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黄火青，原名黄贤佑，字民孚，1901年6月20日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县新市镇东杨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中[1]。黄火青的曾祖父原住枣阳县桃园村，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此后，逐渐衰落。黄火青的父亲黄启程与兄弟分居搬到东杨庄时，有薄田百余亩，生活上还过得不错。黄启程懂得中医药知识，常有人前去求医问药；夫人张氏为人善良，性格开朗，与邻里相处和睦，在村里很有威望。
黄火青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四。父亲读过四书五经，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解决孩子们的学习问题，特请人在村里办了私塾，招收本家和其他人家的子女读书，因此黄家兄妹都较早地受到了启蒙教育。黄火青从小聪明好学，受父亲影响，对中草药也很感兴趣，常常随父亲到深山采药，懂得不少中草药知识。
1909年，距东杨庄30多里的泉水寺村办起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开通的父亲立即让长子黄贤英带着黄火青一起去小学堂上学。由于有启蒙教育的基础，黄火青在小学成绩很好，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在小学堂里不仅学文化，还可以接触到许多时事。例如国文老师李文峰讲到中国地大物博，却很落后，因此受列强的侵略，但中国的版图很大，外国一个国家独占不了，于是就像吃西瓜一样，把中国切成一块一块地吃掉。这些通俗易懂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由于众多的子女相继上学读书，黄家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1911年，黄火青随大哥到离家百余里但生活费用比较低的河南省唐河县读书。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1914年，他又同大哥、三哥、五弟和堂弟再次到唐河县读书。大哥师范毕业后教小学，供几个弟弟读书；黄火青小学毕业后也考入简易师范。
在学生时代的黄火青，面对当时列强入侵、国家衰败的局势，一面读书，一面为国家的前途担心。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黄火青也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打着小旗子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1919年5月，北平学生掀起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唐河后，他再次和同学们参 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1]。在这些活动中，黄火青不仅开阔了视野，更增强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他厌恶军阀混战，钦佩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人物，心中不断涌动着到外面闯闯、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理想中那么如意。1921年黄火青由师范毕业后，家中的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因欠债过多，土地大部分都典当出去了，讨债的常常坐在家里不走。为了维持生活，供弟弟妹妹读书，黄火青也经人介绍当了小学教师。在三年的教书生涯中，他亲身体验到了小学教师地位的低下，亲眼看到了农民的贫困和痛苦，看到了地主劣绅和民团等反动势力对敢于反抗者的无情镇压。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旧社会的不满，渴望寻找新的出路。
1923年，五弟黄民钦考上了襄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在班主任萧楚女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每逢假期，民钦都要向兄弟们介绍萧楚女如何指导他们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向导》等书籍、杂志和讲解革命道理的情形。这些革命的思想火花点燃了黄火青心中的希望。1924年，已经成婚的黄火青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和温馨的家庭，也考取了省立第二师范，开始了新的生活。
黄火青考入二师后，正值学校发生驱逐反动学阀校长的学生运动。这次学生运动规模浩大，前后持续了一年多，其间伴随着抵制英货、日货等反帝爱国活动，在鄂西北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火青积极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不久组织上决定选派他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但当黄火青和另一个同志赶到武昌大学秘密集中地点报到时，已错过了报名时间；返回途中路过枣阳白水中学，中共枣阳县委极力挽留黄青火在当地开展工作。经组织同意后，他就留在枣阳，以钱岗镇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在中共枣阳县委的领导下，黄火青以国民党区分部常委的身份，对于拥护国民革命、具备了国民党员标准的人吸收入党，发展国民党组织；然后再把具备条件者发展为共青团员。 1926年3月，经中共枣阳县委书记程克绳、委员王平介绍，黄火青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此后又有两名同志入党，组成了以黄火青为书记的中共支部。该支部以钱岗镇为中心，发展壮大组织，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组织 农民协会，开展枣阳东北区和北区党的工作。此间，黄火青的大哥黄贤英（改名山农）、五弟黄民钦、八妹黄海明都参加了革命。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进入高潮，黄火青的大哥、五弟、八妹分别被选送到湖北省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4月，黄火青也被选送到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参加培训。讲习所由许之慎担任所长，规定学习时间三个月。5月1日，武汉市召开了规模盛大的纪念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同时召开了“太平洋劳动大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全体学员列席会议，作为讲习所的开学典礼。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英国工人运动领袖汤姆斯等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讲。黄火青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他置身于成千上万的工人队伍之中，看到一张张充满喜悦的笑脸，只觉得热血沸腾，浑身充满力量。
1927年6月，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汪精卫等人的动摇，大革命运动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为了培训骨干，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军委选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到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去学习，这是当时每个革命青年都十分向往的大喜事，黄火青和妹妹黄海明都被选上了。正在武汉担任燃料业总工会秘书长的大哥和临时来武汉办事的五弟为他们饯行。按照组织的安排，黄火青兄妹俩和其他留学的同志很快抵达上海，几经周折，终于搭乘上苏联“恒利号”货轮抵达远东城市海参崴，又坐了十几天的火车于1927年的8月底到达莫斯科[1]。
这次到苏联学习的中国青年共七十余人。黄海明和其他女同志被安排到共产主义东方大学学习；黄火青等男同志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主要学习军事。这是为适应国内革命战争急需大批军事干部的情况而设立的短期速成训练班，不设俄语课，一切经过翻译。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外，还有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后，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中国革命不会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培训干部也应从长远打算，因此把特别训练班的学员转到其他正规学校学习。黄火青和部分同志被分配到高级射击学校（后合到步兵学校中国连）继续深造。在学习过程中，黄火青刻苦努力，表现突出，先后担任连长、支部书记等职务。
1929年3月，黄火青和秦超等共六名同志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回国参加国内的土地革命战争。
注释
[1] 黄火青出生的时间，据他本人生前所述为1901年旧历五月初五，即公历6月20日。
[2]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1]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2] 黄火青干部档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第37页。
黄火青··奔赴革命战争的前线
黄火青等六名同志经过化装，由绥芬河入境，历尽艰险于1930年4月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黄火青和秦超的组织关系由中央军委转到中共江南省委，由省委分配到安徽宣城北广德县一个游击队，因未接上关系而返回；后又分配到红十四军工作，秦超、黄火青分别担任红十四军一团团长和政委。1930年6月，黄火青和秦超由中共南通特委和交通接送到苏北游击区。该游击区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取消了党团组织，既没有地方政权，也没有明确的土地政策，大家都无所适从，一切都听原游击队大队长的。秦超、黄火青到任后，按上级的指示要打金沙镇。二人经过了解，知道该镇驻有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便向特委建议先在金沙的外围打几个小仗以鼓舞士气，时机成熟再攻打金沙，但未被采纳。于是他们硬着头皮指挥部队攻打金沙镇。
由于敌强我弱，经过四次战斗，结果秦超牺牲，黄火青腿部受伤，队伍也受到很大损失，只好放弃原定计划。黄火青在群众的掩护下在当地养了一个多月伤后，乘船秘密返回上海红十四军办事处。不久由中央分配到上海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担任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负责训练工人武装工作。
1931年初，黄火青被选派参加了由周恩来、聂荣臻主持的中央苏区训练班，班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关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培训结束后，中央分配黄火青赴中央苏区，并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沿途向鄂东、鄂南和湘鄂赣苏区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黄火青完成传达任务后，于11月到达中央苏区的瑞金。这一期间，中央苏区刚刚成立以萧劲光为校长的工农红军学校，从各军抽团营干部到学校培训。黄火青被分配到红军学校担任教育处处长、党总支书记。
12月，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原有的三个师分别编成红十三、十四、十五军。为改造好这支队伍，党向红五军团派进了许多政工干部。黄火青被任命为第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长由原第二十六军参谋长赵博生担任。黄火青和其他同志一起，帮助部队 建立起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发动士兵进行新旧军队对比，开展忆苦思甜，使起义官兵增强了对工农红军的认识。广大士兵看到红军当官的没有架子，不打人、不骂人，官兵一致，都感受到红军的温暖。与此同时，苏区党组织动员地方武装充实起义部队，以逐步改变其成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五军团战斗力大增，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在后来的反“围剿”和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5月，十三军和十四军合并成第十三军，黄火青调回红军学校。 这时，红军学校由刘伯承担任校长兼政委，黄火青任总支书记兼国家保卫局特派员，欧阳钦任政治部主任。下设培训军事干部的步兵团，粟裕、刘少卿等先后担任团长；又成立一个培训政治干部的政治营，营长陈伯钧，政委由黄火青兼任。在教学过程中，学校领导又分成培养高级指挥员的红军大学，培养中级指挥员的第一步兵学校（又称彭杨学校，以纪念彭湃、杨殷烈士）、第二步兵学校（又称公略学校，以纪念黄公略烈士）以及培养工兵炮兵等特殊兵种的特科学校。黄火青担任第一步兵学校政委，陈赓为校长。
1933年11月，黄火青受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委派，赴福建开展对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原来，第十九路军于1932年初在上海抗击日军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参加反共内战。十九路军官兵不愿意参加反共内战，作战连连失利，蒋介石不但不增兵，反而公开斥责蔡廷锴剿共不力，要追究其军事责任。在红军的打击和蒋介石的威逼面前，蔡廷锴认识到反共没有出路，遂决定采取联共反蒋政策，派代表前往红军驻地进行停战谈判。1933年10月中旬，蔡廷锴所派全权代表、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一行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苏维埃政府派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潘汉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同徐名鸿等进行具体商谈。经谈判，双方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决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福建省政府立即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双方互派全权代表。苏维埃政府派潘汉年为驻福州代表，黄火青（化名为黄一青）为秘书，开展对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
黄火青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时，正害恶性疟疾发高烧。因任务紧急，便派人用担架从第一步兵学校所在地九堡抬到瑞金接受任务。黄火青因正在病中，潘汉年先行出发。几天后黄火青身体好转，单独奔赴福州。临行前，中共中央秘书局负责人邓颖超亲自向黄交代了电报的密码和密写通讯技术等问题[1]。
黄火青从瑞金出发先到古田，通过十九路军有关人员的协助，经厦门乘船到达福州，与潘汉年一同住在十九路军的总部里。这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没宣布成立。黄火青经常身穿国民党军装上街了解福州时局变化，及时向中央汇报。11月20日，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反蒋。这一期间，由潘汉年拟稿，黄火青译成密码，向中央发回两封电报。不久，中央回电让派一个人返回根据地汇报情况，潘汉年便派黄火青返回瑞金。黄火青向中央汇报了福建的情况后，又被委任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福建人民政府龙漳省领事，到漳州赴任。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在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未能抓住时机加强与十九路军合作，结果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党领导的中央苏区也随之遭到蒋介石更大规模的“围剿”。在十九路军败退之前，黄火青在漳州妥善处理了善后，并搞到一批枪支、地图安全返回瑞金，完成了这次赴闽的任务。不久，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九军团是1933年春由以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的，共九千余人，隶属于红一方面军；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黄火青到红九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广昌战役刚刚结束，我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红九军团只剩下4000余人。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为打破国民党的“围剿”，部署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命令红九军团掩护七军团的行动。7月7日，红九军团从广昌南新安镇出发，向南经驿前、石城，转向东进入福建的宁化、清流和连城附近，然后经安沙接替七军团包围永安县城，以防止敌人阻碍我军前进。此后，红九军团又经尤溪、十四都于8月1日占领闽江沿岸重镇樟湖板，并沿江上下展开，占领尤溪口、南源等地，掩护红七军团在尤溪附近顺利渡过闽江，从而胜利完成了护送七军团的任务。
1934年9月上旬，敌人又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九军团在朋口西南的涂坊与敌人发生激战，又遭到一定损失。10月上旬，中央军委将第二十二 师即原会昌工人师划归九军团，并对第三师进行补充，全军恢复到9000千余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中央红军正准备进行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长征。
注释
[1] 《黄火青同志谈在福建事变时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8期。
黄火青··在红军长征与西征中
1934年10月，黄火青和红九军团的战友们从江西出发，参加长征。长征之初，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的损失很大。红九军团肩负着掩护中央机关的重任，一路征战，到湖南境内，红二十师只剩下不到千人，后被安排去接替中央纵队抬机器。在此情况下，黄火青和政治部的同志们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尽可能使部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期间，红九军团在湄潭、绥阳一带驻扎，警戒遵义，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12天。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按照遵义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整编，黄火青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湄潭休整期间，黄火青领导政治部健全各团政治机关，各团政治处建立宣传队，各连建鼓动棚，通过书写标语和用顺口溜、民歌等，在驻地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此同时，部队在地方发动群众斗争土豪恶霸，成立贫农团、农民革命委员会和自卫武装，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宣传党的政策，积极进行扩军工作。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只几天时间就扩军320余人，成立了新兵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红九军团从湄潭出发，西进习水、土城，一天行军120里，机动能力大大增强。3月下旬，中央决定南渡乌江，命令九军团前进到枫香坝一带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掩护中央过江。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行动后，在一个叫做“老母坑”的地方与优势敌军王家烈部发生激战，我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打垮敌人五个团，俘敌1300余人，缴枪千余支。经过这场对于九军团生死攸关的战斗，部队进入黔西北苗族聚居地区，连续智取长岩和飘儿井，向群众进行宣传，又扩军300余人。
在苗族聚居区，为搞好民族团结，黄火青领导政治部加强了对苗族群众的工作。在飘儿井向群众分发打土豪得来的物品时，黄火青发现一个苗族妇女夹杂其间，便让地方干部抓住时机向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和苗族是一家人，汉族和少数民族平等，并多分给她一些盐和其他物品。第二天，来了几个穿长衫会讲汉话的苗族同胞，其中一个人名叫李少白，说昨天那个妇女有些事情说不明白，为此再来问个究竟，以便对共产党的政策作进一步的了解。黄火青接见了他们，讲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揭露黔军军阀王家烈的罪行，并请他们吃饭，临走送给他们一些绸缎布匹作为礼物。这些人回去后，派来一个芦笙队前来慰问，又派人来请“黄主任”去作客，参加当地的群众大会。黄火青和地方工作部部长朱明到会，并在大会上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民族平等政策，还向苗族同胞赠送了50支步枪。会后，芦笙队吹笙跳舞欢送红九军团，并有一些苗族青年要求参军。
1935年4月中旬，红九军团经过滇黔边界最险要的七星崖，在猫场与敌遭遇；而后又相继占领宣威、东川，开展打土豪和宣传活动。饱受土豪劣绅欺压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在东川驻扎三天，竟有1500余人来参军。5月，部队到达四川南部大凉山彝族地区。红九军团按中央的指示，注意与彝族兄弟搞好团结，送给彝族头人许多礼物，受到彝族同胞的拥戴。在从大桥镇通往安顺场沿途路上，彝族头人一程接一程地护送部队前进，这样红九军团也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经过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动，到5月中旬，红九军团在西昌附近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在这一期间，红九军团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扩大了队伍，沿途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发动，还筹集不少款项支援了中央，因此受到中央的表扬。6月中旬，黄火青随同红九军团翻过大雪山夹金山，经懋功、卓克基到达松岗。
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后，与先期抵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兵力达到10万人，实力显著增强。7月，红一方面军将原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8月初中央的沙窝会议，又决定将两大红军主力分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右路军行动。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蓄意制造分裂，竟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个军南下川康边，并另立伪“中央”。在此情况下， 红四方面军和第五、三十二军广大指战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黄火青以自己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敏感性，认识到张国焘反对中央、制造分裂是极为错误的，因此对张的行径予以抵制。开始时，他“还亲自找人编了一本歌颂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颂扬红军的英雄业绩、要求北上抗日的材料，发到连队组织指战员学习，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1] 黄火青还到各团了解情况，掌握部队的动态。不久，张国焘向红三十二军派来一批政工人员。在无法扭转大局的情况下，黄火青只好在组织上服从，行动上消极进行抵制。
这一时期，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由于坚持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为张国焘所不容。张国焘不仅在会议上组织围攻朱德、刘伯承，甚至派人把朱总司令的警卫撤走、马匹宰掉，使他在生活、安全上得不到保障。但朱德、刘伯承仍毫不动摇，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次，朱德和康克清到三十二军司令部，随后到黄火青住处看望，还没谈上几句话，马上有人前来监视。黄火青了解到朱总司令的处境后，对张国焘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时粮食奇缺，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朱总司令，他让人杀掉了当地土司刚送来的一头奶牛，烤成许多肉干送给朱德。
黄火青对南下路线的抵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不久将黄火青调离第三十二军，并很长时间不给安排工作。黄火青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加之心情不好，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便血，生命垂危。傅连障医生听说了，赶去看望并给喂了些药，才使黄火青保住了性命。但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只能由马夫老孙抱上马行军。好在原红九军团的同志们知道他爱好中草药，曾送给他一些打土豪时缴获的鹿茸，此次大病后，黄火青就让老孙拿到药店加工成药丸。吃了几天体力大增。加上他正当壮年，终于靠顽强的生命力逐渐恢复了健康。1936年3月，黄火青被分配到左路军党校担任校务主任兼总支委员，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军人工作部部长。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作战连连失败，部队从南下之初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1936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一再严厉批评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伪中央。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然而，按照当时组织系统的统一行动，黄火青并没有抵达陕北，而是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西进作战。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 的苦战，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遭到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离开部队返回陕甘苏区，余部加上伤病员2000余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深入祁连山打游击。黄火青随着西路军工委直接领导的左支队，沿着祁连山向西行动。
黄火青手里有一幅甘肃省地图，李先念又将自己的指南针交给他，让他和曾传六负责为左支队作向导。于是，他俩率几个人每天比大队伍先行两三个小时，在路上画出前进箭头，甩树枝堵住不走的岔路，引导队伍前进。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黄火青、曾传六等先行队伍翻过一座山岗，只见另一座横亘百里的大雪山挡住了去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藏族牧马人询问，虽语言不通，但从手势和发音可判断出这里是几条河流的发源地，向东流淌的河流进入青海，向西流淌的是疏勒河。从地图上看，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流入新疆，由此判断沿疏勒河顺流而下，就可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经工委研究，决定沿疏勒河西进。又走了几天绕过大雪山，部队到达石包城，工委给中央发电报，报告左支队还有900余人，准备进入新疆，中央回电同意。
由石包城向西前进，要经过安西县城。根据侦察，城里约有40多个敌人，工委决定打下这座县城，以稍事休整。可是战斗打响后，却遭到敌人的顽强反击。原来在头一夜里敌人刚刚开进去一个营。不得已，左支队只好放弃攻城，向西前进。第二天，敌人又向我军追击，我军边打边撤。这一仗，由于支队长途跋涉，疲劳至极，在敌人强大火力攻击下，又遭到很大损失。几天后，在红柳园子附近又遭到敌人追击，左支队再次受到损失。
为避开敌人，黄火青提议，先离开公路向北走一段再向西行。这一意见为支队领导接受。这样，部队先向北走，两三天后甩开了敌人，又向西南寻找进新疆的道路。这时虽然摆脱了敌人，但在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里，没有人烟和食物来源，水源奇缺，有时不得不嚼枯草充饥，饮尿解渴，饥寒交迫，艰苦至极。途中，又有一些身体虚弱的同志倒在路上。黄火青和多数同志一样，忍受着饥渴，顽强地行进着。脚下的鞋子穿烂了，便用破毡子包在脚上继续走路。大家凭着高度的革命信念，坚持西进。1937年4月底，这支不屈的队伍终于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远所率汽车队会合。至此，西路军西进支队才走完这一段悲壮的历程，全支队只剩下400百余人。
注释
[1] 彭寿生：《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黄火青··从抗战后方到东北战场
1937年5月，西路军余部在陈云的率领下，乘车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先住到西郊一座未建成的纺织厂内，7月迁到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
这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对共产党表示友好，宣称实行“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开展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10月在新疆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11月，陈云回延安，邓发、陈潭秋先后受中央委派到迪化任中央驻新疆代表。12月，李先念等西路军多数同志回延安，黄火青和部分同志奉命留在新疆，开展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此外，还从延安派来两批干部如林基路、高登榜等，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一些干部如毛泽民等，也留在新疆工作。当时党在新疆开展工作的策略是，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但邓发离开新疆前向黄火青、毛泽民和徐梦秋（后叛变）交待说，在一定时期可以由黄火青召集三人碰头，交换意见，研究情况。
1938年初，我党应盛世才的要求，从新兵营中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到新疆一些部门中工作，黄火青被安排担任官办的群众性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其余同志多数被安排到财贸和文教部门工作。
民众反帝联合会在新疆的政治地位很高，因为盛世才自己标榜“反帝”，亲自兼任该会的会长，省长兼任副会长，政府各厅长都在联合会中兼职。为此黄火青便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工作。反帝联合会在《新疆日报》上占有一个版面，黄火青和林基路等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六大政策”，实际上是宣传中共中央的政策和主张。例如，盛世才讲反帝，他们就指出当前着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按照党的策略思想宣传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黄火青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期间，还曾根据苏联方面的要求担任过一段时间法院的审判长，帮助审判、释放了一些被盛世才关押的进步人士。
在新疆的中共党员虽然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但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开展工作，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威信越来越高，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而与此同时，盛世才对中共的疑惧也日益加深，对中共党员的活动开始加以限制，从1939年初开始，多数中共党员被调离迪化。1939年5月，黄火青也被调离迪化，安排到南疆阿克苏专区担任行政长。
行政长的主要工作是规划地方建设，处理民间纠纷。但由于盛世才的限制，在黄火青身边安排了监视其行动的特务，连到外县去都不行。因此，黄火青除处理日常事务外，只好以反帝联合会阿克苏分会为基础，在文化、宣传方面做些工作。例如充实扩大公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学校，开设教师训练班，培训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并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问题；在行署附近修建了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俱乐部，经常举办电影晚会、文艺晚会，组织歌咏比赛，演出反映抗日救国和反对法西斯斗争的剧目，利用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
1940年秋，周恩来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向盛世才提出中央调黄火青回延安工作。于是黄火青带着妻子、女儿搭乘苏联的飞机，经兰州转乘汽车，于1940年10月底抵达延安。
黄火青到达延安几天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见到黄火青的第一句话就说：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接着向他询问了有关盛世才和新疆地方军队的情况，黄火青一一作了介绍[1]。党中央调黄火青回延安，原准备让他担任新四军第五师政委。但由于中间沦陷区道路阻隔，又决定黄火青留在延安工作，分配他到军政学院任副院长。不久，军政学院合并到中共中央党校，黄火青于1941年底调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1942年2月，毛泽东到中央党校做整风报告后，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参与领导了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整风运动期间，黄火青每天听取各学员支部的汇报，然后将情况汇总再向彭真汇报，研究如何把学习讨论引向深入。与此同时，黄火青也总结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只有从思想上建党，才能统一认识，团结全党。他总结道：早在苏联学习及担任总支书记期间，由于受苏联当时肃反运动把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相混淆的影响，存在对同志批评简单过火的现象。 后来在红军学校和部队政治工作中，也往往只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为此，他总结自己是“疾恶如仇有余，与人为善不足”，并把这两句话写入学习总结中。
通过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党的七大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杨家岭召开。黄火青作为七大的代表和大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出席了大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消息传到延安，大家欣喜若狂，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胜利。不久，中央作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派出10万大军、2万干部挺进东北。11月底，黄火青也得到命令赴东北工作。
黄火青等一行经长途跋涉，在张家口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2月底继续北上。但从张家口出发不久，黄火青就病倒了，发高烧，便血，后来勉强坐汽车到达承德，经大夫检查，是染上了“满洲伤寒”。经过十几天治疗病情逐渐好转。3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黄火青担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兼任了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军区政委。 当时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是程子华，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克，中央分局所在地就在承德。
1946年，国民党一边搞假和谈，一边向东北进攻，相继占领了锦州、朝阳、凌源等地，8月向承德进逼。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冀热辽中央分局撤出承德，经隆化、围场、赤峰转移到林西。在转移过程中，黄火青两次遇险。 一次是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撤出承德后，与敌人遭遇，护送部队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大家翻过山岗脱离了危险。另一次是从赤峰向林西转移时，黄火青乘坐的吉普车在一个转弯处制动失灵，翻到河里，黄火青被甩出车外，头部撞到河滩的石头上受伤昏倒。当时正是黑夜，恰巧被旅政委谢镗忠发现，将黄火青救起。
黄火青在热河期间，除了领导热河全省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主要抓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热河受日伪统治13年，经济发展极为落后。 少数汉奸地主占据着绝大多数土地，有的地主粮食藏在地窖里，地窖装满了，上面栽一棵树作记号，时间一长粮食全腐烂了。而广大农民尤其是从关内逃荒来的农民像奴隶一样被地主役使着，许多人全家仅有一床破被，有的甚至冻饿而死。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于1945年11月25日发出了《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以彻底清除日伪的残余势力。在此基础上，中央分局和省委又指示实行“土地从高度集中到分散”，即土地改革运动，分局和省委领导同志也分别深入到各地指导土改斗争。黄火青先后到林东县老烧锅村和新惠县道给营子等处蹲点，了解当地的阶级构成状况，指导土地改革。其间，热河境内鼠疫蔓延。为指导各地工作，黄火青几次从鼠疫发作的中心地带通过。
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军事斗争形势也越来越好。1947年春，我军先后收复围场，夺取隆化，随即解放了赤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冀热辽人民参军达30万人，随军南下干部1000余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接着，百万大军经冀热辽挺进关内，围困平津。为迎接天津解放，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等九人组成中共天津市委，准备接管天津。黄克诚为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部长。为完整地接管好天津，党从组织、思想、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调集了7400余名干部，确保搞好接管工作。接到命令后，黄火青便和其他同志一起到距天津100余华里的胜芳集中，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工作任务。
注释
[1]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第157页。
黄火青··参加接管天津
1949年1月15日，我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当天傍晚，黄火青等市委领导便踏着硝烟，率领接收的干部队伍抵达市内。第二天军管会贴出布告，宣告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成立，开始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城市政策，统一领导全市的接管工作。
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我国的第二大商埠，工商业户约3.7万余家。但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搜刮，经济萎缩，私营工业几乎全部停工，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面对这样一个破烂摊子，进城后能不能站住脚并建设好这座大城市，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场严峻考验。
接管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工作千头万绪。军管会实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分财经、文教、市政三大系统，对全市进行接管。黄火青作为市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协助黄克诚、黄敬开展工作。进城的第二天下午，由黄火青主持，在市委机关的大厅里召开了近300人参加的地下党负责人和部分党员大会，市委领导和这些长期坚持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们见了面，共庆天津解放的伟大胜利，布置接管工作任务。在会上，黄火青代表市委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强调要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加快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是进城后黄火青和市委领导最为重视的一项工作。天津解放后，原国民党所属的企业，如电业、电讯、公用局（包括电车、汽车、自来水等）、纺织、炼钢、航务、煤矿等共115个企业，全部为我方接收，变为全民企业。这些企业共有职工5万多人，掌握着天津的经济命脉。为使这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市委于2月9日召开有各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黄火青在会上听取了汇报后，对各区下一段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他指出：目前要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复工复业。要解决复工复业的问题，必须搞好调查研究，把企业情况搞清楚，作为我们工作的底本。并提出，在私营企业中，不宜马上解决过度剥削问题。有些资本家不开工，宁愿用存货养活一部分工人，把其余的工人辞退，而“我们的目的在于工人不失业，指望资本家不开除工人，照旧工作，虽然有些苛刻的劳动条件，但过去一向如此也过来了，马上提出条件反而更糟，剥削总比没有饭吃还强”[1]。他还提出，关于税收，我们如果不收税，资本家“反而害怕，他不知道我们要收多少”，在一下子制定不出新的税收标准的情况下，“反不如照旧章行事”[2]。这次会议，结合当时的实际，使参加接管工作的各区领导同志进一步明确了政策界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复工复业工作的开展。
生产逐步恢复后，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逐渐突出。在解放之初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对待资本家的剥削，处理好劳资矛盾，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黄火青经过调查研究，于1949年3月18日召集市私营企业委员会会议，重点研究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劳资关系等问题。黄火青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工人对劳资条件逐渐感到不满，同时资方也询问工资政策如何？“我们的答复是：遵照劳资两利的原则，只要劳资双方都满意的工资额，就可以制定。”并指出：解决劳资间的问题，关键是把握“劳资两利政策，若只顾工人利益，将来会引起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在我们调整工人待遇与劳动条件时，一定要掌握着政策”。[3] 针对有些厂出现资方不敢管理工人的现象，黄火青指出，“这样对工人是不利的。所谓劳资两利，是让开工后对工人更有利。繁荣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于国家是有利的。只要生产于国计民生有利皆可让其发展。”对“私营企业不怕其发达，因为今天人民掌握政权，将来可随时接收其财产为国有”[1]。
天津市的企业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管理好国营企业，最重要的是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为此，中共天津市委于1949年4月6日成立了以黄敬、黄火青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天津市国营企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搞好企业党的建设，对生产经营和行政工作实行保证监督。按照市委领导分工，黄火青负责分管企业党委的工作。在兼管企业党的工作期间，黄火青抓住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注重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组织工人队伍，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开展轰轰烈烈杜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黄火青还总结推广了在私营企业中召开劳资协商会议的经验，较好地协调了劳资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在私营企业中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召开劳资协商会议的做法，在全国新解放的各大城市中是个创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段时间，工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私营企业者也心情舒畅，在当时进行支援前线、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各方面工作紧张困难的情况下，工业战线各项群众运动红红火火，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1952年，天津市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棉纱6.72万吨，布3.78亿米，均占全国总产量的1/10；机制纸及纸板4．2万吨，占全国的1/9强；自行车2.46万辆，是全国的1/3；重工业中的钢产量和发电量在全国也占有重要位置。天津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接管和管理新解放的其他大城市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视察工作，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这次到天津停留了一个多月，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了解了天津各方面的情况，结合天津实际指导市委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在天津市委会议上，肯定了天津的接管工作很有成绩，中央是满意的。接着他指出，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革命胜利后头等大事就是发展生产，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放开手 脚搞建设。经济建设搞好了，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有利于巩固人民政权。即使敌人打来了也没有关系，打塌了再建嘛!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先后参加了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工会组织好。他说：天津共有200万人，工人及其家属就占了150万，如果把工人组织起来了，那就等于组织了人民的大多数。所以工会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把最强的干部派去搞工会工作[1]。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共天津市委加强了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决定由黄火青兼任市总工会主席，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并从全市抽调了几百名干部包括一些区委书记充实到市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中去，加强全市各级工会的工作。
搞工会工作之初，黄火青对工厂、工人并不很熟悉。他以多年的战争和地方工作中形成的经验，从调查研究入手，一切从头学起。他经常深入工厂，了解各种产品的生产工序。为了多了解实际情况，他常常在节假日把工人代表请到自己的家中，或随便聊天，或同他们一起打扑克。时间长了，工人们到他家也就毫无拘束，有时赶上吃饭时间就一起吃饭。后来黄火青主持市委全面工作，因工作需要搬到了市委领导宿舍。这里离干部俱乐部很近，有时工人代表在俱乐部搞联欢，晚了回不去，就干脆住到黄火青的家里。早上醒来，只见沙发上、地毯上住满了人。为了使工人们来往方便，黄火青指示秘书把自己家门前的警卫撤了，换成一位老工人搞收发。
当时工会的主要任务除了为工人谋生活福利，还包括组织生产、处理劳资关系、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代表市委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总机关。黄火青经常和工人接触，能随时了解工厂和工人们的情况，做起工作有的放矢，工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居住在海河东郑庄子的钢厂、棉纺厂的工人反映，他们的住处与工厂之间的路上隔着解放军的一个大型仓库，上下班要多花费一两个小时，很不方便，希望能从仓库中间开一条路。但因为涉及部队，大家感到事情不好办。黄火青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和黄敬等向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最后一直请示到中央军委，才使问题得到解决。道路开通后，在全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广大工人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和工会是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
为解决工人们的居住和休息娱乐问题，黄敬、黄火青等经过研究，决定在王串场、中山门、西南楼修建三片工人住宅区；在南开原来窑地大坑一带 建设水上公园。当时正好毛泽东主席到天津视察工作，黄敬、黄火青还陪同毛主席视察了现场，得到毛主席的赞赏。这些项目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工人们的居住条件，水上公园也成为广大工人和市民的娱乐休息场所。为了解决工人的疗养问题，黄火青亲自策划建立了北戴河劳模休养所、第一工人疗养院、柳林第二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工人疗养所等，并为了活跃工人的文化生活在市内修建了两所工人文化宫。其中，在中山门工人区建设的第二工人文化宫，黄火青亲自审查图纸，将其平面图形确定为“工”字形，并让总工会的同志带着图纸征求工人同志的意见。文化宫建成后，二楼大礼堂可容纳2500余人，二楼是藏书几十万册、可供500人阅览的图书馆，三搂是可容纳1000余人的游艺室；从而大大丰富了工人们的业余生活。有了文化娱乐场所，总工会就组织工人开展歌咏比赛，大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演出，让工人自编自演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剧目，歌颂新生活。其中反映天津铁路货场工人生活的话剧《六号门》上演后，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曾到全国各地去演出，后来还改编成京剧和电影。
黄火青在工会和以后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工人的文化教育。他安排工会宣传部通过市教育局利用中小学校办工人夜校，由工会出钱请教员讲课，使全市夜校学员发展到几万人。许多人从参加扫盲班开始，一直到考上大学。 为使更多的人能到大学学习，黄火青又亲自与市委高教部协商，在本市各大学里设置了文化辅导班，使更多的工人到大学学习，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受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些人有许多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天津市纺织工业发达，女工多。为加强对女工和全市妇女的组织工作，1949年2月上旬，黄火青指定由原华北局城工部的罗云牵头，筹备成立了中共天津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总工会中也设有妇女部。在实际工作中，黄火青十分重视对女工的文化教育和培养。1950年三八妇女节表彰会上，黄火青见到军工服装厂工人劳模李兆珍，关心地问她上没上夜校，李兆珍回答说工厂因为支前任务太紧，没有办夜校。黄火青认为不妥，向黄敬作了反映。黄敬即写信给该厂厂长，指示他们办工人夜校，安排好职工学习和文化生活，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后来李兆珍不仅在夜校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还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
黄火青尤其注重对劳动模范的培养使用，关心他们的成长，把他们作为 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天津炼钢厂炉前工、班长潘长有，在恢复生产过程中率领工人排除各种困难，经过很短的时间修复毁坏的炼钢炉，开炉50天即产钢2000吨，比解放前同样时间多产钢71％。潘长有被评为劳动模范后，经过培养，被选为市总工会副主席。
1949年5月，黄克诚奉调南下，黄敬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52年10月，黄敬调北京工作，黄火青代理市委书记，不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1956年成立书记处后任市委第一书记）。这时黄火青虽不再兼任市总工会主席了，但他依旧关注工会工作，工人们仍然亲切地称他为“黄主席”。
黄火青负责天津市的全面工作后，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努力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他在工作中的显著特点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循守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作方法上，善于抓大事，小事放得开，决策果断。
在大城市中，区街政权建设是个大问题。建国初期，天津市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区建政府、街道设立街公所、居民区设立居民委员会的体制。天津市在街道的最基层建立居民委员会，是从1950年开始搞试点的，通过发动群众选举代表的办法，产生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效果很好。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黄火青打电话让政府办公厅的宋祝勤带材料到北京，在华北组会议上作了汇报，并得到中央的肯定[1]。这一做法，后来被全国各大城市普遍采用。
1954年，在第一次普选搞选民登记的过程中，市政府办公厅的同志发现天津市郊农村地主的势力很大。天津市的四个郊区原属河北省的天津县，在1949年曾进行过所谓40天的土改，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土改进行得很不彻底。经过对郊区几个村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办公厅的同志将调查情况向市委常委做了汇报，建议进行土改补课。黄火青对调查的情况很重视，经会议研究，决定采纳办公厅的建议，并派市委秘书长和政府办公厅的同志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就此汇报请示。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等同志听了汇报，对天津的调查和进行土改补课的设想予以肯定。办公厅的同志回来后又向市委汇报，黄火青当即拍板：就按邓老的指示办。并指示由市委副书记吴砚农和于志远负责组成土改补课指挥部，抽调500名干部，分赴各个郊区进行土改补课。从1954年12月中旬开始，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政治上彻底打垮了 农村的封建残余势力；在经济上没收农村公共土地4.8万亩、房屋1700余间和许多农具等物资，全部分给贫雇农，基本上满足了农民的要求，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在组织上整顿了农村基层政权。
1953年到1956年，天津也和全国一样，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天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十分集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也就格外繁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黄火青带领天津市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同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例如，在对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对资本家采取积极的教育方法，组织他们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参加政治运动，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在工作上、政治地位上对资本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给予妥善的安排，有的做了厂长、经理，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还当了副区长、副市长。由于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措施，顺利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火青作了《关于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书面发言》，汇报了天津市的基本做法与经验。在这次会议上，黄火青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黄火青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平易近人，但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倾向时，在有些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跟着执行了。例如1954年全党开展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后，1955年6月召开的中共天津市党员代表会议上，也讨论通过了所谓《关于冯文彬、杨英同志进行反党宗派活动问题的报告》，并经中央批准[1]。
1958年3月，天津市和河北省合并，6月，中央决定调黄火青到辽宁省委担任第一书记。
注释
[1] 《黄火青对各区下一阶段工作的指示》（1949年2月9日），《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591页。
[2] 《黄火青对各区下一阶段工作的指示》（1949年2月9日），《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591页。
[3] 《黄火青同志在私营企业委员会会议上的谈话》（记录稿）1949年3月1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1] 《黄火青同志在私营企业委员会会议上的谈话》（记录稿）1949年3月1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1]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中共中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 李兆珍回忆，1996年5月28日。记录稿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1] 宋祝勤：《从政文录》（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1] 这个错案在1979年12月2日由天津市委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和改正。
黄火青··在辽宁工作的二十年
黄火青到辽宁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正是3月党的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和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实行“大跃进”的方针之后，全国性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 人民公社。辽宁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当时钢产量占全国的60％，铁产量占全国的70％。在“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之中，辽宁首当其冲，很快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跃进热潮之中；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很快铺开。
黄火青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一方面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和政策，领导辽宁人民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另一方面，他以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长期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尽可能地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作为全国钢铁生产基地的辽宁，在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虽然也建设了3000多座小土炉，几十万人上阵炼钢炼铁，搞钢铁生产大会战，造成许多浪费；但同时也利用大工业的优势，建设了许多容积在十多立方米或几十立方米以上的小高炉和一些小转炉，可生产合格的钢铁，避免了更大的浪费。这些高炉建成后，有的还未来得及生产，便由国家计委、经委和冶金部调拨到其他有铁矿资源但无力建设高炉的省份。其中仅1959年就调出230座（内含鞍钢调出25座），经过拆卸包装，支援了湖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等省区[1]。
农村公社化运动铺开后，全国许多城市也效仿农村，搞起了城市人民公社，沈阳市也出现了自发成立的城市人民公社。对此，黄火青认为：城市是个统一体，不能分割成几个公社，那容易造成大家合起来吃国家的状况，在经济上造成损失。他与负责城市工作的胡亦民交换意见后，得到胡亦民的赞同，并于1958年12月11日正式发出《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鉴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比较复杂，要“放慢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速度……已经成立公社的地方着重各项巩固工作，在各城市和省直与地委所属较大厂矿，均应一律放慢速度”。因此，城市人民公社在辽宁只搞了试点，没有全面铺开。12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全省开展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指出：要防止跃进出现的浮夸作风，不要单凭热情、干劲，忽视科学分析或脑子只热不冷的现象。
这一期间，中央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派出许多工作组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黄火青也身体力行。1961年，黄火青亲自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到义县红墙子生产队搞调查，着重调查了公共食堂问题。他召集了生产队长、部分老农和妇女的座谈会，让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座谈办公共食堂的利弊。 这个生产队共有76户人家，286人，101个劳动力，只有75人在食堂吃饭， 30户人家完全在家做饭。大家说，办了食堂，绝大多数妇女仍要在家做饭。 即使是在食堂买了饭，也要回家热一热再吃。这样，两面起伙，造成很大浪费。大家算了一笔账，1960年食堂共烧掉高粱秸6000多捆，玉米秸1万捆，枝柴15车，煤48吨；食堂用工量达2.03万分，占全队用工量的1/10。而在没有食堂时，农民分到秫秸都舍不得烧掉，可以拿到集镇上卖钱；自己做饭也不需要整劳动力，早晚做些饭，中午热一热，既烧了炕，又节省了劳动力和烧柴；自家做饭便于照顾老人孩子，还可剩些泔水喂猪踩粪肥田等等。据此，调查组归纳了八条，整理出调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食堂还是以散了为好”，并正式将调查报告送交省委，上报中央[1]。不久，在省委的部署下，全省农村的公共食堂便根据自愿的原则基本上解散了。
黄火青在宽甸搞调查时，他根据当地地处偏远山区的实际，同意农民可以利用山脚沟旁的零碎地块自种自收，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在盖县宋屯调查时，黄火青发现这里的生产在大跃进期间没有下降，生产形势比别处要好，便问当地干部有什么经验。支部书记见黄火青态度诚恳，便坦诚地说：“我们按我们的情况和经验组织生产，上面要我们干的，我们也作出一个样子，要来看，来检查，有样子可以看，但走后，我们依然用我们的办法搞。”[2] 这在当时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而在一般人看来是敷衍上级指示的做法，黄火青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都成了“造反派”批判他的“罪证”。
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对在“大跃进”运动中平调农民的土地、牲畜、车辆、粮食以及劳力和工费进行了认真的清退。到1961年6月，全省清算出对农民平调款33297万元，并已清退了23779万元，使农民的生产生活很快安定下来。
城市的情况则比较复杂。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铁生产，破坏了综合平衡，造成企业生产急剧下降。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建设到处铺摊子，致使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在1960年遭受水灾后农副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城市人民生活面临极大困难。精简企业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辽宁城市比重大，工矿企业多，到1960年底全省企业职工达到361万人，城市人口已达到1085.9万人，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 口的任务尤为繁重。1961年1月，省委召开了各市县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保人、保畜，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方针，并以省委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7月，省委正式发出《关于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战线的紧急指示》，开始了压缩城市人口、精简企业职工的工作。由于省委和各级党委决心大，安置工作比较稳妥，到1962年7月全省精简职工120万人，职工总人数比1960年底减少33.2％；压缩城镇人口142.9万人，比1960年底净减城市人口13.2％，在数量上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
为了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黄火青和省委一班人还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之一是推广职工生活互助和提倡开展技术协作活动。
职工生活互助活动是由安东（今丹东）丝绸一厂职工在大跃进时期首先开展起来的。当时，该厂纺织车间青年女工韩秀芬主动帮助老工人修理织机，并把自己的织机调换给设备不如自己的工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从而带动了全车间工人之间的生产互助活动。该厂女工邓玉芝串连了十几名姐妹利用星期天帮助有困难的职工拆洗被褥，照管孩子，又带动了许多职工开展生活互助活动，促进了工人之间的团结，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从事过多年工会工作的黄火青通过在该厂蹲点的秘书了解上述情况后，马上对职工生产和生活互助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使职工互助活动在全省各城市、各企业中推广开来，发展成为广泛的群众性活动。这一群众运动的首创者韩秀芬、邓玉芝都被评为全省劳动模范。
工人技术协作活动是从沈阳市开始的。1960年，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吴家柱为响应市委提出的战胜困难、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完成国家计划的号召，联合沈阳拖拉机厂的革新能手、市劳动模范林海丰和高压开关厂的快速切削能手、市先进生产者吴大有，共同交流经验，主动帮助一些厂矿解决技术难题，从而形成了一支以先进生产者为骨干，有技术专长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参加的技术协作队伍。吕德顺、张成哲、陈富文、王凤恩、尉风英等许多技术能手和劳动模范都加入到这一行列。他们互相切磋技艺，开展联合攻关，帮助许多企业解决了一个个技术疑难问题。沈阳市长途电台一些进口设备损坏后，因当时外国厂商卡我们，不能进口，技协骨干们就研制出替代产品，帮助解决了难题；安东丝绸 厂柞蚕丝染色技术不过关，技协骨干们便同专家教授们联合攻关，帮助解决。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黄火青的热情肯定和亲切关怀。他多次会见技术协作的骨干，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肯定大家开展技术协作活动“一不计较名誉，二不计较地位，三不计较报酬”的做法，称赞他们的行动象苏联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勉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风格，团结各方面人才，创造出更多的成绩。并指示在报纸、电台上予以宣传，他自己也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宣传和推广。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来东北视察时，黄火青专门向他汇报了全省开展技术协作的情况，并陪同他会见了部分技术协作积极分子。1961年10月，沈阳市技协组织刚成立时，名称叫作“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黄火青听了，认为名称太长了，不利于普及，提议改称为“沈阳市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接着，在黄火青的关怀下，辽宁省总工会也成立了技术协作组织，从而将技术协作活动推向全省；后来又在全国许多省市生根开花。
黄火青对进行技术协作的技术能手和劳动模范十分关怀。1963年春节大年初一，黄火青同省委几个领导首先到沈阳市发动技术协作活动的劳动模范家拜年，问寒问暖。1964年2月，辽宁省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吴家柱因病去世，黄火青亲自指示召开较大规模的追悼会，并陪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参加了追悼会。人民日报也对这次活动发了消息。不久，黄火青又陪同宋任穷接见了省市技术协作积极分子，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同他们共同确定了技术协作“革新、攻关、取经、推广、提高”的基本方针，使这一群众性活动步人更加规范的轨道。
黄火青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一旦看准了，就坚决支持。在“大跃进”运动中，锦州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人员经过认真调查，决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石油化工等工业废渣、废料发展基础材料工业，生产石英晶体、稀土、化工塑料等产品。黄火青听了汇报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变废为宝、发展新兴工业的好路子，当即给予充分肯定；后来又多次过问，并对起用一位曾犯有贪污罪但确有真才实学的科研攻关带头人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锦州的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到1963年，不仅基础材料生产形成规模，而且向成龙配套的方向发展，生产出无线电、半导体、激光等产品。到1965年，该市已形成石英玻璃、真空设备、稀有金属、半导体、无线电、激光、化工塑料、仪器仪表等八个方面的新兴工业，生产出140 余种新型工业产品。其中，1960年试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台20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1965年试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套129瓩电子轰击炉，都填补了国家的空白。由于新兴工业的发展，锦州市的工业产值由1957年的1.21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6亿元，提高了两倍。
1958年黄火青刚来辽宁省时，全省有十个省辖市和四个专区，专区下辖县，而市不辖县。这样既不利于农村对城市的供应，也妨碍了城市对农村的支援。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了“市管县”的办法，即撤销各专区，将原属四个专区的各县分别配属于相邻的各个市，由市领导，让所有的大城市都辖有相邻的农村县。这一设想，得到了省委其他领导的赞同，经研究制订的新区划分方案上报国务院后，于1959年1月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准。后来，辽宁的行政区划分虽然也经过几次反复，但最终还是采用了市管县的做法。 这一做法，到80年代被推广到全国。
在省委领导工作中，黄火青十分注意发挥省委一班人和各个分管领导同志的作用。他注重当好“班长”，只抓大事，抓好省委直接管理的主要领导干部，在经过集体研究确定每一阶段任务后，让大家分头去做，自己不直接干预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这样，大家目标明确，责任清楚，工作起来有职有权，因而在他领导下的同志工作可以放开手脚，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心情舒畅。许多同志评价他是个“帅才”，领导全省工作“拿得起放得下”[1]。
从1962年到1965年，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省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辽宁也和全国一样，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协调，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三年内全省社会总产值分别增长12.5％、17.8％和22.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7％；196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34.1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增长14.2％，副食品生产也有很大增长，凭票供应的肉、蛋曾一时敞开供应。工业方面，在调出鞍钢、本钢等厂矿大批设备支援包头、攀枝花、水城等大三线建设和关停并转省内2204家企业的同时，还重点发展了能源、支农和轻工企业，并动工建设了清河水库、柴河水库、八一灌渠等大型水利设施和凌源钢厂等小型钢厂。工农业生产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恢复和提高。 1965年9月黄火青因患了胃癌，到北京接受治疗。
1966年，黄火青返回辽宁休养。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正常的 工作秩序被打乱，黄火青也成了“走资派”而被“打倒”，失去了工作的权力。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辽宁的“造反派”也夺了省委的权力，黄火青被迫中断了在大连的休养，回到沈阳接受批斗。当时已是67岁的黄火青在被批斗之余，整天被关押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胃部手术后本来消化能力就差，却不得不吃又硬又凉的饭食，得不到很好的保养和治疗，身体状况很快恶化，造反派只好将他送到医院。同年4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黄火青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休养，同时受到造反派的监护。1969年，黄火青又被接回辽宁，先后安置在本溪、盘锦等地，曾多次被造反派拉到城乡批斗，受到严重迫害。
在历时十年的“文革”中，黄火青在接受批判审查或为他人作证时，“无论讲别人还是谈自己，都注意实事求是”，他身处逆境，但心地坦然、豁达、开朗。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他每天除了搞搞卫生，活动身体，就是读书看报，习练书法；在本溪，他开荒种菜，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把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其间，黄火青的夫人马新也被安置在附近居住，但有时黄火青却只能留在军队的住处接受审查，不准回家。遥望马新住所的灯光，黄火青诙谐地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北山闪明灯，灯照我心明。老马卧旧地，黄牛倚青松。”后来全家被搬到盘锦农场，黄火青不顾70多岁的高龄，在院子里改造盐碱土壤，种上了玉米和西红柿、茼蒿、丝瓜、水萝卜等蔬菜，除自己食用外还可支援他人。
1975年春，黄火青因病回到沈阳治疗，不久又到北京治疗休养。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黄火青才从受迫害的处境中“解放”出来。
注释
[1] 国家计委、经委、冶金部：《关于从黑龙江、辽宁、鞍钢调拨高炉给关内各地的补充通知》，1959年3月。存辽宁省档案馆。
[1] 《黄火青关于义县红墙子生产队食堂情况的调查》（1961年5月），存辽宁省档案馆。
[2] 胡亦民：《历史的踪迹与思考》，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1] 《省委安置工作会议纪要》（1962年8月），存辽宁省档案馆。
[1] 访问徐少甫、胡亦民等记录，1997年7月。原件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政法小组，黄火青被任命为副组长。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黄火青为中共中央委员。此时已78岁的黄火青，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各级检察院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烂”的。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重建高检和各级检察院，困难重重。黄火青在没有干部和工作人员，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了组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他建议中央组织部调来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苏、原东北局候补书记喻屏等几位同志参加筹建工作。在干部调配上，尽可能将原高检中在十年动乱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回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5月，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分别任命了副检察长；其后设立了办公厅和负责审批逮捕、审查决定起诉和劳改工作的一厅，掌管对违反法纪案件的检察和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二厅，以及政治部、研究室等工作部门。到7月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便初步建立起来了。
重新建立我国的检察工作不仅仅是机构的简单恢复，更重要的是确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检察工作基本原则，重新制定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检察院组织法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中有些是照搬原苏联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我国国情。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虽然对检察机关上下级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但也未能彻底摆脱苏联经验的影响，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因此，制定一部新的检察院组织法迫在眉睫。黄火青和检察院的同志们担当起了新的检察院组织法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参加讨论，指导起草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黄火青提出，我国的实际情况同苏联当年的情况不一样，列宁当时主张的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一般监督的原则已不能作为我们今天检察机关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检察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 在检察机关管辖的范围上，既不是一般监督，也不是面面俱到，应限于违犯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也应限于法院是否依法办案，是否存在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问题上。这些原则，都体现在检察院起草的组织法修改草案中。
在组织机构初步建立、组织法起草工作基本就绪的情况下，为推动全国各级检察院的建立，统一各检察战线同志的思想，1978年12月16日，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黄火青在会上作了《加强人民检察工作，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的报告，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在新时期的工作方针是党委领导，依靠群众，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民主，加强专政，实现大治，促进四化；当前迫切的任务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迅速把各级检察机关建立起来，尽快开展工作。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草案，通过集中大家意见，形成了一个修正草案，提供给全国人大会议讨论。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将这次会议纪要印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党委，并在通知中指出：必须加强检察机关的工作，充实检察机关的力量，并使之保持应有的独立性[1]。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级检察院很快建立健全起来。到1979年6月，全国有97％的县以上单位建立了检察院，共配备检察干部2.5万余人，检察工作得到了初步的恢复。
高检建立之初，全国各地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而各地方的检察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来自全国的大批申诉信件纷纷集中到最高人民检察院。1978年3月到8月，在高检积压的人民群众来信就达2.8万件。1978年8月，黄火青动员高检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从各省市的检察部门借调来20多名干部，全力以赴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与此同时，由领导带队分成三个调查组，到各省就人民来信反映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来信中反映的重大案件由高检直接处理，其余的批转有关部门处理。经一个多月的努力，积压的信件基本上处理完毕。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提出需要认真解决好信访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这项工作，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
黄火青通过人民群众的来信和各地检察院的简报，感到各地所办的名为“学习班”，实际上是变相拘人乃至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他提出：这样的“学习班”必须立即解散，今后再办者要追究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以黄火青名义将这个问题报告中央。1979年2月2日，黄火青将有关材料报送陈云并报党央央，建议明文规定，凡以办“学习班”或类似方法变相拘人、捕人、刑讯逼供，都是违法行为。此类学习班，已办的必须立即一律撤销，今后严禁再办。再违反规定者，应给予适当处分，直到追究刑事责任。陈云阅后，认为问题重要，转请胡耀邦处理。胡耀邦批示由高检下达给所属系统参照执行。此件下发后，对制止办“学习班”及类似的违法行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期间承担和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审查和起诉。
1979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理小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审查。黄火青被确定为副组长之一。在审查过程中，高检派人介入公安部的侦查预审工作，实施了侦查监督，熟悉了有关情况，并审查了公安部的起诉意见书和案卷材料。9月27日，黄火青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上，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情况作了报告，并建议成立特别检察厅审理此案。9月29日，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检察起诉，并任命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
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始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和副厅长史进前宣读了起诉书，并同其他公诉人一道出席支持公诉，揭露和证实了10名主犯的犯罪事实。特别法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于1981年1月25日分别对江青、张春桥等10名罪犯作出了判决，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覆灭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注释
[1]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9）第14号。
黄火青··“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81年，黄火青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多次向中央提出退出现职的要求。 同年10月，他又正式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请求辞去检察长的职务。但中央考虑到黄火青的检察长工作任期未满，身体尚能胜任，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在此情况下，黄火青又给中央写信，建议提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其他领导同志担当更重要的工作，给年轻的同志压担子。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实现了向年轻同志交班的夙愿。此后，黄火青又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担任委员、常委和第一支部书记。1991年，黄火青从中央顾问委员会退下来，开始了恬静的晚年生活。
但黄火青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事业。正如他在《老人愿》一诗中所写的：“衰老当解甲，思想莫偷闲。”他离开高检后不久，正逢全党开展整党工作，他同中顾委委员王从吾、宋时轮、郭述申一起经过认真回忆和研究，写成了《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经彭真审改，联名发表在1986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黄火青出席了大会，并在27日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对当时党风方面存在的少数党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指出对这些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彻底端正党风。1997年9月，已97岁高龄的黄火青作为党的十五大特约代表参加了大会，参与审议了大会的工作报告。
黄火青对革命事业的关心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是他认为应该解决的问题，他都以适当的方式向有关部门或领导同志反映，以促进问题的解决。他曾说，我在党的领导下干了一辈子，有意见就要提出来，不能带到八宝山去。1991年6月，黄火青从报纸上得知，全国著名的“刀具大王”、沈阳重型机床厂的老车工金福长，以惊人的毅力将多年的刀具经验编写成书却无力出版，他立即写信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建议总工会将老师傅们的成熟经验编印成丛书出版，以保存和推广这些经验，教育年轻一代。他十分关心祖国的中医和中草药工作。早在80年代，他就对中草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调查，并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就如何保护和发展中草药资源、加强中药的科学研究，以及稳定从事中草药工作的队伍，合理解决老药工的定职定薪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黄火青非常关心青年一代，总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垂暮之人应该对青年一代说点什么。1995年初，在住院期间，他左思右想，浮想联翩，写下了一首歌词，题目叫《奔向新世纪》。歌词写道：“青年朋友，携起手来，一齐奔向新的世纪。21世纪向我们走来，这是我们青年的世纪。祖国建设，辉煌无比，世界变化，风雷迅疾，广阔宇宙，无限奥秘，都是我们驰骋的天地。沿着先辈指引的道路，前进，让我们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热爱和平，珍惜时代机遇，勇敢探索，奉献才智，排除万难，无所畏惧。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前进，把祖国装扮得更加绚丽。”[1] 这首歌词，充满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反映了黄火青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气概。作曲家彦克为这首歌谱了曲，刊登在1995年1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中国煤炭报》也于2月26日予以转载。
作为一个世纪老人，黄火青的一生同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不愿更多地回忆自己。但在其他同志和子女亲友的劝说下，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认真的回忆，并由他口授，由秘书及子女亲友笔录，根据自己丰富的亲身经历形成了30余万字的回忆录，定名为《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对自己参加革命的战斗历程和工作中得失成败进行了认真的记述和剖析。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黄火青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9年11月9日，黄火青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注释
[1] 《中国煤炭报》1995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