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青少年时代
黄敬原名俞启威，1912年出生在北平。他先在南京祖父家中读私塾，稍长又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小及东南大学附小。约在1924年，他随母至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及汇文中学。
祖父俞明震是清末翰林，曾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父亲俞大纯，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
俞大纯生活奢逸，黄敬幼年，家境已不如前。加以1930年前后，俞大纯任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省国民党新军阀刘峙，被撤职通缉，逃到上海租界内。他赋闲仍要维持富裕的大家庭场面，结果坐吃山空，“家境”日衰。
193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利用蒋桂、蒋冯阎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展了红军，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党在城市的工作也有所发展。上海文化界在我地下党和鲁迅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著名话剧团体“南国社”也日渐“左”倾。这时，黄敬参加了“南国社”当演员。在戏剧活动中，黄敬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者。他读书、演戏、跳舞，过着比较优越的学生生活；但是，他也越来越对自己那样的家庭，产生厌弃和背叛情绪。特别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浓重阴霾，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心声，“星火燎原”的革命形势，以及周围革命者、进步同志的火热生活，都影响和激荡着青年黄敬的心。
这时，他和“南国社”演员、中共地下党员宗晖（原名谢伟棨）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在宗晖的直接帮助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的影响下，黄敬读了许多进步的和马列主义的书籍，开始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活动。他随宗晖一起在静安寺散发革命小报；还和汽车司机、人力车夫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交朋友，跟他们学习开汽车，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在同工人的接触中，黄敬一面体验着工人的苦难生活，同时也受到工人阶级优良品质的感染和教育，逐步改变着旧的思想感情，培养着接近群众的作风。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和革命行动的实际锻炼，使他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不断进行着认真的探索。
宗晖后来因深入工厂农村组织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英勇就义于雨 花台。这对黄敬刺激很深，他对蒋介石统治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增强了他的革命意识。
黄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1930年初冬，黄敬入国立青岛大学作旁听生，和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弢（即解放后在天津工作的王林）同住一宿舍。次年暑假，他考入青岛大学物理系。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成千上万的学生拥向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青岛大学全体同学在中共青岛市委和地下党支部的发动和领导下，也愤起罢课，抢占火车奔赴南京，沿途宣传，并且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和游行。在爱国运动中，黄敬表现了突出的革命热情和活动能力，党支部决定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市委书记祖茂林考虑到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指示党支部多加考验再向本人说明，举行仪式。
1932年5—6月间，青大学校当局执行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阴谋布置，颁布“学分淘汰制”，妄图迫使学生读死书而无暇关心国家兴亡的大事。
中共地下党支部为了反对这一阴谋，组织了罢课斗争，坚持了两个多月。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大员下令开除为首的学生代表和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学生百余名，并宣布解散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青岛国民党警察局密探要抓捕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弢，黄敬和王弢遂秘密离青赴沪。不久，黄敬利用家庭关系，重新返回青岛，在山东大学继续上学，并接任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后又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1933年夏，因叛徒出卖，黄敬被捕。经过家属多方奔走，找国民党上层关系营救，在当年秋后出狱，暂回上海家中治病。
1933年，日寇相继侵占热河和长城要塞，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1935年5月，蒋介石政府又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使华北名存实亡。北平城内，日本特务横行无忌，多种抗日书刊被查禁、抗日活动被取消，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横遭迫害。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黄敬在这时来到北平。他先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在中国大学旁听李达教授讲授《资本论》，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以读书作掩护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寻找党的组织。
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于1934年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35年春，河北省委派人来北平组成了党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革命斗争，由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成员有彭涛（任宣传部长）、冷楚、谷景生等。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有由周小舟负责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左联”、“社联”“语联”等。黄敬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工作。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不分党派，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这一年，黄河大水成灾。河南、山东大批灾民逃至北平，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予救济，激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义愤。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秘密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号召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防御水灾，进行自救。
8月的一天，民族武装自卫会在西山黄敬亲属家开会，参加人员有彭涛、周小舟、黄敬、姚依林等。会上决定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作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并在各校成立了赈济分会，团结和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公开进行募捐、义演等活动，宣传救灾，宣传抗日救国。他们还派出同学，带上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进行慰问，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镇压，勒令解散。
中共“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彭涛、周小舟等带头反对当时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11月，以黄河水灾赈济会为基础，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长是姚依林。
华北局势日趋严重。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都参加了。他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北平的具体情况，决定以请愿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正当此时，传来汉奸“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将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在12月9日成立，企图进一步使“华北特殊化”。这个消息极大地激怒了每一个爱国者，于是党不失时机地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 九”爱国运动。
12月9日，爱国学生队伍先往新华门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未遂，发展为游行宣传，由中南海前门转到西四、护国寺大街、北海后门、沙滩，到达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正当学生代表据理力争，要求通行时，竟遭到反动军警用木棒、皮带和水龙头的冲击和便衣侦缉队的拦腰突袭，使沿途扩大的爱国游行队伍顿时乱了起来。这时，黄敬等振臂高呼：“不要乱，到北大三院开会去!”于是，爱国学生们又齐集北大三院网球场内。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当场决定组织全北平的总罢课斗争。
10日上午，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开会。
有人顾虑郭明秋是学联主席，回女一中怕出危险。黄敬说：运动起来了，大家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来找学联的人一定很多，学联领导人应该回去。大家采纳了黄敬的意见。果然，郭一回到女一中，立即被许多学校的同学围住了。大家说：昨天那样大的事（指“一二· 九”游行），我们不知道，没有参加，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 我们要求学联再来一次。郭将这些意见向彭涛、黄敬说了，党组织研究认为，罢课游行，激发起广大爱国学生的斗志，群众斗争的高潮正在来临，应当领导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
12月14日报载：“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16日成立。党组织便针锋相对地决定在16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5日晚，在王府井拐角的长安饭店，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董毓华等举行秘密会议，研究“一二· 一六”游行示威的具体部署。
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规模比“一二· 九”更大的示威游行。
16日上午11时许，各路游行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3万多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黄敬攀在一辆电车上，由宋黎、王炎等支撑着，发表了简洁有力的演说。
他慷慨激昂地带领着群众高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广田三原则!”[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市民大会结束后，数万群众由南而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到达正阳门前时，军警林立，开枪拦阻。游行指挥部决定分三队入城；
一队由黄敬带队，由正阳门冲入；二队绕道宣武门进城；三队留守原地，待第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共赴“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的外交部街扩大游行。
但是，黄敬带领的第一队冲入了内城，第二、三队却被军警、大刀队阻于外城。第一队行进到西单南的绒线胡同西口时，也被军警拦住了前进道路。双方僵持到太阳快落山时，反动警察和大刀队、侦缉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冲杀过来，手无寸铁的学生多人受伤。黄敬组织、指挥被冲散的第一队出险后，又担心被阻于外城的第二、三队遭到同样的冲杀，于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军警戒严的宣武门城墙，爬在垛口上向城外游行外伍高声喊道：“一队被大刀队冲散了，你们可要注意呀!”被阻于宣武门前的学生队伍在城下听得清清楚楚，大家互相激励，更紧地团结在一起，警惕着军警的动向。鉴于天色已晚，饥寒交迫，又听到了黄敬在城墙上的警告，乃决定主动收兵回校。不料反动当局却在中途暗伏军警，突遭袭击。经学生纠察队奋勇抗争，始得突出重围，各自分散回校，负伤者较西单尤多。
游行完毕后在彭涛家开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人都先后到了，他们共同总结了“一二· 一六”的示威游行，一致认为是成功的。黄敬最后发言说：“我们已经发动起几万人，在冰天雪地里，从清晨战斗到深夜，使北平城九门关闭，戒严了一天，如果再发展一步就该暴动、占领北平了。
可是根据列宁关于革命暴动、武装起义的论述，单独学生不能举行暴动。”这为后来“到民间去”，下农村扩大宣传，向工农兵群众发展做了舆论准备。
在“一二· 九”之后，林枫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并且和彭涛、黄敬等联系上了，有力地加强了党对“一二· 九”运动深入发展的领导。
轰轰烈烈的“一二· 九”和“一二· 一六”游行示威，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紧密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阻击了国民党和汉奸傀儡政府的进一步卖国阴谋，原定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一再延期。
“一二· 一六”游行示威以后，全市各校继续总罢课。反动当局一面宣布提前放寒假，一面又由北平师大教务长、反动教授杨立奎出面找学联谈判。
彭涛决定由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三人代表学联出席谈判，由黄敬代表发言。杨立奎声称南京政府很“关怀”北平的学生运动，但希望学生运动能够听从政府当局的领导与指挥，政府可以在经济上予以援助；还吹嘘了一通蒋
介石“决心抗日”，在黄河南岸“筑有地下长城”云云。黄敬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南京政府宣扬的“黄河抗日工事”之类的谎言，接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要求，提出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
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南京政府空口喊抗日不行，学联要看实际行动；学生爱国运动是自觉自愿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方面的金钱“援助”。
杨立奎图穷匕首现，说学联不接受南京政府的“援助”和指挥就是“赤化”。于是，他唆使一些右派学生成立了“新学联”，与爱国学生民主成立的学联对抗，百般分化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
南京政府当局收买北平学联的阴谋失败之后，又生一计，利用提前放寒假的机会，引诱学生进京“聆训”。
12月下旬，北平学联党团核心成员开会讨论此事，他们分析当时形势：国民党反动当局步步进逼，学校又提前放寒假，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要回家过年，剩下少数进步分子，容易暴露和遭到抓捕。黄敬在会上提出了他事先与林枫、彭涛等商定的意见：不参加“南京聆训”，而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会议最后确定召开一次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大家讨论，来贯彻实现党的这个重要决定。两天后，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在燕京大学召开。有的代表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赞成“南下聆训”。经彭涛、黄敬、郭明秋、孙敬文、刘江陵、张兆林等分头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最后终于通过了南下农村扩大宣传的决议。
1936年1月，北平、天津学生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四个团，络绎南下。几千名青年学生冒着严冬的酷寒，怀着火热的心，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黄敬留在北平。
宣传团的同学们在农村受到农民群众和县镇学校师生的热情欢迎，但也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各种阻挠破坏，不得不陆续回返北平，但大家都表示抗日救亡工作决不就此结束，提出了要求成立持久性的抗日团体的意见。
1月下旬，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与姚依林、黄敬等，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团同志们的意愿，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来代替原来的圈子太小又太“红”的民族武装自卫会。随后彭涛、黄敬、姚依林、孙敬文等又在西山召开会议，决定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1日，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成立。以后，“民先队”即成为中共借以领导广大学生坚持学运活动的骨干组织。由于李昌在运动中尤其是在南下宣传中表现坚决而有组织才能，被任命为“民先队”全国总队的首任队长。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1936年1月底成立了扩大的学联党团组织，书记是姚依林，成员有黄敬、郭明秋、孙敬文、王其梅等。不久，学联发表了复课宣言，结束了无限期罢课的局面，反映了同学的意愿，获得了社会同情。
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也加紧了!
2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接着，又宣布解散北平学联，并大批逮捕学生。3月9日，北平十七中学生郭清惨死狱中，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大家纷纷找学联，要求有所行动。当时，学联领导同志中有的已暂时转移离平，有的奉组织之命隐蔽起来，留在北平工作岗位上的黄敬、黄华、韩天石等，研究决定搞一个反击行动，由学联召开追悼郭清大会，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要求爱国自由。追悼会于3月31日召开。会议开始前，一位东北籍同学自发弄来一口棺材，放在会场上。开会时，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还架起了机关枪。北大学生会要军警撤退，未成，同学们便推倒后墙冲出去抬棺游行。游行队伍在南池子大街遭到军警冲击，多人被捕。参加这次追悼会及抬棺游行的学生约千余人，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积极分子。这是一次在“左”的情绪支配下的脱离广大群众的失策行动。
1936年4月，李葆华来北平，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任市委宣传部长、学委书记。
4月，刘少奇到天津，代表中共党中央，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到北方局后，对华北形势、河北省委的工作以及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作了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4月5日，他在北方局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行动——给北平同志一封信》，对“三三一”的抬棺游行进行了批评教育。4月10日，他又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实际上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用极大的努力来肃清华北地区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的正确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这个方针得到北平工作的李葆华、黄敬等同志的坚
决支持。
与此同时，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党派黄敬去上海参与筹建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化名黄文山）、胡乔木、吴砚农（由天津去的）、刘江陵、张惠民五人组成的小组，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工作。黄敬、吴砚农会见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黄敬向章介绍了北平学生运动情况。他谈得慷慨激昂，情理分明，章乃器很受感动，后来，由沈钧儒主持，在潘大逵家召开了讨论各界救国会成立宣言的会议，黄敬、吴砚农在会上发言，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着重谈了不要泛提反对帝国主义，而要集中目标反对当前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要利用其他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发言博得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与会人员的赞同。
1936年5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策略指导下，爱国人士的觉悟日益提高，在宋庆龄全力支持，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积极参与、推动下（黄敬等人的积极努力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同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1936年夏，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这时，刘少奇在天津，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缜密地分析和研究了日寇增兵，企图进一步侵吞华北的严重形势，同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市委委员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平、津学生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并劝说学生不再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
5月28日，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的学生举行了大游行。
接着，北平市委李葆华、黄敬等，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组织和发动北平学生于6月13日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们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同时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口号。
8月，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民主选举，李昌被选为民先队总队长。北平市委派黄敬领导民先队的工作。
不久，日寇进攻绥远和察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战，击溃了日寇侵略军和伪蒙军，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捷报传来，人心振奋，北平学联发起捐献万件皮衣运动，进行宣传募捐，并组织前线服务团，支援绥远抗战。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日寇屈膝卖国，而对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则是残酷镇压。11月22日深夜，他们竟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李公朴七人。消息传出，举国激愤，纷纷通电抗议，要求释放爱国领袖。
12月3日，日寇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国民党政府和日方秘密签订了包括保证工厂秩序、保证不再发生罢工等内容的丧权辱国的协定。
处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于12月12日又爆发了抗日爱国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指挥部由黄敬、李昌等组成，游行口号有：庆祝收复百灵庙! 庆祝收复大庙! 援助绥远抗战! 争取爱国自由! 释放爱国领袖! 反对青岛屈服协定! 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等等。
游行队伍在东华门包围了宋哲元的汽车，要求宋答复同学们提出的要求，并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宋无奈，答应下午在景山和学生见面。
下午，队伍在北大集合，五六千人开到景山。当时景山驻有二十九军，为防止意外，黄敬动员了教授等上层人士尽力维护，又通知中外记者去景山采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接见同学，含含糊糊地表示愿意抗日。当他说到五年前“政府”丧失东北是因为准备不充分时，同学们齐声高喊：“不对，是政府不抵抗!”最后，全体学生在高喊“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的口号声中，整队出景山进行游行示威，散传单，呼口号，所到之处，军警不再阻拦。
这一天，在中共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1937年2月，李葆华调离北平，黄敬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同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
遵照中共中央推动国民党抗日的政策精神，由北平学联发起，联系华北各地学生团体，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献旗请愿。献旗请愿团出发前，北平学联在东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黄敬向他们交代了政策。
为了进一步团结广大同学，学联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这年春天，北平
学联组织了有全市各大中学数千人参加的香山、温泉两次春季大旅行。黄敬也去了。第一次旅行，由崔嵬、张瑞芳在香山演《放下你的鞭子》；第二次在温泉，临时决定演出揭露国民党非法审判“七君子”的活报剧。这个活报剧由黄敬任导演兼化装，李昌任编剧兼台词讲授，效果很好。最后，观众一致提出：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
为了迎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1937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和清华党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总部李昌等四人，奉命去延安参加会议，于“五一”节前赶到了延安。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与此同时，黄敬、李昌等还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会议指出，在新形势下，白区工作应尽量从非法转为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华北同学还应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打游击战争。会议期间，朱德还特嘱王震带领北平来的同志，到桥儿沟附近山里练习打枪。
黄敬等回到北平不久，7月7日，发生卢沟桥发生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寇进攻卢沟桥向全国发出通电，北平的广大人民群众立即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行动起来。7月11日，民先队、学联、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作家协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了北平各界人民抗日后援会，并在7月13日发表了北平市民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宣言。学联发起捐献1万条麻袋运动和为官兵捐献1万件背心运动；茶商发起为将士捐献1万包茶叶运动；儿童们发起捐献“一大枚”（铜元）运动。各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从事救护、宣传、劳军等工作。
7月28日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
29日，黄敬召集了紧急会议，李昌、黄诚、王文彬等参加，布置分头撤离北平，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但因当时铁路不通，永定河沿线日军也已布防，大家只好重返城内等待时机。随后，黄敬请示北方局后，又和市委刘杰、李常青等人研究，将北平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作了有计划的撤退安排；一部分参加平西游击队；一部分去华北抗日斗争前线；一部分去国民党统治区武汉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少数继续留在北平，长期隐蔽，等待时机。这个撤退计划由刘杰、李常青负责执行，黄敬则先到天津，9月由天津乘船去济南，不久，又带了一批人去太原。
注释
[1] 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对华外交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黄敬··参与创建和坚持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黄敬到达太原。当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都在太原。
黄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领受任务后，于11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
1937年底，北方局任命黄敬为晋察冀区党委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为组织部长，刘秀峰为宣传部长，区党委机关设在阜平。1938年1月，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开幕，并组成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由宋劭文负责行政委员会工作。
在北方局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帮助下，以黄敬为书记的晋察冀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战略方针，领导军民发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寇对边区的“扫荡”，着手政权建设，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着力培养和扩大军政干部队伍，并开始致力于党的建设工作。黄敬当时说过：建立根据地没有干部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根据地里党员没有多少，不发展党是不行的。他们立即在阜平办起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军政干部，区党委负责同志亲自给学员们讲课。此外，区党委和边区行政委员会着手筹办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征收救国公粮，统一征税，颁布减租减息条例等一系列经济工作和群众发动工作。
1938年春，黄敬主持区党委会议讨论春耕问题，他提出，春耕是边区当前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进行。他说：春耕有季节性、时间性，必须“不违农时”，何况在这种割据、封锁的局面里，边区的粮食必须自给自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会后大家一致行动，领导边区军民把春耕搞得又快又好。
当时在区党委机关有一位兄弟党的同志，他有很多优点，就是不大接受批评，但是黄敬的批评，却使他心悦诚服。有人向黄敬反映，他好发脾气，要黄敬说说他。黄敬回答说：那么多共产党员，各有各的脾气，哪能要求一
个模样？看人不要只看缺点，要多看人家的优点。一个外国人，一个老同志，肯于和我们同生死患难地一起战斗、生活，这就是很不简单了，我们要热情对待他，诚恳耐心地帮助他，充分发挥他的长处。在黄敬带动下，区党委机关里同志之间和谐亲密，团结战斗，一派生动活泼的气象。
不久，黄敬又奉调前往冀中参与开辟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他和吕正操（当时吕正操的部队在晋察冀整训完毕，将返冀中）一同从平汉路西奔向冀中。
1938年4月21日在安平县城召开了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冀中区党委，黄敬任区党委书记，鲁贲任副书记。接着，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同年8月，王平奉派来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
黄敬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后，即和吕正操、鲁贲等以及地方党的同志一起，首先抓了武装部队的建设工作。他们依靠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及地方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改编了各种杂牌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下，统一并建立了八路军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消灭打击了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顽伪。至1938年底，冀中军区下设一、二、三、四、五军分区，所辖部队号称10万人；有24个县城在我们手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蓬勃发展起来了。
1939年初，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〇师进入冀中。这年春夏之交，程子华奉派来到冀中，任冀中军区政委，吕正操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署主任。这时，北方局决定由贺龙、关向应、黄敬、吕正操、程子华五人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任军政委员会主任。我军威更振，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冀中进行的大“扫荡”，痛歼了进犯的日本侵略军。冀中人民掀起了踊跃参加人民子弟兵的高潮，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壮大。黄敬非常尊重贺龙、关向应、程子华等同志，非常关心老红军，冀中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挑选了一批最好的新战士，补充了一二〇师。
黄敬很注意冀中党的建设工作。原冀中地下党有一定的力量和工作基础，经受过高蠡暴动、定南暴动等革命斗争的锻炼。区党委把原冀中地下党的同志团结、组织起来，并有所发展。一二〇师到冀中后，又给冀中区党委和冀中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整顿党的工作，冀中党组织迅速发展成长。
区党委始终着力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1939年春，在黄敬主持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有关指示，区党委作出“实施民主，改善民生”的决定。后来黄敬在总结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时曾说：凡是认真贯彻中央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指示的地方，群众发动就充分，情况就好；反之，群众发动就差，困难就多。
在实行民主方面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冀中建立起各级“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共产党手中。通过政治、军事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随着各级抗日政权的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雇工、小手工业者）、青救会、妇救会、文建会（知识分子）等，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级政权还办起各种训练班、扫盲夜校、识字班、宣传队、剧团，并且办起了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热气腾腾地把冀中各阶层的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在改善民生方面区党委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1940年和1941年还实行了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的方针。这项政策对于削弱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封建剥削，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团结各阶层抗日救国，保证抗日战争的财粮供给，起了重大的作用。实施这项重大政策的结果，使冀中农村经济基本上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大孤立和封锁了敌占城市，还大量支援了山区根据地。运送粮、布、棉等物资、给养的大车，常常是成百辆地穿越平汉铁路向晋察冀山区根据地进发，当敌人封锁严重时，则发动和组织成百成千民工，在夜晚背运越过封锁线，对支援山区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区党委高度重视冀中广大军民的首创精神，善于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军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新形式、新经验。黄敬和吕正操、程子华等一起，下大力量组织发展民兵，成功地领导、发展了各种抗日斗争形式。例如一些地方自发地破路挖沟，阻滞日本侵略军汽车、坦克的入侵。区党委和军区高度评价群众这个创举，立即在全区推广，从1938年到1939年冬，发动数10万群众踊跃参加挖道沟。把这些挖成的深沟连起来，全长有7万多里，使日本侵略者的机动部队，面对冀中平原如同入丘陵沟壑，进退维谷。又如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发源于蠡县。那里的抗日群众开始是秘密挖地窖隐蔽存身，很快发展成为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打击敌人的地道。区党委和军区及时发现这种斗争形式，进行调查总结。开始时，有人以为这种方式难于主动消灭敌人。程
子华、吕正操和黄敬等满腔热情地肯定了这一斗争形式，很快统一了认识，在冀中全区有领导、有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地道战，许多地区建成了村村相连、户户相通、纵横交错的地道网，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连户作战，连村作战，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许多可歌可泣的地道战史绩，连同其他许多辉煌的抗战史绩，一并载人冀中人民抗日战争的壮丽史册。
在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黄敬显示了实事求是，联系实际，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分区指导的领导艺术和才能。例如，他在定南县、安国县县城附近游击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游击区可以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只是游击性强些。区党委指示对游击区的两面派政权，加以分化瓦解，晓以利害，使之转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按照这个指示，有些村镇还选派最可靠的党员当“伪村长”，以应付敌人，了解敌人动向。有的“伪村长”明里给日伪交粮食，暗中向我游击队送情报，我游击队根据情报从半路伏击，打击了敌人，截回了粮食。黄敬很注重对敌占区作调查研究，借以制定一系列对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他说：敌占区的群众是我们的，大有可为。1941年，出现了武工队的斗争方式，选派英武精干的武工队，出其不意进入敌占区，镇压铁杆汉奸，分化瓦解敌伪军，建立两面政权，发展秘密武装，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斗志。
每次反“扫荡”，他都亲自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作战，并强调要做好对敌方的侦察工作，情报要求快速准确。由于吕正操、黄敬等人的正确指挥，对敌情了如指掌，常常是敌人的“扫荡”部队才向根据地进发，区党委和军区已急行军走出几十里、上百里，转到了敌占区的边缘，并且常能预先布置好兵力，狠狠打击扑空回兵的敌人的尾队，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了敌人的侵扰。
1942年，日寇使用5万以上的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与冀中千百万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黄敬、吕正操等率领下，英勇卓绝地抗击敌人，坚持在冀中平原游击转战两月有余，终于粉碎了日寇的企图，消灭日、伪军达1.09万余人。
黄敬尊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红军干部，大力培养同冀中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地方工农干部，同时也非常注意团结、教育和发动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因当时冀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富家庭而排斥、歧视他们，只要他们爱国抗日，他就“不拘一格用人才”。当时冀中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动员出来参加抗日工作，使冀中地区的政权建设、抗日宣传和文教卫生工作得以蓬勃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在抗战的火热斗争中成长为我党各条战线的优秀干部，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文教、艺术工作者。
黄敬在坚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一直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他特别重视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1938年，冀中区党委领导各级干部向冀中人民宣传《论持久战》，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对于发动冀中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踊跃参军抗日，起了很大作用。他拜老农为师，在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耕种知识，学习农谚，背诵如流。
他常用各地方言给群众讲话，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和群众一起扭秧歌、踢毽子。冀中军民亲切地叫他老黄，他也非常热爱这些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乡亲父老。
黄敬领导冀中军队战斗四年多，和冀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给冀中人民留下难忘的印象。聂荣臻曾经说过：冀中这块抗日根据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这在实际上也是评价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同志的工作。
程子华在回忆这段光荣而艰苦的斗争历程时，曾经深情地写道：“应该着重指出，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此后，冀中根据地处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斗争，直到胜利地对日寇进行反攻。
没有那么好的群众是不可能的，这与黄敬同志充分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1942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黄敬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工作。那时，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着困难的局面，特别是群众还未能很好发动起来，各级政权还没有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优势。黄敬来到后，先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他曾找五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座谈了七天，了解分析冀鲁豫农村的各阶级情况，了解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政治动向，分析冀鲁豫与冀中地区不同的特点。
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冀鲁豫农村封建势力较强，地主的影响较大，孔孟之道较浓，富农较少，生产落后，经营粗放；减租减息开展得也不好，有的农村政权还由地主所把持；加以连年灾荒，群众生活极为困难。根据这些情况，黄敬和区党委、军区领导杨得志、苏振华、张霖之、段君毅等一起研究决策。
他认为冀鲁豫根据地地形条件好，有回旋余地，又有工作基础，关键在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团结激励，致力于深入发动群众和开展对
敌斗争这两项根本任务。区党委针对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尚未树立基本群众（包括贫雇农、中农）的优势这一情况，决定一面整顿基层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一面切实贯彻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做伪军的工作，提出了“打击最坏的人”的口号，分化瓦解敌人，很快收到效果。行署的参议秦某，是个混入共产党的博平士绅，他通过自己的警卫员和敌人勾结，干了不少坏事。1943年，黄敬发动群众，查清了秦某的罪行，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这个最坏的人。这件事震动了冀鲁豫根据地，大振人民志气，大灭敌人气焰，同志们说黄敬魄力大，抓得准，处理得正确及时。
黄敬在游击战争中，善于出敌不意，打击敌人要害。濮阳战役，他和杨得志决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突然包围孙良诚部参谋长的住宅，俘敌参谋长，讲明政策，晓以大义，然后释放回去，对动摇和瓦解伪军影响很大，使我军很快打下了濮阳城，并且促成后来孙良诚部全军起义。
这个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经济上极为困难的局面。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著名方针和号召，陕甘宁边区首先掀起大生产运动。此时的冀鲁豫根据地，经济情况尤为困难和严重。人祸（敌伪的包围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天灾（连年旱、蝗、水灾），接踵而来。
区党委在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坚韧地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实行生产自救。黄敬亲自调查冀鲁豫灾荒史，向老农请教抗旱经验，推广抗旱作物；发展手工业生产，发动群众打井熬盐，纺棉织布。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开展经济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结合生产救灾，开展对敌贸易斗争、货币斗争，打击法币、伪币，并在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冀鲁豫财经领导小组，由他亲自主持，还成立了工商局。随着工作的节节进展，把根据地生产的部分物资卖出去，再把根据地迫切需要的若干物资换回来。例如，换回大宗棉花，组织群众纺线织布，再把一部分布运出去，换回粮食和药品。这种贸易，往西做到京汉线，往东做到津浦线，往南做到陇海线；在城市方面，北方派人直达平、津、济，南方派人直至扬州和上海。通过这场经济斗争，支持了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有助于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穿困难，渡过难关。这场经济斗争还有力地打击了法币、伪币，把流通在根据地的大量法币、伪币收回，用作对敌占区开展贸易斗争的“外汇”手段，并且使“冀南”币的威信大为提高。
黄敬··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1943年底，黄敬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仍兼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宋任穷任平原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
1944年秋冬之际，冀鲁豫区召开了一次统战人士会议。黄敬为了从政策上、理论上答复出席会议的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废寝忘食，过度劳累和紧张，因而患了精神病躁狂症。
中共中央十分关怀黄敬的病情，决定让他来延安治疗、休养。组织上指派晋冀鲁豫党校医生孙庆华率警卫、医护人员护送。1945年初，他们自河南林县出发，一路上越过敌人重重封锁，历尽艰难险阻，于4月底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为黄敬医病调养，专门搞了几间窑洞，设置了一个简便适用的“休养所”。中央卫生部部长傅连暲亲自过问医疗进展情况，确定医疗方案；医生护士细心照料护理。彭真、贺龙、杨尚昆、杨得志、吕正操等都去探望、慰问，盼望他尽早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他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忠诚，对治病也起了促进作用。医生护士常常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对他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叫你吃药，叫你打针，叫你吃饭。”听到这样一说，他就能够顺从地吃药，伸出胳膊让打针，就能把饭吃下去。为了使他精神安定，医生还给他“布置”“生产任务”——纺线。他专心致志地完成“布置”给他的“生产任务”，使见者为之感动。
半年以后，黄敬的病情大有好转。这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春，黄敬到刚解放不久的张家口养病，以后又回延安休养。1946年冬，黄敬已经康复。他从延安来到阜平，被任命为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姚依林、宋劭文等为副主任。不久，黄敬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
这个时候，我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已经从张家口撤出，转移到冀西老根据地阜平。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据张家口以后，到处寻找我方主力以求“决战”。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部队纵横穿插，声东击西，避其锋芒，攻其不意。在此形势下，出于战略战役需要，部队转移迅猛而频繁，对粮秣供应提出了高难度的要求——需要量大，时间要求急，任务要必保。对此，黄敬实行了有效的组织和领导。他和聂荣臻商定把边区管粮食工作的吴波安排在军区司令部，与军区领导一起行动，保证部队的粮 草供应。他又及时果断地领导和支持发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和车马，穿过封锁线，由平汉路东（冀中地区），向路西（北岳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调粮，有力地保证了大兵团、大部队军事行动的胜利进行。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黄敬奉命参与了石家庄的解放和接管工作。为了有秩序地接管城市，保护工商业，他严格执行财政纪律，贯彻入城守则，很好地完成了接管任务。
1948年初，实行了土地改革的晋察冀边区，在全国转入大反攻的新形势下，面临众多新任务，尤其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农村政策，以促进农民的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并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粮财供应。担负晋察冀边区财经工作重任的黄敬，及时派出农村调查工作组，嘱咐他们“下去向群众请教办法”。调查组反映，有的中农说：“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是我们村里把一些好劳动的中农也斗了，使中农寒了心，生怕割韭菜割到自己头上，他们就有麦子不肯省着吃，天天吃蒸馍，猪养肥了自己杀了吃，不肯俭省过日子。”黄敬非常重视这个在边区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贫农同中农的关系，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黄敬又全力组织边区十二个专区都进行了典型调查。之后，他召集了典型调查的汇报会。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负担政策的布告》。布告的重要之点是宣布废除土地改革前的农业累进税办法，实行不加累进的比例税收制。新规定宣布后，立即受到边区广大农民的欢迎，推动了农业生产，增加了边区公粮和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5月20日，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飞跃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大区党的组织机构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并立即筹建华北人民政府。黄敬被任命为华北局委员。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先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由薄一波主持，黄敬协助开展工作。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由董必武任主席，下设企业部，黄敬任部长，刘鼎、徐达本、赖际发等任副部长。在黄敬领导下，企业部迅速组成比较健全的工作机构，并且在很短时间里，便集中、储备了一大批工业管理和技术干部，为解放、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业、交通企业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11月，黄敬奉派赶赴平津前线，带领大批入城干部，准备接管天津。
黄敬··天津人民的好市长
天津，是一个大工商业城市。党中央对解放、接管天津的工作非常重视，委派黄克诚、黄敬、黄火青主持这项工作，还调派了一批革命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参加。由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副书记、副主任。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到半年，黄克诚奉命率军南下，继续执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天津工作。不久，中央又调刘秀峰来天津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天津解放前夕，黄敬即来到津西胜芳镇，开始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那时，接管天津的干部已经在这一带集中。他首先找由天津出来的工人、学生、地下党员开座谈会，对天津工人阶级和工商业状况、各界人物等进行调查研究。他向成千上万的干部作报告，反复进行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强调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城市工作，贯彻党的各项城市政策。他强调来自各方面的干部，要团结一致，齐心合力，搞好城市接管，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就连“进城以后可不能像在农村那样随意找个墙角就屙屎屙尿”这样的问题，他也都讲给大家听，使广大干部感到亲切和深刻。
1949年1月15日凌晨，黄敬在硝烟迷漫中进入天津。没几日，他就亲自召开了与天津群众见面的工人座谈会。由于中共天津市委认真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加上过去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诸如上层统战、护厂护校、搜集情报、调查研究等工作，使天津市的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解放的第一天就接通了电话，第二天全市通了水、电，第三天电车就通车。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迅速，到1949年底，公营工业的生产就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的最高水平；私营企业发展速度虽较慢，但也恢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
黄敬经常深入到中纺、恒源、北洋等纺织厂和造纸、机械等重点企业，调查生产和工人的生活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他十分重视启发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常到为工人举办的学习班和报告会上讲课，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下，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委员，也都深入到工人中去讲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黄敬非常注意听取工人的意见和要求，在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对工人提出的关于工业生产、市政建设等 方面的意见，总是认真听取、亲笔记录，凡是政府能做到的就立即去办，做不到或一时难以做到的就向工人解释清楚。黄敬和老工人、劳动模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常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作客，或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呼声。工人们反映，到河东区郑庄子工业区上班，要围着新仓库绕一个大圈子，走许多冤枉路。黄敬听取工人意见，把仓库拦腰斩断，开出一条道来，以便利工人上下班。
国民党反动派给天津留下一个烂摊子，一时百废待兴，百乱待理。解放初期，失业工人很多，又不能全靠国家救济，怎么办？黄敬提出“以工代赈”，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他亲自向失业工人作动员报告说：“天津这个地方有不少臭坑臭河，我们要变害为益，用我们的双手把这些地方改造成工人游玩休息的场所。”第一个工程就是修建人民公园。盛夏，他冒着炎热参加建园劳动，和失业工人一起抬土筐。在他的领导、带动下，几十万平方米的公园，不到半年就初具规模。他还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领导修建了杨柳青飞机场，水上公园的建设也开始上马。随后，他又领导改造了南门外脏乱臭的南开蓄水池，并开始了改造赤龙河和墙子河的重大工程。
天津市委非常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特别使天津人民难以忘怀的是，在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况下，黄敬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毛泽东请示汇报后，亲自主持建筑了5万间新村住宅，解决了部分工人的住房急需。
黄敬早就看到和听到许多工人还住在窝铺，有人还无房可住，一家人分散睡觉，白天吃饭才相聚。他请来二十几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到他的住处座谈，引导大家从工人的一般生活现状，谈到工人的住房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解决住房，建设什么标准的住房最为合适。他手掰手地和大家一起，就一平方米造价多少最为合算，用什么材料最为便当和适用，建成能住上多少年，建造多少面积能解决多少户工人困难，工、料、钱款的来源和出处等等问题，进行商量、讨论。他把讨论的结果，又拿去听取建筑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然后主持市委会议研究讨论，最后市委决定在中山门、唐家口、王串场、吴家窑、西南楼等距工厂较近的地方建筑61万平方米、5万余间的工人新村住宅。市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人新村建筑管理委员会，由黄火青主持。为了把这批工人住宅建筑得经济实用，在全面动工以前，先在河西区湛江路盖起了十间房屋作“样品”，邀请工人及其家属代表参观审查。根据大家的意见，又进一步修改了图纸并开始施工。工人新村住宅标准为13.4平方米一间，略高于一丈见方的房子，并配置有公共设施和生活服务点。这种建筑现在看来是低标准的，但在当时其兴建规模却是空前的。工程进度迅速，1952年初开工，当年夏天就有许多工人搬进了新居。秋季下大雨，有的新村进了水。黄敬闻讯，当即冒雨膛水赶到那里，组织群众排水、修下水道。 工人和家属们看到市长冒雨和他们一起站在水里，许多人感动得落泪。
天津工商业很集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解放初期，有些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够了解，有消极和恐慌情绪。 他们有的关闭工厂，有的抽逃资金，致使部分工人失业。一些私营中小工厂的工人也曾提出一些过高要求，以致资本家无心致力于工厂的生产。这对于天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是不利的。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派来刘少奇和天津市委黄敬、黄火青等找工人、军代表、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开座谈会，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宣传党的政策，鼓励工商业者们打消顾虑，扩大积累，办好工厂，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作出贡献；号召工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和资方共同搞好生产。当时许多工厂中劳资关系紧张，资本家要求工会替他们管工人，而有的工会组织却因此受工人埋怨，弄得很被动。黄敬等及时纠正这种现象，要资本家积极管理，出了纠纷由工会仲裁，谁的要求正确支持谁，不正确的就制止；对工人和资本家要同时进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
天津市委还制定了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私营企业厂规等等，并且制定和推行了劳资双方按行业签订集体合同以及在私营工厂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发动劳资双方讨论，付诸实施。这一系列政策、条例的实施，提高了工人的地位，也解除了资本家的顾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52年初，在“五反”运动中，天津市委对于一些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五毒”[1] 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坚决的打击与揭露。黄敬和张逢时等亲临现场，观看工人对违法资本家进行揭发批判，深入调查研究，掌握运动进程。运动后期，当中央讨论制定对资本主义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政策界限和规定时，黄敬提出了重要而中肯的意见。实践证明，当时天津市委正确贯彻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天津市改造资本主 义所有制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若干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
黄敬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进城后更加注意正确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解放初期，在民主改革运动中，他教育工人：技职人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要同技职人员团结起来，共同搞好生产。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经常主动去接近，找他们谈心，在工作上支持他们，在政治上关心他们，并组织他们参加土改工作团、抗美援朝慰问团、医疗队等，让他们经受实际斗争的锻炼，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黄敬襟怀坦白，平易近人，谈吐风趣，以理服人，天津市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把他看作党和政府的领导，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天津许多有名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喜欢和他接近，他也在这些人中广交朋友。周末，他邀请这些人到俱乐部去玩，同时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思想情况。
一次，朱宪彝教授向他提出，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应当办一所医学院，以培养专门人才。黄敬嘉许这个意见，并大力支持和鼓励朱宪彝教授负责筹备，经市委确定以后，当年就招生，先由南开大学包教数理化基础课一年，其他师资从医院的医生中抽调。黄敬除亲自帮助解决校舍、教师等重大问题之外，还亲自批给外汇，很快就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教学仪器和设备。这样，仅仅一年的时间，天津医学院就办起来了。几十年来，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医务工作者。
黄敬主持天津工作期间，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
头一件就是兴建塘沽新港。解放初整个天津港口的吞吐能力很小，但是天津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以极为重要的港口使命。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天津港口问题，示意交通部、天津市委对此进行研究规划。当时有关部门向黄敬陈述了规划设想：利用日伪统治时期对塘沽港口已经建设的部分工程，加以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分期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黄敬及时、认真地审查研究了规划设想，并在1951年春带人赴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详细汇报，经有关部门几次研究讨论，总理批准了这项工程，批准成立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派黄敬任主任。为此，黄敬认真学习荷兰等国建港资料，亲自召开会议，主持研究、讨论，亲临塘沽督促、检查，工程进展迅速，到1953年初，就建成几个码头提供使用了。这是黄敬在天津工作时期的一个建树。
天津市委和黄敬领导天津市党政军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事，也令人难以忘怀。全市在出兵（参军）、出人（医疗人员等等）、出财、出物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向全市人民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也做得充分、广泛、深入，几乎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坤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不幸光荣牺牲，天津人民举行了隆重肃穆的追悼大会，黄敬亲自参加，并且走在送葬行列的前面，在天津市文艺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
1951年秋，经政务院和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由黄敬等主持在天津举办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这个交流展览会场的参观路线十余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对活跃华北城乡经济，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刘少奇和罗瑞卿、杨尚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参观，黄敬陪同，亲自讲解。毛泽东对解放后天津市的工作成就给予嘉许，对举办这个展览会，表示非常满意。
黄敬在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也有过缺点错误，主要是在生活上搞过铺张浪费。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三反”运动中，曾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并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政务院，作了深刻的检查和自我批评。 此后，他十分注意勤恳朴素、廉洁操守。
注释
[1] 指当时若干私营工商业者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黄敬··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机械工业
1952年8月，中央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决定将原重工业部分成三个部，即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经周恩来提名，调黄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调段君毅和汪道涵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黄敬组建一机部的时候，机械工业不仅设备陈旧，而且残缺不全，生产任务杂乱，许多厂还没有相对固定的产品；生产很不正规，没有正规的产品图纸，没有一定的质量标准，没有严格的工艺规程。而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正在开展，特别是在许多重要的工业领域中开始兴建苏联援助的141个现代化骨干工厂。这样宏伟的工业建设，与同还处于分散的、修配阶段的机械工业的矛盾就突出起来了，机械工业严重地不能适应建设要求的情况必须尽早改变。在这方面，陈云等领导原重工业部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他曾经亲自主持开展机械工业的“工厂定向”和“专业分工”的工作，提出了“化万能为专能、集专能为万能”的重要指导思想。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陈云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黄敬和部党组同志一面着手国外援建的机械工业骨干项目的规划、谈判、审查、设计工作；同时集中主要力量，抓紧对现有机械工厂进行调整改造。
1953年6月，黄敬亲自主持拟订《关于目前国营机械工业的情况及今后工作布置的指示》，明确指出：机械制造工业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和主导工业，要为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服务，它的发展和壮大，对促进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就现有工厂的基础，加以调整和进行可能的技术改造，配合国外的技术援助，为国家实现五年计划提供必要的工业设备，并把原有企业的改造和生产活动与新企业的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机械工业逐渐成为独立而完整的机械制造工业，这就是机械制造工业今后极为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对这个文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完全同意第一机械工业部对目前国营机械工业的基本情况和问题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后工作部署的意见，并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将其指示迅速下达所属各厂认真加以讨论和贯彻执行。”中央还批示：“第一机械工业部强调指出加强企业中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必要及其方法，中央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文件中《加强企业中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这一段落，是黄敬亲自执笔字斟句酌而成的，他写道：要“使我们成为具有政治头脑的经济工作者，而不是狭隘的事务主义者和短视的经济工作者；使我们逐渐懂得业务，成为内行，具体切实地领导企业，而不是‘一般地’‘从空中’领导企业”。这一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成为以后几年中他领导机械工业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后来的实践说明，经中央批示下达贯彻的这一文件，对机械工业战线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推动作用。因此，机械工业广大职工亲切地把它叫做：机械工业的安民布告。
黄敬精力充沛地忘我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领导完成组建机械工业的队伍和确定各厂的专业生产方向的工作。他以重工业部属及东北、华东等地的机械工业为基础，把全国六大区的机械工厂统筹安排，比较系统地组成了通用机械、机床、重型机械、动力机械、电机、汽车、机车车辆、船舶等八个大行业，并把各地区机械工业的技术人员和有识之士组织了起来。他还结合新厂建设组建了基建的设计和施工队伍，同时又对全国机械工业各厂进行统筹规划，大体上确定了各个工厂的专业分工。这是把修配性工厂改变为制造工厂并且进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生产的一个前提。
黄敬抓的第二件事就是建立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到东北各厂进行调查研究，还在沈阳第三机床厂蹲点，细致地观察和认真地研究了机床生产的全过程。他感觉到生产过程中最“挠头”的是在制品的管理，他常常这样比喻说：零部件在车回里就像一大群鸭子放出来，满地乱跑，像一篓螃蟹倒出来，到处乱爬，掌握不住，这怎么能行。
他总结了先进经验，提出了推行行业计划，搞好均衡生产，建立规章制度，加强质量检验等重要措施，把工厂的生产活动组织起来。接着，他又抓了生产准备工作的计划化。随着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开展和发展品种的需要，黄敬进一步提出：“作业加技术，指标下车间，发展新产品，生产结供销”的工厂管理20字工作方针，从作业计划、计划管理入手，把工厂的技术管理、经济管理都带动起来，使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工作水平，逐步有所提高。
黄敬着力的第三件事是抓技术管理和技术改造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大规模的展开，机械工业出现“吃不了、吃不饱”的局面。国家建设急需的大型、精密、成套、高效设备，许多工厂干不了；而当时正在生产的机电产品又因技术性能低，质量差，品种规格不对路，大量积压起来。黄敬指出：品种少、质量差是机械工业的一个根本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管理水平低，还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技术管理制度，以及技术基础、技术后方、技术力量薄弱。一言以蔽之：技术落后。
这个矛盾的爆发点，就是上海汽轮机厂根据外国图纸试制6000瓩汽轮机，一开头就在技术上过不了关。这个典型事例说明：尽管机械工厂通过推行行业计划，加强计划管理，生产秩序建立起来，但是由于技术落后，仍然难以很好地担当起历史赋予机械工业的重任。黄敬决心解剖上海汽轮机厂试制6000瓩汽轮机这个典型，探求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的道路。1954年春，他带领工作组到上海汽轮机厂蹲点，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摸，向各个生产技术岗位上的老工人、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外国专家请教，反复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人们对于加工精密度要求高的零部件，如对于汽轮机叶片根槽的加工，感到困难，有人说达不到质量要求是研磨有问题，有人说是曲线有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他就先从思想工作入手，到职工宿舍找老工人谈心，鼓励他们：中国工人要有志气。他让工作组陶亨咸等深入摸底，审查图纸，了解设备和工艺装备以及工人操作技术的情况。
接着，他又亲自向工厂技术人员了解从毛坯铸造到叶片加工过程中的难点和疑问，支持该厂印均田总工程师对进口机组进行实测，弄清了外国机组某些部位也未达到其图纸设计要求。他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结合我们的生产条
件，和外国专家一起研究调整了图纸规定的若干正负误差。他认为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工艺规程，并且切实采取几条措施，加工质量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最后，他在厂职工大会上号召：认认真真、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地按工艺规程进行加工，结果叶片根槽加工全部达到设计要求。后来外国专家回国后，还专门派人来该厂学习加工技术精益求精的经验。当年试制出来的这台汽轮机，到现在已运行之20多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状态，工人们叫他“争气机”。
通过在上海汽轮机厂蹲点，黄敬取得了加强技术管理方面的新鲜经验。
在他的倡议之下，一机部向广大机械工业职工发出了掌握新技术的号召，并且明确提出围绕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技术补课来进一步加强技术管理，建立正规的、现代化的制造方法和制度，克服修配习惯，提倡文明生产等项工作方针；还采取了对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和加速新建项目的建设、投产等项重大措施，以壮大机械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我国只能仿制某些机械产品。黄敬预见到，随着国民经济不断高涨，要求机械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适合我国的经济情况、自然资源条件以及使用要求的新设备，这就必须逐步开展自行设计。早在1953年汪道涵去鞍钢时，黄敬就曾经嘱托他注意研究若干冶金设备有无自行设计的可能。1954年，他又亲自参加了官厅水库1万瓩水轮发电机设计审查会议。以后，他还总结和推广了大连机车制造厂设计人员与使用者、生产者、科研者结合起来设计大型机车的经验。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他提出了我国机械工业必须由仿造向自行设计发展的方针。
为了给开展自行设计创造条件，黄敬下决心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成立设计总局和分局，陆续建立电器、机械、工艺三个研究院，并且成立了若干产品研究所，培养起一支科研和设计力量，为机械工业逐步开展产品自行设计和发展机械工业的科研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56年起，黄敬又对于机械工业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效果问题加强了研究和领导。在他主持制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一九五七年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进行技术改造的同时，各企业都应当在现有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加强经济管理工作，逐步实现经济核算制，提高企业活动的经济效果”。“要进行成本和资金的分析，找出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薄弱环节，然后组织各部门和广大职工为克服这些薄弱环节和提高经济效果而努力”。“不论哪一类企业，都可以不同程度地通过抓定额、指标和成本分析这三个基本环节，使经济管理工作提高一步，为全面推行厂内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黄敬把培养机械工业的新生技术力量，和提高在职职工的技术水平，当作尤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他说：机械工业目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高度的技术要求和我们技术力量缺乏及职工技术水平低的严重矛盾。
因此，他亲自筹划安排，把哈尔滨工业大学划归一机部领导并投资扩建，对各地工科院校中的机械系给予支持和指导，作为培养技术力量的重要基地。
同时在各地办起了许多中等机械制造学校，各厂也办起了众多的技工学校，培养出大批的新生力量。除了学校的培养补充以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来提高在职干部、工人的业务和技术水平。
黄敬经常向干部说：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这两条是我们革命的传家宝。
我们做好工作就要靠这两条。他从不满足于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总是经常深入工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下去以后，他广泛接触工人和技职人员，亲自主持开“调查会”，他到厂房、车间，对于无论是机械设备、工卡量具、作业计划、原始记录、图纸、工艺文件、在制品、半成品等，样样都认真地看，仔细地问，虚心地向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请教，和他们探讨“在制品储备量应该是多少，半成品库怎样保持成套性，生产流动资金占用多少最合理，怎样组织合理的装配流水线，以及像铸件时效化，齿轮淬火，丝杠调直等关键技术问题”[1]，然后把学到的东西总结提高，帮助工厂解决问题。
黄敬每年都要下去蹲点，每次下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有时甚至一年要下去两三次。往往是在他对于明年工作的大政方针有了初步设想之后，就带领工作组下去调查总结当前的情况、问题和经验，在他蹲点回来之后，就要召开厂长会议或是专题会议了。经过他有目的、有预见的蹲点调查，并经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研究讨论，这样准备之后的厂长会议，其效果往往是很好的。厂长们常常反映：部里对下情了解清楚，抓住了关键，解决了问题，交流了经验，提高了思想。
以黄敬为部长和党组书记的一机部领导成员之间的团结，影响、带动和增强了整个机关的团结。黄敬一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领导作风。他既能发扬民主，又能坚持集中。从组建一机部起，部的领导成员和各级干部，有东北来的，有华东来的，有西南来的，有原重工业部来的，有平原省和天津市
来的；有过去在老区和黄敬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有参加革命比他还早的老同志，而更多的是他过去根本不相识的。但他搞“五湖四海”，把部里所有的同志都能团结起来，一道工作。领导成员之间有分歧，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解决，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从没听他背后议论过哪个领导，哪个同志。在一机部工作的几年间，他和段君毅、汪道涵、黎玉、曹祥仁等同志的午餐，常常是在办公室里一起吃“共和桌”，一面谈笑风生，一面“取长补短”。
黄敬对同志满腔热忱。一个重型机器厂发生重大工伤事故，他关注各项善后处理安排，并就给予该厂领导干部的处分问题，亲自和省、市委反复研究作适当处理，从而教育了干部、职工，也教育了许多机械工厂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他对犯过错误的干部，不歧视、不嫌弃，总是热情地帮助、关怀，使这些同志改正错误，振作精神工作。对存在某些缺点、毛病的干部，他也敢于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并且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对反对过他的人，他也能胸无芥蒂，照旧信任和使用。
黄敬从善如流，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在推行作业计划时，有的同志向他提意见，说他推行的方案是根据成批生产工厂的情况提出的，对单个、小批、大量生产的工厂不完全合适。他认真思考，并多次找提意见的同志交谈，然后组织了三个工作组，分赴单个小批、成批、大量生产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厂，调查研究，提出了在不同类型工厂推行作业计划的三种不同的实施方案，比较切合实际地解决了问题。
黄敬非常尊重各大区和省、市等地方领导。部里各级领导同志下厂、出差，他都嘱咐：下去之后，要先向地方党委汇报、请示，说明来干什么，要了解什么情况，想解决什么问题，事毕回部之前，还要向地方党委汇报下厂情况并且请求指示。他本人更是经常以身示范地这样做。
国家计划委员会、兄弟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常到一机部来，黄敬和他们互相尊重，争论起工作来既是那样地认真、直率，又是那样愉快、爽朗。他和沈鸿、张有萱等老同志常在一起展开既是辩论又是研究探讨的热烈谈论。
黄敬和一机部党组同志一起率领机械工业全体职工辛勤努力循序奋进，把基本上属于修配性质的机械工业，改变为名副其实的机械制造工业，并且开始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机械工业已经能够自己制造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需要的机械设备的60％以上，为机械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注释
[1] 赵志萱怀念黄敬的文章。
黄敬··率队向科学技术进军
为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1956年，中共中央组织我国广大科学技术专家制定了1956—1967年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决定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郭沫若、黄敬任副主任。就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蓬勃发展的形势之下，195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把筹建国家技术委员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统一安排下，归口主管工业各部门的技术工作）的重任交给了黄敬。
1956年七八月间，黄敬率领我国无线电、精密机械、重型机械、农业机械、计量、标准、电工、冶金、动力机械等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出国进行考察。
在考察中，他特别留意于各国的动力政策、原材料政策、交通运输装备、农业机械，以及若干新兴科学技术。回国以后，他又和专家们一起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有关的工作设想和建议。
1957年4月，黄敬被任命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韩光、刘西尧、张有萱等任副主任。
黄敬以很大的精力和热忱调查研究我国的农业机械化问题。出国考察时他多方留意；在国内，他多次赴工厂、农村，对我国农业现状和农机具的制造、使用和推广的情况，进行深入广泛地调查研究。他向农业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老工人请教，跟农村社员们了解，就我国的人口、耕地面积、自然条件、耕作方法、农村经济条件等方面，和各农业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研究。
他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意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一穷二白的特点。他精辟地指出：外国经济发达国家农业机械的效果是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中国农业机械化则主要是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方针、原则、做法的设想：机械要与我国农业原有技术基础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机械化农具要与畜力农具并存；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地取材；要尽可能使农业机械一机多用，万能化、通用化；特别是要努力做到使用方便可靠，价钱便宜。他反复引用一位农民所说的话：拖拉机这个铁牛，不如他那个牛好，铁牛只能耕地，他那个牛叫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铁牛吃的金贵，他那个牛吃的便宜，铁牛生了病，他干着急，他那牛生了病摆弄摆弄就治好了。他还提出，在农机制造
方面，要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相结合，要搞专业化协作，机器制造与配件制造并重。要慎重选择机型，严格控制质量；机器下乡后，还要搞好技术传授，建立维修网点等等。这些意见，曾向党中央汇报，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嘉许。
黄敬对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技术政策，如我国的动力政策，煤的综合利用，我国化肥的发展，以及对当时国外的先进技术，诸如铁路运输中的内燃机车、电气机车，冶金工业中的吹氧炼钢，动力机械中的自由活塞燃汽轮机，化学工业中的塑料以及原子能发电等等，都敏锐地予以密切关注，着力研究，着手规划。
黄敬也非常重视基础科学，非常关注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关系，非常关心世界上的新技术、新学科。在党组会上，他和韩光、刘西尧、张有萱等曾多次研究探讨原子能等新技术。
黄敬理解并且重视计量、标准工作。在成立国家技术委员会给总理的报告中，他把标准工作和计量工作列为技术委员会三大工作任务之一。
黄敬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曾说过：“今后我们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尽可能地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经历、不同认识水平的教授、专家和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机械工业培养出更多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黄敬对科学人员敢于大胆信任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在工作中支持他们。例如，195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12年科学技术规划时，他授权两个非党员技术专家参加有关机械工业技术的规划工作，并从各厂和总局机关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协助他们。他多次听取他们汇报，及时给他们指示、鼓励，帮助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好。知识分子在工作中作出了成绩，他总是予以肯定表扬；有了缺点错误，又能耐心批评帮助。机械工业系统的许多科技人员同他都很熟悉，工作上的意见能够向他当面提，思想上搞不通的问题也愿意请他帮助开导。一位解放前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农业机械专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接触的领导同志中，黄敬同志使我终生难忘。许多老干部都有这个特点，能够团结人、关心人，但是黄敬同志特别突出。那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叫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和我们接近，但是黄敬同志经常找我们谈话，征求意见，提了意见后，不是简单的听或者不听，而是调查分析，究竟对不对，几分对几分不对。你说的对，他原来没说对，他就当面向你承认自己不对。他把你看成国家的干部，是可以信赖的人。黄敬同志在解放初期就能够把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自己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特别使人怀念他。”一位老医学专家说：“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从不摆出改造人的架势，先改造你，改造好了再团结。他总是根据知识分子的觉悟水平、具体情况做工作，不要求过高，也不迁就。这叫做实事求是，心里有数，这是真正符合马列主义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面前，黄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号召，以榜样的作风和力量，带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国家技术委员会的同志们努力探求，实现红专的道路。
他一贯强调从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用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且强调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提高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常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专”哪一行，有一门科学是所有人都应当终生钻研、身体力行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他的工作室的书架上，放着许多马列主义著作的译本和毛泽东的著作。
有抗战前出版的、书纸已经发黄了的书，有抗日战争期间出版的和解放以后出版的书。许多书本上面都留下他阅读时的划线、眉批、注解。他学习运用这些著作，就象医生运用解剖刀一样。在研究每一个政策，进行每一次调查研究中，他都用这些原则去解剖它，把这些原则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黄敬下功夫钻研业务、技术以及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机关里，他请人给司局长们上课，讲马列主义，讲政治经济学，也讲数理化，他自己带头听课。出差时，他通知跟他一起出去的人要带上几本书，一面工作，一面和大家一起学习。在干部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化技术水平低是我们的弱点。怎么办？就要振作起来，好好学习。要争取做到毛主席所号召的又红又专。岁数大了，起码也要学点业务常识，不能摆老资格，不能偷懒，如果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够吃一辈子，用不着学习，那就是宗派主义了。
黄敬并没有大学毕业，只是在旧大学里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加上那时他已经担负党的负责工作，不可能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钻研功课。后来20多年一直是在艰苦、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和战争中度过的，也没可能去搞科学技术。到50年代，他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党和人民需要他搞机械工业了，需要他担任科学技术的领导工作了，于是他就认认真真地从头学
起。他从实际工作中、从群众生产实践中去学习科学技术，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他把《机械工业百科全书》基本上看完，并在书上留下大量批注、见解。
为了研究工业布局问题，他把一部《经济地理学》一口气读完，留下许多精辟的批注。他见到美国科学发展局局长布什受托给罗斯福总统写的一个报告，名叫《科学——无止境的疆界》，内容主要是讲应该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当即让秘书口译，由他自己摘记并交国家技术委员会印发有关同志参考。另一方面，在个人基础性的学习方面，他十分强调从头学起，彻底弄懂。他知道物理学是机械工程的基础学科之一，就开始自学物理。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以敬佩的心情看到，他以可贵的恒心和毅力，把当时一部大学课本——福里斯的《普通物理学》共四卷书上的习题，按单、双挑选，坚持作完。他经常写笔记、作习题一直到午夜，夫人范瑾下班回家了他才停笔，和范瑾谈谈心得体会才休息。
黄敬最喜欢也最善于抓住工作里的专题来研究，通过对典型的研究，取得知识和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用以指导一般，推动全面。例如，关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能否生产多种汽车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工厂设计时只考虑了生产4吨载重汽车，“生产线”是据此排列的，专用机床很多，生产其他汽车是很困难的。他带着这个问题，到该厂车间里跟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研究探讨，特别对“生产线”和专用机床作了分析，认为真正不能改变工作物的专用机床只是很少数，其他的只要工具夹具改变一下就可以生产别的品种。而且，他对专用机床分几个部分，它的规律怎样，也作了概括。进行这样一次讨论后，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觉得比念多少书、比孤立地分析某一种专用机床或某一种汽车，学的东西多，收获大。
黄敬强调：学习外国的，外单位的，他人的，书本上的学问、经验，一定要结合本国、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不能生吞活剥，不能机械类比。
他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能找一个“方子”来包医百病。他在一个新建的重点企业蹲点，曾经认真研究了外国给该厂设计的一套管理制度，非常中肯地指出其中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办法多，自下而上总结群众经验少；依靠行政命令多，依靠群众监督少；依靠厚赏重罚多，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少；以及组织系统之间过于强调垂直领导等严重问题。他认为这些做法，不符合群众路线的精神，告诉厂里不要照搬，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修改。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他讲过这样一段高度概括而又非常深刻的话：“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否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首先要看我们认识本国的自然规律如何和掌握运用本国的自然力量的本领如何，就像衡量马列主义的水平是看它能否解决本国革命实践问题一样。”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他在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学习钻研科学技术问题时，能够不为成见所束缚、敢于打破技术上的某些规定和书本上的某些结论。例如，在如何执行技术标准和国外设计等问题上，他对汽车生产的技术标准进行了解剖。由于我们用的是外国的技术资料，所以汽车所用的钢材，含镍铬的和冷冲压的高级钢材较多；但是，我国工业的水平以及金属资源情况和外国不同，完全按照这些技术规定，国内能自给的钢材就不多了，要花许多外汇进口，这既没有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也不符合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于是他提出要根据本国条件来选用机械制造的材料，只要通过试验，就可以大胆地试用我们自己已有的钢材品种。他积极鼓励、促进大家进行试验，在合金钢的专业会议上，在工厂里，在研究机构里，他和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谈这个问题，促进了这一工作的发展。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汽车坐垫用的牛皮问题。中国南方因为有牛蝇咬，牛皮往往有疤痕，而有的国家自然环境不同，他们的牛皮疤痕少，开始时硬要按外国规定的标准，我们十几张牛皮也选不出一块合格的汽车垫子来，其实有点疤痕，处理好了，并不影响使用。他常举这一类的事例，反复强调首先要高标准、严要求，又要认真消化，搞清道理，从具体情况出发，使之适合我国的情况，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
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各部门汇报，考虑起草《论十大关系》。黄敬在他主持草拟的一机部给毛泽东的汇报提纲中，对于机械工业提出一系列重要意见和建议。其中，特别是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明确机械工业部和各工业部及地方机械工业的分工；关于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改造要求和我国资源、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点，制定机械工业的技术发展规划等项重要意见，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在1956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黄敬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7年3月在一机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他讲到国家经济建设速度时说：1955年搞少了些慢了些，1956年又搞多快了些，一慢一快，国家的实力就较量出来了。它说明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很高，另一方面我们的建设不能太快，太快就会造成比例失调，最后还是要被迫缓下来，但被迫缓下来就会造成很大被动和损失。有计划按比例这个客观法则不能违背。
这个时期，他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探讨了苏联和英、美等国的经济体制，有过一些深刻的体会和见解。他在1957年还说过：我国体制必须改进，当前情况是“企业搞得好了得不到好处，搞坏了吃不到亏”，“自作不自受”这是不行的。应该在计划范围之内，使企业有一定的自由，能够独立经营，要使企业成员感觉到他们的工作成果和他们自己息息相关，使企业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可以把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搞好工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57年5月10日颁布了《关于改变现行管理制度的若干规定》，对于计划、财务、劳动组织和工艺、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及技工学校管理等五个方面，都在基本上不影响现行国家制度的原则下，作了若干修订，其修订主旨是为了“把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企业一定范围内的独立经营结合起来”。
就在他病逝前不久，参加南宁会议离京之前，他还专门向一机部的杨铿提出一个他思考已久的重要课题：怎样才能长久地保持和发扬企业职工的工作、生产积极性。他让先研究，等他开会回来一起好好议论。
不久，黄敬由于过度辛劳而致病。在重病中，只要他精神稍为好一些，就关心询问当时的国家大事，询问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情况，并且还亲自拟稿给党中央、国务院发电报，建议成立建筑材料工业部。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想的还是党的工作，国家的建设。毛泽东主席曾传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周恩来、彭真都曾亲自过问并关心他的医疗。当时在广州的董必武、李富春、陶铸等都亲切地探视过他；段君毅、韩光等也频频从北京打电话向他表达慰问之情，祝愿他尽快恢复健康。不幸的是，1958年2月10日，他患肺动脉栓塞，经医治抢救无效去世，时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