东的《论持久战》，就发表在第43、44两期合刊上。在《论持久战》排印前 夕，徐冰邀请毛泽东到周刊社并陪同毛泽东到排字车间，毛泽东亲自做起了 校对工作。当合刊最终印刷装订后，徐冰又带领同志们放弃休息日，加班加 点地把它发往全国各地。1939年春，徐冰请毛泽东为中央印刷厂自己建立起 来的俱乐部题词，毛泽东欣然题写了“艰苦奋斗”四个字。后来，这四个字 也出现在《解放周刊》上。徐冰说：“艰苦奋斗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就必须 艰苦奋斗。”
1937年七八月间，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解放周刊》社搬迁到了清凉山上。 徐冰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一个小石窑洞里。周刊社还出版发行一些马列著作， 这些书刊的发售范围远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及绥 远等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售这些书刊，有时一天要将几百包书搬上搬下，加 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星期天也不休息。徐冰也同大家一样，编辑、 校对、搬书入库、包捆发运书刊、写贴头、应付门市，样样都干。他常对大 家说，我们这些搞出版发行的同志，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 标——革命。收发图书、打包、写通讯地址、到邮局送书刊邮件，都是革命 工作的需要。每当大家汗流浃背时，他又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十 分光荣的革命任务，又锻炼了身体，蛮不错吗!”徐冰和大家吃在一起，干在 一起，玩在一起，同志们之间亲密无间 [1] 。
《新中华报》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从1939年2月7日起，改 组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2月16日，徐冰主持召开了延安文化界座谈会， 座谈新中华报改组的意义。张闻天在发言中对《新中华报》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他说，新中华报要在全国起核心作用，要用自己的特点影响全国，要成 为全国报纸的模范。那时在延安，大家笑称“《新中华报》是我们的《消息 报》，《解放周刊》是我们的《真理报》”。
延安时期，徐冰仍然笔耕不辍。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怎样进行暑 假工作》。他敏锐地察觉当时学生运动的最大弱点是学生的工作还只是束缚在 学生群众的圈子里，未能有计划有系统地扩展到其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 农群众的范围内。因此学生运动目前迫切任务之一，是怎样把工作扩展到其 他社会阶层，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救亡阵线！9月，徐冰又发表《抗战中的青 年学生》一文，呼吁青年学生“以明确的认识，铁的毅力与大无畏的精神”， “把一切都集中在抗日战争上”，坚决斗争以争取光明的未来 [1] 。在主持《解放 周刊》工作期间，徐冰总共有12篇文章见诸报端。这时，徐冰先后翻译出版 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联共（布） 中央决议》、《再到瓦伦西亚》（文艺作品）。1939年7月，由徐冰、成仿吾翻 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中国出版社印行；1939年12月，他与何思敬共同翻 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此后，此书被几家出版社出版， 总印数近5万册。
注释
[1] 任楚：《回忆徐冰同志在清凉山上》，未刊稿。任楚为北京理工大学离休干部，1937年初到延安解放
周刊社工作。
[1] 《解放周刊》第1卷，第5、16期。
徐冰·在重庆的日日夜夜
1939年8月，徐冰来到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参与中共南方局的工 作。
1939年冬，董必武指示徐冰领导由延安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党员 骨干，着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
接受任务后，徐冰与周、孙两人研究确定了发展方针，即先抓进步骨干， 在骨干中统一认识，然后依靠进步骨干介绍爱国心较强的正直的科学技术人 员入会。为此，他们在深入到重庆科技人员集中的学校、工厂等展开工作的 同时，还将工作推向其他省市，并很快联系到了一批骨干人物，如中共重庆 沙磁区特支书记张兴富（时在重庆第二十四兵工厂工作），以及广西的高昌瑞、 贵阳的杨锦山、成都的许锡瓒等。然后再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将工作做到了 社会名流、进步专家与工业界上层人士中，如后来以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的 李烛尘、章乃器、梁希、潘菽、李士豪、谢立惠等。1940年5月，“青年科 学技术人员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后来又陆续在成都、贵阳、桂林、遵义、 昆明、浙东等地筹建了分会。到1941年初，会员发展到200余人。
1940年夏“青科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开办自己的公司。徐冰亲自 出面，争取华洋义赈会的李再耘支持，筹积资金先后办起开源建筑公司、新 基工程公司、巴山石墨制品公司等。这些公司的开办，保障了“青科协”的 会务经费，发挥了科技人员的专业特长，并先后安排吸收进步青年与地下党 员近30人，为南方局党的秘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职业掩护与便利的社 会条件。
在指导“青科协”工作中，针对有的人试图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想法，徐 冰明确要求大家在交朋友的同时，要努力深入研究各自的专业。他说：“在这 个时期，除了广交朋友外，应该将你们的工程知识深入研究。对于青年朋友， 使他们致力于工程技术、地质学等等，将来都可以凭着这些技术、知识为社 会做贡献，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将来新社会的建设者。”在这一极有远见的思想 指导下，“青科协”会员都努力钻研科技知识，会员小组认真进行科技知识的 交流和综合性科技问题的讨论，有些地区还开展有一定规模的科普活动、创 办科技刊物等。后来，他们中不少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卓有建树，成为新中 国科技战线的优秀人才。
皖南事变爆发后，重庆一片白色恐怖。1月下旬，为研究解决面临危险的 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疏散问题，董必武、叶剑英、徐冰等召集孙友余、周建南 二人，研究布置了沿嘉陵江一线建立往北通往川陕边境的交通线。这条“孙 友余交通线”，是南方局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董、叶、徐还研究确 定了撤离方案，提出了撤留的安排名单。紧接着，徐冰又“全力说服文化界 文艺界友人离渝，为其筹划路费，安排去处” [1] 。对要疏散出重庆的同志，徐 冰亲自给他们送去路费，向他们交代沿途接洽的具体地址和联络人员情况， 并教他们摆脱敌人跟踪的办法。这时，部分“青科协”骨干参加紧急应变工 作，不少会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配合这一工作，原兴办的一些企业也转变 为掩护秘密交通的机构，仅“青科协”几位骨干向附近两所中学就安排近30 人 [2] 。
1941年3月，得知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被捕后，徐冰要高昌瑞连夜通过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党组织说服同学，不要采取罢课形式，避免陷入特务 布置的抓人的圈套。还通过“青科协”骨干、沈钧儒之女沈谱，让翁燕娟将 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材料送给其父翁文灏。翁文灏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后来曾 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八、九月间，徐冰向周建南、 高昌瑞等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要求“青科协”活动转向地下。他说，“任何 鲁莽的行动，都会带来太多的牺牲，实力的保存是后方工作者必须牢牢坚持 的原则”，并指示今后工作采用不定形式的“据点”活动方式。遵照这个指示， “青科协”迅速将活动转为地下，并在一些地方与单位保留着一些“据点”， 张兴富、高昌瑞一直在徐冰直接领导下负责协会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 徐冰、张明指示“青科协”恢复公开的组织活动，并以协会原有骨干为基础 成立了“建社” [1] 。
提起重庆的“二流堂”是文化人唐瑜出资盖的房子，不少著名作家、音 乐家、记者、演员居住此处，是文艺界朋友的重要集会地。徐冰经常到这里 来，或参加他们的集会，或是讲讲政治形势，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或了 解一些文化界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沟通一些看法。一次， 徐冰和郭沫若来到这里，闲谈中提到延安秧歌剧《二流子改造》，联想到这批 文化人没有固定职业，就像二流子一样，徐冰亲切、风趣地将此房舍命名为 “二流堂”，一时传为美谈 [2] 。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文化的统治与思想控制， 重庆文化界一片沉闷，不少文化人纷纷要求去延安，有的远去南洋。为寻找 突破口，徐冰与阳翰笙请示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要抓住当局尚未十分注意、 又能与群众直接交流的演剧界展开工作。这时，重庆还有一批上海30年代文 艺界左翼进步人士，他们对国民党的禁锢也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一个 以话剧为突破口的雾季戏剧演出运动开始了。为更好地组织这次运动，徐冰、 阳翰笙商议要筹建一个专业话剧团。他们挑选了办事果断、业务懂行、社会 交际甚广、又在国民党中央电影制映厂供职的应云卫担任剧团负责人，并最 终筹建成立了“中华剧艺社”。1941年10月11日，雾季戏剧节的第一炮、陈 白尘的《大地回春》首先打响。紧接着，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曹 禺的《北京人》、《家》，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 的《夜上海》，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优秀作品争相问世。中华剧艺社经 费很困难，演员经常饿着肚子上台演戏，徐冰和“文委”成员经常想办法弄 一点大米、白面或少许菜金、零用钱等送去，给以适当的资助。当曹禺的《北 京人》再次上演时，徐冰以茜萍署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 京人〉》的剧评。文章说，“《北京人》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 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 [1]
与此同时，徐冰出面组织、联络，“借文化人的红白日”开展活动，如 “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 [2] 等等。这是一 种新的文化统战工作。
1945年6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叶圣陶、老舍积极筹备庆 祝茅盾先生50岁生日和25年创作生活活动的消息。这本是南方局的特意安 排。徐冰专程赶往远离市区的江北唐家沱茅盾住处，告其《新华日报》发消 息之事。茅盾起初不同意。徐冰郑重地说明庆贺活动不是先生个人之事，而 是文艺界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是对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推动， 是形势所需要的。最后，茅盾欣然接受了。庆祝大会在6月24日举行，文化 界及各界人士到会者七八百人，王若飞到会讲话并在《新华日报》刊登《中 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一文，对茅盾给予高度评价。10月 30日，年仅40岁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不幸逝世。南方局决定组织冼星海同志 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徐冰上下联络，为筹措活动经费和演出场地来回奔波， 并设法解决各方面来人的食宿和安全，还要抵制防范反动派的有意刁难和骚 扰。这次活动组织得十分成功，追悼大会和遗作音乐会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控诉会。
1940年初，《中苏文化》改组后，侯外庐担任杂志主编。1941年1月的 一天，正在组织友人疏散的徐冰找到侯外庐，问他“香港你去不去？”侯说， “香港我不去，要去就去延安”。几天后，徐冰通知侯，说经过党组织研究， 决定要他留下，继续主编《中苏文化》。这年秋天，一位友人动员侯外庐参加 一个名叫“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组织。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徐冰。不久，徐 冰、张友渔先后找他，授意他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城里搞统战，正式参加“中 国民主革命同盟”。侯正式参加这个组织后很快成为其核心成员。“中国民主 革命同盟”是一个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主要发起人有 谭平山、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后来习惯上称为“小民革” [3] 。
1942年4月，夏衍由桂林到重庆。周恩来指示夏衍要争取以进步文化人 面貌出现，并要徐冰向夏衍系统地介绍国内外情势和南方局的情况。当夏衍 去找徐冰时，徐冰已认真地准备好了提纲，并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进行介绍。 徐冰的介绍给夏衍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在晚年所著的《懒寻旧梦录》中生动 地写道：徐冰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廖承志一样地爱开玩笑，所以传达文件之 间，也讲了不少战时陪都的“奇闻怪事”，这使我大开眼界，知道了国民党内 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文艺界人士的性格特 点。他告诉我，不能把国民党看作“铁板一块”，也不能用一个尺度去要求民 主人士，也就是说，这里的情况既复杂又微妙，要看到这是一种“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局面。徐冰还曾说：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党外认识党内，靠 的就是对具体人的形象来认识的，对共产党也一样。民主人士在对你有好感 时，你说话他才愿意听，才能建立友谊，否则，他就只是应酬你，对你打哈 哈 [1] 。
宋之的是一位进步文艺工作者，与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私人关系很 好。张邀宋当“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说不必上班办公，月致车马费 100元，并说他们已向从香港回来的文化人发了十几份聘书。宋就此事征求夏 衍的意见，夏衍把事情告诉了徐冰，徐冰回答夏衍说，组织上决定，党员一 律不接受聘书，非党同志则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徐冰还跟夏衍说，可以告 诉之的，受了聘，我们也决不会见外，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拿他们的钱， 做我们的事”，也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办法。当 夏衍将决定告诉宋之的时，宋说，党员不拿。我也不拿 [2] 。
沈剡也是一位进步文艺人士，他多次向徐冰提出要去延安，徐冰考虑到 他懂外语，就安排他到墨西哥大使馆任中文秘书，同时在苏联大使馆教中文， 实际上成为南方局了解使馆情况的一个渠道。
1943年初，在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启发与授意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 王昆仑、郭春涛等人，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后来，他们组织 了“民主同志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这是一个以国民党上层左派人士为主，也有教育界、工商界人士参加的组织。 “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熊瑾玎等，分别和民联及座谈会 的部分人是朋友，经常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与会者也常向他们反映座谈会上 的情况、问题和有特色的观点。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可供南方局领导决策 时参考。” [1]
1944年底，日军发动了对我国大西南的进攻，国民党政府中投降空气浓 厚，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如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 君展、涂长望、张雪岩、叶鼎彝、税西恒等，对时局感到非常焦虑。在徐冰 鼓励和支持下，他们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以聚餐形式聚会讨 论民主与抗战问题 [2] 。这就是后来“九三学社”的雏形。
这时，徐冰还不时陪同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出席与各民主党派的各种 活动。1945年1月12日，徐冰陪同王若飞为沈钧儒先生71龄寿辰祝贺并座 谈时事；1月14日，徐冰与王若飞等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交谈国共接触情 况。1月25日，徐冰陪同刚刚由延安返渝的周恩来及王若飞，在曾家岩50号 邀约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左舜生、冷通、张申府、邓初民等各方面民 主人士，商讨召集党派会议等问题。2月14日晚又在特园设宴，由周恩来报 告国共会谈情况。
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7月1日，王若飞 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南方局工作由徐冰、张明负责。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 际，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进一步暴露，有些人对中共坚持和平、民 主的主张尚持怀疑态度。7月22日，毛泽东致电徐冰、张明，指出内战危险 空前严重，应将延安和各地反内战情况在大后方设法传播；应“用最大的注 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的农村据点，准备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打游击”，并 且要求立即派人领导贵州等地的民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再致电徐冰、张明， 告以在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调集9个师的军队进攻边区。应设法将延安 和各地反内战情况向大后方人民、民主人士及各国使节、新闻界传播，说明 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呼吁共同起来制止 [3] 。徐冰积极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指示， 25日，他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向民主党派人士通报了国民党军队在参政会 期间进攻边区，发生“淳化事件”的经过。他还为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 区，引起冲突事往访邵力子，提出双方军队“各回原地”。27日，徐冰又将南 方局编印的《淳化事件真相》材料分送各界人士。《新华日报》发表了徐冰与 邵力子的谈话，并加编者按，说明“淳化事件”的真相。8月9日，徐冰、张 明致电中央，建议中央在宣传抗日战争胜利时，应着重宣传各解放区政府政 策、人民生活、选举情形等。8月11日，徐、张又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日 本投降后的三条对外宣传方针。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宣传方针是对的。” [1]
从8月14日开始的10天时间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 判。25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 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广泛接触各方面民主人士，参加各种各样 的会议，徐冰、张明进行着马不停蹄的联络组织工作。毛泽东约见中国民主 革命同盟、九三学社等党派核心成员时，徐冰还陪同参加。后来，徐冰对夏 衍说起这段工作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只摇摇笔杆子，我可腿也快跑断 了。” [2]
注释
[1] 《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第六册。
[2]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六册。
[1]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回忆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三
册、第二册。
[2] 唐瑜：《徐冰同志和“二流堂”》，《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2日。
[1] 《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
[2] 《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第六册。
[3]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三册。
[1]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2]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481页。
[1] 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三册。甘为该会发起人之一。
[2] 许德珩：《抗战时期我在重庆的活动》，《重庆文史资料》第26辑，1986年6月。
[3]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一册。
[2] 夏衍《懒寻旧梦录》。
徐冰·参与济南、北平的接管工作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后，徐冰以中共顾问身 份回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实际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民主 人士的联系工作，同时兼顾与北平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并组织建立秘密交通 网 [3] 。后又一度回到延安。
1947年9月14日，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徐冰就与张晓梅向罗瑞卿、 周恩来提出搞半年土地工作的请求。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4] 。很快，徐冰夫 妇到了山东，先在渤海阳信县的沈庄作土改工作。1948年5月，徐冰又担任 中共潍坊市市委书记。
9月24日，济南宣告解放。25日，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市政府成立。徐 冰被任命为济南市特别军管会城区分会主任、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0月3日， 任市委常委。不久，徐冰被任命为基层政权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兼）。
10月5日，市政府召开各区负责人会议，决定召开济南市首次各界各业 代表座谈会。会上，徐冰指出，座谈会的中心内容是宣传我们的工商业政策， 让他们尽快复业；宣传好劳资政策，让工人尽快复工。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 复课问题。他还详细分析了济南的实际，资本家与雇工工人的心态，指出要 区别对待各界各业代表，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提 出具体的方法原则。在确定座谈会参加人选上，徐冰指出，“要注意选择在老 百姓中有威信的、积极的人，准备日后做街长。不要太注意基层群众，如他 能力不够、威信不够，形式地叫他来做，一定做不好。”10月8日，济南四区 各界各业代表座谈会正式召开，徐冰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详细阐明了党 与人民政府的政策主张，号召全体人民迅速复工、复业、复课，掀起生产和 支前的高潮；他还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类问题，进一步消除了各界群众的 顾虑和误会，密切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0月10日，济南市举行双 十节庆祝济南解放大会，各机关部队各界人士代表共1300百余人参加，大会 由徐冰主持并致开幕词。济南特别市党政领导同志到会讲话。
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2 万余人起义。济南解放后，部分起义将领的家眷生活困难。徐冰得知情况后， 主持批发粮食1.5万斤，煤炭2万斤，救济245家困难户，并就其家属随军子 女入学等问题，进行了妥善安排。徐冰还亲自批示为吴化文及其亲属发放办 理区别证明。
徐冰十分重视市政府组织机构与其他各项工作制度的建立。到任不久， 他提出建立各局局长集体办公会制度。规定每星期一、三、五下午3到5时 为各局局长集体办公时间，民政、财粮、教育、建设、工商五局局长与市政 府秘书长必须参加，其他各局局长讨论相关问题时参加。从10月14日开始， 他先后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局长集体办公会。在第一次局长办公会上， 徐冰提出旧职员的使用与待遇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干部，量不够、质亦 不高，因此，怎样团结运用和改造旧职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设法改 进。”这对济南市团结使用旧职员进而弥补接管初期共产党干部力量不足，尽 快恢复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接管工作的逐步深入，群众对一些区利用 旧保甲人员进行管理反应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徐冰亲自起草停止使用旧保 甲人员的通知发到各区。通知指出：“保甲人员的利用，现在到了应该停止的 时候。”通知说，“入城初期，利用一下旧保甲长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全部利 用。我们应该让群众知道我们暂时利用的道理。要群众监督他们，要这些保 甲人员不再作威作福，奴役人民，努力工作，将功折罪，求得人民的宽恕。” 在第二、第三次局长办公会上，确定了各局工作范围与机构编制，同时重点 解决了恢复城市管理的有关问题，包括旧职员的使用与管理改造，拆除碉堡， 清扫街道，以及税收、户籍、外事管理、各类车辆管理、公话设立等 [1] 。
党中央、华北局对和平解放北平的一系列工作作出布署后，经叶剑英提 议，徐冰被调动参加北平的和平谈判与接管工作。1949年1月1日，北平市 人民政府发布成立布告，宣布由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
起初，市政府是在房山县的良乡镇办公。1月5日，市政府召开第一次会 议，徐冰就干部学习政策、市政府的编制与组织、各局的接管工作等问题作 了布署。1月17日，在军管会会议上，市委成员韩均宣布市委的决定。他说， 彭真、叶剑英先期入城后，良乡工作主要问题由徐冰同志负责。1月19日， 徐冰向彭真、叶剑英汇报了接管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说，市政府是军管 会的一部分，但接管应以市政府名义进行。各局接管应向徐冰、薛子正等人 汇报。会议确定由徐冰、薛子正等四人为代表，带领干部接管，并确定了接 管方式。
在北平接收还未正式开始前，毛泽东就曾满怀期望地对叶剑英和彭真说， 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水平，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 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但是，在北平接管开始之前和进行 当中，也有一些“左”的情绪存在。主要表现是干部中存在着急躁情绪，不 耐烦了解下情，调查研究，不耐心做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而在接收后各 部门下层职员及工人中（包括学校）则有两种偏向，一是否定一切，希望改 变一切旧制度，赶走一切旧人员；二是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化。针对这种情 况，徐冰多次做了说服解释工作，指出“宁可慢、不可乱”；“要争取时间， 考虑办法”。他反对空谈民主，指出，发动运动应该审慎，不轻易搞。
2月10日晚，徐冰在听取各局接收工作情况汇报时，针对当时较多地存 在着的简单急躁、怕麻烦的思想情绪，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意见。他说，根据 新的情况应有不同的认识。过去农村的行政工作比较分散，也比较简单，往 往由少数人包办。但今天已不是过去的情况了。今天是集中的复杂的城市环 境，我们了解不够，包办不下来。既然单独做不下去，就须研究与旧的人员 如何合作的问题。此外，还有个党的严肃态度问题。我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 进城的，但不能认为一切都可包办。我们的一行一动都要对人民负责，都需 谨慎，不可使党的形象受损失。一切取决于我们对情况了解得如何。而了解 情况是需要时间的。今天布置工作，自然不会像过去那样简单。必须考虑群 众觉悟程度，争取同党外人士和旧职员合作，慢慢改造他们。这就麻烦一些， 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这些困难会比在战争中的困难更甚，应有精神准备。 要打开脑筋想问题，找出更多不至于受损失的办法。一切不可贸然去搞，否 则很容易乱。
徐冰还指出，要在思想上明确，今天的接管工作，不等于完全承认旧政 府的一切规章制度及其运作程序；但反过来说，旧的规章制度中合理的方面 我们也要利用、要吸收。要研究“我们的一套是否就是现在的这一套，是否 适合城市，如不是，则如何改正。他们的一套其中有无可取、如何吸收，在 一定的原则下，能否经选择溶化到我们的一套中”。这些重要意见，促使干部 最终克服了“左”的急躁情绪，塌下心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而对保证 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接收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旧市府机构裁、并、留的思路大体已经 确定，即凡属国民党人事、特务、情报类机构或全部打烂另换人，或裁、并、 停止工作，其余如民政、工商、公用、地政等局继续保留，并继续进行有关 的业务工作。在处理这个十分繁难的问题中，徐冰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国 家政权学说指导实践，又考虑实际需要保留了适当的机构与人选，而对人的 了解及其去留的决定更持慎重态度。2月21日，徐冰向市委并中央总前委书 面汇报工作，重点汇报了旧市府机构裁、并、留的设想。他说，“北平市旧市 府的机构如此庞大，情形又如此复杂，我们的干部，政治上虽然不算太弱， 但对于城市工作及城市情况，太不熟习，人数又太少，贸然接管这个包袱实 在背不起来。我们连各局、处的科长，甚至科员都派不出来。”他提议保留参 事室，以便安置一些市政府专家及民主人士，使社会上看到有各党各派参与 政府的领导。22日，徐冰召集有各局处军管代表与参事室参事参加的会议， 通报了“待遇问题、工作及学习问题。”徐冰说，旧有同仁，以前是在反动政 府之下工作，一切立场作风，自然不同。今后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应尽量争 取团结，所有思想、认识、行动、作风均应有所转变，以期真实地能为人民 服务。只要有工作能力，一定有工作可做。几天后，市委向中央、华北局提 出组织人事处理委员会，由徐冰、刘仁、戎子和三人负责，统一并慎重地解 决旧人员处理问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根据市委关于旧人员处理的原 则办法，人事处理委员会首先拟定了《对原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处理方案》。《方 案》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原则，指出，“工作、学习或回籍，均 须征求本人志愿，不得强迫命令”，同时拟定了生活问题的解决办法。
2月26日，徐冰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各局长会议，讨论市府组织机构的设 立与编制问题。他提出建立健全党的生活制度与市政府各项工作制度问题。 他说，党的生活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党的生活不健全，就无法推动其他工作， 就会陷入事务工作中去。要花点时间，整顿党小组与支部，讨论思想、行动 以至纪律。各局也需要严格工作制度，办公室的制度需要建立健全。
这次会议以后，徐冰在继续关注政权建设、使之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 把注意点进一步扩展到市政建设各方面。他要求从3月份起，各机关要开展 业务工作，如修马路，清理垃圾、阴沟以及卫生防疫和植树等工作都需着手 进行。3月5日，市委决定组成市财经委员会，由徐冰、程宏毅分别任正、副 主任。6日，徐冰出席区县联席会议并简短地就几个问题作讲话。他说，区 政权建立着重在建乡与村的问题。由于新、旧政权性质不同，阶级基础不同， 所以建立的原则也不同。区工作的中心是如何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失业 工人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非今天所能解决的问题，须相当时间的发 展生产才能解决。要注意从政治上鼓励他们组织生产。此后几天，徐冰连续 邀请市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工人几十人，座谈加紧改进车路修造与自来水 管理问题，同时，以市政府名义号召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动员全市清除垃圾。 此后，北京市的建设工作逐步展开 [1] 。
注释
[3] 1946年10月，徐冰、张明致电延安转林彪，提出迅速组织秘密交通网问题。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此节材料查阅自山东省档案局。
[1] 此节材料查阅自北京市档案馆。
徐冰·走上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
紧张繁重的接管工作，严重损害了徐冰的健康，他病倒了。1949年4月 25日，徐冰从北平市副市长职位上离任养病。7月，中共中央调他到中央统 战部任副部长，协助李维汉的工作。不久，由于李维汉腿部受伤，徐冰一度 主持统战部工作。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他同时代理了李维汉全国政协 秘书长职务。9月21日，徐冰与齐燕铭一起，以中共候补代表的资格，参加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18名代表中的 一名。1951年，他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从这时起，徐冰 历任全国政协一届副秘书长，二、三届秘书长，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 其中任秘书长一职长达10年。长期以来，李维汉主管中央统战部全局工作， 徐冰分管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工作，李维汉病假期间，徐冰就成为统战部代 理部长，这种格局基本上延续到了1964年12月。由于李维汉侧重于大政方 针的研究与领导，因此，全国政协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徐冰负责。
建国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繁重，头绪繁多，许多事情要当面协商， 许多政策制度有待于研究确定。而各方面新朋老友也常常找徐冰解决各种各 样的问题。如老熟人周北峰就曾几次向他表示，希望能当政协代表。徐冰在 向周恩来反映周北峰的愿望时说：“此公在解放北平以及绥远谈判上总算有功， 请考虑是否可以由特约方面提出？”并说，“此公应该照顾一下” [1] ，但如何 照顾，请周总理考虑决定。后来，总理接受了徐冰的建议，使周北峰以特邀 政协代表身份参加了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徐冰还尽量挤出时间看望各方面 的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与生活上的问题。一次，他找到了刚刚到北京的 唐瑜。唐瑜对这次会面作了生动的记述，他写道：时间，已是入夜了，他把 我拉上他的汽车，车子开到了东华门大街的夜市附近，他让司机把车子停在 附近的胡同里，然后我们到“馄饨侯”蹲下来。我们就在那里边喝酒，边谈 着工作上的事，也谈着家常。他说萨空了、阳翰笙和蔡楚生几位都告诉他， 我来北京。萨谈到我的工作，说要向总理汇报。我说总理这时千头万绪，日 理万机，千万不要打扰他；我多年过惯了散漫的生活，陈沂和宋之的邀我到 部队工作，我想过一过部队的生活也有好处。他说：“朋友们怕你不习惯，部 队的生活和‘二流堂’的生活可是大不相同，你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部 队内可不需要你搞‘二流堂’。”说着，他的豪爽的笑声震荡在这灯火通明的 夜市中：“你有这决心，我支持你，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找我，我能办的，马 上帮你解决”。他没有去告诉总理，但是，我仿佛已看到总理对我的关切 [2] 。
这样，徐冰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党内外人士、擅长交友联络的优势，不辞 辛劳地“一天一天在外头跑”，而统战部“一般的接待工作也基本上由徐冰出 面” [3] 。
1949年7月11日，周恩来、徐冰共同致函陈毅、夏衍，询问周钦岳是 否已经抵沪？函中称，周钦岳在重庆办《新蜀报》多年，非常有经验。建议 四川解放后仍请周回川恢复《新蜀报》，并请征求周本人的意见 [1] 。不久，徐 冰主持召开了一次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高级将领参加的统战工作座谈会。 根据会议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结合一个时期以来自身工作实践中的思考，徐 冰认为，党关于统战工作的大政方针亟须明确，其中如各地方统战机构的建 立、统战干部的配备及各统战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是新的历史时期推 动统战工作所必需解决的问题。为此，1949年9月20日，徐冰写信给周恩来， 一方面汇报了统战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同时提出在政协会议闭幕后，请周恩 来主持召集一二次会议、讨论统战工作并产生一个中央对统战工作指示的建 议。10天后，也就是10月1日，徐冰再次致函周恩来，说“统战工作会议我 们认为以快开为好，恐过几天各地代表走了不好开”。他还对会议的召开提出 了详细的、具体的建议，包括议程、参加人（开列了中央、地方参加人的名 单）、地点等。这时，徐冰对可能影响今后统战工作的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 思考，认识更加深刻。反映在预拟议程中，则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今 后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二是我党统战工作的组织问题；三是目前要解决 的几个具体问题，其中有五项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此外，还有中共及各党派 与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地方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2] 。
10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讨论通过。 《条例》规定，全国政协设立八个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在秘书长 领导下，进行研讨和审议工作。10月25日，全国政协又召开秘书长及各组 组长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委会今后的日常工作。会后，徐冰（这时他代理 李维汉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给“主席、副主席并各位常委”作了汇报，并 就全委会机构的设立与工作推动问题进行请示。他说，大家一致认为，全委 会的八个组，不应该只是一个空名，或只是安插几个人而已，应该充实它们 的工作内容，如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及专门问题，应尽政府与人民间桥梁作用。 此后，全国政协工作机构与制度陆续建立，如工作会议、双周座谈会、学习 委员会等，徐冰是“工作会议”成员，是“双周座谈会”中共代表，是“学 习座谈会”干事会成员。与其他委员不同的是，他不仅要参加这些活动，而 且还是活动的组织者与联络者，并且是活动内容与方式的筹划者。
就在徐冰积极提请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包括民主党派在内 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同时，各民主党派内部对于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 性与必要性问题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各民主党 派争民主的任务已尽，因而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一种认为现有的几个民 主党派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没有根本区别，可以合并到一起。救国会 的同志认为今后救国的任务已不存在，开始酝酿取消救国会。徐冰了解到这 种情况，但他没有劝止酝酿解散的活动。11月中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 五次干部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一种意见力主“光荣结束”，取 消农工党组织。持这种意见的只是少数，但说话很有分量，因为被认为是“代 表进步的意见”；另一种人数较多，不愿意取消组织，但不敢理直气壮地力 争 [1] 。徐冰在会上提出“不忙于结束，创造将来结束的条件”的观点。12月 18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周 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当天，《人民日报》发 表救国会解散宣言，宣告救国会正式解散 [2] 。史良在《回忆新政协》一文中也 说，救国会“宣布结束的那一天，曾经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说明救国会要解散的道理。这时，毛泽东已于两天前离京访问苏联，他回来 后对救国会解散的事很不高兴，认为应该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此后，李维 汉、徐冰等积极去各党派作工作，如农工党、民主建国会，说服他们不要取 消，从而在政治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1950年3月，徐冰期盼的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了。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 两次重要报告，指出要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发挥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 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徐冰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报 告指出，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为了适应新时代、新任 务，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他们现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共 同纲领》，公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过去的章程和纲领里边，还有旧 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将修改过去的章程，总结过去的工作，整顿组织，以 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而努力。徐冰还讲到各民主党派会议以后党派工 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是进步分子的团结问题。现在进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风， 狭隘的宗派主义，不接近群众，不做群众工作，有被孤立的现象。二是各民 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和成员的职业问题。三 是帮助民主党派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政治教育，并做好他们的各种安 排，做到毛主席讲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四是要解决民主党派的经费问 题。会议分组讨论时，徐冰担任民主党派组组长。会议期间，他还与李维汉 一起出席了民主党派中央联合招待统战会议代表的会，向他们解释政策、交 换意见，解答问题。就在这次会上，徐冰正式承担了自己在取消救国会问题 上的责任。他说：“关于救国会的问题，这是我应该向同志们作自我检讨的。 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他还对自己在农工民主党会上所提观点作了自我批 评，认为错误在于“在原则上没有明确的指出不应该取消，应该继续存在和 工作” [1] 。
民主党派应该继续存在并要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得到重申后，民主党 派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发展能否适应形势的需要，就成为当时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之一。为此，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1月21日下午，徐冰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问 题进行了座谈。出席的人有梅龚彬、朱蕴山、章伯钧、胡愈之、施复亮、罗 叔章、许广平、林汉达、黄琪翔、季方等。会议开始后，徐冰首先向大家介 绍了这次统战会议的议题，然后重点谈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他说， 新政协开始后，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是整顿组织，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并 培养干部。各党派整顿组织是有成绩的，但在整顿的基础上，还要发展。要 发展组织，就要有一些具体规定。现在提出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并准 备作一些具体规定。所以愿意与各党派的负责同志谈一下。同时，各民主党 派之间，也需要配合。周总理强调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就是扩大统一战 线，完成教育群众的任务。
会议期间，各党派的同志纷纷发言，畅谈了以自己党派为中心的民主党 派组织发展的打算与遇到的困难。如有的人说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 兴趣、不愿意加入民主党派；有的党派内部领导人闹矛盾、不团结；有的就 干部的培养及使用标准、基层党派成员的学习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徐冰 在总结发言中，针对大家座谈中谈到的问题，指出：组织方面，肯定地说今 天是要发展的，一方面发展组织，另一方面要巩固发展；发展的对象和方法， 希望各党派回去讨论，提出初步计划。干部问题，主要是干部缺少。解决的 办法，一是由各党派自己提拔培养；二是将干部送革命大学学习；三是有计 划地选择一批人，参加到各党派中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帮助各党派进行工 作；四是统战部动员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各党派并去工作，通过这些积极分 子的工作来教育中间的带动落后的，使各党派和我们一起走向社会主义；五 是党派宣传问题：中共本身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党员就不愿做统战 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曾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示，他们批评我们说，主 要的是靠我们本身来进行宣传工作，现在各民主党派也是如此，也要依靠各 党派自己。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徐冰主持了《关于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 织试行方案》的起草及修改工作。这个方案涉及了民主党派发展计划、对象 和方法等问题。最后，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为做好四川卢作孚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工作，周恩来曾指示统战部研究 该公司董事长及党外两位副董事长人选问题，并要求将研究意见告诉他。1952 年7月22日，徐冰将研究结果向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因当时周恩来正集 中全力考虑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便打扰）作了书面汇报。他说，建议董事长 由周孝怀担任，副董事长由郑东琴、吴晋航担任。徐冰指出，周孝怀虽然不 是四川人，“但与川人关系甚深，有声望，政治上亦还想向好的方面走”；郑 东琴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在动荡不定的改组期间，那种把为民生公司 服务几十年的老人都开除出去的做法，“不是团结民生公司旧人之道”；至于 吴晋航先生，从前也曾与我地下工作的同志有过联系，而且他与古耕虞、潘 昌猷等有联系 [1] 。后来，民生公司在全国的公私合营中创造了经验，得到了毛 泽东的肯定。60年代，全国政协还先后两次请吴晋航介绍和成银行与民生公 司的经营情况。
1952年9月19日，中央统战部举办茶会，欢迎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的 代表。徐冰出席了这个茶会，并针对大家的思想实际，围绕九三学社的性质、 组织、思想改造、今后九三学社的发展等问题，以个人名义作了讲话。他在 讲话中指出，九三学社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联盟的政党。团结、教 育、改造知识分子是九三学社的主要任务，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教 育。他肯定了九三学社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的方针，指出九三 学社思想改造的基础应该是《共同纲领》，但这并不能限制每个成员对马列主 义的学习。他说，民主党派对进步分子要争取、团结，对落后分子也不该冷 落，或者耻笑。徐冰谈到的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九三 学社的同志都感到很受启发和教育。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开始后，徐冰任“参加三大 运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他拟定全国政协学习座谈会学习关于肃清暗藏反 革命分子运动文件的计划，动员、组织党外人士参加或参观土改。他还在文 化俱乐部主持召开“欢迎北京各校教授参观土改回来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 的大都是学术成就与知名度很高的学界人士，吴景超、郑天挺、楼邦彦、杨 人楩、胡庶华、朱光潜、卞之琳等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参加或参观完土改后 很有收获、很受教育。当毛泽东得知吴景超、朱光潜在西安参加土改很有收 获后，感到十分高兴。
1953年9月，徐冰以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副团长身份（团长是贺 龙），赴朝鲜进行慰问。这是三次慰问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团，总人数达到5448 人，其中各方面统战人士就有3000余人，有声望的高级知名人士如朱学范、 吴晗、老舍、梅兰芳、程砚秋、蔡廷锴、章乃器、章伯钧等等，都随团前往 （此外还有康克清）。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这次慰 问，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慰问团在朝鲜共进行了两个月的慰问，徐冰的足迹 也踏遍了朝鲜的山山水水，并到过战争的前沿阵地、坑道，如上甘岭、老秃 山战场。登上甘岭参观时，个别民主人士说“不行了，吃不消了”，表示不想 上去。贺龙得知后，很不高兴。他对同是副团长兼秘书长的陈沂说：拿根绳 子，给我拴上，一个个拉上去。陈沂将贺总的话原样传达，并说：我当然不 能拴你们，但希望你们响应贺总号召。最后，大家都上去了。徐冰对此很不 以为然，感到说话方式太生硬。一次，贺龙、康克清、陈沂等少数几个党内 同志召开会议，徐冰连声批评陈沂说：方式太硬，太硬。陈沂不服气，心想 “我太硬，你也太软”。最后，贺龙说：陈沂说话处事方式要改变一些，徐冰 也要原则一些。这个小插曲40多年后，陈沂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山是高 一些，又走小路，爬上去是不简单。但志愿军在上面打仗连命都丢了，你们 来慰问上都不上去!对此不能太迁就。”他还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团，可 以说上九流、下九流各方面统战人士都去了，组织工作做得蛮好。这与徐冰 的努力分不开。徐冰的长处是相当平易近人，跟同志们之间相处得很好。他 总给他们开会，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 [1] 回国后，徐冰在中央统战部向全体 干部做了生动感人的报告。他说：“我们这次去朝鲜，除了执行我们的慰问任 务外，是看了不少东西，学了不少东西。我们亲眼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 及野蛮行为；我们看到了英勇战斗大无畏的朝鲜人民军，使我们更深刻体会 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我们看到了最可爱 的人，看到了他们的英勇，看到了他们的高尚品质，看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 精神。” [2]
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几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建国初期中共党内 不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不重视民主党派工作、不注意发挥党外人士作用的“左” 的关门主义倾向基本上得到克服，但也有个别人仍然我行我素。就在1953年 年初，徐冰收到中南局一份材料，反映武汉大学副校长徐懋庸压制民主的错 误。在有关部门、有关同志找徐懋庸谈话并进行批评后，他却轻描淡写在一 次大会上作了一次毫无诚意的检讨，致使武汉大学教授们的不满情绪更加强 烈。面对这种情况，徐冰极为气愤。他奋笔疾书。向习仲勋与安子文反映情 况。信中说：徐的主要问题是压制民主。去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打“思 想老虎”为名，在武大乱斗一气。如桂质庭先生（理学院长）因而自杀（幸 被救），许多教授被罚跪。去年有一署名“六七老人”的密信寄给毛主席，控 诉这些不合理的行为，主席将此信批示中南局处理。徐得知此信后，不仅不 进行检讨，反而布置一些人追查写信人的姓名，致使引起校内师生更大的不 满和不安。徐的这种压制民主的恶劣作风，是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团结教育 及改造知识分子的统战政策的，在今天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应予以揭发，对 徐应进行严厉批评和教育，以挽回党在武大的威信而把这个学校办好。信中 还提出了对徐的错误的处理办法，并附上了中南局的报告 [3] 。9月，中央批转 了中南局关于徐懋庸在武汉大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报告的指示，指示对徐懋 庸作出党内当众警告、行政撤职并调离武汉大学的处分决定。
1954年12月，国内知识界开始了对胡适在哲学、政治、文学、历史等 领域里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徐冰曾与民盟的两位负责同志分别谈话，谈 话中他们提出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想在民盟内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斗争。他 们认为，与胡适在思想和工作上有深切关系的人，主要是在民盟内，如新月 派、独立评论派等中的一些人，如果进行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而不涉及新月派、 独立评论派及其中的一些人，是不可能的。他们打算在民盟内发起一个斗争。 徐冰感到这样做不合适，并且觉察到这其中也包含着民盟内部宗派斗争的因 素，所以他说：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大事，应好好考虑和准备。在批判胡 适思想的斗争中当然会涉及与胡适思想有关的人，但是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 发。现在社会上报刊上既已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斗争，民盟最好先号召盟员 积极参加各学校各单位的这一运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当然，民盟 自己开几次会，讨论如何参与社会上的这个斗争是必要的。考虑到这两位是 著名的民主人士、其中一位还准备跟周恩来总理谈这个问题，徐冰告诉他们 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愿意与他们再谈几次 [1] 。实际上，这是徐冰委婉地否决 了他们的想法。
在到中央统战部的最初几年，徐冰表现出某些不适应，一是工作方法上 仍然习惯于“单枪独马，跑单帮的老一套”，且“不管行政”。二是在与李维 汉的磨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1954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 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徐冰由此 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检讨了自己对部务会议没有负起应尽的 职责，在核心领导小组上对方针政策问题准备不足，致使讨论不深不透。以 前，他将这些归咎于李维汉在各种会议上“已经习惯只是自己一个人发言， 别人插不上去”。四中全会后，他却认为这恰恰是自己工作责任心与严肃性不 够的表现。他说：“过去，同志们认为李徐间意见不大一致，下面不好办事。 我声明，有不同意见时我愿与李多谈，即使还有时，在政治上、组织上、纪 律上，都应以李的意见为意见，服从李的领导。” [2] 此后，徐冰继续以第一副 部长身份协助李维汉的工作，说明他本人是襟怀坦白的。但党内斗争的复杂 有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60年代，徐冰被卷入了中央统战部两次错误批判 李维汉的活动中。
1954年12月，中国人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徐冰当选为秘书长。从这时起，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权。随着政协性质的变 化，其机构设立与工作推动有重新考虑定位的必要。徐冰曾把这些问题提交 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讨论，并向彭真请示。关于成立何种工作组的问题，他 还分别征求政协副主席意见并组织委员们进行座谈。在沟通、协商意见比较 一致后，1955年2月14日，徐冰向周恩来请示。他说，关于工作组问题，大 家认为仍然设立八个组，已协商确定了各组组长的初步人选。关于双周座谈 会，可考虑不设立。如认为仍有存在必要，应当再重新充实调整。而“学习 问题，今后仍应成为全国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徐冰还谈到了工作会议、秘书 长办公会议的运作方式与主要任务。此后，徐冰又组织多次座谈会就有关问 题进行协商，最后确定了政协机构改革的基本框架。10月，政协各《工作组 组织和任务的规定（草案）》拟定。到1958年，《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 出台。简则规定“工作组是在秘书长领导下协助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统一战 线活动的机构，它应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协商关系、团结教育和互相监督的 作用”。
政协秘书处原来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处理是只照收照转，自己不进行任何 研究。徐冰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的工作作风。为了使大会提案有交代有着落， 并且把其中好的意见付诸实行，1956年2月25日，徐冰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详尽地讨论了提案的处理办法，提出了改进的意见。3月27日，徐冰又向政 协第20次常委会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处理大会提案的报告》，这个报告事 先经周恩来认可、同意。此后，政协各工作组的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积极。 到10月，徐冰又主持拟定了一个关于工作组的几项规定的草案。这时，他还 准备在全国政协组织一个组，调查文教界、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的薪金问题。 在向彭真谈到组织这个组的必要性时，徐冰说：“他们现在还是低薪制，生活 上有问题，人们打算先调查研究一下，提出方案来，请中央审核。此事关系 甚大，也关系到对这些人的团结问题，似应早办，免得被动。”这个提议，引 起了彭真的注意，他专门找徐冰进行面商，最后决定先找少数人座谈，看有 些什么意见。当周恩来看到徐冰关于政协工作组的规定草案与工作计划后， 十分高兴，他肯定了徐冰的工作，并要徐冰将政协最近情况写一个简要的工 作报告，并附这个规定，经他转送中央 [1] 。60年代初，为了体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精神，徐冰主持的秘书长办公会议通过“双周讲座”工作简则， 指出为适应各界人士的不同兴趣和要求，广泛交流思想，增进知识，工作组 增加“双周讲座”活动。从1962年16日文化教育组请吴晗讲“论历史人物 的评价问题”始，到1964年1月17日周培源作最后一讲。在近两年的时间 里，在京各方面著名专家学者如楚图南、侯仁之、吕振羽、梁思成、茅以升、 黄家驷、夏鼐、马大猷、冯友兰、张孝骞等20多人担任主讲。讲座的内容涉 及时事政治、国际友好访问、学术思想、科学知识、历史人物评价、文物保 护等各方面 [1] ，成为沟通思想、加强团结的有力举措。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决定举 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成立了纪念筹备委员会，徐冰是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之一。他与邵力子等人组织领导了香山碧云寺纪念堂、中山公园孙中山先生 生平事迹展览以及纪念大会等各项准备工作。11月11日，纪念大会在政协大 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何香凝、陈叔通、柳亚 子、章伯钧等党内外人士出席了会议；11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600多人到 香山碧云寺参谒孙中山纪念堂，周恩来敬献了鲜花；中山公园孙中山先生生 平事迹展览会开幕。同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
1956年1月13日，徐冰与李克农、罗瑞卿一起开会，商讨释放一小批 国民党战犯的方式问题。第二天，徐冰写信给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会议情况。 30日，周总理在一份报告中批示道：“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 是他有关释放战犯的最早文字记录。3月中旬，在二届政协第19次常委会上， 周恩来说明了关于战犯战俘的处理问题，罗瑞卿作了关于战争罪犯处理问题 的发言。此后，徐冰筹划成立了组织民主人士和战犯战俘进行工作的9人小 组。在27日的政协常委会上，包括张治中在内的《组织各界人士与战犯、战 俘谈话的小组名单》顺利通过。4月，党外人士9人谈话小组组织的谈话活动 开展了起来。这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专门成立处理战犯专案小组，成员有罗 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专案小组”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开始分析研 究和大量调查摸底工作，不断给中共中央出谋献策，并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 处理战犯的总方针，即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国内战犯，一 个不杀，分批释放。从1959年到1966年，徐冰参加了前六批特赦国民党与伪 满战犯的全部工作 [2] 。
195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森林、水产与食品工业部，初步意向由罗隆基、 许德珩、李烛尘分任三部部长，并责成徐冰征求党外有关人士意见。接受任 务后，徐冰仔细考虑了谈话先后次序。他首先征求了章伯钧、史良两部长的 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罗隆基任森林工业部部长，史良附带说，罗少年时的 愿望总算实现了。然后，徐冰又分别同李烛尘、许德珩、罗隆基本人谈了话。 一开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谦辞，说自己不内行，不熟练，怕工作做不 好。经过徐冰再三耐心细致的解释。结果，罗隆基当即表示愿意担任森林工 业部部长，许德珩经过考虑后亦允诺担任水产部部长，李烛尘答应再考虑一 下，最后也用电话告知徐冰，同意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 [1] 。徐冰迅速把谈话结 果上报周恩来。很快，罗隆基、许德珩和李烛尘的任命通知下发。
注释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2] 唐瑜：《徐冰同志和“二流堂”》，《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2日。
[3] 1996年4月24日访平杰三谈话记录。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档案处。1952年，就《光明日报》改革问题，徐冰曾同章伯钧交换看法，并将达
成的几点意见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李维汉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2]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1930—1990）》，文史出版社。
[2]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108页。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1995年11月访陈沂谈话记录。
[2]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3]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2]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全国政协研究室编：《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大事记》第一册，1986年3月。
[2] 任海生编著：《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8、109页。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徐冰·反右派运动中的两难处境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 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21日，第八次全 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学习、讨论、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在讨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时，徐冰指出，“左”的宗派 主义是妨碍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说：几年来，国家吸收了大量 的党外人士参加工作。没有他们的参加，建设是不可能有此成绩的。他认为， 在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党内有迁就主义的 倾向，但大量的普遍的是“左”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为对非党人士政治上、 作用上的估计不足。
关于政协工作问题，徐冰认为：政协应该说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极重要的一个机构。政治协商本来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民主生 活的重要方式。但我们做得很不够。应该研究解决党委如何重视政治协商（协 商的作用很大）和党如何扩大民主生活的问题。
在关于“放”的精神的理解上，他同意放，认为放得还不够。在阐述放 什么、怎样放的问题时，他主张不仅要放民主，放言论，还要放手让人家行 使职权，放心让人工作，放手打开我们的活动圈子。“放了以后，是否人家就 会翘尾巴？如果人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与我们争论了几句，多说了一些话， 甚或一些错话，就说人家翘尾巴是不对的，是阻塞言路，是不民主，是歧视 人家。是不是有一些人会翘尾巴呢？但翘起也不要紧，尾巴不是机关枪，暴 动不起来，怕什么？”
对所谓“重安排、轻改造”的说法，徐冰表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他说， 是不是重安排呢？应该说是够重视的，但还不够，会后还要做下去。但是不 是轻改造呢？在政协工作中我还看不出来，就是在统战部门中，我也不这样 认识。他说，在思想改造中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一些毛病，如思想性、政策 性不够等，但不是轻改造的毛病。他还重点分析了这种说法之所以产生的原 因，这个分析不仅切中当时要害，读来痛快淋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人深 省。他写道：“为什么统战部门总被说成右呢？我的认识是，党的历史上历来 有一股‘左’风，说你右倾，立时吃不消；说你‘左’了，‘左’倾，你就会 心的微笑。其实‘左’倾、‘左’倾机会主义对党的危害不比右小，甚至比右 大，但‘左’倾，在党内未有受到系统的批判，彻底的批判。许多人以‘左’ 来标榜，以批评人家右来显示自己的正确，以‘左’的面目来掩饰自己不作 统战工作的缺点。”他指出，在统战部门和政协工作中有右的表现，但那是在 个别问题个别工作上，“如对一些人士生活上照顾的多，思想上帮助的不够； 如还不习惯于和人家思想见面，甚至人家的错误言论，不能大胆地批评争论， 但我认为统战工作中‘左’的倾向还要多一些。” [1]
4月27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 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徐冰也 与个别人谈话，请他们消除顾虑、敞开思想帮助共产党整风。当他意识到反 右斗争将要坚决进行时，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并跟有的党外朋友打了招呼， 如黄药眠，但黄没有听其劝告，最后在基层被打成右派。他在7月13日的统 战部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和风细雨，个别的情况可用狂 风暴雨。斗争场合要集中，不要到处都斗。划分中右时应该宽一点，搞紧了 容易把他们划成右派，可右可不右的人宁肯划成中右。同时，他一直认为不 能把斗争与安排、批判思想与使用人对立起来。如在10月25日召开的五省 市统战部长会议的讲话中，他说，在反右派斗争中，狠狠地斗是应该的（这 与7月13日的讲话已有了差别），在安排上就不能这样。在安排中，须要克 服“左”倾情绪。后来有一次他又说，反右还是反坏的思想，不是把人打掉。 唐瑜回忆说：“作为党的统战部部长，他对某些人的被硬划为右派，是很痛心 的。但是，即使是他，在那时也只能是促使为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早日摘掉帽 子而已。” [1]
反右派斗争使徐冰扮演着极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从感情上说，他不 愿意看到自己的党外朋友受到冲击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为了要贯彻中央精 神，还可能伤害这些朋友。如与他交往几十年的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就 被认为发表错误言论，受到批判时，徐冰的心情是沉重的。被划为右派的人 中，有些是因为所谓“二流堂”问题。“二流堂”被说成是“反革命的裴多菲 俱乐部”和“反党小集团”，尽管徐冰实事求是地指出，所谓“二流堂”实际 上是党联系进步文化界人士的一个场所，与“二流堂”常相往来的都是一些 倾向进步的朋友，但他无法改变事情发展的大方向。“文革”中，此事又被翻 了出来，许多人受到株连，遭到不公正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才得到彻底的平反。
注释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唐瑜：《徐冰同志和“二流堂”》，《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2日。
徐冰·贯彻“弛”的方针，宣布“五不变”政策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1958年继续蔓延，对党外人士发动了 遍及全国的所谓“自我检查”的“向党交心”运动，一些人正是在交了心后 又被划为右派。在“交心”的高潮期，工商界提出了放弃定息、放弃高薪和 下放参加体力劳动等要求。当中央统战部及时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后，毛泽 东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意见，说定息不能取消；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以 不动为好。在这个大背景下，1958年六七月间，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第 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称统战四级干部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多达一千余人。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毛泽东和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彭真作长篇讲话，指出，对民主党 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邓小平就 国际、国内问题作了报告。7月1日，徐冰在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按照中央当时 的看法，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 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但报告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学识和技能是国家的一笔财富，利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我们党在文教 工作、工农业建设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中应该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强调必 须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利用非社会主义者的手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 设和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队伍；强调党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不仅更有利于 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参与国家的建 设工作。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正确性和必 要性，指出今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主 要途径和方法是以工作岗位为基地；而参加体力劳动、到工农中去、到实际 中去则“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分别他们的各种不同情况，根据自觉自 愿的原则，适当推行”。这是统战工作方面的一次重要会议，徐冰代表中央统 战部作的报告，是会议的主题报告。尽管它仍错误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为指导思想，但它“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和党外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 。
一天，徐冰来到了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家里。这时，因丈夫吴 祖光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北大荒，新凤霞只身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侍奉 瘫痪在床的公公与年迈的婆婆。更令人痛心的是，自从吴祖光被打成右派， 往日热闹的吴家已很久不见熟人登门了。徐冰把三个孩子叫到跟前，从口袋 里掏出一些糖，对他们说：“伯伯钱不多，只能每人给你们几块糖。”他还去 看望了新凤霞的公公婆婆，并且说：我不是代表组织来的，我是祖光的朋友。 他鼓励新凤霞往前看。对于这份珍贵的友谊，新凤霞夫妇十分感念，说“这 太难得了”。新凤霞还说，1949年刚解放，我就认识了张晓梅，并因此认识 了徐冰。那时，我们对共产党害怕，觉得共产党是官，官的形象在我记忆里 就要打人骂人。可徐冰不像官，他特别群众化，而且爱说笑话。用一句戏剧 行话来说，他是个老花脸，也是老生，有时还做小生。有一次，在剧场看戏， 徐冰老远就喊我，还有意找一些话题跟我说话。因为我那时也被打成右派， 他是故意跟我亲近。又有一次演出结束后要照相，我已经在后面凳子上站好， 他非得拉我到前排去。你说他粗心吧，他又很细心。 [2]
董竹君是著名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她少时贫穷，由一个洋车夫的 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后因 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又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 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解放后曾连续担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肃 反运动时，董的女儿夏国璋硬被说成是美国国务院特务，日夜用逼、供、信 的方法审问达两月之久。董觉得时间太长，怕女儿经受不起，就给徐冰打电 话反映情况。徐冰立刻给夏国璋单位打电话，吩咐即速释放，但对方不理， 后由彭真电话催放，夏国璋才得以回家。1958年初秋，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 部长到上海董的寓所看望她时说：“徐冰同志和大家早就要你写回忆录，待你 把素材完成后，再请人进行文字加工，此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负责。”其实，郭沫若及董的老朋友张蓬舟（《大公报》著名记者）都热心地 向她提出，想代劳为她写回忆录，她均未同意。但听了张执一的谈话后，董 竹君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所联系，客观上反映了社会 演变，因此，就很高兴地写起自己的回忆录了。1961年她写了一小部分，政 协文史组认为满意，鼓励她继续写下去。此后，虽然历经曲折，董本人在“文 革”中还曾入狱五年，但终于在97岁高龄时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并于1997 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她在回忆录的后记中写道：“回忆录业已草就， 惟张执一、徐冰同志以及关怀此事的有些亲友被无情的时光夺去了生命，未 能看到，深为遗憾!” [1]
经过反右派斗争与“交心”运动，徐冰深深感到民主党派成员“有恐惧 心理，有些自卑”。他说，“今后对民主党派怎么办?不能长久紧张下去，我想 应该缓和一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徐冰继续强 调要弛、要缓和。他说，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是尖锐，而是缓和了 下来，那种认为最好把资产阶级分子送去劳动改造的看法，不符合党的政策。 从理论上看，认为“革命越深入化，阶级斗争越尖锐”，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 则。1959年，中央统战部曾举办元旦宴会，招待民建、工商联参加中执委联 席会议的与会人员。徐冰出席宴会并致祝酒词。他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轻 松短小的祝酒词中，向党外人士宣布了“五不变”政策。“五不变”，即定息 政策不变，高薪待遇不变，学职学衔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对资产阶 级其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不变。徐冰归纳的“五不变”，得到了中央的首肯， 安定了党外人士的情绪。
1959年8月，毛泽东提出在国庆十周年时可否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 战争罪犯问题，这样，因反右派运动而被搁置下来的战犯处理问题又提上议 事日程。处理战犯四人小组重新讨论了早在1957年即已提出的方案，形成了 新的方案并上报中央。11月，徐冰参加了由公安部主持召开的会议，研究提 出了首批特赦人员名单。经过紧张的工作，12月4日，在北京、抚顺、济南、 西安等地，首批国民党战犯共33名得到特赦，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 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和伪满皇 帝爱新觉罗·溥仪等。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住所会见了溥仪 等11人，徐冰参加了会见并将溥仪介绍给大家。在谈到工作、生活问题时， 总理说：海外的可以联系，国内的可尽快见见面（指亲属）。你们的工作、生 活、家庭，可以一步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可以找徐冰，他是副部 长，负责安排你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会后徐冰在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 多次主持研究有关他们劳动、参观、会见亲属和生活等事项，并都作出了周 密安排。
在与特赦战犯们的交往与接触中，徐冰的人格魅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 美好的记忆。杜聿明感到徐冰“职位虽高，态度却很谦虚、诚恳，说起话来 总是面带笑容，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 [1] 。宋希濂对徐冰的风趣、幽默 留有深刻的印象 [2] 。沈醉对徐冰的大度特别感激，对其为人分外崇敬。
沈醉，原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机关的重要干将。他是第二批特赦人员 中的一位，也是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一名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头目。特赦后， 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新生感到高兴，同时也因过去作恶太多而总在担心一些掌 了权的共产党人报复他，给他穿小鞋或使他难堪。对徐冰，他怀有同样的忧 虑。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聚餐会上，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徐冰，沈醉感到 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吃完饭后，大家开始聊天。这时，徐冰笑容 可掬地走到沈醉身边坐了下来，问他是否认得自己，并递给沈醉一支烟。沈 醉吃了一惊，心想这人肯定也是过去受过自己迫害的人，冤家路窄，等着挨 训或穿小鞋吧。他接过烟后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仿佛见过首长，一 时想不起来。徐冰一把将沈醉按在他身边的沙发上，笑呵呵地说，你过去接 触的人太多，当然想不起来，你还记得你和吴景中来请我去吃饭的事吗？我 叫徐冰，你该想得起了吧？徐冰的话一说出口，沈醉立刻想起了十几年前的 一件往事：
在重庆时，有一天，沈醉的一位老同事吴景中急匆匆来找他，说有要事 要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想请沈醉给安排。吴景中本是中共党员，后 来成了叛徒，当时在中美情报合作所当科长。几天前，他在路上遇见了徐冰。 他与徐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过去关系很好，他知道徐冰是延安派来 重庆工作的，请示戴笠可不可以和徐冰来往。当戴笠听完吴的情况说明后， 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徐冰吃晚饭。他要沈 醉做好准备，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还叫沈醉派 车要吴去接徐冰来。第二天，沈醉决定自己驾车陪吴景中去，一则表示戴笠 对客人的重视，同时还带点威胁的味道。沈、吴两位到了徐冰住处后，吴说 明了来意并把沈醉介绍给了徐冰，可徐冰一口谢绝了。他首先请沈醉转达对 戴笠的谢意，说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将来如果认为有必要，他会去拜会的。 对于徐冰的这番托辞，沈醉感到很意外，也很恼怒。他把脸一沉，说，请考 虑一下，要是不接受邀请，我是没法回去复命的。徐冰一听，立即转过脸不 再理会全副武装的沈醉，而只一个劲地埋怨吴景中。结果，从第二天起，跟 踪徐冰的特务就增多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 再单独外出。
听徐冰补叙完后来的情况后，沈醉一个劲地表示歉意。徐冰却一再安慰 沈醉，说提提这些往事，是希望沈在写军统罪行材料时，把这种“霸王请客” 的事也不妨写写，好让人们知道军统和戴笠的这一套手法，并不是要追究沈 醉个人的罪责。他还特意对沈醉说，过去你由于职业关系说了半辈子假话， 今后应该学会讲真话。听了徐冰这样直率、真诚的话，沈醉心里分外感动， 但仍没有消除徐冰会找机会“回敬”他的担心。1964年12月底，在北京的十 几位特赦人员带着家眷去东南几省参观回来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请 他们在政协礼堂吃饭，徐冰也参加了。他特别热情地招呼沈醉，并拉着沈和 他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还问了沈最近写材料的情况。这时，徐冰已被正式 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而作了部长后仍然这样对待沈醉，促使沈最终彻底 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他切实体会到了徐冰这样的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与品格， 以至20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题为“冤家路宽” [1] 。
1959年徐冰在代理部长期间的工作，得到了李维汉的肯定。他说：徐冰 和部的其他领导同志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缓和与“弛”的方针指示，做了 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 [1] 。
注释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52页。
[2] 1995年10月25日访新凤霞、吴祖光谈话记录。
[1] 董竹君自撰：《我的一个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9月，第1版，1998年2月第6次印刷，第547、
592页。苑兴华：《世纪同龄人的传奇——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女士和她的自传》，《文学报》，1997
年11月6日。
[1] 《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 《宋希濂今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1] 沈醉：《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52页。
徐冰·主持召开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主建国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 员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将近2000人。这时，中国共产 党内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有的地方把运动推向党外，在党外人士中搞重点 批判。因此，会议初期两会代表中，相当多的人紧张不安，十五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甚至有人写好了检讨书，准备如何过关。徐冰还注意到，一部分 同志和“左”派朋友“杀气腾腾，准备斗一番”。他将情况向中央作了反映。 1月4日和5日，徐冰参加了两会的有关座谈，对陈叔通、胡子昂等人的发言 作了认真的记录。9日，他在大会临时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传达了中央的指 示。他说，在开会前，曾请示过中央。中央指示，根据当前阶级斗争缓和的 形势，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不搞整风运动，不搞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搞重点批判等等，不把对党员的要求机械地 搬到党外去。而是要采取和风细雨、正面说理的办法，进行帮助和教育。这 个指示，对于两会代表敞开思想、放下包袱并进而扭转会议气氛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1960年夏天，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 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会 议采取了人们容易接受的、自在舒畅的“神仙会”方式进行。当时，国内经 济困难还在发展，中苏两党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更加尖锐激 烈。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中的很多人对此很关心，有的忧心忡忡。7月30日， 徐冰给周恩来写信，请他抽时间早日给民主党派会议代表作个政治报告。这 时，文代会也同时在北京召开。8月5日，徐冰与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交换 意见，希望总理给两会分别作报告。8月6日，徐冰又致函周总理办公室主任 童小鹏，请他转报总理，希望总理给党派会议代表作个报告。总理看到徐冰 前后写来的两封信后，决定给会议代表作报告。他的报告围绕国内外形势展 开，着重讲了中共与苏共分歧和争论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等，还 回答了民主党派“后继无人”的问题。从而进一步保证了会议的成功，促使 与会的知识分子讲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
1960年10月11日到11月中旬，徐冰到黑龙江、吉林省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调查研究。他到了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长春等城市，作了多次 报告，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在所有这些座谈会上，在所有的报告中，徐冰都 强调贯彻党的统战政策的重要性；强调搞好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和发挥 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他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愿意跟共产党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是有时跟不上步调，而不是根本不想跟。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教育他们赶，帮助他们赶，而不是用斗争的方 法，打击的方法。
196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全国政协礼堂正在举办聚餐会。主 人有李维汉、徐冰、薛子正、张执一以及童小鹏等，客人则是特赦战犯。宴 会开始后，主人们频频举杯，祝贺客人的新生，问候他们的生活与家庭。酒 过数巡，徐冰站了起来。他微笑着，脸色通红地说：“我这个人不喝酒脸色也 比一般人红，几杯老酒下肚，当然更是锦上添花了。但脸红不等于酒醉，我 自信还是有几分酒量的。”这番风趣而随便的开场白扫光了特赦人员的拘谨 之情。紧接着，徐冰宣布了对他们工作的安排。他说，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 劳动一年期限已满，经研究决定，安排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 伯涛、郑庭笈、周振强七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其他人 员将照顾家庭和个人意愿在外地作安排，生活待遇都将比现在高。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周恩来总理1959年倡议的一项新工作，他号召各界人士 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整理成史料，提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也为今天的青年人和后代提供活的历史教科书。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对你们 是合适的。在座的各位解放前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任过要职，是许多重要 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和亲身经历者。你们春节后就可以到任、上班。他又告诉 第二批特赦人员，要他们也去农村参加一年的劳动，他强调说明，这主要是 为了让各位在劳动实践中学习和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劳动本身要量力 而行，并不在于干活多少。他建议说，首批特赦人员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经验， 你们可以向他们取“经”，对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做好思想准备。
1961年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华东、河北七省二市统战部长座谈会，23 日，徐冰作了长篇讲话，讲话强调指出，要检查统战政策的落实情况，如顾 一头、包一头问题、安排使用问题、合作共事关系问题、对知识分子改造问 题以及统战政策中“左”的或右的偏差问题。在谈到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结 合问题时，徐冰认为可以将“神仙会”运用到学术界来。他说，使学术界活 跃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久之后，在中央统战部召开 的八省九市统战部长会议上，徐冰先后又作了两次讲话。他指出，要系统地 调查研究各阶层、各类型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其他统战对象的思想动向； 要改善合作共事关系，着重合作共事关系的处理。他说，这是个要不要人家 革命的问题，要敢于叫人家革命，带领人家革命。徐冰要求在研究阶级动向、 合作共事关系中，主要研究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特别着重研究与工程技术人 员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这一时期的徐冰，开始对一些“左”的思想与认识进行认真思考，提出 尖锐批评。针对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他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不理解与不同 主张。如在1960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很严厉地说：“很左、很进步，这 是好的，但‘左’得孤芳自赏，‘左’得脱离群众，有什么可爱之处呢？其实 是‘左’的可笑。这种作风必须改变” [1] 。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政 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统一战线的性质，二者要兼顾，缺一不可。不看 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则右；不看到统一战线的性质——则左。” [2] 他说， “要把搞好合作共事关系问题提到政策高度来看待，而不光是从改造出发。” [3] 在团结、改造当中，“单政治挂帅不行，还要适当注意物质待遇，”“只是物质 待遇——这是低级的、廉价的，但只是政治挂帅，不管人家的生活、健康、 劳逸——是空头政治家，不是两条腿走路。” [4] 他批驳了对党外人士提出“红 透专深”标准的作法，指出党外人士“红”的标准应是“六条标准”。他说： “红透——精通马、列、毛，这对共产党员要求都还要有时间才能达到，怎能 拿来要求党外人士？党外人士红的标准应是六条标准。”另一方面，也“不能 老是拿六条标准去衡量人家，不合适，就说落后、无能力，无作用，打击之， 下放退休或者冷在一边。” [5]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徐冰指出，“对知识分子的作 用要重新估计一下，不能说都是老而无用。”他说，老专家有一定的知识、经 验、专长，说人家不行，我们自己又不会，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还 不行。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是对的，但再加上老专家的技术知识和成就， 作用不是更大吗？工人搞试验，可以失败几十次，几百次，为什么不许旧知 识分子也这样做呢？有些人本来可以用，信任他，就能发挥积极作用，不信 任，就只有睡大觉，又说人家消极躺倒，这样怎么使人活下去 [1] ？徐冰还多 次讲到列宁对待米丘林、巴甫洛夫、李森科的先例，说这几位都是资产阶级 学者，但列宁敢于用他们，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与环境。“我们是列宁的 学生，列宁主义理论我们应当学，列宁的作风、列宁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气魄、 政策，我们每个人都应学。” [2] 针对各地都有一些总被批斗的“老运动员”，徐 冰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留有余地”的观点。他说，你们老斗，每个运 动一来就斗一下，每个事件一来也斗一下，不能越斗越舒服，哪有这回事， 越斗，这个阶级、阶层对党的距离越大，离心越远。所以，对知识分子的改 造要留有余地 [3] 。在对当时阶级关系问题上，徐冰比较清醒地分析了问题的原 因。他说，两个联盟“关系是紧张的。是否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有些地方 是天灾，但如没有人祸至少可以减少天灾，有的天灾超过人祸，有的地方是 人祸。”“从党内来说，人祸是主要的”。其次，“第二个联盟也是紧张的，不 是那么和缓。” [4]
1961年一二月间，徐冰多次主持秘书长办公会议，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 关系问题、加强政治协商活动问题进行座谈、研究。11月，又本着体现“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决定开展“双周讲座”活动。12月14日和21 日，秘书长办公会议又两次开会，讨论对政协委员、已故委员夫人和文史专 员的生活照顾问题。徐冰还变通执行了一些规定，以使那些不够中央照顾标 准的人能买到一些必需品。徐冰还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每月买两条中华牌香 烟，送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朋友剧作家焦菊隐先生，直到渡过三年困难 时期，而焦在当时是属于北京市照顾的范围。他的朋友回忆说，“在三年天灾 人祸的困难时期中，有人送他一点东西，他必拿出来与人共享，有时则说是 周恩来同志叫他这么办的。” [5]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界定上，突破了1957年3 月以来关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范 畴”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 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 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了”。统一战线的任务，“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 主生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 也向统战部提出了用这个讲话为指导，研究统战工作的形势与任务的要求。4 月23日至5月21日，经部务会议决定，由徐冰主持召开了第12次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
在开幕词中，徐冰宣布了会议议程，议程之一就是讨论李维汉关于社会 主义民族问题的讲话。他还重点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 题，即它究竟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政党，希望能够 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是知识分子已改变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由第二 联盟走到了第一个联盟，即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徐冰在开幕词中对这两个问 题的倾向性看法，是与毛泽东正在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很不和谐的。
会议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统战工作的指针。会议 确定以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为当时统战工作的基本任 务。5月17日，徐冰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周恩来、邓 小平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还高度评价了当时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统一 战线是长期的，统战工作是得到益处的，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讲政治形势 好，就是统一战线的形势好。19日，徐冰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上述重要指示， 并作了总结报告。总结报告重点论述了今后统战工作的重点任务：（1）调整 关系、加强团结。报告指出，这几年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的工作中， 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当前同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民主党 派等方面的关系上，都发生过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需要我们调整。（2）发 扬民主、实行互相监督。首先要打通党内的思想。党内民主如果很少，就不 可能对党外有民主。这几年来，党内民主很少，甚至没有民主。（3）认真改 善合作共事关系。他说，“这几年，合作共事关系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有 相当严重的问题和缺点、错误”。针对中央在全国精减干部职工2000万人的 决定，徐冰指出：“对于这方面的人，完全不减不可能，但减下来要有个妥善 的安置和处理。”（4）发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积极作用，活跃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工作。
徐冰主持召开的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从而中断了统一战线工作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而徐冰也卷入了中央统战部错误地批判李维汉的活动中。
注释
[1] 徐冰：《在四个党派核心小组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2] 徐冰：《统一战线在现阶段的作用等问题的讲话提纲》，1961年。
[3] 徐冰在齐齐哈尔市的报告。
[4] 徐冰：《统一战线在现阶段的作用等问题的讲话提纲》。
[5] 徐冰：《在国家机关党委统战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稿》。
[1] 徐冰在听取吉林省委统战部汇报情况后的讲话。
[2] 徐冰在齐齐哈尔市的报告。
[3] 徐冰：《在吉林省市、地、州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4] 徐冰：《在八省九市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5] 唐瑜：《徐冰同志和“二流堂”》，《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2日。
徐冰·在两次错误批判李维汉的活动中
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这是一次政治思想 上“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会议，也是一次对中央统战部和党的统战工作产 生重大消极影响的会议。会议的中心之一是批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 与“翻案风”，中央统战部被认为是“翻案风”风源之一。更为严重的是，这 时，毛泽东还误信了一种说法，即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变成社会主义领导核 心。这给参加会议的李维汉与徐冰以很大压力。
徐冰被分到中南组。他一共作过两次发言。他说，在统战工作中有时要 适当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说话，这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 了无产阶级利益，在今天去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而在将来（几十年以至 100年后）消灭这个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将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 从目前的情况看，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是主要的一面，这是党的政策 的胜利。他指出，关于民主党派性质，曾经有过争论，有的同志曾经认为民 主党派是社会主义的，但这些争论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的，并没有载诸文 件。徐冰还对所谓中央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变成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说法作 了解释，指出“中央统战部没有这个思想。我们只是说在民主党派工作中工 作的共产党员，依靠左派，形成核心，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1]
八届十中全会后，徐冰感到“十中全会的情况及决定，民主人士深为关 怀，有不少的揣测”。而且他们“思想的确有不少的混乱，特别是对于和现代 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因此很希望中央领导同志直接给党外人士作报告，传 达会议精神，澄清思想混乱。为此，10月间，他先向杨尚昆提出召开一次最 高国务会议或党派座谈会的建议。12月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在北京召开时， 徐冰又直接给周恩来写信，提出请他给会议代表作个报告的请求。他还整理 了会议代表提出的问题供周恩来参考。周恩来本已同意，但后来因故未能如 愿。
这时，在中央书记处的催促下，中央统战部不点名批评李维汉的活动已 经开始。八届十中全会上，徐冰关于“民主党派要成为社会主义领导核心” 的解释没有消除怀疑、取得谅解，于是，李维汉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 史上参加反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还表示回到部里要进 行检查。所以，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最初的政策思想检查是在李维汉主持下 进行的。12月25日至26日，中央统战部又召开部务扩大会议，徐冰作了讲 话。他重点谈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是关于阶级消灭问题。他说，根据十 中全会精神，我们在消灭资产阶级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是原则性的，之所以说 是原则性错误，不在于对阶级存在以及阶级消灭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而在于 根本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根本不符合中央的指示。二是从过早地消灭阶 级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1963年1月18日，徐冰向中央领导同志汇 报情况。说自他讲话后，又讨论了六次，有的看法比较接近一致，但也有的 看法还未得到一致，并提出希望领导同志能于最近到统战部讲一次话，以便 “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检查”。4月19日，中央派人出席了中央统战部的部务会 议。会议总结讲话指出，中央统战部开了35次会议，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原 因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消灭阶级问题。此后，又开了五次会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 题报告）。5月27日，徐冰签发此报告并报送中央。这个报告接受了阶级斗争 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观点，颠倒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论是非。毛泽东审阅 了报告，并对其第一部分作了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由几十年改为“甚 至几百年时间”，使理论上“左”的失误更加发展。
1964年8月，中央统战部开始了第二次公开批判李维汉的活动。这时， 毛泽东点名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部，但却 对资产阶级软绵绵的，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投降。在这次批判活动中，徐冰是 直接主持者。1965年1月8日，徐冰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主 要谈了李维汉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问题。第二天，他又向各民主党派讲了李维 汉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问题。讲稿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批。讲话认为近几年来， 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方面，有一条同毛泽东思想和党中 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倡导者是李维汉 同志。李维汉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核心是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它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政治实 践是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实行投降主义。 归根到底，这是一条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 [1]
中央统战部两次批判李维汉的活动，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左” 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批判中、特别是第二次批判中，徐冰对李维汉 的批判严重颠倒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是非，也伤害了一批做统一战线工作 的干部。1979年，党中央为李维汉同志平反昭雪，徐冰在批判李维汉问题上 犯了错误。
注释
[1] 徐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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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维系统战，平反昭雪
1964年12月25日，徐冰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1965年3月18 日，徐冰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常务副主席，在这一年，徐冰先召开全国统 战部长会，贯彻彭真对党外人士要“松一松”的指示精神。不久，他又提请 中央领导同志召开座谈会，宣布了中央关于延长定息的决定。
1966年5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徐冰向“总理 并少奇同志”报送了党中央准备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名单。按照惯例，他 准备了两份名单，一份大的，一份小的。他说：“其中有些不在京的，但请他 们来参加有好处：如程潜、唐生智、李宗仁、荣毅仁、陈此生、萨空了。”信 中还对开会时间与地点进行请示。周恩来很快批示赞成用大名单、请少奇同 志主持和报告，并说：“在外地人可去函，来否听便。”刘少奇也批示“同意 用大名单”。在当时，邀请谁出席会在客观上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但很快，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范围被缩小了很多，徐冰又根据指示重新拟了两份名 单。他致函彭真说：遵嘱拟的名单是以党派为主的，但限制30到40人很难 办到，缩了再缩，正式名单缩到54人，预备名单缩到26人。他还特别强调 地指出：“我是倾向也把预备名单加上去的，这比最后一次国务会议（164人） 已缩小得多了。”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用大名单 [2] 。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徐冰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遭到陈伯达、江青与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突然围攻。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 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 “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叫嚷要“炮打徐冰领导的统战部”，江青也攻击徐 冰“在会上一直唱反调”，徐冰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2日，会议结束当 天，中央新主管统战工作的同志就给徐冰送来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出“统 战部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的领导是错误的”，要求徐冰等迅速行动， “向全机关同志作自我检讨，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大革命的 方向迅速扭过来。” [1] 这张大字报在部内张贴公布。就在这种承受很大压力的 情况下，徐冰仍然遵照周总理关于“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的指 示，主持着统战部的工作。
8月23日，徐冰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这时，红卫兵盲目焚烧古 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以及冲击统战工作对象的行动已经开 始。所以，徐冰除了向他们通报“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外，重点针对红 卫兵的行动，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他们的革命干劲，应该承认是好的。但 很难说没有一点过火的。红卫兵的活动，还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你们思 想上也要作进一步的准备。第一，对红卫兵的革命行为，不能有抵触、顶牛 情绪；第二，可能情况下可以作必要的解释，如对他们砸东西，可以告诉他 们这是国家的财产；第三，他们提出的要求，接受下来再说。”谈话会上，徐 冰再一次重申，党的统战政策至今未变。他说，民主党派是客观存在，是党 和国家承认的，国家规定的定息、高薪政策，在国家未决定前保持不变。在 此前后，徐冰还去看望了宋庆龄、郭沫若、陈叔通、胡子昂、刘斐、杨东莼 等人。
8月24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 “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 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 抄家、被揪斗的消息不断传来。
8月29日上午十点多，班禅及其家属共五人被民院预科二部的红卫兵等 一百多人抓到民院看押。对此，徐冰焦急万分。下午，他与副部长张经武驱 车赶往民院同红卫兵交涉。他首先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对班禅 进行背靠背的斗争是可以的。红卫兵马上否决他的意见，说，“我们不同意背 靠背斗争，我们相信党中央会支持我们斗争班禅。”徐冰答应再向中央报告请 示，并建议为了保护好这位宗教领袖，采取文斗的办法，红卫兵接受了。徐 冰还同红卫兵商量，在斗争班禅前的一段时间内，可否把班禅等人放回，红 卫兵表示经讨论后再定。徐冰还建议拒绝外国使馆的人和记者以及外校的留 学生参加斗争班禅。当晚，徐冰向周总理写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可是，不 久红卫兵召开了对班禅的几千人批斗大会，且批斗不断。得知这种情况，周 恩来进行干预，指示徐冰等：共产党员应该坚守岗位，在任何时候也要履行 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这时，徐冰的处 境更加恶化，统战部机关贴满了批他的大字报，但他坚决执行总理指示，立 即同副部长刘述周一道与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到中央 民院，与红卫兵谈判，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并最终将班禅交由卫戍区的解放 军看管，将班禅保护了起来。
8月30日，徐冰在全国政协礼堂接受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造反派的 批斗。批斗进行过程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收到一个文件。这是由公安 部转来的、有周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内容是应予保护的著名人士的名单、 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并且已开列了一些应予保护人士的名单。公安部送 文件的同志同时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即要徐冰按照文件所划范围，把党外 人士的名单开出来。考虑到徐冰还在台上接受批斗，事情不宜久等，金城要 统战部干部处的同志根据总理指示先把名单拟出来，等徐冰回来签字。斗争 大会结束后，徐冰乘车回到统战部。他接过名单，一看是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刚刚挨斗归来的徐冰“眉宇间顿时浮现出欣慰的神情，连声说‘太好了，太 好了’。他毫不犹豫地在名单上签了字，并嘱咐尽快把名单送给公安部转报中 央。” [1] 就这样，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产生了。
1966年10月1日，徐冰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这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统 一战线各方面的朋友，都是巨大的安慰。他们以为“中央统战部在，徐冰同 志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变” [2] 。
进入12月后，徐冰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先是康生等人借口30年代所谓 “六十一人叛变案”，指派专人向徐冰调查。徐冰实事求是地提供了当时的历 史情况，指出“这件事情的结论只能请中央决定”。到1967年，统战部的造 反派开始追查徐冰的历史，造徐冰的反，说他被捕过就是叛徒，是修正主义、 叛徒、老右派。6月13日，他被卫戍区监护、看押。
1972年3月14日，周恩来得知徐冰的病情恶化，立即批准将他送阜外医 院治疗。当晚10点半钟，原卫生部军管会主任谢华给医院来电话说：“总理 指示，徐冰住院后要全力抢救。”接着总理办公室也来电话：“徐冰的病情要 及时报告总理。” [1] 但因徐冰患有多种疾病而且病情严重，又拖了太长的时间， 终于抢救无效，于197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当周总理看到 阜外医院写的关于徐冰的治疗情况和死亡报告后，很动感情，指示立即通知 徐冰的家属。并约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谈话，要求全面检查被拘留、关 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指出：中央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 的住院，身体弱的加点儿营养，不要等人病危了再去医院治疗 [2] 。
十年内乱结束后，随着全国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徐冰的亲人深受鼓舞， 他的女儿徐霞、邢舒，侄孙女徐荃等先后给叶剑英、邓小平以及宋任穷写信， 希望对徐冰作出正确结论。同时，她们还向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作了书面和口 头反映。1979年1月14日，叶剑英在一封信中说：“徐冰同志有几十年的历 史考验，建议中组部考虑昭雪。”2月8日，中组部致函中央统战部，请加紧 复查处理徐冰案件。4月16日，中央统战部做出《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 《结论》说，原中央专案一办给徐冰定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所作的《关于叛 徒徐冰的审查结论》应予撤销，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徐平反昭雪， 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补发生前工资，妥善处理受株连的亲属问题。在4 月26日上报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徐冰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在监 牢同敌人斗争是坚定的，没有任何出卖组织和同志的行为。7月3日，中央同 意中央统战部《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
注释
[2]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原件存中央统战部。
[1] 金城：《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学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2] 《宋希濂今昔录》。
[1] 汤聿文：《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的一着棋》，《百年潮》1998年，第2期。1971年1月至1974年2月，
汤聿文任阜外医院军代表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后任党委书记）。
[2] 公安部同志提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