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1913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高塍镇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蒋焕坤在家务农，母亲蒋张氏家庭妇女。
蒋南翔有三兄弟三姐妹，兄弟中他排行第二。蒋父只念过两年私塾，深感幼年失学之苦，决心节衣缩食供男孩读书，要求他们刻苦用功好学上进。1919年蒋南翔6岁在本镇滆南小学读书，1926年到宜兴县立中学读初中。1929年考入江苏省立镇江中学读高中，他学习勤奋，品学兼优。高三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风起云涌，他曾满怀爱国激情参加了沪宁沿线学生进京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1932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实现了多年来想进名牌大学读书的愿望。1933年，国内形势恶化。华北局势岌岌可危。蒋南翔受到很大的震动。
经同乡高年级同学的介绍，他参加了半公开的小型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秘密阅读华岗编写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后来他又参加了比较公开的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理论著作。
同时在同乡好友外文系高年级同学何凤元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秘密的“社联”小组。[1] 从此蒋南翔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有机会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还积极参加了宣传、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战活动。1933年10月由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万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入党后参加了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的在西苑的飞行集会，散发淞沪《一· 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还到清华园附近农村调查贫苦农民的情况等。
1934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党支部及时把原来规模较小又不公开的团体扩大发展，成立了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举办报告会、时事分析、读书活动等，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参加“现代座谈会”的哲学组，组织会员学习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著作。1934年10月“现代座谈会”举办报告会，邀请冯友兰教授以“在苏联所得之印象”为题向同学讲演，介绍他出国考察途经苏联时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情况的见闻，听众极为
踊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开始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先是以“反动分子”的罪名逮捕了给学生介绍苏联情况的冯友兰教授（后经学生抗议和校方营救而获释）。接着便衣特务持枪闯进清华大学，秘密跟踪校刊《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企图绑架他。特别是在中共北平市委遭到大破坏后，1935年1月和3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的事件，先后有地下党员、“社联”成员、“现代座谈会”会员、思想进步同学等近30人无辜被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瘫痪状态，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清华园。在这种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同时他主动找了原“社联”小组成员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在清华仅有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不久，蒋南翔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党的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清华大学小组。[1]“社联”小组逐步扩大，组成了有数十人参加的公开团体“学术研究会”。《清华周刊》总编辑为躲避便衣特务的迫害，不得不辍学离校后，蒋南翔被选为总编辑，他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把进步力量组织到编辑部里。姚依林任副刊编辑、杨述任文史栏编辑、韦毓梅任书报评介栏编辑、吴承明任总发行。《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蒋南翔撰写了《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国难中的青年应抱什么态度》等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学生运动。《清华周刊》还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校外有百多个遍及各省市的订户。当时有些不便公开邮寄的抗日救亡材料，有时也用《清华周刊》的封套经过这个发行网发出。
1935年夏，华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利用暑假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开展群众性活动。他们把留校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暑期同学会。蒋南翔当选为同学会主席，其他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李秉忱、陈其五、何炳棣、朱景梓等人。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后，他们立即秘密地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并在深夜把《八一宣言》张贴在学校的布告
栏上，还写成标语组织同学秘密地贴到清华园车站、火车上和附近的农村。
同年秋，原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何凤元获释回校后，蒋南翔介绍他与中共北平市工委周小舟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周要何凤元设法恢复清华党的组织并仍为党支部书记。何负责召集了恢复清华党支部的宣誓会，参加者有何凤元、蒋南翔、宫日健、陈国良、吴承明5人。何为书记，蒋南翔为支部委员兼共青团书记。10月，何凤元调到北平市工委工作，清华支部由蒋南翔任支部书记并任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此后增补了韦毓梅、方琦德二人为支部委员。
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清华大学派姚依林参加北平学联。根据当时北平学生抗日救亡势头日趋高涨的形势，北平学联决定创造条件发动一场全市学生的游行请愿行动。
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凤元到西郊区委传达北平学联的决定，并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清华党支部首先响应号召，于12月3日，在全校大会上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12月7日，根据中共北平工委的指示，决定12月9日发动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一次抗日救国游行请愿和示威活动。何凤元从城里赶回清华大学找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以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就独自躲到清华大学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闭门凝思，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接连用两个晚上，写成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个宣言先后印成单页在“一二· 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
蒋南翔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他激动万分，禁不住一边写作一边泪流不止，在“宣言”中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
12月9日，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响亮地发出“打倒华北自治”、“坚决抗日”的吼声。第二天起，北平各大中学校实行总罢课。12月14日报载：“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16日成立。北平学联作出12月16日再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的秘密决定。
刚重建起来的中共北平市委的书记林枫参与了学联领导核心的研究。何凤元又从市里赶到清华，找蒋南翔起草一份示威宣言，蒋奋笔疾书，一个晚上写
成了《一二· 一六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宣言》，由何凤元带回城里以“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团”名义印发。
12月底，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共同协商成立了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决定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一致抗日救国。清华党支部认真做了组织工作，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支部委员吴承明和救国会主席黄诚首先报名参加，同时动员全校团员和“社联”、“武卫会”等革命组织的成员参加，还吸收了一些进步同学共50多人，编入南下宣传团第三团，蒋南翔为三团指挥部成员。1936年1月4日上午，清华参加宣传团的全体同学在体育馆前集合举行宣誓仪式后出发，沿平汉线西侧南下，在沿途的市镇、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月14日队伍到达高碑店镇时，受到了早已埋伏好的武装宪兵、保安队、便衣队的突然袭击和围攻。在队伍无法继续前进的情况下，三团指挥部紧急开会作出决定：尽管这次南下宣传活动受挫，但已经组织起来的爱国学生队伍决不能就此被打散，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抗日救国组织，继续坚持战斗。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南下宣传三个团统一起来，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开会，北平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市里成立民先总队，由市委黄敬负责领导，各校成立民先大队。1937年成立“民先”全国队部。
“一二· 九”运动的烈火势如破竹，迅速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新高潮。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破坏。
1936年2月初，清华大学的静斋女生宿舍发现了一张告密的黑名单，开列了16名进步女同学的名字和所住房间号码，还附有宿舍平面图并标明16人住的床位。党支部得知此事后，蒋南翔决定立即向全校公布出去，全校师生大哗。
2月29日拂晓，500多名宪兵、警察、保安队对清华大学实行突然袭击，侵入校园，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蒋南翔首先被逮捕，关押到工字厅。许多同学闻讯后纷纷从宿舍赶到大操场对警察表示抗议。警察慌忙又把蒋南翔转移到西校门警卫室，绑在床架上。清华民先大队纠察队长方左英正吹哨子集合同学，被当场逮捕，也押到西校门警卫室。随后，刚从城里赶回清华的姚依林也被押进去。顷刻间，数百名清华同学一面喊着抗议口号一面疾步跑到西校门警卫室，面对警察毫无惧色，一拥而上，势不可挡，驱散了守门的宪警破门而入，把被捕的蒋南翔等3人解救出来，立即融入人群之中。愤怒的同学还到西校门外把停在那里的几辆宪警卡车当场砸坏。数百名警宪一无所获灰
溜溜地被逐出学校。他们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于是当晚由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出动了3000多军队，武装包围了清华大学，再次大搜捕。
幸好当天下午清华党支部已事先做了部署，让在学生运动中比较活跃、有可能上了黑名单的主要骨干预先躲开。蒋南翔躲到二院食堂和工友们烧火聊天，得到工友的同情和掩护。当晚绝大多数同学也都离开宿舍，集中到体育馆里。
全校熄灯，没有灯光。国民党兵摸黑进行搜捕，各座学生宿舍都是人去楼空，铁锁把门杳无人影。直到天色将明摸到体育馆，才发现大批学生，就在那里胡乱抓了20多位学生。但反动派黑名单上想抓的人一个也没抓到。北平市委何凤元在“二二九”事件以后赶到清华，通知蒋南翔要他离开学校暂避。蒋安排好清华党支部的工作后，于3月上旬，离平南下。到上海后，他与胡乔木（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和江苏省委的王翰接上党的关系，参加抗日青年团的工作，任上海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大学等校的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8月，蒋南翔从上海坐船回北平，在船上与刚考上清华大学的康世恩相遇，二人一路同行到清华。蒋南翔回校复学，康世恩前来报到。
1936年春，北平市委党内对学生运动的领导问题有争议，个别同志还专门向北方局领导申诉自己的观点。蒋南翔回清华后向北方局写了关于加强学生运动领导与实行统一战线的意见书。9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了解情况，研究如何改进学生运动的领导问题。彭在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以后，于1936年10月代表北方局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由彭真直接负责联系。彭真还指定蒋南翔为北平学委书记。北平学委由蒋南翔、高承志、于启明3人组成，蒋南翔负责领导北平学联党团、西郊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党支部，主编公开的进步刊物《北方青年》和学委的秘密刊物《生活通讯》，仍兼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北平学委成立后，蒋南翔写了一篇《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以北平学联的名义公开发表在《学生与国家》的创刊号上，实际上这是新成立的北平学委的“政策宣言”。这篇文章对过去学运中存在的某些“左”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根据党中央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对学校老师以及社会各界主动采取了团结和合作的态度。蒋南翔还以余莫文、安来和井川等笔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西安事变发生后，左派学生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并提出要上街游行，党内有的负责同志也有这种意见，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彭真也赶到北平，劝大家等待中央的消息。直到周恩来飞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后，学生中的争论才平息下来，北平学联党内也统一了认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7月28日北平沦陷，许多大、中学生纷纷南下。蒋南翔按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和杨学诚、黄诚一起负责平津流亡学生的工作，陆续在济南、南京建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9月，奉北方局彭真指示，赴太原讨论青年运动工作方针，后留在北方局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领导山西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主编《动员报》，宣传八路军抗战事迹。
蒋南翔1937年底赴武汉，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1938年，筹备并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并主编《战时青年》杂志，和杨学诚一道创立了“武汉青年救国团”。10月，赴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青委召开的中央青年工作会议。
1939年经周恩来请示中央，调蒋南翔去重庆，任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
参加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和活动。主编《新华日报》青年副刊《青年生活》。继续主编《战时青年》杂志。1939年4月起，曾开办了几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参加受训的全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还办了一期党支部书记训练班，时间长达三个月，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负责同志都讲过课。同年9月，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了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青委委员胡乔木由延安赶来参加会议，并分别作了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中央青委委员、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作了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会后，蒋南翔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论大后方的学生工作》。1940年6月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提出了“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的学生运动方针。南方局青委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将决定内容通知到国统区青年团组织，使党的骨干在学校中保存下来，并团结了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还向延安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南翔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大后方工作组组长，负责研究国统区的青年运动。他还兼任《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写了《论现在的学生运动》、《边区青年运动的一个基本问题》等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
1943年蒋南翔主持中共中央青委工作，积极参加和领导青委的整风运动。但是，在审干中，由于中央对党内敌情估计过重，特别是由于康生的插手，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反特扩大化，使他对运动产生了根本怀疑。1944年4—5月间，他听到“一二· 九”运动的骨干杨学诚这样纯洁的优秀青年也被定为“特务头子”，而且许多地方把对杨学诚的定性结论作为审干的尺度。蒋南翔深感运动“这样推演下去实在于党于革命大有损害”，曾直接找过刘少奇，简单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44年7月，蒋南翔参加边区文教工作组到陇东去考查，看到那里的“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比延安还要严重。
1945年3月，蒋南翔经过认真思索，坦诚地向党中央写了2万多字的《关于抢救运动意见书》。他从实际出发，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运动中存在的严董问题，深刻地分析了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他在《意见书》中写道：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
“抢救运动在反奸工作方面虽然获得了相当成绩，但另一方面却使党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而且把成绩和损失相比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对于抢救运动产生错误和缺点的分析，康生只是指出了一般错误的现象，并没有指出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康生对于反特斗争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和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符合”。
“抢救运动中所普遍盛行的群众斗争大会”，“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的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是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这种带有盲目性的群众斗争大会，却一直被认为是反奸工作中群众路线的重要部分，这真是对群众路线的莫大误会”。
“此次抢救运动中，在审查新知识分子工作上面，产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
“关于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央能够根据各方面的特别是下层的实际情况，正式作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这样既能帮助全党同志正确的接受此次从痛苦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又能在这一问题上面使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帮助全党同志的真正团结”。
“最后，我们应从此次抢救运动得到教训，从此废止在党内进行普遍肃反这种反奸斗争的方式。”“这种党内大规模肃反性质的反奸斗争，这种已经在屡次实际斗争中证明是有害的斗争方式，我们实在到了应该给它作出否定的结论的时候了”。
1945年夏，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南翔被选为候补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这个《意见书》在“文革”中被作为蒋南翔反对党中央的“罪证”。直到198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正式作出结论，为蒋南翔同志平反，明确肯定蒋南翔当年给中共中央写《意见书》，“不但符合组织原则，内容也实事求是”。在蒋南翔同志辞世前不久，《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1988年第4期上全文发表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在派遣党政军干部开辟东北解放区的同时，决定组织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开辟青年工作。1945年9月，任弼时召集中央青委的冯文彬、蒋南翔、宋一平谈话，责成中央青委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去开辟工作。10月，组成了由中央青委和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干部为主的90多人的“五四青年队”，蒋南翔任队长，宋一平为副队长。10月11日该队从延安出发，徒步行军，一路上翻山越岭，走了三个多月，于1946年1月底到达了当时东北局所在地海龙县。蒋南翔被分配到东丰县任辽北分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他着手恢复了当地中小学教育，创办了《辽北青年》杂志，举办青年短训班，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吸收了一批青年参加革命工作。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市解放，东北局迁至哈尔滨市，蒋南翔调任哈尔滨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市教育局局长。以后又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委书记。
蒋南翔遵照任弼时在延安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从东北青年的实际出发，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循序渐进地解决青年思想问题的工作方针。他领导哈尔滨市委青年工作组的同志，从组织进步青年读书会，帮助大家自学《新民主主义论》开始，继而建立青年俱乐部，组织各种青年活动。蒋南翔还举办系列讲座，亲自担任主讲，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广大青年思想发动起来之后，蒋南翔及时提出建立一个革命青年组织的意见。经过酝酿，1946年8月11日在哈尔滨市正式成立了永久性的青年团体“民主青年联盟”（简
称“民青”），“民青”在哈尔滨市大、中学校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进步青年的核心，团结带领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劳军、遣侨、扩军、土改、战地服务等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青”由哈尔滨市逐渐发展到北满、西满、东满许多县，成为东北影响最大的青年组织。1948年5月4日根据中央青委关于试办青年团的通知精神，在“民青”基础上建立了“毛泽东青年团”。同年9月，毛泽东青年团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整个建团过程中，蒋南翔亲自帮助修改“民青”章程和拟定“毛泽东青年团”团章，帮助总结工作、培训团的工作骨干等。
在恢复和发展哈尔滨市的教育工作中，蒋南翔正确地坚持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青年学生教育爱护的方针。他选派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各大、中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市教育局党内建立教委。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哈尔滨市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蒋南翔任“学委”书记。
1947年春开始，北满解放区土改运动逐渐铺开，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波及到城市，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领导，错误地在学生中推行贫雇农路线，成立学生“贫雇农团”，对地富子弟学生进行斗争，甚至有的地方成批地开除地富子弟学生，遣回农村交贫雇农批斗，造成不少学生被迫跑到长春、沈阳投奔国民党。蒋南翔坚决抵制了这种错误做法。在哈尔滨市委的支持下，蒋南翔要求全市的大、中学校领导执行以下两条：（一）对地富子弟学生不能和地富画等号，应该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后备力量，不能把他们推到敌对方面去；（二）学校是教育机关，不能把土改中的贫雇农路线机械地搬到学校，禁止对地富子弟学生进行批斗和体罚。这两条使哈市的教育秩序渐趋正常，也保护、教育、争取了一批地富子弟学生。
在1947年8月召开的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发起对哈市教育工作的批评，指责哈市教育右倾，犯了路线性错误。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在总结报告里也说：“有些同志阶级观点模糊和阶级立场不稳”，“在我们的学校里应长贫苦子弟志气，灭地主子弟威风……”[1]。当时蒋南翔正率中国解放区青年代表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回国后，他不受外界政治压力的影响，继续坚持哈市学校的正确做法，同时向东北局的有关领导汇报自己的观点：组织贫雇农子弟斗地富子弟学生，这是把地富子弟和地富阶级画等号，完全否定了地富子弟的革命性一面，也否定了党对他们的教育和政策影响。地富子弟学生年轻，未直接参加剥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可以团结、教育、争取过来的，不应把他们推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代表东北局领导哈尔滨市工作的王稼祥及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完全同意蒋南翔的观点，肯定了哈市教育和青年工作是正确的。1948年1月，东北局正式作出《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重申党对知识分子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纠正“左”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同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的指示》，指出各地发生的机械搬用土改中的斗争方式是不正确的，必须予以纠正。
随着东北战场发生的重大转折，哈市的党、政、公安机关迫切需要补充政治上可靠、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干部，教育战线、青年工作战线也亟须补充骨干力量，哈尔滨市委决定举办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任命蒋南翔为校长。这是一所新型的培训青年政治干部的学校，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蒋南翔亲自讲授哲学课。“青干校”于1947年6月2日第一期开学，到1948年11月共办了三期，培训了750多名青年干部，其中许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
1948年7月蒋南翔调任东北局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负责领导《东北日报》工作。10月，率中国解放区青年代表团赴华沙参加国际劳动青年大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11月，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平壤参加朝鲜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
1949年，蒋南翔调回北京中共中央青委工作，在任弼时领导下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副主任。他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的报告，并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创办《中国青年报》。
注释
[1] 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当时清华大学“社联”领导人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牛珮琮。
[2] 中共中央组织部蒋南翔人事档案。
[1] 蒋南翔“个人自传”，中共中央组织部。
[1] 《告全国民众书》，《怒吼吧》（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编的刊物），1935年，第1期。
[1] 《东北日报》，1947年10月2日。
蒋南翔··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1949年10月在团中央的常委扩大会上蒋南翔作了《关于青年团在学校中的工作方针》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改写成文章《论开展学校中的新民主主义学习》，发表在1950年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33期上。文章指出：解放后，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是引导广大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技能，建设新中国。青年学生要做到科学知识、进步思想和健全体魄三者相统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1951年12月3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各校教职员工都应积极参加。1952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派蒋南翔负责领导燕京大学的“三反”运动，后来又增加了辅仁大学。蒋南翔提出：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要把重点放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主要是引导师生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列主义对教育工作的指导地位。4月下旬，燕京、辅仁两大学的“三反”运动告一阶段，开始“组织清理”（即清理党员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工作，蒋南翔提出要提倡自觉自愿、防止追逼，不要重复延安“抢救运动”的错误。这两所大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得比较顺利，广大教师心情舒畅，觉悟提高了，效果很好。蒋南翔向党中央写了工作总结报告，党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它对此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52年11月，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同时经教育部批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他受命后立即带领几位清华大学的干部到东北的鞍山、哈尔滨、沈阳等地考察，参观工厂、召开技术人员和清华大学毕业生座谈会，专门到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改革较早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调查，还征询各地党政领导特别是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调查，初步了解了国家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
1952年12月31日，蒋南翔正式到清华就职。蒋南翔来清华时，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已经开始，清华大学的文、理、法、农四个学院分别调整到其他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设有土木、建筑、机械、电机、水利、动力、无线电、石油工程八个系的多科性工业大学。他虽对全国院系调整有些看法，特别是对学校原有的理学院调出清华深表惋惜，但是也只能从调整后的清华大学现状出发考虑清华大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主张要发挥清华大学多年来形成的多学科的优势与严谨的校风，要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他强调，新清华有别于旧清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清华为人民服务。他提出要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第一流的多科性工业大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
蒋南翔主持清华大学的第一阶段，1952年底到1957年，主要是对旧清华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 他认为：由资本主义旧的高等教育，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根本性质的变革。它不仅是单纯科学技术的提高，而且包括整个教育思想、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的根本改革。为了实现这种改革，迎头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当前要虚心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他按照国家建设需要和学校条件，在现有各系设置了有明确培养目标的22个专业。当时苏联专家曾提出清华大学不应该设无线电专业（苏联的工科大学不设此专业），蒋南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说服了苏联专家组长。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各专业都参照苏联经验制定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使全校都有计划地进行各项教学工作。但由于结合中国实际不够，在实践中出现了师生工作、学习负担过重，管理工作忙乱的现象。他及时提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不能急于求成，他要求各系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减少总学时，精简课程；并提出全校的教育改革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有专家的系先改革试点，有专家的课程先试讲，树立典型，总结经验，逐步推开。他动员全体教师，凡新开的课、未做过的实验、课程设计，自己要先作一遍做好充分准备，争取在教学上人人“过河”（指教师们把一个专业的教学过程全面搞过一遍叫作“过河”）。他自己以身作则，到课堂上同学生一起听苏联专家的课，专心听讲、记笔记、课后作习题，还重点选择一些实验亲自动手操作。到1957年，清华大学从教育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都进行了深刻的有益的改革，在全校范围内全面地实现了“过河”。
在教学改革的同时，蒋南翔着力抓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常引用老清华的一句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认为办好一所大学，教师水平是关键，教师队伍建设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从清华大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当时全校共有教师425人，讲师和助教有327人，占77％，教师普遍缺乏实际生产经验），提出团结、依靠老教师，加速培养新教师，新老合作、自力更生，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方针。他认为依靠和信任老教师是顺利完成教学工作的关键，对老教师不仅是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而是要团结“全体”，即“团结百分之百”。他组织老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觉悟，亲自帮助老一辈著名工程教育家、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提高思想觉悟，并介绍其入党。1955年，刘老成为全国老知识分子中最早入党的，蒋南翔专门写了《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他选派优秀老教师到苏联进修、搞科研，向教育部申请增派苏联专家到清华，帮助各系老教师增开新课、做课程设计、建立实验室，安排 老教师到工厂参观、收集生产实际资料，清华大学和科学院所合作让老教师直接从事科学研究，在校内的教学改革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蒋南翔对培养新教师尤为重视，提出政治业务并重、数量质量兼顾、理论实际结合的培养方针。给每一个新教师制定出进修计划。有的派到苏联留学，有的直接由在清华的苏联专家培养。有的系预先指定新教师开某一门课，提前一年或两年“订货”。考虑到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搞突击，蒋南翔提出“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口号，要求每个教师都从自己的实际水平出发，自觉的刻苦学习，争取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把本专业培养学生的过程从头到尾摸一遍。到1955年以后，大批年青助教培养成才，不仅能开出新课程，还能指导课程设计，有不少人已经能指导毕业设计了（当时有86人）。 清华大学教师奇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专门人才。蒋南翔把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放在首位。他直接领导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曾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亲自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课。他在高等学校中首创政治辅导员制度，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批业务好、思想好的共产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实行半脱产，一边学习，一边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1975年6月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这种工作制度，说“这个经验好”。他经常召开各方面学生代表开座谈会，言传身教。他召开有“自来红”思想的高干子女开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遗传”、“接班不是接官”，要他们深入工农群众，向劳动人民学习。蒋南翔认为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要解决毕业后用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刻苦学习。对学生中的党、团员，他要求他们要把学习业务当作政治任务来对待，这是个劳动态度问题。他特别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做好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蒋南翔提出，为了解决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学生要有健全的体魄和勇于克服困难的毅力。在他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激励下，清华大学的学生体育锻炼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如每天下午有一小时全校性锻炼活动，每年春季举行群众性高速度（100米）运动会，每年冬季举行大规模的越野比赛。学校成立了校体育代表队，实行集中训练、集中食宿，单独成立党、团组织，使队员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在“文革”前几届北京市高校学生运动会上，清华都是男、女及团体总分第一名。蒋南翔还十分重视在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形象地比喻学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工作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四支代表队各有特长，但都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都要在班集体中起模范作用、带动和团结同学共同全面发展，他说这是“殊途同归”。他还在清华建立了奖励优秀班级的表彰“先进集体”的制度。
1954年蒋南翔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蒋南翔主持清华大学的第二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主要是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使清华大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1958、1959年清华大学在蒋南翔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全面的教育革命运动。在当时“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也受到“左”的干扰。教学活动中发生了劳动过多，影响基础理论课教学等情况。但蒋南翔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在校、系领导干部中反复强调不要随大流，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提高教育质量。有的系提出把普通劳动者作为培养目标，要修改教学计划，他即刻指出普通劳动者是指精神状态，不能作为培养目标。在他的掌握下，清华大学努力做到不停课去搞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除一度在全校搞过大炼钢铁外，学校的教学秩序未受到很大影响。
在教育革命中，他十分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注意总结实践经验。他对水利系接受水利部设计密云水库的任务作为毕业班毕业设计项目，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非常重视并给予支持和帮助，认为这是教育改革的一项创举。他亲自总结经验在全校推广。这种教学与生产结合、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的经验，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1960年1月，教育部组织50多所工科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教学、科研讨论会。 清华大学在会上介绍了把毕业设计作为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点，通过毕业设计带动学校各项工作全面提高的经验，在全国高等工科教育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蒋南翔在全校扩大干部会上进一步提出：“把清华大学建成为先进的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基地。”
1957年到1959年，政治运动频繁，尤其是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清 华大学的反右派斗争也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错划成右派。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学生中批判“白专道路”，在教师中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专家”，伤害了一些同志。蒋南翔后来作了自我批评。
1961年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贯彻《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简称《高校六十条》）。清华大学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讨论《高校六十条》，蒋南翔提出用“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分析清华问题。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52年学习苏联为第二阶段，1958年教育革命为第三阶段，都要做一分为二的分析。每个阶段好的经验都应保留，有缺点都应采取措施加以克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明确方向、继续前进。全校师生认识统一后迅即掀起扎扎实实贯彻《高校六十条》的高潮。此后几年里清华大学教学秩序稳定，师生的教学和学习积极性得到较好发挥，各项管理有章有序，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科学研究成果取得突出的丰硕成果。到1966年，清华大学的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办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教师由1953年初的425人（含教授、副教授98人），发展到21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02人，形成一支新老结合，具有较高思想政治和学术水平的师资队伍。与1949年相比，在校本科生人数增长4倍，超过万人规模：建国后共培养合格毕业生2万多人，是建国前清华毕业生总和的8倍，其中许多人工作成绩优异。在1965年举办的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科研和生产成果展览会上，展出了程序控制铣床、电子感应加速器、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光速测距仪、浮动喷射塔板等70多项成果，数量居参展各校之冠，有些产品的质量和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学校的系利专业数目比院系调整时翻了一番多，校园面积由92公顷增加到212.5公顷，建筑面积由10万平方米增加到43万平方米。
1960年1月蒋南翔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仍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分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1961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蒋南翔分赴天津、北京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蒋南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校六十条》）。1961年7月底，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蒋南翔关于《高校六十条（草案）》及其起草的说明，并对草案初稿进行了讨论。8月初，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了四天会，8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高校六十条（草案）》和中央指示草稿进行了讨论。 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主席核阅批准的《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原则批准了这个《条例（草案）》，决定在教育部直属院校讨论试行。此后，蒋南翔还主持起草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三个《条例（草案）》下发后，各级学校工作迅速走上正轨，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受到尊重，大中小学学生认真读书蔚然成风，教育质量明显高，科学研究成绩显著。1962年3月，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校六十条》可以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试行。
1962年，蒋南翔先后召开了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和高等学校理科教学工作会议，研究了修订教学计划和典型课程的教学大纲，着重研究了提高教学质量问题。1963年召开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强调了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会后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同年，还召开了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会后制定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此后，他还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修订了《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适当调整专业的业务范围，增加若干新专业。还抓了高等学校理工科的教材建设工作。
1965年1月，蒋南翔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书记。
蒋南翔··在十年“文革”中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6月1日向全国广播。顿时北京大学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当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成为大字报点名批判的重点人物之一。6月6日国家机关党委派人到高教部党组，宣布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蒋南翔不能领导高教部的“文革”运动。6月7日蒋南翔作为校长、党委书记亲自到清华大学在全校大会上讲话，强调发挥党委对“文革”运动的领导作用，力图把当时的混乱形势引向正轨。6月8日，中共中央派人到高教部召开司局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大家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蒋南翔，并当场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与此同时，中央于当晚派出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清华大学的工作由工作组领导，学校党委停止工作。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立即打电话向蒋南翔报告，蒋南翔告 诉刘冰，他已停职反省，今后有什么事不要再找他了。蒋南翔冷静而坚定的对刘冰说：“昨晚我说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现在再补充一句，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公布了第一批可以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单，蒋南翔被列入其中，从此由挨“批判”升级为挨“批斗”。1968年，蒋南翔被当作重要审查对象，关进了北京卫戍区进行“监护”审查，直到1970年8月才放回清华大学监督审查。在长达四年的无数次批斗、审讯中，他忍受皮肉之苦，从不承认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更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期间蒋南翔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也写过检讨，但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无端的诬陷和对其革命历史的歪曲他都不予理睬。1969年中秋节时，他吟《钗头凤》一首以表衷肠。词曰：“月当头，又中秋，玉兔默窥前庭柳，西风促，秋叶落，欲笺心事，孰诉衷曲？莫! 莫! 莫!身虽囚，心如旧，‘俯首甘为孺子牛’，傲霜菊，耐萧肃，清寒自守，素志永笃。乐! 乐! 乐!”
“军宣队”进驻后的清华大学是“中央文革”直接抓的“六厂二校”典型之一，由“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迟群及其一伙直接控制。为了大树这个典型，1970年迟群组织人马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简称“创办”）的文章，同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座谈会，炮制了一篇《座谈纪要》。这两篇文章一起刊登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八期上。迟群一伙声称《创办》是经过毛主席批示肯定的，并以对《创办》的态度来划线，谁不赞成《创办》的观点就要遭到批判，甚至上纲为“反对毛主席”。北京卫戍区也给正在“监护”审查的蒋南翔一本《红旗》杂志让他学习一下《创办》。
蒋南翔认为《创办》所言既不符合教育战线的实际，又不符合教育规律，用之去指导教育工作后患无穷。他对文章中的许多错误观点加了批注。全文共批注了20处。对《创办》中否定一切，把“文革”前的高等教育一概称为“封、资、修教育”，攻击原有教师都是“长期三脱离”，污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等谬论，蒋南翔在批注中质问他们：什么是封、资、修教育制度？你们有什么事实依据？过去的毕业学生很多是受到工人、农民欢迎的知识分子，你们是以偏概全。对《创办》中自我吹嘘的经验，蒋南翔多处进行揭露批判，质问他们：在理工科教学中搞大批判，主要斗争对象是什么？什么是数学、物理学、化学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没有区别？初中程度加上半年的学习就超过了过去的大学？是实际？还是推论？在全文的最后他质问道：你们这样办的理工大学与中专、技校有何区别？蒋南翔对张春桥、姚文元组织的《座谈纪要》也同样加了批注。
1970年8月，蒋南翔由北京卫戍区送回清华大学“审查”后，迟群一伙就想用《创办》这个“尚方宝剑”来压服他。回校后迟群第一次找蒋南翔谈话时劈头就盛气凌人地问：你看到《创办》这篇文章了吗？学习以后有什么看法？蒋南翔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并把自己在卫戍区时就加了批注的那本《红旗》杂志当面交给了迟群，还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迟群万万没有想到关了两年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竟敢如此顽抗，气急败坏地立即组织对蒋南翔连续进行批斗。
迟群亲自出马找蒋南翔谈话，以势压人，妄图使其低头认“罪”。蒋南翔据理辩驳，并指出：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不作分析，只举了些例子就说是一条“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经过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做的密云水库设计，清华大学自己设计建造的原子反应堆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样的批判说服不了人。 迟群听后勃然大怒，站起来指着蒋南翔高声说：“你态度恶劣，口口声声为自己辩解，没有悔改之意。”蒋南翔毫不示弱，泰然自若地回答：“你们在全国报纸、杂志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判，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蒋南翔敢于同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面对面激烈交锋，使当时在场的清华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事后，有些好心人非常同情地劝他：算了，别硬顶了，对自己没好处，反正是大势所趋。蒋南翔诚恳而认真的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谈自己的看法不是顶，是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一定要实事求是，靠高压去征服人，迟早要失败的，历史是无情的，不要看一时的趾高气昂。”
从1970年8月直到1974年9月，蒋南翔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汽车厂的铸工车间劳动，整天干着又脏又累的活，每月只发给他40多元生活费，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点，还要经受一次一次的“提审”、批斗等精神折磨。在漫长的 劳动“改造”过程中，他强忍身体上、精神上的一切痛苦，始终坚信真理终归战胜邪恶。他主动利用可能的机会多同车间的老师傅、年轻的学生接触，多了解一些清华大学的现实情况，从诸多现象中进行调查研究。当他看到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清华大学被糟蹋得不像个大学样子时，焦虑万分，再也看不下去了。蒋南翔不顾个人的安危，在铸工车间的一次学习文件会议上，作了一次长篇发言，针锋相对地抨击迟群自鸣得意的“办新型大学”的新路子。蒋南翔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办的汽车厂，汽车质量没有过关，教学工作没上轨道，生产、教学顾此失彼，陷于被动。究其根源是由于校办工厂的方向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两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对清华大学来说，应以‘办学’为轴心，而不是以‘办厂’为轴心。”他还尖锐地指出：“对于理工科大学的清华来说，它的培养目标除了和中专技工学校在政治上的共同要求以外，应该而且必须注意到它区别于技工学校和中专的特殊要求。”“清华大学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强调了政治，忽视了红与专的正确结合。”还指出：“对于‘专’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甚至回避这个问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生怕一提出对于教育质量应有严格的要求，就被视为‘穿新鞋、走老路’。实际上是杯弓蛇影、因噎废食。”“如果理工科大学只学中专水平的科学技术知识，那么理工科大学和中专、技工学校在实质上是同义词。”
1972年7月，蒋南翔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表明自己要继续革命的决心，同时，附交了在清华大学劳动两年的总结和对清华现状的看法。这一切引起了迟群一伙的切齿痛恨。这时全国各省都成立了“革委会”，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得到“解放”和重新安排工作，而迟群一伙硬是不让蒋南翔“解放”，而且还向北京市委汇报称：蒋南翔到现在还在说，对林彪恨得起来，对刘少奇、邓小平恨不起来，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死不悔改。由于蒋南翔相当长的时间得不到“解放”，曾有一位老同志去探望他，关心地问他“检讨”写得怎么样了。他说：在工作中我是有错误的，所以，我应该写检讨，但我不能拿原则作交易。我不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无论在清华还是在高教部，我都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我从来没有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硬要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1974年9月，毛主席亲自批准由周总理报送的指定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中有蒋南翔，迟群一伙接到通知后，不得不匆匆于9月29日宣布蒋南翔“解放”。第二天蒋南翔应邀赴会，被安排与一位老教授同车，一路上该教授问蒋南翔：你对现在的教育革命怎么看？蒋南翔实事求是地说：《创办》把过去的教育一概称为封、资、修教育，说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与工农兵心隔心，谈不拢，长期三脱离，我看不能一概而论。过去十几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全国各地是受到欢迎的，很多人已成为工人、企业的骨干，实践证明他们的质量是好的。而现在的教育质量如何，我还不能肯定，因为检验工厂产品的周期是一年两年，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它的周期要五年、十年才能见效。现在有人说工农兵大学生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校学习两三年就具有国际水平；我看这种估计未免太乐观了。你们是教基础课的教授，现在这种取消基础课的做法恐怕不合适，将来还是要有基础课的，而且基础要打扎实。这次不寻常的谈话，很快就反映到迟群那里。迟群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解放了也要拉回来再斗! 并预谋要把蒋南翔遣送到农村去长期劳动改造。幸亏暗中保护蒋南翔的同志得知了这个信息，促其急速向党中央写信要求调离清华。后来，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将信转给李先念。 1974年11月中央组织部正式下调令将蒋南翔调离清华大学，安排他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暂住。这样，才结束了长达八年多的折磨。
1975年至1976年蒋南翔先后到林县、辉县、洛阳市等地，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劳动、接触群众和了解生产、学习、生活情况。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11日，蒋南翔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委员、常委、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同年7月29日，又兼任中国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蒋南翔··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
1977年10月蒋南翔奉调回北京，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担任了全国科学大会秘书长。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后，蒋南翔受邓小平委托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高等学校情况作调查研究。历时两个多月，写成《北京大学调查报告》、《清华大学调查报告》上报，邓小平阅后批交有关部门执行。6月23日邓小平召集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达（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就《清华大学调查报告》谈清华大学的工作。邓小平对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思想问题等作了重要指示，最后他说：“清华的问题，我同意你们的报告，工作就这么做。”此后，蒋南翔又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就“要大量派遣留学生”问题与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研究，写了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报告，经邓小平批示“我赞成” 后执行。蒋南翔还抓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科技界知识分子平反的工作。
1979年1月4日至24日，国家科委、教育部和农林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蒋南翔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武器，列举了“文革”前十七年高教战线的十件重大事件，回顾和总结了高教战线的历史经验。提出：“文革”前十七年执行的基本上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当然也有缺点错误，各个地方、各个时期、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在讲到关于高等学校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时，他指出：“鉴于高等学校是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外伤和内伤都很严重，需要有一段时间医治创伤，恢复元气，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继续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的整顿，在整顿中前进，在前进中整顿，为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5月9日，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在会议期间，有数十位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将蒋南翔调回教育部。经邓小平提名，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蒋南翔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党组书记。
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又是受“两个凡是”束缚较重的部门。 蒋南翔接受任命后，深感任务艰巨。从何入手呢？他认为：“一、要解决三个路线；二、思想路线是基础；三、真理标准是核心。”[1]2月8日他在教育部全体干部会上的讲话较详细的阐明了这个大思路。他提出教育部今后的工作，第一是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武器，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28年教育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是非，加强安定团结。第二是要逐步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使教育工作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轨道上来。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第三要按教育发展规律制定教育规划。蒋南翔到任后立即抓紧拨乱反正和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工作。
1979年初，教育部党组及时向党中央写报告，代表全国教育工作者，迫切要求推翻“四人帮”及其亲信强加在教师身上的政治枷锁：“两个估计”[2]。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并指出这两个文件是错误的，对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要深入批判。广大教育工作者如释重负，思想大解放。教育部又集中组织力量加速清理和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同时抓紧对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和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师生进行复查和平反改正工作，到1979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使大批干部、教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大大调动了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蒋南翔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到端正思想路线的一项基本建设，必须作为首要任务抓紧抓实。他主持召开教育部党组扩大会，决定司局长以上干部集中一段时间，联系实际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并决定在全国教育战线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后，蒋南翔更是不失时机地作了大量工作。4月中旬，他在清华大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总结十七年办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经验》说：建国后十七年，学校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党的领导， 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实践证明新中国高等教育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5月上旬，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蒋南翔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倡要敢于坚持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要勇于修正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强调中小学教育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又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提出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关系极大，一定要建立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从根本上改变中小学的局面。5月下旬，教育部召开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蒋南翔在会上讲话强调：毛主席提出的“三好”，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再次提倡青年学生要有远大抱负，立志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在这期间蒋南翔还先后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团的干部大会、全国学联十九次代表大会、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有关会议上，坚持不懈的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学生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80年1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重要讲话，总结了历史经验和分析了 教育战线的形势，对当时社会上和教育界内部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澄清，明确了教育工作必须继续贯彻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教育方针。会后教育战线内部各级领导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认识提高了，思想比较统一了，调动了积极性。
1980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蒋南翔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我国教育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分析了建国以来“左”的错误在教育战线的表现。他指出：我国建设事业是要改变“一穷二白”即改变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面貌，可是建国以来，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没有摆到应有的地位，《论十大关系》也没有论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我国的文教建设未能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建设事业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办学校要求稳定的环境和秩序，学生的基本任务是要学习知识、掌握业务，但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搞政治运动，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知识分了政策过左，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的范畴，使他们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忽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社会地位低，经济待遇低到很不合理的程度。对于国家干部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使干部安于当外行，助长了工作中的瞎指挥现象，也影响了一代干部的全面成长。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追求高指标，不量力而行，几次大起大落，不但数量没有保证，而且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在“文革”中，凡是有学术成就的专家，几乎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打倒。
蒋南翔还十分重视抓治乱治散，整顿和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工作。 清理和调整了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使一些知名教授重新回到学校领导岗位，也安排了一批又红又专的年轻知识分子充实加强了各级学校的领导；宣布取消中小学分“快班”、“慢班”的做法，强调学校要面向全体学生，学校要正常上课；集中组织力量编写中小学教材；提前召开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按照高教发展必须遵循需要与可能统一的原则确定了1979年的招生计划，克服了盲目大发展对高等学校工作的冲击；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结束了绝大多数学校下放地方领导的混乱局面，逐步恢复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领导管理体制；教育部召开学制问题座谈会，纠正了片面强调缩短学制造成的课程设置混乱等问题，逐渐统一了全国大中小学的学制。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1979年当年基本实现了蒋南翔提出的9月1日全国大中小学按时开学的目标。此后学校秩序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要建立自己的学位制度的指示，国家有关部门和教育部立即着手研究落实。当时曾有些人主张把我国第二次拟定的学位条例草案（指1961至1964年由聂荣臻主持起草的文件，但中途搁置下来），略加修改即可。蒋南翔认为，该学位条例草案，虽然在工作中有许多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限于当时的环境，该条例受苏联学位制度影响较大，在学位的分级和学术要求标准等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缺陷，不宜照抄。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情况，主张我国学位分级宜采用多数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与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相联系，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对于硕士学位，也不是简单照抄国外的做法，他主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一级独立学位存在，因为当时我国还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可以大量培养博士。 他对建立学位制度的重要意义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实行学位制度的目的是促进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不能在20世纪内为国家培养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不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国“四化”所遇到的最新科学技术问题，那就意味着我国的教育不独立、科学不独立、经济和国防也没有真正独立。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经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三次常务委员会通过，198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教育方面第一部由全国人大批准的法律文献。
1979年4月，党中央针对国民经济存在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后被称为“八字方针”）。蒋南翔于1980年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计划的会议上，他以“教育上不去，四化将落空”为题发言。他说，比例失调，不仅是经济建设内部的比例关系失调，还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失调。先进的工业要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文盲的基础上。对文化教育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这使我们的国家吃了亏。他的发言引起与会同志重视。蒋南翔后来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教育工作时，也反映了上述意见。提出必须调整教育与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
蒋南翔在教育部长任职期间，从教育战线的实际出发，用大力气抓了教育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并开始了教育改革的探索。
“文革”后，百废待兴，在“大干快上”不切实际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社会上和教育战线内部要求立即提高和扩大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呼声甚高。 蒋南翔和教育部党组分析了教育形势，认为教育事业必须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加速发展，但发展不仅包括数量的增长，还应包括质量的提高；教育的发展要符合教育规律，使各级各类教育得到协调发展。
蒋南翔历来主张必须把发展数量和保证质量并重。他提出教育的发展必须注意需要与可能的统一，目前和长远的统一，核心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
经过调查研究，教育部党组提出了贯彻“八字方针”的思路。1980年5月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提出的小学要普及、中学教育结构要改革、大学要提高质量、实行两条腿走路、业余函授教育要大发展的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方针，得到了书记处的赞同。
关于普及小学教育，他提出要“改革领导体制。要全党重视教育工作，必须明确，普及小学教育问题，应由地方党委负责”。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他认为“中学教育，同时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一是为社会输送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后者是大量的”。 他提出“普通中学向职业学校转变，职业学校的比例要提高”。“在农村的中学就主要面向农村”，学到为农村服务的实际本领。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蒋南翔提出要着力办好重点大学，重在提高质量。他支持扩大高校自主权，提出经过改革要使高校成为教育和研究的中心，以科研带动教育，以教育促进科研，国家建设所需的高级人才的培养要立足于国内。1980年，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和夜大学工作会议。强调发展高等教育应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办学。蒋南翔在会上讲话说，业余、函授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长远看起来，实行两条腿走路，业余、函授这条腿将来肯定是越来越大，数量迟早要超过全日制学校。
在1979年至1981年期间由教育部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颁发了几个关于教育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等，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
蒋南翔1979年起任教育部部长至1982年调离教育系统，历时三年半。 这是社会大变革的三年，是排除各种干扰克服重重困难的三年，也是边恢复边发展在调整改革中前进的三年。在这期间，小学普及有很大进展，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3％。中学结构改革初见成效，普通高中的校数由4.92万所压缩到2.08万所，招生数由692.6万减到279.32万，毕业生由682.7万减到103.94万；农、职业中学大幅度发展，招生由7.33万增到42.6万，在校生由l5.4万增到70.36万。普通高等学校稳步发展，高校数量由398到715所，招生数由27.5万增到31.5万，在校生由85.6增到115.4万。成人高等教育有很大发展，在校生由45.46万增到117.26万（其中本科生64万）。三年来，学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教育改革出现新气象，基本上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五年小见成效”的目标。
在此期间，蒋南翔先后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注释
[1] 蒋南翔个人日记。
[2]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着。学校的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后来把两条错误结论简称为“两个估计”。
蒋南翔··最后的奉献
1982年4月王震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同年8月中共中央调蒋南翔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协助王震主持常务工作。8月21日蒋南翔去中央党校报到，并表示：“今后，我们要在过去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承先启后，继续前进。”中央党校是我国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党校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符合中央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新型党政领导干部。党校教育要进行改革是摆在蒋南翔面前的新课题。 报到后，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开始了为开创党校教育新局面的探索。根据中央对党校工作的指示和“十二大”提出的干部教育正规化的要求，11月25日蒋南翔和王震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中央党校今后教学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意见》中建议：“今后党校的任务，要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逐步转向正规化培训为主，以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意见》还对党校今后招生对象、班次设置、课程设置、考试制度、教材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意见》上报不到一个 月，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中发〔82〕53号）并作了批示，认为中央党校的任务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逐步转向正规化培训为主，“这是我们现代化事业的需要”。1983年2月，受中央委托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十二大精神和中央（〔82〕53号）文件，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问题。蒋南翔在会上作了《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是适应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的报告和《党校工作的历史性转折》的总结。会议还讨论了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草稿。会后，中央正式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同时批转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关于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指导和推动了中央和各级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
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党校全面实施正规化方针。蒋南翔认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建设是一项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边实践边总结边完善。此时他已年逾七旬，仍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全身心倾注在党校教育正规化工作的探索中。有一段时间，他全天在党校处理公务，中午就在临时休息处从食堂打点饭吃，有时就煮点挂面吃。 他除了主持党校校委会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外，经常深入到学员和中青年教师中了解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他们关于改进教学工作的意见。从1983年到1985年蒋南翔始终深入党校教育第一线，不断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在推进党校教育正规化改革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模式。在班次设置上，除继续举办短期轮训在职高、中级干部的进修班外，主要是开办了两年制和三年制的正规化干部培训班。在招生办法上，实行由组织推荐、经学校考试择优录取。在课程设置上，建立了党校教育课程新体系，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理论（包括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课，同时学习领导干部必备的文化知识类课程和专业知识类课程的三类课程，有主有辅，有必修有选修，还有讲座和专题研讨。
蒋南翔还十分重视对学员的党性教育。他提出：党性教育是党校教育的核心，应当把党性教育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和各门课程中去。他还亲自给学员讲党课。经过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了“理论、党性、知识、能力”四位一体的比较全面的党校教育新观念。即党校要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课、党性教育为核心、掌握较渊博的知识、提高现代化建设领导者应具备的能力”的要求，来培养学员成为新时期的党政领导干部。
1985年2月，中央党校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校负责人参加的党校工作座谈会，总结了过去两年的经验，肯定成绩，研究问题，找出差距。 蒋南翔在会上作了《沿着党校教育正规化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总结讲话。会后形成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阐述了党校教育正规化实践中应注意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此后，经过调查研究，于7月又写成《关于中央党校培训对象问题的请示报告》。上述《报告》和《纪要》，以王震、蒋南翔名义上报党中央。1985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上述文件（中发〔85〕24号文），并批示：“希望各级党委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从四化建设实际和党校特点出发，进一步加强党校教育的正规化建设。”
为贯彻落实中央〔85〕24文件，进一步推动全国党校系统的正规化建设，同时也为召开第三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作必要的准备，1986年1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召开了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蒋南翔同志对这次会十分重视，认真做了准备，亲自起草自己的讲话稿，在开幕会上讲话。不料，由于较长时期不辞辛苦的紧张工作，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他积劳成疾，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1986年1月27日，他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北京医院，确诊为心肌大面积梗塞。从此一病不起。
蒋南翔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仍然始终热切关心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了使教育理论研究更有效的为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1983年他积极参加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当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首届会长。他提出高教学会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通过学术研究团结高教研究工作者和广大高校教师，努力解决高教改革和发展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后，每当他与教育界的同志或他的学生接触时，都要仔细地询问和了解当前学校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他对社会上自由化思潮对学校的冲击和污染忧心忡忡。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蒋南翔认为：邓小平同志这个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贯彻这个思想应该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成败。他针对当 时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写了两篇文章积极宣传邓小平的思想。一篇题为《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先后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和《红旗》杂志上。文章指出，我们应当分清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大界限。文章最后在引用邓小平关于“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的深刻阐述，并呼吁，教育战线的同志和所有真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好好领会和实践毛主席和邓小平有关又红又专的深刻思想，现在仍有重要意义。另一篇文章题为《论在我国大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该文深刻阐述了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前提；还强调了在高等学校要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武装我国的大学生。文章特别针对当时学校存在着严重的不安定因素，提醒高校的领导说：“假使青年当中增长了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严肃的预言：“波兰闹事是‘团结工会’起的头。看一看目前我国大学中滋蔓着的种种不健康的思想状况，如果要闹事，很可能要从学生闹起。”他恳切地希望高校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由于几年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领导上软弱，反对不力，许多学校对学生引导不力，思想政治工作相当薄弱。蒋南翔同志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85年、1986年连续发生带有政治背景的学潮，而且1986年的学生闹事严重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蒋南翔出于对青年、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对严峻的教育形势感到焦急不安。这时他已重病缠身，不可能到教育第一线直接去作工作，但他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教育阵地，不停地为教育事业作奉献。根据医院的规定，每天只允许他下床两三个小时，他顽强地利用这极短暂又宝贵的时间，每天勉强支撑着身子伏案工作，用几乎无力握笔的手，把自己从1979年以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文章和讲话稿逐篇进行审理、加工。 经过几个月的非凡拼搏，从几十万字中筛选出十几万字汇集成册。蒋南翔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把这本书定名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于1987年出版。
1988年5月3日，蒋南翔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