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青少年时期
滕代远，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麻阳县下玳瑁坡村一个农民的家中。
滕代远的家是一个有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种了二十多亩地，栽了三十多亩桐树，还养鸭子，开一座油坊和谷坊。滕代远祖父是个秀才，教过私塾，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滕国权是种田能手，母亲谭桃秀生有一子三女，他居长。滕代远在本村读过一年私塾三年初级小学。每当放学回家，他总要和爷爷一起砍柴、放牛、喂鸭子，很得家里的喜爱。1921年高小毕业后，又去麻阳北面的保靖县国语讲习所学习半年，毕业后即在本村的初级小学担任国语老师。这一年，滕代远只有17岁，奉父母之命与一位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姑娘谭红玉结了婚。由于是包办婚姻，婚前彼此很少接触，婚后滕代远又很快外出上学，所以他和谭红玉谈不上有多少感情。
1923年秋，滕代远考取了常德湖南省第二师范学校。二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学校创建初期，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就传播到了学生中间。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潮很快传入了二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谢觉哉主编的《湖南通俗日报》等，成为二师进步学生喜爱的精神食粮。一些进步教师，也经常在课堂影射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专横，宣传革命思想。1922年，二师出现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着，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是湘西北的第一个团组织。
滕代远从偏僻的乡镇来到这所学校学习，感到耳目一新，兴奋不已。他暗暗勉励自己：这个学习机会可是得来不易，一定要抓紧时间用功读书，求得真知，报效国家。许多新的课程吸引着他。他的求知欲旺盛，整天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
在学校里，滕代远和同乡滕代顺、滕代胜的关系最好。滕代顺是滕代远高小时的同学。滕代胜比滕代远大四岁，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他们两人的影响下，滕代远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1924年6月，在中共湘区区委委员陈佑魁（麻阳县人）倡导下，滕代胜、滕代顺、滕代远等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 其宗旨是职合全县及旅居在常德、长沙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有觉悟的青年，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团体，致力于改造家乡麻阳。麻阳新民社创办了社刊《锦江潮》，向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编辑部设在二师，滕代顺任主编。 滕代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1925年5月，滕代远写了《中国的现状》一文，发表在《锦江潮》第三期。文章有力地揭露了英、日、法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富，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惊呼：“若是吾国人还是迷醉不悟，不速图自强，眼看大好的河山，就要沦为异域了。”“要救中国危亡”，“唯一的方法便是全民众大家联合起来，干预国政，干预革命的事业。把民治的障碍物——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打倒，然后中国的政治才能跑上轨道，教育实业才能有振兴之可言!”[1]
就在这一期《锦江潮》上，滕代远还发表了《读书为什么》一文，批判了“读书为官”、“读书专为求衣食”和闭关自守，拒绝新文化等错误论点。 他指出：“我们读书一方面应有承受旧社会文化的天职。而另一方面又有创造新社会、新文化的使命，以更增人类之幸福，这是读书者之责任。”他呼吁青年们勇敢地冲破种种束缚和压力，外出求学，谋求知识，顺应潮流，起来革命，为推翻封建军阀势力，赶走帝国主义而斗争。
滕代远入团后，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最初，他担任本班（二十四班）学生会主席，以后被选为全校学生会组织部长兼总务主任，以及常德学生联合会组织部长和总务主任。他通过常德学生联合会，动员各界成立了常德外交后援会，又担任了总务主任。他们发动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组织救国义勇队，上街演讲，唤起民众，不坐日本船，不吸英国烟，检查、抵制英日货，到处张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反动的军阀政府!”等标语口号。常德的反帝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了。滕代远等通过常德学生联合会发动各界声援受难同胞。6月中旬，成立了“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常德二师学生许和钧任主席，滕代远任总务主任，组织了查禁日货行动小组20多个，查烧仇货，惩办奸商。滕代远亲自指挥行动小组，用土制炸弹阻击了正要潜藏的奸商普春轩，严厉打击了隐蔽贩卖仇货的活动。
1925年11月，中央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鉴于常德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人民的斗争热潮空前高涨，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化名黄叔夷，后叛变）到常德 建立党的组织。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将团龄较长，表现较好的滕代远、滕代顺、许和钧等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常德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由谭影竹任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1月1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二师”成立，选举了邓兴明、李立新、谢士钧、滕代远、许和钧、杜海清、刘新训等七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邓兴明任书记。滕代远负责领导经济斗争。
当时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主任委员谭肖岩，是国民党内一个极右的派别——西山会议派的成员。他在“二师”吸收了一大批反共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夺取了县学联会和“二师”学生会的主要权力。滕代远等在常德中共党团组织领导下，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揭发了在学联会和“二师”学生会担任职务的右派学生黄均德等人贪污学联会经费的行为，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理了账目，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的打击。
1926年2月，为了广泛团结争取群众，建立了群众团体非基督教大同盟，由滕代远任主席。在中共党团组织和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领导下，滕代远带领“二师”革命学生与常德的教会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各地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滕代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先组织成立了袜业工会，以后又组织成立了篾业工会、烟业工会、人力车工会、码头工会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各业工人也行动起来，筹备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1926年3月24日，由常德学联会发起，在洗心所召开了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滕代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常德各业职工与帝国主义、军阀展开斗争。
1926年4月8日，常德发生了震动全省的“二师”惨案。惨案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右派成员挑起事端，引起械斗。结果进步学生4人被捕入狱，39人被学校开除，滕代远也在被开除之列。后经常德中共党组织的介绍，滕代远到长沙接受新的任务。
注释
[1] 滕代远：《中国的现状》，《锦江》第三期，1925年6月。
滕代远··在农民运动中成长
1926年5—6月间，22岁的滕代远，带着常德党组织的介绍信来到长沙，找到中共湖南区委。区委派陈佑魁接待了他，派他到平江县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滕代远在平江工作了三个月，湖南区委又派他去长沙近郊区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
滕代远与熊志超一起到长沙近郊区，以教书为掩护，用坐茶馆、谈天等方式，在农民中进行秘密组织工作。他们利用夜校，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同时宣传马列主义，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并在夜校建立与发展农村党的组织。他们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五个乡的党支部。随着基层党组织的陆续建立，1926年秋，中共长沙近郊区委诞生了。滕代远、熊志超先后担任了区委书记。
滕代远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在农民中发动组织农民协会。他对农民们说，你们要获得自由，有田种，就要组给起来，积极主动地创办农民协会，对反动势力土豪劣绅开展斗争。他领导农民进行平粜谷米、减种退押、增加雇工工资的斗争。农民从实际斗争中，思想上提高了认识，经济上得到了好处，纷纷加入农会。
经过滕代远半年多的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在各乡普遍成立农协基础上，又于1926年10月11日，在黄土塘成立了近郊区农民协会。这次大会选举滕代远为委员长，刘树生为副委员长，赵楚湘为秘书，会后举行了游行。近郊区农民运动进入公开大发展阶段。到1926年11月底，一区已建立乡农村169个，会员达2.9万人，其中妇女会员156人。
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滕代远代表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向大会报告了近郊区农运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和农民政权等40个决议案。大会以后，毛泽东由柳直荀、滕代远陪同，考察了长沙地区的农民运动，近郊区农协会员激增到近6万人。为了加强对农协干部的培养，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开办了一个纠察队员训练班，培训了党员干部30多人，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了一支农民纠察队。
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在滕代远的领导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组织农民支援北伐战争；二是打击土豪劣绅，惩办贪官污吏；三是掀起了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高潮；四是加强农协纪律，巩固农会组织；五是平粜阻禁，减租减息，维护农民利益；六是反对封建恶习，维护妇女权益；七是发展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革命的农民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已尽。他们创造了近郊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斗争业绩。
但是，随着北伐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特别是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兴起的工农运动视为洪水猛兽，拼命进行压制和镇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鉴于这种情况湖南省委的一些领导人感到形势紧张，预感到长沙也可能出事，于是由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各县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果然，5月21日晚，在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划下，该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人，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 他们捣毁许多革命机关，解除工农武装，开枪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大批革命群众。
5月21日晚，滕代远在近郊区农协住地圣经学校，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这个时候，听到长沙城内有枪声，传说是国民党军队攻打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枪声越来越近，滕代远当时虽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但根据几天来的形势，估计到国民党右派可能开始搞反革命政变。于是，他立即要大家赶紧撤离近郊区农协所在地，以避免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和搜捕。
“马日事变”后，由于在长沙找不到党的上级关系，滕代远决定到武汉找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结果，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庞人侃。庞人侃要滕代远仍回到长沙近郊区坚持工作，但要他改变活动方式，白天隐蔽，夜间出来活动，组织骨干力量和农民自卫军与敌人周旋。于是滕代远重新回到了长沙近效区，展开了新的战斗。
5月下旬，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下令各地工农武装合攻长沙。滕代远得到通知后，即组织近郊区的农民纠察队，配合湘谭、醴陵、平江、浏阳等地农军进攻长沙。
1927年6月底，滕代远组织近郊区的党员、农协和纠察队的干部成立复仇大队，自任队长，易正超任副队长，黎桂福、汪庆余、刘树生、吴福云、龙子安、易钦富、易果生、易六生、刘东顺（女）、凌禄生等为队员，专杀土豪劣绅和迫害共产党人的敌人，以镇压反革命气焰，为死难烈士报仇。
在滕代远的带领下，复仇大队先后处决了那些罪大恶极、死心塌地与农协为敌的劣绅、团总和密探。1927年10月，何键特务营要在长沙招兵，滕代远趁机派复仇大队副队长易正超领着80名队员打入特务营。不久军阀混战，复仇队员乘机带着自己的枪跑了回来。敌人以两千元大洋悬赏捉拿滕代远，并出动大队人马到处捕捉他。还强令老百姓五家一联，三家一保，若有一家出事，其他几家同遭株连。他紧紧地依靠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敌人的搜捕。
1927年11月，滕代远遵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离开长沙近郊区去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别委员会。
滕代远··担任湘东特委书记
1927年初冬，滕代远从长沙乘火车先到株洲，与中共株洲市委书记蒋长卿见了面，然后再乘火车到醴陵阳三石车站，找到了醴陵县委书记林蔚。林蔚又介绍滕代远去三星里找醴陵南三区区委书记易汉恢。由于南三区的群众基础较好，滕代远就在易汉恢的家里落脚，开展工作。与滕代远先后来到醴陵开展工作和原在醴陵的负责干部，还有湖南省农委书记潘心源、省委军事部长陈恭、省委特派员陈觉、共青团醴陵县委负责人王亚文、醴陵北乡党的负责人张子意等。
为了组建湘东特委，首先要了解情况，联络骨干，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和农会。他与陈恭、陈觉、林蔚等，采取隐蔽和个别活动的方式，白天一般闭门不出，夜间就在野地里、山坡上、小河边，同党的骨干和农民群众谈话，或者参加一些秘密会议，讲解革命形势，指导他们的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初步掌握了情况，按省委指示，首手组建湘东特委。特委委员有滕代远、潘心源、蒋长卿、林蔚和醴陵县委委员罗启厚等，滕代远任书记。特委管辖浏阳、醴陵、萍乡三县和株洲、安源两市。特委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工农积极分子打入敌军内部，做瓦解敌军、伺机夺取枪支弹药的工作；等待条件具备，发动第二次起义。同时，发动群众，做好支援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护送来往井冈山的同志过镜。
1928年初，滕代远和潘心源等在醴陵南四区召开了湘东特委扩大会议，即有名的湘东会议，会议决定：（一）加强安源工人的日常斗争，使之成为湘东地区的领导力量；（二）积极武装农民，普遍建立赤卫队，有条件的建立武装游击队；（三）扩大斗争区域，主要是把力量扩大到浏阳地区，并责成潘心源带枪30支，到浏阳活动。会议还就第二次起义作了研究，决定在近期举行醴陵暴动，把平江、醴陵、萍乡、安源、株洲的斗争连在一起，建立武装割 据，以便互相呼应和支援，掀起湘东地区各地的暴动。
从1927年冬至1928年4月，湘东各县市的革命武装纷纷建立起来，有赤卫队，有游击队或游击营，还有特委直属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是周至刚，副团长是张子意，党代表由滕代远兼任。这支部队有枪600余支。工农革命军在各县赤卫队、游击营的配合下，不断打击敌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清乡”斗争。在武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醴陵全县的赤卫队邑达4万多人。在特委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发动了5次战役，与敌作战100多次，歼敌700多名，缴获长短枪500余支。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区乡苏维埃政权也逐步恢复和建立起来。从1928年2月开始，醴陵县的南四区、南二区、南三区、西一区、北二区、东二区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全县还建立了2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除城郊10余里内的狭小地带外，其余都属苏维埃势力范围。
滕代远还十分注意各县市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援。当醴陵举行暴动时，浏阳、萍乡、安源、株洲等地也相继向敌人进攻，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株洲的工人武装还破坏铁路、电线，阻击援醴之敌。萍乡的斗争高潮，也得到醴陵、安源的呼应和支援。
在湘东特委和滕代远的领导下，区、乡苏维埃和农会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他们参照苏联的做法，有的没收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按人头分给农民；有的试行共同耕作、共同消费的制度，设立耕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农民集体耕作；有的还将劳动力统一编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按时上下班。 当时还提出“不劳动不得食”的口号，规定不准怠工，不准赌博，不准抽鸦片烟，不准偷盗，不准游手好闲。许多区乡都进行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 神权、族权、夫权等旧观念、旧礼教、旧制度都在被打倒之列。农民赤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搜查坏人。一时间，醴陵一些红色政权的管区内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秩序。
当时湖南和全国各地总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可是，中共湖南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布置各地利用“宁汉战争”的机会，发动年关暴动。在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长沙市委于1927年12月10日发动了“灰日暴动”。此次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省、市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多人被捕，先后就义。
消息传到醴陵，引起了极大震动。滕代远和其他同志都满怀悲愤，在湘东特委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为烈士报仇。会后立即确定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为攻城主力，并调萍乡、醴陵游击营参战，挑选各乡农民赤卫队骨干进行训练。同时，成立攻城总指挥部，以潘疆爪为总指挥，四乡成立分指挥机构。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总指挥部决定于1928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正式攻城。
27日拂晓前，各路农军近万人，冒着敌人的枪弹，大举进攻。敌人依靠坚固的工事，用机枪组织密集的火力网，凭险固守。激战至上午9时，农军多次冲杀，终因武器太差，伤亡较大，不得不败退下来。滕代远等只得命令总指挥部下令撤退，各自回乡休整待命。
过了一个月，2月27日（农历二月初七）农军再次攻城，人数约2万人。 这次农军猛冲猛打，冲过南门，打至渌江桥边。但城里的敌军比上次增加了1000多人枪，并增强了桥上的防守力量，农军几次冲锋都受到很大伤亡。滕代远和总指挥部看敌我力量悬殊，又下令停止攻城，撤回四乡。
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特别是醴陵两次扑城，引起了湖南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调动大批军警民团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陈恭、林蔚不幸在1928年3月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滕代远兼任林蔚遗留下的醴陵县委书记职务，继续进行活动。
4月，湖南军阀调集两个师的兵力，再加上清乡队、挨户团共2万多人，对醴陵四乡大肆“围剿”。湘东各县党的组织和新建起来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滕代远和特委机关不得不离开醴陵，转移到赣西的安源。
不久，湖南省委也从湘潭迁到安源，中央派林仲丹（原名林育英，后改名张浩）和贺昌来安源负责省委工作。滕代远和这些领导人一起，为逐步恢复和发展该地区党的组织，加强对安源煤矿、株萍铁路及各县城市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进行了大量工作。
1928年5—6月，滕代远与林仲丹、贺昌一起，在安源召开湘东特委会议和湖南省委与特委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醴陵暴动的决议和湘东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醴陵暴动、建立苏维埃和实行土地革命，在湖南省工农革命斗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发动醴陵暴动时党在策略上有失误。“暴动的条件没有具备，带有很多浓厚的盲动主义倾向”。决议检查说：“湘东工作受挫，特委在指挥上应负重大责任”。[1]
在湘东特委会议上，重新改组了特委。滕代远、潘心源、蒋长卿等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仍任书记。湘东特委所管范围，也有了扩大。
6月下旬，林仲丹、贺昌代表湖南省委找滕代远谈话，说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因苏先骏的叛变，已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因而调滕代远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接替郭亮的工作，湘东特委的工作移交给蒋长卿。湘鄂赣边特委管辖岳阳、临湘、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平江、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特委机关设在岳阳城内。他们还告诉滕代远，驻防在平江城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团长彭德怀是共产党员，任一团的党委书记，团部副官邓萍，任团部的党的支部书记。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相机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红四军相配合。
注释
[1] 《湘东最近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7日。
滕代远··与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
按受中共湖南省委的任命和指示后，滕代远决定先到浏阳、平江一带找寻县委，了解独立第五师一团的情况。1928年7月初，他先到了浏阳县名叫丙子岭的小镇，见到了正召开县委会议的湘东特委常委兼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新到任的湘东特委书记蒋长卿和浏阳县委成员张启龙、王首道等。在这个会上，因潘心源调任湘东特委副书记，选举了张启龙任县委书记，王首道任组织部长。
7月中旬，滕代远离浏阳去平江，在平江东乡的浊水小镇，见到了中共平江县委的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钟期光，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即由钟期光派化了装的游击队员，用一乘小轿将化装成有钱的青年绅士的滕代远抬送进城。
进了平江县城后，滕代远用秘密接头方法，找到了团部副官、共产党员邓萍，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邓萍将他安排在城里君子巷一家名“镜中天”的旅馆住下。彭德怀当时正带领部队出城巡视去了，邓萍即写信给彭德怀促其速回团部。
独立第五师是原湘军的部队，师长刘周磐常住在长沙，另一个副师长李慧根常与部队在一起。所属一、二、三团是1928年6月间，由湖南的南县、华容、安乡一带调到平江的。师直属单位和第一团团部驻平江县城。第二团和第三团分别驻在平江的北乡和东乡。培养下级军官的师随营学校驻在岳阳。
第一团在南县时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党员除邓萍外，有一团团长彭德怀、一连连长李灿、九连连长黄纯一、通信班长张荣生、彭德怀的马弁李光等。
此外，第三团三营的营长黄公略和师随营学校领导人贺国中也是共产党员。
在滕代远未去平江前，彭德怀、黄公略、邓萍等同志已在这支旧军队里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彭德怀在平江城南思村的二营处接到了邓萍的信，同时获悉敌人已察觉黄公略的政治身份准备加以逮捕。他立即回城，到旅馆看望滕代远，商量对策。这时滕代远也接到湖南省委通知，告诉他独立五师党的情况有所暴露，应立即策动暴动，以争取主动。两人经过商议，认为时机紧迫，稍有犹豫，不仅起义无望，部队的革命力量也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于是果断的决定，准备发动起义。
当日，彭德怀以为滕代远洗尘的名义，在旅馆设宴，作为商议起义的掩护。滕代远、彭德怀、邓萍和一团的共产党员都到了场。席间滕代远以省委特派员和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时身份，向大家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彭德怀介绍了当前面临的严重情况，提出以闹饷为名，发动士兵暴动。大家感到情况紧急，已来不及请示省委，一致同意立即起义，起义时间定在1928年7月22日下午1点钟敌军午睡的时间。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具体任务的分工，也都作了认真研究，然后分头抓紧准备。
当时，滕代远的身份还未在军队中公开，为了工作方便，他由“镜中天”旅馆迁到县城外的天岳书院后面一家农民的房屋里居住，邓萍与他同住。彭德怀也常来这里密商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所茅屋实际上已成为领导起义的指挥部。
首先是公开士兵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一团在调来平江时成立的，现在重选士兵委员的代表，并推选李灿为全团总代表，以这个组织作为团结士兵群众，提高士兵阶级觉悟，进行起义的骨干力量。
一团开赴平江之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饷，发生过闹饷斗争。来平江后仍未拿到分文，士兵已十分不满。士兵委员会就动员大家再起来闹饷，使闹饷成为起义的导火线。
驻在城内的一团是起义的基本力量。同时，通知驻在嘉义的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和驻岳阳的师随营学校领导人贺国中，要他们一道起义。滕代远还通知平江县委，要求组织全县赤色武装力量，发动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并转告浏阳县委配合。
黄公略接到起义通知正在做准备时，却被第三团团长刘济人发觉，于是
黄公略不得不于7月21日，率第三营在嘉义提前举事，再奔赴平江与主力会师。彭德怀与滕代远得到消息后，经过商议，决定起义日期不变，仍按原计划进行。
7月22日早饭后，独立五师一团团部和一营的800名官兵，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举行起义誓师大会。会上由士兵总代表李灿宣布起义，继由彭德怀讲话。他号召全体士兵勇敢地站起来，参加革命，为夺取工农革命最后胜利而斗争，然后命令各连分别向各自的预定目标进击。当日中午，平江城里枪声四起，敌人惊慌失措，匆忙抵抗。战斗不到两小时，即全部解除了挨户团、警备队、警察及独立五师直属叭2000余人的武装，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活捉了县长刘作柱等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600多人，顺利地占领了平江县城。
起义第二天午后，贺国中率领岳阳的随营学校学员100多人，以野外操练为名开抵平江县城。中共平江县委组织的游击队在县委代表胡筠等率领下，也纷纷进城。黄公略率领的起义部队也于7月23日到了平江县城北门外的一个小镇，他要部队暂时休息，自己一个人到城内与彭德怀、滕代远联系，结果部队在第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惑下，叛变革命，向南逃走了。
7月24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起义部队，同平江县委一起，在平江城内月池塘，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一、四、七三个团，2500多人。滕代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宣布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的党代表，邓萍任军参谋长。
李灿、黄公略和贺国中为一团、四团和七团的党代表。在会上，还正式成立了平江县工农苏维埃政府，选举胡筠为主席。根据群众要求，立即公审和处决了县长、“清乡”大队长等一批反革命分子。
大会之后，部队立即进行整训。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滕代远在起义后，就着手在各团内建立党的支部，从军到连先后实行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同时抓紧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在整训时，还试行民主选举初级军官的办法，由可靠的先进分子代替一些思想反动、表现很坏的连排长。同时，废除打骂，实行经济公开和官兵平等制度，以改变旧军队中的坏风气。1957年7月，彭德怀回忆往事时说：代远同志对平江起义帮助不小，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建立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随后，滕代远、彭德怀又召开中共平江县委和红五军党组织的联席会议，决定以平江的东乡长寿街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力争在最短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边界的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再打通湘东、湘赣边和湘南等地，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取得联系。
联席会议之后，滕代远和邓萍到平江城外30公里的钟洞，参加平江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那时，湖南省反动当局派了六个团兵力，分数路扑向平江，妄图一举消灭刚刚诞生的红五军。驻在城内的红五军第一团共六个连，还未来得及开往长寿街，便在彭德怀率领下，与数倍以上的敌军激战。红五军其他团营和工农游击队，得知白军来攻，迅速向县城靠拢，从侧后攻击敌人。
因敌众我寡，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五军伤亡也很大。年仅23岁的七团团长黄纯一，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滕代远和邓萍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回平江城，经与彭德怀商量，决定于7月30日黄昏，主动撤出平江城。
红五军撤出平江城后，主要活动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区，打过一些胜仗，也打过一些败仗。在频繁的战斗间隙，主要是整训部队。在平江县东面龙门整训时，一是建立了由滕代远兼任主任的政治部。明确政治部负责军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打土豪，没收分配财物，要经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要由政治部署名。二是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里的党是秘密的），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三是从上到下建立党代表制。四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
红五军在平江东乡的黄金洞整训时，接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及其领导人员，要求红五军“向平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联结，避免与敌军的主力决战，以为将来实行的发展。”[1] 接到省委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精神极为振奋，决定除黄公略率教导队仍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斗争外，彭、滕率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取得联系。但红五军主力于9月上旬到达万载时，因一名副连长叛变向敌人告密，受到敌人袭击，使南下受阻，第一次上山失利。
红五军总结这次失利的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并将原来的三个团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采用声东击西、欲南先北的策略，出其不意地再上井冈山。但在行军途中，发生第一大队长潜逃投敌，
第四大队长夺枪行凶、妄图杀害彭德怀而被击毙等一连串事件，对滕代远震动很大。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他认为必须彻底来一番改造。
1928年9月中旬，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部队到达铜鼓县的幽居。这里是“赤色势力完全割据”的地方，群众基础好，而且地形险要，位置适中，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共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县县委和红五军党组织的联席会议。
会议由滕代远主持。会议选出滕代远、李宗白、邱训民、彭德怀、王首道五人为湘鄂赣边特委常委，滕代远为书记。会议肯定了平江起义的胜利和各县的工作成绩，批评了各地乱烧滥杀，没有正确对待中产阶级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反对盲动主义是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1] 会议对边界特委和各县的工作，也作了部署。会议还决定红五军和各县的赤卫队混编为五个纵队，以孔荷宠、黄公略、贺国中、吴溉之、李灿为纵队长。会后滕代远一面与彭德怀率部队转战各地，寻找机会与红四军会合；一面抓紧边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当时，滕代远既是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又是红五军党代表，实难兼顾，因而在一次红五军党委与特委联席会议上，他提出由王首道任红五军党代表，自己留在地方主持特委工作。彭德怀坚决挽留。会议决定滕代远还是随军工作，特委书记由王首道代理。
联席会议后，听到了湘、赣两省敌军正向井冈山红四军“会剿”和湘、鄂、赣三省敌军也向红军“会剿”的消息。当即决定黄公略带领二纵队仍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一带活动，保卫湘鄂赣根据地；滕代远与彭德怀、邓萍、贺国中、李灿等带领一、三纵队和军直属队，向南冲破敌军包围，开赴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他们在万载打了一个胜仗即撤离万载，经萍乡的芦溪、宣风，到达了莲花县九都村。
红四军前委获悉红五军南下的消息，即派何长工、毕占云率部队先到莲花县境迎接。
1928年12月上旬，红四军与红五军主力在宁冈的茨坪会师。12月11日两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滕代远都在会上讲了话。
注释
[1] 《中共湖南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1928年7—8月间。
[1]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红旗飘》第19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
滕代远··保卫井冈山
红五军主力上山后不久，滕代远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四、五两军的指挥，决定将红五军抵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为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当局为此惊慌不安。蒋介石急忙调集18个团近3万人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摧毁这块红色根据地。面对这样严重形势，毛泽东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前委、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四军和五军军委，以及地方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滕代远和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上发言热烈，滕代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的方针，即主力红军一部分留在井冈山，坚持阵地；大部分转到外线，进攻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动摇赣敌的后方，诱使赣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并乘机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编的三十团及熟悉井冈山地形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
柏露村会议以后，滕代远在大井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柏露村会议的精神。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红五军是来与井冈山红四军联络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应返回湘鄂赣边界，如长期留在井冈山，将会影响湘鄂赣边界的发展，而且五军初来，人地生疏，守山不利，不如留四军守山为好。另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坚守井冈山，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界政权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应勇于把重担挑起来。持前一种意见的是多数。彭德怀和滕代远则持后一种意见，力主守山。滕代远反复说明“围魏救赵”的军事意图，强调坚守井冈山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性。他还指出，这次“围剿”的敌人兵力装备虽占绝对优势，但敌方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有矛盾，他们自保实力，互不协调，况且敌人远道而来，情况不熟，补给困难，而红五军在这里经过短期训练，战斗力比前有了提高，又有各县赤 卫队和群众的支持，军民齐心协力，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可能的。[1] 就这样耐心说服了大家，维护了联席会议的决定。
滕代远在上井冈山后，利用工作间隙，于1月上旬向湖南省委写了一个自平江起义至率部上井冈山以来的经过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认真总结了这段过程中有关红军作战、红军工作、党的工作，以及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为红五军的建设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2]
红四军下山前夕，为了加强守山部队的力量，更好地开展边界地方工作，前委决定将张子清、陈毅安、陈伯钧和何长工留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工作。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井冈山挺进赣南。彭德怀、滕代远立即与湘赣边界特委开会制订守山措施，部署参战兵力。滕代远主要是到各个大队去，和指战员一起吃、住，解决思想问题，振奋杀敌精神。井冈山地形险峻，红五军与赤卫队据守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和双马石等几处要地，修筑工事，决心誓死保卫井冈山。
1月15日，敌人分五路封锁了井冈山，27日发起了总攻。敌人用大炮轰击黄洋界、八面山等地的工事，并以山炮、机枪为掩护，几次爬上山来，均被红军击退。在酣战的日日夜夜里，滕代远与彭德怀一起。奔走于几个哨口和大小五井之间，不断察看敌情，检查部署，和大家共同作战。
井冈山战斗坚持了三天三夜，敌人见正面攻不下，就在山下迫使当地一个富农带路于1月29日晚，用一个营的兵力，爬上黄洋界侧后高地，向红军哨口偷袭。红五军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哨口失守。同时，八面山工事也被敌人炮火轰塌，红军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多数壮烈牺牲。其他哨口的守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为此，根据原定的紧急措施，决定突围下山。原红五军各部，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南突围下山；红四军三十二团改番号为“黄洋界大队”，由王佐和何长工率领转入深山，与敌相持，使井冈山根据地仍保留有红军的力量。
1929年2月初，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冒着大雪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荆竹山方向突围。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堵截，到达赣南于都的桥头地区。这时，国民党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除悬赏光洋3000元至5000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外，还悬赏光洋各2000元缉拿彭德怀、 滕代远。
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得知于都城内空虚，决定远道奔袭，一天一夜行军140多里，攻占了于都县城，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筹得了2万多元的军饷。攻克于都后，滕代远因急于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国民党军阀的动态，便去县城邮政局搜集报纸文电，不慎驳壳枪走火伤及胸部，伤势较重。彭德怀与军委甚他同志商量后，将他和邓萍等20余各重伤员，安置在于都城南群众基础较好的小密地区一个农村秘密党员家中养伤。在养伤期间，滕代远忍着伤痛，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一道，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来到小密地区看望滕代远，这时滕代远的伤势基本好了，就与其他已经恢复健康的同志一起到了部队。
一个多月后，红五军在会昌、瑞金又与红四军第二次会合，然后又到于都县城，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五军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的政权。
1929年4月，红五军第二次上了井冈山。彭德怀、滕代远在井冈山立即会见仍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何长工、李灿、王佐等人，并与湘赣边界特委取得了联系。在井冈山，他们慰问伤病员，恢复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改善群众生活，整编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军运动。5月，滕代远参加了湘赣边界特委会议，决定红五军以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
正当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井冈山军民奋力重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江西敌军来攻。红五军甩掉敌军，向湘东南、粤北游击，打了一些胜仗。7月初，红五军第三次上了井冈山。
7月上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界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五军应向外发展，夺取安福。 滕代远、彭德怀不同意这个意见。但不同意的是少数，最后一还是决定攻打安福。在这次战斗中，遇上敌人主力，伤亡300余人，军参谋长刘志治、纵队长贺国中阵亡，另一纵队长李灿负伤。这是红五军成立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教训很大。
1929年秋，红五军回到湘鄂赣边区。当时，全军只有3000人。但经过一年锻炼，部队的素质大为提高。彭、滕决定利用蒋、桂矛盾扩大的有利形势，壮大红军力量，把湘鄂赣、鄂南和湘赣三个地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 联成一片，以便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红五军编成五个纵队，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不久，黄被任命为红六军军长，之后又调任红三军军长）。在这期间，红五军打下了平江、安福等县，消灭了不少白军和地主武装靖卫团，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中旬，湘鄂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攻打吉安为名，通知袁文才、王佐及各县武装开进永新县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会上与袁、王公开发生争吵。特委负责人朱昌偕专程到红五军向彭德怀、滕代远反映，错误地指称袁、王要叛变，要求派部队声援。彭、滕开始表示怀疑，后来同意了中央特派员和特委的要求，派四纵队前往永新。四纵队接近永新县城浮桥时，被袁、王发觉，王佐从城内冲出，过浮桥时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处被朱昌偕领人杀死。
注释
[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16页。
[2] 《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
滕代远··两打长沙
1930年春，红五军在宜春得知中共中央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红五军军委决定派滕代远、何长工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精神，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面前，迅速的准备我们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红军的任务是“积极建立与猛烈发展红军”，“夺取主要的城市”。会议决定在8月以前，红军要扩充到50万，“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1]
5月下旬，会议一结束，滕代远同何长工以及中央派往红五军工作的干部彭雪枫、黄克诚、周桓、谭政文、杨光池等十多人，离开上海坐船经武汉返回湖北南部阳新县刘仁八的红五军司令部。在这里，刘仁八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央关于扩编红五军为红三军团和进攻武汉的决定。就在此时，又接到了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定。 这样，攻打大城市已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任务了。
但在扩编队伍与攻打武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彭德怀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红五军兵力不到8000，扩编为军团只是空架子，并不能提高战斗力， 因而不同意扩编。对于攻打武汉，彭德怀认为武汉敌军兵力强大，工事坚固，而且附近的阳新、岳州均驻有很多敌军，如直接攻打武汉，不仅城坚难克，而且前后受敌，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提出先消灭鄂东南的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的地主武装，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政权，取得地方支援，做好准备，再进攻武汉。滕代远对第一个问题，认为红五军还是以遵照中央决定扩编为好，兵力不足，以后可以陆续补充。对第二个问题，他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认为直接攻打武汉是一个军事冒险。最后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提出的方案，并决定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成立军团总指挥部和中共军团总前委，下辖五军、八军、十六军。总指挥兼前委书记为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为滕代远，孝谋长为邓萍，政治部主任先为吴溉之，因吴健康状况不好，改为彭国平。
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即布置消灭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的敌地方武装，再图夺取岳阳。由于岳阳的敌军兵力太大，就采用了调虎离山计，将敌军大部分兵力调开，集中力量占领了岳阳，并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和粮食。
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湘桂两省军阀也在混战。估计长沙的敌军不多，就决定撤离岳阳，回平江与湘鄂赣边特委取得联系，然后执行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攻取长沙。7月，红三军团主力到达平江，与特委商定了夺取长沙的计划。滕代远向中央写了报告，除汇报攻占岳阳、重返平江的经过外，还就准备先攻长沙、再取武汉的意图向中央请示。同时，组织湘鄂赣边工农军事暴动委员会，动员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20万之众，配合红军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进占平江，准备攻打长沙的行动，迅即震动了湖南的敌人。何键调集四个旅的兵力分三个梯队进攻平江。红三军团埋伏在瓮江地区，经过激战，消灭了敌军的大部。红军乘胜追到榔梨市，不顾敌军飞机的轰炸，强渡榔梨河，向长沙城猛扑，于7月28日攻占了长沙城。
占领长沙后，红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滕代远的直接领导下，由袁国平出面，以政治部的名义，出版《红军日报》，宣传党的《十大政纲》和各项政策，召开各种群众性会议，以安定民心。令各商店照常营业，工厂照常开工。同时，成立以邓萍为司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和肃反总司令部，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的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还处决了 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名政治犯。为了加强部队的工作，滕代远从放出的政治犯中，挑选了马木兵、胡保全、唐近仁、唐延杰、向仲华、杜理卿（许建国）、蒋立良、常振坤、曾佑生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到部队的各级领导岗位工作。有3000多赤卫军战士和工人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红三军团打进长沙，在长沙的一些外国人惶惶不安。滕代远认为必须做好他们的工作，不能把他们一律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他要懂法语和英语的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召集会议，向这些外国人宣讲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要他们不要惊慌，红军是保护外国人的合法利益和贸易自由的，但不准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这个会开过后效果较好，大部分外国人安心了。
7月28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杨幼麟被选为正副主席，滕代远与彭德怀、何长工、王首道、袁国平、张启龙等被选为执行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土地、劳动等一系列法令。
在8月2日召开了庆祝长沙解放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10余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之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驻在易家湾地区；何长工、邓乾元指挥的红八军对湘江西岸、洞庭湖、岳阳方面担任警戒；红十六军在榔梨市、金井方面活动，维护平江到长沙的交通线的安全。但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在帝国主义兵舰的掩护下，于8月5日拂晓前，分多路向长沙反扑。红八军虽然消灭敌一个团的兵力，但众寡悬殊。彭德怀与滕代远等商量后，全军团于6日放弃长沙，向浏阳撤退。
1930年8—9月间，红一军团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从闽西出发，攻占南昌的牛行车站后，来到浏阳县，与红三军团会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两个军团的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领导一、三两个军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红一、红三军团的领导人继续留任。
会议还讨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问题。毛泽东原来是不赞成进攻的，但在多数同志的坚持下，通过了再次攻打长沙的决定。但由于敌军在长沙周围构筑坚固工事，红军围攻月余仍未奏效，于是决定从长沙撤离。
9月13日，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开会讨论一、三两个军团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但有些同志认为吉安不是大城市，打吉安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而应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朱德、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滕代远听了毛泽东说的目前敌强我弱不宜打大城市的意见，虽然感到与中央的指示精神不符，但接受了打长沙的教训，也表示同意先打吉安。于是会议作出了回师江西，先取吉安，再进攻南昌、九江的决定，并作了进攻吉安的具体部署。
9月28日午后，红一、红三军团相继到达袁州。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次日在袁州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如何进攻吉安的问题。会上有的人又提出不先打吉安而打大城市的问题。滕代远虽然在株洲会议上同意打吉安，但心里总是嘀咕，怕这样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所以对先打吉安的态度不很坚决。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耐心解释，反复说明利弊，又一次说服了主张打南昌、九江的同志。彭德怀没有表示异议，滕代远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这时，中共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栗持中共中央8月29日的指示信来到袁州。中央的指示信要红一方面军以“主力军集中进攻长沙”，“长沙一占领……湘东主要敌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调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1] 因周以栗来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多数已返回驻地，来不及重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便与朱德、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郭化若等人作了一番讨论。有的人见到中央来了指示，仍认为应先打长沙、南昌、九江，而不应先打吉安。毛泽东于是同周以栗彻夜长谈，反复陈述不应先打大城市而应先打吉安的道理。周以栗最后终于被说服，再通过周以栗说服了所有同志。
吉安很快被红军占领。这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领导层中得到纠正。但因战争环境，交通阻隔，通信困难，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红一、红三军团还是决定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
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会议，对整个时局的估量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对时局问题的意见，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在“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下。……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2] 滕代远对毛泽东说的这番道理十分心服。正如他后来在1972年2月3日写给江西安福县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我到峡江会议才认识错误，由拥护、怀疑进而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1]
这时，蒋冯阎混战已经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云集江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便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继续进攻南昌、九江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在此严峻形势下，红军不能再攻南昌、九江，而应东渡赣江，在吉安、南昌之间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依靠群众的支持，“诱敌深入”，歼灭来犯的敌人。袁国平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却坚持攻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有些人也不同意东渡赣江。
滕代远自峡江会议后，思想有了提高，认为毛泽东的意见符合实际，明确地支持毛的主张。彭德怀和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同意毛的主张。于是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滕代远与彭德怀按照总前委命令，于11月上旬准备率红三军团东渡赣江。 但在渡江之前，部队中不少人又反对渡江。他们要求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在赣江以东，三军团留在赣江西面。滕代远和彭德怀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不仅对迎战当前大敌十分不利，也是违反罗坊会议决议，影响两个军团团结的组织原则问题，决不能同意。但他们两人考虑到三军团中的五军，大多数指战员是平江、浏阳人，八军的指战员又都是阳新、大冶人，地方观念浓厚，不愿东渡赣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做好思想工作来解决。 于是他们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又通过来三军团检查工作的周以栗做说服工作，终于弄通了大家的思想。从11月5日开始，三军团在峡江、新余之间顺利渡过赣江，并于12月中旬到达宁都的小布、黄陂地区，与红一军团会师。
注释
[1] 《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1930年6月12日，《红旗》第112期。
[1] 《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特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2] 毛泽东：《给湘东特委信》，1930年10月19日。
[1] 滕代远：《给安福县信》，1972年2月3日。
滕代远··在反“围剿”的战火中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向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的方针，在龙冈、东韶首先消灭了“围剿”的主力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活捉了张辉瓒，其他敌军纷纷撤退。 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在反“围剿”中，滕代远着重抓红三军团的政治动员工作。因军团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在罗坊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意见有抵触情绪，因而先打通袁国平的思想，然后再督促军团政治部做好全军团指战员的工作。这样，部队中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普遍有了认识，原来存在的抵触情绪得到了消除，士气大大提高。这就对反“围剿”作战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红军准备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危及红军团结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发动事变的当事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错误口号。他们还以“江西省行委”的名义，分别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伪造一份毛泽东写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说是要使人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系红军中AB 团主犯”，企图诱使朱、彭、黄、滕起来反对毛泽东。滕代远和彭德怀看到了这封信，认为“这是一个大阴谋”，当即发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1] 的宣言。并请毛泽东到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说明情况，表明态度，使大家了解了真相，从而维护了总前委的领导，保证了反“围剿”的胜利。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彻全会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派滕代远为特派员，巡视湘赣、湘鄂赣边区一带，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也要滕代远将从长沙退出时留在平江、浏阳养伤治病的伤病员领回，并招募一批新兵，扩充红军。
滕代远先到湘鄂赣边区巡视，并看望了留在边区活动的红十六军，然后再到湘赣边区巡视。1930年5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分兵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敌人另以一部分兵力编成“清剿军”，分区“清剿”其他根据地红军。这时，滕代远刚刚带领平江、浏阳的新兵1000多名返回湘赣根据地的中心永新，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指示，担任新成立的河西临时指挥部的政委和临时总前委的书记，领导河西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从1931年的4月到6月，他同李明瑞、张云逸、曾炳春等一起，率领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的各团，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在中央苏区，从5月中旬起到5月底止，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打了五个胜仗，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于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 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滕代远决定除独立师仍留湘赣边区坚持斗争外，红七军和红二十军都渡过赣江，进入兴国、会昌地区，与红一方面主力会师，参加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因敌情紧急，立即回红三军团继续担任军团的总政委。在兴国城附近高兴圩与国民党十九路军战斗中，滕代远肩部负伤，在附近老百姓家养伤近一个月，基本痊愈后回到工作岗位。
在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敌军深入苏区，到处烧杀抢掠，中央苏区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恢复和巩固。红军经过艰苦作战，损失很大，也需整顿补充。为此，红一方面军总部便命令各部在赣南十几个县，重建苏区和创造新苏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前往会昌、安远、信丰以及于都以南地区进行整训，先后打下了被地主武装盘踞的会昌、寻邬、安远等县城和上百个土围子，肃清了苏区内的白色据点，原有的苏区都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创造了新苏区，使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
同时，红三军团也进行了整训。滕代远十分重视部队的干部工作。他除督促和指导各军、师加紧培训干部外，还亲自训练干部，给他们讲课。红三师有个团政委作风很不好，他了解情况属实后，就严厉批评这个团政委，以后又因这个团政委犯错误撤了他的职。有个干部作战勇敢，但擅自杀戮俘虏，他便严肃批评，并讲俘虏政策，下令不许随便杀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成立红五军团，这支部队大都是北方人，才到江西，言语不通，不便做群众工作。滕代远就从红三军团中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能做群众工作，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团员，输送给红五军团。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滕代远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1932年初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急攻赣州”的命令。中革军委要红三军团作为主作战军攻打赣州。赣州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守城敌军兵力甚众。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三军团几次攻城，部队遭到很大伤亡，赣州城仍未攻下。两人于是打电报给中革军委，指出“攻城希望很小”。中革军委不考虑这个意见，反而将军委总部移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围城。彭德怀、滕代远不得不指挥三军团再次攻城，伤亡更大，仍未攻入城内，不得已从赣州撤围。
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3月下旬开会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并决定红一方面军分为东路军和西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西渡赣江，向上犹、崇义、遂川出击。西路军在河西地区时，滕代远很关心开辟新苏区的工作。 他抽调干部组成新区工作团，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帮助组织了一些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了不少游击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区群众中的影响。
1932年末，蒋介石集中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包围中央根据地，计划在金溪西、南两面夹击红军。红三军团取得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配合，先在金溪一带打了一个胜仗，挫败了敌人的夹击计划。
1933年初，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已由上海迁至瑞金。博古（秦邦宪）以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对前方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方针。红一方面军没有按照这种错误方针打仗，因而还是打了胜仗。在黄陂、草台（鞋）岗两仗中，共歼敌三个师，俘敌近2万人，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在此期间，滕代远督促军团政治部响应《红色中华》报在军内开展交献公债、支援战争的号召。从3月到4月，全军团共交献公债与自动捐助的款项共5800多元，得到了《红色中华》报的表扬。
注释
[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63—167页。
滕代远··入闽东征和到瑞金任新职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6月13日发电至前方，提出将中央红军和部分地方武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牵制和防备敌人；一部分先入闽作战，再回师北上，两部分合攻抚州和南昌。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滕代远在内，都不同意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分散兵力的错误方针，但“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坚持错误。7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三军团为主，包括红十九师，组成以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作战计划，中革军委确定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月中到7月初，以宁化、清流为进攻总方向；第二阶段从7月初到月底，继续向北，以将乐为进攻总方向，转向西北，恢复赣东北根据地；第三阶段，于8月间，东方军继续北上，返回江西，与红一、红五军团会合围攻抚州，在中央苏区北线同蒋军决战，并从抚 州地区向南昌进攻，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东方军入闽作战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滕代远认为，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打过仗，在全国人民中声誉较好，其上层人物也有反蒋的迹象，似不应对他们作战；但他们多次参与“围剿”红军，进入福建后，又侵占了苏区不少地方，现又要继续进犯赣境，看来确实需要同它较量一番。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作战，虽然受到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指挥，要求迅速攻下城市的干扰，但彭德怀、滕代远仍能运用前几次反“围剿”的打法，取得了胜利。由于打了胜仗，周恩来曾赞扬东方军“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执行战斗任务”。[1]1933年8月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联名打电报给彭德怀、滕代远，祝贺东方军“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给正在布置第五次‘围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威胁”。[2] 同时，滕代远也因“领导红军长期斗争，极有功勋”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东方军入闽作战后，不仅打败了敌第十九路军，完成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在滕代远的领导下，政治工作做得也很出色。《红星报》曾以《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东方军的政治工作，指出：“争取新区赤化和扩大红军方面，东方军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3]”，并号召把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
第十九路军连遭失败，蒋介石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这使十九路军面临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所不容，而“剿共”又将为红军消灭的严峻局面。这就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最终作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他们在上海找中央没有结果后，便在福建前线与东方军领导谋取联系。彭德怀、滕代远在取得苏区中央局与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意后，与十九路军派出的代表在延平附近的王台镇见了面，并由袁国平出面与其谈判。王台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东方军与十九路军很快进入休战状杰。
蒋介石在1933年9月下旬，以三个师向江西与福建相邻的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等同他一起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 “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
蒋军侵占黎川后，博古、李德等命令东方军袭取黎川，以便保住“国门”。 彭德怀、滕代远接到电令，分析了敌情，认为直接袭取黎川，是强攻强敌，对我不利，决定先袭击邵武，诱敌深入，然后将其消灭。但东方军在行军途中，连接项英两电，严厉指责彭、滕先围攻邵武，是忽视上级命令，将延误军机，“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和更改”[1]。
彭德怀、滕代远接到命令十分为难，最后决定避开黎川正面之敌，先消灭黎川西北面硝石的敌人。硝石处于敌人堡垒群中心，敌军凭坚固守阵地。 东方军陷入敌纵深阵地，完全失去机动余地，部队伤亡很大，仍未将硝石攻下。彭、滕于是电告朱德、周恩来，建议变攻坚战为围点打援，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朱德、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将原电转报中革军委，要求“立刻复电，以便命令”，但中革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时敌人利用堡垒为掩护，大举集中，形势更为危急。彭德怀和滕代远认为“主力摆在堡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有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2]，这样打下去对我军极为不利。他们反复研究，在10月下旬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向外线出击，进行机动作战的建议。他们建议红军应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穿行作战，首先消灭浙赣边区的敌人，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的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返，离开中央苏区。他们在建议中提出要加强群众工作，动员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以“打破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的怪现象”[3]。但是博古等却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仍命令东方军坚持在黎川一带敌人集结、筑有堡垒群的地区作战。对加强群众工作的建议，也不置一词。结果，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东方军在敌人堡垒周围，东奔西突，完全陷于被动局面。
彭德怀和滕代远不得已再次向中革军委建议，将部队调离敌人堡垒地区，但李德等依然迷恋于收复黎川，打算先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东方军在这种形势下，只能强攻黎川西北的浒湾。因敌人火力太猛，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 撤出战斗。
在这期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蒋举事，爆发了“福建事变”。蒋介石慌忙从江西和宁沪杭地区抽调兵力进攻十九路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认为这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写了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明确地建议：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外，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1] 但博古等不仅没有采纳，反而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
当东方军入闽作战时，临时中央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正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来又把这场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了东方军内部的混乱。滕代远和彭德怀因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多次同中革军委某些领导人发生争执，提出不合他们“胃口”的意见，滕代远被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调离红三军团，彭德怀也被免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滕代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这个部主要担负红军后备队伍一切动员、训练、给养、供给与政治工作的任务。
当时，苏区的军事动员和地方武装工作，虽然由总动员武装部主管，但许多工作是由罗迈（李维汉）担任的中央组织局和张爱萍担任总队长的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共同负责的。
滕代远到任后，从转变作风、整顿工作抓起，先解决总动员武装部机关和县区武装部的问题。他把一些消极怠工、企图开小差的人员撤换下来，补充了一批富有朝气、工作踏实的干部；同时，督促干部深入下去，加强调查研究。这样，武装部门的工作很快有了转变。滕代远和罗迈、张爱萍商议，共同发起了一个整理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突击运动，很快就收到了明显效果。
从1934年1月开始到4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已日益激烈。在博古、李德等提出的“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或者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下，中央红军与敌人硬打硬拼，损失严重，前方急需补充兵员。滕代远要求各县区动员赤卫队加入红军，把已编好的赤卫队调到前方去参战。在4月中旬， 又发起了一个“红五月扩红”的突击运动。一个月内“扩红”3万多人。从5月1日至6月20日止，50天就完成了三个月“扩红”5万的计划。到6月30日，竟达到6．2万多名，超额完成了任务。后来，罗迈在他的著作《回忆与研究》中也满意地提到，“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是正确路线在那里起作用”。
注释
[1] 周恩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紧急任务》，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第五部分，1933年8月5日。
[2] 《中央政府电贺东方军的伟大胜利》，《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
[3] 《红星报》，1933年。
[1] 项英：《对东方军、中央军作战部署的指示》，1933年10月2日。
[2] 彭德怀、滕代远：《关于在敌人改变战术的形势下我应取之战略方针的报告》，1933年10月24日。
[3] 彭德怀、滕代远：《关于在敌人改变战术的形势下我应取之战略方针的报告》，1933年10月24日。
[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84页。
滕代远··在莫斯科和进入新疆
1934年7月上旬，罗迈找滕代远谈话，要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莫斯科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听到这个通知，滕代远非常高兴。
7月中旬，滕代远离开瑞金，化装经汕头到达上海，与同去苏联的红一军团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高自立一起于10月初到达莫斯科。因距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与先期到达莫斯科的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班长开始是许光达，许调走后，班长为滕代远，学习了大约一年左右。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滕代远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季米特洛夫作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为了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了大量活动，先后有九名中共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滕代远（化名李光）由于是苏区派来的红军代表，所以着重介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
大会闭幕后，联共（布）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亲切接见了中共代表团的王明、陈云（刚由国内到达莫斯科）和滕代远。斯大林勉励他们要注意党的团结，才能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在准备召开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文件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故又称《八一宣言》。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滕代远积极参与了讨论。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滕代远再到列宁学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参加的是特别班，同班的有陈云、陈潭秋、饶漱石、曾山、孔原、高自立等十几人。
滕代远从1935年到1936年这段时间里，用李光为化名写了一本约20多万字的名为《中国新军队》的书，第一次向国外介绍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 这本书在1937年正式由莫斯科的一个出版社公开出版。
1936年12月上旬，陈云和滕代远等离苏回国，同行的还有李春田、冯铉（即何晓理）、段子俊等。
陈云、滕代远等从莫斯科出发，坐火车一直到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脱下西装换上苏军的棉衣，秘密到了新疆伊犁对面的苏联边境霍尔果斯。 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因情况不明，陈、滕等停下来等候指示，被安排住在苏联边防军一个营长家里，他们等了四个月。
此时，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所部击败后，徐、陈返回陕甘宁苏区，余部分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往西打游击。他们最后与中共中央联系上了，中共中央发电指示他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去新疆。 并将派陈云和滕代远迎接[1]”于是西路军左支队转战到了新疆的星星峡。
正在中苏边境等候通知的陈云、滕代远于1937年4月20日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示，要他们立即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地区，接应西路军余部。
盛世才是军阀，新疆的土皇帝，有很大的政治野心。他与苏联及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境的平安；中国共产党是想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来往的通道。由于这种种关系，陈云、滕代远提出建立合作关系和接应西路军进新疆，成立“新兵营”等问题，很快得到了盛世才的支持。
1937年临近五一节的一个早晨，盛世才派了一个苏联籍的军事顾问陪同陈云、滕代远去星星峡。星星峡是群山中间的一个峡口，是连接新疆与内地的重要关口。到达这里的西路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黄火青、宋侃夫、王子纲等人。陈云、滕代远同他们见面时，个个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陈、滕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这些历尽艰险的指战员表示慰问，然后又设法解决了一批物资，使这些九死一生的指战员恢复了体力。
5月1日，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在陈、滕的带领下到了迪化市西天桥的红雁池下车。过了两天，陈云、滕代远和这支红军的领导人，秘密地会见了盛世才。
7月下旬，这些西路军的干部、战士又迁到东门外的营房里，与盛世才的部队住在一起，不久又进行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设干部队和四个大队，对外称“新兵营”。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他们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滕代远给他们讲文化课，也给干部班讲政治课。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滕代远向盛世才和苏联总顾问提出，用苏联援助盛世才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训练“新兵营”，培养各兵种的军事人才。他们同意后，“新兵营”的指战员于是开始学习驾驶汽车、装甲车，学习使用火炮和无线电收发等各种军事技术，“新兵营”成了一所各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
就在这一年，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0月间，经商得盛世才同意，在迪化南梁也成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中共中央决定滕代远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但由于新疆当时的特殊情况，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成立后，不公开对外，不挂牌子，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由中共驻新疆代表领导。第一任中央代表是陈云，任职期间从1937年4月至11月。11月27日，陈云和王明、康生同机离迪化回延安。陈云走后，滕代远接任陈云职务，担任中央代表，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滕代远在这期间，除了办好新兵营外，还几次与盛世才和省政府进行联络、交涉，结果盛世才同意支援八路军羊皮大衣3万件，汽车10辆，高射机关枪12挺，子弹12万发。
1937年12月，党中央令滕代远返回延安，中央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由邓发接任。12月底，滕代远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宋侃夫、王子纲等，乘飞机到兰州，与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代表彭加伦见面，然后坐汽车，带着高射机关枪、子弹等一批武器经西安回到延安。
不久，毛泽东主席接见他，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1938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发电正式任命，并电告正在抗战前线的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
注释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第7页。
滕代远··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军委参谋部在延安王家坪，滕代远就住在王家坪上坡的窑洞里。他要求军委参谋部各局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切实了解和掌握全国各战区的作战情况，摸清敌军、伪军、友军和我军四个方面的情况，并做出综合分析，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及时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遇有重大军情变化，他就在作战室与大家一起研究作战形势，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1938年初，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由滕代远兼任第一任军事工业局局长，李强、王诤任副局长，负责对军事工业的具体领导。
1938年冬，滕代远与林一结婚。林一，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不久，组织上即送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滕代远在苏联期间，曾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林一这位热情稳重、品学兼优的东大女生，给滕代远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6月，林一从苏联回国，分配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经社会部同志“搭桥”，组织上批准，他们两人结成伴侣。
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阴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抗日武装。当时贺龙、关向应率晋西北的八路军一二○师离开了晋西北，正在冀中对日作战，一时赶不回来，而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又急需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为掌握战机，迅速控制局势，中共中央决定派滕代远作为中央军委的代表，亲自出征晋西北，指挥反顽斗争。
滕代远于12月下旬，带领几位随行人员，路经驻陕西绥德县的一二○师三五九旅，与旅长兼政委王震交换意见后，即在王震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渡过黄河，抵达山西兴县永顺村，在新军刚成立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里，见到了总指挥续范亭、副总指挥雷任民。滕代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新军将领商定：从抗日大局出发，对山西反共旧军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继续争取阎锡山抗日，同时慎重地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进行必要的斗争。 随后，滕代远又到临县的一个村子见到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和政委罗贵波。滕代远在详细询问了当时敌我态势后，果断地决定：在晋西南的阎锡山和援军还没有北上之际，集中优势兵力，把阎军赵承绶部消灭。在1940年11月9日的一次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他传达中央指示：将顽军逐出晋西北，晋西南可留给阎锡山，给他一条活路，并成立了以滕代远为书记的晋西北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八路军和新军，处理军事行政事宜。
在滕代远的统一领导下，八路军的三五八旅，一一五师的陈士榘、黄华支队，山西新军暂编师，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等击溃顽军赵承绶部，解放了临县等地。2月初，八路军一二○师主力部队返回晋西北后。又消灭了一些反动武装，将晋西北地区的顽固势力全部肃清。这样，晋西北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完全联在一起了。
为了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使其不完全倒向蒋介石或公开投敌，在赵承绶部南逃后，滕代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没有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追击。同时，他还找牺盟会的领导人和新军将领做了大量工作，由续范亭、牛荫冠、刘岱峰、韩钧、雷任民等人致电阎锡山，表示拥护阎团结抗日的愿望。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遭到失败。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争取阎锡山，派了王若飞、萧劲光持毛泽东主席的信直接找阎锡山，提出具体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具体建议。阎已别无出路，只好接受中共主张。这就结束了晋西北两种政权和两种军队同时并存对立的局面，并继续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基本上维持了山西合作抗日局面。
在晋西北取得军事上重大胜利后，滕代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以极大精力投入建设晋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机构的工作。1940年5月，晋西北局势稍趋稳定，滕代远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令，去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接受新的任务。
滕代远··敌后办学
1940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调滕代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副校长（校长林彪早已离开抗大），原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滕代远在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时，曾多次去抗大作报告，还曾陪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去抗大。他深深懂得毛泽东是把抗大当作发展抗日力量的中心环节来抓的。现在要让他直接主持抗大的工作，这对习惯于戎马战斗生活的指挥员来说，毕竟是新的战线，更需要作新的探索。
抗大第六期于1940年4月15日在武乡县蟠龙镇开学。这是总校到敌后 开办的第一期。滕代远到校时，刚开学一个半月。抗大要在日伪和顽固势力的包围中生存、发展，一面学习，一面战斗。
由于日军的“扫荡”，滕代远和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总校领导人，不得不频频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向安全地带转移。在第六期八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总校先从山西武乡转移到山西黎城县的西井，后又移到霞庄一带，之后再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南峪一带。在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中，抗大也派出一部分干部参战。当时，抗大派出的干部和校部警卫连组成的阻击部队，参加了几次战斗，掩护抗大总校和当地群众的安全转移，取得了胜利。有了敌情，学校随时变动地方，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再学，充分反映了抗大在敌后战斗环境中进行教育的特色。
抗大六期的学员与第四、五期学员有很大不同。学员大都是八路军及山西决死队送来的干部，文化程度偏低。根据学员的特点，滕代远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抓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通过学习毛泽东有关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让学员联系自己的实战体会，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加深对理论观点的理解。同时，从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增加了文化教育方面的比重。滕代远在1942年7月，根据几期教育实践，撰写了《抗大文化教育试验教育的几点经验》一文，供抗大诸分校以及其他类似的分校和其他类似的训练班参考。
滕代远在抗大总校工作期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时期。有时吃不上米面，几个月尽吃高粱、黑豆。就是这些粗粮，还要用武装掩护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游击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去背运。为了保证教学，滕代远号召和组织全校人员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他号召各伙食单位蔬菜自给，烧柴自给。师生们用驻地的房前屋后以及附近山上荒地，种植瓜菜，喂猪养羊，自己舂粮磨豆，自己砍柴挑煤。就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他还规定要尽量使那些从事教学的教员，每周能吃到一顿馒头。这在当时是提高知识分子物质待遇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有一个时期，连鞋袜也供应不上。除寒冬腊月外，滕代远与何长工带头赤脚，并号召大家赤脚，以保证行军、反“扫荡”时有鞋袜穿。以后，滕代远又发动有关部门自己动手，陆续建起了豆腐坊、粉坊、畜牧场，并开办了制作被服、鞋袜的工厂，开办合作社，采购经营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帮助大家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1940年7月，抗大从武乡转到黎城县的西井后不久，滕代远患了阿米巴痢疾。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什么药，病情越来越重。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陆定一副主任得知滕代远得了重病，急忙骑马从前总驻地翻山越岭来看望。他们看后十分焦急，连忙派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卫生部长孙仪之、一二九师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德国医生米勒等来西井参加治疗，并千方百计从西安买来德国制的西药“痢特灵”。但“痢特灵”并没有制服病菌，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何长工教育长等已布置校部准备后事，并向党中央和前总发了告急电文。中共中央和前总要求总校每天上报滕代远的病情。毛泽东也发来慰问电。最后医务人员决定用千分之一的硝酸银直接灌肠。这种办法不常用，要担一定风险，一连灌肠五天，滕代远的病开始好转。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两个多月后，他逐步恢复了健康。
1941年，抗大总校驻地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以滕代远为首的总校领导，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用主要精力加强了学校的正规化建设。滕代远对学校的教学研究、教材编印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在抗大成立五周年的前夕，他组织各方面干部全面总结抗大创办五年来的成绩与经验，写出了《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一本小册子。通过总结，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改进了教授法和学习法，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教学质量，全校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第七期开始，滕代远主持审定编印了大量教材，再以命令颁布。在当时游击环境中，教员很少，教材匮乏，编制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教材，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教学质量，而且有效地推动了部队教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在正规化建中，滕代远还特别强调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生活的日常养成，十分重视制式训练、军事技术和军事体育训练，认真组织近乎实战情况的军事演习，严格坚持早操及内务制度。他时常深入连队检查训练效果，检查内务、着装，甚至连是否按规定位置佩带枪支和水杯也列入他的检查范围。
在每期研究干部培训计划时，滕代远都非常强调从部队实际需要出发，确定培训目标。在办第七期时，他了解到部队需要大量文书、秘书方面的人才，以及懂日语的人才，于是就专门设班培训，以应需要。他考虑到建立正规化军队需要掌握现代化武器，需要掌握军事技术，就多次和干部们一起研究，打算开设坦克、炮兵、工兵等特种训练。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只在第五队办了个工兵队，组织学员学习爆破、筑城、修路、建桥等专业知识。 这个队的学员运用他们学到的专业技术，在1941年11月参加保卫兵工厂的 黄崖洞保卫战中，发挥了很突出的作用。
为了检验教学效果，滕代远组织干部和教学人员按照教学阶段定期总结检查，还亲自到教学连队，听一些主要教员讲课，参加教学讲评。当时的政治主任教员徐懋庸称滕代远是“精雕细刻型”的领导干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滕代远比较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十分周密细致，决心下得慢，但下了决心就很坚定，处理问题很慎重，讲话很朴素。总留有余地。我后来在某些情况下（主要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周密细致地考虑问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1]
1942年5月，抗大第八期开学不久，日军驻华北的头目冈村宁次，纠集五六万兵力，分多路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抗大总校是敌人“扫荡”合击的主要目标。冈村宁次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叫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生；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的干部”。5月21日，日军出动四路兵力合击总校驻地浆水镇。斗争形势紧张，几乎白昼黑夜均可看到四周敌人大搞“三光”政策焚烧民房的火光。
滕代远等对敌人这一手早就有所准备。针对敌军队形密集而校部非战斗人员多、物资多、行动不便的情况，决定缩小目标，把校部机关分为三个部分，由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各带一部分。供给、卫生部门等就地分散隐蔽，约定最后在王莽寨山谷会合。由于滕代远和何长工、张际春等机智勇敢，突围的时间掌握得好，全校绝大部分队伍都先后突围，安全转移。转移出来后，边战斗、边教学，与敌人周旋了两个多月，又胜利地回到了浆水镇。党中央得悉抗大粉碎了敌人“剿灭抗大总校”的企图，取得反“扫荡”巨大胜利的捷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来电祝贺。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转移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在8月25日发出通令，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抗大总校副校长由教育长何长工代理。滕代远即离开了抗大，去辽县麻田镇附近的上南会村，到八路军前方总部赴任。
注释
[1]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九章《在抗大》。
滕代远··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期间
滕代远到任后第一件事是抓机关的精兵简政。他认为只有遵照中央的精神，实行精兵简政，才能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连队，使机关短小精悍，行动灵便，也才能发展生产，紧缩开支，积蓄力量，为以后的反攻做好准备。他还认为总部机关应带头精简，领导机关“庙要”小，菩萨要少”。 滕代远兼任处长的情报处，就从四个科减为两个科。为了检验精兵简政的成果，他把总部机关直属部队集中在总部所在地的大操场上，实行现场“点验”，逐一检查机关各部门和警卫团各连的人数、装备、武器、弹药、马匹、器材和反“扫荡”战前准备工作，并进行了讲评。
与此同时，滕代远着力加强机关建设和军内干部的提高和培养。他要求司令部各科工作要严密、准确、快速。滕代远经手的司令部的军事文件，都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迅速办理，作出表率。他强调机关工作人员要掌握中央政策，了解敌我情况，要善于调查研究，分析综合材料，掌管的情况要熟记在脑子里，就像自己衣服每个口袋装了什么一样，一清二楚，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对军内各级干部的提高和培养，滕代远特别强调从战争环境出发，实行短期轮训制度。他亲自审定干部轮训队训练纲目，亲自给轮训队讲课。 他有一句教育名言：“多实际，少空话，多作少讲。”他以此勉励自己，也以此要求学员。在滕代远推动下，前方总部机关工作井然有序，干部培训工作广泛开展。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彭德怀、滕代远和罗瑞卿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要求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运用“敌进我进”的原则与敌较量。对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滕代远认为不管它花样怎么翻新，都不可能改变它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因此，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时，必然此盈彼虚，此起彼落，我们应抓住空隙向敌占区发展，应破袭敌人交通，切断敌人补给线，攻击敌人据点，多方面开展敌占区工作。1943年4月起，滕代远协助彭德怀指挥太行山军民粉碎了敌人对太行山区的多次疯狂“扫荡”。8月18日至26日，我军趁敌空虚发动了林南战役。滕代远参与了林南战役的指挥，取得了重大胜利。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起普遍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滕代远要求 他们“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使其成为执行政治攻势与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滕代远十分重视情报工作。1942年12月8日，身兼前总情报处长的滕代远主持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如何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一大批干部先后派往敌占区开辟工作。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改名换姓，在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逐步建立起了交通站和情报网点。他们长期潜伏，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有的对日伪军布防、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日伪的重要战略情报；有的掌握了敌伪军武装部队，从敌人内部把整师、整团、整营的队伍拉了出来；有的专做伪军上层人物工作；有的对当地工商界、原东北军上层人物做统一战线工作；不少人为从敌占区购买、转运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作出了贡献。前总情报部门还根据滕代远的指示，派人到豫北、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滕代远还特别重视在敌占区、游击区开辟秘密交通线、交通网的工作。几年间，从冀鲁豫地区经太行至晋绥根据地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长达几千公里的路线上，我地下交通情报人员建立了数条可靠的人员、物资往来的地下交通线。
经过敌后抗日军民的顽强斗争，到1943年底不仅扭转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而且开辟了敌占区的工作，促使和加速敌人所谓的“总力战”的失败。 滕代远在《坚持了六年抗战的八路军》一文中，提出了军队的努力方向。文章说：第一，全军应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更密切地依靠群众和应更好地团结友军；第二，应很好地整理对敌斗争的经验，创造新的更有力的斗争方法，以战胜极其阴险狡猾的凶恶的日本法西斯；第三，应更好地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保持高度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把在望的最后胜利争取到手。[1]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华北地区连年遭受旱灾、水灾、虫灾的侵袭。 尤其太行山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短缺，衣服不足，解放区经济生活面临重重困难。1943年10月，在完成反“扫荡”战备工作之后，前总直属队抽调近百人，编成两个生产大队，在滕代远率领下上山开荒自救。1944年大生产运动蓬勃发展，滕代远号召部队在农业生产中开展“麻雀战”，尽可能利用小块土地，见缝插针。滕代远在屋前空地上种了冬瓜，因为管理得当， 最大的一个冬瓜重30多公斤，以后在一次群众大会展出。“滕参谋长的大冬瓜”，一时传为佳话。为了收获更多粮食和过冬蔬菜，滕代远从机关抽人组成垦荒队赴武乡县、襄垣县偏僻山区开荒种地。当年开荒500亩，获得大丰收。 解放区大生产深入开展后，如何组织劳动产品的分配，滕代远和副参谋长杨立三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实施生产节约的方案——《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人称“滕杨方案”。
“滕杨方案”贯彻毛泽东在陕北提倡的努力为集体生产，允许私人积蓄，生产有分红，劳动有报酬的精神，规定单位和个人只要是劳动所得，就有权享受（个人得二成，缴公八成），劳动生产越多，所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个方案还遵循“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批评那种长期实行的“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影响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错误观点。 在当时敌后抗战的条件下，这个方案正确处理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对于推动华北解放区生产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评论，赞誉“滕杨方案”是“把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生产经验具体化的典范，是对全区生产、节约运动突破一点的领导”。[1]
为改善部队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战略反攻，滕代远亲自审定军工生产计划，研究自制武器发展方向。太行区从1944年10月起的半年里，制造出小迫击炮200多门和大量手榴弹、子弹、炸药。
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滕代远是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在前总和一二九师工作的彭德怀、罗瑞卿、刘伯承等先后回延安，中央决定滕代远留在太行坚持敌后各军区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滕代远根据中央部署，组织太行、太岳部队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先后收复陵川、沁源、阳城、左权、晋城、和顺等县城，发起豫北、中条山西部、安阳等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 党的七大选举滕代远为中央委员。根据中央安排，6月13日，滕代远乘飞机离开太行飞往延安，出席党的七届一中全会。
注释
[1] 滕代远：《坚持了六年抗战的八路军》。
[1]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4月5日。
滕代远··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采取一切措施，妄图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并加紧部署对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和发展解放区的战略部署，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太岳、太行、冀鲁豫和冀南四个解放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和滕代远等八人为中央局常委，邓小平、薄一波为正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为第一副司令员。
滕代远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衔命飞返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他们研究决定组织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赴前线，组织上党战役；由滕代远、薄一波护送林彪、陈毅等一批领导人过平汉路分赴东北、山东等地，然后就近指挥东线工作，为平汉战役做准备。
滕代远、薄一波完成护送林彪、陈毅的任务后到达冀鲁豫军区驻地时，该军区按照晋冀鲁豫军区部署，正在组织部队阻击从郑州、新乡沿平汉路北犯之敌。滕代远和薄一波具体指导该军区，组织主力，结合太行、冀南军区各一部，加紧肃清新乡以北、石家庄以南平汉路沿线敌军，同时在漳河、沙河以北至邢台间进行部署，动员当地军民力量大举破路平沟，拆毁碉堡围寨，使进犯之敌无险可守，为上党战役后主力转到平汉路作战准备条件。
上党战役于10月8日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部署平汉战役。前线指挥部设在峰峰矿区，滕代远协助刘伯承进行这一战役的指挥工作。为了做好争取高树勋领导的新八军火线起义工作，在滕代远主持下，军区设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工作组携带一部电台去河南汲县塔岗，以各种方式与高联系。军区还电请中央设法接来高树勋等的眷属，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在平汉战役发起总攻的同时，军区又派出人员通过火线进入高树勋的指挥部，促其尽速作出决断。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宣布率部起义。高树勋的起义，使敌军兵力骤减，在晋冀鲁豫部队猛烈进攻下，敌大部被歼，平汉战役于11月结束。
平汉战役后，滕代远回到已迁移至河南武安县柏延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和薄一波一起主持军区工作，并着手组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
蒋介石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在政治上受到国内外强烈谴责后，被迫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组成有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居间参加的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国民党政府、中共和美国代表组成。中共代表是叶剑英。滕代远以叶剑英的军事顾问的名义参加军调部，协助叶剑英工作，并负责在北平筹建八路军办事处。
滕代远率工作人员20余人于1946年2月9日从河南武安乘美国专机飞抵北平后，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向北平国民党当局交涉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当局害怕共产党政治影响扩大，不同意公开挂出八路军办事处牌子。经过斗争。最后商定把实际上的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对外称“滕公馆”。滕代远任办事处主任，佩中将军衔。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后，推翻政协决议，坚持一党独裁，并为内战制造舆论。滕代远奉命从北平飞抵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滕代远分管军事工作，平时不出面参加谈判，主要是掌握情况，研究策略，研究整军方案和贯彻落实。
1946年4月3日晨，国民党制造了“四三事件”。北平国民党军警宪特20余人，闯入八路军办事处，押走办事处中校秘书李新等多人。还带走了应国民党北平当局邀请来洽谈商务的晋察冀贸易公司经理和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商会会长。与此同时，200多名军警宪特武装包围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三日刊）社，并将北平分社代社长钱俊瑞和分社工作人员、《解放报》编辑和发行人员等39人，分别押送到北平有关警察分局。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向李宗仁、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以及军调部美方和国民党政府委员分别递送抗议备忘录，要求惩办凶手、公开道歉。滕代远代表叶剑英分别到有关警察分局慰问被捕人员。经过多方努力和有效斗争，北平警察局不得不于3日上午10时，派警官将“滕公馆”工作人员送回。4月3日晚，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布“四三事件”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事端，破坏和平的严重罪行。4日下午，滕代远陪同叶剑英向北平市长、警察总局局长交涉。慑于真理与舆论的压力，警察总局局长被迫赔礼道歉，并全部释放被捕人员。“四三事件”轰动了北平，震惊了全国。全国100多个新闻单位和机关团体致电慰问，并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的反动罪行。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滕代远也奉命去南京，继续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和处理整军等问题。
蒋介石完全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为加强各战略区的领导力量，滕代远又奉命于1947年初返回晋冀鲁豫军区。由于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部队在前线指挥作战，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滕代远以副司令员名义主持军区工作。
当时，晋冀鲁豫地区正面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滕代远根据中央关于积极防御的方针，用主要精力组织并强化游击战争。他深入所属各地区，指导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整顿、扩大游击队伍，组织精悍的武工队，插向敌后，结合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基础上，普遍进行土地改革，稳定了党在敌后的阵地，控制了沦陷区的广大乡村。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歼灭战。
滕代远在领导军区坚持内线作战的同时，积极支援前线作战。为了及时补充前方的兵员，军区在一年内扩军三次，补充前线兵员达19万多人。同时坚持自力更生，扩建根据地的军事工业。1947年，太行山已建成年产上百万发子弹、炮弹的军事工业，成为解放战争中我军最大的武器制造基地。随着解放战争规模的扩大，支前任务愈益繁重。在滕代远、薄一波等领导下，1946年7月至1947年4月，全区参加战勤的民工达7300多万人，有力地保证了前方部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需要。
1947年夏，徐向前由延安来到武安县冶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改任第二副司令员。为组织战略反攻，滕代远连续主持召开军区军事会议、政工会议、后勤会议、军工会议和部队训练会议，具体部署进入战略反攻后军区的各方面工作。并以极大精力协助徐向前进行扩军和整训部队，迅速把地方武装组建成新的纵队，解决了主力野部队南进后，晋冀鲁豫地区兵力不足的问题。1948年春，在徐向前率部进军临汾，组织临汾战役期间，滕代远主持了军区的日常工作。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及其领导机关合并，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建成统一领导华北地区的中共华北局。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后，聂荣臻为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1948年9月，滕代远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之后，协助聂荣臻组织保卫石家庄，粉碎了蒋介石军队妄图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滕代远··担负起办好人民铁路的重任
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出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建设、管理和运输，并任命滕代远为军委铁道部部长。[1]
经过一周的准备，从1月28日至2月7日，滕代远在石家庄主持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解放区铁路的负责人和铁道纵队司令员。滕代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电令，阐明了统一全国铁路工作的必要性。他强调当前首先必须统一铁路的组织与领导，以适应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统一材料的调配与使用，以加快铁路修建速度；统一铁路管理和主要规章制度和铁路修建的规格标准，以实现铁路安全、迅速、成本低的原则。他提出把当时铁路职工中流传的豪言壮语——“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作为铁路职工的行动口号，号召各解放区铁路职工抢修抢运，支援解放战争。 会议围绕支援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个中心任务，着重部署了全国范围的铁路抢修任务。
为了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等人，组成中央军委铁道部临时委员会，并以滕代远为书记。[2] 中央军委还任命吕正操、武竞天为铁道部副部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为基础，又从东北铁路抽调一批熟悉铁路业务的行政干部和专业人员组成铁道部机关，并相应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在组建工作中，由滕代远提议，经中央批准，铁道部政治部正式成立。之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铁道工作委员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相继成立。新中国铁路党政工团最高领导机关的组成，保证了铁路接管工作在全国有领导地展开。
铁路抢修工作，按照滕代远主持召开的铁路工作会议的部署迅速展开，仅两个多月，山海关内铁路抢修了400多公里，有力地保证了200多万解放大军南下作战。为适应解放军渡江后对铁路运输的需要，滕代远于4月召开工 程会议，作出加快抢修的部署。5月16日，中央军委电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为铁道兵团，滕代远兼任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在铁路内部，滕代远决定，兵团支队长兼所在铁路局副局长，支队政委兼任路局副政委，以统一抢修步调，加快工程进展。
广大铁路职工和铁道兵团指战员，在铁道部统一部署组织下，艰苦奋战，迅速修通了津浦南段、沪宁、沪杭、宁芜各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东南地区的斗争；修通了平汉路郑州汉口段，粤汉路北段，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中南、华南地区的斗争；修通了陇海路西段，有力地支援了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抢修的重点是接通全国各主要干线，以全面恢复大陆的铁路运输。滕代远亲自组织铁道兵团、郑州铁路局和衡阳铁路局，抢修京汉路北段和粤汉路。10月20日，京汉铁路修通。12月28日，粤汉铁路修通。在此前后，陇海、浙赣、南同蒲、湘桂等铁路也相继通车。
至1949年底，大陆上已解放的地区的原有主要铁路基本修复，并连接成一个整体，剩下少量暂未修复的铁路，也相继于以后两年内全部修复。敌人估计要用10年、20年时间才能修复起来的铁路，实际上不到一年就基本修复通车了。
在组织抢修铁路的同时，滕代远努力抓紧恢复铁路的运输生产，并进一步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如何改革旧铁路，在当时情况下，重要途径是学习苏联。铁道部聘请苏联专家做顾问，铁道部党委专门作了《关于在人民铁道建设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定》。1949年8月，滕代远曾亲自率领军委铁道部机关一批领导干部到学习苏联铁路经验有成效的东北铁路考察学习。滕代远对中国铁路实际存在的问题，参照苏联铁路经验，在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的配合协助下，连续召开了运输、调度、工程、机务、运价、统计、财务等一系列会议，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实施铁路统一管理。这些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铁路的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情况，从而为办好人民铁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滕代远经常强调，恢复铁路运输生产，办好人民铁路，必须依靠全路各部门和广大职工，发扬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十分赞赏东北铁路广泛推行的责任制。他认为责任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管理的原则，是人民铁路管理的基本制度，必须把责任制的精神贯彻到每项工作、每个人的工作中去。他根据铁路运输的特点，采用典型示范，重点突破的方法，电召哈尔滨机务段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入关，通过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帮带，首先在天津铁路局，之后在关内各局的机车组中普遍推行责任制。机车包乘包修责任制的实行，又推动了整个机务部门实行责任制。以后又把机务部门实行责任制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部各部门。这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全路机务、车辆、工务、电务、工业等各部门的责任制比较普遍地建立了起来。
在逐步实行铁路内部工作责任制的同时，滕代远积极倡导组织开办“货物责任运输”。在他的安排下，经过充分准备，1951年4月1日起，先在全国铁路321个主要车站举办责任运输，之后在全国铁路所有营业站全面实行了这一办法。
滕代远十分重视群众性的生产劳动竞赛在恢复和发展铁路运输生产中的巨大作用。1949年东北铁路“铁牛运动”一兴起，他就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这一运动的发展，并给以充分的肯定。他结合关内铁路情况，在南北方各铁路局开展了“模范机车队”运动。他热情支持中国长春铁路局开展的机车日行500公里运动和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倡议开展的爱国主义超轴竞赛，并及时指导解决生产竞赛中出现的忽视安全的问题。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优秀的先进劳动者把发挥机车牵引能力的超轴牵引方法，充分利用车辆装载能力的满载方法和加速机车车辆周转速度的五百公里快速运行方法结合起来，出现了以“满载超轴五百公里”为内容的新的群众生产运动形式。“满”、“超”、“五”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原有生产运输的质量，达到了使用较少机车车辆完成更多运输任务的目的。滕代远敏锐地抓住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这个新创举，主持铁道部党组多次讨论并决定在全路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组织有关单位制定了《超轴列车的编组及运行办法》，并亲自在电话会议上对《办法》作了说明。这就大大促进了直达列车编组，减少了区段列车和车站调车作业，从而加速了车辆的周转。
在经营管理上，按照苏联铁路的经验，实行经济核算制，是滕代远和铁道部党组在改革旧铁路过程中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1950年11月，他在全国铁路第二次财务会议上就指出，铁路财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搞经济核 算。1951年1月，铁道部召开的铁路管理局长会议，确定以推行经济核算制为全路的中心任务，并具体作出了部署。同年6月，滕代远从东北视察回来，在部务会议上作了《经济核算制是经营管理人民铁路的基本方法》的长篇报告，系统论述了实施经济核算制的原则和方法。这个报告成为铁路系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将西北、西南建设为战略基地的设想，以滕代远为首的铁道部党组提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首先新建成渝路、天兰路、湘桂路的来宾至镇南关段，改造玉天路，以逐步改变旧中国铁路数量少，而且偏在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合理格局。在铁路沿线军民和铁路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成渝路于1952年7月1日通车，天兰路也于当年国庆节铺轨通车。 成渝路和天兰路的建成，揭开了人民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序幕。
在接管铁路之初，滕代远不遗余力地倡导树立人民铁道新风。他认为，路风建设也是铁路的基本建设，有了好的路风，人民铁道才有扎实的基础。而要真正树立起新风，必须从每个铁路职工做起。滕代远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掌权不谋私。1950年秋，滕代远在家乡务农的大儿子久翔，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父亲。滕代远见到阔别20多年的儿子，十分高兴，假日亲自陪同游览北京。但对儿子提出的在北京找个铁路工作的要求，滕代远严词拒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自己的权力牟取私利的权利，即使我当部长也不能例外。”[1] 最后说服儿子返乡继续务农。
滕代远的夫人林一，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36年经组织派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解放后，调军委铁道部任处长。铁道部干部部门根据林一的工作能力和资历，多次提出林一任局级职务的建议，但均被滕代远否定。他说：“我在这里当铁道部长，对自己的亲属，就该更加严格要求，这对工作有好处。”直到以后，林一才被任命为局级职务。[2]
滕代远十分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优良作风。对干部的工作错误，经常进行严肃批评，但一旦发觉事实有误，他会毫不掩饰的承认批评错了。
对自己领导工作的过失更是严格要求，绝不护短。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相撞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 那时全国解放不久，铁路有些单位还难以实现有效的管理，但滕代远并不强调客观原因，他除立即组织力量处理事故，采取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外，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并自请处分。这在全国和全路引起了很大震动，铁路职工从中受到深刻教育。
滕代远的个人生活也很俭朴。他进城以后几十年，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座老式院落里，从未要求更换新居。他多年乘坐一辆旧别克牌小卧车，后来铁道部办公厅为部领导筹购吉斯牌小卧车，滕代远知道后，严加斥责，批评不该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花钱，责令停办。
注释
[1] 军委铁道部《铁道公报》，1949年，第一卷，第一期。
[2] 《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454页。
[1] 滕久翔：《我的回忆》，1986年10月6日。
[2] 陆桂芬、郑培芳：访问军委办公厅原朱德的秘书曹全夫和他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夫人毛远志记录。
滕代远··为建设人民铁路事业呕心沥血
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1953年开始，新中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的形势带来了铁路运量的急剧增长，运输量和运输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铁路的路网建设、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的现状，日益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滕代远深感增强铁路运输能力，提高铁路经营管理水平，是“一五”期间铁路面临的当务之急。1953年10月29日，滕代远以铁道部名义向政务院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十分重视加强新线建设工作，以配合新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基地的建立，并进一步发挥现有铁路的潜在力量，提高运输能力；坚决改进营业铁路的经营管理工作，切实学习推广中长铁路的先进经验，全国铁路在一定时期内逐步达到中长铁路的水平。”这个报告经政务院批准后，其主要思想就成为“一五”期间铁路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五”计划的执行，为大规模进行新线建设提供了条件。滕代远同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和有关人员精心研究规划新线建设部署。后经政务院批准，“一五”计划新线建设的目标为：（一）建成联结华北、西北、西南三大行政区间的交通动脉；（二）增强沿海国防线路；（三）增辟中苏国际联运通道；（四）修建联络重要工矿地区及森林的铁道。[1]
西北、西南的铁路建设，是“一五”期间新线建设的重点，滕代远给予了极大关怀，先后两次去新线工地检查指导工作。1953年11月，滕代远率部内有关局负责人专程去西北。在宝鸡部署了宝成路宝鸡略阳段铁路的修筑工 作后，视察了兰新铁路施工工地。他冒着零下20多度严寒，顶着六级大风，登上海拔300多米的乌鞘岭工地，用了3天时间，检查了冬季施工的安排和职工过冬设施，慰问了工队伍。1955年4月，滕代远再次率工作组去西北、西南检查新线工程。在40天的行程里，足迹踏遍兰新、宝成、天兰铁路的主要施工工地。回到北京后，他针对新线工程中存在的设计盲目提高标准，追求形式，不就地取材，施工组织不良等浪费现象，以铁道部名义，颁发了降低新线工程造价的60项措施，在全国新线工程中贯彻执行。
在部党组和滕代远的关怀和领导下，宝成铁路1956年全线通车，集二线1956年初开始办理国际联运，兰新线1956年通车至玉门，其他在“一五”期间开工的新线项目，多数都按期接轨通车。到1957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万多公里，5年内增加近5000公里，铁路布局初步得到改善。
滕代远在领导建设新铁路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现有铁路的加强与改造。 1954年4月，他在全路工作会议上论述了现有铁路的技术改造问题。他提出“为了将来铁路运输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要从现在起，按照运输增长的速度，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对现有铁路逐步用新技术、新的装备进行改造工作”。[1]1956年8月，滕代远在全国铁道科学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按照行车密度大、列车重量大和行车速度快相结合的铁路技术改造方针。[2] 在滕代远的提议下，铁道部成立了技术改造规划委员会，逐步加强了现有铁路技术改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使铁路旧线改造与新线建设处于协调发展之中。
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是国家确定的“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这里倾注着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关怀，也凝聚着滕代远的一片心血。1950年。铁道部着手筹建武汉长江大桥。初步设计完成以后，经政务院指示，把设计文件送往苏联，请苏联专家帮助鉴定。苏联以交通部副部长为首，指定25位苏联最优秀的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对大桥设计文件提出了鉴定结论和建议。 1954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 政务院任命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大桥深水基础的施工方法，按照经苏联鉴定通过的初步设计是采用当时世界通用的气压沉箱法。但这种方法，效率低，安全缺乏保证，长江高水位持续时间长，每年用沉箱法能够施工的时间不到四个月，总工期将被推迟。铁道部聘请的苏联专家西林不同意采用 这种方法，建议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但苏联专家组里有人不同意，给苏联政府写信，告西林的状。滕代远召集有关专家进一步认真研究后，明确表示支持西林的建议。正当大桥基础工程紧张地进行施工准备的时候，苏联政府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长为首，有大批苏联工程界权威参加的代表团，以参观长江大桥工程名义，来到武汉。西林预感到这是一次对管柱钻孔法的“审判”，内心很紧张。滕代远立即传话给西林说，“方案是中国政府批准采用的，”[1] 再次表示对西林的支持。西林的方案，经苏联代表团严格甚至苛刻的审查后终于得到认可。滕代远在困难条件下，敢于支持革新创造的胆略和魄力，在大桥建设中留下了佳话。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铁路职工支持下，经过大桥施工队伍两年零四个月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大桥于1957年国庆前夕建成。伴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也培养造就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桥梁施工队伍，实现了滕代远要把武汉大桥工程办成桥梁大学的期望。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滕代远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学习推广中长铁路经验，提高铁路运营管理水平，是滕代远在50年代初着力抓的一项工作。这件工作早在1950年中长铁路成立之初就提出来了，但作为全路工作方针，则是在1953年6月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确定下来的。1953年11月，滕代远在《人民铁道》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认真贯彻“学习苏联，推广中长经验”的方针》，有针对性地系统地论述了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1954年6月至1955年12月，铁道部连续组织三期干部学习团，共1300多人，到哈尔滨铁路局学习中长路经验，每期四至六个月。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中长路经验开始在全路各单位得到系统推广，铁路经营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铁路建设需要人才，技术人才来源于科技教育。滕代远一直把科技教育作为人民铁道事业的支柱。他对建国初期铁道部直属的北京铁道学院和唐山铁道学院从基本建设、师资配备、教学设备和教学计划，一直到教职工生活设施，都亲自过问，多次提出要把两所铁道学院办成全国一流的大学。
对技术人员在建设人民铁道事业中的作用，滕代远始终寄予厚望。1949年6月，他就指出：技术人员“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 并强调没有技术人 员的积极性，就没有人民铁道发展的高速度。以后，还多次告诫各级领导，“要尊重科学，尊重技术，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他要求技术人员敢于并善于向领导上提供技术建议。他强调“坚持技术上合理性，就是坚持科学，科学是真理，为真理坚持到底，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1]”。滕代远在主持铁道部工作期间的重大技术决策，都是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论证后确定的。
1958年3月，滕代远因工作劳累，高血压复发。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于1958年去南方休养，一住就是四个年头。1962年6月3日回到北京，按周总理指示，每天只上半天班。
他迫切想了解下面铁路单位的情况，不顾医生的劝阻，1962年12月，又带领一些干部去东北铁路基层单位调查考察工作。由于出差的劳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63年3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离职在外地休养。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健康并没有明显好转。他感到自己的体力已无法胜任铁道部部长的职务，便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辞职申请。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在1964年底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滕代远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注释
[1] 《中国铁路建设》，中国铁道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页。
[1] 《滕部长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4月，铁道部档案馆。
[2] 《滕部长在全国铁道科学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8月，铁道部档案馆。
[1] 彭敏：《滕部长关心武汉长江大桥建设》，1987年3月。
[2] 《滕代远部长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铁道部档案馆。
[1] 《滕部长邀集出席全路安全技术与劳保会议的各局总工程师座谈》，1956年11月24日，铁道部档案馆。
滕代远··在“文革”的动荡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滕代远感到茫然。他沉默寡言，独自沉思，经常彻夜难眠。他在思考，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在忧虑，忧虑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革命”风暴也冲击了滕代远。某学院的一群红卫兵，深夜冲进滕代远的家。他们不顾国务院值班室传达的周总理关于不准查抄的劝阻，强行进入办公室、卧室，打开书柜、文件柜、保险柜，翻抢文件书籍。
在揪所谓“走资派”和“叛徒”的浪潮中，各地群众组织就一些捕风捉影的问题，频繁派人找滕代远调查。对外调材料，滕代远在任何场合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例如，铁道部机关的某些群众组织向滕代远了解吕正操在铁路上推行一长制的责任。滕代远说，我当时是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推行一长制的责任由我承担，与吕正操无关。即使我在养病期间由他代理部长，铁道部的错误仍由我负责。当有些人说吕正操在党组会 议上反对过他的时候，滕代远非常气愤地说：“什么党组会上反对过我？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在党组会上，意见不一致，有争论，是正常的，有意见在会上讨论清楚，弄清是非，统一认识，才能做好工作。”滕代远严肃地告诫他们说，党组会议记录，是党内机密，你们不能阅看。[1]
在“文革”的艰难岁月，滕代远虽然身处逆境，仍始终坚持对自己的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严格要求。他支持16岁的小儿子久昕到内蒙古草原插队，鼓励孩子在革命实践中，经风雨，滚一身泥巴，努力锻炼成革命接班人。 他拒绝亲友提出的把即将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三儿子久明调回身边照顾自己的建议。他写信给儿子说：“党和国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毕业后，哪里需要，你就到哪里去，一切服从组织分配。”以后，久明分配在离北京千里之遥的一个部队里当参谋。滕代远知道后又批评他，“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久明回去后，下了连队，经受了艰苦锻炼，得到了领导和战士的好评。
1969年4月，滕代远出席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9年12月20日，滕代远被迫携家眷到广东从化县，住在郊区温泉宾馆的翠溪二号楼，从此过着几乎名为“疗养”，实为“软禁”的与世隔离的生活。
在此期间，滕代远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的一些文章，并在书页上详细写下了自己的体会。他对“文革”期间出版的一些歪曲历史的吹捧谄媚的印刷品，十分鄙视。他坚持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容不得篡改歪曲。一次，一位老同志从“奇文共赏”的态度出发，送给滕代远一本《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小册子。这是1969年一个造反组织编印的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记，书中迎合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大肆吹捧林彪，对党的历史作了许多篡改和歪曲。滕代远一边阅读一边摇头，有时气得直拍桌子，连声说：“篡改历史”、“卑鄙”。但他还是耐着性子看完这本小册子，并且用气得发抖的手，颤颤地用钢笔在许多页的空白处作了批注，明确指出历史的真相，批判了林彪一伙歪曲历史的卑鄙行径。例如该小册子说，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林彪领导的。他在“周恩来”的后面写上“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几个字，并把林彪的名字涂去。他还批注说，“林彪是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关于古田会议，该小册子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 表会上，彭德怀等人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滕代远旁边批注：“彭德怀根本没有参加古田会议。”看到这本小册子中提到“吴法宪”名字时，滕代远说，“他是踩着别人肩膀上来的。”[1]
1970年盛夏，在国防科委陕西某基地工作的四儿子久耕，在执行任务中负伤，脑颅骨严重损伤，昏迷不醒。消息传来，病中的滕代远又受到沉重打击。久耕是继久光、久明之后，滕代远送到部队的第三个儿子。久耕到了部队，主动要求到炊事班工作。戈壁滩上，冬天滴水成冰，他拣最冷的活干；夏天烈日炎炎，他拣最热的活做，处处吃苦在前，群众称他为“活雷锋”。滕代远因病行动不便，委托警卫秘书前去看望。临走前，滕代远十分严肃地嘱咐警卫秘书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他说：我的意见，一是如果孩子能抢救活，要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为国家做工作；二是如果确实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一切按照部队上的规定办。后来，久耕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脱险复苏了，逐渐恢复了记忆力，重返工作岗位。以后，被国防科委党委树为“雷锋式的好干部”，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2年5月初，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滕代远才携同夫人回到北京。
1973年8月，滕代远抱病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之后，滕代远病情逐渐恶化，基本上丧失了说话能力。1974年11月30日晚，林一带小儿子到医院探视。这时滕代远病已垂危。一见他们，心情很激动，但说不出话来，凝视很久，吃力地比画着双手，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孩子把笔送到他手里，他颤抖地移动那只不听支配的手臂，缓缓写了“服务”两个字。孩子理解父亲的意思，轻声地对他说：“您让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会这样做的，您放心吧。”滕代远点点头，眼角流出了欣慰的热泪。 第二天清晨，滕代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
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滕代远隆重举行追悼会。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滕代远为革命，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
注释
[1] 卜占稳：《回到滕代远副主席处工作》，1986年5月5日。
[1] 滕久昕：《回忆父亲二三事》，1987年7月30日；卜占稳：《我在滕代远处工作情况》1986年，按：红四军党的七大系在龙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