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恩··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1915年4月20日，康世恩出生在河北省怀安县西湾堡乡田家庄的一个大户人家。祖父康亨丰，务农出身，念过私塾，后来考中秀才。父亲康万全，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在怀安县任过高等小学校长、教育委员。母亲靳氏，农村妇女，共生育七个子女，康世恩排行第二。
1908年兴建京绥铁路，经过田家庄，打破了这里多年来的荒凉和闭塞，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康亨丰在铁路工地旁做起了小本生意，攒了钱又经商置地，逐步发了家，置田地300亩，并在县城开了几家商号，成为本县有名的工商业者兼地主。他切望子孙能读书做官，巩固家业。康世恩7岁就上了田家庄小学，不久又转入离家20余里的怀安县城高级小学。康世恩清楚地记得，祖父不止一次地把他叫到身边，指着桌子比划说：“我供你读书花的银元，摞起来已经有这么高了，你可要好好念书啊!”康世恩决心勤奋读书，为家里争气。他天资聪颖，理解力强，193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北省宣化中学。 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学校毕业考试第一名，怀安县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察哈尔省统考第一名。
康世恩15岁时，由父母做主，与一个商人的女儿郭效贞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康卫平。
1933年7月，康世恩考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前身为河北第十七中学）。 1935年，康世恩的父亲和妻子郭效贞都染病去世。祖父已是暮年，心衰力竭，难以支持。康世恩没有向困难屈服。他“脑子里只有死读书一条路”，“对理科方面特别努力，目的是要报考交通大学或清华大学”。[1]
北平高中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知名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该校同学曾参加游行和火烧曹汝霖住宅。正因为如此，北平高中也是当局重点控制的学校之一。
和康世恩同宿舍的进步同学有张行言、王亢之、薄恒温等人。张行言是康世恩的表弟。他们几人成为好友。康世恩在他们的影响下，读了《大众哲学》、《唯物史观》、《阿Q 正传》、《呐喊》、《徬徨》等，引起了研究和观察社会问题的兴趣。他们还一起讨论、研究形势。康世恩后来回忆说：“这是我有 些政治认识的开始。”[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在平津等地不断挑起事端，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策划“华北自治”。学校校长焦实斋和军训教官都是国民党蓝衣社分子，他们经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党，鼓吹国民党“剿共”的胜利，对进步同学加紧监视，偷听谈话，翻看日记，还任意对学生进行体罚，引起同学们不满。康世恩与张行言等商量，要治一治军训教官。1935年9月的一天，因吃饭站队不整齐，教官竟罚全体同学立正半小时，并骂高三班学生连土匪都不如，这下激起了全体同学的激烈反对，将军训教官包围起来质问。饭后，康世恩、张行言等组织同学们开会，他还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找校长控告教官的不法行为。校长置之不理。第二天，校长张贴布告，宣布开除康世恩、张行言等四名学生。全校师生罢教罢课以示反抗，并包围了校长室，和他论理。最后校方不得不让步，改为记两次大过处分。
外敌入侵，特务横行，使康世恩心情难以平静。一天晚上，他把书本摔到地上，对同学们说，这个书再也读不下去了。从此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学生活动，经常站在桌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演讲。看到这个全校闻名的埋头苦读、温文尔雅的好学生都起来了，同学们又是惊讶，又是佩服。[2]
1935年冬，传来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国民党极力封锁消息，宣传红军已被“围剿”消灭。康世恩和同学们问一位进步教师“这是真的吗”？教师反问大家：“你们看没有看过在大草原上有一堆燃烧的干柴，用扫帚去扫，会是什么样呢？那就会是星火燎原。”老师形象的比喻，给康世恩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时，《八一宣言》在北平一些学校传播，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使康世恩受到很大鼓舞。他和同学们终于明白了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在于中国共产党。
不久，“一二· 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当天，军警封锁了校门，北平高中的同学义愤填膺，同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一起举行全体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 12月16日，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北平市学联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康世恩和同学们冲破封锁，走出校门，参加全市声援“一二· 九”运动的大游行。在反动军警棍棒、水龙带和机枪威胁下，他们英勇顽强，毫不畏惧。游行后北平高中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康世恩被选为执委会委员。
1936年2月，北平反动当局开始逮捕进步学生。学校下令解散抗日救国会，宣布开除康世恩等十名执委，逼着他们马上离校。正在上课的同学闻讯后，冲出教室，要求校长收回成命。校长不肯，学生宣布罢课，离开学校，住进北大，受到北大同学热烈欢迎。2月23日，北平市学联组织各大学学生自治会护送北平高中同学返校上课。学校当局紧闭校门，不准入内，同学们翻墙而入，与学校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返校学生捣毁了校长和教务主任住所，吓得校长出逃，躲到对面棺材铺的棺材里。当天下午，康世恩、张行言等事先得到反动军警要来校搜捕的消息，及时撤离，郭清等三名同学被捕。郭清同学在狱中受迫害牺牲，此事引发了北平大学生为郭清烈士公祭的“三三一”抬棺游行，又有不少学生被捕和受伤。
北平警方未抓住康世恩等，就发出通缉令。眼看在北方呆不下去了，康世恩和张行言相约，决定到上海暂避一时。他们经天津、南京到上海，由先期已到上海的同学薄恒温安排，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在上海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下，他们与其他流亡学生一道，写标语、散传单，参加游行集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参加了上海纪念“五卅”游行示威。康世恩与张行言商量，流落上海不是长久之计，他花了30块大洋，买了上海慧平中学的毕业文凭，7月报考清华大学。由于康世恩数理化基础较好，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地质系。
1936年8月，康世恩从上海乘轮船北上，到天津塘沽，再转道北平。碰巧，同舱的是清华大学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在北平就知道康世恩是学运积极分子，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到清华后，蒋南翔亲自为康世恩办好入学手续，并介绍他和学生抗日救国会联系[1]。不久康世恩就担任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负责后勤工作。
1936年9月，经同学林则之介绍，康世恩加入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10月，由同学赵正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入清华支部12级分支，担任分支组织委员。分支书记张承先，宣传委员熊向晖。[2]
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清华大学两派学生出现了完全对立的态度。 抗日救国会按照共产党的指示，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实现张、杨八大主张。 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救国团”趁此机会，把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办公室砸了。 康世恩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后，率领约500名学生，包围了“救国团”团 部，双方发生冲突。“救国团”的头头是何应钦的侄子何远，他见“救国会”人多势众，赶紧逃往校长住所躲避。康世恩率众追来，何远躲在校长背后说：“康世恩是共产党的暴徒。”康世恩逼近校长，指着何远的鼻子痛斥：“蒋介石签字答应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墨迹未干，你们才是真正的暴徒!”校长偏袒“救国团”，指责康世恩扰乱学校秩序。康世恩据理力争，历数“救国团”平日的种种不法行为，指出“救国团”才是扰乱学校秩序的祸根，要求校长下令解散“救国团”。经过斗争，终于使校长作出让步，杀了“救国团”的威风。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当时学校放假，学生大部分离校。 党组织决定成立清华抗敌后援会，康世恩被选为主席。西苑清华大学附近有二十九军阵地。面对日军的挑衅和最后发起的总攻，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康世恩率领三百多名同学组成担架队、救护队、无线电通讯队、慰问队，冒着枪林弹雨到二十九军阵地救护和慰问，在士兵中进行激励士气的宣传工作。7月29日，日寇占领北平。康世恩按照党组织指示，通过抗敌后援会，组织留校的三百多名同学有计划地疏散，陆续安全撤到济南、上海等地，参加抗日工作。8月初，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李昌通知康世恩，速去河北保定集合，到山西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注释
[1] 康世恩自传，1942年，中央组织部档案。
[1] 康世恩自传，1942年，中央组织部档案。
[2] 访问张行言谈话记录，1995年5月。
[1] 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 九”运动的回忆》，《清华校园通讯》第12期。
[2] 康世思自传，1942年，中央组织部档案。
康世恩··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
1937年8月10日，康世恩离开北平，从天津乘船去保定，不料途中遭土匪洗劫，只得从河北霸县苏桥镇上岸，得到镇长的帮助，才辗转到了保定。 这时保定已被日寇占领，他又连夜赶往山西太原。在党的领导下，太原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由李昌负责，康世恩担任宣传工作。9月，八路军路过太原，康世恩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一二○师民运工作部。到师部报到后，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来看望大家，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见到这批有文化的新兵，非常高兴，给大家讲红军的战斗故事，讲革命军人应有的精神和品德。王震对同学们说，打仗非常艰苦，参加革命部队，要一不怕牺牲，二不怕吃苦。王震还解开自己的军衣，让同学们数他身上留下的枪眼。康世恩惊奇地发现，王震身上竟有13处伤疤。
一二〇师民运部长罗贵波，派康世恩到晋西岢岚县鸡儿坞村去组织抗日自卫队。康世恩在张平化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走村串户，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组织起100多名队员，成立了一个连。组织决定他当连长兼指导员。队伍集中起来开展武装斗争，要吃、要住、要训练、要武器装备，还要解决各种思想问题。这下康世恩可发了愁，不知从何做起。 他去找罗贵波，要求派一个有经验的红军来给自己当老师。他深感“从学生到革命军人，并不是穿上军装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迈过许多道门槛，我要从头学起”。
1937年11月，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成立。罗贵波调任区党委副书记，康世恩也从一二〇师调到晋西北区党委工作。1938年1月，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区党委派康世恩给阎锡山在朔县的县长刘维周当秘书，做团结抗日的工作。后中共朔县县委成立，康世恩任县委委员、统战部长，他的公开身份是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牺盟会特派员。康世恩负责组织宣讲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开办各种训练班，为各乡村培训了大批干部；协助组建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日寇展开斗争。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吸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上层士绅，参加抗日工作[1]。
1939年2月，康世恩被调到决死四纵队游击六团任组织股长，同月和朔县妇联主任杨华甫结婚。年底阎锡山猖狂反共，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围剿”抗日游击队，爆发了晋西事变。康世恩随部队参加了反顽固派斗争，打退了阎锡山军队的进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晋西北区委将太原地区划分为第八分区，辖交城等八个县。1940年1月中旬，在民主建政中，经过500多名人民代表的选举，康世恩被选为八分区专员公署副专员。1940年2月11日，专员顾永田在战斗中牺牲，康世恩接任专员，饶兴任地委书记，坚持奋战在吕梁山区。
吕梁山纵贯山西南北，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心腹地带，是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主要枢纽和通道，康世恩任专员的八分区则处于整个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在艰苦的1940年，山区是我方的根据地，城市由日寇占领，城市与山区之间广阔的平原地带，则为我方与敌人争夺的拉锯地区。年轻的专员康世恩由于斗争经验不足，想在平原地区按照根据地办法建立政权，公开进行斗争。当他向贺龙、关向应汇报时，贺龙问康世恩：“你看到过鸭子浮水吗？表面上很平静，下面的脚却紧张活动。 在敌人鼻子底下就要学会这种隐蔽斗争的办法。”[2] 康世恩恍然大悟，具体情 况要具体对待，不然革命力量要受到损失。在斗争实践中他逐步成熟起来。
1940、1941年，侵华日军在晋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对游击区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康世恩率领专区机关和抗日军民，夜以继日地转战在崇山峻岭之中。冬天也露宿山头，有时几天，甚至十几天吃不上熟食，只能以野菜充饥，以积雪和冰凌解渴。他们用“空室清野”来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以地雷战、麻雀战和敌人周旋，在枪林弹雨中渡过最困难的时期。
到1942年秋，晋西北根据地面积迅速缩小，特别是八分区在平川地区的抗日政权，由79个村缩小为37个，人口由60万减到5万。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1942年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中共晋绥分局，提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号召。[1] 为加强领导，中共晋绥分局任命罗贵波为八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领导。在罗贵波的主持下，康世恩参与组织了在交城关头村召开的中共晋绥八分区地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八分区对敌斗争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太原、交城、交西、汾阳一带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同时组织实施以围困岔口、芝兰敌据点为重点的“挤敌人”运动。历时两个多月，经过100多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360余名，摧毁了241个村庄的维持会，搞掉了敌人的情报网和耳目。1943年7月21日，岔口之敌自己炸掉碉堡，会同芝兰之敌，逃出山区，我方控制的地区日益扩大。秋天，毛泽东给中共晋绥分局和军区负责同志发来电报，给予表扬，并号召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八分区那样，“挤小敌人，扩大自己，打出威风来”[2]。
1943年9月中旬，彭德怀、刘伯承一行20余人从太行山前线回延安开会，康世恩和地委副书记张永清率一个排负责接应和护送。由于天黑路不熟，彭、刘等没有从预先约定的山口进来，滞留在敌占区，处境十分危险。康世恩万分焦急，派出部队下山到敌占区分头寻找。直到夜间，康世恩才把化装成放羊老汉的彭德怀和刘伯承接到根据地来。康世恩头一次见到这两位闻名中外的战将，觉得他们连夜走了90多里路，又这样惊险和辛苦，他和张永清商量，就杀了一口猪，弄了一点大米、白面，想让他们吃得好一点。谁知彭德怀见了扭头就走，回到自己屋里，从随身带的干粮袋里倒出一些炒面，就着白开水吃起来。看到彭德怀咽着干炒面，康世恩心里十分难过。刘伯承告诉他，这是彭德怀的性格，你再去请他，他就要批评你们了。彭德怀吃完炒面，问康世恩：“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很好吧？”康世恩答：“还非常艰苦。”彭德怀又问；“老百姓都吃上白面、米饭了吗？”康世恩说：“有时连糠都吃不上。”这时彭德怀动情而又严肃地说：“群众生活还很艰苦，我们怎么吃得下这样的饭菜？我看还是不要脱离群众为好!”[1] 彭德怀说话的语气十分温和，却使在场的每一个同志都受到如闻惊雷、如槌重鼓般地震动，深受教育。
康世恩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进行政权建设，抓好生产和经济工作。 他亲自到农村组织开展减租减息，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基础。1940年和1941年两年的减租减息使每一个佃户平均得粮食一石，约10万农户买进或赎回土地，鼓舞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广大群众响应专署号召，积极参与献粮、献金、扩宰和做军鞋等活动。仅1940年就集粮9万多担，献金18万元，扩军1.58万余名，做军鞋1.18万多双，有力地支持了部队的抗日斗争。
1945年春，康世恩随同八分区部队参加晋绥军区发起的春季攻势，收复离（石）岚（县）一线，使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随后，组织大反攻，收复大片沦陷的国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注释
[1] 访问刘选伍同志记录，1996年5月。
[2] 康世恩对抗日战争的回忆，记录整理。
[1] 《吕梁抗日丰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30页。
[2] 路敦荣：《晋绥八分区挤敌人斗争概述》，《吕梁抗日丰碑》，第13页。
[1] 康世恩：《共产党干部的形象》，《党建》杂志1991年，第2期。
康世恩··解放战争中的政治工作者
1946年3月，康世恩被调到山西兴县晋绥分局学习。4月8日王若飞等18名同志在黑茶山遇难。康世恩受命前去清理现场，处理后事，并护送灵柩到山西岚县机场。
两个月后，康世恩被分配到雁门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1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决定将雁门军分区整编为独立第五旅，贺炳炎任旅长，康世恩任政治部主任。五旅归晋绥野战军第三队纵队建制，司令员为许光达。1947年5月10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保卫陕甘宁边区，康世恩随五旅经碛口西渡黄河，集结于绥德地区，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首战配合兄弟部队围攻榆林，随后，参加沙家店战役，痛歼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1947年9月底，康世恩随五旅参加延清战役，全歼胡宗南 整编第七十六师，活捉敌中将师长廖昂，并协同兄弟部队攻克了延长，夺回了延长油矿。
1947年底至1948年初，五旅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建设新的解放区。在旅党委的领导下，康世恩参与领导部队在思想、物质、组织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当时在部队任副政委的戴金川回忆说：“康世恩在部队整训和转入外线作战的战斗中，把在地方工作的经验带到部队来，结合部队的实际，一是抓了阶级教育，搞‘两忆三查’，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觉悟；二是抓了立功运动，运用典型，表彰模范；三是不断总结经验，发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1]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大量解放战士补充到部队。各种不良思想和作用有所滋长，官兵关系、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之间的关系，也急需调整。康世恩学习三五八旅开展“两忆”、“三查”的成功经验，动员新老战士参加诉苦大会，挖苦根，算剥削账，看《白毛女》和《血泪仇》等文艺节目。通过一个个的悲惨家史，一字一泪的悲愤控诉，和对这一切的深入讨论与分析，激发部队干部战士的阶级仇恨。在这个基础上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消除了隔阂，增强了信任和理解。部队空前团结，求战情绪高涨。
康世恩还结合战斗任务，组织部队开展立功创模活动。特等爆破英雄张八，早在1946年6月16日攻打朔县的攻坚战中，首创爆破成功的先例。将朔县厚厚的城墙炸开了。他的神勇爆破技术，经康世恩总结，在全旅群众性的练爆破技术运动中得到推广，对战斗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崞县战斗中，三营组织了三个爆破组，一举将南城门两道坚实的城墙炸开，为部队胜利进攻打开了通道。1948年春，康世恩所在的五旅参加了瓦子街战役，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及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十个团，共3万余人。这次战役之后，康世恩抓住“钢铁战士”杨世德的英雄事迹，在部队中掀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高潮。
1949年2月，三纵第五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第九师，康世恩任师政治部主任。他随军参加了歼灭胡宗南主力的大会战——扶眉战役，解放了陕中广大地区。随即向陇东进军，直逼兰州城下。1949年8月26日解放了兰州。
兰州解放后，为了迅速解放大西北，彭德怀指挥大军从青海和河西走廊 分两路乘胜前进。在进军新疆的途中，中共中央对玉门油矿的解放、保护、接收十分重视，要求西北野战军以最快的速度抢占玉门，并派得力干部去妥善接收、管理和尽快恢复生产，以支援进军新疆和解放全中国。王震知道康世恩在清华大学学过地质，就向解放军总部推荐，经朱德总司令批准，康世恩被任命为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1949年9月24日，第三军军长黄新亭率领装甲部队，日夜兼程于25日解放了玉门油矿，紧接着康世恩率领一个步兵团，到达玉门，正式接收了玉门油矿。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投身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的事业，同石油工业结下不解之缘。
注释
[1] 访问戴金川同志记录，1995年9月。
康世恩··接管玉门油矿
玉门油矿是我国开发较早，规模最大的一个油田。从1938年开始勘探，到1949年有职工近5000人，年产原油约9万吨。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决定按照“不打乱原来机构”的原则，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使亟待安定的矿区，秩序井然。但油矿生产资金周转困难，康世恩派军事副总代表焦力人去找坐镇酒泉的彭德怀司令员，彭德怀决定把第一野战军后勤部仅有的五万元现洋武装护送到玉门，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彭德怀亲率甘泗淇、许光达等高级将领视察玉门。他对康世恩说：“不但要把油矿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多生产石油支援进军新疆和解放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把玉门建设成为发展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1949年4月5日，玉门油矿爆发了一次工人运动。因油矿当局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怒打了油矿当局的代经理戈本捷。随后，油矿当局勾结酒泉河西走廊警备司令部，将欧阳义等32名工人投入监狱，其中4人被判刑。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职工家属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四五事件”。康世恩决定立即从酒泉接回受难工人。 当时刚解放，既要稳定矿区民心，安定秩序，又要打击种种破坏活动，以发展石油生产；既要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又要团结原油矿上层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情况复杂，矛盾尖锐。康世恩在全面了解事件真相以后，首先着眼于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时又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贯彻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军管会在全矿开展了“谈身世、吐苦水”的 阶级教育，广大职工包括各种不同出身的上层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一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职工，通过教育，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使命和地位，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组织。许多优秀骨干，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铁人”王进喜。原油矿上层职员也诚恳地检讨自己过去侵犯工人利益的行为，得到了工人群众的谅解，其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技术骨干。全矿出现了上下团结一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钻井工人冒着严寒打井找油，发现了新的含油层。为了供应进军新疆和解放大西南地区所需的石油产品，对原来的小炼油厂进行了扩建和改造。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只用80天时间，就把进口的热裂化装置和溶剂装置建成投产，大大提高了油品的产量和质量。
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会议期间，康世恩参与制订了发展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展的方针和计划。 同年8月，燃料工业部决定成立西北石油管理局，任命康世恩为局长，杨拯民为副局长兼玉门矿务局局长。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形势严峻。1950年全国的石油产量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十左右。中央对石油工业的发展极为重视。康世恩决心抓好石油地质勘探，以期发现新的油田和扩大现有油田。
首先，他仔细考察了玉门油矿的周围地区。解放前，玉门仅开发老君庙地区4平方公里左右，油田面积和储量都没有搞清楚。康世恩了解情况后，提出了加大井距、加快勘探的主张，很快就找到了老君庙油田的边界，拿下含油面积17平方公里，扩大储量4倍。随后，在隆冬季节，康世恩不避风雪严寒，又率领地质人员考察了整个河西走廊。在近1000多平方公里狭长的地带上，察看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地质变迁，了解这里的地质、地貌特征。在有勘探远景的酒泉盆地、潮水盆地、民和盆地和陕北盆地部署勘探力量，迈出了新中国石油勘探的第一步。
康世恩认为大力培养干部和建设好一支石油职工队伍是发展石油工业的关键。1952年3月25日，他给朱德总司令和燃料工业部呈报了《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我们要求调拨一个完整的建制师，使之有组织、有领导地改变为工业建设大军，以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基础、组织力量和特有的创造精神及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原有技术人员团结起来，对发展石油工业的五年计划就有了可靠的保证。”[1]
1952年8月1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近8000名官兵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康世恩和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一道，组织转业官兵开展系统的文化技术学习，并陆续分配到钻井、采油、基建、运输等单位，成为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骨干力量。
康世恩针对当时中国还没有石油院校培训石油专业人才的情况，亲手组建了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自任校长，设钻井和测绘两个专业。他和徐今强还通过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京矿冶学院等高等院校，设置石油专业，举办各种培训班，培训石油专业各类技术干部，使其从解放初期的不足50人增加到近千人。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康世恩以玉门为重点，恢复和发展西北老油田的生产。到1952年底，全国天然石油年产量达到了19.54万吨，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二至三倍；同时探明了陕北永坪油田，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多处见到了油气显示。
注释
[1] 康世恩谈玉门油矿接收情况的记录。
[1] 康世恩给陈郁部长并朱德总司令的报告，1952年3月25日，《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9页。
康世恩··茫茫大地何处找油田
1953年初，康世恩被调到北京，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
在当时国家的诸多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是石油工业。中国地大物博，但天然石油资源情况不明。而且石油地质界还受西方石油专家散布的“中国贫油”论的束缚。当时世界上发现的大油田都是在海相沉积中，而中国则是以陆相沉积为主，这成了一些西方地质家认为“中国贫油”的主要依据。20世纪初，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组织地质专家到中国的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进行过一年半的调查，结论是：“从岩层类型及其年代来看，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不可能有石油的。”[2]1952年，中国人造石油的产量为24万吨，占全国石油总产量的55％。从长远发展看，中国到底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陆相沉积到底能不能生成并储藏石油？是大力发展人造石油，还是大力勘探寻找天然石油？这些都是石油工业面临的重大问题。
1953年，朱德总司令对康世恩说：“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 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给你的命令。”[1] 康世恩聆听着，默默地思考着，经常为执行和完成这个任务寝食不安。
1953年10月，苏联政府派遣以发现和开发苏联第二巴库大油区的功勋地质专家特拉菲穆克院士为首的专家组来华，帮助调查甘肃的石油资源是否能满足拟建的兰州炼油厂的需要。康世恩认为这不仅是对甘肃一带，也是对全国石油资源作一次全面勘察的好时机，决定陪同专家组进行一次全国大范围的地质调查。
康世恩和苏联专家组首先考察了雪峰耸立的祁连山麓和周边的荒丘大漠，又折回考察了陕北沟壑纵横、梁峁绵延的黄土高坡和广阔的鄂尔多斯盆地。1954年新年过后，又南下四川、贵州、广西十万大山和广东的三水盆地，实地察看了不同地质类型的沉积盆地。共历时156天，走遍七省大部分地区。 回京后，苏联专家组写成了长达537页的调查总结《中国油气田》，对中国主要沉积盆地含油气的远景作了积极的评价。
康世恩在调查中看到，中国陆相地层从新生界第三纪到中生界，都有大量出露油苗，说明能生成丰富的石油。同时在古生代海相沉积的碳酸岩中也有石油。通过地质调查，他了解了中国石油资源丰富的现实，对在中国大地找到大油田增强了信心，他下定决心，要刻苦地学习石油地质和油田勘探开发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一定要解决中国石油问题。对康世恩学习不倦的精神和对现代石油科学的探索和追求，特拉菲穆克院士深受感动。他在1995年著文回忆和康世恩相处的四个月时说：“早在1953年至1954年，当我访问中国时，我就确认我的中国同行，不仅能掌握先进的石油科学，而且还将超过所有的老师。正如我当年确信的一样，这一时刻早已到来。”[2]
1954年3月，李四光应邀到石油管理总局作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的报告。他提出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青、康、滇、缅大地槽；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康世恩和到会专家认为报告的内容丰富而深刻，进一步坚定了寻找天然石油的信心。
1954年4月，康世恩亲自率领以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安德列柯为首的专 家组翻过雪山，深入渺无人烟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调查那里的地质情况，评估含油远景，选择勘探队伍进入盆地的路线，并亲自体验一下，在高寒缺氧的荒漠里如何工作。
由于受勘探技术、设备和手段的制约，到1954年，我国的勘探队伍还很少，现代化的设备如地震仪等几乎没有。勘探手段主要还是靠老祖宗留下来的榔头和罗盘，围着出露的地层和油苗打转。对覆盖层厚的地区，勘探难以开展。结果，只在祁连山南北地带发现了白杨河、石油沟、鸭儿峡、油泉子等几个小油田，没有重大的突破。
为了加强对石油工业的领导，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调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上将当部长，康世恩为部长助理。9月1日，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做出决定，组成以康世恩为团长的中国石油代表团访问苏联，要求康世恩从理论到实践，带回一套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可行办法。
1955年9月10日，康世恩率领由石油地质专家和管理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先听取了苏联石油工业部部长、副部长的全面介绍，随后又听了苏联石油地质专家所作的关于苏联和世界石油勘探开发方面的报告，从苏联和其他国家油田的实例，讲解找油找气的经验和教训。康世恩在考察中认真听取介绍，认真记录，并结合中国石油地质情况不断地提出问题，苏联学者也就不断地解答。几天下来，苏联石油同行发现康世恩对问题追根究底，不搞清楚不罢休，他们风趣地赠送康世恩一个外号“问题专家”。随后，康世恩率团进行现场考察。由莫斯科南下，先到著名的油田格罗尼兹和巴库，又到巴什基尼的乌法和第二巴库大油区，考察了各种不同类型油田的勘探开发过程和技术装备。苏联科学院院士米尔钦克向康世恩详细介绍了苏联杜依玛兹、罗马什金两个大油田发现的经过，说明上地台找油的重要性。他听说中国找油是沿着盆地边缘走，风趣地对康世恩说：“川中地台，还有陕甘宁盆地，是不是你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到那里找油？”[1]
石油工业部第一次全国石油勘探工作会议将于1956年1月在北京召开，康世恩要求代表团各位成员，都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准备材料，回去后在大会上发言。康世恩强调：带回的不仅要包括学到的苏联人成功的经验，勘探开 发方法，而且要包括我们信心的增加与认识的提高，包括对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设想与实际运用。[1]1955年除夕，代表团大部分成员回国，康世恩等三人留下，继续与苏方谈判聘请专家、购置器材等事宜。这时，莫斯科正值严冬，大雪纷飞，气温骤降，有时达零下30摄氏度。由于过度劳累，康世恩病倒了，发高烧，咳嗽不止，可他仍然坚持工作着。同志们劝他休息几天，他说：“不行，全国勘探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我得把意见写出来，寄回去。”苦熬了整整一个月，给石油工业部党组写出了一封长达1.6万多字的信，中心是“在中国如何寻找石油”。
康世恩从莫斯科寄回的长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引起了震动。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各种工业都用飞快的速度往前赶，石油的落后就愈益不能容忍”，“而且所需的石油产品很快每年要达到几千万吨”，“只有大量的勘探和开发天然石油才有这种可能”，“这次勘探会议必须解决怎样找到油田这个大问题，[2] 康世恩在信中总结了自己学习苏联和其他世界产油大国寻找石油的七条基本经验，对照我国近几年来在石油勘探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澄清了当前在中国没有找到大油田，根本的问题是勘探的战略和方法。他指出，我们过去对每个可能含油区只从个别的地下地质构造着手，忽视了解决和认识整个区域的地质构造，缺乏全盘和大局的观念。他提出要把勘探的重点，从山前的小盆地，移向大盆地，采取解剖整个区域和打基准井的方法，利用多种勘探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区域勘探。他在信中满怀信心地指出：“在我们已有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正确地学会采用苏联先进的勘探工作方法，克服困难，坚毅、果敢地干下去，在两三年内，找到几个储量大的油田是可能的。”[3] 李聚奎部长在信上批示：“所提问题均好”，“许多具体办法应研究执行”。康世恩提出的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为会议所接受。
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康世恩在苏联住了长达五个月。在和苏方谈判购置的器材中，最后只剩下急需的“51”型地震仪一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提高覆盖地区勘探精度的重要手段。可苏方总是回答：“涅妥!”（没有）康世恩可不罢休，坚持每天必去苏联石油部对外联络司催问。苏联石 油部副部长阿鲁德热夫被这种执著精神所感动，下令从勘探队中抽出10台正在使用的“51”型地震仪，擦洗保养好，运往中国。后来这10台地震仪分配给了华北和松辽石油勘探局，对发现松辽盆地和渤海湾地区的几个大油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2月，康世恩从苏联回国。2月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了李聚奎、康世恩关于石油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关于石油的生成和中国石油发展的前景，又问在中国怎么找油…… 康世恩汇报了在西北地区找油的情况和在苏联考察的收获。 毛泽东听后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啊!”随后，康世恩汇报新疆、甘肃的油田都在戈壁荒漠地带。毛泽东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啊!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1] 毛泽东提出要找楼房式的（多油层）油田，还提出要给石油工业增加投资，配备干部，在全国各地多打些探井。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给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3月6日，陈云召集何长工、李人俊、康世恩等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加速石油勘探的问题，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大油区。
4月19日，康世恩率领苏联专家和石油部工作组，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部的克拉玛依。克拉玛依黑油山1号井在1955年11月喷出工业油流，但对这个地区的勘探前景，从1950年创办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的年代起，就进行着一场争论。从苏联老巴库油田来的石油专家潘切列耶夫等人认为：这里大面积的含油岩层出露于地面，石油挥发后形成沥青丘，说明地下的石油已经散失，油藏已经破坏，不可能形成大油田。这种观点得到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的支持。另一学派的苏联专家乌瓦洛夫和中国地质工作者张恺、宋汉良等人则认为：这里沥青丘和油泉的涌出，是在石油生成后汇聚和运移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沥青脉和石油的析出，正说明地下油藏不是被破坏了，而是石油的大量聚积。面对不同的意见，康世恩认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他率领工作组白天在戈壁滩上调查，晚上就睡在简陋黑暗的地窖里。他实地考察了长约一公里的乌尔禾沥青脉和几处大型油苗，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地质资料。
回到乌鲁木齐后，康世恩决定再召开一次不同观点的中外专家会议，就 克拉玛依勘探部署做出决定。会上，专家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康世恩根据自己的知识与见解，在李聚奎和石油部党组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代表石油工业部工作组做出了对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进一步钻探的决定，把准噶尔盆地的勘探重点从西南部转向西北部[1]。康世恩提出，要在克拉玛依地区3900平方公里的广大范围内，部署十条钻井大剖面，甩开钻探，进行区域综合勘探。这是我国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整体解剖一个大型盆地，是学习苏联勘探经验，结合新疆实际运用的大胆方案。1956年9月，有23口探井喷出工业油流，探明含油面积130平方公里。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打开了我国石油勘探的新领域，是新中国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它证明中国在陆相沉积地层能够找到大型油田，进一步增强了石油工作者找油的信心。那首脍炙人口的《克拉玛依之歌》，后来唱遍全国，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曲壮歌。
注释
[2]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学报》，1926年11月，第10卷第1070页。
[1] 康世恩回忆的记录。
[2] 特拉菲穆克：《与康世恩相处的日子里》，《回忆康世恩》，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 康世恩回忆赴苏访问的记录。他的尖锐提问给康世恩很大触动。到1955年12月底，考察学习已历时三个多月，康世恩感到视野开阔了，形成了许多新的想法。
[1] 刘则仁：《康世恩同志在苏联考察纪实》，《回忆康世恩》，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2] 康世恩给石油部党组的一封信，1956年2月2日，《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第12—13页。
[3] 康世恩给石油部党组的一封信，1956年2月2日。
[1] 康世恩：《五十年代向毛泽东同志的一次汇报》，《瞭望》1990年，第53期。
[1] 石油工业部关于《克拉玛依——乌尔禾钻探工作的决定》，1956年4月。
康世恩··川中石油会战引起的思索
1956年10月，康世恩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在第二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的预备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找到大的含油气区，就必须实施区域勘探，在石油勘探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性的转变。他概括区域勘探的方针是：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观点来研究自然界的地质现象，寻找整个区域里油气聚集的规律性；在拟定区域勘探的综合勘探方法时，不但要从技术上，还必须从经济上考虑合理性；由于国家迫切需要油、气资源，不能等待漫长的勘探时间，要贯彻快、好、省的原则，展开工作，及早实现党和国家的希望。[2]
按照新的勘探指导思想，康世恩把寻找石油的眼光，开始从西北转向华北、西南、东北，包括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并且专门成立了松辽平原地质专题研究116队，赴东北搞地质调查，其任务是“提出该盆地的初步含油评价与下一步讲行工作的意见[3]。”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分工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通知康世恩和何长工到成都汇报石油勘探情况。 邓小平对在四川省可能找到油田满含期望，对康世恩说：“在四川哪怕搞到日 产一吨的产量，也算四川有了石油工业”。汇报后，康世恩到四川石油探区具体检查布置工作。1958年2月11日，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调任石油部长。2月27日和2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听取石油工业部的汇报，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必须在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实行天然油、人造油并举，主要靠发展天然油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强调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是要选好突击方向，要处理好战略、战役和战术三者之间的关系，要重视勘探布局的经济效果。他还明确指示石油勘探“要排个先后次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察一番”[1]。
3月16日，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康世恩向石油部党组作了关于“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和战略重点”的汇报。他分析了1957年以来开展区域勘探，对我国东部大型盆地，已做了不少工作，初步掌握了区域地质、地层构造等情况，勘探队伍有了大的发展，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提高，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把勘探重点移到东部地区，争取尽快发现新的油田，条件正在成熟。改变石油产地偏居西北一隅的状况，既是需要，也有可能。[2] 这次党组会议确定了包括四川、松辽、苏北、华北等10个石油勘探的战略地区。
1958年3月中旬，几天时间内，川中龙女寺2号井、高允3号井、蓬莱1号井相继喷出日产60吨至300吨的高产油流。消息传来，石油部大楼一片欢腾。就连在石油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也一扫往昔的沉寂，个个欣喜若狂。 他们硬拉康世恩去喝庆祝酒，用“伏特加”把不胜酒力的康世恩灌醉，在席间兴奋得把布置这三口井的康世恩抬高抛了起来。
余秋里和康世恩立即赶到四种出油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并决定在川中组织石油会战。1958年4月20日，石油工业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现场会议，康世恩作了大战川中的动员报告，揭开了第一次四川石油会战的序幕。部党组决定从玉门调领导干部和钻井队伍参加会战，在七个区域摆了68台钻机进行钻探，其中在喷油的南充、蓬莱、龙女寺三地选定了20口关键井，作为主攻目标。到9月份完钻18口，却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难以预料的现象。先是日喷油60吨的龙女寺2号井，在连续稳定喷油两个多月后，需要测压关井一天，但是再开井却不出油了，采油专家采取多种措施均不见效。康世恩批准在井场四周打了四口井，像梅花一样，但打到同一油层也不出油。其他如原 日喷原油100多吨的南充3号井，也从间断喷油到完全停喷。井中地下情况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
1958年10月26日，余秋里在新疆克拉玛依现场会上宣布了石油部党组关于拿下川中油田的决定，从玉门、新疆、青海三个石油管理局增派队伍加强川中会战，由康世恩任总指挥。在随后完钻的76口探井中，取得了大量岩芯和电测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含油部分基本上是石灰岩的裂缝和晶洞，属裂缝油藏。油井是否出油和产量高低，稳产时间长短，与是否钻遇裂缝（或晶洞）和裂缝大小及连通情况有关。
1959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武昌会议文件和毛泽东关于“压缩空气”、“冷热结合”的讲话。会议期间，余秋里、康世恩和参加四川会战的领导讨论了川中会战的形势。康世恩认为川中地区大面积含油，但地质情况复杂，地层裂缝（晶洞）分布的规律没有搞清楚，需要收缩队伍，集中力量去研究地质规律。[1] 会后，康世恩又到川中作了大量的油层性质和出油能力的调查研究，以及改造油层提高产能的现场实验。1959年3月，在南充召开的石油部地质勘探和基本建设会议上，全面总结了川中会战的工作。康世恩实事求是的承认，这次川中会战，虽然找到了蓬莱、桂花等七个小油田，形成了年产10万吨原油生产的规模，结束了大西南和四川无石油的历史。但是原来提出的一些重要目标没有实现，大油田没有拿到手，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拿到手。他根据部党组的决定，宣布大批队伍撤出，结束会战。康世恩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战的失败，我应负主要的责任。当时主要是在油层情况没有彻底搞清楚以前，就做了过高的估计、判断。”[2] 川中石油会战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康世恩从中学到了重要的东西。他懂得了搞石油必须十分重视第一性资料，靠数据说话，绝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懂得了坚持实事求是是发展石油工业的灵魂。
注释
[2] 《按照区域勘探方针展开工作》，《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第44—46页。
[3] 116地质队勘查任务书。
[1] 《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6页。
[2] 1958年石油部党组扩大会议纪要第9卷，石油部档案。
[1] 1959年石油部党组扩大会议纪要第9卷，第3本，石油部档案。
[2] 康世恩在石油部地质勘探和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
康世恩··大庆油田的发现
1958年2月，邓小平作出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的重要决策以后，康世恩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要突击方向之一，开始倾注心血抓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3月，由116地质队队长邱中建署名提交了《松辽平原及周围地区资料研究阶段总结报告》，提出“结论认为松辽平原是一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4月康世恩提议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5月改为勘探处，6月升格为石油勘探局。当时，地质部的石油普查队和物探大队已在松辽盆地开展工作，并在两口浅井中见到油砂。为加快这一地区勘探步伐，石油部任命劳动工资司司长李荆和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临行前康世恩找李荆和谈话，指出：“经过几年工作，对松辽盆地的构造格局有了初步认识，松辽盆地在地质历史上曾发生油气生成、运移和聚集的过程，是一个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要尽快在松辽找到大油田”[1]。同时，决定从玉门、新疆等地抽调成建制的队伍，两部大型钻机和近千名职工，以加强在松辽盆地的勘探力量。
1959年1月，石油部在北京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康世恩和余秋里、李人俊等详细听取了松辽盆地勘探情况和部署的汇报。2月8日，正是农历己亥年春节，康世恩在大年初一召集石油部的地质专家和松辽石油局负责人，对松基3井井位的有关资料再次进行审查。在此之前，曾打过松基1井和松基2井，由于井位定得不准，均未出油。因对松基3井康世恩特别慎重。他要求这口探井一定要打在盆地的中间，资料数据要充分准确；而且要用新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勘测的最新成果，来完善和修正原来的论证。康世恩听了汇报，看了资料后，认为新定的井位资料可靠，论证充分。他说：“松基3井的位置定在（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大同镇，位置十分理想，你们要尽快准备好开钻”[2]。大家高兴地站起身来，才发觉已是旭日临窗了。外面迎春鞭炮声，正此起彼伏。“好家伙——过大年了!”康世恩用爽朗的笑声向大家祝贺新春。
刚过完春节，康世恩和余秋里就去拜访了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邝伏兆，一起讨论了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部署，确定了两部分工，并对松基3井井位取得了一致意见。
松基3井由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施工，于1959年4月11日开钻。7月份，钻至1050米，开始连续取芯，见到含油显示3.15米，含油饱满。 消息传到北京，康世恩即率苏联专家组组长米尔钦克院士等来到哈尔滨，对该井含油气前景实地做出评价。康世恩和米尔钦克一段一段仔细地对照岩芯，看完所有地质图和资料。米尔钦克舒展眉头，说油气显示良好，要是在苏联 遇到了这种可喜的情况，就要举杯庆贺了。他提出，继续钻进，以便了解地层深部的含油气情。[1] 专家组其他专家也是这个意见。
康世恩听完专家的意见，默默地思考后和专家们商量“打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一旦见到油业显示，就要马上把它弄明白，不要延误时机。从这口井的资料来看，希望很大，应该停钻试油，尽快确定有无开采价值”[2]。米尔钦克立即表示反对。他提高嗓门说：“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康世恩完全理解米尔钦克的意思。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指着钻井工程资料对大家说：“这口井现在才打到1000多米，如果按基准井全部取芯，打完3200米，起码还得半年，油层被泥浆浸泡时间长了，恐怕有油也试不出来了。如果现在试油，有开发价值，可以立即开发，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3] 米尔钦克仍不同意。可康世恩想的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石油，只有争取时间早日在东部找到油田，才能缓解国家的困难。他在向余秋里请示后决定，“松基3井提前完钻，立即转入完井试油。”
康世恩考虑到松辽局还缺乏完井试油的经验，当时就急电玉门，点名调玉门油田固井工程师彭佐猷，带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辽来固井。回到北京后，又从部机关和北京石油学院抽调赵声振、邱中建、蒋学明、张文昭等技术人员，立即赶赴松基3井参加试油。临行前，康世恩召集他们开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必须对见到油气显示的两个油层进行不同常规的彻底试油。 并就这口井的固井、射孔、压井、抽汲和提捞等试油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做了详尽的指示。当时的习惯做法是捞油，康世恩则强调，这次要先捞水。他说：“在一定的油层条件下，尤其是在松辽盆地还没有气举设备这类先进的试油手段的情况下，深部提涝就是最有效、最彻底、最好的试油方法了。”康世恩要求试油工作组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他汇报一次情况，一周用书面汇报一次。
康世恩提出的这套试油技术和措施，打破了当时正规试油方法的框框。 在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施工之后，正如康世恩预料的那样，一边捞水一边井筒内就开始出现油柱。这一情况使试油工作组的专家和职工大为欣喜。康世恩得知情况后，立即发来电报，严令：“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筒下到油水界面 以下去，只捞水不捞油，做到水落油出”。[1]
试油工作组和工人们用了七天七夜时间，一直到井底的泥浆和掉下去的小螺丝都捞上来了，康世恩才认为是把水捞净了。9月26日，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开始外溢原油，用8毫米油嘴放喷，日产原油13.02吨，获得了有价值的工业油流。
辽阔的松辽大地发现了石油，人们为之欢欣鼓舞。考虑到大同镇与山西大同市同名，松基3井喷油与国庆10周年双重喜庆，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改大同为大庆。这样，在新中国的地图上出现了大庆——这个震惊中外的新地名。
由于松基3井提前完钻试油的正确决策，使大庆油田得以提前一年多发现。
松基3井出油后，从当时最新的地震勘探成果中，康世恩了解到从松基3井往南的大同镇、葡萄花等地是一个含油远景十分广阔的地区。他向石油部党组汇报了这个新的发现。党组几次开会讨论，并找李荆和局长来京汇报，决定调整勘探部署，在葡萄花地区布置了56口探井，全面了解这个区域是否都出油，以探明含油面积，算出工业储量，尽早投入开发。康世恩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预感到松辽盆地会有重大突破。但他吸取了川中石油会战的经验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不是找到了大油田？还要再做过细的工作。
1960年新年刚过，喜讯不断传来。部署在葡萄花地区的探井，先后出油。 松基3井已试采了三个月，产量一直稳定可靠。这就证明了葡萄花地区是一个能够稳产的较大规模的油田。康世恩连除夕之夜也顾不上休息，组织石油部地质勘探司等部门专家就葡萄花地区油田的开发方针和松辽盆地大庆长垣下一步勘探部署等重大问题，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和讨论，提出方案交部党组讨论，做出决策。
1960年2月1日至2月8日，连续八天，余秋里主持召开石油部党组扩大会议，听取了康世恩组织专家们准备的关于松辽地区的勘探成果、原油性质、地质特点和进一步勘探意见。党组成员们一致认为松辽盆地石油勘探形势很好，虽然整个油田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在高寒地区怎样进行开采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去搞清楚，但毕竟掌握了一定的可靠资料，有了进一步勘探的基础；再加上油田地处工业基础雄厚、交通方便的地方，完 全可以下决心大干一场。余秋里强调；“有充分根据而不敢作出判断就无路可走!”康世恩说：“可以预料到的情况不去预料，就会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1]
怎么样拿下这个大油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苏关系又日趋势紧张，依靠外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中国国民经济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从整个石油战线来看，虽然力量也薄弱，可已有17万职工、10亿元投资和300多台钻机，如果这些力量分散使用，可能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果能在石油工业内部集中起来使用，就可能变全局的劣势为局部的优势，在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取得决定全局的胜利。党组扩大会议取得共识：必须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大庆石油会战。
康世恩在会上提出，实施大庆石油会战，必须上头等的队伍，头等的技术，头等的器材。兵要精，将要强。标杆队连根拔，其他队伍用“切西瓜”的办法调，带队的头头要点将。集中石油战线2000名科技人员，包括各油田的专家、老总，石油院校的教授、讲师，都去现场搞技术攻关。会战中的各项工程质量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分析和批判。[2] 余秋里在会议总结时斩钉截铁地表示：“改变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在此一举。我们只有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才能很快拿下这个大油田。”
党组会议决定：大庆石油会战由石油部党组直接领导。余秋里、康世恩、孙敬文到第一线去指挥。成立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由康世恩任组长。
注释
[1] 李荆和：《挥师松辽》，《回忆康世恩》，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6页。
[2] 《关于松辽盆地勘探工作的部署》，《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第72页。
[1] 杨继良：《回忆大庆油田勘探初期的康世恩》，《回忆康世恩》第250页。
[2] 《关于松辽盆地勘探工作的部署》，1959年9月，《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第72页。
[3] 《关于松辽盆地勘探工作的部署》，1959年9月，《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