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青少年时代
曾山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在苏联学习时化名唐沽。 1899年12月12日（清光绪己亥年十一月初十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白沙锦原曾家村。
曾山的家庭是一个光荣的革命的家庭。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在本村及邻村设馆教书，因“不满民国之后连年军阀混战，地方上土豪压榨，到大革命时同情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开始时的1929年”[1]，参加革命工作。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母亲康春玉，又名康玉秀，是一位勤劳贤慧的农村小脚妇女，擅长纺纱织布，生育过五男二女，其中有二男二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炳生兄弟三人长大成人。延生、炳生都为革命牺牲了，最后只留下独子洛生（曾山）一人。她配合丈夫从事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并支持儿子们干革命，曾五次被捕，从不屈服。
哥哥曾延生，聪明好学，思想激进。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期返乡建立党组织。1925年参加领导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1926年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为九江收回英租界斗争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和领导万安暴动。后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赣南地区武装暴动，使反动军阀刘士毅“疲于应付”。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竟英一起被捕，4月4日夫妻双双被惨杀于赣州城。
弟弟曾炳生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九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九江书店”为掩护，协助兄长曾延生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不久被杀害于九江沙河。
后来曾山写过一副对联，概括他的革命家庭：“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存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1930年11月19日，毛泽东离开吉安经永丰到了白沙锦原曾山家里，亲自慰问曾山的慈母康春玉，赞扬 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曾山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小时候跟随父亲断断续续念过两三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在家种田，上山打柴，做家务劳动。1915年他15岁时，村里闹了一场大火灾。为了减轻荒年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他被送往赣州东门外天竺山对面一家做丝线的小作坊——裕丰泰栈房，学做丝线手艺，实际上是每天帮老板干挑水、煮饭等杂活，很少落场学习解丝。那时学徒没有工钱，作坊里只管吃饭，每餐只有一样粗菜，后经同行业的职工争取，才添了一样豆腐。一年半后，曾山才开始学手艺。由于他勤问好学，很快掌握了解丝和打线的手艺。老板见他可以独自操作，就把师傅辞退，由他接替了师傅工作。曾山劳动特别卖力，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有时还同老板一起挑着五六十斤的丝线担子，翻山越岭由赣州到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的小市场去卖。尽管这样，老板却没有教他染线的手艺。 三年学徒期满后，曾山又在裕丰作坊做了两年帮工，才回到吉安家乡。[1]
1921年，曾山回到家乡后，为了维持生活，一面种田，一面设案卖肉。 为对付地痞流氓敲诈勒索，他又拜师学习拳术，精习武艺，练得身体矫健，力大过人。但仍然屡次受到当地土豪曾和苟的压迫和排挤。由于损害了当地豪绅曾和苟独家经营屠宰业的利益，曾和苟便买通官府，以曾山未缴牌照税为由罚了他24块银元，把他的小本屠宰经营搞垮了。
1925年五卅运动后，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带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上海回到吉安，发展党的组织，声援上海工人运动，同时在家乡建立革命组织觉群社。觉群社的宗旨是“说一般人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大家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曾山在哥哥的帮助下，积极参加觉群社的革命活动。他后来回忆说：“在旧社会里，我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到周围一带的农民们受到土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五卅运动时我哥哥曾延生（他已是共产党员，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由上海返回南昌、吉安，组织学生运动，也返家中教我们秘密组织农民起来斗争。”[2] 从此，曾山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5月，曾山家乡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秘密革命活 动转向公开组织农民协会。曾山积极地参加农民协会的各种活动，率领贫苦农民，斗争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经过斗争的考验，他于10月在白沙圩由曾迎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曾山在《党员登记表》的入党动机栏内写道：“受土豪压迫，反土豪斗争感觉要有政党来领导，所以要求入共产党。”随后党派他秘密组建中共儒林区（三区）委员会，对外代号叫“王有胜”[2]。儒林区委建立后，立即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广大群众，欢迎北伐军进驻吉安城。这年底，吉安三区农民协会成立。曾山积极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
1927年2月，吉安县农民协会在吉安郊区召开了一次审判土豪劣绅的群众大会。曾山发动三区农民，把一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破坏农协组织的土豪劣绅曾和苟捆押送县，经公开审判后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大长了广大农民的斗争勇气，大灭了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反动气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曾山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发展，使土豪劣绅坐立不安。当时，就有土豪劣绅刘立纲等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文，告发曾山等人，要求“按名捕惩”：
“公民等（即土豪劣绅——引者）世居乡里，叠被共产党劫杀之害，惨不忍言，家产没收，妻子流离。本年三月十二日枪毙曾和苟，抢劫衣物钱谷数千元，店住房里没收，又劫杀过路广东军官四人。……后清党军至，匪焰稍为敛迹，地方人士为免除报复起见，多予宽容，隐忍不告。不料，该匪等野心不死，希冀死灰复燃。乘吉安无驻防军队，共首梁似谷……等秘密开会，暗贴反动标语，广散传单。……查吉安之共党，以民等十一、十二都为最多，其发源在于十四年曾延生所组织之‘觉群社’，曾延生之村有曾如柏（曾山——引者）、曾汝梅、曾生、曾采芹（曾山父——引者）……为之党徒，都之共匪。……曾如柏（曾山）等，统率匿在吉水水南之土匪于十月二十日夜驻宿新墟之，曾延生村杀鸡为黍，招待周至……”[3]
1927年7月，继蒋介石之后，汪精卫又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吉安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8月6日，朱培德指使吉安反动军 队头子朱世贵，在吉安枪杀了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等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八六”反革命事件。曾山作为吉安县农协执行委员，也被通缉，遂去广东进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曾山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力量，在吉安枪杀了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同志，捣毁了县农协，通缉捉拿工会、农协委员。当时，我在吉安县农协任执行委员，也遭到通缉捉拿。开始我跑回本村隐蔽，后来当地土劣带领反动武装到处搜捕，我在当地站不住才逃往广东的革命部队，参加革命部队的工作，（在政治教导团通讯连当兵）。我参加这个部队不到一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打李济深，当时配合打李济深的目的是为了武装教导团自己，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开始，教导团参加了广州暴动，打张发奎，是广州暴动的主力部队之一。”[1]
1927年12月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山回到故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注释
[1] 曾山：《我们家庭简史》，1964年9月28日。
[1] 盛禹九、张继尧：《革命长辈谈劳动》，《中国青年》1957年，第6期。
[2] 盛禹九、张继尧：《革命长辈谈劳动》，《中国青年》1957年，第6期。
[1] 曾山：《党员登记表》，存中央组织部。
[2] 《战斗在赣水那边》，《红旗飘飘》第2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3] 刘立纲等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呈文，1927年12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曾山：《我的检讨》，1968年11月20日。
曾山··创建江西苏区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
曾山从广州回到吉安后，党组织派他到芳井、赤坡一带进行秘密工作。
不久，他在芳井建立了党小组。
1928年初，曾山到泰和县万合圩田段朱家，任中共泰和边区区委书记[2]，并以单线串联的方法，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不久，他返回吉安敖城，将芳井党小组与官田的举州支部在淡江合并，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组织。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队伍，他不分昼夜在山头、庙里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如何进行减租减息、抗租抗债、向地主豪绅借款、串联发展革命组织等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他在敖城、官田、八都等16个地区，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秘密成立了中共永福区委会，他任区委书记[3]。
不久，曾山来到吉安西区官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官田地处井冈山脚下，位于吉安、永新、泰和、安福交界处，山高路陡，地形险要，交通不便，是个四县不管的三角地带，但革命基础较好，农民们要求恢复农民协会。一位
老同志回忆说：“1928年3月中旬，一位叫曾山的同志来到我们村，对大家说：我们要活，就要打倒土豪劣绅! 我们有井冈山红军，有那么多受苦的农民兄弟，还怕那几家土豪吗？人多为王啊! 给大家解开了疙瘩，壮了胆子。”[1]
曾山在官田为中心的吉安西区，通过秘密的宣传会、动员会和诉苦会等形式，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了。为了配合井冈山的斗争，使山上山下遥相呼应，吉安县委指示曾山在官田举行暴动。
1928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曾山偕同周冕佯装师徒，走村串户行医。他们冒雨来到官田山前村的一个密林深处，秘密召开暴动前敌委员会。
正当会议紧张地进行时，在谢村一带指导工作的王庭和一个妇女来报告，说下罗的天平山隐藏有一股国民党匪军，是被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反“会剿”斗争中击溃的，经常在此附近持枪抢劫，闹得鸡飞狗跳。于是，会议决定：当晚立即组织暴动力量，先夺枪支后打土豪。会后，分头到各村通知农协会员和革命群众携带武器和白毛巾（或白布条），到官田村长岭的五里亭集中，去下罗村捉拿匪兵缴获枪支。
暴动队伍共集合了700多人，每人都拿着武器，大刀、长矛、短剑、铁尺、铜锏、乌铳等。曾山作过暴动动员之后，宣布了暴动纪律：只能前进不准后退。他把队伍编为三个纵队，即一个冲锋队，两个包抄队。随后向下罗村进发。
“27日凌晨，暴动打响了。敌人弄不清我们是什么队伍，吓得慌忙冲出村庄，向固江方向四散奔逃。萧仕梅、萧志铎、彭毅和曾山率领我们紧紧追击。
这时太阳已经露头，我们在河沟旁的芦苇丛里，象抓水鸭子似的抓了不少俘虏。缴获了炸弹七、八个，汉阳造七九步枪四支，子弹和刺刀俱全。而我们无一伤亡。萧志铎、萧仕梅、彭毅和曾山各举一支步枪，朝天鸣放，大家十分高兴地欢庆胜利。”[2]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曾山根据党的指示，迅速率领部分暴动骨干和缴获的四枝步枪向赣东转移，深夜路过横江渡圩镇时，将横江渡警察局房屋烧毁，第二天拂晓渡过赣江到达陂头。
5月，中共赣西特委为了加强吉水县委的领导，指派曾山任中共吉水县委
书记。[1]9月，他出席了吉水县值夏区在三格塘召开的区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对当时地方党如何发展组织、开展暴动等问题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
1929年春，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
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被任命为主席。11月，赣西团的特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80多名党团员被捕，随后中共赣西特委和吉安县委也受到严重破坏。为了营救被捕同志，中共赣西特委准备攻打吉安城，指派曾山兼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负责组织攻打吉安城的工作。
11月，赣西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主席。
1930年2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军由闽西来到赣西。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也来到赣西游击。2月7日，在吉安陂头召开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土改、红军、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刘士奇和曾山组成会议主席团，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上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时，产生了意见分歧，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等极力主张按耕作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对贫雇农有利，可以争取群众。曾山强调说：如不平分则没有办法，而且开展工作困难，同时在赣西没收一切已不成问题。最后，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意见符合广大贫雇农群众利益，因而是正确的；按耕作能力大小分配，则对富农有利，因而是不正确的。会议根据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
联席会议还决定，将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军总前委。总前委是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赣西南（当时决定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闽西、东江等苏区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曾山为常委。会后召开了赣西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这时，国民党唐云山独立十五旅进犯苏区，曾山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带，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取得了首次攻打吉安的胜利。
1930年3月22日，根据陂头联席会议的决定，在吉安富田召开了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当选为特委书记，曾山当选为特委委员；同时，成立了相当于省级政权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
山为主席。由于曾山是总前委常委，按照总前委决定，总前委常委必须随红军行动。为此，他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请赣西南总工会委员肖道德暂时代理，自己跟随红军行动。当红军总前委随红四军打到广东南雄时，接到中共中央5月底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知。曾山遂被派往上海参加会议。
曾山从上海开会回到赣西南苏区后，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不打南昌、九江，夺取吉安的正确主张，并积极发动群众，领导第八次攻打吉安城的战斗，取得了在吉安天华山歼敌邓英部一个主力团的胜利。9月29日，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袁州发布了再次攻打吉安的命令，在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吉安前，曾山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接连发布了数十道“通告”、“通知”和“紧急通令”，布置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做好配合红军主国攻打吉安城的有关事宜。10月4日，曾山率领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红一军团占领了赣西重镇吉安城。毛泽东撰文指出：“这次的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1] 这时，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30多个县、400余万人口的红色区域。
10月7日，在吉安城内史山场召开了10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宣布江苏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曾山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2]。会后，曾山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并“率领一批干部，在吉安城内进行筹款工作。
在短短几天时间就筹集到五六万块银元、一二十片金子和大量银子。他将这笔钱一个不留地交给红军作军饷[3]。”他组织扩红，给红军增补新兵8000名。
10月16日，红军主力由吉安向北推进，曾山随军经峡江、新淦到达新余县的罗坊。25日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围绕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正在调集兵力，向苏区发动进攻的军事形势，以及红军如何进行军事部署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曾山等坚决拥护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科学分析和主力红军退回苏区，实行“诱敌深入”，以利于歼灭敌人的正确主张。10月30日，红军总前委在罗坊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开始了粉碎敌人第一次军事“围剿”的伟大斗争。
罗坊会议后，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曾山代表红军
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传达了罗坊会议精神，具体布置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反复阐明了实行“诱敌深入”和进行“坚壁清野”的重要性，要求各县认真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以保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11月18日，红军撤离占领45天的吉安城，分路向东固山、永丰龙岗等革命根据地进发。19日，曾山同毛泽东等由吉安神岗山过禾水河，经永和到达白沙锦原曾家曾山的家乡。“毛泽东在曾山家里，亲自慰问了烈士的母亲康春玉妈妈，高度赞扬了这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1]
1930年11月19日，在红军主力撤离吉安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根据曾山的布置，也从吉安城转到陂头，立即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的紧张工作。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打响以后，曾山在红军连战皆捷的捷报声中，一边发动苏区人民运送弹药、粮食和伤员，率领地方革命武装力量配合红军清剿散兵游勇，大力支援战争；一边帮助苏区人民恢复生产，安置好因受战火破坏的家园，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在江西苏区的代表大力推行“左”倾错误路线，诬蔑毛泽东的领导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逼迫曾山表态反对毛泽东。曾山并没有被这种威逼所屈服，而是明确地申述自己的观点，指出苏区的巩固发展，红军的发展壮大，多次反“围剿”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2]
1931年秋，在江西省苏区内部，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许多好同志被诬陷为AB 团分子，遭到关押、拷打，甚至杀害。曾山向省政治保卫处负责人李韶九提出意见，对这种错误做法表示反对，但遭到拒绝。11月间，曾山乘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机，把江西省苏区内部肃反中还在继续发展的“左”倾严重错误，报告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等[3]。中央局根据9月间接到的《中共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的精神，于1931年12月5日，发出了《中央苏区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其中特别强调“关于反AB 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别斗争
中的简单化的严重错误，必须迅速地毫不犹豫地纠正过来”[1]。这就挽救了肃反中许多正在受诬告的同志，避免了革命力量招致更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曾山和项英、周以栗、朱德、陈正人、张鼎丞、邓广仁被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大会最后选举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曾山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按照中共临时中央原定意见，“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2] 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改为项英。但曾山毫无怨言。他从来不计较名利地位，只知道勤勤恳恳为苏区老百姓办实事。11月20日，当曾山以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身份宣布将瑞金改为瑞京，定瑞京为红色首都时，全场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县城召开。项英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作政治报告，曾山代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作工作报告。他指出江西苏区已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会议选举曾山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2月在宁都七里坪举行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曾山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打击，被降职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但曾山一如既往地积极努力工作。王震说：“当时中央派驻的代表在江西推行王明路线，他们极力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同志，逼迫曾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曾山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央苏区的发展，红军队伍的壮大，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指挥分不开的。曾山同志为此受到排挤和迫害，一度被调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岗位。”[3]
1934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曾山出席了这次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在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担任内务部部长。
注释
[2] 曾山：《回忆赣西南苏维埃时期》，《江西文史资料》1980年，第一集。
[3] 《战斗在赣水那边》，《红旗飘飘》第21集。
[1] 何宣太：《吉安县西区“四九”暴动简况》，《吉安县志》。
[2] 何宣太：《吉安县西区“九四”暴动简况》，《吉安县志》。
[1] 《战斗在赣水那边》，《红旗飘飘》。
[1] 《战斗在赣水那边》，《红旗飘飘》。
[2] 子任：《吉安的占领》，《红星报》1933年8月11日。
[3] 曾如清的回忆（1979年3月）。
[1] 劲松：《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求实》1983年第4期。
[2] 《战斗在赣水那边》，《红旗飘飘》，第21集。
[3] 1979年3月曾如清的回忆。
[1] 《中央苏区中央局给各级党的信》，《中国现代史教学资料》第6册，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印。
[2]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
[3] 王震：《怀念曾山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4月17日。
曾山··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项英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李富春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军长征；曾山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在江西开展游击战争。[1]
不久，项英打电话给曾山，要他来瑞金接受任务。曾山从宁都赶到瑞金，首先看望和慰问了负了伤的陈毅，然后去找项英。项英向曾山布置了留守江西苏区的任务，要他在宁都、乐安、永安、永丰、万泰、公略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并将守广昌到宁都之间某山口的六个连的红军，拨给曾山指挥。[2] 曾山想到自己肩上担子沉重，任务艰巨。但他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曾山临危受命，第二天就从瑞金回到了宁都县城，积极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第一，他召集江西省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开会，布置中央分局交给的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曾山强调指出：当前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各地武装游击队，配合当地游击队、群众赤卫队，坚持游击战争。第二，健全游击战争指挥系统。他将苏区江西省各县区军事部改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为游击队政治委员。各地建立起人数不等的独立团、独立营或游击队。党政机关人员也编入进去。第三，曾山亲自赶到广昌至宁都的前沿阵地，收集由项英拨给他指挥的“六个连”。实际上，这“六个连”已被敌人冲散，仅收集到300多人。第四，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让苏区百姓了解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曾山派人将中央分局发布的有关布告，在苏区各圩镇和乡村到处张贴，做到人人皆知。他亲自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消灭敌人! 他要求群众对红军长征严格保守秘密，配合主力红军转移。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严酷的冬天来到了中央苏区。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剿共”的50万军队，除两个纵队尾追中央红军外，其余都还在苏区周围，从北、东、西三在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10月14日，敌北路军占领兴国；10月26日，又占宁都；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11月17日，敌占于都；11月23 日，又占会昌。至此，中央苏区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被敌占领。接着，敌人又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设置了四道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把红军游击队围困得死死的，并设立“绥靖区”，组织分块“清剿”。
10月26日，敌北路三路军罗卓英部以四个师的强大兵力，向宁都方向大举进攻。由于敌众我寡，敌人侵占了宁都县城，并云集于北门城外山头，准备对我苏区首脑机关驻地——宁都县刘坑乡七里村发动攻击。
当日下午，曾山和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率领省委、省军区、省苏维埃政府及省属机在干部共4000余人，1500余支枪，一个迫击炮连，分两路突出敌人的包围，撤退到宁都县安福乡的西甲村。他随即在西甲村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和策略。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兵力，牵制敌人，全力掩护红军主力长征，然后突围北上，向东固集结，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集中统一领导，会议决定撤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由曾山任主席。会议还对全省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组成三个独立团：乐安军分区为一团，省直指挥的部队为二团，万太军分区为四团，各县区组成独立营或挺进游击队。
在部署停当之后，曾山、李赐凡等率部在珠良、杨砾、小布、麻田、金竹坑等地与“进剿”之敌周旋，终于在11月间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于是，曾山率部从永丰县黎溪村出发，进军吉安东固，由于无法突破封锁线，遂折回宁都小布，军政委员会驻在树陂村。
1935年1月上旬，敌北路军用四个师的兵力将江西省委和省直机关部队包围在宁都小布地区。敌北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公开宣称：“今年1月初，陶（峙岳）夏（楚中）霍（揆彰）李（树森）诸部，复分途进占大金竹中村南团小布读书坑等处，此一带地区，即伪江西省军区及伪省苏盘踞地所，故各部前进，都极审慎，首先构成网状封锁线，制匪流窜，再抽调精悍部队，分区搜剿”[1] 妄图一网打尽，毒辣之至!
在强敌的严密包围下，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曾山认为部队只有突出重围，才有活路。他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三路冲出敌人的重围：一路由曾山率领，一路由李赐凡率领，一路由洛口县军事部长兼游击司令宁春庭率领。计划突围到吉安东固，在东固会合后去追赶长征中的主力红军，如此计划受挫，则去湖南和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合。但三路突围的 结果，有两路被敌人打散了，只有曾山率领的一路突破了封锁线，到达了东固地区。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人牺牲。
曾山率红二团到达东固以后，即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在这一地区辗转游击，保存力量，并且帮助群众搞生产。由于东固是江西地方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的主要发源地，群众基础好，崇山峻岭多，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
1935年3月初，国民党军调集九个团的兵力包围东固。曾山乃率领红二团、红四团向兴国崇贤挺进。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得悉后，率独立十三团与红二、四团在崇贤胜利会师。
崇贤会师后，部队集中了2000多人，敌人为之震惊，知道这是红军的“大部队”，便增调兵力包围祟贤地区。于是，曾山在崇贤的齐汾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突出敌人的重围，通过杨赣地区去赣粤边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并通过他们取得中央分局项英、陈毅同志的领导与指示。
接着，曾山又来到胡海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向干部战士讲清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等于毁灭自己，我们突围出去，就可以保存革命火种，到了新的根据地，革命力量还会壮大。曾山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红色游击战士们的战士意志和胜利信心。曾山和胡海分手时，拿出了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对胡海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胡海听了坚定地回答：“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艰苦奋斗吧!”于是，他们将这面红旗从中剪开，曾山拿了左边“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拿了右边“奋斗”两字的半面，用以互相勉励。[1] 这半面鲜艳夺目的革命红旗，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胡海在突围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杀害。
红十三团在向西南方向出发以后，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 他们趁敌人追赶红十三团之机，迅速地从兴古线以北地区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接着，又先后在永丰以南富田学士桥、古丁毛山的永丰以北和流源马埠一带，冲破了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在进攻小口岭附近的两个碉堡时，俘敌十多人， 缴枪七八支。在兴国的后坊街，一举歼敌一个连；缴获三四十支枪和一批战利品。但几经艰苦战斗，部队损失很大，始终未能进入湘赣边与谭余保会合。 因此，曾山所部只好辗转游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周旋。他们先后迂回活动在泰和的沙村、冠朝、固陂，吉安的陂头、值夏，吉水的张家渡、水东、八都，宁都的头陂，广昌，宜黄，黎川等地。他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时而配合作战，时而隐蔽休整，有时几天打一仗，也有时一天打几仗。短短几个月，大小数百仗，先后歼灭了敌人几个连，打垮了这一带地区的反动武装“铲共团”。这时，红军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天只能吃到一餐饭，有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
为了寻找红一团，曾山于4月中旬率部到达乐安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战士们疲劳过度。这时，敌人调动大量兵力前来围、追、堵、“剿”，并派飞机跟踪。在这种情况下，曾山没有找到红一团。于是，曾山带领红二、四团转移到新干活动。部队经过15天的夜行军，几乎天天打仗，于4月底到达新干县游击区。部队登上了新干县竹山坑大山上，准备在这里休整一下，然后转往湘赣边。不料敌人在这一带埋伏了三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由于敌强我弱和弹尽粮绝，红军游击队被打散了。[1] 曾山等少数冲出包围圈的同志，只有进行分散活动，以保存有生力量。曾山作为江西地区游击战争的指挥者，完成了中共中央分局交给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也已肯定。[2]
曾山从新干突围出来以后，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当时随曾山冲出包围的只有四个人。后来一个牺牲了，一个回家了，还有一个负了伤。5月17日晚，曾山和负伤的郭铨找到一位做篾匠的吉水老乡带路，来到吉水水田湖口。当天夜里，曾山化装成油贩来到赣江河边，曾山和郭铨分别上了船。曾山往下水走，郭铨沿上水走。曾山到了南昌以后，接着就去九江，经长江顺流而下，于5月底到了上海。[3]
曾山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举目无亲。他只好在法租界附近的一条里弄里，用4元钱租了一间矮小的角楼房，作为栖身之所。他每天化装外出，或去繁华大街，或走偏僻小巷，希望能够找到同志或熟人。为了生计，他还不得不 去拉黄包车。
1935年8月的一天，曾山在法租界（延安路，当时叫爱多亚路）的山货店和木器店选购东西时，被原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发现。梁广有意从曾山旁边走过。曾山见状喜出望外，但仍小心谨慎。两人会意另找地方谈话。于是，梁广带着曾山来到南京路冠生园广东茶楼，一面饮茶，一面互相介绍情况。曾山谈了他在江西苏区领导游击战争遭到失败的情况，以及只身潜来上海千里寻党的经过，要求梁广帮忙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梁广在80年代回忆曾山和他接头的情况说：
“我带着他走了几条路，来到南京路冠生园广东茶楼饮茶，一路上只有我们二人，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他也放心，没有顾虑了。我把来上海的详细情况告诉他，并请他将如何来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以便转告组织来找他。他详细地向我汇报了有关情况，说他到上海四个月左右，钱快用完了，只存有十七八元光洋，仅可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曾山同志谈完后，我要他把地址写给我，并约了来人找他的符（暗）号。如三日内没人来找，第四日见一次，如三日内已有人来找到你了，你第四日就不要来，免得发生意外。”[1] 此后，梁广和曾山每个礼拜都保持着联系。梁广迅速将曾山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曾山也将写好的报告交给梁广请他转交组织。经过严格考察，曾山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经陈云批准，曾山被派往苏联学习。[2]
9月间，曾山随陈云从上海坐船去苏联学习。同船的还有陈潭秋、杨之华等七八个人。曾山到了苏联以后，被介绍到列宁学院学习。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各国党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曾山与陈云、陈潭秋、滕代远、许光达、孔原等编在研究班。
曾山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两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主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共党史》、《西方革命史》等课程，通读了《列宁选集》，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他尤其爱读列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稚病》一书，在此基础上，他还总结了江西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1] 曾山：《我在1934年9月至1935年这段历史》。
[2] 曾山：《我在1934年9月至1935年这段历史》。
[1] 《江西农村视察记》，《中央日报》1935年3月16日。
[1] 半面红旗（革命文物），存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1] 曾山《我在1934年9月至1935年这段历史》。
[2] 《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访问周爱民记录，1985年6月。
[1] 梁广：《关于1935年9月我在上海偶然见到曾山同志并为他接上关系的经过》，1984年5月2日。
[2] 《曾山同志的简历卡》，存中央组织部。
曾山··战斗在祖国东南
1937年11月29日，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曾山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陈毅、方方、涂振农为委员。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曾山、张鼎丞、黄道为委员。[1] 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
1937年12月28日，曾山率东南分局工、青、妇领导干部邓振询、李坚真、罗梓铭、赖大超等离开延安，经过西安、武汉，于1938年1月6日和项英、张云逸等新四军军部人员一同到达南昌，住在三眼井一号原张勋公馆。
当晚，各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时值寒冬腊月，而他们却没有棉衣。军部条件亦很简陋，不得已只有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看到此景，曾山感到十分难过，遂将自己仅有的一条从苏联带回的毛毯，送给体弱的同志，大家非常感动。
东南分局成立初期，曾山和项英一起，一面抓游击队的集中和新四军的组建，一面抓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他曾与项英一道去湘赣边和赣粤边，指导这两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及安排党的工作。随后，他又受项英委托，前往浙南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和指导部队整编。曾山直接指导了这三块游击区的部队改编，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那时，东南分局下属的党组织有：赣粤边特委、湘南特委、湘赣特委、赣北特委、湘鄂赣特委、皖浙赣特委、闽赣特委、闽东特委、浙江省委。1938年2月，曾山组建了中共南昌临时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恢复了南昌市委和江西省委。省委、市委在抗日救亡团体、工厂、学校、新闻单位和抗日部队中建立秘密组织，发展党员600多名。这些党员在江西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模范作用。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曾山仍留在江西，并兼任省委书记。
1938年6月26日，江西马当要塞失守，日军进入江西，并将进攻九江、威逼南昌。为此，曾山和黄道、涂振农等江西省委负责人，在南昌举行招待
会，邀请各党派负责人、各界名流共商团结御侮大计。黄道主持招待会，曾山发表讲话。会上当场散发曾山、黄道、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号召发扬“不甘向异族屈服的民族正气”，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江西”。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熊育锡、李中襄、程叶奎、袁程万、许德珩、王造时、王枕心等纷纷发言，对中共意见“一致予以好评，要求国民党高度重视和采纳”。
1938年9月至11月，曾山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曾山在会上作了发言，并提交了《谈东南党的工作》的书面报告。曾山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坚信“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更加强大起来，像北冰洋船一样，勇往直前地前进”[1]。
会议期间，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向中央要一批干部。中央组织部在中央党校和抗大等单位挑选了陈光、饶守坤、邓六金等20多位军事、政治和民运干部。会议结束后，曾山带领他们经西安来南昌。但到达西安以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致使曾山一行在西安滞候多日。这时，中央来电要曾山快走。几个年轻的同志知道曾山与邓六金情投意合，就闹着要他们确定关系再走。于是，曾山和邓六金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曾山和邓六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结婚。
邓六金是福建上杭人，贫农出身，1929年朱毛红军来到上杭以后，她和她的两个姐姐凤金、来金都相继参加红军，被称为闽西的“三凤”。她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曾任上杭县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是著名的红一方面军30位女红军之一。长征到陕北以后，在中央组织部下设的中央妇女部任部长。后派到中央党校学习。经李富春谈话，随曾山调东南局做民运工作。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福。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去办事处附近一个小餐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
直到1939年1月，曾山一行才辗转回到南昌。他立即召开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由于日寇飞机每日在南昌上空骚扰轰炸，城内秩序异常混乱，扩大会议转到丰城县城继续举行。鉴于当时抗日
形势的迅速变化，曾山要求与会同志根据中共六中全会精神，在一个时期内注意反对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指出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作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1]
1939年1月19日，曾山偕邓六金及饶守坤等抵达皖南。邓六金分配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任巡视员。不久，曾山去广西桂林，向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请示和汇报工作。事后，曾山随同周恩来经江西、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东南局视察工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敦促项英贯彻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2]
同年3月，日军发动南昌战役，曾山、黄道指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撤往上饶。尔后，曾山回到皖南泾县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具体分管民运部和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
1940年12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指定路线，曾山率领东南局机关干部及东南局党校一批干部，先行撤离皖南，进入苏南解放区后，将撤出人员交由苏南区党委安置，曾山即由秘密交通护送到上海。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东南局和中原局，建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局由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曾山任组织部长。曾山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立即离开上海，前往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苏北盐城，担负着建立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并指导敌占区和国统区地下党的斗争。曾山慎重地甄选忠诚可靠的地下交通员，周密地选择地址，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以保证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通信联系及物资运输的畅通。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斗争时期，不少在敌占区、国统区工作的同志，先后撤退到根据地。曾山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像女儿回到娘家那样的温暖亲切”[3]。当时，陈毅痔疮严重发作，不能行走。曾山亲自和干部一起抬担架送他到彭城医院去治疗[4]。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检查“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曾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一个检讨“皖南事变”的报告。他说：“东南分局成立起，我就在东南分局工作”，“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一般的是一直和项、袁在一起的。因此，在这点上，我对项、袁所犯的错误，要负较大的责任”。“为什么我没有和项英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是由于项英的家长制度非常凶；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软弱，这是一个教训，这种软弱是对党有损害的。”同时，“因为项英是东南局最有威望的领袖，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蛋，我当时不愿造成这种形势，深愿坚持在东南局工作。”“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想把我们的分歧“打电报报告中央，电报未发完，项英知道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我要求去参加党的‘七大’的电报也发不出去”。从项英犯错误的过程中，曾山总结了三条教训“一、谁能彻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谁就能取得胜利，采取两面派手段是会失败的。
二、军队必须认真执行中央指示，不能故意与地方为难，军队同志应该主动帮助地方同志，要重视在军队中进行这种教育。三、项英的家长制作风是不对的，但我怕他也是不对的。”[1]
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及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迁到淮南黄花塘。
曾山这时又兼管华中局的财经工作。为了保证抗日根据地内军民的物资供应，他在根据地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克服物资上的困难，并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敌占区秘密购买大批军火、药物、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运进根据地，以保证新四军及机关、群众的急需。“为了统一华中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设立了华中印钞厂，创建了华中根据地的第一个银行——华中银行。在反扫荡斗争中，他亲自率领人员做好印钞厂的安全转移工作。”[2]
1943年初，曾山被指派去新四军七师指导工作。他刚抵达芜湖七师师部，就遭到日伪军的包围袭击，形势十分危急。结果在突出日伪军包围圈时，遭到日寇机枪疯狂扫射，幸而他机敏地从马上滚入山沟，才免遭伤害。最后他化装潜行脱离了险境。[3]
1942年至1944年，曾山参与领导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整风运动，任学习检查总委员会主任。华中局通过华中党校，举办了几期县团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班。经济学家孙冶方回忆说：“他（曾山）从来不搞戴帽子，打棍子。”曾山在学习班的审干工作中，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搞得比较稳，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老同志张劲夫说：“在华中局的那段时间里，我把曾老主持的华中局组织部看成是自己的家，把曾山当成亲切而敬重的长者，很多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曾山为七大代表，未能出席大会，但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形势。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搞好收复失地、接管好城市和敌伪物资的同时，积极领导华中区军民开展练兵、土改和生产运动。曾山在华中局负责接收敌伪物资和开展生产运动方面的工作。
1946年4月上旬，曾山和邓子恢去延安，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华中地区工作，并参加工作会议，参与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机关由淮南黄花塘北移到山东境内。中央要曾山留在淮安，任新组成的华中分局组织部长、财经委员会主任。为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保证部队给养，他对具有财经工作专长的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提拔使用，因而保证了大兵团开展运动战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粉碎美蒋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斗争。
1947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奉命撤销，分局人员除留少数在原地坚持斗争外，都转移到山东。当时，淮安地区环境险恶，曾山请求留在滨海地区一个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发动群众在敌后打游击，但组织未批准[1]。不久，他转移到山东临沂地区，带了几个干部在驻地千家祠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地区土改以后，雇农的土地较少，地主的土地、房屋、浮财也保留过多。曾山在华东局召开的会议上介绍了临沂地区的土改调查情况，提出了山东土改中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后来华东局决定，在山东进行土改复查中注意纠正这一偏向。
曾山到山东后，仍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财办主任。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物资供应，他发动群众，通过各种物资流通渠道，做好华东野战军及兄弟部队的支前工作。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伟大的战略决战阶段。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曾山担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支前工作，夜以继日地在淮海战场上奔忙。据统计，“自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到华东全境获得解放，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里，他负责指挥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省的广大农民，每年贡献出近20亿公斤粮食和其他大量物资”[1]。
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的情况下，这些军粮和军用物资全靠数十万、数百万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用肩挑、手推车和牲口驮运等方法运送前线，这其中的动员、组织和管理工作是极其繁重、艰巨的。
1948年，当山东的潍坊解放以后，华东局决定，由曾山任市委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他选派了一批财经工作干部到潍坊，很好地完成了接管工作。周恩来评价说：“曾山同志统一华中及统一华东两地财经，均有很大功绩，值得赞许。”[2]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曾山出席了会议并就华东执行“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指示的情况作了发言。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攻取济南的指示，7月17日，华东局决定由曾山兼任济南市委书记和济南军管会副主任，主任谭震林，主持军管会工作[3]。9月26日，曾山冒着战火硝烟进入济南城，开始了繁忙的济南接管工作，经过短期努力，成功地接收了这座历史名城，并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一套经验。
11月9日，曾山向华东局和中央写了《关于接收济南经验的总结》，其要点是：（一）军管期间，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该城市党、政、军、财和警备、保卫工作。以此来保证党中央城市政策的贯彻，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城市秩序，方法是“分区接管与专业接收相结合”。（二）对攻城部队和接管干部要预先进行城市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严格各项具体的法
规法纪，有功则奖，违犯必究。军管会下发了“济南入城守则”，命令互相监督执行。（三）开展调查研究，事先弄清所接管的一切目标的详尽情况，争取旧政权人员参与接管工作。（四）为安定人心，必须迅速清除战争遗迹，恢复供水、供电、救济失业、办好党报、宣传好党的政策。（五）正确处理敌伪人员及其家属，收缴武器，收容俘虏并集中管理。（六）妥善解决粮煤供应，确保国计民生需要。（七）在社会秩序稍为安定以后，迅速复业、复工、复课。
（八）必须十分重视搜集国民党当局遗留下来的档案文件。（九）接管敌产持慎重态度，必须确实查明其性质后才能正式公布处理。（十）正确处理蒋币（国民党统治区货币）与北币（北海币）比值，采取“先低后高”策略，仅15天就在济南排除了蒋币。
曾山接管济南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推广。11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起草电文，发给曾山并各中央局：“戌佳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已收阅，甚好。当转发各局供他们参考。……中央正在根据你和各地的报告，利用准备进入平津的布置，起草与此有关的党内指示和军管期间的各项政策，以求解决这些问题。”[1] 于是，东北局运用接管济南的经验，顺利地接管了长春和沈阳两大城市，并创造了沈阳经验。华北局、华北军区借鉴这一经验，成功地接管了北平、天津。薄一波说：“济南和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对我们做好平津的接管工作，大有裨益。”[2]12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做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3]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以二野、三野及四野一部共百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曾山又全身心地投入渡江战役的支前准备工作。他最为着急的是过江船只不够。他一面从各地调来大量木材修造船只，一面破釜沉舟，不惜重金（黄金1.3万两）定造了一批机帆船。他还开动脑筋，把淮海战役缴获过来的许多汽车引擎利用起来，组装了数百部机帆船，从而保证了部队渡江作战的需要。
1949年3月，曾山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会前20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央军
委，表示完全拥护中央这一方针，同时认为：“在具体执行先城市后乡村方针时，必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对不同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1] 会议结束时，中央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邓小平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曾山任华东局常委、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副市长。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攻占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曾山随军进入南京，参加了对南京的接管工作。
南京解放后，中央军委对解放上海作了军事部署。中央和华东局积极准备接管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曾山奉命随军奔赴上海，接管和治理大上海。
注释
[1]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记录。
[1] 曾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1938年10月23日。
[1] 1983年3月访问罗孟文的谈话记录。
[2] 《中共党史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38页。
[3] 孙冶方、邢子陶、李岩、雪白、谭伟等的回忆（1979年5月），存王青争处。
[4] 王尧山、陈明、陈穆、李岩、雪白、谭伟、邢子陶、阚永喜等的回忆（1979年月），存王青争处。
[1] 《曾山同志在华中局高干会议检讨皖南事变的报告》（1941年5月17日）。
[2] 陈穆、徐雪寒的回忆（1979年3月），未刊。
[3] 1985年6月访问谭伟、邓六金的记录。
[1] 访问朱布记录，1983年7月。
[1] 王静、赵永希：《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曾山》，《人民日报》1979年7月15日。
[2] 中央对华东后勤的复电，1948年11月22日。
[3] 华东局会议记录，1948年7月17日。
[1] 《中共中央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报告转各局参考》。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
[3] 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1] 刘、陈、邓、饶、曾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2月15日。
曾山··接管和治理大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就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全面安排，即在军管会（主任为陈毅）的统一领导下，分为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大部门有条不紊地进行，曾山担任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财经系统。
1949年4月底，3500名参加接管上海的人员集中丹阳。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确定了接管上海的方针；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从上海实际出发，快“接”细“收”，“接”、“管”相连。为此，曾山组织财经接管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则和纪律》等文件，在思想、组织、政策、纪律等各个方面做好接管准备。
5月26日，曾山率领财经接管委员会部分同志离开丹阳，乘汽车前往上海。27日，上海解放了。政务接管人员接管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曾山派顾准等人到财政局进行接管工作，并派出人员分别接管市府会计处、地政局和国民党财政部、审计部在上海的所属单位。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任副市长。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成立，曾山兼任华东区行经理。
5月29日，财经接管委员会轻工业处接管中纺公司及所属各厂。陈毅、
曾山在孙冶方陪同下，到四川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总会所在地资源大楼，会见资委会各部门主管、所属单位和工矿企业负责人，指出资委会是主管工、矿、电等企业的一个全国性的企业管理机构；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机构。军事结束后，我国即将进入建设时期，希望资委会技术管理人员能安心留在原工作岗位，配合接管，积极工作，为人民作出贡献。会后，军代表开始了对资委会的接管工作。
6月17日，曾山召集财经接管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审议接管银行的方案。金融处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工作进入“细收”阶段。
至6月底，上海接管工作第一阶段任务完成。财经系统接收银行、工厂、仓库411个单位，员工15万余人。接收工作结束后，曾山将财经接管委员会所属的财政、卫生、工务、公用、工商、劳工和房地产管理等七个处划归市政府领导。7月2日，曾山出席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曾山在负责上海的接管工作中，严格要求所有财经干部，认真执行财经纪律。他自己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当时，接收和接管的大小仓库和无数金银财物，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从不利用职权非法拿取一丁半点。有些财经干部提议在接收和接管物资中拿些急需用的如毛巾、牙膏、钢笔之类的小物品，分给大家使用。他听后总是谆谆告诫，严厉批评。他说：“如果我们财经干部都可以利用职权，带头破坏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那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那就是严重的失职和犯罪。”[1] 由于曾山带头严格遵守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在接收和接管工作中，没有发现财经干部违犯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
上海的接管工作是不平静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各种手法，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还派出特务暗杀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狂言：“要让共产党白的进去，红的出来。”曾山就曾两次经历险情。那时，曾山住在复兴路一栋小楼里，敌人先派个女特务混入小楼，要挟曾山的生活管理员，要她用毒药毒害曾山。在下毒过程中，一条狗被毒死，女特务见机不妙逃跑了。不久，敌人又派出特务深夜跳入小楼院子，妄图炸毁小楼刺杀曾山。但特务刚一行动即被警卫发觉，特务仓皇逃跑了。[2]
上海的各种投机势力也不甘心失掉他们的“乐园”。他们在金融、物资供应等方面兴风作浪。曾山与陈毅一道，艰苦工作，积极投入到稳定上海的斗争中。
当时，上海是一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粮、煤供应十分紧张。上海解放后，要保障城市人民生活需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和恢复工业生产，就必须保证粮煤有足够的供应。还在丹阳期间，陈毅反复强调，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几百万人天天要吃饭，要积极做好准备。曾山为此日夜奔波，调动物资，准备好粮食1.2亿斤，食油700万斤。淮南煤矿存煤12万吨，并每日可产煤2500吨，贾汪矿每日产煤2000吨。上海一解放，便将事先储存的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上海，稳住了局面。
为了进一步调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煤炭），曾山亲自深入地方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没有煤，上海的工厂就要停工，影响生产。为此，曾山多次向陈云反映情况，陈云指示从东北、山东给上海调运煤。但煤还是不够，加上路程太远，最好的办法还是就近解决。曾山直接下到淮南煤矿，深入矿井，与煤矿工人一道爬进不及人高的井巷。通过调查，发现矿井开采时坑木跟不上。于是，他组织调运大量坑木到淮南煤矿。原煤被大量开采出来，及时运往上海，解决了“黑”的问题。为解决“白”的问题，曾山又亲自到浙江、江苏、山东、江西、湖南等粮、棉区调集粮食和棉花。他还动员和组织江西、湖南等地的粮商往上海赶运粮食。
在保证物资供应的同时，曾山又投入大量精力整治金融市场。当时，有一批金融投机势力以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为据点，操纵黄金、白银、美元价格，特别是投机贩卖银元，猖狂地进行扰乱金融的投机活动。从5月28日至6月9日的12天里，银元价格总体上涨两倍，使物价上涨247％，平均每天上涨10％，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些商店公开用银元标价，甚至拒用人民币。
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商赶快觉悟》的社论，向他们提出警告。但他们置若罔闻，银元贩子从6月5日的2万人发展到8日的4万人。6月7日晚，曾山向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陈毅等领导汇报，华东局领导果断决定查封证券大楼，以取缔银元投机。此举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批准。
6月1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200余名便装公安干警预先
进入大楼，华东警卫旅一营兵力武装包围证券大楼。逮捕了238名投机首要分子，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取缔了大楼以外的银元投机贩卖活动，4万多名银元贩子销声匿迹。此后，政府又加强了对私营银行、钱庄的管理监督，取缔了地下钱庄。上海银元价格下跌了50％，到6月22日，物价下跌8％，“银元大战”取得了胜利。
打击金融投机斗争刚刚平息，上海投机势力又掀起一次物价大涨风。于是，平抑物价大涨风成为一场争夺市场领导权、保障人民生活的斗争。上海的投机商趁物资供应紧张之机，大量囤积物资，大肆哄抬物价，掀起以粮食、纱布、煤球为主的“七月涨风”。7月11日至16日6天中米价上涨96％，从6月23日到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一倍。于是，平定物价成为一场严重的斗争。在全国支持下，曾山和上海市委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采取配售平价米、抛售物资和加强市场管理等三项得力措施，到7月底使物价转向平稳。
这时，根据上海市的经济、金融和供应状况，以陈云挂帅的中央财经委员会选择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工作会议，提出整治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的任务，以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恢复经济。会议提出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稳住上海。
上海的投机势力不甘心“七月涨风”的失败，不久又掀起第二次涨风。
他们从棉纱布突破，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十月涨风”。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纱价上涨3.8倍，棉布价上涨3.5倍，并波及其他商品，上海整个物价上涨3.3倍，范围遍及全国，时间长达50天，成为上海解放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
在中共中央和陈云的亲自领导下，曾山参与指挥了这次重点在上海，影响全国的平抑物价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于11月25日这一天，在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和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同时抛售纱布、粮食等重要物资。上海国营花纱布公司边抛售边降价，而且一个小时跌一次价。
这一天上海纱布价格就下跌了一半，使投机商遭到重创。与此同时，市人民政府运用经济治理手段，从金融、税收、价格、市场管理等几管齐下，人民银行抽紧银根，配合打击投机活动，使投机商不得不吐出囤积物资。在多重打击下，投机商只得以惨败告终。
第三次涨风是1950年的“春节抢购风”。一些投机商认为农历新年红盘必涨，在节前借款抢购粮食和纱布，准备新年开盘后再掀风浪。由于曾山早有准备，上海有关部门以充沛物资为后盾，在开盘后保持原价大量供应市场，加上投机商在前次打击下元气大伤，不到三天就败下阵来。
经过三次较量，投机资本家受到致命打击，物价渐趋平稳。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从此在上海市场成为领导力量。其间，毛泽东曾盛赞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任命，曾山等15人为政务委员。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保证执行<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的指示》。华东各级人民政府积极贯彻执行以上决定和指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七届三中全会后，曾山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任务，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7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山作了《华东财经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华东区半年以来的财经工作情况，指出：今后财经工作的总任务，是贯彻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的指示，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前提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逐步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还提出了华东区今后财经方面的几项工作：一是调整税收，完成征粮；二是调整工商业，克服当前困难；三是掌握秋后城乡贸易，稳定市场物价，防止谷贱伤农；四是努力防汛抗旱，保证秋收秋种；五是整训财经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受灾人口998万，重灾民690万，断炊急救者268万，109万人无家可归。为此，毛泽东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冶好。”7月28日，华东局派曾山率水利干部和医疗救护队赶赴皖北灾区，领导抗洪救灾斗争。曾山到达皖北后，深入灾区，慰问灾民，与地方党政干部一道制定抗洪救灾方案，并及时将情况向华东局和党中央汇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灾区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生产自救。为了彻底解决豫、皖、苏三省淮河水灾问题，曾山组织召开了几次座谈
会，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华东局向中央提出要全面大规模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治好淮河。要求成立治淮委员会，统筹指挥并请中央派员主持，华东可派较多工作人员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同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曾山为主任。为了对淮河治理作出更科学更实际的规划，曾山组织苏联和国内外专家技术人员对淮河上、中、下游作了两个月的实地考察。经过测量和研究分析，制定了全面治理的规划。并向毛泽东、中财委、中央水利部、华东局呈送了《关于淮河上中下游工程计划报告》。报告经中央批准后，治淮工程全面启动。
曾山一贯把干部和知识分子看作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爱护干部有四个特点：政治上严格要求，思想上耐心帮助，工作上抓得很紧，生活上关怀备至。
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在治淮工作中，他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他在治理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就对大家说：要保证治好淮河，必须依靠全体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亲密团结，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当时就提出了“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科学与群众结合”的口号，并主持通过了一项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发到治淮系统的各个单位，为知识分子锻炼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1951年，他采纳了中国水利专家汪家桢的建议和施工方案，在淮河支流淠河上，建成了高质量的著名的佛子岭水库。曾山领导治淮工作整整两年，治淮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曾山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全局观念，维护全国一盘棋。华东在全国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在恢复国民经济，统一全国财经时期，华东的主要任务是出钱、出人（主要是向全国各地输送科技人才），出轻工业产品供应市场[2]。
1951年7月，中财委领导陈云、薄一波亲自致电曾山，请他设法抽调一批技术干部到中央贸易部工作。接到电报，曾山立即与有关部门商量，抽调一批干部前往北京。1951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赤字严重，中央提出增收减支的方针，以适应军事需要（主要是抗美援朝）与稳定物价。曾山马上呈电中央，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方针，并提出，“从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税收工作进一步加深推广，加强领导可以争取完成中央要求的十五万亿，甚
至超过。”[1]7月20日，曾山向中央报告了华东地区税收工作完成情况，得到中央表扬。
在华东局和曾山的领导下，华东财经工作卓有成效。到1952年上半年，上海和华东地区基本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方面的平衡，并开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试行加工订货、代购代销，逐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注释
[1] 访问徐雪寒记录（1983年7月）。
[2] 访问张俊记录（1999年5月）。
[1] 钱正英：《待到山花烂漫时》，《人民日报》1999年4月17日。
[2] 张劲夫：《怀念曾山同志》，《永留正气在世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1] 曾山：《完全拥护中央增收减支的方针》1951年6月。
曾山··共和国的老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山曾在中央担任过四个部的正部长，即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首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因而人们习惯而尊敬地称他为老部长。1949年10月，由周恩来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曾山为纺织工业部部长，但由于他在上海和华东的工作繁重，他在职视事的时间很少。
1952年10月，曾山奉调北京，就任中财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同年12月，中央又决定曾山任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
曾山上任后，在组建和完善商业部自身机构的同时，还组织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曾山参加了全国财经会议。会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指示，曾山、许涤新等人起草了《关于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引导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步意见》。《意见》发布后，全国政协召开了工商界委员座谈会，陈云作了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曾山就加工订货问题作了专门发言。曾山在发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既掌握政策，又求实务真的作风，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践表明，党和国家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将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为后来进一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曾山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关于商业工作的报告。他指出，国营商业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巩固与发展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要完成好这一任务，国营商业就必须实 行经济核算制度和奖惩制度。
1954年2月，曾山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9月，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曾山仍被任命为商业部长。 1955年3月，他出席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就建国五年多来商业工作作了发言。同年7月，曾山出席了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曾山在大会发言中重点谈了关于商业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请求中央、各地党委、财委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二、为适应国内市场的巨大变化，使国营商业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要求各地党委要加强各级商业行政机构，并充实干部，以改变目前各级商业行政机构同繁重的任务不相称的情况。为了以点带面，曾山亲自抓了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建设。 1955年国庆前夕，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胜利落成，9月25日，大楼正式开张营业。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曾山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1953年12月，他作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对资本主义商业利用、限制、改造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报告。1955年5月，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曾山专门到一些省市进行了私营商业改造情况的考察。5月底，他到南昌，对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作了调查。通过调查，曾山认为，私商为国营商业公司代销的做法很有启发意义，但这种形式目前还不宜普遍推广，各地可做典型试验，经过研究总结，再逐步地有计划地推进。[1]
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讨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接着，又在中共中央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会上，曾山对城市私营商业全面改造的规划问题作了发言。曾山认为，除了公私合营的形式外，通过代销把资本家商店直接改造成国营商业的形式也是可以采取的。会上，曾山还谈了对私营商业企业改造和人的思想改造相结合的问题。
曾山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集中地反映了他自担任商业部部长以来，在领导和组织全国对城市私营商业的改造实践中，进行的不懈探索和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好的启发性。这次会议之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 推动下，全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到1956年底，全国7万户私营工业企业，200万户私营商业企业，都实现了公私合营，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曾山作为这一创举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之一，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并及时向中央报告，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及有益的建议，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曾山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改进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工作》的发言。他的发言稿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的称赞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同年11月，曾山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就1957年商业计划方面的问题作了书面发言。会议之后，中央根据曾山所提出的问题，对商业部1957年的有关计划作了适当的调整。
1956年11月，曾山调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主管交通、铁道、民航、邮电等部门的工作。上任后，首先抓交通部门党的领导体制工作。1957年后，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曾山认为，如果交通事业不来一个发展，必然会因交通工作的落后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狭窄地带”，阻碍和限制生产的发展。因此，各级交通部门的领导同志，对今后加速发展水运、公路和民间运输事业应负起特别重要的责任。1958年，曾山在铁道部领导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在缺乏现代机械装备的条件下，采用了能够节约动力的“驼峰”调车场的土法装载法，在原有基础上加快了火车车次运转，增加了货物装载量。他还提倡交通协作，采用铁路、公路、水路一条龙的运输方法，比较好地发挥了交通运输方面的潜力[2]。1958年11月下旬，曾山亲自到大连、烟台、青岛等几个港口视察，了解海上运输情况。1959年10月14日，曾山在给杨尚昆的一封信中，提到内蒙的资源非常丰富，并把内蒙的一幅资源图寄给中央书记处，请中央负责同志参看。他认为“这对将来开发和发展内蒙以至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会有 好处”[1]。
在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期间，曾山花了很大的精力到全国各地考察。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给中央及有关部门写了极具价值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他所提出的建议和问题，不少都被采纳和解决，为各地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民航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0年11月，中央任命曾山为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这与他1934年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是一种巧合。上任伊始，他就对大家说：你们在内务部工作的时间很长，我要向你们学习，依靠群众，把内务部的工作做好。翌年初，曾山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曾山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灾区、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实际调查，解决了大量问题。
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仅1961年，全国受灾人口就达1.6亿人。曾山把救灾抗灾列为内务部工作的重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全国性的抗灾救灾斗争。国家也拿出了很大一批物资及救灾款，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曾山向中央汇报时提出：为了更妥善地安排群众生活，除了教育和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地保证对灾区缺粮人口的粮食供应。并逐户地安排落实，为灾区人民明年的农业生产高潮创造有利条件。
1962年7月，甘肃、青海两省的少数民族发生了民族纠纷。中央派曾山为工作组组长，前往两省边界少数民族地区做说服工作。曾山在对各方进行细致的工作后，于西安召开甘、青边界问题座谈会，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坚决地执行有利团结、有利生产的原则；二、提倡互助、互谅、互让精神，达到各民族的友爱合作，亲密团结的目的；三、从实际出发，既要照顾现实情况和需要，又要考虑历史和习惯，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四、充分协商，民主讨论，达成协议。经过两省协商，解决了边界纠纷。[2]
1963年8月初，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严 重水灾。洪水威胁着天津市、京浦铁路广大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中央派曾山率慰问团到山东灾区慰问灾民，并指导救灾工作。他往返于一片汪洋的京、津、鲁地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分别在天津的静海县和山东的恩县，开凿了两处排水通道，疏导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的洪水入海，从而解除了洪水对天津和津浦路的威胁。天津保住了，津浦铁路安然畅通[1]。
曾山情系老区，思念家乡的父老乡亲。江西解放前夕，他打电报给将上任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我是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部分经济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2] 表达了他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之情。 1964年初，他到江西检查民政工作。他到了吉安的陂头、新圩、东固，赣东北的弋阳、横峰、景德镇，赣南的瑞金、宁都、兴国等地，看到有些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还没有多大变化时，深感内疚和不安。他向这些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认真转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深切关怀，希望他们努力做好老区工作，把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搞上去。曾山在赣南视察时，发现那里“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不少粮田减产以至变成沙地”。回到北京后，他向国务院写了《关于赣南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的报告》，建议“从1964年起，支援赣南老苏区几年，每年经费200万元，主要用于保护赣南老苏区粮田，逐步改善被国民党摧残较重，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的山区人民的生活”[3]。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邓小平同意和批准了这个报告。 于是赣南老区人民积极投入生产，改变落后面貌。老区人民常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曾山老表没有忘记我们。”
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三次强烈大地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亲自到地震中心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挥抢救工作。曾山率领中央慰问团多次深入到地震尚未停止，灾情非常严重的隆觉县白家寨地震中心慰问灾民。他根据周恩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开展得及时顺利。3月底，灾区人民开始了重建家园、生产自救运动。曾山对灾区人民说：我们完全相信，不久的将来，受灾地区的人民，经过努力劳动，不仅困 难会迅速克服，而且农业生产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美好的生活一定会到来。
曾山在担任部长期间，曾先后六次率领中国党和政府的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地利、瑞典、挪威、刚果（布）等国，为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的团结，增强中国与被访问国间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国以后，曾山的职务和待遇虽然很高，但他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之余，他在所住的四合院里种植了核桃树和花草、蔬菜，并把核桃果实送给左右街坊邻居共同品尝，深受群众的尊敬。 他当过十年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但从来不拉关系，走后门。他对子女要求严格，总是鼓励他们要自我奋斗，要热爱劳动人民。他常对孩子们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劳动人民。记住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注释
[1] 中共中央：《转发曾山同志关于了解南昌鸿泰百货专业代锁店情况的报告》，1965年6月3日。
[1] 曾山：《改进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工作》，《人民日报》1956年9月26日。
[2] 访问王青争记录（1985年6月）。
[1] 曾山致杨尚昆信，1959年10月14日。
[2] 曾山：《在内务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11月26日。
[1] 《民政工作大事记》，民政部1982年编，未刊稿。
[2] 曾山致董老转陈正人电，1949年4月。
[3] 曾山：《关于赣南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的报告》。
曾山··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骤然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曾山同以往各次运动一样，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号召，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但是，他和很多老同志一样，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1966年7月18日，曾山在内务部制定了一个“党组六条”，强调揭发材料一定要核实，按政策办事，打击面不要太大，防止走向反面。《十六条》下达后，曾山对《十六》条的精神实质很不理解，说：“党组六条”没有违背《十六条》。
从8月到11月，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大中学校师生1100万人，曾山均应邀登上天安门陪同接见。不久，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基本上都被“打倒”了。周恩来要找部长级干部迎送外宾都困难。有一天，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曾山，问：“你打倒了没有？”曾山说：“没有。”周恩来说：“好! 你明天陪我去机场送外宾。”回来以后，曾山对家人说：“总理跟我握手时间很长。”总理说：“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
由于曾山没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1967年8月，他被造反派当作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批斗。他被多次批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检查”，但总是“过不了关”。内务部才400多人，有7个造反派组织，他们把大字报、标语贴到了家里。多次批斗，使曾山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9月间的一天，‘革联’（内务部造反组织）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内务部造反组织），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1] 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查明情况后，立即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即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一份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的指示》：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2]
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中央的指示保护了曾山。 这时曾山远在江西的老母因日夜牵挂，积忧成疾。她三位亲人牺牲了，曾山是她的支柱。临终时，她还喃喃道：“我儿子是好人”，“我想见儿子”。但直到全合上双眼，老人也未能如愿。邓六金回忆说：“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说：‘我妈去世了，我要回家奔丧送终，要请几天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哭了。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3]
1967年，大批红卫兵拥入北京“串联”，机关、单位、学校全部都住满了人。国家机关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正常工作已经无法进行。当时内务部机关院内一下子住进1万多人。为此，中央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 在内务部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情况下，曾山不顾自己的安危，仍在内务部机关大院召开了上万人的群众大会，贯彻中央的指示，要大家响应号召，回家闹革命。
1968年初，内蒙古呼和浩特学生组织与部队发生冲突，矛盾激化，惊动了中央。曾山受周恩来的委托，到呼和浩特解决武斗问题。他召集部队、学生双方代表谈话，做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最后妥善地解决了矛盾，平息了骚乱。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曾山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是有功的，他去苏联学习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1] 经过军代表在群众中做工作，曾山以“全票通过”当选为内务部出席党的“九大”的代表。
在“九大”会上，曾山和陈毅编在一个小组里。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他进行了抵制。后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毛泽东出来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2]
1969年10月17日，曾山被邀请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晚会。晚会后，周恩来与老同志们谈话，并告知中央决定：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在京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曾山和叶剑英安排到湖南。曾山提出回家乡江西当农民，中办答复说不好改变。邓六金及曾山的秘书王青争随同曾山去湖南长沙，后又到湘潭。曾山和叶剑英经常在一起，谈话中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担忧。叶剑英是政治局委员，其政治待遇是一份中央文件、一份大参考。曾山是中央委员，只有一份《参考消息》。[3]
1970年5月，曾山因患痔疮，需要手术，经请示周恩来批准，从湖南回北京住院治疗。
1970年8月，曾山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回京后，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读书，读《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中央指定的六本马列经典著作，还读中外历史书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叛国，机毁人亡。不久，中共中央举办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班”，又称“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反党罪行。参加座谈会的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和曾山、王震、邓颖超等一些在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10月6日，曾山在会上发言，他对林彪反党集团陷害毛泽东，企图篡党夺权的罪恶行径无比愤慨和痛恨。他着重揭发批判了林彪历史上一贯“左”的错误：“1930年10月4日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同我说，总前委决定，毛主席指示打吉安城，要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务要等两个军部队到齐，同时进攻。而林彪指挥红四军，不等红三军到达就开始单独进攻。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击并没有奏效。守城敌军邓英这个狡猾敌人，夜晚沿赣江 逃跑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无所获。”曾山还以第三次反“围剿”中的高兴圩一仗为例，揭发林彪采取抢先行动，使“我们部队伤亡近3000人”。[1]
曾山回到北京后，十分关心下放在湖北沙市的内务部的干部。为使他们早日重返工作岗位，曾山亲自与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让同志们先后回到了北京，陆续分配了工作。
1971年，陈毅得了结肠癌，曾山立即去医院探望。在谈到老干部受迫害时，两人都很激动。陈毅说：“天要报应。”次年1月16日，陈毅去世，曾山参加了追悼会，心情十分沉痛。
1972年4月6日，陈正人心肌梗死突发，不幸逝世。曾山和陈正人是几千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他异常悲痛，亲往陈正人家吊唁，慰问其家属，帮助他们料理后事。曾山并受党中央委托，为陈正人致悼词。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为此和造反派吵了起来，最后曾山去找周恩来总理，才把这句话加上去。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关切地问曾山身体怎样，曾山拍着胸脯说：“我身体很好”。
1972年4月16日晚，曾山心脏病突发，由于当时高级干部医疗保健制度被破坏，抢救被耽搁。[2] 虽经医务人员多方努力，终究未能抢救过来，当夜去世，终年73岁。
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28人、党政军负责同志64人参加了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曾山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注释
[1] 孙宇亭：《“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2] 孙宇亭：《“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3] 访问邓六金记录（1998年11月）。
[1] 万海峰：《特殊年代一段难忘的岁月——深切怀念曾山同志》。
[2] 访问王青争、邓六金记录（1983年7月、1985年6月）。
[3] 访问王青争记录，1999年5月。
[1] 《老同志座谈会简报（三）》，1971年10月6日。
[2] 陈正人、曾山的相继去世，震动很大。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的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这就为许多受“四人帮”折磨迫害的老干部保住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