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之个人人物简介,对张霖之的历史评价,张霖之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张霖之，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曾任中共鲁西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1952年由重庆调北京，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机电制造工业部
和煤炭工业部部长等职，是新中国工业战线卓越的领导干部。“文
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
一
张霖之，原名张福筠，又名张朝明，字崇良，1908年2月17日（农历正 月十六）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县前水牛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在世时，家 有土地百余亩，开着油坊，家道殷实。父辈分家后，家境开始衰落，逐步成 了贫寒人家。
张霖之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六。大哥、二哥、三哥和姐姐系前母所 生，四哥、妹妹和他为范氏所生。父亲张炳彬是个厚道朴实的普通农民，在 张霖之6岁时逝世；母亲范氏是个性格刚强、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1943年 病逝。
1917年，9岁的张霖之进入本村小学读书。此时，其父已去世，家境正 日趋衰落，相继长大成人的哥哥大都染上了不良习气，家庭重担全部落在了 他母亲身上，维持生计主要靠借债和典卖土地。
张霖之小学毕业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执意放弃了进县立高小读书 的机会，于1923年到南宫县城一家银号学生意。这家银号的老板对学徒非常 刻薄，不仅让学徒干脏活累活，而且动辄训斥、辱骂。性格刚强的张霖之不 甘受辱，在这家银号干了不长时间便自动辞职回家。1924年，张霖之谨遵母 命，赴河北省完县找到了正在完县警察局局长任上的大哥张朝纲，并在一家 银号当了学徒。不久，因看不惯大哥的荒唐生活和不满银号老板对学徒的奴 役而辞归故里。
张霖之从完县回家后，母亲决心让他继续读书。1925年初，张霖之考入 了南宫师范讲习所。
他在南宫师范讲习所学习期间，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和视野的日益扩展， 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参加了宣传新思想、新 文化和抵制日货等活动。
1926年底，张霖之在南宫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受聘到南宫县庞庄小学当 教员，1928年转到西里家庄继续教书。1929年春，张霖之家与邻村的一家地 主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他的妹妹在回婆家途中，牲口、车辆均被那家地主 强行拉走。张霖之在回忆此事时这样说：“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加上家庭日 益衰落，所以对教书的生活感到无味” [1] 。为此，他决心结束粉笔生涯，重新 寻找出路。
1929年夏，张霖之辞去了西里家庄小学教员职务，赴烟台到国民党陆军 第二十一师谋事。他当了“十几天的医兵后，经师部王严亭（南宫人）介绍， 考入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第二队（学员队）学习” [2] 。该师师长刘珍年是个 野心勃勃的旧军阀，虽然名义上投靠了蒋介石，但并非真心归附。他在烟台 招兵买马，网罗人才，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大革命失败后脱险的一些共产 党员，利用这一机会打入了刘部，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刘珍年的胞弟刘锡九 （刘武年）系中共地下党员，他根据党的指示，从平津邀请了一些进步人士和 共产党员到刘部任职。在刘部军官教导队中担任教官的共产党员有李楚离（李 通良）、高云升等，“学员中有党员张国钧（张锡珩）、姜善夫、白子真、马青 云等” [3] 。张国钧、姜善夫经常找张霖之谈心，有意识地引导他阅读革命书刊， 并不断对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霖之认识到了共 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思想上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29年 12月，经张国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刘珍年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 已与烟台地方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整个烟台党组织已“有党员百人左右，遍 布于部队、机关、学校、工厂” [4] 。
蒋介石非常警惕共产党在烟台的活动，自1928年底始，先后派特务到陆 军第二十一师监视刘珍年，密查共产党。刘珍年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先后将 一些共产党员驱逐出了烟台。1930年10月，张国钧、李菁玉、马青云、范永 济、黄双和等共产党员被驱逐出胶东后，张霖之担任了军官教导队第二队地 下党支部书记，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军官教导队学员全部毕业，张霖 之和第二队部分学员因政治嫌疑被送到二十一师政治处服务。
1930年冬，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张霖之与烟台中共地下组织 失去了联系。1931年被刘珍年驱逐出烟台的共产党员李菁玉误以为张霖之回 了老家，便在天津往南宫给张霖之写了一封信，叫张霖之到天津去接党的关 系。张霖之的同学张永在看到这封信后，便以他母亲病重为由，于4月间写 信催他回家。张霖之到家之后，见母亲身体康健，又见到李菁玉写给他的信， 心中非常高兴。他在家只住了几天，便告别了母亲，起身赴天津去接组织关 系。但因“天津党组织被破坏，李菁玉也不在天津了” [1] ，他只好返回南宫， 在家继续寻找党组织。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全国掀起了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张霖之仍未找到党组织，无法开展党的工 作，心情非常焦急。是年冬，张霖之经小屯小学教员张冠山介绍，认识了中 共南宫特支书记宋之光，并通过宋之光与直南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2] 。
1932年初，张霖之到南宫城内西街毛氏小学任教员，不久接替宋之光任 中共南宫县特支书记。此后，他根据南宫的实际，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南 宫乡村师范和南宫中学，经常组织进步学生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使南 宫党组织在南宫城内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
1932年5月，李菁玉从湖北回到南宫。张霖之及时报告中共直南特委， 恢复了李菁玉的组织关系。不久，张霖之、李菁玉、宋之光等对南宫党组织 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决定李菁玉任南宫县特支书记，张霖之重点在南宫乡村 师范和南宫中学开展党的工作。他按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 掩护，经常深入南宫乡师和南宫中学接触进步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在严格考察的基础上，先后发展马国瑞、冯化宣、曹连群、曹连兴、马国昌、 董振修、张殿阁、张腾阁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南宫 党组织的力量。
9月，中共南宫县特支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在南街毛氏小学召开会议， 重新成立了中共南宫县委，李菁玉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部长，宋之光任 宣传部部长兼团委书记。为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县委决定建立党的外 围群众组织，抓紧筹建南宫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并确定张霖之主抓筹建小学 教员联合会工作。会后，张霖之根据小学教员的生活状况，提出以改善小学 教员的生活为口号，开展筹建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工作，在张霖之的号召和动 员下，全县的小学教员纷纷报名参加，到1932年底，南宫小学教员联合会会 员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秋，南宫中心县委成立，负责南宫及周边各县党的工作，李菁玉 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部长。是年冬，李菁玉调离，张霖之接任南宫中心 县委书记 [1] 。
张霖之自1931年回到南宫后，把党的组织从城里推向了广大农村，改 变了原先仅由城内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单一成分。经过张霖之等的努力，到 1935年初，南宫的基层党支部发展到20余个，党员达到了200余人，巨鹿、 清河、冀县、枣强等县靠近南宫的一些村庄也有了南宫党组织发展的党员。
1934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对直南、豫北广大地区党组织的领 导，决定将南直特委分为以南宫、巨鹿、任县为中心的直南特委（亦称新直 南）和以大名、磁县为中心的直鲁豫边区特委（亦称老直南）。以南宫、巨鹿、 任县为中心的直南特委成立后，书记李菁玉，张霖之任民运部长。1935年2 月，直南特委在任县刘家屯召开会议，决定以滏阳河为界，分滏东、滏西两 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以配合红军北上抗日。会后，张霖之根据特委的分工， 频繁往返于平乡、南宫之间，领导平乡盐民反对国民党食盐统治，秘密开展 滏东农民武装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
4月底，李菁玉和张霖之、郭森等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先打广宗县件只警 察局，并制定了行动方案。后因计划不周，未能实现 [2] 。
滏东的暴动流产，滏西的暴动亦未成功。特委在巨鹿县郭庄召开了会议， 总结了暴动流产的教训，决定改变策略，首先建立起武装游击小组，然后再 发动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会后，张霖之以平乡县张家庄、刘家屯为中心， 深入群众，发动盐民开展反对国民党食盐统治的斗争，努力发展党的力量，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盐民武装。他起草的《盐民运动宣言》 [3] ，直接提出了“武 装保卫淋盐”的口号，得到了盐民的诚心拥护。6月，张霖之在平乡县北张庄 组织召开了平乡、广宗、巨鹿3县盐民代表会议。参加的100多名盐民代表， 来自3个县的几十个村庄。会议通过了改造旧盐民会、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开展驱逐盐巡的武装斗争、组织并不断扩大盐民武装等四项决议 [4] 。
在领导盐民斗争的同时，张霖之还领导组建了南宫、巨鹿游击小组，并 指挥游击小组打响了滏东8月暴动的第一枪。1935年8月6日晚饭后，张霖 之在巨鹿县河头村接到了在国民党巨鹿县团城民团局“卧底”的共产党员送 来的情报，决定利用团城民团局大部分团丁去看戏的机会，派南宫、巨鹿游 击小组奇袭团城民团局，夺取枪支、子弹，壮大革命武装。在郭森直接带领 下，游击小组奇袭团城民团局成功，没费一枪一弹便夺得大枪4支、手枪1 支和子弹300余发 [1] 。游击小组凯旋河头村后，张霖之于当晚宣布成立南宫、 巨鹿游击队。不久，张霖之组建的这支革命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 游击队第四支队。奇袭团城民团局后，滏东农民游击战争便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了。
1935年10月9日，张霖之根据预先得到的情报，带领平乡盐民武装和从 南宫、巨鹿调来的游击队，住在平乡县游家庄，以伏击来平乡镇压盐民武装 的“盐兵”。上午9点多钟，400余名“盐兵”突然向游家庄扑来。当时，张 霖之带领的武装不足50人，长短枪支不到40支，除一支手提式机枪外，大 多是土造的残旧武器。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张霖之沉着指挥游击队与敌展 开了激战。战斗持续到下午2点多钟，张霖之见游击队的土枪、土炮已失去 了威力，决定亲自带人绕到敌人背后攻击敌人，并派人到周围各村联系，让 盐民擂鼓助威。敌人腹背挨打，又闻周围各村鼓声大作，顿时乱成一团，急 忙扔下尸体向南逃跑了。
游家庄战斗之后，张霖之和平乡中心县委继续把盐民斗争引向深入，领 导了群众性抢秋、分粮吃大户运动，并在运动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据当 时的粗略统计，在分粮吃大户运动中，平乡县参加分粮吃大户的群众有1万 多人次，共分掉30多户地主的粮食12.8万余斤。到1936年2月，全县有16 个村建立了党支部，9个村建立了个别关系，党员发展到了340多人。
1936年4月，声势浩大的直南农民武装斗争由于缺乏经验，被国民党军 重兵镇压下去了，中共直南特委在原地无法坚持，被迫转移到了邢台、邯郸、 永年等地。特委在永年进行改组，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此后不久，特委机关 又转移石家庄，留张霖之在永年工作。当时，整个直南地区一片白色恐怖， 许多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面对险恶斗争环境，皮货 商訾锦秀见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好心地劝说张霖之停止活动。他听后哈哈 大笑，耐心向訾锦秀宣传革命道理，表示自己坚持斗争的决心。在张霖之的 影响下，訾锦秀由同情革命走上了革命道路，并积极为革命筹集经费。张霖 之用这笔钱在永年北关开了“双盛”号杂货铺，让家属带着孩子以杂货铺“老 板娘”的身份在永年掩护他和其他同志活动，使“双盛”号成了直南党组织 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张霖之以开杂货铺为掩护，换个地方换个名，先后用 了老严、玉英等20多个化名，坚持秘密斗争。
1936年7月，张霖之接任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在此前后，国民党南宫行 政督察专员刘必达为了逮捕张霖之，以重金悬赏缉拿，并经常派兵到其家乡 前水牛屯村清剿，有时一天围村搜查竟达7次之多。敌人因抓不到张霖之恼 羞成怒，便惨杀了他的侄子张万平和他的内弟芦根恒，并将张万平的人头挂 在南宫城西门示众。在这种情况下，张霖之一直在直南领导秘密斗争，并经 常到环境非常险恶的南宫、巨鹿一带活动，恢复被破坏了的党组织 [1] 。经过 张霖之和直南特委其他同志的努力，到1936年底南（宫）清（河）工作委员 会和冀（县）枣（强）工作委员会相继建立，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相继恢复， 深县、饶阳的党组织也与直南特委接上了关系，党的工作重新出现了活跃局 面。
1937年春，张霖之根据北方局的通知，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 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他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 听了毛泽东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 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深受鼓舞和教育。张霖之在延安 参加会议期间，思想上政治上的收获很大，犹如旱天的禾苗喜逢甘霖，故会 后改名“霖之” [2] 。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霖之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于8 月间到达济南，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他一到山东，就动员了 千余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考入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3] 。是年10月， 他按照省委要求，通过第三路军政训处长余心清，从政治人员训练班平津流 亡学生中挑选了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240人派往聊城，以支持和帮助范筑先 在黄河以北地区坚持抗战。这批青年后来成了争取范筑先在黄河以北地区坚 持抗战、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范筑先原系西北军军官，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 令和聊城县长，为人正义廉洁，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在第六专署任职的共产党员赵伊坪、张维翰，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 于1937年4月到聊城时的指示，向范筑先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 促使范筑先提出了聘请共产党员到第六区协同作战的要求，与范筑先建立了 统一战线关系。1937年11月8日，张霖之以省委代表的身份，从济南到达 聊城，在范筑先的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任干事（后任组织科科长），统一 领导鲁西北地区的工作。为了迅速打开鲁西北地区抗战局面，他将鲁西和鲁 西北两个特委合并为鲁西北特委。随后，又通过中共掌握的第六区保安司令 部政训处，与鲁西北特委一起在各县设立政训处或办事处，并派干部到各地 民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中做工作。这些措施，既密切了共产党同范筑先的关系， 又加强了党对鲁西北抗战工作的领导。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了临清、大名等城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 席韩复榘命令范筑先南撤。在此关键时刻，张霖之立即派张维翰、姚弟鸿去 做刚刚收复了高唐、夏津的范筑先的工作。范筑先拒绝了南撤命令，重返聊 城坚持抗战，并于11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 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 瘁、亦所不辞……”的皓电 [1] ，同共产党一起在鲁西北树起了抗战旗帜。至此， 我党在鲁西北摆脱了地下状态，同范筑先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共在鲁西北取得半公开合法地位之后，张霖之和鲁西北特委充分利用 这一有利时机，一面帮助范筑先坚定抗战信心，收编游杂武装，恢复抗日政 权，一面加强党的建设，设法建立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和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政 权。经过张霖之和鲁西北特委的努力，到1938年初，一些县委或工委相继建 立，莘县、寿张、冠县、濮县、范县、阳谷、齐河等县的抗日政权为我党所 掌握，并在堂邑县建立了由我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即后来的十支 队），鲁西北的混乱局面初步得到了扭转。
1938年2月，张霖之得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达南宫，立即派张 承先与之取得联系。随后，又派干部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武汉办事处汇报 工作，请求选派干部支援鲁西北。2月15日，在南宫组建的津浦支队开赴鲁 西北抗战。不久，中共中央和武汉办事处也派胡超仑和袁仲贤、周紫珊、朱 穆之、莫循、刘子毅等20多名干部到鲁西北地区工作。这些干部到达鲁西北， 使各项工作得到了加强。此后，张霖之和鲁西北特委先后两次派干部赴延安 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其中有范筑先的子女3人。
1938年3月20日，冀鲁豫边区省委在南宫成立，张霖之参加了成立大会。 为了统一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领导，鲁西北特委、直南特委划归冀鲁豫边区 省委领导，张霖之以冀鲁豫省委代表和山东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指导鲁西北 地区的工作。
4月，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分别对鲁西北的工作作了指示。 张霖之听了郭洪涛的传达后，更加坚定了做好鲁西北党的各项工作的信心。 他在取得范筑先的支持后，于5月以第六区政训处的名义召开了政治工作扩 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统战工作、政权工作、武装工作和群 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会后，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 处改为政治部，各县政训处或办事处开始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此后不久， 各县农民互助会、抗日自卫队、回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 文化教育抗日救国会和战地服务团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鲁西北出现了一个 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
5月会议之后，范筑先将军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张，愿意与共产党精诚团结，共同抗战。据此，张霖之派人赴河北南宫向 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作了汇报，建议徐副师长会见范筑先。徐副师长同意 了这个建议，并邀请范筑先到威县会晤。6月14日，张霖之亲自陪同范筑先 到达威县，受到了徐向前、刘志坚等领导同志和威县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 [1] 。 范筑先在威县与徐向前副师长达成了互通情报、分别驻防等协议。这次会晤， 更加坚定了范筑先抗战到底的决心，进一步加强了我党同范筑先的合作抗战 关系。
张霖之从威县回聊城后，根据冀鲁豫边区省委的指示，将鲁西北特委分 为以临清为中心的鲁西北特委和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特委。原鲁西北特委一 分为二后，他一面大力做范筑先的工作，同时努力加强党对鲁西和鲁西北抗 战工作的领导，有力地促进了政权、武装、群众等各项工作的开展。经过他 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到1938年秋，我党帮助范筑先组建了拥有35个支 队、三路民军的抗日武装（6万人左右），建立了20多个县抗日政权，创办了 军事干部训练班、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等学校，成立了10多个文艺团 体，创办了50多种抗日报刊，鲁西和鲁西北地区出现了蓬勃的抗战局面。毛 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河北平原、山东的北 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 证据。” [1]
随着形势的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已成为鲁西和鲁西北的迫切任务。为了 迅速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张霖之和鲁西、鲁西北特委根据冀鲁豫边区省委的 要求，先后将7、8、9月分别定为发展党员的冲锋月、突击月和纪念国难月， 并在发展党员中同直南特委及冀南一地委展开了竞赛。经过3个月的发展党 员运动，鲁西特委党员由原来的500余名发展到3800余名，鲁西北特委党员 由原来300余名发展到600余名，范筑先的35个支队中有13个支队建立了党 总支，相当一部分农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在鲁西、鲁西北的工作更加活跃 [2] 。
1938年7月下旬，美国海军上校、驻华大使馆武官伊·福·卡尔逊由 延安文艺工作组刘白羽等人陪同，从南宫来到聊城参观访问。对于卡尔逊的 到来，范筑先流露出不愿接待的情绪。张霖之派赵伊坪、齐燕铭等去做范筑 先的工作，使其认识到接待卡尔逊的重要意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就抗战 问题同卡尔逊进行了单独会晤。卡尔逊离开聊城时，范筑先还派姜克夫与他 们同行，以便到武汉进行对外宣传工作。这次会见，使范筑先受到了一次国 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教育，扩大了中国抗日战争在国际上的影响。卡尔逊回到 武汉后，公开谴责美国政府，并要求美国停运援日侵华物资。他于1940年撰 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聊城之行和与范筑先会晤 的情况。
1938年9月23日，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在南宫召开，范筑先应邀参加了 会议。在会上，他完全同意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主张，义正词严地痛斥了以国 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 会后，范筑先在南宫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在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冀鲁边区总 队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张霖之帮助范筑先于10月5 日召开了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游击支队司令，各县县长， 以及司令部、政治部、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和《抗战日报》社的负责 人等。会议产生了由中共鲁西特委起草，经统战小组同范筑先商量，经范同 意后提交联席会议通过的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战时经济政策和整军方案等 三个文件。至此，共产党在鲁西同范筑先的合作抗战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 后，张霖之在加强与范筑先的团结的同时，也加强了发动群众抗战和对旧政 权的改造。
正当张霖之领导鲁西和鲁西北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战，帮助范筑先整 编军队准备反击日军大规模“扫荡”之际，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沈鸿烈 的收买、指使下，制造了杀害我十三支队副司令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的 “鄄城事件”。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张霖之和鲁西特委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商讨了反击措施。会后，张霖之等向范筑先提出了严惩凶手王金祥的 要求，并以去就力争，促使范筑先下了将王“撤职查办，驱逐出境”的命令。 后因沈鸿烈的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多次讲情，加上范筑先顾虑同国民党山东 省政府的关系，对王金祥的处理改成了“撤职留用，戴罪立功” [1] ，从而留下 了后患。
1938年10月中旬，黎玉、张经武带领中央派往山东的200来名干部路经 聊城，受到了范筑先的热情接待。范筑先从黎玉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给他的亲 笔信和《论持久战》，并表示坚决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在聊城，张霖之向 黎玉汇报了工作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表示要将制造“鄄城事件”的凶手 王金祥抓起来。对此措施，黎玉表示同意。可惜的是，由于范筑先的犹豫不 决，这一措施被搁置下来，丧失了处理王金祥的最好时机。
“鄄城事件”之后，沈鸿烈、李树椿凶相毕露。他们不断煽动会道门暴 动，阴谋刺杀范筑先。不久，济南的日军进攻聊城。在日军大举进攻聊城之 前，张霖之等在范筑先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力劝范出城指挥战斗，使范下了坚 壁清野、内外夹击敌人的决心。11月14日清晨，进犯聊城的日军快速逼近聊 城。张霖之等根据军事会议的精神和范筑先的军事部署撤出聊城后，发现范 筑先并没有出城，遂派姚弟鸿、张郁光返回去劝说他马上撤出聊城。由于范 筑先不听劝告和催促，被李树椿、王金祥拖在城里至下午4点多钟，失去了 出城的机会，被日军围在了城内。11月15日，聊城被日军攻破，范筑先、张 郁光、姚弟鸿及700余名将士壮烈殉国。聊城失陷后，王金祥收容范筑先旧 部第二十一支队、第二十二支队与我为敌，原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收容第四 支队、第十九支队、第二十九支队占据寿张一带图谋发展，范筑先旧部其他 支队也各据一方，鲁西再度出现了混乱局面。
为了迅速扭转聊城失守后的混乱局势，张霖之于11月19日在馆陶召开 了鲁西特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坚持鲁西抗战的策略。会后，张霖之领导各级 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在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三团、 津浦支队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的支援下，展开了打击反动武装、争 取中立武装、扩大我党武装的斗争。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各县武装工作团开 展地方工作，经过艰苦努力，扩大了十支队，建立了平原纵队。到12月，我 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初步扭转了聊城失守后的混乱局面。
聊城被日军攻陷之后，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政委李聚奎根据一二九师的指 示，率青纵三团进至冠县、馆陶地区，协助地方党开展工作。12月9日，在 冠县正式组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李聚奎为司令员兼政委。张霖之大力支持 先遣纵队健全机关和扩充部队，批准从十支队和地方上抽调干部，很快就健 全了先遣纵队的司、政、供、卫机关；随后又将十支队改编为筑先纵队 [1] ，并 将一批地方武装编入了先遣纵队。至此，我党在鲁西、鲁西北地区进入了独 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阶段。
四
1939年1月15日，根据中共北方局决定，中共鲁西区委员会在馆陶县成 立，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泰西3个特委，张霖之任书记。是年3至6月 间，鲁西、鲁西北、泰西3个特委撤销，在所领导的地区先后建立了七个地 委。鲁西区党委成立后，张霖之根据当时鲁西区的斗争实际，在馆陶主持召 开了区党委扩大的第一次活动分子大会，并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精神。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强调广泛发动群众抗战，提出了党、政、军、 民四位一体的工作方法，并决定建立冠（县）、邱（县）、馆（陶）抗日中心 区。
3月初，鲁西区党委和先遣纵队根据上级关于开辟泰西山区抗日根据地的 指示，决定筑先纵队留在卫河两岸坚持斗争，区党委机关和先遣纵队向大峰 山区转移，于3月6日到达大峰山区，3月中旬移驻泰西。不久，进驻泰西的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与鲁西区党委联合组成了鲁西区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 书记，张霖之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鲁西区的工作。
此时，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我由进攻改为暂时防御政策，鲁西区出现了暂 时稳定局面。张霖之和区党委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紧紧依靠一一五师部队， 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以大峰山为依托，独立自主坚持鲁西抗战的各项工作。从 1939年3月鲁西区军政委员会成立到同年6月，张霖之和区党委一班人克服 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区党委和各地委组织机构，领 导创办了区党委党校和区党委党刊《灯塔》、《泰西日报》，协助泰西、运西、 运东、鲁西北地委创办了《新群众》、《运西时报》、《运东时报》等报刊，领 导各地委建立了一批县委、工委和县抗日政权，积极支持一一五师部队进行 扩编，比较扎实地迈出了以大峰山为依托，领导鲁西党政军民开展平原游击 战争的第一步。
5月11日凌晨，山东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次郎指挥5000余名日伪军， 在100余门火炮的配合下，分9路合围泰肥山区，将一一五师机关、鲁西区 党委机关、泰西特委机关和一部分部队包围在肥城县陆房村一带。在极端不 利的条件下，一一五师重创敌人后，于是日夜间掩护鲁西区党委机关和泰西 特委机关人员胜利突出重围。陆房战斗之后，鲁西的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在 艰苦的环境中，张霖之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并坚持从基层党支部抓起。为了 使鲁西各级党组织认清形势发展趋势，切实把支部建设和发展党员当作巩固 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他于6月底在泰西主持召开了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 议。会议讨论了建立泰西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作用，纠正了过 去不太重视支部工作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依靠支部发动群众、放手发展党员 和在反“扫荡”中扩大武装、建立政权的工作方针。会后，鲁西区的党组织 便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到1939年底，鲁西区抗日根据地内有3名以上党 员的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县的党员人数超过了千人以上，泰西地区 的党员由400余人发展到8400余人。
193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又发出了《关 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为了落实党中央的这两个文件，纯洁党的组织，张霖 之先后主持召开了组织部长联席会议和区党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巩固党的工 作，要求各级党组织一般停止发展，认真做好党员教育和党员登记、审查工 作，慎重地清除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特奸细等。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 织。
张霖之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还认真抓了政权建设。从1939年7月下 旬开始，沈鸿烈在日军“扫荡”中退到鲁西，鲁西一带便成了国民党在山东 与共产党搞摩擦的中心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霖之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建 立抗日政权与反摩擦斗争联系起来，尽量团结党外士绅名流，加紧建立抗日 政权，依靠群众，巩固党和八路军在鲁西辛苦创建的革命阵地。在他的领导 下，从1939年7月底到1940年4月中旬，鲁西区建立了鲁西北、泰西两个行 政委员会，成立了东平、堂邑、郓城、泰西、巨野、阳谷、濮阳、朝城、东 阿、夏津、莘县、茌平、肥城、平阴等20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 月15日，鲁西行政主任公署成立，萧华任主任。是年8月，区党委、行署在 梁山北部建立了鲁西实验区，并抽调干部组建了实验区工委和实验区工作大 队。
鲁西区党委转移到泰西后，张霖之便把广泛发动群众当成了建立平原抗 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1939年8月鲁西军区成立后，他在东平湖内小安山召 开了区党委会议，作出了坚决发动群众，改造平原地形，开展群众性游击战 争，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10月下旬，他又支持召开了鲁西区青年干 部会议和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11月间，他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 的要求，经过张霖之和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到1939年底，鲁西区内凡有我军 主力部队活动的地方，都一律实行了党的合理负担政策和民主选举抗日政权 政策，改造了平原地形，建立和扩大了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及自卫队。 进入1940年后，鲁西区各群众抗日救国总会相继成立，群众运动迅速发展， 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整个鲁西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众性抗战热潮。
群众性抗战局面在鲁西区形成之后，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深入发动群众 抗战，鲁西区党委于1940年4月下旬发出了开展减租减息和借粮斗争的指示。 不久，即在全区掀起了一个以减租减息和借粮斗争为中心任务的群众运动， 并很快在一些地区形成了高潮，时称“红五月运动”。
从鲁西区党委成立到1941年7月，张霖之先后与罗荣桓、陈光、萧华、 段君毅、杨勇、苏振华等相互配合，共同领导鲁西党政军民，与日伪和国民 党顽固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鲁西抗日根据地。鲁西区与冀鲁 豫区合并时，鲁西区县级单位已达51个（区党委建立时36个），建立县委或 工委50个，建立县抗日民主政权或办事处40多个，主力部队达到了1.9万余 人，地方部队达到了8339人。段君毅、万里、萧寒、钟子云、赵健民、韩哲 一在《深切怀念党的好干部张霖之》一文中写道：“张霖之同志举着不灭的火 炬，他所到之处，把黑暗变成光明。”
五
1941年7月1日，根据北方局和集总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与鲁西区党 委正式合并，仍称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张承先任宣传部长。随后，由冀鲁豫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组成了新的军政党委 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各项工作。当时，冀鲁豫区正面临被敌人严重分割的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张霖之和张玺、张承先等首先建立健全了各地委领导班 子，随后同二纵司令杨得志、军区司令崔田民、二纵政委兼军区政委苏振华 等人领导冀鲁豫党政军民，开展起了反“蚕食”、反“封锁”、反“扫荡”斗 争。在反“扫荡”斗争中，军政党委员会和地方党委双重领导的弱点明显暴 露。据此，以苏振华、张霖之、杨得志、崔田民等组成的冀鲁豫军政党委员 会于8月14日取消了一、二、五、六军分区军政党委员会。
1942年2月26日，张霖之等区党委领导根据形势的发展，召开区党委会 议研究培养干部问题，决定在运东、泰西、鲁西北、运西、沙区、鲁西南各 设立一个区党委党校分校。冀鲁豫区干部轮训班和区党委党校各地分校的开 办，改变了全区干部严重缺乏和质量低弱的状况，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1年底，冀鲁豫区斗争环境严重恶化，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了泰西、 运东、鲁西北、沙区、鲁西南、运西五大块，各大块内又分为若干小块，面 积缩小了1/3。在这种形势下，主力部队按照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 于军队参加地方工作的指示》，组成了若干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与此 同时，张霖之和晁哲甫等共同组织了大批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领导各级党 组织对村政权进行改造，依靠群众开展反资敌、反抓壮丁和反“蚕食”斗争。 接着，他和区党委及军区领导同志又按照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指示， 结合冀鲁豫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寇蚕食、 封锁；大力开辟边区西部，打通与运东区联系”的方针，领导全区党政军民 展开了持续两个月的夏秋季军事政治攻势。这次军事政治攻势，沉重地打击 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冀鲁豫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 运动的指示》。张霖之召开区党委会议，研究如何开展整风运动，决定区党委、 军区和各地委、军分区都组成直属整风队，集中进行整风学习，铅印了中央 规定的整风文件并发至各级机关、学校、群众团体。在整风学习中，张霖之 以身作则，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进行自我批评。
9月中旬，刘少奇由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经冀鲁豫区。在到达边区中 心区后听取了区党委的工作汇报，他充分肯定了冀鲁豫区的成绩，同时也对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重视不够和地方与军队关系不融洽等问题进行了 批评。张霖之对刘少奇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刘少奇离开冀鲁豫后，张霖之 立即通过区党委从党校、民政干校、陆军中学及边区抗联总会举办的干部训 练班中抽调500余人，组成了政民工作队（亦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派信 锡华等带队赴濮县、范县中心区，开展以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贪污、 查黑地和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 [1] 。
10月20日，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 之改任副书记。12月，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3年8月，任冀鲁豫 分局委员、民运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12月又兼任了冀鲁豫工作委员会书记。 从1942年底到抗日战争胜利，张霖之重点负责领导民运工作。
1942年和1943年，冀鲁豫广大地区天灾频仍，加之日伪军“扫荡”频繁， 抗日军民的生活极为困苦。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张霖之亲自扛着锄头，带 领区党委干部到沙区的黄河故道开荒种地，还下到旱井中挖泥淘水。1943年 春，冀鲁豫区的灾荒持续发展，军队和群众都争相采摘树叶充饥。张霖之得 知树叶已成为群众度荒的主食后，立即对军队提出：“军队不能与民争食，以 后不要再摘树叶了。” [2] 为了帮助群众度过灾荒，他进一步决定把供应给干部、 战士的粮食节省出一些来，留给群众做种子。这些措施，有效地减轻了人民 的负担。
1943年秋，他带领一批干部到滑县、卫（河）南检查工作，发现并总结 了滑县创造的开展雇、佃贫运动的经验，及时在全区进行推广。1944年初， 滑县的群众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张霖之便以冀鲁豫分局的名义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推广了滑县的经验。
1944年春，冀鲁豫区一些干部因对群众运动中的自发行动不够理解，成 了群众的尾巴。张霖之发现后，全面分析了群运情况，亲自撰写了题为《站 稳脚跟，放下圈子》的长篇文章，后发表在《冀鲁豫日报》上。他在文章中 批评了某些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领导方法，倡 导和论述了正确的领导方法。他在范县调查研究群众运动情况时，发现范县 在查黑地中侵犯了中农利益，把中农搞得非常恐慌。他立即与县委进行了讨 论，批评了一些县区干部存在的“一个中农破了产，发动了农民，也是可以 的”等错误思想，提出了免、减、缓、退等补救措施，很快纠正了侵犯中农 利益的问题。
1943年11月，张霖之在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作了群众工作 报告，总结了冀鲁豫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情况，提出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 通过减租减息，增佃增资，推行合理负担，进一步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扩 大农村的统一战线。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抓紧抢夺胜利果实，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冀鲁 豫党政军民根据当时的局势，一面从日军手中夺取据点，一面准备粉碎国民 党军队的进攻。1945年10月5日，张霖之在题为《边区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正在集中兵力夺取平汉、陇海、津浦铁路及其两侧城 市，对我形成包围、进攻之势。我区是华北的门户，太行与山东的交通枢纽。 全区军民要坚决斗争，控制一段平汉路，延缓和阻止蒋军北犯。”号召全区军 民积极行动起来，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努力奋斗。
10月间，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冀南与冀鲁豫两区分开，恢复为两 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张霖之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杨勇 任军区司令员，徐达本代理行署主任。
10月28日，晋冀鲁豫军区发起了邯郸战役。为了保障前线作战，冀鲁豫 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除派军区独立旅、骑兵团和部分军分区部队直接协同主 力部队作战外，还组建了兵站部，设置了足够数量的兵站，组织与指挥10万 民兵、民工昼夜支前，送粮送弹、运送伤员，与冀南、太行军民一起，为邯 郸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援。
11月22日，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在滑县白道口升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 纵队（简称“七纵”），杨勇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兼纵委书记。七纵 是刚成立的部队，成分复杂，其中，“反攻中地方武装升级过来的、反攻中的 战俘、反攻中群众参军的占整个部队的2/3左右，大多没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和 实际战争的锻炼，军事技术甚为低劣”。“整个部队处于混乱之中” [1] 。根据张 霖之的提议，纵队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整训，进行时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张 霖之亲自编写时事教材，还经常到基层为广大指战员作政治报告。通过整训， 提高了全体指战员对时局的认识，鼓舞了士气，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2月底，根据刘、邓的命令，张霖之、杨勇率领七纵全体指战员投入了 东进战役，对冀鲁豫解放区残余日伪据点展开攻势作战。此役历时12天，连 克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城镇，解放了沿途300万人民，歼灭了大量敌 人，获得了辉煌战果。仅济宁一战，即歼灭伪军刘本功部暂编第四师和伪地 下部队1万余人。特别是12月29日至1946年元旦，4天时间，接连攻克郓 城、巨野、嘉祥3城，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通电表扬。
东进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地区出现了暂时稳定局面，部队的少数同志 产生了和平麻痹、斗志松懈、等待复员等思想情绪。为了使七纵全体指战员 的思想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按照上级指示，七纵党委组织部队开展了政治 大练兵运动。张霖之等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 以及3月10日关于各部队进行政治大练兵的指示，贯彻刘伯承司令员关于整 军练兵的指示，进行时事教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教育，开展以射击、刺杀、 投弹和掩护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四大技术”练兵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946年4月1日，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规 模内战随之出现了一触即发之势。为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杨勇、 张霖之于5月23日率七纵一部发起东明战斗。在冀鲁豫军区部队援助和县城 内部敌工关系配合下，七纵包围了东明城，开展了强大攻势，被围在城内的 国民党河北保安第十七总队中将司令杜淑孤立无援，被迫率部五千余人宣布 投降。东明城回到了人民怀抱，杜淑起义人员被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师， 杜淑任师长。
6月26日，国民党反动集团调集30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掀 起了全面内战。为策应中原野战军突围，配合山东战场作战，刘伯承、邓小 平于8月率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部队，发起了著名的陇海战役。10日夜，杨 勇、张霖之指挥第七纵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150公里宽的正面上， 突然向陇海路沿线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日夜攻克兰封、砀山县城。次日攻 克兰封车站。截获军车一列，缴获坦克11辆及大批军用物资。截至12日， 共歼敌5000余人，控制与破坏铁路线300余华里，初战告捷。13日，敌整编 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米文和部由商丘向西增援。杨勇、张霖之率领七纵和第 三纵队一起，直攻米文和部。经过9天激烈战斗，于21日全歼第一八一旅米 文和部及二十九旅一个团。22日陇海战役结束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第七 纵队第二十一旅及骑兵团南进睢县、太康、淮阳地区，其余主力全部转移陇 海路以北休整。
当时，部队军阀主义有所抬头，军民关系紧张。张霖之在纵直大会上尖 锐指出，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工作薄弱，“政治工作削弱，军阀主 义便应运而生”，“逃亡是对军阀主义的反抗”，“各级政工人员应毫不犹豫地 抛开军务工作，抓紧政治活动，强化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使政治工作的内容 丰富起来。同时，反对军事干部不关心政治或对政治工作冷淡的单纯军事观 点。” [1] 纵直干部大会后，张霖之又代表七纵对遵守群众纪律作了严格规定， 并责令民运部门认真检查督促。
9月3日，杨勇、张霖之率七纵同二、三、六纵等部相配合，对进犯我定 陶、曹县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发起定陶战役（又称大杨湖战役）。经过六天激 战，歼敌四个旅，共1.7万余人，俘敌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毛泽东主 席、朱德总司令专此传令嘉奖。以后，中央军委把定陶战役作为我军在解放 战争初期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范例，在全军作 了介绍。《解放日报》社论称，定陶战役“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 之后的又一次大胜利”。
10月3日夜，刘邓野战军发起巨野战役。杨勇、张霖之率七纵和三、六 纵队一起奉命围攻敌整编第十一师第十一旅。整个巨野战役，歼整编第十一 师一个加强团，重创第五军，打击了敌精锐嫡系部队的疯狂气焰，并使我军 取得了对强敌作战的经验。
定陶、巨野战役后，七纵奉命参加鄄南、滑县等战役，并取得胜利，继 而乘胜前进，奉命围攻聊城。
聊城是历史文化古城。张霖之、杨勇等从保护聊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保护古城文化遗产考虑，决定采用“引狼出洞”战术，命令部队进城后做好 三件事：一是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二是保护中国三大书库之一的 海源阁藏书楼；三是妥为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北街的住宅 [1] 。12月 22日下午1时，我军发起进攻，至翌年元旦，经过11天的奋战，七纵收复聊 城，毙俘王金祥部十二军一一一师及警备旅7000余人。
收复聊城后，张霖之、张勇又率第七纵队以5日急行军奉命赶至张凤集、 南鲁集一带，参加巨（野）金（乡）鲁（台）战役。16日，战役结束，歼敌 正规军三个半旅，暂编第四纵队一个半旅及地方团队，共1.6万余人，收复县 城9座，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张霖之十分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利用战斗或行军 的间隙时间，对部队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和宣传工作，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 力。定陶战役结束当天，当杨勇把毛泽东、朱德嘉奖电报和刘伯承慰问电话 告诉他后，他认为这是一篇极好的政治教育教材，迅速传达到七纵全体指战 员，收到了明显效果。巨野战役结束后，刘、邓通令晋冀鲁豫各纵队和军区 部队，开展学习以五十八团团长吴忠为首的180名英雄运动，为配合运动开 展，张霖之狠抓了部队政治宣传工作，组织前进剧社人员，5天内谱写多首歌 颂战争胜利、歌颂战斗英雄的歌曲，迅速在七纵传唱。根据吴忠事迹创作的 独幕话剧《吴团长》在部队上演后，很受指战员欢迎。
1947年春，张霖之离开纵队，重新回冀鲁豫区工作，任区党委书记，兼 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 。
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为配合刘邓大军渡河， 张霖之奉刘邓首长命令，组织军区部队于6月下旬先行秘密渡河，在黄河南 岸向敌出击，堵截消灭溃散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还乡团，以牵制沿岸守敌， 分散敌对河防的注意力。为确保刘邓大军胜利渡过黄河，在“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张霖之积极组织沿黄河北八县训练水手，发动群 众日夜修船、造船，并把两条最好的柏木船留给刘伯承、邓小平乘用，以保 证司令部的安全。在张霖之、段君毅、王秉璋等冀鲁豫党政军领导亲自指挥 下，全区先后出动民兵、民工500多万人，将刘邓大军及时、顺利地送过了 黄河，把伤病员安全转运到了后方，同时向前线送去了大批物资，保证了鲁 西南战役的胜利。
为了集中力量，配合刘邓大军机动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8月 1日组建了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旅，分别由冀鲁豫军 区独立第一、二、三旅升编而成，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兼纵 委书记，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8月7日，刘邓大军以排山倒 海之势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张霖之、王秉璋带领新成立的第 十一纵队和陈粟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一起，为掩护大军南进，在陇 海铁路以南水网地带迂回作战一个半月。之后，又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发起的 沙土集战役。在兵员缺额、弹药不足情况下，十一纵队顽强阻击敌整编第五 师，歼敌1100余人，保障了华东野战军部队的侧翼安全。又配合华东野战军 部队对陇海路进行了两次大破击，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
1948年11月，第十一纵队在总前委指挥下，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淮海决战。 淮海决战歼敌55.5万余人。至此，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歼灭干 净。
1949年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 解放军五兵团，张霖之任副政治委员。
七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南京市人民政府随后成立，由刘伯承任市 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反动势力盘根错 节。张霖之竭尽全力协助刘伯承工作，并与其他领导干部密切合作，彻底肃 清南京市一切残余敌人和散兵游勇，坚决镇压敌人的反抗和破坏。
9月下旬，在宋任穷领导下，张霖之、曹荻秋率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 跟随二野主力，开始了全程3000余华里的艰苦行军。11月3日，二野前委在 常德召开接管重庆干部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全国政治协商会 议情况及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指示，批评了关门主义。张霖之在会上作了 《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报告充分估计了接管重庆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 详细介绍了重庆市的敌情和社会情况，具体部署了接管工作的方针、方法和 步骤。同时，根据刘伯承、邓小平传达的精神，对接管后的物资处理和统计、 工资，旧人员的处理、组织领导等接管工作中必然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作了详细的政策规定 [1]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任命了重庆解放后主要 领导人：张际春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兼人 民政府市长；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曹荻秋任 市委第三书记、人民政府副市长。
11月30日，解放大军由南岸渡江进入市区，山城重庆获得解放。12月 3日，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等重庆市主要领导干部进入山城，驻枇杷山，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并开始 办公。由于张际春、陈锡联等忙于军务，实际主持市委和市政府工作的是张 霖之和曹荻秋。同年9月，陈锡联调离重庆后，张霖之接任市委第一书记， 曹荻秋任市长。
在接管工作中，始终贯彻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 管”的接管方针。为了发动群众协助搞好接管工作，张霖之等主要领导干部， 分别与工人、学生、妇女、文教、工商、街道等各界群众代表举行座谈，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这样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同时也使山城人民看到了共产党 高级军政干部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那种与国民党官僚们迥然不同的作风， 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重庆是西南官僚资本的集中地，国民党官办企业和私营企业很多。解放 重庆时，因进军神速，加之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工人、职员、学生进行了 英勇的护厂、护店、护校斗争，蒋介石只炸毁了广播电台，大部分工厂、学 校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对这些企业的处理政策性强，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张霖之等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妥善处理了这些问题。张霖之吸取南京接管工作中依靠 工人阶级不够的教训，设立了由职工参加的交接研究组，作为企业接管中的 权力组织，大大提高了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同时，工人参加接管，使工人 积极分子受到锻炼，又为培养工人干部打下了基础” [2] 。
经过一个月又23天的努力工作，各接管委员会共接收机关、工厂、银行、 仓库、公共场所与公共工程设施等大小单位374个，接收员工100647人，接 收主要物资计黄金10796两，白银8555两，银元148690元，美钞50218元， 食米6762石，稻谷15561石，食盐95758担，大小好坏汽车1883辆 [1] 。1950 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标志着重庆接管工作顺 利完成。
为使全市人民在接管工作完成后，有一个明确的工作重点，3月27日， 市委召开中共重庆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张霖之在题为《关于工人工作及党 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工人工作重点及加强党的组织与领导 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实现党在工矿企业的领导问题，他认为，“党在工厂中的 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党委要统一领导工厂工作，但具体工作应 分别由行政与工会负责”。党政部门分工明确，以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4月，成立了以张霖之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 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对那些败坏党风党纪的行为进 行了无情斗争。仅5、6两个月，就对50名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严肃处 理，使重庆市的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党风党纪教育，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
张霖之不仅认真抓党风建设，而且带头做端正党风的规范。当时，军职 以上干部吃小灶，有人建议让他的家属、孩子一块儿吃，他坚决不同意，说： “吃小灶是党和人民给我的，不是给他们的。”行政处的同志见他进城后还穿 补丁衣服，觉得太寒酸，便给他买了一身呢子服装，他知道后把处长狠狠批 评了一顿，硬把呢子服装退了回去。
重庆是国民党抗战时期的陪都，1949年8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再次迁往 重庆，妄图以西南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进行垂死挣扎。蒋军逃走时，布置 潜伏的特务近万人。此处还有土匪、流氓、扒手万余人，散兵游勇、娼妓各 万余人，哥老会10万人，还有宁、沪、汉等地解放后逃来重庆的一批特务、 坏人。他们经常进行破坏活动，有的在市郊公开持枪抢劫，有的进行暗杀， 有的造谣惑众，有的伪装进步，混入我军政机构，妄图东山再起。尽管接管 工作中进行了几次集中大逮捕，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仍不少漏网的匪特进 行破坏活动，严重扰乱着重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要求镇压反革命的呼声很 高。镇反运动开始后，张霖之深深认识到重庆镇反任务的艰巨性，经常深入 到群众之中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对重大案件都及时过问，亲自处理，有时 要不分昼夜地看材料、批案子，一连几天不休息。在张霖之亲自主持下，重 庆治安部门对拒不自首的国民党警宪特人员进行了大逮捕，公开处决了35名 反革命分子。通过打击匪特，铲除了旧社会残余势力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 迅速建立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城市接管、打击匪特及随后开展的“三反”、 “五反”运动中，张霖之都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工作和运动中出现 的具体问题，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很快改变了山城长期处于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混乱腐败局面，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 造奠定了基础。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他及时告诫重庆市党员干部： “必须把工作转移到生产方面来”，“为保证胜利完成生产建设工作，我们必须 进一步在干部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1] 。 修建成渝铁路是西南人民多年的渴望，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重 庆市委、市政府决定用两年时间建成通车，而且全部用自己生产的钢材。张 霖之深知这是一个时间紧迫而困难很多的严峻任务，他几次深入重庆钢铁厂， 找工人、技术人员座谈，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果然，被一些人当作“一堆废铁”的那台英国造老轧钢机，硬是在重庆钢铁 工人手中生产出了合格的钢轨，成渝铁路于1952年如期建成通车。
张霖之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提议重庆市文工团成立创作组，把重庆 钢铁厂生产钢轨，修建成渝铁路过程中的生动事迹搬上舞台。剧本写出后， 他几次听取剧本创作情况汇报，并3次召开常委会，对剧本进行讨论和修改， 并亲自将该剧取名为《四十年来的愿望》。《四十年来的愿望》在重庆演出 一百多场，受到山城人民好评。1952年11月该剧在北京演出，受到周恩来、 贺龙、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肯定。俟后，相继在上海、济南、武汉、 哈尔滨等地的近30个剧团演出。
1952年8月，中共中央调张霖之到北京工作，担任新成立的第二机械工 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二机部成立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写信，反映 朝鲜前线的冲锋枪数量少，质量差。中央领导同志将这个问题交给二机部， 责成张霖之尽快解决。他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来到生产冲锋枪的二九六 厂，与厂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座谈，随后又调整加强了厂领导班子， 迅速提高了冲锋枪的产量和质量 [1] 。
1955年1月，张霖之调任城建总局局长兼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此后， 又相继调去筹建第三机械工业部和国家电机制造工业部，并先后担任这两个 部的部长和党组书记。虽说3年之中调动了3次工作，但他总是无条件地服 从中央安排，而且每次去新的单位工作，都是只带一名秘书，从不私自从原 单位带走其他任何工作人员。
1956年9月，张霖之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 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翌年9月，张霖之调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同时兼任电机 制造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2月，电机部撤销后，任煤炭部部长、 党组书记。
张霖之调到煤炭战线上，正是我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第二个五 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时期，也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时期，煤炭产 量减少，质量下降，职工队伍政治思想混乱，生产管理问题成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为了弄清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切实扭转“大跃进”失误造成的煤 炭生产的被动局面，从这年夏天开始，张霖之带领煤炭部一班人对直属煤矿 企业，从历史到现状，从资源到设备，从生产能力到生产指标，从思想政治 工作到生产技术、劳动工资各方面政策，从企业组织领导到各项管理制度， 进行全面、系统、具体的调查，为10月14日至11月3日由陈云副总理主持 召开的煤炭工作香山座谈会，提供了丰富的、全面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香 山座谈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薄一波、张霖之、薛暮桥、宋养初及部分 经济专家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人员参加。会议通过对典型调查材料的分析，一 针见血地指出了煤炭工业存在的问题及症结所在 [2] 。
香山座谈会后，在张霖之领导下，煤炭工业部制定了煤炭工业的调整规 划，并积极组织实施。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对采掘严重失调的矿井进行调 整，采掘关系紧张的状况得到扭转。改革了不合理的开采程序和采煤方法， 对简易投产的矿井“填平补齐”，对大量失修的巷道和设备进行修复，缩短了 基本建设周期，保住了施工中的骨干矿井。到1962年，煤炭工业基本建设规 模的调整基本实现，对煤炭生产采掘失调的调整也在1964年基本完成。与此 同时，通过整顿劳动组织，把精减下来的42.4万人充实到煤炭工业第一线。 其中的12万人组成了修旧利废大军，为国家节省了大批资金，同时也为安置 煤炭企业剩余人员，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
1964年，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后，张霖之带领和组织煤炭战 线的各级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到大庆参观学习，并结合煤炭工业的实际 情况，提出了对煤炭工业有深远影响的“四化”方针，即：思想革命化、质 量标准化、管理制度化、技术经济合理化。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 推动煤炭工业“四化”建设。他自己在这方面更是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张霖之工作深入，经常到各地矿井调查研究，全国大部分矿区都留下了 他的足迹。仅1964年10月到1966年5月这20个月中，他就有一半时间在基 层，跑了6个大区，15个省市的37个煤炭厅（局）和矿务局。他每到一个煤 矿，都要亲自下井看一看。听矿领导汇报时，总要先问他下井了没有，什么 时间下的井。有一次，一个矿务局的领导向他汇报工作，张霖之问：“你什么 时候下的井？”对方答道：“两三个月以前。”他一听就火了：“你先下井看看 再汇报，不然，井下情况变了，你还不知道，汇报的情况就不可能准确。”在 肥城矿务局，张霖之问一位矿领导，风钻一分钟转多少转，那位同志没有回 答出来。张霖之批评那位同志说：“干煤矿就要懂煤矿，熟悉煤矿。”
质量标准化是关系到煤炭生产、安全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环节。在煤 炭战线10年间，张霖之花费了大量心血抓煤炭工业的质量标准化，对职工深 入进行“好字当头，质量第一”的教育。他多次强调指出，质量问题对每一 个职工来说，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负责的问题。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是衡量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之一。他长期在平顶山、开滦、肥城等矿务局 蹲点，通过狠抓煤炭的质量标准化，来实现煤炭战线的安全生产。在平顶山 矿务局，张霖之对于采掘工作面、巷道、运输轨道等主要工程质量和机电设 备的完好情况认真进行检查。经过对几个矿的严格检查，发现平顶山矿区井 上井下运输轨道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在张霖之的过问和督促下，矿务局选定 四个矿为轨道调整试点，成立了调整轨道突击队；用打歼灭战的方法集中施 工。经过58天艰苦奋战，使全矿的运输轨道实现了质量标准化。修整后的运 输系统，大巷路平灯明，整洁卫生，可以骑自行车直达出口，运输人员减少 20％，而运输能力提高1.2倍，基本消灭了掉道事故，做到了安全生产。
他常对矿领导说：“煤炭工程质量不好，就是埋下了定时炸弹。”“质量是 煤炭的命根子。”“安全是矿工的最大福利。”“我一听到救护车警笛响，就吃 不下饭。”在场同志听了很受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像张部长那样，时刻注意 安全生产。
通过煤炭战线认真贯彻“四化”方针，从根本上改变了煤炭企业“浮、 松、粗、散”的不良作风，扭转了那种认为“煤炭生产建设是粗话，不必讲 究规格质量”的错误观念，在全国煤炭战线树起了“深、严、细、紧”的新 作风。
针对煤炭工业特点，张霖之还提出了组织全矿井的正规循环作业法。即 在24小时内，严格按照工种、工序、时间、质量和数量，以采掘工作面为中 心，组织全矿井的正规循环作业。它的推行，对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素质， 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发展我国煤炭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张霖之不仅抓诸如煤炭工业“四化”、正规循环作业法这样的大问题，而 且对煤炭工人的生活福利等问题也非常关心。他每次到基层，总是和工人一 起排队买饭吃，亲身体验工人的生活状况。三年困难时期，煤炭工人的粮食 标准很低，不能保证正常生产，张霖之实事求是地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国 务院作了汇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国 家经委，召开六个重点产煤省的工业书记会议，专门研究煤炭工业调整中的 问题和煤炭工人的生活问题。尔后，国家经委又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物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物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 议，决定“开仓保煤”。打开国家仓库，只要是煤矿急需，就可以调剂使用。 还对井下工人的粮、肉、油、酒、烟等食品供应作了规定，极大地鼓舞了工 人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煤炭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煤炭工业部党组书 记，张霖之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工作。他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先进组织。党员是工人的核心，是通过党员把工人团结组织起来，为我 国煤炭生产作贡献。”他每到一地视察，在收听工作汇报的同时，还特别关心 党的建设方面的情况。在召开一线职工座谈会时，还要召开党员、积极分子 座谈会。他重视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生产 力，要尊重人，重视人，关心人。只有解决了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干 部和职工永远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 无穷无尽的力量。
张霖之进京后，一直保持着勤俭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按规定，正部 级干部家的住宅都设有警卫。他说，北京是首都，社会治安良好，他的住宅 又在市中心，不必再设警卫。他亲自找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要求撤掉了他 家住宅的警卫。张霖之处处以身作则，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半 点私利。他有个当司机的侄孙从部队退役后，想到煤炭部开小车，当时张霖 之不在北京，他爱人答应将此事给张霖之说一说。张霖之听说此事后，坚决 不同意。他说：“原来有司机，人家干得好好的，干么非要换成自己的人来替 呢？这个口不能开。”他终于说服侄孙到别的地方开车去了。张霖之的二哥想 让弟弟把自己独生女儿的户口从家乡迁到北京来。为了这件事，二哥亲自来 京找他，侄女更是不断登门求他，但他一直不答应。他说：“你们来北京，要 吃要花我都管，但办户口不行。违犯政策的事我不能办。”张霖之对子女的要 求甚为严格。部里配给他的专车非公不用，孩子很少坐过。第26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部机关给张霖之送来了主席台票，张霖之只要一张，他让孩子自 己花钱买票观看比赛。
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霖之预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曾忧心忡忡 地对爱人说：“这个运动成问题，不管怎样，一定要革命到底。” [1]
不久，各种迫害接踵而至。8月24日，煤炭部召开群众大会，造反派窜 上主席台，攻击煤炭部是“修字号部党委”，诬陷张霖之“有攻击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言论”。而后，多次抄了张霖之的家和办公室，不仅重要文件、手稿、 笔记本及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孩子的衣服、饭桌之类的生活用品也 无一幸免。
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群众代表”时讲： “张霖之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27日，戚本禹又在人民大会堂说： “张霖之和邓小平都是从西南一起来的，他们是一伙。张霖之不仅是彭真黑线 上的，而且是邓小平黑线上的人物，你们还要从邓小平黑线上查一查。”
张霖之接连作了四次检查后，造反派仍然揪住不放。为了让张霖之躲开 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让他到大庆“疗养”。张霖之离京后，江 青、戚本禹到处查寻他的下落，逼着煤炭部通知张霖之回京。
12月18日，张霖之从大庆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两旁贴满了批斗他的标 语、大字报，回到家里对爱人说：“我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 他主动到北京矿业学院听取群众意见。矿院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 知道自己的老部长有病，主动给他做病号饭，座谈时间长了，还让他回屋休 息。
江青得知这些情况后，于12月24日派戚本禹来到矿院煽风点火：“你们 揪斗张霖之，震动了全世界。”“但是你们对张霖之太客气了，矿院的炮火还 不够，还要集中炮火轰，狠狠地斗，狠狠地批。”相隔三天又说：“煤炭部的 文化大革命搞得很热闹，在煤炭部门前造反，对面北京饭店住着的外国人很 注意，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
由于江青、戚本禹等人的公开煽动，蒙骗了矿院的一些人。他们对张霖 之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们把张霖之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风雪寒冬， 只给一条薄被，有病也不让医生给他医治，白天揪斗、游斗，夜晚大搞逼供 信。在40多天时间里，有记录可查的，审讯张霖之就有52次之多。在揪斗 会上，对他进行拳打脚踢。
尽管张霖之受到种种非法折磨，但他始终刚直不屈，表现了一个无产阶 级革命战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造反派逼他承认反对毛主席，他说：“你们说 我反对毛主席，可是没有事实，白费工夫。”在矿院一次揪斗时，造反派问张 霖之：“你和邓小平什么关系？”张霖之回答：“我和邓小平是工作关系，没 有什么别的关系。”又问：“工作关系，你为什么这么崇拜他？”答：“我过去 佩服他，现在佩服他，将来还佩服他！” [1]
虽然周总理对张霖之十分关心，但林彪、江青一伙却必欲置他于死地而 后快，因而难逃劫难。1967年1月22日凌晨，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折磨了1 天1夜之后，含冤离开人世。终年仅59岁。
1970年7月31日，周恩来签署《对张霖之同志问题的决定》，为张霖之 恢复名誉，彻底戳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陷害张霖之的阴谋。粉碎“四 人帮”以后，煤炭部于1978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两千多人参加的大会， 为张霖之平反昭雪。1992年12月2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张霖之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注释
[1] 张霖之：《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
[2] 张霖之：《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
[3] 张霖之：《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
[4] 张霖之：《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
[1] 张霖之：《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
[2] 宋之光：《党在南宫的早期活动》。
[1] 王卓如：《南宫县委与南宫中心县委》。
[2] 郭森1988年8月给中共南宫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信。
[3] 李华生：《1935年直南游击战争》。
[4] 张凤田：《回忆党组织在平乡的建立和发展》。
[1] 杨魁元：《袭击团城、曹家庄警察局经过》。
[1] 马国瑞：《关于直南农民暴动及其失败后的困难时期》。
[2] 走访张海峰谈话记录。
[3] 徐运北等：《张霖之同志与冀鲁豫边区根据地》。
[1] 《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山东人民出版社版，第113页。
[1] 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2]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1] 赵健民：《忠诚报国，浩气长存》。
[1] 李聚奎：《转战在鲁西北》，《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5期。
[1]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第338页。
[2] 段君毅、万里等：《深切悼念党的好干部张霖之同志》，1979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1] 《第七纵队东进战役军事总结》（1946年7月），原件存解放军档案馆。
[1] 《张政委在纵直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原件存解放军档案馆。
[1] 《鲁西北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62页。
[2] 《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命令》（1947年4月21日），原件存解放军档案馆。
[1]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接管重庆》，第4页。
[2] 张霖之：《关于一月来接管工作的初步总结》（1950年1月13日），原件存重庆市委档案馆。
[1] 陈锡联：《关于重庆的接管工作》（1950年1月24日），载《接管重庆》，第54页。
[1] 张霖之：《重庆市“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任务》（1952年7月），原件存重庆市委
档案馆。
[1] 访问汪长泽、李志远记录（1988年1月11日）。
[2] 《张霖之纪念文集》，第192页。
[1] 专访李蕴华记录（1988年1月10日）。
[1] 煤炭部批斗张霖之录音（1967年1月），录音带现存国家能源部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