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何··青少年时期
彭涛，原名彭定乾，1913年11月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父亲彭时旸，是县衙一小吏，经办钱粮税收兼做文书工作；同时，还经营商业和代人写诉状，家庭经济生活比较宽裕。母亲潘玉珍是家庭妇女，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前五个，除大女儿外均夭折，所以彭涛的出生，全家十分欣喜。潘玉珍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奶妈是农村穷苦人，为人诚恳朴实，生性耿直。母亲和奶妈对他儿童时期的思想和性格影响很大。
彭涛7岁入私塾读书。12岁进入波阳县立高等小学读四年级。他学习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又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他们的校舍被驻军占用，由学校租借城北耶稣教堂内的一幢楼房作教室。教堂的洋人传教士强令学生做礼拜，信奉教规，同学们对此十分不满。大家一致推选彭涛为代表去同传教士交涉。彭涛毫不畏惧，向洋人提出了关闭教堂同教室之间的门，禁止传教士出入校园等要求。在同传教士交涉中，他理直气壮，毫不妥协，终于迫使他们同意学生的合理要求。
1926年春，共产党员李新汉到波阳县立小学任教，担任彭涛的班主任，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从李新汉老师那里读到了《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和革命读物，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李新汉老师的指引下，彭涛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不久，波阳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共产党员陈绍平、胡学炽领导的县党部青年部为了把学生组织起来参加斗争，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彭涛被选为学联代表。接着又建立了波阳县儿童团，各区设分团，彭涛担任了儿童团的总团长。他和儿童团的其他几个负责人住在团部，热情地向少年儿童们宣传儿童团的性质和宗旨，组织他们站岗、放哨，上街贴标语、散传单，演唱革命歌曲，动员妇女放足，积极进行反封建的斗争。1927年2、3月间，彭涛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担任了团县委的宣传部部长，当时还不满14岁。同年夏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十中学（即波阳中学）。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彭涛和县儿童团其他负责人将县城及城郊的儿童团员集合起来，每人系上一根红带子，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后，波阳县的反动势力抬头了。秋末的一天，县长宋德炘派法警把彭涛、黄浩、项启瑞等儿童团的负责人带到县衙里讯问，要他们停止活动。彭涛不答应，宋德炘竟将他们关押起来。后来，县党部青年部的干事王章益出来打圆场，才将彭涛等三人释放了。此后，儿童团的活动转入地下，彭涛带领儿童团员常常在晚上活动，把宣传品、警告信偷偷塞进官僚或土豪劣绅家的门缝里。
大革命的失败，使一些人意志消沉，一些人苦闷彷徨，一些人甚至叛变投敌，然而彭涛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毫不动摇。一天，十中校长史世珍在课堂讲课时大放厥词：“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彭涛当即起来质问：“你看见过吗？”气得史世珍大声嚎叫：“好! 彭定乾，你这个共产党!”不久，他被学校开除，在波阳更难立足了。为了他的安全，1928年2月，他父亲强令他离开波阳，到南昌鸿声中学读书。然而，到省会后他的处境仍然很危险。 一天，在南昌当侦探的史世珍的弟弟，打听到彭涛在鸿声中学，就把他带到卫戍司令部讯问。幸好这个侦探只知道他在波阳学校里“瞎胡闹”（即闹学潮、反对校长）。彭涛到了卫戍司令部，故意装着听不懂问话的样子。讯问的人一看抓来的是个又小又矮的孩子，便放了他。下半年期末，他又被勒令退学。 1928年暑假后，彭涛患伤寒病两个多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暑假后他转入匡庐中学继续读书。1930年，由于在南昌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又转学到九江的同文书院读初三。这期间，他找不到组织，苦恼万分。1931年初中毕业后，为了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彭涛决定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去寻找党组织。于是，他离别了父母，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彭涛何··组织和领导“一二·九”运动
1931年秋，彭涛考入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他一面学习，抓紧时间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这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蒋介石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举国上下的愤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彭涛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就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嗣后又参加了北平学生的几次示威游行。
由于彭涛在学生运动中的积极表现，终于同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1932年6、7月间，经同学楚显、孟繁良介绍，他先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左 联”，接着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北大附中的团支部书记。彭涛在学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1932年下半年，他又一次被学校开除。随后，中共组织派他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南区区委委员，专门从事学生运动。
1933年5月，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共组织派彭涛到吉鸿昌的部队工作，并担任共青团张家口市委书记。
同年9月，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蒋介石的联合围攻下失败。彭涛经中共组织批准，回到阔别三年的故乡，探望父母和家人，会见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反革命派的腐败和不抵抗的反动政策。离别家人返回北平前，他对姐姐、姐夫说，这一去不是短时间就能再回来的，希望他们照顾好年迈的父母亲，不要以他为念。从此一别，直到1949年江西解放，他才再次回到家乡探望母亲和亲友。
1934年2月，彭涛考入辅仁大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积极为恢复中共组织而工作。1935年4—5月间，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由王学明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部长，杨子英等为委员。市工委决定谷影生担任“左联”、“文总”党团书记，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市工委决定首先着重发展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些大中学校相继建立了武卫会小组。 在彭涛的倡议下创办了《抗日新闻》，组织会员秘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为迎接新的斗争进行思想上的准备。
1935年夏，黄河泛滥，大水成灾，河南、山东大批灾民逃到北平，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予救济，激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与义愤。 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党的秘密文件《火线》上发表了《论黄河灾患与党的任务》、《防止水灾，首先要打倒制造水灾的国民党》、《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章，指出水灾问题是同国民党的腐败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分不开的，号召群众起来自救。中共河北省委要求北平工委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以此团结发动广大群众。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根据省委对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决定通过黄河救灾工作，争取以合法的斗争形式开展党的活动。
8月，民族武装自卫会彭涛、周小舟、黄敬、姚依林等，在西山一个德国人的别墅开会，讨论黄河水灾赈济会等有关事宜。8月29日在女一中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并向北平社会局备了案，取得合法地位，在各校成立了赈灾分会，组织学生们赴街头募捐、义演，进一步团结联系了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彭涛、牛荫冠等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山东、河北等灾区慰问灾民，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无理阻挠和迫害。
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先后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形势日趋严重。正在此时，彭涛、周小舟从《莫斯科人报》、《国际工人通讯》上看到了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平工委对抗日救亡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市工委主要领导人继续错误地坚持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左”倾口号；以彭涛为主的几个同志，根据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及华北形势的具体情况，主张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并提出“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等口号。市工委主要负责人认为彭涛右倾，经省委批准，撤销了他的宣传部部长职务。10月，谷景生和周小舟去河北省委呈送彭涛的申诉报告，说明情况。省委派李长青到北平调查了解后，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组成，谷景生任书记，并决定实行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利用合法斗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临工委决定把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改组为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孙敬文为总交通，邹鲁风为总纠察，王其梅为交际，总部设在女一中。 临工委还决定由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组成学联中共党团，彭涛为学联党团书记。
11月下旬，何应钦即将到达北平安排成立“冀察政委会”，整个华北危在旦夕。根据这一形势，彭涛在学联召开的会议上倡议组织爱国学生向何应钦请愿和游行示威。在研究、部署请愿工作的会上，他说，现在全国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只要我们一号召，群众就会响应。 他拟定了六项请愿要求：（1）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即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六项要求完全符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他还进一步同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研究确定了集会游行的时间、路线、口号等具体事项。接着，他们紧张地投入了印传单、制作宣传品等准备工作中。12月6日，在燕京大学又召开了各校学联代表会议，详细制订了游行的行动方案，决定在12月9日先集中到新华门请愿，如请愿不成功，就改为游行示威。12月8日晚，彭涛同学联的负责人郭明秋、黄敬、姚依林、孙敬文等碰头，检查准备情况。
12月9日，在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同志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震惊中外的“一二· 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清晨，各校学生走向街头，按计划分别涌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一路上振臂高呼口号，向市民散发传单。反动当局调来大批军警，沿街阻止学生游行。在王府井大街，他们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先是用水龙冲，接着就挥舞大刀、木棍、皮鞭，从两边向学生夹击。示威学生同军警激烈搏斗，队伍被冲散。
几天后，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派林枫为市委书记。在新市委领导下，彭涛立即同学联领导成员连日开会，研究下一步示威游行的具体行动方案，决定成立新的示威游行指挥部，由宋黎、邹鲁风公开指挥，另外派出代表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宣传“一二· 九”运动，以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响应。
12月14日，北平报纸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学联当即决定在16日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5日，各校接到学联通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当晚，彭涛同学联的主要领导人郭明秋、姚依林、黄敬、董毓华在王府井长安饭店假装打牌，举行秘密会议，认真检查了示威游行的准备情况。
12月16日，北平上空再次响彻了爱国学生抗日救国的怒吼声。这次示威游行比“一二· 九”动员面更广，参加的人更多，规模更大，组织得更好，在天桥有万余人集会，黄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虽然这次游行遭到反动当局的残暴镇压，但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援。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彭涛同学联党组的核心成员郭明秋、姚依林开会总结了“一二· 一六”示威游行的经验，并研究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运动成果等问题。
国民党政府为了扑灭学生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 他们密令北平市当局解散学联，学校提前放假，并要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悉政府方针”。这时，中共北方局给平津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学生运动的指示，指出在新形势下，党在学生运动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学生群众，组成巩固的统一的整体，扩展平津学生运动，增强学生运动的力量。北平学联中共党团接到这个指示后，在彭涛主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具体贯彻的办法。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结合，向全国扩展运动的影响，把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和巩固下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展党组织。市委批准了这一意见。12月下旬，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了有80多人参加的各校学联代表会议。会上，主张南下宣传和主张赴京“聆训”的两种意见发生了激烈争论。彭涛等学联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对主张赴京“聆训”的代表摆事实、讲道理，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统一了思想，大家同意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共有500余人，组成四个分团，设总指挥部，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担任副总指挥。这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新的一页。为了加强领导，市委决定彭涛和正副总指挥组成党团，由彭涛担任书记。
1936年1月2日，南下宣传团的四个分团冒着凛冽的寒风；避开军警的封锁陆续出发，沿途高唱革命歌曲、演话剧，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南下宣传团到保定附近时，遭到军警的围堵。彭涛认为，如果继续前进，势必跟军警冲突，遭到不必要的损失，因而及时提出到保定后即返回北平的意见。正在这时，接到中共北平市委的通知，要南下宣传团适可而止；同时还告诉彭涛，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要他赶快离开队伍。彭涛在离开队伍前，提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先进抗日青年组织。经过宣传团领导的讨论，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
“一二· 九”运动发出的“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怒吼，喊出了全国爱国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打破了中国沉闷的政治空气，得到全国爱国学生及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激荡着中华大地。
彭涛何··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
1936年1月下旬，彭涛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员、区委书记等职，参与市委发动的天津学生“五二八”抗日游行示威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彭涛为了能尽快参加抗日斗争，决定离开天津，由白河乘小船辗转到了太原，同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接上关系，被派到娘子关一带工作，担任中共正太特委书记。
他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广泛的组织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来回奔走于平定、阳泉等地，活跃在矿工、铁路工人、学生、教师等各阶层中，动员和组织抗日力量，并在部队同志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由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冀晋省委派彭涛组建冀晋特委（后改称中共冀西特委），任书记，领导赞皇、内丘、临城、元氏、井陉、获鹿、高邑、和顺、昔（阳）东、平（定）东等县的工作。3月底，日军大规模集结，兵分九路向太行地区围攻。彭涛按照省委的部署，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后勤队伍支援部队作战，同时动员群众实行“空舍清野”，指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使侵犯的敌军陷于寸步难行的困境中。
1938年5月初，彭涛按照省委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部署，带领行委同志到赞皇县指导工作，制订了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的方案。在5月上旬召开的全县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他认真倾听代表们的意见，耐心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找出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号召大家：“要以战争的精神，崭新的作风，飞机的速度，竞赛的方式争取出色完成任务!”会后，由县委主要领导具体负责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成立了，农民训练班开办了，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开始行动了。彭涛又带领群众团体的人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主张，实行合理负担，镇压汉奸恶霸，很快在赞皇掀起了抗日的高潮。
赞皇县的局面打开后，彭涛主持召开了中共冀晋特委扩大会议，向全区下部介绍了赞皇经验，并亲赴临城、内丘、元氏等县推广，带动了整个冀西地区的工作。
1938年7月，彭涛调任中共晋冀豫省委后改为中共晋冀豫区委民运部部长。他经常到各中心县，帮助县委深刻领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区党委的指示精神，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当时，由于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根据地中心地区的群众和基层干部产生了“太平观念”和“侥幸心理”，而一些处于接近敌占区的群众，配合部队的参战情绪高涨，行动积极。 针对这一情况，彭涛提出：要善于把群众的切身利益与民族觉悟密切结合起来；把群众斗争的目标同我们党的领导要求结合起来。同时他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区党委提出的任务，把全区的民运工作做了全面安排，统一部署。在区党委的领导和彭涛的组织下，晋东南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以及商界和文艺界都分别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它们根据各自的特点开展工作，巩固和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了更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民主选举村长，实行合理负担，训练干部等项工作。1939年4月4日，彭涛在区党委民运干部会上，详尽地叙述了全区民运工作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民运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及工作方法，指出了群众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倾向和不顾群众利益、不问客观实际的做法，指导全区民运工作深入扎实地开展。
1939年9月，彭涛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会上被选为区委委员，任区委民运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他主张文艺宣传要通俗化、大众化，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剧种要改造，做到“旧瓶装新酒”，剧目内容要有强烈时代气息。他特别重视发挥活报剧的作用，因为它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形式活泼，排练时间短，街头巷尾都可演出，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对旧艺人、旧演员，他主张做好争取、改造工作，使他们也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来，为人民大众服务。在一次战斗中，部队俘虏了一个有名气的晋剧女演员，有人认为她的背景复杂，不宜留在抗日队伍中。彭涛认为，应该把她争取过来，改造过来，利用她的一技之长，为人民大众演戏。 经过教育，这个女演员留了下来，为根据地军民演出过具有进步意义的《梁红玉》等历史剧目，受到群众的欢迎。
由于他坚持了党的宣传方针，贯彻了革命文艺路线，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节目。
1940年4月，彭涛主持召开了区第二次民运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问题，指出用行政命令代替说服动员，是我们今天工作中主要的敌人。他对全区民运干部改进作风提出了“三个要求、四个反对”的领导原则（即要求深入工作，整顿组织，检查工作；反对行政命令，反对 流氓习气和浪漫习气，反对孤立主义，反对干部不愿做群众工作的情绪），并对这些原则做了具体阐述。
从1939年四季度起，日本侵略军进一步加紧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和控制，实行所谓“囚笼政策”，妄图消灭八路军和根据地。1940年5月，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和太行地区军民发起了大规模的以破坏敌人交通为主的白晋战役。8月，八路军又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期间，彭涛到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征调牲口，供应军粮，开设运输线，转运前线物资等工作，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随后，他又以武乡县为重点，对全区各群众团体、党的思想组织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主持起草了区党委关于农会工作、妇女工作、职工运动、青年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使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更加深入细致。
通过调查，彭涛发现根据地内，由于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农比例迅速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中农意识”侵袭着党和干部队伍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工作受到妨碍。因此，他于1941年1月20日在党内刊物《战斗》上，发表了《中农意识问题》一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农的产生、经济特点、思想局限性和中农意识对革命队伍的影响，以及中农作为农村中的基本群众对革命事业的积极作用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文章提出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团结中农，提高中农的觉悟，同时又要提醒全党注意中农意识对革命事业的消极影响。
1940年10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41年后，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困难。这时，中共第三地委及其所辖县的一些干部、群众对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怕犯“左”的错误，工作束手束脚；有的对“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反扑的形势估计不足，存在麻痹思想。而三地委所辖武乡、襄垣、辽县等七个县又是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这里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等领导华北抗日斗争的党政军机关，用彭涛的话来说，这个地区是“朱德警卫团”，其工作的好坏，对整个根据地影响极大。 鉴于这种情况，彭涛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深入三地委具体帮助武乡县的工作。 他帮助县委领导同志分析原因，指示他们从屯粮、减租减息、解决土地问题入手，用算账对比的方法发动群众，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到大搞春耕生产中去。同时要切实抓好武装斗争和民主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因为怕“左”而不敢斗争。不斗争，并不能克服过“左”的错误，有斗争历史和斗争经验的群众，长期不发挥他们的斗争积极性，是必然走向消沉的。群众的消沉，就会增加党争取形势好转的困难。
武乡的工作转变后，彭涛即转到黎城县，解决了这里存在的跟武乡县相似的情况。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对敌斗争的热情日益高涨。
1942年3月，区党委发现襄垣的问题严重，作出了《关于襄垣工作的指示》，决定派彭涛到襄垣县去，改变那里的后进局面。彭涛到襄垣后，首先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了襄垣问题的症结：执行政策有错误，干部和群众立场模糊，敌我不分。针对这一情况，彭涛决定首先镇压汉奸，发动群众性的反维持斗争，一夜间在几十里的范围内同时出击，逮捕20多个汉奸、恶霸，杀了其中5个罪大恶极的，其余的经过教育，并保证改过自新后释放；同时，勒令汉奸组织维持会在退还强令群众交纳的“维持费”后立即解散。这样，打击和争取同时并进，反维持斗争同群众切身经济利益密切结合，既震慑了敌人，又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其次，注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合理负担政策，使广大农民迅速行动起来了。第三，以强有力的武装部队配合反维持斗争，主动出击敌人，打了一个胜仗，进一步振奋了群众情绪。第四，在干部群众中大力进行生动的抗日爱国的民族教育，还举行了一次殉国烈士的建碑和公祭大会，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彭涛的领导下，经过军民艰苦的斗争，只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改变了襄垣的后进局面。
1942年12月10日，彭涛发表了《三分区群众运动的一般概况与经验教训》一文，以他在三分区领导民运工作两年的深刻体会，分析了群众运动各阶段的特点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总结了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
1942年至1943年，太行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军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日伪特务又乘机混进根据地破坏捣乱，对敌斗争的形势也十分复杂。1943年春，区党委决定彭涛担任第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他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1943年8月以前司令员是陈锡联）等团结一心，共同战斗，着重抓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加强地、县、区的基干武装力量建设，发展民兵组织等工作；开展了如窑洞战、地雷战、麻雀战、格子网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打得日伪军胆战心惊，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对敌斗争中，三分区还组织武工队到敌占区打击汉奸首恶分子，争取 中间人物，建立两面政权，并建立了地下交通线。
为了抗灾、救灾，区党委给三分区下达了到敌占区完成征粮20万担的任务。彭涛召集各县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决定分区派一名负责同志专门抓这项工作，同时派出一个团保卫征粮工作。他还指示各县发动群众，组织一支浩大的运粮队伍，白天征粮，晚上运粮。这样，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20万担征粮任务。
1944年2月，在彭涛和鲁瑞林的组织指挥下，主力部队和民兵发起了对蟠、武沿线据点的进攻。蟠龙镇是1943年日军“五月扫荡”后在抗日根据地腹心安下的一颗钉子，被八路军围困已达八个月之久，这时也终于拔掉了。 接着，三分区的指战员又同二分区的部队一起，收复了榆社县城，扫清了沿线据点使二、三分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彭涛带领工作组到冀鲁豫帮助工作。一个月后，彭涛任中共冀南工委书记。同年底，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彭涛何··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任务，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4个纵队、13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紧接着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下旬进入大别山。为重建鄂豫皖解放区，野战军各部迅速展开。第三纵队奉命进军皖西，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连克十座县城，解放了广大农村。
在这次战略行动中，由太行根据地抽调的500多名干部，随第三纵队行动。彭涛因骑马跌伤，留在后方养伤。伤愈后，于9月随中共中央中原局南下。1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皖区委员会书记兼皖西军区政委。11月15日，在岳西县汤池畈召开的中共皖西区委、皖西行政公署和皖西军分区成立大会上，彭涛阐述了形势和任务，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今后的任务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巩固已有的阵地，大量歼灭敌人，迎接更大的胜利。
随着第三纵队在皖西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以及地方工作的开展，广大贫雇农对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皖西解放区各地、县从10月起，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
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展开，对国民党当局震动极大。11月底，蒋介石调集15个整编师又3个旅，围攻大别山。刘、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决定以主力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另以第十、第十一、第一纵队在外线展开，开辟新解放区。反围攻斗争开始后，彭涛和皖西区党委响应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的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克服困难，拖住敌人主力，以利我军在外线展开的号召，带领各级党组织，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由于彭涛和区党委在战前做了充分的组织和动员准备，当包围之敌将皖西地方行政建制和指挥系统分割、打乱，与区党委失去联系时，各县、区仍能组织军民各自为战；即使一些县委机关被打散，领导成员仍能分片分区重建指挥机构，坚持就地斗争。皖西和整个大别山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极为紧张、艰苦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并配合外线作战部队开辟了桐柏和江汉两个新解放区。
1948年3月，国民党军乘第三纵队转入外线作战之机，又对皖西解放区发动了“四月清剿”。彭涛和皖西区党委、皖西军区的领导同志研究，向各级党委提出要求：面对强敌，要防止“见敌就打”的拼命主义；要正确处理分散与集中的关系，在敌“清剿”前分散以发动群众，在敌“清剿”时相对集中，防止被敌各个击破；要突破“县不离区，区不离县”的硬性规定，掌握更大的机动性。皖西军民按照区党委要求奋力抗敌，很快挫败了敌人的“四月清剿”。
皖西的反围攻、反“清剿”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皖西地区虽系老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历史上人民军队曾三次撤离，人民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的压榨、盘剥更加残酷，加上自然灾害，兵连祸结，劳动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这次刚刚获得解放，又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人民用全力支援战争，机关和部队的供应仍难以保证。彭涛要求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他自己带头执行。一次，他带着队伍到桐城、潜山一带活动，见到县委的同志便说：“我们来了，给煮点稀饭吃吧!”当时说的稀饭，就是煮豌豆吃。饭好了，彭涛见有的战士没有端碗，便问司务长是怎么回事。 当搞清是因为豆子不多，煮的饭少时，彭涛说：“要饿大家一起饿，决不允许少数人吃，多数人饿。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紧紧团结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凶恶的敌人。”一席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司务长 又跑出去想方设法搞了些粮食交炊事员做好后，彭涛才同大家一起吃。
彭涛到皖西后，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斗争，对土地改革过问较少，致使皖西的土改出现了“左”的偏差。反围攻斗争开始后，皖西的县、区干部从巩固根据地的愿望出发，普遍想尽快完成土改任务，结果犯了急性土改的错误。1948年4月初，刘、邓在湖北英山县召见彭涛、曾绍山，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和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指示，并对皖西工作作了指示。彭涛和曾绍山分头到各地区召开地委、县委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转变政策，坚决停止急性土改的做法，保护工商业，争取利用国民党乡、保长搞两面政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工作，使皖西地区土改中“左”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
1948年9月23日至10月14日，皖西区党委先后在舒城县三石寺和潜山县官庄举行区党委扩大会议。彭涛在总结报告中就土改中发生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并对恢复和发展皖西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从此，皖西地区的工作走上了中央指示的正确轨道，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局面。
彭涛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川南的日日夜夜
三大战役结束后，彭涛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1949年12月19日，中共川南区委员会在自贡市正式成立，李大章任第一书记，彭涛任第二书记。 1950年1月，川南党政领导机关迁往泸州，同时成立川南军区，彭涛任政委，还成立了川南财经委员会，彭涛任主任。
2月中旬，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央为克服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消除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川南财委根据这一决定，在所辖地区发行和使用新钞票，收兑旧钞，开展反对银元流通的斗争，让人民币迅速占领城乡各地，并且决心尽一切努力完成已确定的财经任务，特别是完成税收和征粮任务，稳定物价，安定民生。
3月下旬，川南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把征粮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军队和征粮工作队，实行一元化领导。与此同时，彭涛还十分重视私营工商业问题。他在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中，强调指出：私营工商业的问题，不只是资本家的问题，而且是工人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领导，重点扶持，克服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6、7月份，川南区相继召开了工商会议、糖酒会议，彭涛在这些会议上都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和管理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至1950年8月末，川南区剿匪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征粮工作也完成了任务。全区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
在财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以后，川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彭涛任川南地区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
他亲自为开展土改起草了工作计划，提出准备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为运动准备骨干。根据彭涛提出的计划，川南各县集中力量，采用多种形式培训农民积极分子10.6万余人，参加各级农代会（等于小训练班）的农民代表则在30万人以上。土改运动铺开后，彭涛密切注视着运动的每一步进展和出现的问题，及时宣讲党在农村的总路线总政策，提出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从而使川南的土改运动得以顺利进展。
彭涛还特别注意运动同生产的结合。从第一期土改起，他就提出了“搞好生产，保证不荒一亩田，保持1950年生产水平”的口号，并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议在农民协会统一领导下，由行政部长、生产部长并吸收劳动勤快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参加组成生产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生产。
从第二期土改开始，彭涛又提出了保护工商业的具体意见，对工商业者采取提前过关的办法，实行两条原则：第一是坚决保护工商业；第二是必须割掉封建尾巴。凡属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市、县，提前进行土改并首先搞城郊土改，使工商业者及早过土改关，消除思想顾虑，放手经营，以利于农工商共同发展。1952年1月，川南区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开幕。彭涛在会上作了《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报告。他指出：土改后，农村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但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必须进一步组织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展开全面大生产运动，向着美好的社会主义前进。
彭涛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而奋斗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政公署，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10月，彭涛调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二书记。1953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彭涛兼任重庆市委工业部部长。
彭涛主管工业后，首先是认真地学习苏联在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抓紧时间到工矿企业去作调查研究。他先后去了20多家重点工厂，直接下车间班组了解情况，因此，较快地熟悉了这些企业的生产情况和干部状况。
1953年一季度，重庆多数厂矿企业和主要产品未完成国家计划。彭涛认为，这暴露了工作中的一个根本弱点：没有计划工作和计划管理，对完成国家计划没有保证。为此，他提出今后厂矿企业的中心任务是，继续生产改革，加强计划管理，按期完成国家计划，并对建立和加强计划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彭涛从工作中了解到大中型厂矿企业的党政领导干部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缺少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的知识，指挥生产、领导企业力不从心。因此，他向中共中央西南局有关领导汇报请示，建议抽调一批条件合适的干部，充实和加强重庆市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他的建议得到采纳，1953年上半年，陆续从西南地区一些省、市抽调了一批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专级和县级干部到重庆市的大中型厂矿任职。经过这样的调整，不少企业工作有了起色，或者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彭涛也认识到，加强企业的领导班子，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从1953年上半年开始，他要市委工业部组织大中型厂矿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分民用和军工两个组，每星期到市委集中学习半天，学习理论及企业管理知识。每次学习，彭涛都亲自主持，参加讨论。他的发言能抓住要点，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有独到见解，给人以启迪。
彭涛很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他同工厂技术人员座谈时，明确指出，现代化企业要搞好生产，没有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是不行的。在他的建议下，市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原有工程技术人员工作的指示》。1953年5月，市委又召开全市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会议，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强调要随着推行作业计划，建立责任制，逐步将各种技术专责制建立起来，明确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责范围，使他们有职有权；及时妥善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具体问题。这对正确执行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政策，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造就人才，彭涛还倡议把市委机关里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分配到厂矿基层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使之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在试验和推广一长制的过程中，在党内存在意见分歧，在一些企业中党政矛盾突出，有的发展到书记同厂长之间关系不和谐，影响了工作。彭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同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商议，决定召开一次厂矿政治工作会议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准备会议，他到几个大型厂矿作调查研究，仔细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研究了厂长负责制的原则和处理好党、政、工、团关系的方法。他主持起草会议报告，并商定由继任工业部部长的鲁大东在会上作报告。彭涛在会后市委召开的厂矿宣教会议上，又对厂矿企业党委应该着重于政治思想领导，如何搞好生产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讲了具体的意见，进一步贯彻厂矿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
1954年10月，中央调彭涛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分工负责工业的计划工作，主要任务是抓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计划。彭涛一面抓紧时间学习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一面虚心听取周围同志的意见。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弄清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往往亲自找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调查了解，直到把问题全部搞清楚，并向计委主任李富春提出书面报告。由于彭涛等对156项工程抓得很紧，因之建设计划执行情况都很顺利，能按期完成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
1956年春天，彭涛到东北地区调查研究重点工程的建设情况。回到北京后，他在给李富春写的书面报告中反映了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如建筑标准搞得过高，占地过大，土地使用不注意节约，有些工厂的工业建筑设计标准也偏高等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工作的意见。计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及时克服了各种浪费现象。
彭涛何··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战斗到最后一息
1956年5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任命彭涛为部长。彭涛在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说：“化工部很重要，是原料工业部门，化工很复杂，要好好学习，认真地抓。”彭涛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认为这是发展化学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
彭涛十分注意建设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注意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作用。凡属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提到部党组会上集体讨论决定，然后明确分工，分头去办。他对同志襟怀坦荡，豁达大度，从不在背后议论其他
领导同志的长短，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一些同志的问题。
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得到了同志们的信赖和尊重，增进了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化学工业是一门新兴工业。彭涛深感缺乏化学工业的基本知识，是难以做好工作的。因此，他除了抓紧时间阅读一些介绍化学工业的通俗书刊之外，还特地找了一位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干部做他的秘书，主要是辅导他学习化工基础知识。为了尽快熟习化工生产建设情况，他经常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从1956年底开始，他先后到大连、锦西、南京、天津等地的化工生产企业，下到车间了解情况，找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谈话或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彭涛每年大体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生产建设第一线度过的。
1956年9月，彭涛带工作组到上海市作调查研究。彭涛认为，研究上海化学工业发展的历史和规划未来，既可以总结地方发展化学工业的历史经验，又可以探索地方发展化学工业的规律和指导方针，具有典型意义。他率领的工作组不仅到重点化工厂作调查，还走街串巷，调查了许多弄堂工厂。工作组最后帮助上海市化工局制定出了发展化学工业的规划。
接着，彭涛又带着化工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天津、广东、江苏、安徽、山西、江西等省市去作调查，同地方党政领导一起探讨发展化学工业的问题，向他们宣传化学工业的作用和重要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办化工。
1957年3月，化工部召开第一次厂矿长会议，贯彻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彭涛利用在生产第一线调查所得的材料，结合实际提出制订增产节约计划的原则，明确指出化工系统增产节约的方针是“增产要稳，节约要严”。
他从分析化工生产的特点出发，提出了化工企业管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他说化工生产是在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易腐蚀等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化学反应一般是在密闭的设备和管道中进行的，看不见，摸不着，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不好容易发生事故，容易损坏设备而造成跑、冒、滴、漏等等，因此严密的操作规程，精心的设备维护，准确的原始记录，严格的劳动纪律，健全的规章制度，就成了化工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他指出，要搞好企业的技术管理，就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开展技术革新，尤其要善于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他还强调，一个企业要管得好，关键是领导。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特别是党、政、工、团之间的关系，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在化工战线认真贯彻执行“八大”方针，彭涛集中精力研究化学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化学工业是一个多行业，多品种，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人民生活各方面服务的工业。面对我国农业落后的状况，他指出，“化学工业的首要任务是为农业服务”，把加快化学肥料工业的发展作为最优先的任务。同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要，也必须兼顾。因此，他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化学工业的发展方针：“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化学肥料和合成纤维工业，适当地发展基本化学工业、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医药工业”；“从我国的资源条件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大中小并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我国化学工业”。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把发展化肥工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到全党的面前。彭涛根据纲要的要求，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中央和地方都应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的发言，提出加速发展化肥工业，必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方针，适当分工，量力而行。
彭涛根据毛泽东关于化工部应设计一种较小的氮肥厂，使各专区都能办一个的指示，认为必须多办中小厂，更多发展县级小厂。小化肥厂的发展，核心是建设小合成氨厂。为了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他召开了一次技术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小合成氨厂的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和酝酿过程中各方面的意见都提出来，请大家审议。经过会议认真研究，一致认为，建设小合成氨厂的想法是好的，生产碳铵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但都必须进行科学实验。
彭涛亲自到大连蹲点，深入到试验现场观察试验情况，还把侯德榜、谢为杰等专家请到大连，一起研究解决试验中出现的问题，突破了不少技术难关，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合成氨。同时，农业科研部门在田间试验，证明碳铵用作肥料有明显增产效果。这样，从1959年到1960年，各地就积极推广，先后建设了2000吨型和800吨型的小合成氨厂200个左右。但当时工艺技术没有完全过关，特别是少数800吨型厂因设备不配套或者设备质量太差，建成投产
后，产量低、消耗高、亏损大，只好停产。彭涛鼓励大家既要大胆进行试验、探索，又要扎扎实实解决试验中出现的问题。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消除了设备制造的缺陷，为小合成氨厂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彭涛也很重视中型合成氨厂的建设。化工部成立后，在四川金堂建成了我国自己设计的年产合成氨7.5万吨的中型化工厂。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省、区在两年内就先后安排了22个厂上马建设，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建设能力，有的不得不中途下马停建，有的只铺了个摊子。1961年4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了化肥座谈会，陈云出席主持会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专门研究中型氮肥厂的建设问题。彭涛在会上汇报了氮肥工业的发展情况和中型氮肥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会议对氮肥厂建设规模、建设部署、材料供应、设计定点制造和成套供应，以及特殊材料的进口等问题都进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决定由化工部负责，集中力量先抓衢州化工厂合成氨分厂、吴泾化工厂和广州氮肥厂的建设，尽快建成投产，然后再分期分批安排其他厂的建设。会后，中央批准陈云的报告，决定专项安排外汇进口特殊钢材，以保证工程建设。这次会议和中央的决定，对我国氮肥工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彭涛认为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对支援轻纺工业，改善市场供应，改善人民的生活有着重大的作用。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专门写了《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有机合成化学工业，为轻纺工业开辟第二个原料来源的意见。他详细阐述了轻纺工业单靠农业提供原料的局限性和有机化学工业可以为轻纺工业开辟无限广阔原料来源的可能性，并列举了在我国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有利条件，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并由中央作了批示，转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彭涛提出的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规划意见，因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大量开发和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但是，它对后来我国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960年，国务院为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决定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综合利用局，由彭涛兼任局长。
1958年5月，彭涛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并在会上就加快化学工业发展问题发了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随后，这篇讲话经过删节，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会议增选彭涛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在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彭涛根据毛泽东的面示，积极宣传要加快化学工业的发展，必须打破一家独办的局面，充分发挥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大家办化工，同时还要改变化工部只管部直属企业的传统观念，把地方的化学工业也管起来，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各有侧重，分工协作。鉴于相当一部分省、自治区化学工业的基础比较差，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他认为必须帮助地方建立和加强组织领导。为此，他向部党组提出建议，决定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下放15名司局长级干部到有关省、市、自治区担任正副厅（局）长，组建化工厅（局）。（二）给各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都派一名技术负责人任正或副总工程师，帮助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配备一部分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化工部机关工作人员由800人减到500人。（三）从重点企业抽调750名干部，协助地方建立华中、西南、西北、华南、太原等五个综合性的研究设计分院，使每一个经济协作区，至少有一个化工研究设计中心。（四）将化工部直属的24个生产企业和建筑单位下放给有关省、市、自治区管理，并商请有关企业再下放742名干部到地方工作。此外，以化工部机关为主，抽调了300名干部，按六个大区组成六个工作团，按省、市、自治区组织27个工作组（缺西藏、新疆），由正副部长、部长助理和30名司局长分别带队，到地方具体帮助工作，时间一年。工作团、组的任务是下去种“试验田”，推广小型“土”法化工生产的经验，协助县、乡建设“土”法化工厂。以上措施，化工部党组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专门的报告并经中央批准，很快掀起了一个“大干”的热潮，打开了化学工业发展的新局面。
彭涛对“大跃进”形势下出现的群众运动，一方面感到高兴，很受鼓舞，而且想趁“大跃进”的势头，尽快地把化学工业搞上去，迅速改变我国化学工业的落后状况。因此他也有在化工战线大搞“小土群”的想法，并为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当“大跃进”出现了混乱局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不讲科学的“大干”、“快上”损失浪费严重，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化工生产建设也面临极大的困难时，他又感到困惑和忧虑。中央武昌会议后，1959年1月15日，彭涛同化工部党组全体成员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汇报中反映了化学工业大大落后于重工、轻工、农业、交通、国防和市场需要，如不
采取紧急措施，势必妨碍所有生产部门的正常生产和市场的必要供应。刘少奇对汇报给予了鼓励。这个汇报提纲，也印发给了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看了中央30多个部的报告，除化工部外，没有一个部提出问题。表扬了化工部。1959年4月，彭涛在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回到北京，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不久就以鲜明的态度，起草了《化学工业不能再让路了》的报告，呈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大跃进”开始以来，特别是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开始以后，化学工业让路、被挤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基建项目上不去，化工产品严重不足等，提示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必须跟上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化学工业不能再让路了。1961年3月，他根据中央的安排，带领化工部的副部长、计划司司长等，向陈云作了四天的全面汇报，反映化工生产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意见。彭涛在汇报中虽然及时地提出了重视骨干企业建设的方针，但是，在当时“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下，实际上也难以奏效。
在中央和省、地、县各级大办化工的形势下，为建设提供设计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彭涛认为如果每建一个厂，都要进行一次设计，不仅设计力量适应不了这个要求，而且在时间上也赶不上迅速发展的形势。因此，他倡议多编制定型设计（也称复用设计）供各地选用。1958年化工部氮肥设计院根据永利宁厂、大连化工厂、四川化工厂、吉林化肥厂等企业的生产建设经验，编制了年产合成氨5万吨的定型设计，供各地因地制宜修改后使用，所附设备图纸可以据以制造设备。许多中型合成氨厂的建设都采用了这种定型设计图纸，节省了时间和人力，对加快中型氮肥厂的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种定型设计也在小合成氨建设中推广采用，是小合成氨能够在后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彭涛认为，化工建设要取得主动，要加快建设进度，还必须解决设备供应的问题。他同一些领导和专家商议后，提出化工建设所需要的设备，除根据国家的安排，靠机械工业部门制造和成套供应外，化工部门也要自己动手制造一部分设备，主要是化工专用设备。为此，在武昌参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把化工部门自己制造设备，作为摆脱生产建设被动局面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来。随后在化工部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化工机械工业。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首先是锦西、大连、南京、吉林等几个大型化工基地的化工机械厂或机修厂，各有侧重，进行了重点扩建，更新装备，建成独立的化工机械厂，使其成为骨干企业。其次是一批大中型企业的机修分厂或机修车间，经过技术改造和调整、充实，成为独立的化工机械厂。医药、橡胶等行业，还建立了专业的机械制造厂。各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也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建立了规模不等的独立化工机械厂。经过五年的努力，化工机械制造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彭涛对为国防尖端技术及其产品配套所需的化工新材料的开发极为重视。
1958年，他指定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李苏专管此事，并建立了专管新材料机构，还在技术力量较强的京、津、沪三市的化工局及大型化工企业、研究院内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他坚决贯彻毛泽东1960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指出的“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的精神，于会后找京、沪、沈三个部属化工研究院的领导人研究，要他们把一般性任务转出去，把主要精力放在新材料的开发上。在彭涛的组织领导下，化工新材料的研制较快地出了成果。
1960年彭涛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委员会委员。
彭涛在工作中深刻认识到，要加快化学工业的发展，必须十分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除了在生产建设的实践中培养技术力量之外，还必须在学校中大力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他建议，除边远地区外，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一所化工院校或者在高等学校中设立化工系，都要各办一所化工中等专业学校。北京化工学院于1958年7月14日经中央批准正式建院，当年招收学生600人。这是化工部办的第一所化工学院。彭涛对北京化工学院的发展一直很关心，多次到学校去了解情况、解决经费、师资来源等，促使北京化工学院得以克服重重困难，成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彭涛主张大力宣传化学工业。1958年9月，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彭涛倡议举办一次化工综合展览会，具体生动地展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宣传化工产品的广泛用途。展出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前往参观，各兄弟部门的部分领导同志和各省、市、区化工厅（局）组织的代表团也前来参观。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建设时，他趁毛泽东找他询问有关情况之际，建议在人民大会堂装修一间化学厅，使中央领导和各地来京开会的代表，对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毛泽东欣然同意，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大会堂南端全部用
合成塑料装修了一间104平方米的塑料厅，它成了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委员们的休息厅。
1961年8月，彭涛在参加庐山会议讨论“工业七十条”期间发现肺癌。
会议尚未结束，中央领导决定他提前下山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他先到上海检查身体，很快由上海回北京治疗。彭涛生病期间，正当化工部召开厂矿长、厅（局）长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学习和贯彻《工业七十条》。他抱病到会看望了代表，并同南京、吉林等几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彭涛的病情，指示医疗卫生部门，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精心治疗，并邀请一些名中医进京会诊。终因肺癌已转移到肝脏，医治无效，于1961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