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个人人物简介,对姚依林的历史评价,姚依林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姚依林，“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大学期间，他学过化学、经济学。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由根据地党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领导岗位转去做地方财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为建立商业机构、恢复国民经济、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主管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他领导编制“六五”、“七五”计划，强调计划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指标不要订得过高，应留有余地；主张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社会供求总量一定要保持平衡，严防通货膨胀等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他坚决按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的要求，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坚定地维护和执行了这些原则，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姚依林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平易近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兢兢业业，认真细致，逢大事必记，他的办公室，保存了 100多本工作笔记本，记载了他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资料。他勤奋好学，思维敏捷，笔锋犀利，寡言语，一旦发言，总有新意，受到在场同志的重视，用语精炼、透彻、明了。他的才赋和严谨作风，在领导机关、领导成员中享有很高声誉。

一

姚依林，1917年9月6日出生在香港。祖籍安徽贵池。祖父姚宝枝，曾任江西巡抚一等秘书，死后葬江西南昌。姚依林父辈兄弟六人，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其五叔父姚幼之和六叔父姚震。前者曾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交大校长、全国烟酒督办；后者曾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他们均为安福系段祺瑞政府重要幕僚。其父亲姚捷勋，号继枝，排行第四，民国初年出任广东海南岛琼崖水上警察厅长。母亲蔡亦民（浙江吴兴人），擅长英语，以教英语为业。姚依林姐弟二人，姐姐姚锦新留学德国、美国，学习音乐。姚依林出生后三个月，父亲去世，母亲感到住地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便带着他们姐弟二人，投奔在江苏武进县任知事的二伯父姚绍枝，在那里生活了四年。二伯父卸任失业后，姚依林母亲又带着他姐弟二人离开伯父家，迁到上海独立生活 [1] 。

1924年夏，姚依林7岁入初小读书，1927年毕业。由于家庭没有土地、房屋，只有他父亲留下一些古董、字画、衣饰之类，生活无着。为了生活得稳定和保证他姐弟上学的费用，他母亲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那些古董变卖了，弄到了一笔钱，在杭州买了一所二幢中式的两层楼房，共40余间。姚依林母亲及其姐弟自己住一部分，出租一部分，靠出租房屋的租金维持生活。姚依林在此地读完高小。1929年，他们母子又回到上海，姚依林考入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了一年，又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1931年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界的强烈愤慨，姚依林也很受教育，他在“共产国际互济会” [2] 成员刘艺生的帮助下，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及其他进步书刊，开始产生了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满情绪，主动地参加上海青年举行的抗日示威游行。他有位姨妈蔡卓民，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夫人，对学生爱国行动看不惯，对姚依林说，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人厉害，不是国民党不抵抗。姚依林不同意姨妈的讲话，竟和她大吵起来。1934年，姚依林在光华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同年暑假，他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初秋入学。他母亲陪他到清华办理入学手续。

姚依林姐姐姚锦新也在清华学习。他母亲感于儿子年幼，放心不下，托人在距清华不远的燕京大学左边成府村以月租3元大洋租了几间房子，从上海迁到北京，以便照顾儿子的生活和学习。

姚依林入学的第一天，遇到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拖尸”。“拖尸”是英文“TOSS”的译音，是美国一些大学高年级学生欺侮入学新生的恶作剧。清华高年级学生把它搬过来，强迫在体育馆报到的新生做用鼻子顶球、趴倒学狗叫等动作才放行，高班学生在旁边大笑。谁不服从，高班生就把他架起来，抛入游泳池。新生感到受辱，群起反对。第二件是在欢迎新生联欢晚会上，每个班的同学都戴上一顶纸帽，高班生戴红色、黄色的，强迫新生戴绿色帽子。新生抵制戴“绿帽子”，拒不参加迎新会。高班生很生气，打听新生抵制戴绿帽子的头头，扬言夜间来袭击，抓头头扔进游泳池。新生闻讯，团结一致，准备了刀棍、石灰和沙子，摆出“武斗”的架势。这样，高班生才未敢夜袭。

姚依林入校不久，参加了世界语学会。当时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绿色世界语派、老派，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派是红色世界语派，新派，口号是“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姚依林在世界语学习班中，认识了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周小舟，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对时局及现实生活的看法，交往甚密。是年冬，姚经周介绍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1] 。

在世界语学习班上，姚依林还认识了一位思想进步的邮务员王经方，20 来岁，对新生事物表现出热情、关心。当年吴玉章在苏联海参崴教中国工人学习拉丁化新文字，推广很快。这一活动传到国内，引起教育界的重视，清华大学成为北平开展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为了有力地结合新文字运动的宣传工作，姚依林和王经方，合办了《北方话新文字》刊物。姚负责编写、刻钢板，王负责印刷、包装、分发、出售。学校规定晚12点熄灯，他俩常常点蜡烛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他们起了一个假名字——“王婉莹”女士。外地写信联系新文字方面业务的人很多，他们收到信后，或写信回答问题，或寄《北方话新文字》小册子，都用这个名字，通过这个刊物，广泛地联系了北方地区青年积极分子。

1934年寒假期间，周小舟到清华大学找姚依林，将《自卫会华北分会筹备会告华北同胞书》的传单交给他，要他翻印散发。他立即从清华学生会取来钢板、蜡纸和油印机，很快翻印出来，趁晚间悄悄地送到清华图书馆，将传单粘到报纸夹子下面，俟次日同学看报时便可看到传单。

姚依林还同同屋同学杨述合办过《东方既白》刊物。这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刊物，介绍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他们的生平，还有共产国际活动有关信息。他们二人都擅长英文，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是他们二人从《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版摘译转载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就是他们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版翻译过来而在国内传播的。他们把刊物内容编排好后，送到南池子一家小印刷厂印刷，自己校对出版后，他们还负责销售，或托给熟识的小书摊代销。印刷厂收费比一般的刊物贵一倍，托给小摊出卖，价格减半，这样，赔钱的时候较多。当时清华大学学生全年费用合计88元，而姚依林母亲全年给他240元，除吃饭日用钱之外，他把余钱用作购进步书刊，补贴刊物亏损费用。

1935年初，蒋介石突抵北平，住中南海。当时清华大学同北平许多大专院校一样实行军训，清华大学军训教官肖健为讨好蒋介石，命令一、二年级学生一律穿军装，背上干粮，扛上长枪，背上子弹袋，整队步行进城到中南海，向蒋介石致敬。致敬仪式结束，军训教官又命令整队步行返校。这时同学们走得十分疲劳，两腿酸痛，不少人脚掌起了泡，都说走不动了。教官要求一定要走到西直门外才可解散。姚依林怒不可遏，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喊叫起来，“就在这儿解散吧!”一边喊一边放下长枪，卸下子弹袋扔在地上，自己走了，同学们群起效仿，一哄而散。教官喊破嗓子也无人听，无奈最后只好雇了一辆排子车把扔得满街的长枪、子弹袋拉回学校。后来，军训教官追查肇事的头头，同学们守口如瓶，只好不了了之。

1935年3月开学后不久的一天，姚依林在家吃过晚饭，秘带一包“自卫会”传单混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把传单贴在报夹子后面，便急忙离开，刚走出图书馆大门，满手糨糊未及擦洗，迎面便碰上了一位老同学陈洁。陈满怀喜悦地一把抓住姚的手，沾了满手糨糊的姚，因急于离开这个带有风险的图书馆，只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分手了。

陈洁一到图书馆翻阅报纸，随即发现传单，一想断定是姚所为，随即匆忙赶来找姚，说明自己是共青团员，失掉了关系，一直无法找组织，现在总算找到了。姚依林便把陈介绍给周小舟，接上了关系。通过陈洁，姚依林又认识了燕大的王汝梅（黄华）、龚澎等，沟通了清华和燕大革命青年的关系，扩大了活动区域，形成了清华、燕大革命青年联合的政治力量。

1935年暑假，多数教师、学生回家度假，左翼学生商定留校。按照学校规定：留校学生要选举暑假学生会委员，负责管理校刊出版、接待新同学等工作。这样，左翼同学的多数人便当选了暑期学生会委员，并掌握了清华大学周刊、副刊的编辑出版权，废除了对新生的“拖尸”恶习。暑期过后，学生会正式选举，因暑期学生会工作做得好，暑期学生会的主席和委员均被选上，姚当选为委员。

1935年七八月，黄河泛滥成灾，同学们奔走相告，忧心忡忡，“自卫会” 北平市负责人周小舟找到姚依林、黄敬、郭明秋（原名郭桂英）、彭涛等商量为黄河水患发起救灾活动。他们到西山一位法国人的别墅，开了几天会，决定组织一个公开团体“黄河水灾赈济会”。通过郭明秋争取女一中校长孙荪荃的支持，在南长街女一中最后一所院落里，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作为“赈济会”的办公地址。选举女一中学生吴闺箴为主席，姚依林代表清华大学参加“赈济会”，并担任秘书长。

当时北平尚无左翼公开组织，成立赈济黄河水灾组织机构，名正言顺。他们正式向国民党社会局申请公开立案，得到批准。赈济会随即在报纸上发表消息，欢迎各界参加。参加的有过去加入过革命组织的学生，有北平地下革命组织指派参加的左翼同学，也有以学校名义参加的，姚依林担负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他首先将参加人员分编成几个组，分赴通衢闹市开展宣传，组织募捐，从8月到10月，共募捐了一千五六百元大洋。接着由“赈济会” 派出一个代表团，携带1000块大洋去山东灾区救灾。为了扩大影响，北平 “自卫会”在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姚依林还指定专人管钱。募捐活动开展后，宋庆龄带头捐了300大洋，张申府、潘怀素、吴承仕等著名教授各捐了 200大洋，加上赈济会原募捐留下的五六百大洋，后来用作支持“一二·九”、 “一二·一六”运动及办《学联日报》的经费。

1935年下半年，姚依林在大学二年级时，经常住在城内，白天东奔西跑，晚上常换住处，有时住女一中，有时住南长街北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为怕母亲担心，他没有把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她。他也注意在一定时候回家看看。

1935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借着《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加紧策划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抵抗主义，华北、北平面临沦亡的严重威胁。当时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还处于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还坚持拥护苏维埃政权等“左”的脱离群众的口号。对彭涛提出的成立“北平市学生抗日联合会”，扩大原赈济会的组织力量，使之转变为抗日救国政治斗争组织的主张，临委中多数人表示不赞成。会后，彭涛找到姚依林、黄敬、郭明秋、周小舟等分析华北形势，研究组织学生进步力量，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问题。他们决定：不管临委同意与否，搞起来再说。当即成立了组织抗日活动领导小组，推举彭涛为组长。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1月18日在中国大学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址设在女一中原赈济会办公地址，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随后，北平大中学校纷纷成立学生救国会。

这一年11月，姚依林经周小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2月7日，北平学联各校几十名代表在燕京大学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郭明秋主持。会上分析了北平的形势，一致认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撤离北平，国民党已不挂牌，新调来接管北平防务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正在调动中，北平一片混乱，警戒松弛；姚依林曾卷夹着一大捆宣传材料在长安街上电车，一路无人过问，客观上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隙；日本人紧逼，搞“华北自治”，宋哲元要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出卖华北；爱国人士义愤填膺，抗日怒火一触即发。会议决定：12月9日，组织全市同学向华北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要求抗日救国。总指挥为姚依林和郭明秋，总交通为孙敬文，黄敬随队指挥，彭涛不出面，退居幕后。

8日，铅印传单已全部印好，姚依林租用一辆汽车到印刷厂取出传单，拉到女一中后，连夜分发下去。传单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各校积极分子通宵未睡，进行次日游行示威的各种准备工作。姚依林宣布了游行队伍的行走路线和集合地点以及总指挥部的地址。

12月9日一大早，姚依林、郭明秋到达亚北咖啡馆二楼，以茶客身份喝茶。孙敬文带着几个人从城外跑来，报告清华、燕大游行队伍早已到达西直门，军警关闭城门，被阻于城外后，又绕道其他门，均被阻拦，只好在城外游行演讲；又有交通员报告，中国大学、师范大学都被军警包围，校门被军警把守，游行队伍冲了出来，按规定路线行进，沿途还接应了被军警阻拦的学校；北大因受军警干扰，游行队伍未能集合，黄敬率领东北大学同学冲进北大，他同北大一位叫刘江陵的同学一起敲响了北大集合的校钟，随集合队伍冲出校门；还有一些被军警关在校门内的中学同学跳墙出来等等情况。10 时许，城内各校游行示威队伍2000余人集中于新华门前。

总指挥部同城外学校失掉联系，于是跟城内学生队伍一起行动，到达新华门时，立即派出代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黄郛请愿，黄、何不接见。队伍便冒着寒风在新华门前开大会，示威，呼口号。之后，队伍由长安街东进王府井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游行队伍增加到4000人。姚依林在游行队伍中行进，穿着一件单皮袄，带领队伍高呼口号。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出动消防队，用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喷射。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刺向学生们的脸上、身上，走在队伍前面的学生领队和纠察队员们，全被浇透了，冰碴子在身上哗哗作响。游行学生从早4点战斗到下午4点，没有停步。寒冷、饥饿交相侵袭，他们在总指挥部带领下，继续按照游行路线前进。军警又挥舞皮鞭、枪托、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东北大学的林铎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鲜血淋漓。姚依林和郭明秋也都挨了打。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与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经过二三十分钟激烈的交手，学生队伍被冲散了。

当晚，张申府、孙荪荃、吴承仕、潘怀素、吴觉先等左派教授邀请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东安市场饭馆吃饭，庆祝胜利。张问：组织这次活动花了多少钱？姚答：100块大洋。张连声称赞：物美价廉!这次活动影响大，付出的代价小。

饭后，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四人到彭涛家开会，直到深夜才散。他们研究了这一天的斗争情况，以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赞扬了斗争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分析了“一二·九”运动后的形势，决定了以后行动的方针。

北平学生运动都是通过学联出面组织发动的。按照党的规定，白区党的干部不能公开出面。这样，彭涛只能在幕后指挥，而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就落在姚依林、郭明秋等人身上。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多次在彭涛家开会，汇集各校情况，研究新的动向及各地的反映，然后又各自去联系的学校，做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姚、郭等人经常是忙得食不果腹，夜不成寐。

10日，北平学联在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等组织下发布了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并反对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同时，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罢课宣言：坚决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反对投降外交，要求动员全国抗日，要求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号召各校准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行动。随后，各校相继掀起罢课斗争。

姚依林重点联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他首先将北平学联的决定和要求传达给二校，接着具体帮助二校学生会和救国委员会联合组织了各种专题讨论会。主要议题有：“日本侵略华北方式”、“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真相”、 “华北如有变动青年应该怎么办？”等。为了扩大“一二·九”的影响，发动更大规模的抗日斗争，两校还组织了文艺社、剧社、“民平夜校”、“救护组”、“电码训练班”、校内外宣传队、纠察队，出版了《一二·九特刊》、《怒吼吧》等刊物，姚依林还写了对外国的宣言 [1] 清华大学一院各教室全被这些学生组织占用了。

在这期间，很多学校公开成立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在“一·二九” 中的大批积极分子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委员，一些学校的党团组织还吸收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入团入党。全国许多城镇大、中、小学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热情地鼓励继续奋斗，更增加了北平学生扩大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北平学联主要负责人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董毓华、孙敬文等多次开会，研究“一二·九”后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姚依林作详细记录，每次会议结束时，他把讨论的重要问题重述一遍，叮嘱个人分担的任务，并提出他的补充意见。

14日，北平报纸登出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次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华、孙敬文等得悉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16日举行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他们详细商定了示威游行的口号，划分区域，各路队伍的指挥所及行军路线，还成立了示威游行的总指挥部。

15日晚，在长安饭店召开学联负责人会议，姚依林、郭明秋、彭涛、黄敬，以打扑克作掩护，边打边讨论，会议规定：城内各学校一律早上7点出发，城外各校提前行动，都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会后进前门、天安门，转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举行总示威。会后学联负责人分头通知，姚依林通知清华大学时已过了夜间12点。只好在第二天一大早，才通知北平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民国学院。

16日，示威游行队伍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城外各校组成第四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学联领导人组成的指挥部随队伍行动，彭涛是市临委成员，未参加游行。四支队伍按照学联规定的路线行进，一路高呼口号，各队均遭到军警的拦截，双方展开搏斗，军警挥舞皮鞭、大刀、棍棒、竹竿子、枪托，向学生袭来，学生用石块和从军警手中夺来的木棒同军警搏斗，军警用水龙头冲射学生，学生奋不顾身夺来水龙头，向军警反射。有的学生被抓走，有的学生被砍伤，鼻梁和嘴唇被劈破。直到上午11时，城内三队才会集到天桥广场，在广场上召开了学生、市民大会。大会结束后，学生队伍向前门前进，遭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拦截，不让学生进入城内，鸣枪威胁，游行指挥部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前门外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打倒卖国求荣的汉奸”等项决议。大会结束后，队伍进到宣武门，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反动当局命令埋伏在四周的上千名军警挥舞大刀向饥寒交迫的学生猛扑过来，学生与之进行了顽强搏斗，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二点钟。这一天，全市有二三十人被捕，几百人受伤。

“一二·一六”晚上，北平学联核心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高惠茹等召开了总结会议，就如何使运动持久、深入发展下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黄敬到会很晚，他身上的大衣、裤腿溅的都是血。他说：这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下次再有行动就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工作转向深入，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姚依林、黄敬等考虑了很久，一时拿不出方案来。大家担心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如果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留下来的少数进步学生有可能被抓走，要想个办法把人集中起来。后来彭涛也走了，剩下郭明秋、李润娥。姚和黄谈谈笑话，逗逗乐，还合抱在一起摔跤取暖，度过这寒冷的一夜 [1] 。

几天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南下扩大抗日宣传团，黄敬担任队长，彭涛为政委。姚依林、郭明秋留北平开展工作。

27日，林枫找到姚依林说，北方局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能否找到鲁迅．通过他与中央取得联系。姚答应可以打听一下。后来打听到邹鲁风，他可通过曹靖华去上海找鲁迅。林枫交给姚转鲁迅的一封信。姚把信即转给邹鲁风。邹于12月31日赴上海。

1936年1月，南下扩大抗日宣传队各队相继出发后，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改组北平学联党团，指定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王其梅为成员。

1月间，林枫、黄敬到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住处找到姚依林，研究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认为“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圈子太小，也太红”，应改建为民先队，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进步组织，并讨论了民先队主要领导人。2 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代表大会，通过了《斗争纲要》、《组织系统》、《规约》等文件，并发表成立宣言。

2月28日，姚依林找到林枫，提出清华大学要大考了，我的学籍还要不要？林回答说，还是应回去参加一下考试，保留一个学籍好。姚原是学普通化学的，须经常做实验，他因忙于社会工作，没有时间完成实验，无实验成绩，结果化学老师只给了他60分。按学校规定，姚只好转入历史系。第二天，姚坐校车到校西门口下车，立即遭到警察特务包围。问姚姓名，姚回答：我叫丁则良。警察把姚当作嫌疑犯关到校卫队屋子里。不久，警察把蒋南翔也抓了进来，又把方左英抓了进来，三人见面后，互不说话。最后是民先队员打进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这时，蒋南翔提醒说，预计敌特还会反扑的，他要姚到冯友兰教授家避一避。于是，姚躲到冯的厨房里，直到夜里2点钟，国民党军警到冯家查问有无学生待在家里？冯答：没有。警察随即离去。第二天早6点钟，姚离开冯家回到他的宿舍平斋，进屋看看他的卧室，告别甚有感情的房间、楼道，未敢稍怠，马上走到平斋后边新斋围墙处，爬过泥墙，踏过荒野地带，经过德胜门，直奔中国大学。3月1日清晨，他满怀激愤走进学联屋内，只见魏宜咸一人在。他叫了一声小魏，小魏惊喜有加，走了过来，急问：怎么大早就来了？姚把去清华大学一天一夜的遭遇原原本本向魏宜咸倾诉出来，小魏全心静听，一时表现紧张，一时表现松快，听完后，嘘了一口气说：真够吓人的。过了一会儿，姚魏分析了当局连续到中大、东大、清华捕人，敌人越来越猖獗，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决定3月5日晚在民国大学王其梅家召开一次学联党团会，讨论对策。

3月5日下午3时许，孙敬文、姚依林同坐一辆人力车去王其梅家门口，发现公寓影壁前边正站着一个警察。孙敬文急中生智，大步走进公寓，呼喊一个假名字，×××在家吗？警察过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把他们带到公寓主人房间。这位主人因他们常去，认识他们，便站了起来，冷静地看待他们，没有打招呼。警察先搜姚依林身。这天，姚头戴皮帽，身着刚从寄卖店买的一身八成新的蓝呢大衣，内穿老羊皮袍子、毛衣、衬衫，怀里还揣着一块贵重的金表（父亲遗物），还有几十块大洋，活像一位有钱的商人。警察看后，对他十分客气，只是形式上搜查一下就放手了。对孙敬文则进行了认真的搜身，但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

警察问姚：“打哪儿来？”

姚答：“天津”。

“干什么的？”

“在皮毛税局”，跟着说：“今晚还得回去。”

“你呢？”警察问孙。

孙敬文回答：我是山东人，到北平想混个事干干，恰巧碰到一位老朋友。他一边看着姚一边凑近警察耳边笑嘻嘻地说，这位朋友想找个女人玩玩，我给他带路，碰上了你们。

警察见问不出破绽，便走向特务请示去了。稍一会儿，警察便领着姚、孙走出公寓主人办公室，向王其梅家走来。一进屋，便见王其梅、魏宜咸均遭捆绑。

“你认识他们吗？”特务拿着枪问魏宜咸。

“不认识。”魏宜咸冷淡地回答。

特务又问王其梅，王也答：“不认识。”

特务又转过来问姚、孙，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他们都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特务寻思一会儿说：你们走吧！放了姚、孙。

3月6日，姚依林找到林枫。林说：北平军警穷凶极恶，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学联已被封，你的身份已暴露，警察在搜捕你，千万要提高警惕。他指示姚：你要躲藏起来。

林问姚：能找到隐蔽的地方吗？

姚答：能找到。两人分手后，姚便去找醒斋哥，醒斋介绍姚依林去老友朱欣陶家暂住。朱是姚府常客，曾经姚震提携出任固安县县长，现已卸职在家闲住。朱欣陶在北新桥五道口有一独院，来往人很少，是个合适的隐蔽地方。3月18日，姚即迁住朱家，住进门外院的一间北屋。姚闭门不出，林枫、黄敬、黄华等都去看过他。姚母亲常去看儿子。姚在这里，静心读书，翻译了一本从法文图书馆购得的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姚在朱家住到月底，接到调往天津工作的通知后，于6月初从永定门登上火车转赴天津。

三

姚依林到达天津后，担任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主要任务是和陈伯达一起编辑党的公开政治经济刊物《长城杂志》半月刊。陈伯达主编，姚依林当陈伯达的副手。姚的党组织关系已转去，受陈领导，编辑室即设在姚的住处。除陈伯达外，无人去找他。不久，姚依林的母亲和魏老太也到了天津，在租界仁立毛纺厂后边找到一所两间偏僻幽静的平房独院住下。

姚依林在这里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陈伯达把在外边组织的稿件，转交姚依林审阅、删改、定稿后，送国民饭店楼下知识书店店主吴观农（地下党员）处，吴找厂印刷，印好清样后，交姚校对、修改，再交吴印刷发行。刊物内容涉及的范围较广，有形势分析、时事评价、中共情况介绍，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常刊登刘少奇以“胡服”、“陶尚行”等笔名写的文章。

这样忙忙碌碌地工作了半年后，姚通过堂姐姚锦铭的私人关系，考入了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三年级。读到五年级，课已上完，正准备做毕业论文时，因形势变化而辍学。后来姚依林在与朋友谈起这件往事时，情不自禁地笑道： “我念了五年大学，没有混上个文凭。”

天津市有许多块外国“租界地”。姚依林五叔姚国桢的公馆设在法租界 32号路。此时，姚依林的父辈兄弟大多已病故，姚氏大家族由姚国桢支撑着，三、六房遗孀遗孤和五房大小同住在这里。32号路公馆是姚依林极好的护身地，社会上无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他常随母亲到32号路公馆，他们叔伯兄弟姐妹也常到他的住处，利用接触的机会，他向姚家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教育帮助下，姚克祜、姚克荫两兄弟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姚克祜奔赴延安，读抗日军政大学，在部队工作，解放后任空军副参谋长。姚克荫曾在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任书记，解放后，从事外贸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

在32号路姚国桢公馆里，姚依林结识了常去打麻将的王若僖 [1] ，王不知从何处打听到这位表侄是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姚国桢也听说姚依林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虽并没有坚决反对的意思，但他从投机商人的习气出发，劝告姚依林：“克广，你不能不参加时，那就参加一下，跟在后边跑一跑就是了。”姚依林马上顺着他的话说：“我就是跟在后面跑了一跑。”

一天，姚依林接到黄敬函，要他即去国民饭店找他。晨9时，姚到国民饭店，黄敬刚刚起床，开门后便告姚：“我和李云鹤一块儿来了。”姚依林是黄敬的好友，黄曾告诉姚，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山大图书馆职员李云鹤，到农村一起搞宣传工作，两人情投意合。这次黄敬去上海参加筹备组织全国联学，又巧遇李云鹤，而李已改名蓝萍（即江青），当了电影演员，刚刚与唐纳结婚。李云鹤一见黄敬，又和黄敬旧情难舍，随黄乘船来到天津，住进了国民饭店。黄告诉李，他要急回北平，要她先住旅馆，请姚代为照料。姚见到黄、李后留下32号路公馆的地址便走了。次日，蓝萍即去32号路公馆找姚，称有要事。恰巧姚母正在姚府，听说有个女郎找她儿子，非常惊喜，急忙回家找儿子，姚依林得知情况后即去饭店，一进屋便见蓝萍正在哭泣。她指着桌上报纸有则新闻说：“蓝萍出走，唐纳自杀。”蓝萍说：她不能等黄敬回来，要立即回沪看唐纳。向姚依林要去20元钱，当晚返沪了。三天后黄敬回来，姚向他转告情况说：“你找这麻烦干嘛，人家又不跟你了。”黄敬苦笑一下说：“走了也好。”

11月，姚依林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管学生区委工作。当时天津市委根据居民特点，大体分几个工作区：如工厂集中的地方称工人区：校集中的地方称学生区，军营较多的地方称军人区，还有塘沽区等。为了便于工作，姚母又将家迁到耀华中学隔河对岸的福顺里一个院子里，租住在小楼房下边的两间房。

学生区委直接领导各学校党支部，计有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平津法商学院、女师大、天津工学院、女师附中、三八女中、中西女中、圣功女中、扶轮中学、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南开附中等支部。除学生区委外，还有天津学联党团，它比学生区委管辖的范围更广，除学生区委外的其他各区学校都归学联党团领导。姚依林直接领导学生区委和学联党团。当时政治形势与“一二·九”前有所不同，全国学生抗日热情高涨，宋哲元二十九军中不少爱国官兵萌发了抗日情绪，学运工作方针不再是搞“一二·九”前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而是开展抗日宣传教育，组织抗日力量，做扎扎实实培养干部的工作，以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根据这种形势，姚依林及时地召开会议，把党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的方针，通过学生区委和学联党团传达下去。他还主办了一个半公开的《世界杂志》刊物，指导学生运动。

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爆发，全国哗然，国内外最关心的问题是杀不杀蒋介石。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不杀蒋，有不少人想不通，在天津学生界反响也很大。姚依林在知识界召开几次座谈会，遵照党中央不杀蒋的宣传口径，进行说服工作，特别讲到国民党降日派何应钦力主杀蒋、制造混乱、乘机降日的危险性。平津知识界很容易接受，因为《何梅协定》的签订，暴露了何应钦的降日嘴脸，人们对何的印象很坏。

1937年上半年，姚依林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在学生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学生投入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5月2日到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组织部长李启华去延安出席会议。天津市委由马辉之代理书记。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形势发展很快，组织上也随之做了调整，马辉之调任河北任省委书记，姚依林调任天津任市委书记。当时由于宋哲元二十九军撤退南下，日军侵占平津，平津党群机关实行大撤退。姚依林领导的天津市委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党群机关撤退。大部分人乘船转赴山东再转延安，少数人去国统区四川、云南上学、参军，从事地下党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10月份，该走的基本走了。姚依林也想走，但组织决定将他留下。姚回忆说：“组织找我谈话，天津市委工作仍需加紧做好，你留下，你在天津的条件好，好掩护，不易暴露，我答应了。” [1] 为了配合大撤退，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姚依林编了《风雨同舟》等两本油印刊物。内容大部分为动员爱国青年到延安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

这时，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干部只有姚依林和从延安参加苏区代表会议回来的李启华。两人分工李负责工人区，姚领导学生区工作。学生区委书记原为程宏毅，大撤退时走了，把学生区委工作交给了天津女师支部书记张淑贞（周彬）。张淑贞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文书主任，有掩护条件。张淑贞还是大撤退后天津民先队总部的负责人。当时民先队总部列入“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名下，迁津后，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有杨秀峰、刘清扬、董敏华、罗隆基等，他们住进天津小白楼白俄的房子。张淑贞经常去小白楼做罗隆基夫人王右佳的工作，姚依林以天津市委书记的身份常去那里找杨秀峰。姚张经常相遇，两人互相产生了好感。

七七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救亡工作任务多起来了，河北省委感到省委领导班子人手不够用，于是调姚任省委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不久，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派林铁到平西联系八路军，商量建立平西根据地；派吴德去延安参加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派胡锡奎赴冀东南和李运昌联系，加强冀东工作；派李启华去冀鲁边，加紧与山东方面的联系和合作。这样，河北省委领导成员实际上只留下马辉之和姚依林了。11月份，姚依林又兼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还代理林铁主管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

姚依林想通过加强“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为组织开展冀东武装斗争做准备。他首先提议将“华北各救”改称“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成立党组，派李楚离任书记，党组成员有姚依林、董毓华、朱其文。要搞暴动，必须掌握武装。他们通过李运昌找到了河北滦县民团头头高志远；通过杨十三找到了河北丰润县民团头头洪麟阁和冀东北部地委掌握的地方武装，这些武装是冀东武装暴动的基础。

要联合国民党搞冀东武装暴动，必须找一个国共都信得过的人当头头，姚依林同一些人商议，推举王若僖担任“华北各救”主席。王是天津电报局长，朱其文在天津电报局当电话股长，有意同王拉关系。王不了解朱是共产党员，两人常在一起讨论抗日救国之事，关系十分融洽，朱对王的抗日态度有所了解。推王当“华北各救”领导人，好处有：一是武装暴动搞起来后，可让蒋介石承认，给他下委任状；二是蒋介石承认了，才能争取经费。

正当筹划冀东暴动的时候，朱欣陶找到姚依林，告以家庭困难，请求转告姚国桢给个差事。此时，姚国桢已当了汉奸，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次长。经姚依林母亲出面找到姚国桢，朱欣陶当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秘书，不久，又当上警务科长。他每天把情报送天津姚国桢家里，每件送两份，姚国桢从来不看。姚依林堂弟在燕大读书，1938年暑假回天津探家，他每天将情报信件拆开，送一份给姚依林。这样，朱欣陶就成了“武卫会”的义务情报员，他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收集到的冀东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队伍的动向及敌方情况，上报姚国桢，同时也转送到姚依林手里。

1938年初，抗日暴动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需要召开一次共产党、国民党的联席会议，共产党方面由马辉之出面，国民党方面由王若僖出面，正式商定联合发动游击战争。王若僖还同意组织一个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李楚离、朱其文、李运昌、王若僖、刘绍襄、洪麟阁、高志远等都参加办事处，集中力量正式搞武装斗争。会后，马辉之离开河北省委去延安汇报，省委工作就由姚依林主持了。为了早日同延安接通电讯，姚依林又设法搞电台。

同年4月，王士光经组织介绍到天津找到姚依林。王是清华大学学无线电的，姚分配他管电台。王带来一部自己装配的电台。姚给他安排了房子，找到圣功女中学生王新给他当助手，扮成假夫妻，还找了冀南一位老太太扮成妈妈，当作机关。姚给电台定呼号，编密码。不久，接通了延安电台。

5月，姚依林接到延安电报，得知中共中央确定：冀东暴动要有八路军接应，中央已派宋时轮、邓华率部赴冀东。冀东暴动时间，要待八路军到达后再定，要马辉之、姚依林全部转移到冀热察根据地，成立冀热察分局，负责领导地方党的工作；成立城市点线工作委员会，地点即北平、天津、唐山，线即北宁路从北平到山海关这一段。

姚依林接到中共中央电报指示后，召开了一次“武卫会”军事会议，及时地将有关冀东暴动的要求贯彻下去。会议由王若僖出面主持，确定冀东暴动的武装力量为“冀东抗日联军”，暴动时间在八路军部队到达平西、冀东之后，派张致祥持王若僖信去武汉找朱家骅，请国民政府给冀东抗联下达委任书，提供经费。会后，通知李楚离、董毓华、朱其文奔赴冀东，分散下去，掌握部队，华北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的中心地已转移到冀东。

6月下旬，董毓华与李运昌、高志远、洪麟阁等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以高志远为总司令，董毓华为政治委员，李运昌、洪麟阁为副总司令。冀东暴动是7月上旬发动的，历时两年，参加者达20万人。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基本群众知识分子外，还有反日的地主、商人、资本家、民团头目、乡保长、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在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的配合下，暴动部队连克昌黎、滦县、乐亭、宝坻、蓟县、平谷、玉田、迁安、卢龙等县城，拥有150余万人口，暴动部队发展到39个总队、10万余人。

马辉之在冀东暴动后从延安回到天津。他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随后去了冀东。马在行前交代姚依林去见一次王若僖，把葛琛介绍给王。姚依林原是以许志庸的名字出现的，第一次以姚克广的面目登门拜访他，王感到十分惊讶。姚依林告诉王说，马辉之已离开天津，他和马辉之是同事，马托他代为向他辞行。又说，他明日也将离津，以后会有另一位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去看他。王吃惊地连连问道：“我还不清楚你是……”姚依林支吾地回答： “我们还是亲戚嘛!”临行，王送姚到大门口，对他儿子自言自语地说：“克广是共产党我是知道的，他在共产党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不清楚，真不清楚，没有想到。”

9月，葛琛到达天津，姚依林将省委工作交代给葛。他写信通知张淑贞到天津，将她的党组织关系转给葛琛。在英租界的小花园里，姚依林同张淑贞见面，明确了两人的关系，表达了相互间的情谊，暂时分开。回到家里，姚依林把同张淑贞的相爱关系和他马上离开天津到冀东的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静静地听着儿子的叙述，不时用欣慰的眼光看着儿子，惊喜的心情不时从她面部反映出来。她插话问儿子，张淑贞这位姑娘多大了，爱好什么，和母亲能合得来吗？儿子一边回答她急需知道的事情，一边重点说明他在共产党内的工作，去冀东的原因，预计会遇到的困难，以及抗日事业的深远意义等。母亲说，这一切我都同意，你21岁了，长大了。又有个远大理想，有出息了，没有辜负妈妈含辛茹苦对你的照顾和抚养。你这一走，妈妈何时能见到你，生活上有谁照顾你？妈放心不下，实在舍不得你走。但我也清楚，你的前途，你的事业，都在共产党内，我不能耽误。姚依林叮嘱妈妈，如在天津生活上有困难，可去上海找父亲的堂妹九姑。母亲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放心走吧。

第二天，姚依林由天津启程赴冀东，姚醒斋送他到车站。朱欣陶到唐山车站等候，接他一起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招待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送他一张敌我形势地图。饭后我方交通员傅西河接他去赵各庄，在开滦煤矿住了一宿。次日晨出发，晚上抵达邓华司令部时，正值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司令部里热气腾腾，许多同志聚在一起，其中也有姚认识的人在座，他们要姚坐下来吃月饼。姚说：刚吃过饭，不饿。有人说，你刚从城里出来，肚子塞满了酒肉，哪有胃口吃月饼!大家呵呵笑起来。从这时起，姚依林进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四

9月底，八路军邓华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如实在不能坚持，可退回平西。”邓华率部出发，离开冀东向平西根据地转移，姚依林跟随大部队行动。部队给他配备一匹马、一名勤务兵。他们走的路线是经河北遵化、蓟县，翻越燕山山脉到热河兴隆县，沿长城内行，过潮河、白河，经昌平进入平西山地。他们白天隐蔽，傍晚行动到深夜12点休息、找饭吃。在冀东界内一进村，老百姓就提供粮食，有饭吃；一进入热河（“满洲国”境内），敌人搞连坐，老百姓坚壁清野，经常找不到饭吃，只得饿到次日上山采野果充饥。一次，部队刚过热河，到了顺义境界，姚依林很高兴，把口袋里的3元津贴拿出来，先买了块肥皂，洗了个澡，把衬衣衬裤脱下来洗净晾起来，又去老百姓家买了两只鸡，两个白梨，让勤务兵小李宰了鸡炖好。姚同李钟奇同住一屋，找李钟奇来吃鸡，李睡的醒不过来，好不容易把他叫醒，叫他吃鸡，他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明早吃吧!又睡着了。次日凌晨3时许，枪声大作，姚依林急忙爬起，捅醒李钟奇，招呼小李匆忙出门顺村后小路跑出去，忘记牵马，衬衣衬裤全丢了，当然也顾不上吃鸡。经过一阵对抗，肚子又饿了，他们又想起了炖得香喷喷的鸡来，把快到了口边的美味佳肴白白地丢了。

一次部队急行军，通过康庄段的平绥铁路，姚依林正好拉肚子，急忙走到距行军队伍十几米的土堆后面泻肚子，刚刚脱掉裤子蹲下来，机关枪声啪啪响起来，他顾不上这些，拉肚子要紧，等拉完系好裤子，部队找不到了。夜幕降临了，但枪声仍然断断续续，他想：队伍不见了，索性找个草窝睡它一觉。睡醒后，听不见枪声了。他朝北方向追赶队伍，走到中午，才赶上了部队，找到了小李。小李正牵着马，东张西望，急着找姚。他们随部队急行军到晚8时，没吃饭，没喝水，疲倦已极。直到12时，才走进一个村里，房屋很少，四五十人睡一间屋里，大家背靠背，头枕脚，挤睡在一起。

11月中旬，部队到达宛平县大村斋堂，这是平西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了。

1939年1月，马辉之去阜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开会，平西冀热察区党委只剩下姚依林了。3月，马辉之回平西后，传达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函件，调姚依林去晋察冀分局当秘书长，同时从延安调张明远来接替姚的工作。张明远直到6月才到达冀热察区，姚依林才向张交代了工作。7月7日，姚骑马去阜平。一路上阴雨绵绵，山洪暴发，大河涨水，小河也涨水，河水湍急，水里冲滚着石头，打伤砸坏行人的脚和腿，姚依林的腿也被石头砸伤多处，感染上病毒。22日，姚依林到达晋察冀分局所在地易家庄休息了几天，熟悉了一下周围环境，开始感到身体不舒适，四肢无力，经诊断，他患了伤寒症，高烧不退，肠黏膜出血，每天流血不止。当时分局机关有个医务科，医疗条件差、无药，医生不敢让姚依林吃东西，怕肠穿孔，只让吃两枚鸡蛋清，用温水冲服，一个多月又烧又拉，身体垮了下来。忽然，一天奇迹出现，他屙出大半盆污血，烧退了，腿上几十处烂疮疤全好了。

11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分局机关和部队分成几部分分头转移，和敌人绕大圈子。姚依林身体弱，骑不了马，被老百姓用担架抬着，四人抬一天，第二天再找老百姓换着抬。同姚依林一起行动的一位秘书，一位警卫员，四位抬夫，加上他自己共七人。一天，这支小分队出发到了吴王口村，他们七人掉队了。不巧，在村口被日伪军发现，敌人便在两里地外的地方朝他们放枪，四位老百姓无战争经验，吓慌了，把担架撂下跑了。姚的秘书和警卫员急忙抬起担架往山沟小道急速前进。刚走出不远，遇上没有武装的党校学生队，他们自告奋勇跑来抬姚依林。但他们不会抬担架，北岳恒山山高路窄，由四人抬改成二人抬，加上天色黑暗，天寒地冻，两次把姚依林摔到山沟里去了。幸好山沟里有水，已结成冰，他们又再次把姚救了上来。这样，在山沟里，饮食条件差，姚依林的身体恢复得很慢，直到这年年底，才能扶着木棍行走。又过了半年，到1940年夏天，姚的身体才基本恢复，行走自如。

1940年，晋察冀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军区下属13个军分区，全部人员下去动员农民交租交息，第一件事是说服地主减租减息。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做好了，协调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有利于全面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二件事是晋察冀部队和晋冀鲁豫部队在八路军彭副总司令员的指挥下，集中100 多个团的兵力，主动出击，破坏敌人铁路干线，消灭平汉、正太等线的敌人据点，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士气。这两件大事进行时，秘书长工作把姚依林拴在机关里，日常事务异常繁忙，学文件，参加会议，起草报告。他感叹道： “秘书长，什么也要了解，什么也不能亲自去干，只能从报告文件中了解情况，无亲自实践，理解不深。这是秘书长工作的大遗憾。”他羡慕黄敬说：“黄敬当年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有机会直接去搞减租减息，对运动的研究比较深入，干得也出色。” [1]

百团大战后，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1941年秋，日本立即派冈村宁茨来华北，指挥日军主力7万人对晋察冀北岳地区进行了最残酷的大扫荡，他们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和“马蹄形堡垒战”等战术，分进合击，以重兵向中心区进逼，妄图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聂荣臻指挥部队转移，掩护晋察冀分局、太岳区党委机关转移；姚依林带领分局警卫人员、勤杂人员、文秘人员一起行动，多次突围都跑不出去，被围困在乌王口西北的一个山沟里。敌人通过无线电探测发现了他们，派飞机连续轰炸，情况非常紧急。晋察冀分局机关人员，多数是年轻人，无战斗经验，飞机一轰炸就到处乱跑。

姚依林将有战斗经验和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组成一个小组，要求他们相互照顾，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一有敌情，他便出来居中指挥。为防止暴露目标，不让生火，只能吃生棒子，致使许多人拉稀。姚依林也未能幸免，他安慰大家，少吃一点，咬细一点，不然会感染细菌生病，要大家不要害怕。聂荣臻命令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同党中央也断了联系。党中央电告冀中找吕正操、晋绥找贺龙，要求他们打听晋察冀分局机关、人马的下落。吕、贺派部队搜索，也未找到。在这个小山沟里，他们坚持了7天7夜。后来在聂荣臻指挥下，在群众帮助下，经过三次突围，终于找到一条敌我双方兵力相距20 里的地带突围出去了。

1941年底，姚依林的未婚妻周彬（当时任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离开北平，经过天津地下党的护送，于阴历12月到达晋察冀机关。1942年初，适值农历30日晚，姚依林和周彬在韩丁村结婚。洞房里放上一张木板床，搭在拆了炕的墙边，墙上挂着一张晋察冀军用地图，屋内放有一张红漆桌子，四条板凳，床上放的一条总务科送来的黑布面、白布里的棉被，一块草绿军用布的床单。吃了年饭后，分局战友闹了一阵洞房，周彬给闹新房的唱了《玉堂春》、《贵妃醉酒》、《苏三起解》等几段京戏。

1942年5月，日寇在冀中平原又发动了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牲畜、粮食被抢劫一空，群众遭惨杀的不计其数，这一年边区又遇上大旱灾，分局机关工作人员餐餐是黑豆面、棒子面窝头，这还吃不饱，还得挖野菜充饥。而当地老百姓把榆树叶、榆树皮、槐树叶都吃光了，晋察冀边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姚依林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常常想起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那几句沁人肺腑的话：“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深切认识到“疲敝的真正含意。

为了解决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晋察冀分局指示：一面抓紧反“扫荡”斗争，一面大力动员干部战士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开地种菜，搞工业品生产。姚依林根据这一精神，安排分局机关生产，种一部分粮食，种一部分蔬菜。他在大学学过化学，指导成立一个工业生产小组，买回颜料、桃胶，用开水沏化和匀，待沉淀后即成墨水。用羊油、牛油和碱一起用火熬，脂肪碱化便成肥皂。他还指导工业小组制造土炸药，用当地产的硫磺、硝，用山核桃皮烧成活性炭，不待烧透，便把三者放在一起混合碾成黑色炸药。墨水、肥皂，卖给其他机关，黑色炸药作开矿用。他开了一块荒地，浇肥种菜，也取得了一些收成。

1943年9月，日军“扫荡”冀西山区。他们总结了前两次“扫荡”的教训，采用小股、小部队活动，以突袭代替合围。我方谨防突袭，敌来就迅速跳出扫荡圈。12月的一天，日军进入燕山地区，部队、分局机关得知后，就分头进入没有日本兵的繁峙、广灵、河川一线。

姚依林率领二十多人的手枪队去河川地带，住进一户地主家，吃了一顿荞麦面，休息了一夜。次日晨，直奔五台山。他们从后山登上五台山主峰，住进方丈卧室。用随身带来的电台，在庙内可与各部队联系，了解反“扫荡” 情况，也可听国内外新闻。他们最关心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一战场战况和法国战争形势，并将收到的新闻呈报晋察冀分局军政领导。

姚依林率部在五台山驻扎一个多月，加强了警戒，封锁了消息，派出侦察人员侦察敌情，还利用空余时间调查了寺庙的封建剥削关系。五台山庙产土地可延伸出去50公里地。寺庙方丈就是最大的地主，和尚收租，附近农民都是寺庙的佃户，每年收成四成归佃，六成归庙。五台山上有2000多个和尚，生活费主要靠收租，其次是香火收入和信徒供奉。寺庙方丈很威严，佃户对和尚异常敬畏。和尚与佃户的关系是租佃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当地流传着 “和尚进门狗不咬，大姑娘生孩子妈不恼”的歌谣。

五台山是天然生成的五座平顶的高耸山峰，雄伟壮观，闻名遐迩，慕名到五台山朝香拜佛的，长年络绎不断。姚依林亲眼看到远道而来的信徒，从山口下跪，一步一磕头，直拜到大庙佛殿前。这些人多数住在台怀镇，镇上流氓和庙里和尚相互勾结，探听香客带来的钱财，采用各种欺骗手法，使香客倾囊荡产，所谓“开花献佛”就是其中欺骗手段之一。“开花需心诚”。“心诚”即是将所带全部钱财都布施给寺庙。有人带来1000块大洋，放下500元，花朵只开一条缝，1000元全部布施进去，地下操纵者打开机关，木雕莲花才全部开放。他们采用这种办法不知欺骗了多少愚昧信徒。

1943年11月，日军撤退，姚依林等离开五台山，返回阜平，住进史家寨。

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基本无战事。晋察冀分局作出了《关于加强整风运动的决定》，抓紧时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进一步巩固党，以便在扩大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迎接大反攻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姚依林参加了分局各种会议，整理会议记录，听取汇报，遵照分局领导意图代分局起草大量文件。

五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反攻阶段开始。” 15日，日本宣布投降，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听到这一消息后，打起火把彻夜欢呼游行。8月23日，我军攻占张家口。党中央决定晋察冀分局迁张家口，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姚依林仍任秘书长，他奉命先一步去张家口转涞源。聂荣臻司令员乘延安到重庆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涞源机场，同机还有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校长的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姚依林到涞源接聂荣臻，然后陪同坐大卡车到下花园，转乘火车到张家口。

张家口是从陕甘宁去东北的枢纽。为了同国民党争东北，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从延安出发进入晋西北，经张家口到东北。这项干部大转运工作，中央交给了姚依林全面负责。从延安派遣出来的干部，一家一头牲口驮着东西，长途跋涉，走个把月才能够到达张家口。然后由张家口乘火车，转东北。那时缺煤，靠烧木柴作动力，车走得很慢。罗瑞卿目睹此景，很有感慨地说： “坐火车令人发火，坐汽车叫人生气。”因运输条件落后，转运工作进展缓慢，拖的时间很长，从1945年11月12日开始到1946年4月才基本结束这项工作。

从延安来的干部，需要在张家口休息几天，恢复一下体力，做些准备工作。期间，要招待他们洗澡、吃饭、看戏、听年轻歌唱演员郭兰英演唱的陕北民歌，然后发给每人一些零用钱、日本罐头；结合形势发展情况，做形势报告；还要了解干部要求和各地需要的干部数量，分配他们的工作。迎来一批，送走一批。姚依林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很愉快，因为这是组织干部去前方夺取胜利果实的大进军。

1946年6月，姚依林调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职务，到边区政府担任工商处副处长，处长由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兼任。原来晋察冀中央局的办公费，干部穿衣用钱，都是军队供给，考虑到一旦国内和平实现，党、政、军经费要分开，党政机构所需经费便没有着落，成立工商处的目的是为了筹措党政机构所需的费用。但到任不久，国民党军队便对张家口发起进攻，筹措党政经费转为准备战争。他们迅速地把机器、工人、技术人员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去搞武器生产供应前方。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边区工业局，任命姚依林为局长，专门负责军用工业的生产，同时任命江泽民（汽车工业工程师）、刘鼎（机械工业工程师）、刘再生（纺织工业工程师）为副局长。

7月，姚依林坐吉普车到大山里查找工业局及附属厂迁移地点。一大早出发，下午4点抵唐县，住一宿，次日骑马进山。经过查看，决定将工业局及其附属厂迁到阜平东北六台峪地区的大山里。10月2日返回张家口后，将工业局搬迁决定呈报中央局，开始做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搬迁动员工作。机器装箱，装箱的车床600多台，还有发电设备，柴油机动力机械及皮带、工具等，连续装了三天，组织动员来1万多辆牛车，随迁的工人和家属2000多人，直到10日，机器设备才全部运走，随迁人员走完。姚依林、刘鼎、江泽民、刘再生在敌军进占张家口的前两小时才撤离张家口。

姚依林住在西庄，工厂厂房围绕西庄周围，制造的武器弹药有炸药、手榴弹、82厘米的追击炮，还有手枪、步枪、地雷。他们还试制出一种“辣椒手榴弹”，用医院的氧气筒制造大追击炮弹，150型迫击炮，炮弹重80斤，射程200米，杀伤力大，清风店战役就是用了新发明的“氧气筒炮弹”。他们在山上安了一二百盘炉子，专门打制大炮炮弹头。用手工打铁，一盘炉子每天打一枚大炮弹头。山炮、野炮炮弹，全是用这种办法制造出来的。

姚依林负责工业局全面工作，重点是组织技术人员改进生产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武器弹药。他还随运输车去冀中军区司令部，了解武器使用和需要情况。回来后，召开会议，讨论解决生产武器必需的钢材，组织力量去100 多华里地外平汉铁路线拆运钢轨。他还派人到天津购买发动机用的汽油、硝酸铵，动员战士到前线捡回炮弹壳，拆敌人扔下的哑弹，挖出TNT炸药，制造大炮弹。

1947年9月，中央局调姚依林任晋察冀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黄敬，他实际不管财经处。财经办事处设在阜平石猴村，姚依林家也迁到石猴村。

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中央局、边区政府迁到平山县城，财经办由石猴村迁到平山县城附近的王子村。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早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统一起来，在石家庄解放后的第三天，15日，姚依林奉命到石家庄安排两区财经办开会地址，同时为晋冀鲁豫财办安排了办公地。

1948年上半年，又在邯郸主持召开了两区联合的华北财经会议，他们联合组织了两区的物资交流，统一对国民党地区的贸易、对外价格，成立了“永安公司”，包揽对国统区的业务，公司下设商店、旅店、饭馆，商人、小贩纷至沓来。他们买通了国民党把守关卡的地方团队，往返十分便利，生意兴旺，解决了解放区所缺的物资需求。

同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当选为主席，同时成立两区财经统一后的工商部，姚依林任部长，林海云任副部长，办公地点迁到石家庄近郊南铜冶。工商部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纠“左”。会议由姚依林主持，华北地区包括山东部分工商界领导都到会，会议传达了杨家沟会议中央有关领导关于纠“左”的指示，和5月董必武主持的华北地区金融贸易领导干部会议纠 “左”的要求。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最后作出决议，禁止挖地主浮财；对地主兼工商业者，只没收土地，不没收工商业；已没收的地主工商业应予以发还；对私营工商业要保护。这次会议后，土改中“左”的错误（1947年7月，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华北局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挖地主浮财，没收工商业，体罚、打骂、侮辱人格的过“左”行为），逐渐得到纠正。

会后，姚依林回到石家庄。薄一波带着姚依林到中央领导人住的大院，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使他终身难忘的是，他想起了抗战中母亲孤身在重庆，周恩来得知后，派人四处寻找，找到后，周还请姚的母亲到家中吃过一顿饭。周的这种热情、诚恳、细致、周到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临走时，遇到李克农，他大声招呼姚依林说：“我要去安徽当省主席，你是搞财经的，搞得不错，去给我当财政厅长吧!”

六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不几天，姚依林带着工商部两辆卡车工作人员，经华北大平原，由河间、保定到达天津。姚依林同刚刚任命为天津市市长的黄敬住在日租界的一座楼里。在津期间，姚布置接收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盘踞的天津海关；没收了国民党中央在天津的信托局；一般商店均照常营业。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姚依林留下工商部的几位干部在天津搞贸易，他带着其余人员乘火车到达北平，住进北平御河桥国民党信托大楼，开始办公。姚安排接收了北平海关、东交民巷一带外国商行办事机构。

在北平期间，姚依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胆处理了与商业有关的几项外事工作：美国共产党代表尼尔逊抵平，谈美共将成立两个公司并在中国成立分公司，今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将由他办理。姚依林奉命接待尼尔逊，表示可以同美共做生意，但不同意由美共垄断中美贸易。苏联代表持斯大林信到达北平，要求中国提供3万吨谷种，经周恩来同意，并指示姚依林与苏联代表起草合同书，上面写了诸如一粒米的重量，不能有这虫那虫等附加条件。姚依林回答：这些是农学家的事，我不懂，不能签字，“但我们一定动员老百姓把最好的谷种给你们”。那位苏联代表回去后，陆续收到我们发出的3 万吨谷种，不久来到北平，拿出合同请姚签字。北平解放后，对开滦矿务局实行军管，停止了矿产局和英国的联系，英国人进行报复，切断了香港和平津的联系。停止了香港中英贸易、轮船来往。中方希望恢复。有位同英国有联系的商人，从中斡旋，找姚依林商量中英互相让步的条件，姚认为可以，请示周恩来同意，使交涉成功。

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这是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的基础上组建的。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原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改为商业处，属中财委领导，由姚负责。商业处下设中国粮食公司、中国花纱布公司、中国煤炭、建筑器材公司，还接管中国茶叶、中国蚕丝、中国药材、中国土产等公司。后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百货、中国油脂、中国石油等公司。这些公司牌子挂起来了，但缺乏专业人员，工作无法开展，姚依林提出采用招考、推荐、举办短期训练班的办法，选用、培养专业人员。他以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名义，开办了各种短期培训班，轮流招生，不到一年，各公司需要的专业人员相应地得到解决。

9月30日，中央任命姚依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在叶季壮部长来到之前，由他主持贸易部工作。当时国民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那时市场主要操纵在资本家手中，不法资本家一方面向银行贷款，一方面抢购物资，囤积居奇，致使物价全面上涨，老百姓生活水平极低，连盐、粮、布、煤等基本生活资料都得不到保障，至于猪肉、糖等更是吃不上了。

为了保障老百姓的最低生活水平，打击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行为，围绕物价问题，同资产阶级不法行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贸易部、银行、财政部三方面协同作战，总指挥是中财委，姚依林领导的贸易部是这个经济战役的前线指挥。为了做到知己知彼，贸易部摸清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手中掌握了多少物资，有多大力量；再估算市场上商人囤积了多少物资，然后将国家物资通过批发市场、交易所，挂出牌价，大量抛出。以粮食为例，今天牌价100斤为2元，明天100斤1元9角，后天1元8角。物价上涨时商人囤积，物价下跌时商人不敢多进，怕赔钱。物价不变时，商人要卖出，求快脱手，怕白付利息，吃亏。

中共中央召开了垂直会议，布置了作战任务。贸易部架起了长途电话，统一指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大连几大城市，每晚有电话汇报：市场粮食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资本家吃进吐出情况。姚依林带领部内各部门负责人每晚坐在电话旁边，听取汇报，及时作出决定，并通知各大城市次日粮价多少，抛售多少，购入多少，挂牌示众。有的省物资不足，他便当即决定向其他省市调拨。在姚依林指挥下，贸易部上上下下夜以继日地忙了几个月。终于使资本家不得不将囤积的货物大量吐出，物价随之迅速下降，趋于稳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组织志愿军出兵朝鲜。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需要的工业原料，如石油、钢铁和化工原料，原来大量从美国进口，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中国外贸70％要转向苏联和东欧。中国出口的粮食、土特产，如桐油、猪鬃等，美国封锁后，卖不出去，国库收入减少。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大力开展国内城乡物资交流。1951年姚依林多次主持大规模物资交流大会和土特产交流大会，沟通有无，活跃经济，繁荣市场，促进生产的发展，私营企业也随之得到发展。当时工业生产状况，轻工业多属私人企业，国家力量多用于经营粮、棉、油、煤。物资交流，虽由国家组织，但产品来源却很多是依靠资本家和商贩，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食品、罐头、医药品、纺织品，也多依靠资本家工厂生产。这时，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资本家赚了很多钱，不法资本家就用金钱、美女腐蚀革命干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必须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31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十天后向中央作出报告。姚依林是政务院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参加了大会，并负责领导运动。会后，“打老虎”指标下来了，规定贪污100元以上是小老虎，1000元以上是中老虎，1万元以上是“大老虎”。姚依林在贸易部领导讨论会上发言，认为开展“三反”斗争很重要，但对贸易部的打虎指标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不相信贸易部有贪污1万元的大老虎，小老虎可能不会少。他的看法反映到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第二天，中节委会总党委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姚依林说：“你多抓业务吧!不要管打老虎了!”姚依林一口答应：“好嘛!”他心里明白，大概是认为他发言“右”倾了。于是，他去找叶季壮研究，“打老虎”的事转交给新调来的副部长雷任民负责。

“三反”运动中，发现不少有贪污的人同资本家的贿赂有关系，揭露出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的 “五毒”行为。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在城市中限期

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随后，在各大中城市，开展了“五反”斗争。姚依林虽不直接抓“三反”、“五反”斗争，但他很关心这场斗争。他认真阅读党内有关文件，了解对运动的反映和社会的影响。他后来说：“三反”、“五反”，斗争还是必要的，只是方法上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上，而是建立在搞逼、供、信上，当时没有贪污而打成贪污的极少，但“小老虎”被打成了“大老虎”较多。这种事没有凭证可是不行的 [1] 。

1952年8月，贸易部改组为商业部。曾山任部长，姚依林仍任副部长。

七

1953年初，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两件有紧密联系但又完全不同的大事：一是执行新税制 [2] 。推行半年，“致使二千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营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赋相应增加” [3] 。中共山东分局、北京市委、各大区、各省市财委向中央写信，强烈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三反”、“五反” 的影响，生产停滞，市场萧条，工业生产下降，大量原料卖不出去，小资本家的工厂纷纷倒闭，国家抽不出资金搞基本建设。中财委提出：商业资金过多，要求商业部压缩库存，紧缩资金，支持国家基本建设，即采取所谓“泻肚子”政策。姚依林对此颇有意见，提出：商业大量抛售物资，势必引起物价下跌，商品卖不出去；“泻肚子”后，商业部门无力购买工业品、农产品，恐将影响工农业生产 [4] 。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只是就事论事。未从基建、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未从金融、货币、商品的周转规律进行分析，未引起中财委领导的重视。商业部仍执行新税制和“泻肚子”政策。

当时，中财委主任陈云，因病离京休养，由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主持中财委工作。这两项政策执行结果，一方面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增加税收负担，批发商营业税也转嫁到工厂缴纳，减轻了资本家的纳税负担；另一方面国家商业大量向外抛售货物，资本家趁机买进，转手高价出售，全国物价上涨。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此事，1953年1月15日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提出严厉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此事详情“条举告他” [1] 。2 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于6月13日到8月13日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的前四周（6月13日到7月11日），按六个大区分组讨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等问题。会上，高岗作编制“一五”计划的报告，李富春作在苏谈判“一五”计划问题的报告。7月13日到8月13 日，会议转向薄一波作检讨和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 [2]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免去薄一波的财政部长职务，留任中财委副主任，财政部吴波、商业部曾山和姚依林也受了批评。

全国财经会议后，1953年9月，姚依林主持召开了商业部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并作了报告。他传达了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分析了1953年上半年财经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错误，检查了年初召开的全国厅局长会议“结论”的错误，着重强调贯彻商业政策问题。他说：“正确的商业政策是：巩固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国营商业，站稳对市场的领导地位，有计划地扩大国营批发阵地，逐步排除大批发商，首先排除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批发商，限制中等批发商，维持小批发商，尤其是维持向国营批发商品和经营土产的批发商。” [3] 他还说：中央要求在十天内把夏季财经会议精神传达到各系统各级负责干部，半个月上报一次执行情况。商业系统照此办理，他负责听取汇报，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会上，与会人员对如何执行商业政策问题，结合商业系统发生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有人说，姚副部长讲的“排除”、“限制”、“维持”这六个字很有分寸，掌握应该准确；有人说，从1952年“三反”、“五反”到1953年国营商业“泻肚子”被资本家钻了空子，深受资本家干扰、破坏之苦，真想不到战斗者竞也会搞到自己头上，“被资产阶级的糖弹打中了”。他们表现出的思想情绪是非把资产阶级搞掉不可。 [1]

会后，商业系统在深入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坚决贯彻执行全国财经会议和商业部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精神，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密切合作，扩大了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包销范围。到年底，国家对全国10 人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价值，占到了该类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0％。同年10月起，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及棉纱、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其他重要的农副产品也加强了收购工作。在批发环节上，到1953年底，国营所占比重已达到66％；零售贸易、国营与合作社商业所占比重，已由年初的32％上升到 42％。这样，国家基本上掌握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货源，保证了市场的稳定。

1954年春节过后，市场商品流通量开始了季节性的下降，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及若干中小城市，私商的困难已十分明显，转业就业问题已十分突出；不少地区，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来不及经营的次要商品方面，城乡交流出现了一些阻滞现象。为此，姚依林于1954年4月14日，起草了《中商部关于目前市场情况向中财委的报告》，指出：“从去年11月起到今年2 月底，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前进步骤快了一些。”认为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与零售比重两方面，今年上半年应就地踏步，到下半年旺季来临前，看情况再决定前进的步骤，并提出了暂缓发展的六条措施。中财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市委财委，使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在发展中出现一时紧张困难的局面缓解下来。

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规定对私营批发商采取“留、转、包”的方针。即分别情况，予以保留，在原行业代理国营批发业务；辅导转业，代理国营商业从事新的批发业务；撤销商号，对私方人员及职工包下来，经过培训，由国营商业录用。对私营零售商则采取代销、经销的形式。代销是把全部销货款交给国营商业，代销人员只从国营商业领取一定的手续费。经销则是经销人员用现款从国营商业进货，从批发与零售的差价中，获取商业利润。在7月中下旬商业部召开的大区商业局长会议上，姚依林依据党中央7月13日的指示精神，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根据上半年情况，下半年对批发商是继续发展，对零售商不分城乡都要在继续踏步的精神下着重改造安排。具体做法是：对私人批发商做到“留”、“转”、“包”。“能留则留”、“能转则转”、“能包则包”。“留”是时间问题；“转”必须看条件，如转不稳，不如不转；“包”是件艰巨的工作，包多少要好好算账。对零售商，应根据4月份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确定的“选择一、二个主要的与一、二个次要的行业，实行全行业改造”。 [1]

此后不久，经国务院五办和商业部批准，对零售商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试点选在北京西单区棉布业和东单区百货业进行。做法是在联营并店的基础上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 10月20日，姚依林代表商业部党组起草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北京市棉布、百货全行业公私合营试点的报告。报告认为，全行业合营是对私营零售商业进行全行业改造的较好组织形式，不但可以统筹安排，而且可以从企业内部对私商进行改造 [2] 。11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肯定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经验，并围绕这个问题讲了六点意见，他还说：“这是实际工作中产生的，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全行业合营同个别企业合营相比，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1955年春，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一部分行业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夏季，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争论。7 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批评了邓子恢坚持正确的稳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是一条“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确定邓子恢的“错误”为“右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度发展的猛烈浪潮，仅几个月工夫，农业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私营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到1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99％，私营商业8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轨道。

姚依林是商业战线公私合营的前线指挥员。后来，他认真地总结说：社会主义不允许大私人资本、大商人存在。但是，“一个拳头打下去”，也带来一些恶果。私营商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的经营方法完全没有加以利用。“一切都变得太简单化了。”“东来顺的涮羊肉特有风味，因为他们经营方法不同，派人直接去内蒙古挑选羊，有特设的羊圈，专人喂羊赶羊，羊肉贵，质量高，吃得人多。经营方式一改变，一切归属肉食品公司批发部去管理，这就把好羊、孬羊、西藏羊、青海羊都混起来卖，东来顺和西来顺一样，不保留特色了。”他还说：统购包销，加工订货，最大的毛病是取消了工厂中的竞争，工厂完成了生产多少棉布的任务，然后卖给国家，一米一尺多少钱，把货上交商业部就完事。工厂不自负盈亏，不搞经营管理，不了解市场需要，货物好销与否与工厂无关。产品式样陈旧，不受欢迎，你爱买就买，不买拉倒 [1] 。

姚依林当时有些想法和发言，不合潮流。如对照相业的看法，他认为可以有三种标准：所谓“健康”的照相，提倡；所谓“不健康”的照相，反对；还有属于不是“健康”的，也不是“不健康”的，应允许存在。又如，供祭祀用的纸钱出口问题，东南亚华侨及欧美唐人街盛赞故乡的纸钱好，每逢佳节时对祖先、对去世的亲人祭奠，都以能烧上故乡的锡箔为慰。锡箔大宗出口，可挣回美金上千万元，外汇收入仅次于烟花。1956年以宣传反迷信为由，停止出口锡箔。他认为：迷信是落后的，对国外华侨或一些外籍华人来说，烧纸钱是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喜欢购买中国锡箔，更反映了浓厚的故乡情。再说，你不卖，别人会去卖，你能干涉华侨的迷信吗 [2] 。

八

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总路线宣传提纲解释，过渡时期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左右。实际上从1953年起到1956年，只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本来还需12年才能完成的任务。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革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3] 。公私合营后带来了许多有待解决的政治思想和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主持商业工作的姚依林，遵照党中央指示，不断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了一些解决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出现的实际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1956年1月25日，姚依林遵照陈云的指示，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电报 [1] ，电报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起来后，“在企业的经济改组上，在私营工商业从业人员的思想改造上，在对私营工商业清产核资和定息上……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有步骤地细致地去做”，需在运动后期补课。目前，要求各地注意并贯彻执行以下各点：

——在运动高潮中，应当把一切准备实行公私合营企业原有的制度，包括进货办法、销货办法、规程、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制度等，暂时保留下来，不要轻易加以改变，所改的只是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招牌。把原有的私营企业的招牌换成公私合营。

——对小商小贩中的夫妻店，在吸收他们参加公私合营后，在一个时期内，应当保留他们原有的独资经营的形式，由他们继续经销、代销国家的商品。他们原有的向国营企业以外的手工业者和小工厂的进货关系，应责成并帮助他们继续保持；他们原有资金，还可以由他们自己使用，不要急于定息；他们的盈利，还可以由他们自己支配，不要急于由国营公司给他们发计时工资。

——在手工业合作社中，应当注意继续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因而在组织领导上不宜过分集中。凡是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可以维持他们集体生产；不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应当继续长期保留分散的生产形式。

——在城市小商小贩中，有一部分是很分散的肩挑小贩和货郎，卖馄饨、卖稀饭的流动饮食业摊贩，可以对他们采取登记的方式，承认他们将来可以参加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目前，责成他们照旧经营，不必急于去把他们组织起来。

总之，要求各地做到实行公私合营后，商品品种不致减少，商品质量不致下降，尽可能防止和避免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切不必要的损失。

同年3月，姚依林主持召开了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城市私营商业改造中的有关问题。3月26日，姚依林代商业部党组起草了《关于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 。“报告”首先分析了小商小贩的特点是便利居民的购买、交换。他们营业时间长，同附近居民的生活习惯相适应，经营的多是居民日常需要的零星商品，如油、盐、酱、醋、烟、酒、火柴、肥皂、水果、针线、食品、糕点等，还收购旧货、废品，有时还连销带购，以物易物，他们的服务态度好，对熟悉的主户还允许赊销。这是大商店所不能做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报告”分析了小商小贩的经济地位，指出他们大部分是由旧中国失业的工人、店员，生活困难的农民，破产的资本家，小业主、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也有小部分是城市工人或贫民，家庭中因收入不能维持生活，靠商业为辅助收入的。他们本小利薄，辛勤经营，借以维持生活。他们是个体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商品流动中的劳动，一般不生产价值（也有个别人带有一些简单的加工劳动），他们在从事商业劳动中，深受资产阶级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思想影响，同时，要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报告”还对小商小贩提出三种合作形式：合作小组。由国营商店、供销社或公私合营商店领导。指定一个商店作为合作小组的批发店，帮他采购商品。在资金困难时，帮助他们向银行办理贷款。代他们交税纳税，并帮他们统一商品的出售价格。合作商店。由小商小贩资金较多、规模较大的部分，在自愿的基础上，几户或者几十户组织起来，统一核算，成为自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它是个体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合作商店的全部盈余，应按劳付酬的原则，采取死分活值或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支付工资，然后按比例提供公益金和分红，余下部分作为公积金，用以弥补亏损，增购设备或修理之用。参加定息的公私合营商店，对在城市中有些资本主义商业和有些小商小贩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居民经常需要的，可让他们参加定股定息的公私合营商店。他们的流动资金，采取定息；对他们的固定资产可划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可作价入股。

4月初，姚依林主持召开全国商业系统城市服务性行业汇报会议，着重讨论了旅店、理发、洗染、照相、浴池等五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4月 24日，姚依林就《关于城市服务性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几个问题》，代商业部党组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 [1] 。“报告”指出：城市服务性行业“不创造社会产品，也不出卖商品”，它是“通过服务性劳动，取得服务费的收入”。服务性行业在性质上与工商业、饮食业性质不同，但在经营方式上却与工商业、饮食业一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店铺、小业主店铺和个体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店铺中，存在雇佣剥削。因此，各地也须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报告”对旅店业、理发业、洗染业、照相业、浴池业等五个行业的现状、特点进行了分析，对改造形式、内容、步骤提出了具体意见。“报告”要求主管服务性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部门，明确“规定经过改造的企业，必须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保持服务行业中为人民欢迎的原有的优良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保持原有的服务质量”，“采取一种正确的经营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技术，有利于发挥一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九

195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行各业开展起来。商业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 的局面。第一，积极支持工业“大跃进”。商业部党组早在1月28日，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工业“大跃进”的措施：要求各地放手收购工业品。提出：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什么时候生产出来什么时候收购。不要怕暂时卖不出去，或由于价高卖不出去。有些产品今年卖不出去，明年卖不出去，后年可能卖出去。有些物品价高卖不出去，用降价或分期付款的办法就有可能卖出去。收购上来的物品就要大卖，促进生产，满足消费。收购数量由各地党委决定。某些较长期不能保管的商品，为了避免浪费，不宜大收。第二，支持农业“大跃进”。全国各商业部门，一方面积极组织生产资料的货源，供应农村需要，同时把商品送到工地、送到农村，节省农民的劳动时间，成为农业战线的供给部。第三，商业部门本身的跃进问题。推广北京市天桥商场的经验：一是少用人多做事；二是搞好服务公约；三是合理调整商业网点，实现从生产到流通“一条龙”的改革。这是零售商店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

姚依林在5月14日代表第一商业部党组起草的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称：现在商业工作正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飞跃的速度，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现在的工作已经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顾虑多端、左右为难了。他提出商业部今后还要继续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财务管理权限。在计划管理权限上，今后只需要有一部分主要商品由商业部来调拨平衡，大部分商品可以采取在一个协作区内用互相协作平衡的办法和组织全国性地区性的省际协作交流会的办法来互通有无。在财务管理权限上，有必要将资金、信贷和利润全部下放到省，以便省能够全面地实现对商业工作的领导，使商业工作能够更加切合各地生产的实际，从而更好地为发展生产服务。他向中央建议，将第一商业部、第二商业部统一组织成一个商业部，以便更进一步加强党对商业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城乡联系和协作交流，通盘考虑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商品的交流。

1958年8月19—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吨—3000万吨。会后，为了在余下4个月时间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追加的钢铁产量，当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几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商业部党组决定，商业部机关干部部分上山，参加大炼钢铁。

姚依林是在北戴河会议后期，被召去参加会议的。政治局负责同志向他了解第二商业部长和一位副部长的问题，商讨处理他们问题的意见。7月中旬到月底，商业部召集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商业工作方针任务。这两人一起，对过去商业工作的成绩、商业工作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提出指责。会上展开了争论，争论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关于商业工作的职能和商业部门的生产观点；关于物价政策；关于商业利润；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关于商品的集中分配和商业机构；关于依靠党委领导和依靠群众等问题。到会多数人严肃地批评了这两人的错误，充分肯定了商业部在党中央和中财委领导下，在稳定物价，支援工农业生产，保护人民生活的物资供应，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功绩，也充分肯定了姚依林在商业部领导岗位上，坚决执行党的商业政策，正确地处理了商业战线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商业部和姚依林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席了会议，批评了这两人的错误，肯定了多数人的意见。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那两位同志第二商业部部长和副部长职务，并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9月10日，李先念、马明方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商业工作方针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李、马在“报告”中指出：这两人“把过去的商业工作说成一切方面都错了，或者错误是主要的，商业工作犯了路线错误。他们这些诽谤，实际上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否认党的社会主义商业政策”。“从他们最近时期的活动和种种表现来看，他们的品质是不好的，特别是——品质是极端恶劣的。他们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别人的工作估计得那么低，把自己的工作估计得那么高。把别人的成绩甚至连中央的正确领导，也一笔写在自己的账上”。“他们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对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诽谤，甚至利用中央批判保守主义倾向的时机，对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恶意地进行攻击” [1] 。

这两人在中共中央“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争论中，听说毛泽东对陈云有些意见。就想利用这个气候，在商贸各部高级干部中和商贸系统厅局长会议上反对姚依林，把姚依林当作“炮架子”，实际是反对周恩来和陈云。陈云当时兼任第一商业部长，分管国务院五办。他们在厅局长会议上发言，攻击陈云，攻击国务院五办，表示对李先念没有信心，散发周恩来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并企图散发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把攻击目标指向中央领导人。他们把风向摸错了，自己打错了算盘，结果彻底孤立了。

1958年底，“大跃进”的恶果已暴露出来。1958年虽然年成好，但没有收上来，有的庄稼烂在地里，丰产没有丰收；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浪费很大，无法坚持下去；大炼钢铁，破坏了林业、矿藏，炼出了一批废铁，浪费了人力物力。商业管理权下放到县，县委统一领导，上边不得过问；商业资金被层层挪用，有的用去搞大炼钢铁；市场萧条，货物奇缺，票子滥发，难以回笼；最为严重的是粮、油、副食品脱销，人心浮动。1959年元月，中共中央财贸部召开七市六省副食品会议，讨论了各城市商业食品供应中存在的问题。 2月23日到3月1日，商业部、农业部在广东清远县召开家禽生产现场会，姚依林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代表两部党组起草了《关于在广东省清远县召开的家禽现场会议的报告》，介绍了清远县发展家禽的经验。报告指出：根据这次会议统计，1957年底全国有家禽7.1亿只，1958年只有5.2亿只，下降了26％。但清远的家禽却飞跃发展，1958年全县饲养了家禽653万只，人均养到10只以上，比1957年增长一倍。全年外调供应出口家禽86万只，超过国家计划15万只，既保证了国家的出口和城市的供应，又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改善了社员的生活，根据清远的经验，他提出采取如下措施以发展全国的家禽：抓紧春孵有利季节，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孵化运动；切实解决养家禽的饲料问题；改进集体经营、管理；加强防疫工作 [1] 。

3月3日，姚依林到达南京，听取了江苏省商业厅关于主要农产品收购情况的汇报以后，向国务院五办作了反映：主要农产品粮、油、棉产量有好转，省委对完成上交任务态度坚决。但黄麻产量下降，采用棉秆皮代替。3月7日，姚依林调查了江苏市场和农村财贸体制情况，向国务院五办作了汇报。他说，日用百货主要是杂货、百货，大小百货缺货。农村财贸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公社财政包干可否放到生产队包干？生产队的等价交换，是否经过供销部门为好？生产大队是否设财贸机构？生产队的积累水平如何确定？对上述问题，省委拟召开万人大会讨论。3月15日，姚依林在杭州用长途电话向国务院五办反映了农村财贸体制和商业工作情况。他说：从江苏到浙江，一路看了四个人民公社，了解到如下情况：粮食情况有所好转，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提高，粮食局势基本稳定，每人每天可吃10两到14两（16两1斤）米，可吃到麦收，蔬菜再有15天即可上市，每人每天可吃到两斤。农村财贸问题很大，财贸体制下放后，公社实际未管，财贸工作仍在自流状态中；商品积压过多，生产资料部分有30％是公社所不需要的。

6月，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召开城市财贸工作重庆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商业部、四川省、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市委财贸部负责人。到会同志对重庆财贸工作经验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讨论。姚依林主持会议并作了会议总结。他说：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一）城市郊区积极发展副食品生产，争取在一年内实现蔬菜、猪肉和鸡鸭的基本自给；（二）组织城市人民经济生活，商业工作者深入到群众中间，发动和组织群众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各项问题，使消费者生活需要尽可能得到满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在城市继续开展红旗运动，奖励先进，把运动深入到基层单位，涌现出更多的英雄模范人物 [1] 。

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姚依林参加了会议。会议前期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后期转向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毛泽东指示散发彭德怀给他的信，让到会的人都发表意见。姚依林这个小组的主持人是陶铸，因主持会议而未表态，姚依林也被迫表态，他说：信本身所谈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只是言词间有些埋怨情绪……这样，才过了关。

1959年秋，北京关于“草荒”的传闻很多，姚依林不明白“草荒”的来由。一天，他带上警卫员、秘书，从天津乘汽车到霸县途中，他让司机停车道旁，自己离开公路走小路入村。他一进村，一眼见到村边路口坐着几个老乡，多为妇女，正在闲聊，姚依林向他们询问：

“同志们怎么坐在这儿，没干活去？”

“吃不饱怎么干活儿。”一个妇女回答。

“这儿一天吃多少粮？”

“也就是半斤吧。”

姚依林去地里走走，见草长得茂盛，却无人锄草。当时家家不开伙，吃食堂大锅饭，又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姚依林这才懂得何以闹了“草荒”。

当天姚依林也去村里公共食堂进餐。公共食堂名义上是“放开肚皮吃饭”，实际上每人都只能吃一个窝窝头，喝一碗米汤。随后，他离开村上路乘汽车去保定，到他曾住过的平山看看，他进山到了小觉村，那里过去出核桃、柿子、大枣，赚钱很多，村民很富足。

“现在东西很贵吗？”姚依林问一位农民。

“不贵，不贵。”

“一个鸡蛋可以逛一趟北京城。”那农民回答。

一个鸡蛋当时卖5元钱，相当去北京城的来回火车票价。

“你这儿还有没有新鲜事儿？”姚依林问。

“有啊，川里姑娘往山里来，这可从来没有过。”

十

1959年下半年，姚依林调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财贸部副部长。1960年财贸部撤销，改任商业部部长，后国务院成立财贸政治部，他兼任主任。除商业外，他同时负责抓银行、外贸、财政、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工作。从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他主要抓了两件事：放宽政策；回笼货币。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姚依林出席了会议，并参加起草工作。“农业六十条”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过多过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25日，姚依林在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了经济作物的奖励、猪禽蛋的收购、三类农副产品的流通等问题。会议拟订了《关于收购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办法》，制定一套猪、禽、蛋、奶的收购办法，草拟了第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政策，确定恢复对粮食的定购制度；并规定：多产多留多购，少产少吃照购，荒少吃少购，大灾不吃救济的原则 [1] 。

5月19日，姚依林综合近半年来农村商业工作经验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起草了《农村商业工作问题提纲》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纲》指出：商业工作的主要问题是统得太死，不利于生产发展，不利于城乡交流，不利于群众。表现在：过去在农产品收购方面，任务过大，只购不留，或者购得过多，留得太少；过去农村商业的三条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统成一条。顾了大的，顾不了小的。官办买卖，只此一家；小商小贩全部统成了“家人”，固定工资，吃大锅饭。其中不少人不积极经营，当“三等干部” （一等吃饭，二等发工资，三等下班）。根据上述问题，《提纲》提出了关于农产品收购、解决商业所有制、城乡间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城市供应等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1] 。

1961年上半年，姚依林在商业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多次讲到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农村集市贸易的必要性问题。他说：“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在1958年两放三统一包以后，合并到国营商业里来了。实践证明，完全合并是不行的。”“小商小贩失去原来经营特点，积极性不高”。他提出，“在目前，应特别注意在集镇和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饮食业的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让他们“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可以参加集市贸易上的合法的购销活动”。 [2] 姚依林在讲到集市贸易时说：“它是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换，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补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 [3]

通过这些会议和下发的文件，姚依林认真的把放宽商业政策和措施贯彻下去，对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方便城乡经济生活，渡过难关，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濒临极端困难，国库储存黄金几乎卖光，棉布大部分出口，每人一年只有三尺布票，粮食供应紧张，大城市只存有三天左右的粮食。姚依林整天忙于调拨粮食，天天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粮食情况。粮食供应一天紧张一天，眼看难以周转。一天，姚依林请示周恩来：可否进口一点粮食？周想了一下，问姚：多少？姚答：进口30万吨，行吗？周断然决定：进口50万吨吧，姚马上打电话告诉陈云：“总理同意进口50万吨粮食。”陈云听后，补充说：“你们买它100万吨吧。”随后，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粮食100多万吨，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

姚依林还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大使馆转赫鲁晓夫商购粮食问题。赫鲁晓夫回答：“粮食没有，有50万吨糖，来自古巴，可以借给你们。”姚请示陈云，陈同意，并提出卖高价糖果，回笼货币的意见，他说，这样做，可以“稳定人心，增加热量，回笼货币”。从苏联借来50万吨糖，分到上海、天津、广州等市加工厂，制成高价点心、高价糖果。1962年2月8日姚依林在民族饭店召开26省市商业厅局长会议，作了出售高价糖果、点心的报告。他说： “高价糖果已在北京、天津、上海试卖，效果是好的。北京、天津愉快接受。上海是勉强接受。虽然勉强，一天也能出售六万多斤。” [1] 他还说，高价糖果价格定多少，可以听听群众的反映：如果有人只骂不买，说明你定价高了；只买不骂，定价低了；又骂又买，定得正好。北京有位教授，看到卖高价糖果，他一下子就买了50多斤，哪知第二天，第三天以后还有啊!高价糖果是以进口的糖和国家库存的糖为原料，加工制成的，竟卖了三年，收益很大。成本1元卖5元，1斤可赚3元，为国家赚回了30多亿元。

姚依林坐镇商业部办公室，听取各地出售高价糖果的情况汇报。辽宁开始出售高价糖果，不到下午4时就卖光了，打电话报告姚依林，第二天只好停卖。姚立即回答：“不能停卖。”立即调8架飞机，从上海拨运糖果到沈阳，连夜航运，第二天又照常出售。

继高价糖果之后，商业部决定卖高价点心，办起高价饭馆，同时其他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也高价出售。郊区农民不愿把钱放在手里，有钱就买东西，买了自行车不用，挂起来。1962年底，货币大量回笼，市场物价趋向稳定，自行车由600元一辆下降到200元一辆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县委和部队负责干部 7000多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邀请陈云出来讲话，陈云却缄默未言，只是说：“我还没有想好。”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休息，刘少奇于2月 21日至23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3月，陈云又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会议上作了内容相同的报告。会后，陈云即赴苏州休息。

当时，蒋介石集团策划反攻大陆，国际形势颇为紧张。陈云到苏州后，电告姚依林去苏州商议：可不可以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宣布，国家购粮的具体数量，如只购500亿斤，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陈问姚：能否算个账？姚说，这个账一时算不出来，回北京后细算一下，再报告你。

姚在苏州，接到柯庆施电话，请他去上海一趟，柯问姚：万一形势有变，粮食如何调配？当时柯兼华东军区第一政委，抓福州军区工作。姚肯定回答：粮食供应前线无问题。如需要，可以随时往南方运粮。

姚在上海住了两天，陈云又有新的想法找他商量，他又到苏州。陈对姚说：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在农村采取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分田到户，可以调动农民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地，打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

“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姚依林说。

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1962年5月，姚依林回京，刘少奇正准备召开北戴河会议的材料，召姚去中南海家中商谈。此时，陈云已回京，打电话给姚说：“我的意见已和邓小平同志谈了，他赞成。”不久，陈云第二次电话告诉姚：“我的意见已和总理谈了，总理赞成。”接着，又第三次电话告姚：“少奇同志也表示赞成。明天我去找毛主席谈。”但此后，便没有接到陈云打电话来，直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1] 。

9月24日到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并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指当时对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

十一

1963年11月19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姚依林当时任财贸办副主任、财贸政治部主任、商业部部长三职。他提出辞去商业部部长职务。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说：“不讨论，以后统一考虑。”

从1963年、1964年之后，姚依林就不过多地过问商业业务工作，主要精力用去搞政治运动了。当时，中共中央把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生硬地搬到地方。从1963年开始，国务院下属各部委，财贸、商业、银行、工交、外交、农业、林业、文化等部门都建立了政治部，大搞各行各业的政治工作条例，把大批军队干部派到地方任职。

与此同时，造神运动达到顶峰，个人迷信大泛滥，突出政治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姚依林后来感慨地说道：“那时是个特殊年代，写一份文件，作一个报告，头两页不用看的，讲问题从第三、四页开始。” [1] 那是一种公式，全党上下都这样作，姚依林也不例外。1963年12月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制定商业流通计划。这是个业务会议。1964年1月11日，姚依林作会议总结的第一部分，内容近千字，主要讲突出政治，如：“大庆经验是认真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的结果。”“大庆油田大会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大庆把解放军一套政治工作具体运用到生产部门来了，找到了一条管理企业的途径。”“各行各业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学习‘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要认真学习他们大学毛主席著作和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使人们思想革命化、使企业革命化的工作经验” [2] 。

1964年下半年，姚依林奉命带上财贸“四清”工作组到天津搞“四清” 运动。他亲自抓天津百货批发站，并领导银行、合作社、基层商店等处的“四清”工作，直到1965年6、7月结束返京。在天津搞了一年“四清”运动，经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三部分人有大小不同的问题：一部分是批发站的领导干部，他们基本上是从农村基层干部调上来的，他们的毛病是入城后，讨了十几年和平生活，贪图安逸，安于现状，有些多吃多占、贪小便宜等毛病。如过年买5斤肉，便宜点；有好货他先拿，也给钱，值百元给七八十元。第二种，大部分是老商人，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入了党，但商人气息重，没有革命干劲，不锈党员标准，劝其退党。第三种是银行、合作社的会计、出纳合伙贪污，大的贪污两三万元。剩下的还有小偷小摸的，卖什么就随便摸点什么。卖糖的抓一把糖回去给孩子吃，有的一斤糖100块，他只给顾客80块，留下20块归自己。卖油的一斤少给顾客半两，自己就够吃了。他没有清理出一个“走资派”。

毛泽东在“四清”运动前后，多次讲到要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实际上，他认为邓子恢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向中央提出的缓和国际关系的建议，被歪曲为“三和一少”，当作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毛泽东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还说，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毛泽东这些讲话，被人们称之为最高指示，是“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姚依林对此都有个人的看法。

一天，姚依林见到多年未会面的堂妹姚锦。两人在饭馆就餐中间，姚依林告诉她全国学毛泽东思想、学解放军的形势，也谈了毛泽东的贡献和历史作用。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警告她说：“大人物说的话不一定都正确，小人物说的话不一定都错误。”姚锦听后，不太明白六兄是指什么？本想追问一下，但又想到这可能是当领导干部谦虚的表现吧，不好意思问。事隔30年后，姚锦再回味她这位思考深沉，经历丰富、曲折的六兄这句活，是很深刻的，反映了他毫不动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1] 。

十二

姚依林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文革”前夕，他回商业部主持工作，直到1967年1月被夺权。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有人身自由，可以回家。1967年7月，他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让他住到商学院交代问题。临近阳历年时，仍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开始批斗他，不让他发言，过了一段时间，“清理阶级队伍”，将他抓到商业部关起来，审查他的历史，要他交代“假党员”、“叛徒”的问题。

在商业部受审查时，同住一屋的是一位商业部工会干部。那个人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但此人比姚自由，可以出去活动，看完大字报回到屋里，把大字报新内容告诉姚。当时每月给姚发100元生活费，留给姚的只有21元，但收入仍比那位干部多，他每月给那人5元钱和5斤粮票。被关押这段期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钱菜金。早、中、晚每顿给他一块臭豆腐，主食只让吃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买菜时总是拣好的给。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被送到北郊70华里以外的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修整果树枝、积肥、送肥，刨花生地的草。1969年10月，林彪发布1号命令，商业部全体迁到辽宁省盘锦商业部干校。姚是“走资派”、“专政”对象，不让他通知家里，但姚同屋的人可以回家住几天，姚只好请同屋的人帮助给家里爱人孩子捎去一封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14日，姚依林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外广播，说有架飞机在外蒙古摔碎了，摔死人中有个妇女。姚猜测中央可能出了大事。不久，干校开大会传达“备战”问题，还说10月1日不开大会，报纸上不发社论，不登照片。姚想：国庆大典因备战不开大会可以理解，但不登照片，却是为何？准是毛和林两人中有一人出了事。10月6日，报上登毛泽东接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照片，姚猜想死者定是林彪。

林彪垮台后，形势有了变化。姚依林被安排到学员班里劳动，住集体宿舍。对他约法三章：不算正式学员；不许和周彬接触，周彬当时也在干校；活动范围不许离开干校，同时派人监视。过去命令他积肥、耙田、插秧、开 12马力拖拉机，下到班里后，劳动量轻了，让他种菜、喂猪。

1972年3月17日，商业部盘锦干校撤销，姚依林被批准放假10天，回京休息。3月30日乘商业部大汽车去京南河北文安县商业干校，过完五一节。 5月4日他接通知，让他回京去友谊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接到通知要他回干校“做检讨”。9月份他回干校“做检讨”，承认右倾，但不承认是“走资派”，月底，请假回京过国庆节。11月份又回干校，做第二次“检讨”。干校群众举手通过他的“检讨”，初步解放，补发工资，回家住到1973年春节。机关党委正式通知，商业部长范子瑜送来结论，审查六年，未发现重大历史问题。姚签了字。

春节过后，通知姚依林重回商业部工作，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专车接送，并告诉他可以出去跑跑，做点调查研究。4月份，姚带了二三人去上海、浙江、福建，在杭州过了“七一”回京。8月初又去黑龙江，跑了10个县。8月底，姚在哈尔滨接到电话通知当晚回京。原来是第十次党代会召开，报上发表了姚依林为十届候补中委，要他赶去参加十届一中全会。华国锋找他谈话，让他当商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华说，这两个部矛盾很大，由他兼管二部便于调解，不致将矛盾上交国务院。姚依林说，一人管两部，照顾不过来，表示愿到外贸部去。中央同意了姚的请求，调外贸部任第一副部长。

姚在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任上，正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篡权乱党、横行霸道时期，他们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对外贸工作多次进行破坏和干涉，造成了恶劣影响。1974年广州春季交易会展览厅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反对用进口铝合金做门框，闹到北京。 “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提出广交会问题严重，不符合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要求。周恩来总理派姚依林、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组成三人小组，赴广州展览会现场处理此事。换了门框，用国内生产的铝钢材作门框，才平息了这场风波。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老虎，一大二小，造反派说是“宣传了林彪”，只好撤换下来。展出卖的观音像、佛像，造反派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又撤换下来，最后换上刘胡兰像，但谁去供奉刘胡兰，又谁会买呢!

那几年外贸进口、出口货物都受到“四人帮”无理阻挠和破坏，外贸生意困难重重。那时，中国粮食不够吃，需要进口粮食。同美国商人谈进口小麦，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此病对麦种有坏处，对人体并无坏处。但“四人帮”声言此种小麦一概拒收，并声称进口此种麦子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商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国际无此惯例。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

外商从中国进口商品，要求根据他们国家人民习惯的式样做，极“左” 派不准；有的商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换上他们的牌子，因为他们的牌子已打开了市场，极“左”派不同意；外商说我们多出点钱，极 “左”派也不干。货物只许卖大包装，外商要求拆改小包装，不改不好卖，极 “左”派表示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扣上“洋奴哲学”的大帽子。锡箔、纸钱、观音堂、观音像等，因为是迷信物品，一律不许卖。要卖只让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迷信。

外贸进出口上发生的这些问题和争吵，反映到姚依林耳朵里，报告到他的办公室。他召开外贸部下属主管进出口干部会议，讲明外贸任务、外贸特点，对外商要求一律实事求是地批准，答应外商合理要求：可以不钉中国牌子，可以改包装。一位外商从中国进口加工丝绸，要求在上边印圣母像、蒙娜丽莎画像，经办部门请示姚依林是否行？姚批示：可以。

1975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务虚会议上，姚依林发言，报告了外贸进出口出现的种种刁难和他处理这些纠纷的经过。当时担任副委员长的李素文出席了会议，她针对姚依林发言尖刻地说：“听一位部长讲话，那样崇洋媚外，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这是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飞扬跋扈，违逆者忍气吞声的岁月，姚依林想到这些，便心平气和地笑了。

1976年秋，外贸部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一项贸易谈判。东南亚国家这位官员索贿才能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这笔交易因而告吹。事后姚依林批评了这位外贸干部，告诉他外贸行贿是不合法的，但可以采用国际惯例成交。姚依林这种意见，遭到极“左”派的非难，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上海造反派连续派几批人到北京造反，把大字报贴到外贸部大院里，批判姚依林，妄图打倒他。姚依林借心脏病发作，经与李强部长、柴树藩副部长商议，住进友谊医院治病去了。

10月6日晨，华国锋通知“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布置8341部队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南海就擒，江青在家里被逮捕。7日6时，姚依林儿子伟明到医院报信，说揪出了“四人帮”。姚依林闻讯立即出院。接他的小车开到家门口，司机从车里取出衣物走进客厅，大家围着姚依林坐下，轻松、愉快地谈论流传的“四人帮”的罪行和被捕的经过。姚依林问：这几个家伙被抓时都老实吗？伟明笑着说，王洪文不老实，听说当华国锋向他宣布中央决定时，他没有听完突然大吼一声，像头发怒的恶狗向距离他仅几米远的叶帅猛扑过去，想找叶帅拼命，警卫人员猛冲过去把他打倒，给他戴上手铐，连扭带抬塞进警卫车拉走了。听了这段有声有色的介绍，大家哈哈地笑了。

十三

1976年10月7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通报了拘捕、审查“四人帮” 的经过和对华国锋的任命问题。姚依林参加了会议，积极发言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18日，中央把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全党。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随即在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运动。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和各方面工作的恢复和整顿，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包括“文革”中以及“文革”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继续坚持“左”的指导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凡是”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姚依林看到文章后，心里很是不安，当天晚上去找王震，问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它的目标，不就是要继续批邓，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吗？王震也很生气，但他也不知道事情的内幕，说，我们一起去找耿飚。耿说，这篇文章不是宣传口写的，我们是奉命发表的。事前只知道有篇重要文章要发表，要求《人民日报》留出版面，后来中央办公厅送来了这篇文章就登了。他们听后，心里明白，这是中央领导人的意图，虽然感到很不以为然，但彼此相视了一下，未说什么，走了。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要求到会的委员讨论华国锋为召开党的十一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错误观点，鼓吹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性质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以及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专政问题。姚依林对这个报告中许多重大理论，如批判唯生产力论，宣扬“全面专政”，坚持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谬论，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

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姚依林出席了会议。

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迫政治任务。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揭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这篇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点名批评11日《光明日报》上真理标准的文章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表示要查一查。6月 15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真理标准”等文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以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相继发表支持“真理标准”观点的讲话，全国各大报刊广泛开展了“真理标准” 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开始，就引起了姚依林的高度重视。他认真阅读了报纸上发表的每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细心思考文章中的小标题和新的观点，对其中重要内容用红蓝笔圈圈点点勾画出来，在他主持召开的一次研究业务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一开始就讲了一段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的重要性的话。他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关系到要不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问题，是如何正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问题，也是要不要把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恢复到实事求是的路线问题，他要求与会同志重视并参加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去。他建议今后部机关每次政治学习日，着重学习讨论这一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姚依林参加了会议，对“真理标准”、人事工作、农业发展、1979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这次会议原来只准备讨论农业发展问题，1979、1980两年计划安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从1979年1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但实际上到会同志只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有的人表示不赞成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引导人们去讨论毛泽东的过失；有的人发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鲜明。姚依林在11月30日西北组发言中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严肃的重大政治问题。《红旗》杂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草稿），提出批判“怀疑论”、“不可知论”。这就是打着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来批判类似真理标准的文章。听说，这个稿子是在政治局会议还是别的什么会议讨论过，叶帅提出了不同意见。以后《红旗》杂志就把这个稿子收起来了，改为不介入。这里面内幕是什么，我不清楚，我看颇有文章。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继续，我同意金明同志的意见，“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我认为在哲学思想上，“两个凡是”是儒家道统、法统观念的继承，所以有认真讨论的必要。他还指出：有几位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言，我看得不细，里面有很多钉子，都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的倒打一耙，有的准备倒打一耙。我是很不满意的，看来这场争论还得继续下去 [1] 。

12月3日，姚依林在西北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加新的领导人选时表示：我完全赞成王震同志提出的由陈云同志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他说：“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一次会议选的副主席，也只剩陈云同志一人了。我是1949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求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结论。一个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意见，让大家一条条来驳。他的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姚依林指出，“我不赞成那种说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观点。全国解放以来，他在毛主席领导下，在任弼时逝世后参加书记处，主持财经工作，在全国财经统一，稳定物价，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等方面，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于反冒进问题，陈云同志究竟有多少错误？有没有错误？当时批评他的那些观点，究竟是否站得住脚？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计划中的许多问题，还是采用了多年以前陈云同志讲过的观点。例如：陈云同志说过，搞建设要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他曾对我详细地解释过这个观点，说明只能提有吃有穿，不能提吃饱穿暖。这两项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吃没穿是搞不了建设的。他还讲过，我们的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不能不平衡。我认为这些道理至今仍然是适用的。现在我们的计划，还是紧张的平衡。我认为，陈云同志当时不同意那种不关心人民生活，只热衷于搞工业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对扭转当时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错误地方。陈云对领袖毛主席直言不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1]

12月8日，姚依林在西北组就明后年发展计划，作了重要发言。他说：在这两三年中，要让农民缓和一下，农业还是有潜力的。缓和的关键在于落实党的政策，改变以往在农业方面、商业方面的过“左”政策，缓和包括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保障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自主权；经济上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进口一些粮食，把市场搞活，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问题上，我已同国家计委、物价总局研究过，提出了一个提价70 亿元人民币的方案，送给“农业决定”小组，比计委本子多提30亿元。这30 亿元从哪里来？我看可以发一些票子，在明年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物价总指数由于农产品提价要提高3％的条件下，多发50亿人民币是没有危险的。明年农产品提价，一步就是70亿元。明年着重解决农副产品的价格调整问题，后年着重解决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有一部分农产品提价的扫尾工作。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力求全国平均每个农村人口，明后两年增加10元钱的收入，农民的积极性是可以调动起来的。农产品收购上，可以把统购统派的范围减到全部农产品商品的60％左右，议价部分扩大到40％左右。市场上出现有定量供应商品，也有议价商品，两种商品两种价格。这样做可以使市场活跃起来，使农业生产发展快些。早在这年8月，姚依林提出粮食收购价格，按“三层楼”调整：第一层楼为国家统购价；第二层楼为农民超过国家统购任务卖给国家部分，实行超购加价；第三层楼为议价部分，国家按市场价格随行就市收购。姚依林提出的这些建议，受到大会主持者的重视，分别被吸收到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文件中。

中央工作会议后，其他与会者回家休息，姚依林被指定留下来，负责充实、整理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工作。

1978年12月18到22日，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姚依林出席了会议。21日在西北组会上，他和张劲夫联合书面发言，提出对汪东兴检讨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次印发的汪东兴检讨，比上次印发的书面发言在标题上有了进步，但实质上没有多大进步，仍然是很不像样子，根本未涉及要害问题。我们同意陈云同志的两条‘记录在案’的意见说：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 中是欠了账的，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出了力的。在粉碎‘四人帮’ 后，东兴同志的职务是够高的了，但是他还想再捞一大把。因此，就发生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态度问题，对陈云同志的态度问题，阻挠老干部的解放问题，抓党权抓军权问题，插手地方问题，搞小圈子问题，一手炮制‘两个凡是’ 问题，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以及一系列压制党内民主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共产党员的根本品质问题，违反‘三要三不要’原则，搞修正主义，分裂党，分裂党中央，搞阴谋诡计，是危险人物，是造成党中央核心不安定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当前全党最担心的问题。听说，东兴同志还保存有‘秘本’、‘天书’随时可以搬出来打人，搞实用主义。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建议，请中央同意东兴同志的要求，立即免去东兴同志所兼的职务：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局局长，另派合适的同志负责；834l部队，不应由东兴同志指挥，应当归军委总参或北京卫戍区管。同时，要求中央责成东兴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生前所有文字手迹、谈话资料等，全部无遗地交给中央，不能攫为己有，妄图垄断。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 [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为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根据全会的要求，免去汪东兴所兼各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警卫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12个职务）。

十四

1979年1月12日，姚依林就中办人事任职问题写报告给中组部并转请中央批准，任命邓力群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为中办副主任兼机要局局长；康一民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高登榜为中办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王生荣为大会堂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彭达璋为中办政治部主任；冯文彬为中办党委第一副书记，邓力群、季辰忠、彭达璋为副书记。

2月3日，姚依林主持中办党委常委会议。听取了李韬等关于中办一个月来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和揭、批、查情况的汇报，姚依林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中央办公厅是为中央服务的机构，我们必须十分谦虚谨慎，努力把自己份内的事办好，把为中央服务的工作做好，虚心听取中央各部的意见，随时注意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1] 。

3月18日，姚依林就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当前与今后的财经工作问题代陈云、李先念起草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报告还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 [2] 。

从此以后，姚依林便以主要精力协助陈云、李先念做全国的财经领导工作。他曾多次表示，他做财贸工作时间较长，做商业工作较长，对其他方面特别是工业了解情况少，要下决心用几年时间研究工业问题。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指出，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会前，姚依林召开各方面经济工作负责人和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为起草李先念这个讲话稿做了大量工作。

6月初，姚依林开始在几个部门连续召开小型座谈会，研究探讨经济发展问题。27日上午，召开了范围较大的经济调查座谈会，参加的有做经济理论工作的，还有一些经济财贸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关于经济结构问题，这就是比例关系；关于引进技术、进口设备问题。其中每个问题调查内容都应包括五个方面：现状如何？我们的历史经验；外国经验，包括苏联的，东欧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的可取之处在什么地方？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试点情况，研究试点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

他强调：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受任何束缚，一定不要受过去经验的束缚，也不要受外国经验的束缚，不要受过去失败教训的束缚，也不要受成功经验的束缚。否则不容易敞开思想，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1] 。薄一波参加了座谈会并插话说：“陈云同志讲，我们做经济工作、做计划工作的，怎样学会搞综合平衡，这个问题未解决。他认为从中财委第一代，1949年开始到1953年，以后从中财委到计划委员会、到小计委，再从小计委到大计委，后回到现在的计委，统统不懂综合平衡，综合平衡没有学会。这个批评，对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多么的深刻！这个批评也包括我。因此，我们要拿出三年的时间来调整，来搞综合平衡” [2] 。

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任命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姚依林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中共中央任命姚依林兼任国家计委党组书记、主任。同时撤销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姚依林为小组成员。

3月30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1．总结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主要经验；2．分析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3．讨论今后10年经济发展目标、重大的方针政策，20年的远景设想，10年规划，5年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全国29个省市、50个部委等，一共80个单位，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专家参加。会议印发了有关经济历史资料，目前经济情况资料，外国编制计划资料等20余种。姚依林主持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说，这次座谈会打算讨论的问题，国务院关于拟订长期计划的通知中已写清楚了，大家都有所考虑，希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相同意见可以附议，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和风细雨固然好，意见尖锐一点也不要紧，反正是“三不主义”。他还向座谈会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对制订长期计划的重要意见。他说：邓小平在1月讲话中，提出到2000年，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在3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讲积累不要超过国民收入的25％。邓小平在同我个别谈话中讲过，基本建设要突出重点，其中主要解决能源问题；多进口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搞起来。陈云提出，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需要做些好事，好事不能做得过多、过快，否则力所不及。不要形成下面铺开了，把上面大的要紧的事挤掉了的局面。李先念提出，指标定得低一点，计划就好做，定高了计划就不好做。制订长期计划关系重天。邓小平强调说：“做好十二大的准备工作，3年有两件大事，一是写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搞好国民经济长远规划。”长期计划制订得正确与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长期计划公布了要引起全国全世界的评论，订得恰当，可以对全国人民起很大的动员作用，订得不恰当，也会引起不小的消极作用。

姚依林最后表示：中央决定让我做这个工作，心情是沉重的，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知识很少，水平不高，迫切希望向在座的同志们学习，同心同德，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 。

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专门谈长期规划问题。邓小平先问姚依林是否接手计委工作了？姚说：已经去了五天。邓让姚先讲些意见。

姚谈了以下意见：（一）原来计委准备搞十年规划、五年计划。我有个想法，还要加一个二十年的设想，甚至要想得更远一些。下个世纪的问题，现在能预见到的，也要想一想。（二）过去，长期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根据现在情况，应该有所补充。能源问题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特别突出的问题。交通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件事搞不好，其他工业、农业、商业都很难搞好。是否恢复过去的说法，能源和交通是先行，把它们放在规划的重要地位。（三）在地区工业分布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业、商业的发展，分别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侧重点。选择重点要考虑的重要原则，就是用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四）要考虑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这也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出口商品要同国内比，也要同国外比。某些商品经过比较，出口比内销有利，就应多生产多出口。（五）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有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的粮食很多，如甘肃、内蒙、贵州、云南。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调进粮食多的地区，在政策上放宽一点，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多生产粮食，减少国家的调入，逐步做到自给。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姚依林在谈到教育问题时，邓小平插话，“还是要抓重点学校，抓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学在校学生达到300万人，高中加上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每年有1000万人。

姚依林谈完后，邓小平接着讲了建筑业的重要性，能源问题、交通问题、国防工业和农业问题。意见具体中肯，最后说，总的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

4月22日，长期计划座谈会第一阶段结束，姚依林到会，根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的意见，作了发言：他说，订长期规划，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以小平同志提出的25%的积累率为好，这样不会出现积累过高的现象，可能留有一点余地，有利于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也有利于备战。他解释说，积累率25％是指全国讲的，不是指某一个地区的。从地区来讲，会有很大的不同。积累率25％，不是指今后10年的平均数，而是指几年以后达到的25％。关于采取什么方法把积累率降到25％？第一是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在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即1980年的水平。第二，在这两三年内基本工资和物价只作小的调整，不作大调整。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结束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姚依林说，可否这样：一是积累率达到25％；二是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包括信贷平衡）略有结余；三是在能源、交通等先行工业方面的情况比现在略有改善。这三条作为目标，两三年实现，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前进。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时，姚依林说，我们初步想法是农业投资减少一点，从现在农业投资中多分一些到林、牧、渔和轻工业原料基地建设上去。水利工程在几年内集中搞骨干工程已搞好但未配好套的部分，同时抢修些危险工程，发挥工程效益。这样可以适当集中财力、物力来多搞点能源、交通、建筑业和城市建设。

姚依林传达邓小平肯定的“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比较，从中选出花钱少收效大的最优方案。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过去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变过来”。他认为，应把这条方针，贯彻到经济工作的一切方面去，各方面都实行“优选法”。我们在长期计划与年度计划中，要坚决贯彻这条方针。根据这条方针编制长期计划，才会有较快的速度。他要国家计委会后遵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确定的原则，先试算几个材料，到6月份拿出几个试算方案，请中央、国务院择优采用 [1] 。

10月24日，姚依林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提出修改意见。认为《决议》草稿中关于第二阶段的10年，“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内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的提法不确切，他说：八大以前那一段和八大路线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是路线错误，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是从正确路线转到错误路线，应该如实写清楚。陈云在八大的发言，包括在八大后几次讲话（涉及粮食、市场、基建、钢铁问题等许多方面）基本都是正确的，在经济上代表着正确路线。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现在我们还是在贯彻陈云同志八大发言的内容。批反冒进，实质上就是“左”的路线的开始。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更突出的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基本路线”，实质是一条“左”的政治路线。但是，那时对八大路线还没有全面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比如1961年，少奇、总理、陈云、小平、富春同志还可以抓 “八字方针”，主席还让你搞。主席自己是不搞的，不久就去抓“四清”运动了。这个阶段，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分裂，但在实际上排除了陈云、彭德杯同志，那几年经济上不行了，就请陈云同志出来，恢复得好一点了，就把他甩开。1962年以后，就彻底甩开了。在这期间，主席感到政治局许多同志很别扭，批评“两个独立王国”，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经常说， “北京空气不好，要出去走一走”，等等。一旦经济好转，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打倒。这一段过程，是从正确路线到错误路线的过渡时期，否则难以理解“文化大革命”，怎么会突如其来。

他还提出：《决议》在时限上，应把十一大写进去，否则就不能说是31 年的总结。粉碎“四人帮”，国锋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但就其性质而论，是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国锋同志对揭批“四人帮”比较坚决，对继承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正确的。在其他问题上，应当说还是程度不同地继续执行了“左”倾路线。比如，三中全会之前，他从未讲过少宣传个人的问题，相反的题词、像片到处挂，“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到处唱。三中全会后，有人写信到中央，不同意挂他的像，这封信送政治局常委传阅，他只画了个圈，未表态。“你办事，我放心”，实际跟帝王传位于太子的做法差不多，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大肆宣传，无非是要说明自己是“正统”。在1977年国锋同志多次对外宾谈话中，对打倒“四人帮”，不大宣传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对“四人帮”的极端仇恨，广大群众对“四人帮” 的极端仇恨，是打倒“四人帮”的基础，而多次宣传他和汪东兴的功绩。粉碎“四人帮”后，国锋同志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继续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广大群众希望国锋同志请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但他反其道而行之。直到十届三中全会，才不得不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拖延达半年之久。国锋同志阻挠陈云同志出来工作。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出要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小平、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国锋同志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反映很强烈，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国锋同志实际上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主要人物。汪东兴之所以能坚持这一套，对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根子就在这里。在经济上，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提出调整是合情合理的，但国锋同志不同意。相反地提出10来个“学大庆”、“学大寨”、“农业机械化” 等等“左”的口号。国锋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的错误，在《决议》上应有所反映 [1] 。

1981年5月25日，姚依林在《对“六五”计划的一些初步预测》的汇报提纲中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要在战略目标、发展方式、经济模型等方面有一个大的转变。走出一条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道路，今后五年，是实现这个战略转变的关键时期。对今后十年的任务，他设想前五年重点搞调整，后五年重点搞改革。调整与改革相互结合，实现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经济体制三个合理化；始终抓住农业、能源、智力开发这三个环节，争取消费品生产有个较快的发展，带动整个工业、交通运输以及其他工业的发展。”对“六五”期间完成的调整任务，达到的目标，提出：提高农业、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农、轻、重的关系比较协调；适当降低积累率，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消费品的供应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大体相适应，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基本实现财政的平衡和信贷的平衡 [1] 。

10月28日，姚依林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第一次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继续调整那些消耗高、质量差、效益低、重复生产、产品供过于求的企业，对这些企业要继续关停并转；要集中力量进行企业整顿。企业整顿要包括整顿领导班子，建立责任制；要大力加强财经纪律；要狠抓投资效果。做好科技成果的四个转移：从实验室向工厂转移；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向后进地区后进单位转移；从军工向民用转移；从国外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国内 [2] 。

11月18日，全国计划会议闭幕，姚依林作总结发言，他说：会议开得比较好。认真学习了中央常委在今年九十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认识比较统一。中央已经决定，明年速度增长4％，但要争取5％，按5％的要求来动员群众。不论4％和5％，都要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最后说，重要一句：一个煤炭，一个财政（包括信贷），是明年计划能够实现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都是难题，都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经济工作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时，都要以这两个问题为主来开展。这两个问题，一是工业粮食，一是综合平衡、经济效益。如果我们明年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计划一定能取得胜利 [3] 。

计划会议规定的指标能否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物价是否得到稳定。陈云在中央研究1981年计划时严正指出：“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物价，至少要冻结半年，在这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结论。这件事也是国家干预，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合乎经济规律。” [4] 1981年12月7日，姚依林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各有关单位都雷厉风行，立即付诸行动。国家物价总局于 12月8日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的通知》，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于12月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粮食部于12月10日，国家水产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于12月16日，国家医药总局于12月17日，也都发出了关于贯彻国务院上述通知的通知，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派员到各地督促认真贯彻执行。姚依林在12月23日国家物价总局召开的全国物价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了对国务院通知一定要贯彻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在讲话中还举了1954年严格执行兑换人民币规定的例子。他说：“我们在1954年兑换人民币，一万元对换一元，减少一万倍，那时下面提出牌价零头能不能抹掉，一万零四十元换成一元，四十元怎么办？当时专门对百分数以下的尾数定了个处理办法，给几盒火柴，给半分邮票，要严格到这样程度。”“有的同志提出为了工作简便，要把零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我们没有同意。这是关系到群众信任的问题。” [1]

为了实现“六五”计划提出的经济任务、稳定物价，姚依林在1981年这一年内，除出席、参加国务院下属15个部局单位的部门业务会议，了解检查任务落实、物价控制情况，发表讲话外，并深入唐山、常熟以及辽宁、山西、天津等省市工矿和农村调查研究，同专家、矿工、农民座谈，发现问题及时协商解决。

1982年4月28日，姚依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 次会议上发言指出：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胜利实现。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7％，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1％，物价涨幅基本得到控制，财政收支相抵，财政赤字为25．4亿元，比预计的数字27．2亿元略少一些，姚依林继续说明，全国经济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各项事业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2] 。

十五

在贯彻实施中央确定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中，有的中央重要领导人包括有些经济学专家对有些中央决定重大的经济方针有不同看法。这些意见主要是：不同意经济计划分阶段，说：“前年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前十年搞得慢一点，后十年搞得快一点。我提出不要把难题留给后人，意思是这十年我们当家，后十年晓得谁当家？到本世纪末分两个阶段，我不主张讲，是两个阶段不是三个阶段，你知道吗？过几年又来个阶段，你怎么办？关于‘六五’ 发展速度：工业速度我没想过百分之八，曾经想过百分之七，现在争论是四到五还是六到七，只差百分之一到二。但是代表了两种思想方法、两种精神状态。”“经济工作方面有‘左’的东西，计划上也有‘左’的倾向。但是，是否也有右的或保守的倾向？”还说，“我觉得高指标是不好的，但是，什么是高指标，要有个界限。我们考虑任何重大问题的时候，都得注意既要反对 ‘左’又要防右。要把这个问题当作领导方法来研究。”

批评经济建设工作没有利用外资打开局面。他说：怕什么吗？用嘛。战术动作很多，讨论很多。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怎么开创天下，哪有什么研究过来研究过去的。就是赵匡胤不能学，他是靠阴谋诡计上台的。我们选干部要选能打开局面、有胆有识的人。打不开局面，当第一把手我看不行。去年有一次听起草“中外合资法”的汇报，说细则没有搞出来。我说上井冈山有什么细则？细则永远是细则，永远成不了纲领。李世民打天下，规定什么细则？朱元璋是个和尚，没有饭吃，他大纲都没有，还有什么细则？我觉得，我们目前这种精神状态，这种思想方法，是难以为继的。

对“调整”的提法不同意，说：去冬今春我们讲比例失调，假使今冬明春只讲调整这个口号，会发生副作用，会把气泄下来，三年调整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去冬今春刮了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个什么风。计委的报告，只讲调整，不讲发展，我不同意。我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

不赞成现在作计划的方法，说：33年来，我们作计划没有摆脱3个方法：一是“一五”的方法，按156项为中心来编计划。二是“三五”至1978年，不管小计委、大计委，都找个东西带头，“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先树一个标兵，其他的按此作计划。三是现在又变成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六五”计划是这个方法，前年是这个方法，去年是这个方法，现在还是这个方法。前年我就不同意这个方法。这是演绎法。演绎方法不把其他因素估计进去，不加上变动因素，计划搞不好。宋季文同志你给我估计一下，这十几种产品的产值是多少？不要统计，估计更可靠。我们要学会搞点“估计学”。

还提问劳动就业，食品工业局面怎么打开的？不是搞经济的人打开的。我不主张拿平衡、拿经济效益来作反面文章，不要放冷空气。财政部讲我们每年都有赤字，一年、二年、三年吓唬我们可以，吓唬四年就不行了。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转折关头发生的严重分歧，原则分歧。1982年5月27 日，姚依林、宋平针对上述分歧意见，硬着头皮写信给邓小平并报耀邦、紫阳、先念、陈云同志。提出：（一）关于两个阶段。去年10月中央政治局讨论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1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地规定20年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十年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否认两个阶段是不正确的。（二）要求采取刺激消费的办法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不能保证重点建设所必需的资金。陈云同志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两次讲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主张把消费放在生产的前头，片面强调消费可以促进生产是不妥当的。（三）计划要不要综合平衡，要不要留有余地，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三中全会以后，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特别是经过1979年4月和1980年12月两次中央工作会议，全党同志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不搞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严格遵守综合平衡的原则，在思想认识上趋于一致。否定这个原则，必然搞高指标，搞瞎指挥。（四）关于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问题。问题是分散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如果各行其是，各搞一套，那就不得了。部门、地方、单位、个人的积极性也要作分析，有些是符合整体利益的积极性，有些是不符合整体利益的积极性。如果不加区别，普遍号召不要怕分散，我们就不能保证重要物资的计划供应，不能保证重大项目的建设，不能保证物价的稳定，也就不能有稳定的计划供应 [1] 。邓小平批复同意姚、宋意见，并面告他们，这样做合理合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人也同意姚、宋的意见 [2] 。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姚依林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13日召开十二届一中全会，姚依林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11月26日至12月10日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姚依林辞去国家计委主任职务。

12月20日到1983年1月9日，姚依林率国务院调查组到长江三角洲地带，先后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上海、嘉兴、杭州等地进行考察，听取了江苏、上海、浙江两省一市以及省辖市和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对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的意见，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参观了二十几个大中型的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电子、纺织等企业和港口设施，获得了大量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范围；江苏、浙江、上海三角地带经济特点；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区科技力量的优势、经济实力；经济特区的政策以及急待解决的一问题。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框架基本形成了。1月14日和21日，姚依林分别在国家计委党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汇报，随后向邓小平汇报，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

1982年底，工农业生产中有的超产较多，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有的人提出“六五”计划指标定低了，综合平衡过分了，都会影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求改变“六五”计划的生产指标。1983 年1月12日，邓小平提出为什么会超过这么多？超过的主要是什么产品？会不会造成产品积压？会不会影响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要求国务院、国家计委抓紧调查了解，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姚依林指示国家计委、经委组织班子深入基层，对邓小平提出超产产品数量、质量进行细致调查。3月初，他主持召开了计委、经委领导和有关人员会议进行分析研究。3月7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报告分析了农业重工业增产的原因和数量，伴随着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轻工业产品销路不畅、积压过剩的状况。指出计划指标定低点，留有余地，执行中能够超过，并不影响人们的积极性。相反，指标定高了，各方面绷得很紧，衔接不上，执行中你挤我，我挤你，反而快不了。因此，建议“六五”计划不要修改，计划重点还是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速度能4%就4％，能5％就5％ [1] 。姚依林和计委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和政治局的肯定，批准了计委的报告。邓小平说，发展速度如果能达到5％就了不起。实际上又搞调整，又要提高效益，又要把速度放得很高，怎样实现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呢! [2]

6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适当地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姚依林在会上作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报告，分析翻两番对能源交通的需要，当前基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 “七五”基建投资规模的测算，解决物力不足的措施等问题，指出：如果我们不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基本建设的计划管理，把资金集中起来，大量资金也将被浪费掉。对整个国家的基本建设，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由国家计委负责综合平衡；对于重点建设项目，国家计委、各个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都要像“一五”时期建设“156”项工程那样，建立强有力的指挥部，并且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负责到底 [1] 。28—29日，姚依林参加小组讨论，顾秀莲、胡平、任仲夷、杨汝岱、陈雷等发了言，充分肯定了姚依林作的报告，表示要结合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做好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项目的工程建设。30日，邓小平讲话，表示“完全赞成依林、紫阳的报告”。 “要相应地解决集中与分散的关系”。“紫阳、依林说，原有的界限保留，我同意，但必须集中统一，外贸也要统一，统一对外。” [2]

1984年工农业生产全面增长，国家重点基建工程完成较好，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步伐加快，全国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到了第四季度出现了新的极为严重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贷款增加过猛，有失控的危险。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达到792亿元，比1983年增发货币262亿元。全年的货币增发量，相当于1979年至1982年三年间增长总量的80％。国家结存外汇急剧下降，由 1984年8月底高峰时的124亿美元，到12月末为82亿美元，到1985年1月 31日又降为70亿美元，下降54亿美元；还有消费基金主要是工资性支出增长过快，有失控现象。姚依林对此极为焦虑，他与赵紫阳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分析研究新发生的问题。姚依林向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并单独向邓小平作了汇报。根据邓的要求，1985年2月 10日召开了省长会议，姚依林在会上作了《巩固发展大好形势，保证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提出了五项紧急措施：1985年货币增发量计划争取控制在 150亿元左右，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组织货币回笼；对外汇，一是所有权不变，二是外汇使用要纳入国家计划；严格限制不合理消费基金的增长；财政上必须努力增收节支。他说：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使今年的改革步子能够顺利地迈出去 [3] 。

4月11日，国务院召开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姚依林在会上重点讲了进出口和外汇问题。他指出：根据1985年国家收支平衡的需要，我们必须千方百计保证完成270亿出口外汇任务，并争取超过，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到十分困难的地步，但已经不是宽裕的情况，原材料的进口、农用物资的进口、生产线的进口，以及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进口，都必须作从紧安排。在外汇方面，如果发展到信用证开不出，被迫紧急退货或紧急高利向国际资本贷款，那就会使我国国际信用发生危机 [1] 。

6月11日，姚依林在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长会议上作了《当前的经济情况和主要措施》的报告，他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2月省长会议和4 月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的继续，目的仍然是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他总结了2月省长会议后4个月来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当前国民经济突出的问题是：从总体上看，国民收入超过分配，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今年工资性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预计都将比去年增长25％，大大超过国民收入预计增长13％左右的速度，基本建设摊子过大，投资效益差，物价上涨的趋势将会加剧，国家结存外汇减少，国民经济将会出现新的波动。他要求大家明确当前出现的问题的严重性，采取果断措施逐个予以解决。 [2]

9月26日，姚依林在第四次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指出，经过三次省长会议，各地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今年的经济情况总的看是好的。物价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子，票子的发行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虽有控制，但增长的幅度仍然较大，乡镇企业贷款增长过猛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全国总的信贷规模仍然比较大，突出的是外贸出口270亿的任务完不成。他说：外汇问题始终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今年国家现汇结存下降较多，对明年外汇安排是非常不利的。今后，要使外汇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必须抓紧建立一套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对外出口生产体系，按国际市场的需要来组织生产，组织出口。在价格、指标体系、检验标准、税收等方面，实行与内销企业不同的政策。要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发展易货贸易，实行以进带出，进出结合，还要学会在国际市场上做“兜圈子”买卖，千方百计地多创汇 [3] 。

经过努力，1985年外汇收支相抵，支大于收5.5亿元，当时国家掌握的现汇结存28亿美元，只相当于一个月的进口用额，中国银行现汇头寸可以动用一部分，大概1个亿左右。

1986年4月13日，国务院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姚依林到会议并讲话，他分析了外贸出口遇到的困难，同时又指出了增加出口的有利因素。他说：去年9月以来，我们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国务院关于鼓励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创汇的通知》和批转中国银行《关于办理留成外汇调剂的几项规定》下达以后，调动了地方和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从势头看，国内出口货源和对外成交情况都比去年同期要好一些。油价下跌，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进口会有所扩大。我们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努力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力争一些主要商品出口超过计划 [1] 外贸出口在国家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姚依林说，“七五”期间，一要提高经济效益；二要扩大出口，多创外汇。这是完成“七五”计划的两个关键 [2] 。

为了加速改革开放，增加外汇结存，姚依林于1985年7月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长期经济贸易协定》。11月访问了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进行了友好交流，同阿联酋签订了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同科威特签订了《中科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在1985年内，姚依林还先后会见了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格里申，孟加拉计划部部长马吉法·汗，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匈牙利国家银行代表团，波兰财政部长斯·涅茨卡什，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伊万斯等。他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交谈了经贸合作等问题。

1986年6月，姚依林访问了美国，同里根、布什、舒尔茨等美国领导人，就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同美商务部长鲍法里奇共同主持了中美联合商务贸易委员会等四次会议。会后，签署了机械、工业技术、工业合作、工作计划等四项协议。他还同美国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在纽约、达拉斯和西雅图举行三场报告会，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

十六

198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姚依林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原计委主任宋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3日，姚依林、宋平主持召开了计委党组扩大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定，他最后讲话说：我离开计委五年了，这次又回来，情况变化很大。计委当前重要的事情主要有三件：一是改革问题，抓好计划体制的改革；二是“七五”后三年的安排；三是做好2000年发展战略研究 [1] 。

8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姚依林在发言中严正提出：必须下决心，采取大力措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准备连续过几年苦日子，务求全国经济环境从紧张转变到比较平稳。9月底，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姚依林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的决定，作了《关于1988年计划安排的方针和原则》的报告。他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不稳，许多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的局面。2至7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6．5％，其中7月份上升9％；29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9％，其中7月份上升10%。他分析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没有控制住，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社会总供给。他要求明年计划要搞的稳当一点，信贷和财政都要采取收紧政策，并切实加强物价、信贷和财政的管理。他提出1988年的货币发行量应控制在170亿元，财政赤字低于80亿元，市场零售物价上涨指数幅度必须低于1987年水平，物价上涨指数6％，工业发展速度8％。并明确提出收缩财政、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平衡，稳步发展，是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 [2]

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姚依林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11月2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姚依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分工主管经济工作。

1988年1月，姚依林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近两个月来，由于采取和正在酝酿采取的价格政策措施，将使全年物价指数上涨12％，大城市可能达到20％。姚依林对通货膨胀忧心忡忡，担心如果长此不能有效地控制，国民经济又得要出现严重灾难。他的这些分析，对那些只想迈大步的中央领导人来说，是听不进去的，但考虑再三，他还是硬着头皮提了出来。果然不出所科，立即遭到非议。1988年1月25日、2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与财经小组组长的赵紫阳批评说：“搞决策、搞宏观的人，看物价问题，要放在国民经济全局中来看，切不可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待物价问题，过去过于谨慎，对于有利于生产发展该调的调，不要怕这怕那。发展中的国家，票子搞的那么紧怎么行？这两年的主要问题是太怕物价上涨。他说：“物价指数是重要指标，但要具体分析。例如物价补贴，暗补就不反映物价，明补就反映物价，这有什么道理？有些地方经济发展快，群众收入增长快，物价多上涨一些，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发展较快时期，要理顺各种关系，已是个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物价改革如不前进，而是退下来，将有很多矛盾不能解决。我们要不失时机地闯价格改革关 [1] 。舆论界有的人对这些观点加以迎合，鼓吹“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货币发行政策第一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新华社某记者写了一篇内部参考文章，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赵紫阳大加赞赏，先在内部刊物刊登，后来又在报纸上广为宣传。

姚依林和国家计委提出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正确建议被否定，1987、1988 年发生了物价大幅度上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7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7.2％，其中食品价格上升了9.9％。29个大中城市1987年12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蔬菜价格上升44.60%，猪肉禽蛋上升17.1%，水产品上升 32％。在7.2％的物价总指教中，食品价格指数占4.7个百分点 [2] 。1988年6 月1日，姚依林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今年物价上涨幅度全国大体上在15％以上，甚至要达到17.8％，即上涨指数可能是百分之15、16、17、 18的水平 [3] 。

同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会议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4] 。

由于事先未能采取严格控制发行货币的措施，防范流通领域产生的混乱现象，结果姚依林担心的全国抢购风潮发生了。群众抢购商品之风，像流行的时疫一样，迅速蔓延全国，各大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架，荡然一空。据有关部门估计，这次商品抢购风，大约抢购了60亿元商品。商品抢购伴随着挤兑银行储蓄存款，突击提存。8月份城乡储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26.8亿元 [5] 。

姚依林记载：新华社记者报道：南京的抢购狂潮自3月8日始，鼓楼地区一居民买400盒火柴，放在家里，小孩玩火而酿成大祸。武汉报纸报道：食盐涨价的消息传到大街小巷，人们争相抢购食盐。一位退休工人告诉记者，他算运气，通过关系，已经买足200公斤食盐，囤积在家里。杭州市的抢购风持续“高热”，库存的棉、毛、日用品雪崩似的倾销，百货公司常常出现整夜候购毛衣、毛线的现象，凳子排成长龙，人们就卧在街上。姚依林经常独自到商店、菜市场、居民生活区走走看看，调查市场情况，见到街头排长队，他就挤到跟前，问他们抢购何物，有的告诉具体物品名称，也有的说还不知道卖什么，反正是购买物品，他就站队了。他到商店问售货员商品价格、货源情况，售货员告诉他：顾客不问商品价钱和质量，能买到就很高兴；商店每天都有货进，但数量少，不到两小时就卖光了。这段时间，姚依林考虑如何解决好物价涨、工资高、商品缺、票子发行量大这几方面既矛盾又统一的问题，经常长夜难眠，感慨万分，他说：有人建议我们像有些国家那样采用高工资、高消费的办法来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看来，那种办法在中国，起码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针对市场上的混乱状况，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把改革与建设的重点突出地转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11月28日，姚依林主持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按照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安排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他提出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明后两年着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要求，明年计划指标和基本任务是，逐步消除经济过热，确保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力争农业有个好收成；切实压缩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实行从紧的经济政策；合理调整结构，理顺经济关系，提高经济效益。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两年紧日子，咬咬牙把眼前困难渡过去。在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争取基本实现两年整治的目标，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有基本好转 [1] 。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动乱。在研究处理这场政治风波中，姚依林坚决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人一边，支持邓小平对动乱性质的分析，反对赵紫阳对动乱的纵容态度。

11月6日至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全会强调：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坚决制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

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后，国务院为了集中力量开好计划会议，落实中央全会精神，专门成立了计划会议筹备组，姚依林任组长。筹备组召开过多次会议，反复讨论了1990年计划的大盘子和计划安排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计划安排意见。12月5日，姚依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作了《认真贯彻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尊的方针，安排好1990年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了4点指导思想，10项安排措施，最后要求达到控制的目标是：社会零售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计划安排14％，实际执行结果不超过16％；财政赤字控制在90亿元以内；信贷规模1700亿元，货币发行量不超400亿元；保持当年外汇收支基本平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100亿元；农业增长4％，工业增长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他说，只有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才能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向前推进一步。要求振奋精神，顾全大局，同心协力，把明年计划安排的各项任务落实好 [1] 。

1990年春，姚依林到上海作调查，就开发开放浦东问题，同上海市府、市委取得了一致看法。国务院各部门也一致同意。接到上海市委、市府请示报告后，姚依林代中共中央、国务院亲拟了批复，并致函江泽民、李鹏同志。信函内容如下：

泽民、李鹏同志：

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经我们与上海反复协商后，已取得一致意见。这个意见是上海同国务院各部门都已一致同意的。现由上海又报来一个修改过的稿子。内容与我在上海时同他们商量过的稿子基本相同。鉴于我们的报告已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讨论过，也向中央简明地汇报过，是否需要经中央再正式讨论，请你们决定。

姚依林

1990年5月19日 [2]

邓小平很重视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问题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

陈云也很赞成开发浦东，他对上海市黄菊说：“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 [2] 。

经过三年的努力，1992年3月，姚依林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七届五次人大会议后，姚依林到上海考察，住在415宾馆，第二天看望陈云。座中，陈云问姚依林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姚针对当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领域许多部门出现过热现象（例如：冲击银行贷款，占用大量农田搞开发区、房地产，炒股票，做投机生意，走私活动猖獗），讲了三句话：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饿死一批人，烂掉一批干部 [3] 。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姚依林由于年龄原因，从党中央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像过去一样，时刻关心着经济形势。1993年3月5日，姚依林列席中共第十四届二中全会浙江组会议，着重讲了警惕通货膨胀问题。他说：“从现在的情况看，通货膨胀的趋势在增长。”他分析了货币发行量增大的原因，并严正指出：“如果每年都大量发行货币，就可能走向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震动很大。” [4] 姚的发言未登简报。朱镕基得知后，认为姚的发言很重要，告诉秘书组，根据记录印发给大家。会后，朱镕基还特意到姚依林家，征求他对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意见。姚谈了当前财政、信贷和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认为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要十分警惕。他指出：严防通货膨胀，不仅仅银行要注意，需要引起全党注意。地方政府对银行干预太多，应把商业银行独立起来。去年银行发行货币过多，有银行的错误，但地方各路诸侯的冲击，李贵鲜官小挡不住，这是主要的原因 [5] 。

5月，姚依林离开北京到上海，仍住在415宾馆。陈云得悉，约他相会。见面时，陈又问姚对改革开放后几年来经济发展的看法。姚回答：还是去年讲的三句话。陈不语，姚也未继续讲什么，过了十几分钟，姚辞别陈离开了。

1993年冬，姚依林到广州休养，12月发病住进医院。1994年3月，姚依林病情严重，从广州由专机护送到北京医院治疗。国庆节前夕，姚依林接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请柬。姚依林看到请柬后，高兴地对秘书说，准备去。大夫和他的家属从他严重的病情出发，极力劝阻。他听不进去。天安门对姚依林来说是有深厚情感的。回想青年时期，他和其他学生领袖们一起，指挥爱国青年游行队伍，顶着凛冽寒风，高呼反帝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同反动军警搏斗，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49年10月1日，他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声音，仍在他耳边回响。几十年过去了，他多次参加天安门城楼的庆祝会、纪念会，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的欢呼声和整齐步伐声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他眼前。他顾不上身体的严重病情。在他执意坚持下，由警卫员推着轮椅送他去天安门，先到城楼客厅休息，同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人见面。朱站在姚坐的轮椅背后，向观礼客人介绍：姚依林同志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体有病不好站起来，请大家谅解。姚依林面带笑容，抱拳向客人致意。铃声响了，中央领导人陪同外宾上观礼台，姚依林留在客厅。外边雄壮的国歌声响了，参加庆祝活动的队伍走过来了，姚依林很激动，真诚地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重返工作岗位，为解决经济建设上面临的困难，增加国民收入做出自己的努力。想到这里，姚依林的精神顿时振作起来，“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他的病情似乎减轻了几分。他环顾四周，示意警卫员离开客厅赶紧回到了医院。

姚依林因患糖尿病、高血压并发多种病，经抢救无效，于1994年12月 11日谢世，终年77岁。

注释

[1]传记组：组长刘文质、副组长宿世芳、陈志凌。成员马祖彭、韩梅庆、刘庆水、宋焕民、王良、贺俊、刘钢、黄明。
顾问：成致平、郭今吾、李丰增。执笔人：陈志凌。
[1]　姚依林：《我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存中组部档案处。
[2]　“救济会”1925年9月在上海成立，1929年12月改名为“中国互济会”。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革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秘密组织，也叫“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出版过《中国通讯》、《北京互济生活》等刊物，1930年9月转入地下，1933年停止活动。
[1]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并由她发起筹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会长。6月20日以宋庆龄领衔1779位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起人、赞助人身份向全国颁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同时发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对日作战宣言》。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设在上海，各地设有分会。
[1]　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1960年11月24日），《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版。
[1]　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党的领导》，《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1]　王若僖系国民党右派CC团，当时在国民党电报局工作。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谈话记录，1984年7月15日。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4年11月14日。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4年11月14日。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5年5月26日。
[2]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新税制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政策（《人民日报》社论， 1952年12月31日）。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4]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5年5月26日。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46页。
[3]　姚依林：《在四级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5年5月26日。
[1]　姚依林：在大区商业局长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2]　商业部党组关于棉布、百货行业公私合营试点工作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1954年10月20日。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5年5月26日。
[2]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5年6月3日。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1]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电报，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依林：《加强生产观点，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奋斗》1958年5月14日，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李先念、马明方：《关于商业工作方针问题的报告》，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依林：农业部商业部党组《关于在广东清远县召开的家禽生产现场会议的报告》，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依林：《关于城市财贸工作重庆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依林：《在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的总结提纲》（1961年3月），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依林：《关于农村商业工作问题提纲》（1961年5月19日），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2]　姚依林：《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试行方案（草稿）的说明》（1961年6月），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3]　姚依林：《总结提纲》（1961年3月），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依林：《在26省市商业厅局长会议上报告》，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谈话记录，1985年11月10日。
[1]　姚锦访问姚依林记录，1985午11月10日。
[2]　姚依林《总结提纲》，1964年1月11日，原件存商业部档案处。
[1]　姚锦回忆姚依林，1984年12月29日。
[1]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1978年11月），原件存中办档案室。
[1]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1978年12月），原件存中办档案室。
[1]　十一届二中全会会议资料，原件存中办档案室。
[1]　中央办公厅党委常委会议纪要，1979年2月3日。文件存中办档案室。
[2]　中共中央文件〔1979〕第55号，原件存国务院档案室。
[1]　《姚依林在经济调查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调研资料》（第6期）（1979年7月5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姚依林在经济调查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调研资料》（第6期）（1979年7月5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姚依林：《在长期计划座谈会开幕大会上的发言》（1980年3月30日），文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邓小平：《关于编制长期规划的意见》（1980年4月2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姚依林：《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4月22日），文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国家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1980年10月24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姚依林：《对“六五”计划一些的初步预测》（1981年5月25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姚依林讲话要点》见《全国会议简报》（第二期）（1981年10月25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3]　《姚依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81年11月18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4]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姚依林：《全国物价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2月23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姚依林讲话》，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姚依林、宋平：《致小平同志并报耀邦、紫阳、先念、陈云同志》（1982年5月27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访问房维中同志记录，1998年11月9日。
[1]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83年3月15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访问房维中记录，1998年11月9日。
[1]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姚依林：1983年6月25日—30日笔记。
[3]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3]　姚依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1985年9月26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姚依林：《关于外汇外贸问题》（1986年4月13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姚依林：《在全国对外贸易出口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0月10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国家计委会议纪要》，1987年5月27日。
[2]　姚依林：《关于1988年计划安排的方针和原则》（1987年9月22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记录，1988年1月25日、1月27日。
[2]　姚依林：《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1988年12月3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3]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4]　《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5]　徐棣华、王亚平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问题》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7页。
[1]　姚依林：《认真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安排好1989年计划》（1988年11月28日），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2]　原件存国家计委档案处。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
[2]　《人民日子报》，1992年5月2日。
[3]　马祖彭回忆。马为姚依林秘书，随姚到上海考察。陈云静静听着，未插话。
[4]　中办材料1993年3月5日，存中办档案室。
[5]　韩梅庆回忆，韩为姚依林秘书。

姚依林个人人物简介,对姚依林的历史评价,姚依林是怎么死的？

分类：中共人物传日期：2021-04-04 浏览：3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