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县）。这是黄河边上的小村庄。他的祖上是农民，父亲傅庆泰先是做黄河渡船上的船工，后靠借贷租船在黄河上经营煤炭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去西安避难路经潼关，煤价一时飞涨，傅庆泰获利甚丰。后来他又设立了若干商号，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傅庆泰有三个儿子：长子作仁，次子作义，三子作良。傅作义幼年丧母，由继祖母傅王氏抚养。他6岁入本村私塾，11岁入新式小学堂读书，13岁考入运城河东中学。
傅作义童年时记忆力过人。大约在他5岁左右，一天，叔父和哥哥听私塾教师讲《论语· 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 就是记不住，而当时在书房外玩耍的傅作义却能熟练地背诵。 他入私塾后，老师发现他不仅记忆力好，理解力也很好，还很认真、好强。 有一个时期，他珠算成绩不好，受到老师的申斥和同学的讥讽，为此他晚上从头学起，反复练习，直至以后考试都是满分。课余时间，他喜欢游泳、骑马，经常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奔驰于村东村西。他也喜欢带领同伴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他打伤了一个张姓同学的头，他不逃避、不慌张，主动陪送这个受伤的同学回家，而且买了点心向张家赔礼道歉，保证不再伤人。张家消了气，也没有向他的家长告发。学校放假回家，他见活就干。农忙时节，割麦子、碾麦子、割谷子、打谷子、摘棉花，从不偷懒。有一种活儿，在打麦场上捡牲畜粪便，经常要直接用手抓，别人都厌烦、叫苦，他干了10年，从未说过脏。他父亲和祖父、母经常说“看来还是我老二好”。[2] 傅作义的少年时代，正逢清王朝衰朽没落，国家多难，人民尚武。他父亲感于时势，决心让作仁、作义二子投身军界。1910年，傅作义考入太原陆军小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他毅然剪掉辫子参加学生军，任起义学生军排长。1913年，他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从山西入北京，眼界大开，学习之外，他慷慨交游，在正常开支之处多花了20多两银子。假期回家，他向父亲说明多花的钱是向别人借的。他父亲一言不发，带他到黄河边，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让他也照样一起下到水中。当时正值黄河流凌，河水刺骨， 他父亲说：“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他深感内疚。[1] 这件事深刻教育了傅作义，培养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后来虽官至国民党军上将，仍然是一身布军装，一床白布被褥，不吸烟，不喝酒，日常吃饭不过馒头、稀粥、几碟素菜，在国民党军中有“布衣将军”的雅号[2]。
1915年，傅作义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在学校期间，他刻苦努力，凡步兵四大教程及典范令、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全优。特别是射击技术，弹不虚发，曾获全校第一名。
在度过八年的军校生活后，1918年傅作义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初任第十团见习官，不久即转任排长、连长。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体操、射击、劈刺、投弹等方面的技术训练。该团曾在山西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傅作义因此受到阎锡山的赏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派张培梅任总指挥率四个旅出娘子关占领石家庄阻击直系援军，傅作义受命负责警戒石家庄，因部署严谨、有章法，得到张培梅嘉许，张保荐他任第四旅第八团团长。1926年，晋、奉、直系军阀联合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兵，傅作义率领第八团在晋军大部撤守雁门关后死守平绥铁路要点天镇三个月，以少胜多，因战绩卓著被提升为第四旅旅长。1927年傅又升任第四师中将师长，时年32岁。
[1] 《论语》述而第七。
[2] 引自傅作信：《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傅作义》，《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傅作义··涿州之战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公开反共。一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与汪、蒋联系改挂青天白日旗，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9月中旬，阎锡山誓师北伐，派左、右两路大军分别沿京绥铁路和向京汉铁路突袭奉军，同时派傅作义的第四师和李服膺的第十四师为挺进军向京汉铁路截击奉军。傅作义第四师附山炮一营，从晋北广灵插入河北，经易县山路向京汉铁路前进，中途与晋军总部失去联系。10月上旬，傅部到达涿州附近。此时左、右两路晋军已败退约一星期，李服膺部也因遭到阻击撤回山西，傅作义仍按原计划先派一个团为先遣队乘奉军换防混乱之机，袭占涿州火车站并进入涿州城，14日完全占领涿州。
涿州是北京的屏障，京汉铁路的咽喉。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接到涿州被晋 军偏师袭占的报告后，非常震怒，严令驻保定的奉军军团长张学良限期收复。 张学良调四个步兵旅及重炮、野炮各一团、工兵一营、坦克一队由万福麟率领开到涿州，另派曹耀章带铁甲车一列协同，先攻下了涿州火车站。傅作义面对奉军大部队的压迫，令城外部队退入城内固守待援，一面发布安民告示，一面指挥赶修工事。从10月15日至11月30日，奉军以炮兵、步兵、工兵相配合，对傅部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进攻，甚至施放了燃烧弹和少量的瓦斯弹，都未能破城。张作霖见劳师无功，传令奉军：“不用打了，把涿州四周都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傅作义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中!”[1]
傅部9月离晋，穿的是单衣，经过两三个月已近隆冬。饥寒交迫的傅师坚持固守待援，但援军始终不见踪影。
12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前国务总理王士珍、孙宝琦等人先后到涿州，或慰问或劝和。在涿州督战的奉军高参于国翰与傅作义在保定军官学校有师生之谊，专门致书劝降，傅作义回信说：“先生教我们的课目中没有‘投降’这一项，故学生不敢从命。”[2] 此时涿州城中，许多人因病饿而死，街巷号哭之声日夜不绝。12月24日，城中妇孺百余人环绕傅作义的司令部伏地哭请罢战。傅既不忍此惨状，也不敢擅自弃守。
12月下旬，在几乎弹尽粮绝、广大中下级军官认为无法再守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定一面派人与奉军议和，一面派人联系增援。12月30日，双方停战。
傅作义和奉军将领万富麟分别发表通电宣布和议告成。 傅作义在通电中说：“……何忍以爱民之心，反而害民……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战，以遂初愿。惟遇国际战争、地方剿匪，当听中央命令，竭力应付。盖军人之天职，固在此而不在彼也”。[3]1928年1月6日，待援绝望的傅作义乃只身赴保定与张学良商议善后办法。1月12日，傅师残部7000人出涿州接受奉军改编。[4]
守涿州是晋奉战争中一场有名的局部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称颂说：“傅师长神勇无比，各将士忠义绝伦，国内报章以至海外人士，无不惊服，传 颂不置。弹丸涿邑，将因傅作义伟大之战功而成为战史上最著之名城矣!”[1]寓居天津的著名诗人樊增祥写了一首被广为传颂的七言绝句：“新收涿邑七千人，百日燕南立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2]
张作霖在北平专门召见傅作义，要委以军长职务，傅以“束身引退，以谢天下”为辞拒不就职。老张大怒，幸得张学良惺惺相惜帮助求情，傅才被准许离开北平、软禁于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在保定的家中。
[1] 傅作信：《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傅作义》，《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
[1]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百日攻守记》，《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争城战役纪实》，《傅作义生平》。
[3] 孙兰峰：《随傅作义将军坚守涿州亲历记》，《内蒙文史资料》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16辑。
[4]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百日攻守记》。
[1]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争城战役纪实》。
[2]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傅作义生平》。
傅作义··参加中原大战
1928年2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3月，国民革命军组成四个集团军，准备开始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鲁军阀第二次北伐战争。阎锡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任务是负责截断京汉铁路。阎部5月下旬占保定，6月8日进北京。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阎锡山派部下南桂馨赴天津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秘密商定，阎如攻下保定，日军将协助阎部取得天津。[3] 年初被奉军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5月上旬乘隙脱身潜赴天津，参与了南桂馨的活动。驻守天津的奉军残部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胁迫下被晋军收编，于是南、傅不发一枪就接管了天津。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南为天津市长、傅为天津警备司令的命令。此后，傅的旧部陆续汇集到天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
天津是一个工商文化都很发达的大都会，当时又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消费城市。傅作义一方面注意约束部下不受安乐生活的影响以保持良好的作风和旺盛的战斗力，一方面充分利用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机会积极学习，充实自己。他不仅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等人过从甚密，而且经常请其他学者、专家给他讲政治，这些名流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8年底，东北易帜，改挂中华民国国旗。蒋介石遂召开编遣会议，以整军为名行削藩之实，引起各方实力派的反抗。阎锡山于1930年3月21日联合冯玉祥等人通电讨蒋。5月11日，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揭幕。晋军担任陇海线正面和津浦线方面的攻势作战，初期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部队分两路： 第二路辖三个军，以张荫梧任总指挥；第四路辖两个军，以傅作义任总指挥。 该方面晋军的前敌司令部以张、傅分任正、副总指挥。6月28日，晋军攻占济南后，傅主张迅速南下，直捣徐州；而张则坚持先沿胶济线肃清敌军残部。 阎锡山命令张、傅按各自的方案分兵进击。此时蒋介石从陇海线和大后方急调大军增援津浦线，阎锡山也急令张荫梧部的两个军驰赴津浦线。因为连续暴雨，道路泥泞，两部分晋军未能按计划集结，遭到蒋军的分割打击，于7月底全线溃退。
中原大战之前，傅作义曾和72位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促其就任反蒋方面所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当时张学良正忙于处理东北的内部事务，对中原战争各方取中立的观望态度。在晋军败退过黄河以后，阎锡山又派傅作义去沈阳联络张学良，此时张的趋向已定，傅作义回天无力。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各方停战罢兵，静候中央处置。张电一出，局势立即明朗，阎锡山、冯玉祥相继下野。
傅作义从沈阳回到天津，灰心丧气，精神恍惚。当时晋军中有些人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他羞惭愤怒，痛不欲生，曾举枪自杀，得其家人及时制止。[1]
1931年初，经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推荐，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政府代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同年8月又正式任命他为绥远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傅作义36岁。他对属下讲：“一个人事业成就的大小，与选择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历史上许多精明强干的人，如班超、张骞、霍去病、范仲淹等，都是在边疆上建功立业的。”[2] 那时的缓远，土匪横行，农牧业萧条，金融混乱，民不聊生。傅作义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经过一年的围剿、追歼，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耀峰（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又举办“区长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经半年训练，派往各县担任区长，巩固清剿成绩。经过这样一番洗礼，绥远方始恢复秩序，人民才有安居的条件。接着，他整顿财政，稳定物价，开源节流，很快使绥远省财政扭亏为盈。
[3]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
[1]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傅作义将军走过的道路》，《傅作义生平》。
[2]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
傅作义··英勇的长城抗战
在傅作义正式就任绥远省主席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在守军奉命不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东三省。傅作义预料日本人不会以此为满足，势必得寸进尺，绥远是边疆省份，必须加倍警惕。他经常在各种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的主张。每日早晚部队点名时，让官兵高喊：“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守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练习劈刺用的草人上写着日本侵略军将领的名字；在练习射击用的标靶上画着日本军官的形象。他经常给部队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坚决抗日，消灭日本侵略者，才能保卫祖国。为了抵抗侵略，我们必须加紧锻炼各种战斗技能，时刻准备开赴前线。”[1] 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号召大家练一双铁腿、练一双夜眼。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并进袭热河省。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包括傅作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爱国将领也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
1933年1月25日，傅作义奉命率第三十五军由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因该军第七十二师在山西归阎锡山直接指挥，阎另派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与骑兵司令赵承绶部以及炮兵二十一团归傅指挥。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三十五军番号暂改为第五十九军，第六十八师番号暂改为第六十一军，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3月上旬，日军占领热河后，即以两个师团、两个旅团及飞行队配以数万伪军向长城各口推进。3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以八个军团（13个军）约25万人沿长城一线作防御性布防。傅作义率第七军团负责察哈尔省长城独石口的防务。
在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中国守军商震部、宋哲元部和中央军徐廷瑶部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还是被日军从冷口突破。 为加强北平密云之间的防务，何应钦4月30日急调傅作义部开往昌平一带增防。傅令第六十一军留在家哈尔担任独石口防务，亲率第五十九军（共一师 三个旅）及炮兵团以20小时急行军200余里于5月1日下午4时前到达昌平附近集结待命。在徐延瑶部退至密云后，何应钦令傅部由昌平向怀柔出击。 傅即率部迅速赶至怀柔牛栏山一带面对古北口进入北平的必经之道构筑工事。 傅作义告诉部下，欲以武器装备居劣势的中国军队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除要注意运用“近战狠打”的战法外，还必须有“七分用土（即构筑工事），三分用枪弹”的意识。在傅的指令下，第五十九军官兵和近万名支援的老百姓一起很快完成了三线纵深的阵地工事。5月19日，日军在占领密云县城后，继续向怀柔、顺义方向追击中国军队，傅部奉命侧击日军。5月23日，日军西义一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向傅部发动正面攻击，同时以铃木旅团的早川联队迂回到傅部后方实施抄袭。傅作义指挥所部利用工事掩护，对抗日军飞机大炮的反复轰炸；以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坦克；以机枪、步枪对付冲锋接近工事的日军骑兵和步兵。傅部官兵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北平。
23日上午8时，傅部正与日寇激战，何应钦命令傅作义立即停火。原来，早在5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决定成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与日本办理交涉停战，至22日晚，日方已向中方提出停战办法。傅作义给何回电，说前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无法撤退。后来何应钦下了手令：“第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斗，向高丽营附近集结撤退。”傅作义接到停战命令后，异常悲愤，说“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战士们能死而瞑目吗!”参谋长劝说：“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了，仅我们这一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从。”傅作义坚持在日军先撤后，才动员部队于当晚12时前后向指定地点撤退。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战役，被当时国内各报誉为长城抗战“最后有力光荣之一战”。各界爱国人士对傅部表示了热烈的慰问和嘉勉，称誉其“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1]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司令部请求停战。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以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南、以西等屈辱条件结束了长城抗战。
傅作义返回绥远后，第五十九军仍恢复平时的番号第三十五军。为纪念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他派人到怀柔作战地寻找官兵遗骸与撤退时运回的遗骸一起埋葬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和烈士灵堂，并树立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请胡适之撰写碑文，请钱玄同书丹。碑铭是这样的：
这里长眠的是367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1]!
[1] 苗玉田：《长城抗日的最后一战》，《傅作义生平》。
[1] 苗玉田：《长城抗日的最后一战》。
[1] 董其武：《长城抗日的最后一场恶战》，《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
傅作义··绥远守土抗战和百灵庙大捷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人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和暴露，他们通过策划阴谋事件，逼迫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于1935年7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这个《协定》生效后，驻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宪兵、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均陆续从该地区撤出。
1935年秋，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派羽山喜郎到归绥[2] 设立特务机关。日本人向傅作义提出：1. 驱逐国民党绥远省党部；2. 赶走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人员；3. 取消归绥市一切抗日标志；4. 设立沈阳—天津—归绥的日本航空线。
绥远省当时属阎锡山主持的太原绥靖公署辖区，按照阎的统一部署，除设立航空线一事绥远省政府未予同意外，其余要求均照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自动撤销；省党部的《国民日报》改为《西北日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调查人员调离绥远；归绥市的“九一八”纪念堂、怀柔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和烈士公园都加以改饰。
在这样复杂而被动的局面下，傅作义提出了“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方针，教育他的干部忍耐、坚持，巧妙地开展斗争。日本特务羽山喜郎不断以要求绥远省政府与日本订立《防共协定》为名，挑拨傅 作义脱离阎锡山、反对蒋介石，实行“绥远自主”。傅作义始终虚与委蛇，不上圈套。
日本人为实现其控制蒙古地区实行所谓的“日满蒙合作”的战略野心，下大力气物色和扶持蒙奸。1933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在绥远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举行“自治会议”，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在西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国民政府为防止其同日本人合作，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德王任秘书长。1934年4月，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该会实权落入德王之手。1935年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12月，德王赴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蒙古国”，以实现“日满蒙”合作。
对德王的卖国行径，傅作义早已洞察。为争取爱国的蒙古王公和内蒙古地区的爱国武装力量，傅作义一方面请准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将百灵庙蒙政会根据省界一分为二，即分为察哈尔省境内各蒙旗自治政务委员会和绥远省境内各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派爱国抗日的蒙古青年策动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于1936年3月宣布脱离卖国的百灵庙蒙政会。经此两方面打击，德王被迫迁至察哈尔化德县的嘉卜寺。
1936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在自己的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12日，德王勾结日军，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公开投敌叛国。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资助下，德王编练了两个军约1.3万人的军队，以李守信任第一军军长，自兼第二军军长。经日本人撮合，德王与察哈尔北部的伪军“大汉义军司令官”王英（即傅作义在绥远剿匪时仅以身免的大土匪）合流，准备联合进攻绥远。1936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坂垣征四郎到绥远拜访傅作义，他先是向傅宣扬中国应当分治、鼓吹割据；继而强调所谓“关东军对满蒙治安责无旁贷，傅应与德王合作，共同防共”。傅作义回答：“中日两国应当友好，万一不幸出现中日战争，必然造成空前的灾难。 而且战争的结果很难说谁胜谁败。”坂垣离绥前，赠傅作义望远镜、军刀各一，傅作义回赠端砚一方、四书一部，以文对武，不卑不亢。[1]
10月29日，日本驻嘉卜寺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德王确定了犯绥计划， 决定一举打倒傅作义。10月25日，傅作义到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机宜。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避居大连时即与日本人有勾结，但目前日本人将战火烧到他的辖区，威胁到他的根据地山西，所以他也提出“收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他向傅作义许诺：必要时将驻在绥远的赵承绥、王靖国以及驻在雁北的李服膺部归傅指挥。阎锡山同时嘱咐傅作义，不要主动出击，以免触怒日军大举来犯，将战火烧到山西。
此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攻。10月30日，傅随阎见蒋，蒋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指示对日本的侵略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应付；对德王以忍让为重，必要时给点地方也可以；如日军大举来犯，届时将派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前往支援。
11月上旬，由日军提供武器弹药，日本特务组织指挥以汉奸王英所率伪“大汉义军”为前锋，以李守信率伪“蒙古第一军”为左翼，以伪“蒙古第二军第七师”为右翼三路进攻绥远，拟以先锋进攻红格尔图，然后左右翼一起发动，会师归绥。11月12日，王英率骑兵两旅、步兵一旅及炮兵两连向绥远东部的红格尔图进犯。当时红格尔图守军只有两个连和100多名自卫队员，依靠工事固守待援。至15日，伪军虽有七架日机助战，始终未能得逞。此时傅作义派绥东防守正副总指挥彭毓斌、董其武率步兵三个团、骑兵四个团、炮兵一营，向红格尔图伪军实行分进合击，另派一部抄袭敌后。随后又派一个团增援。阎锡山也派独立第七旅开到绥远增防。18日上午，傅作义的部队向王英所率5000伪军发动总攻。伪军原系乌合之匪徒，一击即溃，四散逃遁。 红格尔图一战，歼灭近千人，俘敌300人。此战告捷，灭了日伪军队的威风，长了中国军队的志气。
攻占红格尔图的阴谋破产后，日本人向百灵庙运去大量武器弹药和面粉，作了大战的准备。
此时，蒋介石所派汤恩伯部也陆续开赴绥远平地泉一带驻防。傅作义面对企图卷土重来的日伪军，决心以攻为守，收复百灵庙。他选派手下干部化装侦察敌情，然后确定以绥北防守正副总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率步骑兵四个团及炮兵一营、装甲车四辆，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趁着月黑之夜，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踏着积雪，傅军对百灵庙实施了包围。夜12时，攻击开始。守庙伪蒙军因有日本特务督阵，负隅顽抗。傅军决心在天亮敌援军赶到之前解决战斗，乃以山炮营摧毁机枪阵地，掩护步兵前进。经七次冲锋， 攻破敌阵进入庙内，与敌展开巷战。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日本军事顾问与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见势不妙，寻机逃窜。伪蒙军残部群龙无首，大部溃逃。24日上午9时30分，傅部收复了百灵庙。
此后，因原驻百灵庙的伪蒙军第七师残部又盘踞锡拉木伦庙（俗称大庙子），傅作义决定乘胜追击，收复大庙子。此时伪军旅团长派人向傅作义表示要求反正，傅乃决定收复大庙子尽量用政治手段解决，必要时再使用军事手段。守庙的伪军金宪章部杀死日本顾问，反戈一击，伪蒙第二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残部溃逃。12月9日上午，傅部收复大庙子。
历时数月的绥远抗战，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包括反正的部队），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挫败了日伪妄图建立伪“蒙古国”的阴谋。
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援绥运动。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给傅作义发贺电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 中国共产党派南汉宸率代表团赴绥远慰问。在南京救国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上层人士孙科等人于11月21日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民党内一些抗日力量和地方实力派也明确表示支持抗战。包括西安在内的各大城市也爆发了坚决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正在陕西为蒋介石所逼参与“剿共”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为蒋所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驻归绥的日本特务羽山喜郎求见傅作义，呈送关东军致傅的电报一份，内容是：蒋介石被扣，中国内战即将爆发，限你部于三日内撤出绥远，开回山西，否则日军将进攻绥远。限24小时答复。
傅作义阅电后说：“现在即可签复：我是绥远省主席，也是边防将领，守土有责，绝不能轻易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即使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请你答复关东军。”[2] 关东军接到羽山的报告后，拟派驻热河的日军第七师团配合德王的伪蒙军向绥远发动进攻。后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军乃改变了计划。
[2] 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当时是绥远省省会。
[1]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2]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傅作义··转战绥晋两省为抗日再立新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也开始了全面抗战。晋绥划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下辖以杨爱源为司令的第六集团军和以傅作义为司令的第七集团军，负责主战场侧背的防御作战。第七集团军辖三十五军、十三军、六十八师、骑七师、骑二师以及高桂滋部和刘汝明部。
傅作义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汝明（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四三师师长）负责张家口的防御、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负责南口地区的防御，派第三十五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南壕堑、化德等伪蒙古军所盘踞的大块地区，逼迫伪蒙古军困守于张北一带。另以六十八师为预备队驻天镇。 8月11日，日本“中国驻屯军”独立第十一混成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口守军发动攻击。第十三军与敌激战十余日，坚守在长城要隘居庸关、八达岭一带主阵地。正当蒋介石向南口派出增援部队，傅作义准备动用预备部队向日军开展反击的时候，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和伪蒙军在东条英机率领下从热河分两路进攻察哈尔省，增援张北困守之敌。日军进入张北后，立即南下，以空降兵配合，占领孔家庄车站，切断了平绥线。傅作义命令刘汝明和李服膺六十八师合力恢复平绥线，但刘不从命，李则拖延。傅急派第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但未能阻止住日军的攻势。26日，傅作义命令受到日军南北夹击威胁的南口守军向山西雁北地区撤退。日军继续向山西方向追击，阎锡山命令傅部退守山西。27日，刘汝明弃守张家口。
阎锡山判断，侵犯华北西线的日军，下一步将沿平绥线进犯大同，遂作了“大同会战”的计划。9月上旬，日军从察哈尔省向山西进攻，先以东条英机指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个旅团为基干和伪蒙军两个骑兵师沿平绥路西进，因负责防守天镇的第六十二军作战不力，日军很快攻破了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国防阵地，所谓“大同会战”的基础已经动摇。出乎阎锡山意料的是，日军主力坂垣师团从察南蔚县攻下山西广灵后，进攻平型关。
阎遂决定放弃雁北和绥远省，将晋绥军主力调集到雁门关以南，部署在平型关至阳方口一线。傅作义忍看经营多年的绥远防务空虚，裸露在敌人面前，率部从大同撤守宁武县的阳方口。阎锡山制定了把日军放入平型关进行围歼的作战计划，以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负责指挥此次战役。后阎深感杨 不能笼络统帅各部，令傅作义代替杨爱源指挥平型关正面的战斗。按周恩来、朱德和阎锡山商定的平型关战役作战计划，八路军一一五师担负侧面的作战任务。9月25日上午7时许，从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所属二十一联队和辎重部队走进八路军的伏击圈。八路军发动猛烈攻击，歼灭日军1000多人。傅作义决定利用敌人被八路军切断补给线处境困难的有利形势，一举歼敌于平型关前。正当敌陷于苦战，中国军队胜利在望时，日本关东军蒙疆兵团一个旅团及伪蒙军两个骑兵师仅遇轻微抵抗突破茹越口，于9月29日占领山西繁峙县城，平型关守军腹背受敌。傅作义建议集中一部以绝对优势兵力聚歼繁峙日军，不为阎锡山采纳。10月1日，阎锡山下令全线撤退至忻口设防。
10月13日，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忻口进攻。忻口之战，以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的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为主力，配以晋绥军一个师四个旅，共约8万人防守。卫立煌为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日军三路会师后，计坂垣师团辖九旅团、二十一旅团，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总计六个旅团，兵力与中国军队相当。根据日军三路来犯的态势，守军以主力部署在中路，归卫立煌指挥；以第六集团军部署在左路，归杨爱源指挥；右路归朱德、彭德怀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忻口之战，前后23天，异常激烈，歼灭敌军1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约两三万人。敌人三易指挥官，毫无进展，因补给困难，为避免全军覆没，已开始作向北撤退的准备。此时忽传晋东娘子关10月28日失守，忻口中国守军顿时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31日晚，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2日，山西北线数万守军撤离阵地，退守太原。
同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卫立煌、傅作义、杨爱源等高级将领参加。阎强调：太原为山西首府，也是华北军事重镇，如果失守，将影响整个战局。他计划，以有力部队据守太原城，倚城野战，同时在城外部署野战部队密切配合，阻敌于太原以北，掩护大部队和太原市民及物资安全撤退。 在分配任务时，各将领都默不作声，不敢承担守城重任。阎一再询问，始有人提出，要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有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指挥能力，还得有丰富的守城经验。阎即目视傅作义，傅毅然起立说：“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阎即派傅守城。[1]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认为各部队履经激战，急需休整，对死守太原持不同看法，他给傅留下了“相机撤退”的手令。
11月3—4日傅率守太原的部队第三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师进城布防。参加忻口战役的其他部队纷纷给绕过太原退往临汾方向，无一支部队分担太原外围城防，守城部队成了一支孤军。
11月5日，傅作义召集守城部队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布置任务，决定以孙兰峰旅守东城、董其武旅守北城、第六十八师守西城和南城，没有预备队、没有外援、没有防备纵深，他慷慨地说：“现在的形势就好比活人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了。困兽犹斗，我们为何不能与敌抗争! 届此国家危亡之秋，我们必须决死奋斗!”[1] 他又写信给荣河老家，嘱以身后之事。6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和蒙疆兵团一个旅团、一个支队开始对东、北城外守军前沿阵地发动攻击。7日，敌人以炮火轰击城墙，又以飞机轰炸城内军事要点。傅作义命令炮兵还击，但大部为敌火力所压制。经一日轰击，三丈六尺高的城墙，有多处被炸成不满两丈的土坡，城上工事多被炸毁。守军一面以麻袋实土修补城防工事，一面注意敌人动向，准备迎击。7日上午9时，敌步兵在大炮和坦克掩护下，从东北角突入城内，傅作义指挥所部官兵以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集中火力射杀，或用刺刀、手榴弹近距离拼杀，经五个多小时的血战，将敌赶出城外。 下午6时，当战斗正激烈时，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太原城戒严司令曾延毅从水西门逃出城去。因此军中盛传副（傅）司令出城的消息，“副”、“傅”同音，以讹传讹，军心浮动，西城部分守军竟擅自逃出城外。8日，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攻城。因受连日轰炸，守军通讯联络被切断，各自为战，城内多处展开了激烈的巷战。8日下午7时，巷战接近傅的总部，傅作义乃按卫立煌的手令，命令部队突围。突围部队化整为零，且战且走。过汾河后，傅身边的部队聚集了上千人，傅作义说：“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不怕死的跟我来，继续抗战!”[2] 步行七日，到达中阳县，走失各部陆续来归，约有4000人。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电告蒋介石，归罪于傅作义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要求撤傅的职。因卫立煌等先向蒋介石报告了守卫太原的有关情况，蒋也深明阎的用心，即电阎“此事由我处理”。阎虽不满，也无可奈何。自北伐战争 后，蒋对傅多次拉拢，尽管傅无叛阎之意，而阎则认为傅已羽毛丰满，难以驾驭，忌恨之心与日俱增。中原大战，曾想诿过于傅而除之；太原失守，更是借以除傅的好机会。傅在蒋阎之间两面应付，而开始倾向于蒋介石。
1937年12月，阎任命傅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配合友军防止日军南下。1938年2月，日军从华北抽调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南下，企图合攻徐州，打通津浦铁路线，蒋命阎派兵反攻太原和归绥，以牵制华北日军。按阎的命令，参与反攻太原的傅部转驻晋南北的河曲、偏关等地。傅作义认为自己是绥远省主席，又是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理应反攻绥远。经阎同意，他亲率第三十五军深入敌区400里，于4月27日进至北距归绥市20多公里的一间房、萨尔沁一带与敌军主力接触，激战多时。因破坏铁路线的部队未能完成任务，大同方面援敌赶到，傅部遭到夹击，傅乃下令全军撤退。日军主力紧跟追击至山西偏关。傅利用地形设伏，予敌以重创。残敌不支，退回绥远。傅即率部驻防于偏关、河曲、五寨、神池各县，总部驻河曲县城。
[1]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
[2]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
傅作义北路军的驻防区在晋西北。在这个防区内还有八路军一二○师，续范亭、南汉宸领导的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雷任民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队。傅作义及其部属经常与八路军来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初，曾派曾山、程子华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交，商谈抗日问题。傅又派周北峰为代表到延安拜见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并且带回了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的学员数人。续范亭、程子华曾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的部队。在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发展的形势下，傅作义的部队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傅作义感到在部队中必须建立政工组织，进行政治工作。1938年初，傅在柳林镇建立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1938年秋，应傅的要求，中共晋西北工委派潘纪文为特派员到傅部协助开展政治工作。同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不在友军中发展党员。11月，中共北方局即派南汉宸、罗贵波到河曲向傅作义提交了在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以便开诚布公地帮助傅作义。在共产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的帮助下，傅作义开始筹建部队政治工作他既不采取共产党的政治委员制度，也不要国民党政训人员监视军事人员的办法，创立了一套适合他自己的办法。他在军、师、旅、团设政治部机关，委派政治部主任；在营、连两级设政治指导员和助理员。他委托潘纪文草拟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这个守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打骂士兵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奋斗室”，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改善民军关系；实行军政统一，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傅又委托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周钧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拟定了《三十五军十项纪律》，经他审定，通令全军执行。《三十五军十项纪律》主要内容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速还，损物赔偿；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打人骂人；部队行军时，不许踏坏禾苗；部队住宿后，院落街道要打扫干净；行军前要缸满院净；部队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家中无人者，写清数量将钱压在条下；不虐待俘虏，不许搜俘虏腰包。《政治工作守则》和《十项纪律》贯彻执行后，过去官兵脱离、军民脱离等旧军队的一套残余作风，逐步有所改变。新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赞成全民抗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因此共产党的报刊、书籍在他的部队一度可以公开传播、阅读，他的军报《奋斗报》也是新华社与中央社的消息兼取并用。罗瑞卿所著《军队政治工作》曾在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和干部中争相传阅。傅的案头上也放置着一些延安报刊。他还指定一个电台收录延安广播电台新闻消息，把记录稿秘密交他本人阅看。一时之间，傅作义的部队到处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的歌声，官兵乐观团结，斗志昂扬，充分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象。
在三十五军的军政干部训练团，阎锡山也派去了政治教官，讲授阎的所谓“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理论，并进行反共宣传。傅作义命令训练团教育长苏开元设法加以限制，引起阎的不满。于是阎命人散布谣言，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是“七路半”了，很快就会变成“八路”了。阎还密电蒋介石，要求撤换傅的职务。因傅同共产党合作的行动也没有超出蒋所允许的范围，而且蒋与阎之间也是各有鬼胎，阎锡山借刀杀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傅作义··反攻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
1938年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任命傅作义为第 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指定傅在绥远西部的河套地区成立副司令长官部。1939年初，傅率部离开晋西北到达河套五原县，正式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从此宣告脱离他寄身多年的阎锡山晋绥军体系。
傅作义到绥西后，第一件事是整训部队。他将第三十五军补充为三个师，自兼军长。在狼山县百川堡（今临河县新华镇）举行了轮训班式的“抗战建国讨论会”，总结对日伪作战的经验，研究对日伪作战的新战法。他成立了绥远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兼任战时动员和平时行政两项工作，负责组训民众。
1939年冬，国民政府为适应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拟发起北起绥远，南至中越、中老边境的对日冬季攻势，命令傅作义采取行动，牵制华北日寇不使其南调。当时包头是日伪军的重要据点，驻有日军两个联队、伪蒙军一个师，加上宪兵队、守备队等，共有1万万人左右。为了达到牵制日寇的目的，傅决定全力以赴，对包头发动奇袭，攻点打援。
为避免打草惊蛇，傅采取了“攻而示之以守”的策略，将司令部由五原撤至陕坝，命令部队修筑防御工事，破坏公路；同时命令兵站在狼山前后的沙漠里分散埋藏军用物资、粮秣，命令动委会动员民众演练空室清野、配合军队歼敌。从12月15日开始，傅率部沿黄河岸昼伏夜行，秘密向包头进发。 20日晨5时，担负主攻任务的新编第三十一师一举袭入包头城内，与仓促应战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残敌被压迫于敌军司令部。但因阻击援敌的中国军队后续部队未能大量攻入城内，上午11时许，敌军由城内东、南两方发动坦克掩护步兵向中国军队反扑。21日晨，敌援军一部赶到，向城内各点发起攻势，原已投诚的伪军又转而帮助日军反攻，中国军队与敌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城外，中国军队与固阳、安北方向来援的日军骑兵第十三、十四联队发生激烈战斗。21日午后，从大同、张家口、归绥增援的日军步炮联合部队在坦克掩护下发动猛烈攻击，傅指挥部队开展正面阻击、侧面包围，予敌以沉重打击。21日夜，傅作义得知敌由蒙疆各地调来第二十六师全部和第二混成旅增援，已陆续开至包头附近，敌我力量悬殊，而中国军队也已完成攻城打援、牵制敌人的任务，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命令各部及时脱离战斗，转移至指定地区待命。22日晨，日伪集结了近万人的追击部队，乘汽车和装甲车尾追，又遭到傅部一〇一师的阻击，敌未敢深入，自动撤回。历时三天的包头战役，毙敌千余人，吸引了晋北、察南及华北大部日军，使其不能南调。
包头战役，被日本蒙疆驻屯军视为奇耻大辱，他们叫嚷“一定要扫平河套，消灭傅作义军!”1940的1月31日，从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调集3万余日伪军、汽车1800辆、坦克40多辆以及大炮、飞机由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指挥分三路从包头向西进犯，扬言“膺惩傅作义”，企图一举将傅部围歼于河套地区。
面对气势汹汹来犯的日伪军，傅作义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阻击后，将部队转移至公路两侧纵深地带。2月3日，日军侵入五原后，继续向临河、陕坝两城镇搜索前进，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即宣扬傅作义已全军覆没，绥远全省已为日军占领。他们召开了庆功会，扶持汉奸组织了“维持会”和“绥西自治联军”。
此时蒋介石也认为绥西败局已定，电令傅作义去兰州代理因病休养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职务，将部队撤至宁夏。傅与部下研究后决定不去兰州，也不撤退宁夏，坚持在绥西待机反击。傅估计从察、绥和雁北调集来的日军不可能在绥西久留，必求速战速决，因此指示全军采取灵活机动、分区游击的方式，袭扰、消耗并相机歼灭小股敌人，避不利、找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傅部的频频袭扰，使日伪军疲于应付，晕头转向。2月中旬，黑田率主力撤离绥西，留下日军一个联队，四个伪蒙师和由察南、雁南、绥远调来的一部地方守备队，汉奸军队“绥西自治联军”，日本宪兵队、特务队，总兵力约一万五六千人。傅作义侦知这些情况后，即派新编第三十二师收复临河、陕坝，敌不得不收缩兵力，巩固五原这个据点。傅作义部在绥西，以游击战配合运动战，共毙伤敌2100余人，摧毁敌汽车100辆，坦克5辆。
1940年3月中旬，正是河套地区解冻流凌时节，傅派人掘开五原以西的乌拉壕堤坝，让大水漫灌敌人增援部队必经的包一五公路；派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分别攻夺五原新旧两城；派第一〇一师阻击从包头等方向前来增援之敌。
3月20日黄昏，傅部突击队占领五原东城门，各部迅速跟进，因中国军队潜伏人员及时破坏了敌人的通信设施，敌人在各据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很快丢失了粮食库、弹药库等重要据点，但仍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装备负隅顽抗，死守待援。20日午夜，我军发动总攻，激战至21日下午，克复五原旧城，战至22日克复五原新城。自21日下午至23日下午，城外打援部队顶住了6架飞机和80门重炮掩护下的日军步兵的反复冲锋，使攻城部队得以顺利全歼守敌。这次歼灭战，傅部以重大代价换取了重大胜利，击毙日 军水川伊夫中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以下1000余人、毙伤伪蒙军3000余人，俘虏日军50余人、伪蒙军1800余人（含投诚部分），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50余辆以及大量其他军需物资，国内报刊称之为“五原大捷”。
五原战役的胜利，振奋了抗日的民心、军心。在这次战役中，傅部击毙了日本皇族水川中将，继八路军于1939年11月击毙日军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之后，又一次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傅因此役获国民政府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
傅作义··治军与治水并重
自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后，傅作义走上了遥受蒋介石控制、实际上自创局面的道路。
1939年夏，傅作义送走了中共驻在傅部的特派员，表示“过去是以工作领导工作，今后将以主义领导工作”，并迎来了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在政治上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1939年12月，蒋介石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十二月”事变，胡宗南组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傅作义没有参写这次反共的军事行动。 自五原战役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主力实施南进战略，也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和大青山游击队的积极作战，在绥远的日寇未能再向西进犯。在绥西抗战期间逃离的大批国民党官员、特务，这时又纷纷回到后套，渗透到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各个角落，企图消灭共产党、控制傅作义。
1940年7月至1941年，后套地区卷入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 中共后套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套特委书记郭北宸被杀害，中共党员有200多人被捕，进步青年1000多人被关押。傅作义的军报《奋斗日报》被改组，新华社的消息不许使用。进步书刊被查禁，进步歌曲不许唱，一时之间，“重庆文化”代替了“延安文化”。
蒋介石在绥远的反共活动是一箭双雕，既为打击共产党，也为控制傅作义。在反共进行到一定程度后，蒋、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就突出了。 傅作义曾对他的亲信说：“咱们像压在几千斤大石头夹缝中的苗苗，只能曲曲折折地生长。”[1]1942年4月，傅作义派崔载之接管了《奋斗日报》社，以代替中央社的王华灼；在长官部办公厅下设立了以秦丰川为首的文化室，夺回了舆论阵地。接着派王克俊兼任三青团书记兼组织组长，代替蒋系人物赵仲容。
同时，傅作义提出了“整理干部办法”，在副司令长官部设立“贯彻社”，出版刊物，统一干部思想，做到“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1943年又成立了副长官部人事室，接管了政治部的人事权，架空了政治部主任张彝鼎。
在政治上争取相对独立局面的同时，傅作义兵农并举，提出“治军与治水并重”的口号。1939年傅作义率军政人员进入后套之初，就面临严峻的粮食困难。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成立“土地整理委员会”，接管了垦务局，将大量土地由地商、豪绅手中收归政府，由政府向农民收租；二是在狼山县境内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作战伤残官兵；三是在临河、五原、晏江、狼山等县创办了五个合作农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后套土地肥沃，生产粮食关键是搞好水利建设。傅作义在副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大修水渠，至1945年春，后套地区所修渠道宽五丈以上的干渠达1700里，宽一丈以上的支渠超过1万里，整个后套渠道纵横，被誉为“鱼米之乡”、“塞上江南”。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开始治理黄河的测量工作，他亲自陪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到现场勘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注意发展粮食生产，也一直没有放松军队训练。收复五原后，傅作义部的主力第三十五军元气大伤。蒋介石为安抚他，又给他两个军的编制（暂三军、暂四军）。1941年冬，军事委员会向傅派来了以步兵上校多米诺夫为首的苏联顾问组一行五人，协助训练部队。1944年，傅作义派部分师、团（营）级军官、作战参谋人员轮流赴缅甸战场受训。他还轮流派出团、营与日伪小据点进行战斗作为战场练兵。1945年5月，美国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到绥西视察，对傅部的教养、素质、技术等方面给予很高评价。 魏说：“该部体能、营养、纪律、训练等，比之世界各地之高水平军队亦无逊色。”[2]
对于蒋介石的控制政策，傅作义往往采取很策略的方法应付；而对蒋平时不给装备、战时不给支持的歧视做法，傅作义则不时地公开抱怨。他曾集合营以上军官讲话，愤怒地说：“我们在前方流血流汗，挨饿受冻，人吃豌豆马无料，为抗战而毫无怨言。但重庆的达官贵人，贪污腐败，在后方纸醉金迷，骄奢淫逸，歌舞升平，甚至发国难财，在南美购置橡胶林园……”[1]。由于抗战后期国共势力的消长，蒋介石缓和了对傅的控制，更多地采用拉拢手段。美蒋联合以美援为诱饵，逐渐把傅拉上了蒋的战车。
[1]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傅作义将军走过的道路》。
[2] 刘春方：《我所知道的傅作义先生》，《傅作义生平》。
[1] 刘一平：《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及建设概况》，《傅作义生平》。
傅作义··上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战车
1945年春夏，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召开了关系到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前途的大会，即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强调：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六大断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并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2] 傅作义出席了国民党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的6月，傅作义升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8月，中国对日寇大反攻开始。8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一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一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一令奋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美日蒋伪勾结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而严重的局势。8月11日，傅成立了“第十二战区复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辖绥蒙、平津、东北三个组，把各种特工人员和游杂部队一齐派出。8月13日，傅作义的部队由后套出发，向东挺进，8月15曰接收包头、18日接收归绥，随即分兵绥东各县。9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傅作义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的受降主官，负责办理接受日军第21独警队、第24独警队两大队及热河省内日伪军投降的有关手续。在接收已被八路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解放地区的过程中，傅作义部与八路军发生了直接冲突。 10月24日，傅作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布了所谓“明示内战责任”的电报，指责共产党打了第一枪。同月26日，新华社奉命反驳，指出“傅作义企图推脱战责!”为了回敬傅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所部对傅部占据的归绥、包头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迫使傅作义命令东进部队回师固守归绥、包头。
1945年冬，美国政府派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冲突”。蒋介石为争取布置内战的时间，假意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的要求。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协议从1月13日午夜起，双方各就原地停战。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前一日，即1月9日，傅作义向蒋介石发出了所谓的辞职电报，站在国民党正统的立场上，“希望各党派斩断以兵争政恶观念，应以军队交还国家且须互调防地，遵循宪政轨辙，彻底统一，真正民主”，还称“且为退让为国者之先驱。中共不乏明达之士，倘能因国民党人之无私，更能礼让为国，放弃权利地盘之争执，完成全国所需要之统一民主，则作义之退休与国事不无补益”[1]。但就在协议停战的13日晚，傅作义却组织了对八路军占领的集宁、丰镇两城的偷袭。17日，解放军向抢占集宁的傅军发动反击，歼其1200余人。3月初，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代表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面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乘飞机到集宁、归绥两地视察，傅作义接受了停战的意见，同意与中共领导的绥蒙军区互派联络组调处争议，避免冲突。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月，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策应中央军打通平绥铁路，向东夺取集宁、张家口，并派参谋总长陈诚到归绥，共商行动部署。傅为迷惑解放军，派周北峰同解放军商谈和平，暗中秣马厉兵做进攻准备。9月5日，傅作义开始偷袭卓资山，得手后以全部兵力进攻位于绥远东部平绥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集宁，13日晚，占领了集宁。19日，攻占了丰镇。为有效地调动傅作义的部队，蒋介石先后将大同和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20日，傅解了大同之围。之后，傅利用解放军在河北怀来与其他国民党军队鏖战之机，调集2万兵力围攻张家口。10月11日解放军主动撤出了张家口。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放弃城市，依靠广大农村进行运动战。所以当傅全力进攻时，中共 领导的军队除在集宁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以掩护撤退外，从丰镇到张家口的平绥路沿线，均未进行激烈战斗。傅作义进占张家口后，忘乎所以，夸大战功，通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声称“击败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之众是人民意志的胜利”[1]。蒋介石被这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11日下午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0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傅的部下董其武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1947年1月16日，第十二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为主任。 他以三十五军为基干，正式整编充实成三个军及两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另加十三个骑兵旅。傅部在保持对平绥铁路线的控制外，还曾奉命派出第三十五军支援保定的孙连仲，派出暂三军、骑四师支援东北的陈诚。
1947年秋，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的重点进攻遭到彻底失败，在华北也开始陷入困境。蒋介石遂于11月26日到北平调整军事部署，决定撤销保定、张垣、太原三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12月3日，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12月6日在张家口宣布就职。从此傅作义所指挥的除原有的部队外，又增加了中央军的两个兵团：李文的第四兵团、石觉的第九兵团和河北省的地方保安部队。华北“剿总”共有陈继承、邓宝珊等八位副司令，陈是蒋的亲信，是用来牵制傅作义的。蒋曾派人向在傅部的中央军将领传达口谕：“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老师（陈继承）的”，所以“剿总”成立初期傅对所部中央军只有军事指挥权，没有人事、补给等方面的权力。为此傅曾再三电蒋辞职，蒋介石则再三挽留。蒋既极力挽留，傅则乘机扩大自己控制的范围。
上任伊始，傅作义即率四个军沿平保铁路西侧向南面推进，企图捕捉华北人民解放军主力。1948年1月，在保定以北的涞水，解放军华北部队第三纵队在第一纵队配合下，给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以沉重一击，歼灭其新编第三十二师，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自杀。这次战斗，是傅作义部在日本投降后作战中受打击最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此役以后，傅与华北人民解放军又战了大小几百回合，形成拉锯局面。
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开始了与国民党军的决战。为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命令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于8月下旬进军绥远，第二兵团向北平、承德、张家口逼近，策应第三 兵团，目的是牵住傅作义，使华北的国民党军不出关或少出关。
10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急忙到北平策划援锦。蒋原拟让傅全力增援锦州，如援锦不成，则退保江淮。傅以太原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现已被解放军重围，华北军队宜考虑两全之策为由，逃避了全力援锦。蒋、傅乃另拟方案：抽调驻天津、塘沽的部队组成援锦兵团就近援锦；调驻北平、保定的部队南下，号称袭击石家庄，用“围魏救赵”之计解太原之围，同时偷袭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解决共产党的心脏”。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这一阴谋的内容，在开展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指挥冀中、冀晋地方部队和民兵进行顽强阻击，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也及时赶到增援，迫使傅部知难而退。
1948年10月中下旬至11月，随着锦州、沈阳的相继解放，傅作义也加紧收缩兵力，将绥远以外的50余万人布置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唐山至山海关一线，一面加紧训练部队，一面争取更多的美国援助，以增强实力，等待局势发展。傅曾向其亲信表示，战争失败自然罪孽深重，成功结果亦必失败，蒋不容我们存在。他准备在不得已时西走察绥保存实力。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
[1] 《大公报》1949年1月13日。
[1]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傅作义将军走过的道路》。
傅作义··历史关头选择光明道路
1948年11月4日，即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傅作义到南京国防部参加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本拟调傅作义任东南军政长官，华北军队完全南撤，南撤后所有部队仍归傅指挥。傅为避免南撤，作出满有信心的样子对蒋介石说：“我对华北局势还不像别人那样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局的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1] 他计划以一部分兵力暂守北平，主力移驻天津、塘沽，坚固守备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意见。回到北平后，傅作义在落实国防部方案方面做了一些积极姿态，但他不能放弃绥远，因此也不能放弃北平与绥远之间的张家口，所以主力部队没有立即撤到天津和塘估。他估计东北解放军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休整，所以也不急于作出决定。
11月23日，即辽沈战役结束后20天，东北人民解放军70余万人秘密 南下，向平、津、唐逼近，意在切断华北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29日，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地区的傅作义部队，傅令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三个师星夜驰援，另调两个师向张家口地区靠拢。12月4日，傅作义获悉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山海关，可能进攻北平，又令孙兰峰部固守张家口，郭景云部回援北平。12月6日，第三十五军被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围困于新保安地区。傅作义又命令在张家口的第一〇五军和在南口、怀来一线的一〇四军援救第三十五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为达到在华北歼灭傅、蒋两系军队的目的，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天津、塘沽、唐山等地的包围堵住傅作义的海上退路之前，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隔而不围。在分割包围之后，先打两头，再打北平。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中共对傅作义也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锦州一解放，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就开始争取傅作义与中共合作，走和平道路。当时直接与傅接触的有傅在保定军校时期的老师刘厚同和傅的同乡、朋友杜任之教授（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傅办的《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通过其堂兄李腾九（傅总部联络处长）做傅的工作。1948年11月初，中共晋察冀城工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派人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谈判。这时，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已从天津《大公报》社调到傅作义身边，她向傅作义转达了中共的意图：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此时傅作义对与共产党合作还有很多顾虑，他幻想美国可能出兵，李宗仁可能有希望代蒋。11月17日，傅作义通过傅冬菊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已认识随蒋“戡乱”的错误，决计将所属60万海陆空军交毛主席指挥，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并要求派南汉宸到北平商谈有关事宜。傅拍此电是一种试探，是想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以华北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从而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中共中央对这个电报未予答复。
张家口、新保安被围和北平与天津、塘沽被隔，使傅作义感到了和谈的迫切需要，他让李腾九找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北平地下党组织派李炳泉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出面与傅作义联系。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该社记者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为代表，前往河北平山，希望见到毛主席，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12月16日，崔载之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开始谈判。傅方的意见是：请解放军放新保安被围的第三十五军回北平以增加城内傅作义军队的力量，用以制约蒋的中央军，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和平解决。建议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傅部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12月19日，刘亚楼向傅方代表阐述了解放军和平解决平津等地问题的基本原则：以争取国民党军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不能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要求傅作义把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头目逮起来，军队放下武器，宣布起义。两方意见差距很大，傅方代表没有得到授权，所以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在派崔载之出城谈判的次日，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嫡系师长以上军官秘密商讨和平问题。他说：“北平已经被围了，唯一的办法是和平，用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和平’并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是失败，那也只是我傅作义个人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胜利，我把你们从绝境带到生路上来。”各师长都愿意跟傅走和平道路。但当傅说他准备以发和平通电的方式实现和平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反对，认为这种方式是过去军阀混战时大家惯用的一种方式，现在不适合。在傅的谈判代表出城未回之际，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北平劝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由天津新港从海上撤到青岛；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然后再南撤。傅以形势不可能为由予以回绝。
12月20日左右，崔载之回到北平。带回的结果令傅大失所望。他原打算通过参加“联合政府”以保存实力，而解放军方面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还要以他的军队放下武器为和平条件，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他觉得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只有准备打仗。而此时解放军已占领了唐山和天津周围重要城镇，并以12个纵队分割包围了北平、天津，兵临城下。
12月22日，解放军从西线发动攻击，被围在新保安的傅部第三十五军及部分非正规军共直1.6万人被歼灭；24日，被围在张家口的傅部第十一兵团5400人被歼灭。3日之内，傅作义自己的部队除留在绥远的以外，主力大部被歼；而他所指挥的中央军除塘沽一部五六万人外，都被重兵重围。12月25日，傅又得悉他被中共列为甲级战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使他痛苦异常。此时他派到南京了解情况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回到北平。何告诉傅作义，他到南京找过李宗仁，依何之见，李对局势毫无办法，南京的局势乱纷纷，已无暇顾及北平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提出愿在保证中华民国的独立和完整，保全中华民国的宪法、国体、法统，保留国民党军队的前提下， 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针锋相对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由此而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也就在元旦这天，中共中央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向傅作义转达了六条意见：（1）不同意他发和平通电，以免他在蒋方失去合法地位，而共产党也不能接受这种做法。（2）解释所以把他列为战犯，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追随蒋介石反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地位，便于他暗中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立功赎罪；说明傅的直属部队可以不缴械。（3）指出他1948年11月17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不切实际，要按解放军方面的办法办理才能接受。（4）希望派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前来谈判。（5）告诉傅不要去南京开会，以防被蒋介石扣留。（6）不要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彭泽湘参与谈判。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又派周北峰（华北“剿总”土改工作队队长）偕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到蓟县，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负责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人就和平解决平、津、塘、绥问题举行谈判。周、张提出：傅可以放弃军权，但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国民党进步分子的地位。他们还提出：平、津、塘、绥一起解决；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政府中要有共产党以外的进步人士参加；军队不要用投降的方式而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张家口、新保安等地作战中傅方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作俘虏对待；傅军队中的行政、文职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不追究傅部所属人员过去的罪行。1月9日，解放军方面作出答复，提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的总原则，并具体提出傅应令平津城内守军出城改编，傅的直属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解放军和平接管后，给傅一定的政治地位，傅的部属中被俘者释放，起义者既往不咎，愿工作者予以安排，愿回乡者发资遣费、资遣证回乡。傅方代表表示接受解放军方面的条件。因周北峰声明无最后决定权。所以解放军方面在《会谈纪要》的附注中写明：1月14日午夜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期限。周北峰于11日携《会谈纪要》回北平复命。
傅作义看了周北峰带回去的《会谈纪要》，情绪极度低落。他准备再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作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1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傅没有照办。相反，在蒋介石给天津守军下达了坚守的命令后，傅作义电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让其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1月14日，傅派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起到通县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解放军方面参加谈判的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一开始，解放军方面即声明：“离上次谈判约定的答复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傅先生还没有答复。我军已下令攻击天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绥远问题，中共中央指示以后再谈。”实际上，这次谈判只谈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就在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月15日下午，天津守军13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生俘陈长捷以下11.7万人。面对这种形势，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于1月16日与解放军就北平守军出城、改编方案、军官安排、机构接收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1月17日，傅作义向塘沽国民党守军转去了蒋介石的一个电报，大意是：天津既已失守，塘沽无再守之必要。于是塘沽国民党守军在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领下乘船南撤。1月18日，按照傅作义的要求，解放军方面又与傅方代表草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报中共中央修改后，作为正式协议于1月21日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光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等人签字生效。
正当傅作义与解放军进行和谈之际，蒋介石对此有所觉察，多次派人拉拢傅作义，要求傅率部南撤，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傅均婉言谢绝。1月中旬，蒋曾派其次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到北平劝傅。蒋在信中说：西安双十二事变他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还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宜生一人归来，胜似千军万马”[1]，傅未为所动。此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飞到北平，对傅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直接支持傅，美国海军将在沿海援助傅作义南撤。傅作义拒绝了他的建议。1月17日晚，蒋介石给傅作义发来一个电报，大意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将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运走，约要一周，望念你我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傅作义以“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的名义将此事电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解放军遂以炮火封锁北平城内机场，粉碎了蒋介石运走嫡系精锐兵团军官和装备 的梦想。
1月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所属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正式下达到各部门。会上蒋介石嫡系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和第四兵团司令李文虽然内心反对北平和平，由于傅早已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了要害防地的部署，他们也无法动作，只好要求放他们回南京，傅表示同意。
1月22日，傅作义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交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国内各大报纸正式公布了《协议》条文。从此日开始，北平城内二十余万国民党守军陆续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应召和邓宝珊乘飞机赴石家庄，转往平山西柏坡谒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当晚，毛主席亲自到傅作义的住处，一见面，就亲切地握住傅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后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1] 毛主席对傅作义促进北平和平解放的功绩给予很高评价，并同意对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天津等战役被俘的傅部人员一律宽大处理。傅作义非常感动。
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表示他已认识蒋介石“戡乱”政策的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完全正确。他说：“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他呼吁：“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刻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2] 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4月2日复傅作义电中说：“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3]
[1] 朱沛丰：《起义风云录》，《北平和平解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 朱沛丰：《北平和平解放》。
[1]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七卷。
[2] 朱沛丰：《北平和平解放》。
[3] 朱沛丰：《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推动和平解放绥远
就在傅作义公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这天（1949年1月22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到北平会晤傅作义，向傅请示绥远下一步怎么办。傅很明确地告诉董：“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你回去以后，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钱把家眷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至于如何具体行动的问题，傅说：“等我见到毛主席以后再定吧。”[1]
2月22日，毛主席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傅作义，毛对傅说：“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先做好他内部的工作；另一方面派个工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觉得什么时候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你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你不久也可以去看看你的旧部”。[2]
3月2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代表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协商提出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问题的协议》草案。4月下旬，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阎又文、王克俊和中共方面的代表张友渔、李哲人就绥远和平诸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傅作义派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携带《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到绥远征求董其武的意见，还要他们转告董其武：“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等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不要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3]
5月28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的代表康保安分别在《绥远和平协议》上正式签字。1949年6月3日，康保安带着已签字的《绥远和平协议》由北平返回绥远。傅作义派原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等20余人与康一同到绥远，代表傅宣讲《协议》条款，宣传中共中 央对绥远的政策，沟通董其武和在绥远的其他将领如孙兰峰、刘万春等人的思想，做好起义的准备。
当时绥远局面很复杂，一些人受特务所造谣言的蛊惑，不主张起义；一些人与国民党要人关系较深反对起义。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停发了给绥远军政的补给。7月底，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和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带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的信件到绥西陕坝会见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通知他们国民政府新的任命：董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为副司令，并令董将部队交孙指挥，向西撤退。董以部队欠饷几个月，又以士兵和班排长多是绥远当地人需要安家为由，阻滞了立即西撤的计划。董其武命令力量充实而且忠实于他的独立第七师开到绥西五原，作出主力西撤的姿态以争取补给，同时阻止擅自西撤的部队。一时之间，想西撤的不能发动西撤，想起义的不能发动起义，陷入僵持状态。
为抵消阎锡山、徐永昌等人对绥远起义的消极影响，傅作义向毛主席要求到绥远亲自作安排。中共中央同意傅作义和邓宝珊一起到绥远促进起义。
1949年9月初，傅作义携带现洋20万元（其中15万元是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按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拨给的犒劳费、傅部福利基金5万元是原傅部“奋斗基金”的部分结余）慰问金到绥远。傅到绥远后，接待了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的来访，传见了营以上的军官，并由董其武陪同检阅了归绥驻军，分发了慰问金。归绥官兵亲眼见到傅作义安然无恙，并且领到了慰问金，认识到国民党特务所造谣言之无稽，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宽容温暖。绥远军民也因此感到和平有望，安定可期。9月10日傅作义到达包头，召集绥远各地军师旅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地方士绅，共商绥远起义的问题。当时全国和西北的军事形势，促使绥远各界逐步认定和平解放是绥远较好的出路。傅作义、董其武计划在9月17日举行通电签字仪式。
就在9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又赶到包头。他带有李宗仁、阎锡山邀请傅到广州去的亲笔信。二人在信中均祝贺傅作义“脱险”，并请他到广州共襄大业。这时蒋介石又给傅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傅作义此次回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获得了自由，但他（蒋）“由于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蒋希望傅作义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傅作义看了电报、信件，又听了徐永昌的一段说词，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我到广州也无能为力”。徐见游说无望，便装病住医院，赖着不走，企图运用他对绥远部队一些将领的影响与傅作义进行一场“拔河赛”，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9月18日，傅请邓宝珊出面见徐，请徐安心养病，并请他领衔参加绥远的起义，起义后大家一同到北平去。徐听后一愣，意识到他已不能阻止绥远的起义了，他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目前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走，不妨碍你们的事情。”9月19日，傅作义等人在送走徐永昌后，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当日下午，傅作义向参加起义的绥远军政干部发表了讲话。他说，他过去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由他负责；现在他把大家引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走错了路，要由各人自己负责。 次日，董其武将军等39人签名的通电发出，正式宣告驻绥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政府绥远各级行政人员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
绥远起义通电发出后，傅作义让董其武留在归绥处理善后问题，他和邓宝珊、孙兰峰返回北平。22日下午，他们三人出席了已经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傅作义是政协会的正式代表，在会上作了讲话。毛主席带头为他的讲话鼓掌，并同他亲切拥抱。这次会议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傅作义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为绥远起义地区的解放区化、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化，傅作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为表彰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绥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1955年9月27日，毛主席亲自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
[1]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
[2]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
[3] 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
傅作义··为新中国水利建设呕心沥血
1949年9月30日，傅作义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3月的一天，毛主席在香山接见傅作义和邓宝珊，问他们打算解放后干点什么。邓宝珊说，宜生从小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 人民办事。毛主席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1]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政务院水利部部长。中央还任命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为水利部副部长、水利部中共党组书记，责成傅、李组建水利部。1949年11月1日，在原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的水利部组建成功。
由于自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水患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水利工作十分重视，有计划、有步骤地治理大江大河，变水害为水利。水利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于11月8日召开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交流各解放区水利工作经验，确定水利工作方针，确定1950年水利工程项目。在会议期间，傅作义在倾听了各解放区特别是一些老解放区在兴修水利和防洪抢险方面的生动事迹后，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办的事都办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一切难办的事都能办成。”他还说：“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使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给全国各种建设事业，包括水利建设事业，开辟了无限光明无限广大的远景。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无限的，我们的人力是无限的，过去只是遭受着破坏、压迫、束缚，现在一旦冲破了这种压迫、束缚，看看我们有这样雄伟的山河，有这样广大的土地人力，我们实在抑制不住欢欣鼓舞的情绪。”他还讲：“从历史上看，大禹治水几千年来一直受着人们的赞颂，完成都江堰的李冰先生，他的名字和光辉事迹载在史册。中国近代以科学技术致力于水利事业的李仪祉先生，也受着万千人民的爱戴。他们都是在水利上为人民做了最好的事情，因而得到人民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拥护。”[2]
在担任水利部长之初，他表示：“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据粗略统计，他在担任水利部部长的最初七八年间，每天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到外地考察水利。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市、区，其中包括我国西部的新疆。我国各重要河流、湖泊如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汉水、钱塘江、闽江以及洞庭湖等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0年6月27日，傅作义同张含英副部长，偕同苏联顾问布可夫、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清华大学水利系张光斗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白家驹等人一起查勘了黄河中游。他们先在开封对黄河防汛工作布置情形作了一些了解，视察了开封至花园口200余里的堤防，又查勘了“引黄灌溉济卫（河）工程”渠首的位置。随后，他们转赴潼关，乘木船东下，查勘比较潼关至孟津蓄水库的库址坝址，以准备黄河治本工作。视察水利工程，总免不了要走路，要爬山，要经受日晒风吹和雨淋，要到偏僻的地方去。 在查勘潼关至孟津段时，正是酷热的炎夏季节，在陕州的那一天午后2时，气温高达摄氏40度，大家还是按计划进行活动。在三门峡考察的那一天，傅作义和大家都露宿在黄河边的干沙滩上。回到北京后，傅作义于8月4日在政务院第44次会议上作了《查勘黄河的报告》。他在该报告中提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在毛主席远见的领导下，对于黄河的治理，根除水患发展水利，是有力量的，有信心的。”[1]
1950年夏，淮河流域的河南、皖北因雨量过大造成严重灾害。根据毛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领导下，水利部于是年8月25日召开了首次治淮会议，确定了“蓄泄兼筹，上中下游统筹兼顾”的治淮基本方针。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由此揭示了根治淮河的序幕。1951年3月17日，傅作义和李葆华一起到淮河上中下游视察。在去视察洪泽湖边的蒋坝时，有一段大约30华里的路汽车无法通行，傅决定和所有人一起步行。他们沿途慰问了广大的民工和各地治淮干部，举行了一些座谈会，听取了水利部苏联专家和治淮委员会工程部负责同志关于治淮全部规划的意见，参加了治淮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经过49天视察，傅作义对淮河流域的基本情况、淮河水灾的成因、治淮方针都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回到北京后，他在准备好书面报告之外，自己又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准备了一个口头发言的材料，还让水利部的干部画了一大幅治淮规划示意图、水文计算示意图和润河集分水闸示意图。6月29日，傅作义在政务院第91次政务会议上作了《视察淮河报告》。后来，傅作义还多次视察治淮工程。
我国长江中游的荆江段（从湖北枝江县至城陵矶段）防洪形势十分险要。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决定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中央要求工程在当年6月底汛期来临前完成。当时参加施工的人民解放军、民工及技术人员达 30万人。毛主席对该项工程极为重视，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并派傅作义代表他于5月前往工地慰问参加施工的人员。傅作义到达工地时，适逢大雨，道路泥泞，别人劝他等雨停后再去。他坚持冒雨前往，及时送到了毛主席的题词和慰问，鼓舞了工地30万军民的干劲，使工程如期胜利完成。
由于经常深入工地，又非常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傅作义很快对水利工作有较多的了解。他的许多关于水利的发言和文章，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也包括他本人的构思和看法。有一次毛泽东主席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1]
1956年4月，傅作义在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之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观团，赴前苏联参观水利工程。
1957年4月，傅作义参加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他说：“我们现在举办这样一个工程，把千百年来的水害变作水利，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得到。”他希望黄河中游地区的人民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下游地区继续加强修堤防洪工作。
接着，他又转赴山西视察水利工作。4月23日，他在太原突发严重心脏病住进山西医院治疗。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立即派飞机送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前往诊治。病情基本稳定后，傅作义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并代表毛泽东主席两次到医院看望[2]。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案通过决定，“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成为水利电力部”。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傅作义为水利电力部部长”。虽然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傅作义无法维持原先那样的正常工作，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部务会议和每周一次的部长碰头会，出席全国性的水利电力会议，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报告水利电力工作，在北京附近做些视察参观工作。
1959年2月，傅作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解放后主席一再向我说‘我们要合作得好，合作到底’，当时我回答说‘我永远跟着主席走’。我在旧社会做过比较负责的工作，主观上一直希望国家独立、统一、富强。深深体会到要有受人民拥护的政策，又有能贯彻执行政策的干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可以说在旧制度下根本办不到。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国家实现了彻底统一。干部艰苦朴素，认真执行政策。各项事业以惊人的速度飞跃前进。这是百年来爱国人士梦寐以求的，实在是得来不易。我对这种兴旺的局面，热爱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1]
1960年4月间，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中的潮白河上游的密云水库，坚持徒步登上坝顶，观察了库区全貌，并向参加施工的群众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冬，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邀请傅作义一家到广东休养。傅作义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广东期间，他每到一地，总要看水库、排灌站、小水电站和农田水利工程。每到一个水库，他都是先服了治疗心脏病的硝酸甘油，坚持步行登上坝顶。
1963年8月上旬，海河发大水，天津市防汛工作异常紧张。那时傅作义已是68岁高龄，因心脏病发作治疗几个月出院不久。他得知天津的汛情后，在家里坐不住了，每天向防汛办公室了解情况，还要亲自去天津看看实际水情，慰问防汛抢险队伍。水利电力部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一再劝阻。 最后，他亲自找到周总理，经总理同意，水利电力部派出一位副部长陪同他去天津防汛指挥部门研究了工作部署，慰问了防汛军民。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其“造反行动”从学校扩展到社会上。在所谓“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煽动下，一些幼稚、无知的青少年向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狂暴的冲击，大批党外人士被抄家、被揪斗。8月底，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了应予保护的著名人士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这个名单包括了傅作义等多人。有关部门按照名单，给每个对象的家里加派了公安人员和两名解放军战士负责守卫。周总理还指示解放军301医院，接纳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入院，以便更加安全地把他们保护起来。傅作义向周总理派去的人说：“我的宿舍已加派了公安人员和解放军，这不是实际上保护了我的安全了吗？”傅作义理解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真挚关怀，但谢绝了入医院的安排。由于中央保护，傅作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
傅作义自从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后，就向中央领导表达了辞去部长职务的 意向。毛主席对他说，部长嘛，可以是实职，也可以是虚职，你还是继续当吧。然而，傅作义觉得自己既不能做多少事情，反而给部里其他领导同志平添了一些额外负担，一直深感不安，因此一再恳辞。直至1972年10月，中央才同意他多年以来的辞职请求。虽然不当水利电力部长了，但傅作义还是不能忘怀于水利事业。在他去世的前十天，一位朋友去医院看望，他还问“北方地区下雨了吗？”
[1]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
[2] 《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49—1957）》。
[1] 《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49—1957）》。
[1] 钱正英：《怀念傅作义》，《傅作义生平》。
[2] 钱正英：《怀念傅作义》，《傅作义生平》。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档案。
傅作义··关心祖国统一大业
傅作义起义后曾说，在联络台湾军政人员方面，“共产党虽然也作工作，但不如我们条件好，特别是对台湾的估计，对那些人想什么，怎样想，我们比共产党员熟悉，因为我们是从那个环境中生活过来的。”[1]
1972年2月21日，傅作义出席了周恩来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25日又应邀出席了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当晚他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的行为，同时严正地指出：美国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政策。
1973年2月28日，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傅作义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抱病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诚恳地希望由大陆去台湾的旧军政同事和旧友，为统一祖国与大陆进行商谈。 “如果不能立刻正式商谈，派些人到内地看看，探探亲，访访友，公开也好，不公开也好。你们要相信政府一定会保守秘密和信用，保证来去自由和安全。”党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他还说：“血浓于水，落叶归根，七亿同胞无不殷切期望，热烈欢迎亲人归来。”[2]
同年6月18日，傅作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籍华人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回答了赵所提出的有关祖国统一等多方面内容的问题。赵先生将谈话录音整理发表于日本《朝日新闻》，后又在香港《大公报》上登载。傅作义在答问中说：“……（美国）要跟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就要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大势，美国以前不懂得这个，所以犯了几十年的错误。和平统一是台湾 问题的最好出路。商谈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提……有什么都可以谈。”[1]
1972年12月，医生发现傅作义的胃已发生癌性病变。经过五个多月的医治，病情趋于稳定。周恩来曾亲自至傅的住所慰问。1973年8月以后，傅作义即不断地人医院接受治疗。这一年，傅作义对侄儿傅琬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了，是咱家活得最长的人了。我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险，早置生死于度外，我总想在活着的时候能看见台湾归回，祖国统一。我虽然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可是毕竟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你现在年富力强，又在部队服务，你要努力工作，争取为台湾归回、祖国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2]
1974年2月，在临近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27周年的时候，傅作义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字一句地口授了他的书面发言，委托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董其武在纪念座谈会上代读。他在该发言中说：“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现居台湾的许多老年人，都是在那前后出生的。这些人以及晚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过外人的欺侮凌辱。你们骂我是降将，表示对我的话你们是不屑于听的。但我当时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的确是一件最正确的事。”他对台湾的旧友和同事们表示了怀念之情，并说：“你们要认真地看看大势，看清世界的趋向，中国的趋向，台湾的归宿。为什么不做一个昂首阔步的中国人呢!”[3]这是他对台湾故旧的最后赠言。
1974年4月15日，傅作义病情转危，开始神志不清，进入弥留状态。当时已患癌症的周总理在自己刚做完手术、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赶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傅在昏迷中听说总理来了，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眼睛。周总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和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状态的傅作义听了总理的话，心情很激动，嘴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4月19日，傅作义与世长辞，终年79岁。
4月23日，中共中央为傅作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肯定傅作义为抗日和为北平、绥远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的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8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称赞傅作义是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
1985年6月27日，是傅作义先生诞辰90周年，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作为纪念活动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傅作义生平》文集，邓小平题写了书名。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档案。因此他积极主动地做对台工作，写信、发表谈话和文章。
[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档案。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档案。
[2] 傅琬：《回忆我的叔父傅作义》，《傅作义生平》。
[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