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在仇恨与血泪中走向生活
陶铸，原名际华，字剑寒，又名任陶。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下院子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
陶铸的祖父陶益斋是个读书人，怀才不遇，愤时慨世，郁郁而终，年仅37岁。陶铸的父亲陶铁铮，母亲董氏唐姑。陶铸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长兄耐存，三弟际恒（2岁夭折），妹妹月梅。
陶铁铮毕业于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曾参加同盟会和武昌的辛亥革命，为人慷慨正直，不畏权势。后任湖北都督府理财部煤务转运官，离职后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立志兴办实业。1914年，六岁的陶铸随全家迁居武昌，在武昌一所私塾读书。第二年父亲经营的小煤矿倒闭，兴办实业计划破产，此时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无法在武汉立足，1915年举家迁回老家祁阳，将家中田产变卖，与友人倡办文昌阁新学，担任文昌阁小学校校长。此时家中仅剩下祖传的五间房子和几分园田地，陶铸就在文昌阁小学读书。陶铁铮在倡办文昌阁新学时，将原有义学学田及会产每年二百多担租谷作为办学基金，遭到当地几个豪绅反对。1918年，北洋军阀吴佩孚部进驻衡阳，其部下肖耀南旅进驻祁阳一线，与南军谭延闿程潜部形成对峙。陶铁铮接受南军陈嘉佑部委托，拟在祁阳组织武装牵制北军，策应南军。
正在此时，石洞源来了以游年宝为首的所谓“土匪”，实则是一批为饥寒所迫的穷人，其中有几个头头曾在铁铮开办的小煤矿当过小工。这支武装来到，吓跑了当地的地主豪绅，乡亲们公推陶铁铮出面，以陶氏族公名义办了几桌酒席招待。事后，几个豪绅向肖耀南部告密，并贿通了县团防局局长黄子珠和军法官王信之，以“通匪”罪将陶铁铮及其三弟陶柏生逮捕，于1918年农历六月十四日，将陶氏兄弟秘密杀害于祁阳王府坪。
陶铁铮被害时，陶铸未满十岁。一家男女十余口，遭此横祸，竟至家破人亡。
陶铸从小生性刚强，不畏强暴，村里的孩子都叫他“猛子”。父亲受害，他迫于生活辍学在家，十岁就上山砍柴，背树下河，养家口，生活极苦。同族祖辈陶苏光，曾劝陶铸母亲说：“你一餐斋汤，一餐粥，这样日子怎么过……有个财主找个男孩做儿子，不如把际华送给他，有吃有穿，又有书读。”遭到董氏严词拒绝。
1919年春，陶铸父亲的老友申暄老师，把陶铸带到清水塘申氏小学读书，学费、膳食全部都由申负担。陶铸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记忆力尤为惊人。 夜晚，村里的孩子都在禾坪上嬉戏欢闹，陶铸却坐在微弱的桐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练字，直至深夜。
申暄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给陶铸谈今论古。有一天晚上，他对陶铸说：“铁铮哥提倡办学，造福桑梓，振兴中华，是光明正大的事。他遭人杀害，这穷人的血海冤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报。”陶铸问：“这仇怎么报？”申暄对他说：“现在我就教给你本领。”陶铸又问：“先学哪些本事？”申说：“多看书，精通兵法。”陶铸又紧跟着问：“是哪些书呢？”申暄告诉他：“《水浒传》、《三国演义》、《薛刚反唐》，远至陈胜、吴广，近到洪秀全等这些书都可以看。”
第二天深夜12点，申暄起床去给陶铸盖被子，掀开帐子一看，人没有了。 最后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屋里发现了陶铸，他正伏在一盏油灯下看《三国演义》。 申老师伸出大拇指说：“好伢子，真有骨气!”
陶铸的母亲不愿多给申老师增添负担，在儿子念了半年书后，便令他辍学回家。1921年3月，陶铸告别了祖母、母亲，跟着姨外婆离开祁阳，到武昌白沙洲和安徽芜湖，在同族陶瑞卿经营的瑞森祥木记排上当学徒，学习记树码，做些招待客商的杂役。账良先生见陶铸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自学，便利用晚间教他诗词和古文书法。陶铸在三年的学徒生活中，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和唐诗、宋词等书都拿来认真阅读。1925年，瑞森祥木记亏本倒闭，陶铸随着陶瑞卿一起回到武昌，去汉阳鹦鹉洲竹木厘金局当录事，负责开大票，每月工资只够糊口。 自幼好学的陶铸，几年来从报刊杂志中，开始接触新事物，认识生活、认识社会。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视野。他在竹木厘金局只干了几个月，就在同乡友人的资助下，奔向革命中心广州，揭开了他革命历程的第一页。
陶铸··黄埔军校入党
陶铸在芜湖认识了一位叫刘嘉溥的祁阳老乡。刘见陶勤学好问，有见地，就对他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最好是去报考黄埔军校，会有前途的。如没盘缠，我可以帮你。”陶铸从芜湖回到武昌后，接触各种新思潮，阅读进步书刊，并常到中华大学旁听师生们关于时局的辩论，对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更 加向往。他渴望到广州去，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5年秋末，陶铸在他四叔的同窗好友、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蒋伏生和傅国期（黄埔三期毕业）的帮助下，经上海转赴广东，刘嘉溥特地送给他18块现大洋做路费。到广州后，因黄埔军校尚未招生，乃经蒋伏生介绍到一军一师教导二团二营当司书。1926年春，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陶铸被保送入军校为第五期入伍生。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经常看革命书刊，思想进步很快。有一次进行沙盘作业，他与担任此课程的教官发生了争执，当时虽被教官勒令退出教室，事后那教官却对别人说：“陶铸这个学员不简单，敢对我指挥打仗提出意见，将来是个将才。”
此后不久，18岁的陶铸便由赵世嘉（江西人）、陈葆华（湖北人）、詹不言（浙江人）介绍，在黄埔军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陶铸入党之后，在军校刻苦学习军事技术，于1926年10月由入伍生升入学员队，编入第一学生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二区队。
1927年3月间，黄埔军校内部的气氛还很平静。“四一二”政变前，军校内部的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广州的反动势力，气焰日益嚣张。共产党人萧楚女在一次报告中，列举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种种事实，气愤地提出：蒋介石是新军阀。在此形势下，军校中共特别党部执委会决定派党组织负责人和学生代表陶铸、陈葆华、高仰之等三人组成控诉蒋、李（李济深）反革命行为代表团，向武汉国民政府控诉，要求制止广州的反革命活动。陶铸等由黄埔被秘密接应送到广州，然后化装乘船到上海，再转乘一只英国船前往武汉。
陶铸等到达上海时，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抵达武汉不久，党组织分配陶铸到湖北农民协会，并准备派他去鄂东组织农民自卫军。5月17日，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 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叶挺率部讨伐，经英勇反击，击退了叛军。这时，陶铸接到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命令，派他到叶挺部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当副官。
陶铸··投身南昌、广州起义
1927年7月，陶铸随叶挺部队开拔至江西九江。南昌八一起义期间，他带领营部特务连，与二营连指导员萧克带领的一个排，负责解决城内敌军的一个团部。
起义胜利后，陶铸被任命为二营六连连长，率部随叶挺经广昌、瑞金、会昌等地南下，沿途与敌人冲杀，抵潮汕时全连减员一半。离开潮汕后，陶铸率领部队行至普宁流沙镇又陷入重围，全军覆没。陶铸突围至惠来城郊，在甲子镇化装后，由当地农会护送，于当年农历九月底到香港，旋即被英国巡捕房关押，一星期后被引渡到广州，在广州市警察局关押审讯了20多天，在一次被押送到工兵营修路时，乘看管不备逃走。11月初，陶铸在广州和共产党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决定派他重新打入张发奎、黄琪翔的警卫团工作，任务是帮助建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第三营，并掌握特务连，秘密策划广州起义的工作。上级指示，陶铸掌握的警卫团，在起义时负责解决驻长堤的张发奎、黄琪翔的总部。陶铸被任命为起义总部参谋，起义后任参谋长。起义原定12月13日举行，由于保密不严，被迫提前到11日凌晨两点半。起义失败后，总部下令撤退，一部分同志撤到左右江地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陶铸等在越秀山阵地与总部断了联系。此时，敌人已进到市内，到处是枪声，阵地团指挥所剩下人数不多，大家商量决定相机分散撤退，往沙河方向赶队伍。 但他们下山却遇见敌军士兵，陶铸逃脱了敌人的搜捕，改名换装，在广州大东路芳草街一位湖南同乡家中隐蔽。
陶铸··祁阳重建农民武装
陶铸在同乡家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化装乘火车离开广州到韶关，然后徒步经乐昌，越九峰，于1928年1月底到了祁阳家乡，不久与共产党员申庆礼接上关系，并找到了中共祁阳县委。县委派常委李用之与陶铸谈话，决定恢复陶铸的组织关系，并参加县委担任宣传工作。
当时，执行盲动主义错误的中共湘南特委，正在布置湘南总暴动。陶铸觉得用单纯军事观点去搞武装的干法不是办法，曾表示过不同意见。加之暴动时江华白芒营民团的枪未能拖出来，特委指责祁阳县委没有行动，县委感到不好办。此时，陶铸回祁阳的消息已被国民党当局侦知，要抓他的风声越来越紧，他在祁阳行动甚为困难。经县委同意，介绍他到湘南特委另行分配工作。
1928年6月22日，祁阳县的中共组织遭到突然袭击，县委书记刘东轩等六名中共党员被捕遇害。当日傍晚，国民党反动武装沿祁山山脉包抄了石 洞原，直奔陶铸老家。敌人未能抓到陶铸，在陶铸家里翻箱倒柜，威逼乡亲实行“联保切结”。陶铸66岁的祖母，在这场横祸中惊吓气死，母亲董唐姑将祖遗五间住房卖去三间半，埋葬了老人，孤苦无依，只得离开石洞原祖居之地，投奔女儿月梅家。陶铸后来在福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老人去福建，掩护陶铸工作。
陶铸··厦门破狱斗争
陶铸离开祁阳后，因湖南各地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地下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接不上党的关系。他先后去衡阳、武汉、徐州找党，最后在北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接受党的任务，先后在驻唐山一带的唐生智旧部做兵运工作，在北平地下党做群众宣传工作。1929年农历八九月间，陶铸奉命去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欧阳钦通知他：中央决定派他去已进入闽西的红四军工作。
陶铸前往闽西寻找红四军途中，行至福建厦门时，国民党反革命派正加紧向闽西南红色根据地发动三省“会剿”，中共福建省委急需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人才。陶铸一到厦门，就接到省委军委负责人王海萍与省委书记罗明的通知：经中央同意，留他在省军委负责兵运工作，任军委秘书。
陶铸在福建接受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并指挥攻打厦门监狱。当时在厦门思明监狱里关押了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和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党的重要干部。
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武装劫狱，营救这些同志，并于1930年3月，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部长谢汉秋、军委秘书陶铸、团省委书记王德组成的五人破狱委员会，负责规划破狱的一切工作。
事前，陶铸曾多次化装深入监狱，对地形地物和狱中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就劫狱路线、接应地点等问题，作了周密布置。他强调：这次破狱，战略战术要求速战速决。
破狱那天，担任第一线总指挥的陶铸，沉着地将12人组成的武装队分成内队和外队，并亲自带领外队五名队员冲进大门。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队长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就被陶铸一梭子子弹击倒。此时，牢里的40多位同志，听从劫狱武装队的指挥，一个紧跟一个，全部冲出了看守所。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的接应队，每人带三五个出狱同志，赶往船只停靠的口岸。中共同安县委书记许宗英站在堤岸上，指挥上船，仅用10多分钟，出狱的同志全部上了船，立即扬帆启航，驶往同安。
陶铸··重建闽南特委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全党，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根据这一错误计划，刚刚发展起来的福建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要冒险向敌人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实现所谓“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结果是革命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挫折，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冬，陶铸受命到漳州重新建立中共闽南特委，并任闽南特委书记。他通过厦门一位姓林的党员的哥哥林惠柏在漳州一个中学任教的关系，寄居在漳州南山寺。南山寺有个叫肖达如的和尚。也是湖南人，同情革命，陶铸经过了解考察，便把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安在这“终日念经诵佛、与世无争，但求正果”的佛庙里。陶铸任闽南特委书记期间，经常化装成南山寺的和尚外出活动。
20多年后的1956年，陶铸重访漳州南山寺时，写下五言诗一首，回首当年这段传奇式的革命经历，表达对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山妩媚故人稀。”
1930年12月13日深夜，陶铸亲自主持组建的由南乡、北乡20多位农民组成的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一个村庄的祠堂里宣布正式成立，王占春为支队长，李金发任政委，陶铸代表特委随军行动。在支队成立会上，陶铸根据他到漳州后调查到的情况，向游击队队员分析了全国和闽南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前一阶段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即“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武装保护闽南，准备成立漳州苏维埃政府”。随后，陶铸指挥支队武装袭击了龙虎庵乡公所，缴获了20多条民团的枪，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敌探、地主，狠刹了民团的凶焰，打开了闽南地区的革命新局面。
陶铸··创建闽东根据地
1931年12月，陶铸调回厦门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翌年初，调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负责领导闽东北一带的革命斗争。
陶铸一到福州，就着手在锯木、汽车、印务、人力车等行业的工人中秘 密建立工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发展革命力量；同时在文艺、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组织反日救国会、检查日货委员会、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等抗日团体，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广泛联合各方面的社会力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壮大革命势力。
陶铸对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认为闽东是山区，敌人力量薄弱，农民斗争有一定的基础，因而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月底，陶铸和中共连江特支书记到漳州向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负责人汇报闽东等地区的情况。
5月15日，陶铸主持召开了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在给厦门、福州两中心市委的信中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会后，市委陆续调派叶飞、江平、曾志、赖金彪、任铁峰等有经验的干部，加强对闽东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以后，叶飞、颜阿兰在宁德组织了霍童暴动，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赖金彪在泰宁帮助建立了工农游击第七支队；曾志、任铁峰在福安领导、发动了甘棠暴动，成立了工农游击第五支队；闽东各县还先后组织发展了大批赤卫队。革命斗争的烈火，在闽东各县普遍地燃烧起来。
1932年11月至翌年3月，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领导下，连续发动闽东地区的秋收斗争、抗春荒斗争和农村武装斗争，福安、罗源、连江、永泰、古田、莆田、仙游等十几个县，先后搞起了革命武装，建立了游击区。从此，闽东一带的革命斗争在叶飞、曾志、范式人等领导下，似滚滚洪流般地继续向前发展。
1932年冬，陶铸和当时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结婚。曾志1926年参加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湖南郴州暴动，随后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并随同红四军进入闽西，创建闽西根据地，任共青团闽西特委书记，中共闽南、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
陶铸··南京狱中斗争
1933年3月，陶铸奉中共上海中央局调令到上海，不久即被叛徒王善堂出卖被捕，先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后转押南京中央陆军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关禁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始终斗志昂扬，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国民党的法官审讯他的时候问他：“你信仰什么？”
陶铸在阴森森的法庭上昂然回答：“我信仰共产主义。”
法官又问：“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
陶铸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骗你，你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义。
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服刑期间，陶铸与同狱的共产党员肖桂昌、喻屏、赵希愚等建立秘密党支部，团结难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争取改善生活待遇，同狱方进行合法斗争。因此，他常因违犯“狱规”而受到惩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国共两党合作谈判中，国民党当局始答应释放政治犯。经周恩来与叶剑英多方交涉，9月26日，叶剑英派黄文杰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到中央军人监狱接陶铸出狱。同时营救出狱的还有赵希愚、肖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和曹瑛。当天，他们七人合拍了一张照片，陶铸在照片上题词：“百战归来认此身”，以表狱中斗争的胜利，并写诗一首，作为与出狱难友纪念：五年狱里艰辛过，一笑昂然对镜头。珍重此身须记取，阶级仇恨尚深留。
在狱中陶铸刻苦学习，阅读了《史记》、《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作品以及《东方》、《国闻周报》等报刊，还抓紧狱中时间，系统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理论，并对马恩著作进行了深入钻研。陶铸原本没有上过几年学，从事革命后更无暇读书，出狱后，他感慨地说：“我的四年大学是在监狱里上的。”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他爽朗地回答说：“我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陶铸··致力培训敌后游击战干部
陶铸出狱后，抗日的烽火已燃遍全国。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博古约陶铸谈话，说：你们在监狱中情况清楚，用不着送延安审查后再分配工作，经中央同意，直接在这里分配工作，现决定分配你们去武汉，参加董必武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工作。
中共湖北省委是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9月从南京到武汉后负责成立的，郭述申担任省委书记。董必武利用合法身份和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斗争。 董必武亲自会见辛亥革命老友、国民党湖北省代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严重（立三）、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和国民党上层知名人士李书城、李范一等，共商国共合作和抗日救国的大计。陶铸到达武汉之后，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省委决定通过石瑛的关系，以培训“农村合作训练班”干部事业的名义，由李范一出面，在湖北应城县汤池和京山、皂市等地举办农村合作事业干部训练班，招收从东北、华北流亡到武汉的大学生和华中、中南地区的大学生，进行短期的政治教育，毕业后分派到湖北各县农村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决定派陶铸去具体领导汤池训练班的工作。
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在武汉公开招生时，邓颖超在汉口华商总会礼堂专门作了动员报告，陶铸亲自主持口试。中共湖北省委通过董必武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了曾霞（曾志）、黄松龄、刘顺元、刘季平、李华、陈辛仁等一批党员、干部到训练班去担任教师。1937年12月10日，训练班正式开学。陶铸化名任陶，首先抓训练班的教学方针、教学计划，并亲自编写抗日游击战的教材，给学员讲课。
陶铸明确提出：“办这个训练班，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一个多月的短期训练，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坚持抗战的青年，要在他们中间发现和培养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以他们为骨干，一旦日军占领中原，我们就武装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共办了四期，每期一个多月，先后培训了300多名青年干部。陶铸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亲自和学生交心谈心，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中共党员。1937年12月下旬，汤池训练班建立了党支部，李华、曾志、雍文涛先后任党支部书记。1938年2月，成立了鄂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鄂中特别支部，由陶铸代表省委直接领导。
随着汤池训练班影响的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对汤池越来越不放心。蒋介石亲自出面找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质询：“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王明也指责陶铸：“汤池训练班这样搞，要影响统一战线。”长江局的另一负责人也找陶铸谈话，当面批评说：“办农村合作训练班，就是搞农村合作，在鄂中布置游击战争，是主观主义的，是错误的，因该地靠近武汉，地形条件不好，党的工作又毫无基础，光靠这个训练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搞不出什么名堂，又把同我们合作进步的人吓跑了，那还不如老老实实把农村合作放款工作搞起来为好。”陶铸当时没有同意他们的批评，回到汤池还是继续按照毛泽东指出的方针去干。1938年5月，王明强行解散了汤池训练班，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撤销了陶铸的省委委员和常委的职务，调离鄂中，派往宜昌任特委书记。陶铸到宜昌后，就接到王明电令，让他“待命”，并未让他任特委书记。实际上，这是王明对陶铸的一种处分。然而，历史最终证明，汤池训练班的教学方针是正确的。时过40多年，李先念为汤池训练班题词，对陶铸当年付出的心血，给予很高的评价：“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陶铸到宜昌不久，武汉失守。日军进占鄂中，形势很乱。陶铸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当时受王明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未得到省委的同意，自动回到鄂中敌占区，协助杨学诚，组织和发动鄂中的游击战争。曾志也在宜昌与陶铸分手，只身去鄂西，发动群众，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陶铸··八条枪起家开辟鄂中游击区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并派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
陶铸只身从宜昌返回鄂中，迅速赶到京山县丁家冲与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会合。杨学诚是“一二· 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在“保卫大武汉”中，受党的派遣到鄂中开辟敌后根据地。陶铸到丁家冲时，只有蔡松云带的8条枪和10多个人。蔡松云是应城人，是陶铸在应城举办汤池训练班时，最早发展的中共党员之一。1938年10月23日应城失陷的当天，中共鄂中特委就以蔡松云的这8条枪起家，拉起了一支13人的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由杨学诚亲自率领，开往敌后京山丁家冲一带打游击。
武汉沦陷后，鄂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立即面临着10万余日军、8万多伪军和近40余万国民党正规军及杂牌军的重重包围，抗日的革命力量处于敌、伪、顽夹击的险境之中。陶铸在主持汤池训练班时，就暗中布置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尽量抓住地方武装中的枪杆子，同时指示从汤池合作社 的资金中拿出了600元，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买到24支德国造驳壳枪，成立了汤池手枪队。1938年11月上旬，陶铸到达丁家冲与杨学诚、蔡松云会合后，中共鄂中特委随即召开会议，研究扩大和整编队伍，作出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由陶铸主管军事，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陶铸以汤池手枪队和党掌握的应城常备队第三中队为基础，很快建立起鄂中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在陶铸的直接参与下，中共组织又通过统战关系，对遍布鄂中各县的封建性的“汉流会”组织进行帮助、教育、改造。由于工作深入，在武汉沦陷后的一两个月内，便在鄂中点燃了抗日的烽火。
1938年11月底，中共中央派李先念为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部长，从延安南下到鄂豫地区，与杨学诚、陶铸会合。1939年1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抵达豫南确山县竹沟镇红色根据地。同年2月，钱瑛到鄂中召开中共鄂中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刘少奇关于当前工作“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的指示，正式建立了中共鄂中区委，钱瑛为书记，陶铸、杨学诚为常委，左觉农、姜纪常、李先念、王盛荣为委员，杨焕民、郑绍文为候补委员；并决定把党的工作放在沦陷区，主要是应山、京（山）、应（城）。此后，陶铸埋头苦干，认真贯彻区党委决议，发展武装力量，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很快开辟了鄂中抗日的新局面。1938年4月，整个鄂中只有中共党员52人，到1939年三四月间，鄂中的党员人数已达400余人；区党委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拥有两个支队、两个大队，人枪共2000余。在陶铸的率领下，1939年3月31日和4月初，连续在公安寨和云梦城，打了两次胜仗，抗日军威大振，促进了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1939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又派陈少敏率一支武装，深入鄂中与李先念、陶铸、杨学诚等会合。刘少奇电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按照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中共鄂中、豫南组织领导的所有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陶铸代理政委（政委陈少敏兼），在鄂中敌后鲜明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抗日大旗。
陶铸··遥望延城光万丈
1940年3月，陶铸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离开鄂中敌后游击区。 他从鄂中到宜昌，乘船到重庆，又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少校副官的名义，经陕南到西安再赴延安。由于时局的变化，他到达延安后才被告知，中共七大延期召开。1941年春末，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整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资料，负责军事文献资料编纂及研究根据地的一些政策问题。
1941年4月4日，陶铸和曾志唯一的女儿在延安出生了。为了纪念革命者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特地给女儿起名亮亮（陶斯亮）。
1942年到1943年，陶铸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参与编选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这两套党内历史文献，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路线的正确，批判了王明的错误。
经中共中央决定，1942年陶铸调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1943年，他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陶铸以主要精力，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1942年秋天，他带领几个干部，到晋绥军区的第一二○师三五八旅八团二连做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 陶铸听取了三五八旅敌工科关于建立敌后武工队粉碎日军“扫荡”的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不顾个人安危，又亲自带领几个同志，化装深入到晋绥前线敌人的据点三交镇附近的村庄调查，总结武工队的经验，接着以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通报各解放区和根据地，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日军的“扫荡”。1944年，陶铸又率领总政宣传部的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到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一些英雄、模范连队进行调查，总结连队政治工作的先进经验，写出了好几篇典型的材料，汇编成册，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教材。他还主持编写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领导作风》三本小册子，以总政治部名义，印发全军。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陶铸写了《论精兵简政》和《再论精兵简政》两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陶铸··日夜兼程进沈阳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陶铸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调派大批得力干部，到沦陷区去建立新的解放区。七大闭幕前夕，根据中共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决定，陶铸被任命为边区党委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1945年6月15日，即七大闭幕的第四天，陶铸就离开延安，随一支南下部队，奔赴远隔千山万水的南疆敌占区去开辟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率领南下部队行至洛阳附近的陶铸，接到中共中央的紧急电令：停止南下，调头北上，日夜兼程进驻沈阳。陶铸一行十多人，遂改变行进方向，直奔沈阳。当时，铁路被破坏，他们是有马骑马，没马就凭两条腿走，雇到牛车，晚上就睡在牛车上。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9月中旬到达沈阳。
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等已先期到达沈阳，并根据中央指示，于9月15日建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陶铸到达沈阳后，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在这前后，按照中央指示，从延安派出2万多名干部和从华北、山东解放区抽调的10万大军，也都陆续进入东北。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做了充分准备。陶铸根据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首先以全副精力组建人民武装，于10月初成立了辽宁保安司令部，组成了四个保安旅，一个工人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
11月，蒋介石在美军援助下，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攻。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人民军队于11月26日退出沈阳。邓华、陶铸率领保一旅、保四旅、工人训练总队、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经新民撤到法库。落脚以后，陶铸幽默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在沈阳的两个来月，忙忙碌碌，饭吃不进，觉睡不好，现在到了农村，饭也吃香了，觉也睡得甜，咱们的家还是在农村呵!”12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以辽河为界，建立辽西省委和辽西军区，陶铸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
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陶铸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的指示。他再三教育干部说：“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当时，中共辽西省委面临着异常紧张的任务：要正面配合主力，抗击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又要清匪反霸，建立根据地，支援前线作战。东北战场的第一个战役，就是1946年2月的秀水河子之战。此役一举歼敌九十八师二六六团全部、二六五团一个营、一个山炮连、一个汽车运输连。中共中央军委在给东北民主联军前总的电报中说：“在秀水河子歼敌五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可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为保证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有力歼灭蒋军，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和政委陶铸，在秀水河子战役后，毫不犹豫地把辛苦组建起来的第二十四旅的六十九团、七十团、七十一团，辽北一四七团、一四九团以及工人总队，特五团、铁（岭）、法（库）保安大队，补充给主力部队，加强主力部队的实力；并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运用穿插战术，打击入侵之敌。
陶铸··建立辽吉根据地
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占领沈阳，随即以沈阳为基地，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营口等地。4月上旬，国民党军又北犯四平，南攻本溪，向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全面进攻，妄图一举消灭人民武装，独霸东北。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陶铸在郑家屯召开辽西省委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建立辽西民主根据地与发动群众的报告》，根据当时全国和东北的政治形势，详尽地分析了撤出沈阳后，党在辽西地区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政策。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建立农村根据地问题，如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的问题，以及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问题和开展反奸、清算、剿匪安民的斗争等。
同年6月，中共辽西省委机关从郑家屯撤到吉林白城子，辽西省委遂改称中共辽吉省委，陶铸仍任省委书记，委员有曾固、刘放、郭峰、张维桢、邓华、傅雨田、吕明仁等。6月22日成立辽吉军区，邓华为司令员，陶铸兼任政委。
7月下旬，陶铸根据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定，率领3000多名干部，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集中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一段工作，在整个辽吉地区，普 遍建立了基层政权，地方武装和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在一些重要的村落，还建立了党的支部，党的力量有了进一步发展；还在蒙族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中共辽吉省委下属五个地委，所辖范围包括嫩江以南，长春、沈阳以西，北宁线以北地区，处于东北战场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从地理条件看，这是一片荒漠平原，没有高山密林作屏障。国民党以优势兵力，占据沈阳、新民、法库、四平、阜新等地后，辽吉地区大部变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形势极为严峻。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气焰十分嚣张。在极端艰难复杂的残酷斗争中，陶铸以非凡的干劲和成熟的斗争策略，坚持游击区和敌占区的斗争，广泛建立武工队，插入敌人心脏，狠狠打击地主武装，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进攻计划。在白城子召开的一次地、县委书记会议上，陶铸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大家说：“不要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几个城市，没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早就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辽吉省这么大，我们可以在敌后、在广大农村发展我们的力量嘛! 要坚信农村包围城市的必胜信念；要坚持少奇同志说的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敌后游击战争。”他还说：“要坚持辽吉斗争，不管敌人有多大力量，不管如何困难，只要我们一个人还活着，我们就要在这个地区坚持下去。”
辽吉省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区，是直接威胁蒋军进出东北的咽喉要道。 陶铸北率一地委的干部，冒着北国严冬刺骨的寒风，踏越冰封的辽河，穿过渺无人烟的沙漠，长驱1000多里，攻下库伦旗，并以库伦旗为依托，巩固了边缘地区。
陶铸··转战白山黑水
1946年10月开始，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倾巢猛犯南满，企图一举攻占临江，消灭我南满主力，然后掉头北上，向我北满主力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贯彻中共中央的决策，在新开岭战役后，针锋相对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果断地指挥各部队趁松花江封冻的有利时机，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从12月中旬起，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
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中共辽吉省委组建了前方工作委员会（前委）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后委），东北局任命陶铸为前委负责人，他为保证作战胜利做了大量工作。战役开始半个月后，陶铸向地方干部讲话指出：“杜聿明拙笨得只是从气候上判断，以为松花江一解冻，我军便将停止发动大规模攻势了，因而死拖着他那套‘南攻北守’和‘机动防御、内线作战’的既定方针，妄想利用我军南北主力被分割的局面，先集中力量积极向我南满进攻；同时想凭借松花江天险，于吉林、德惠、农安、双山、通辽一线，构成一条长达千余里的弧形防线与我对峙，这就暴露其部署上的致命弱点：兵力分散，纵深空虚，从而便于我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直捣敌巢中心，予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十几天的时间，就歼敌四个师，迫敌困守在长春、四平、沈阳几个孤立阵地上。”在1947年1月2日召开的各地、县干部会议上，他满怀豪情地指出：坚持已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了。不但要坚持现有地区，而且要收复失地，扩大胜利。
陶铸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壮大主力军，积极为大反攻做准备。1947年4月，以辽吉军区为基础，组成西满野战军（后改为第七纵队），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为政委，吴富善为副政委，下属三个步兵师。陶铸和邓华一起，率领西满野战军，在当年的夏季攻势中，深入前沿阵地，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在秋冬季攻势中，又参加彰武攻坚战，与友邻部队一起，歼敌一个师。
1948年9月，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发起辽沈战役，10月31日，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11月1日，陶铸在沈阳北郊的前线指挥所，和聂鹤亭司令员接见当面守敌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派来的求和代表。当天下午，许庚扬部撤出阵地，陶铸立即率领先头部队，长驱直入沈阳城内大西关中国银行旧地，一举直捣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的司令部；与此同时，友邻部队也直插沈阳“东北剿总”大楼，端了敌人的老窝。
沈阳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陶铸为中共沈阳特别市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陈云为主任）。1949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全军进行整编，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陶铸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陶铸··秘密进北平谈判和平接管古都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陶铸随军南下，参加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打响以后，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争取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下，表示愿意同人民解放军谈判和平解放平津的问题，并将其副总司令邓宝珊由包头接到北平负责和谈事宜。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崔月犁奉令会晤邓宝珊时，邓宝珊要求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负责干部见面。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傅部政治处处长周北峰等一行四人，到达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通县城外的马各庄。陶铸作为前线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和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出面接待邓宝珊一行，把他们接送到马各庄一个临时招待所里。1月14日下午，平津战役总前委三位负责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来马各庄会晤邓宝珊，开始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正式谈判。
就在这一天，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命令，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7日，塘沽守敌从海上逃跑。邓宝珊前来谈判的主要内容，原来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此时天津、塘沽已解放，实际只剩下北平、绥远两地了。傅方表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双方经过谈判，决定在北平成立联合办事处，处理和平解放北平有关事宜。联合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我方参加的有陶铸、徐冰、戎子和；代表傅作义参加的有“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政治处处长周北峰和焦实斋。
1月21日，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方案，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从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宣布北平停战。邓宝珊亲自出城到马各庄前线指挥所，迎接中共人员到北平具体商谈和平改编的各项细节。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派陶铸为全权代表，偕苏静和秘书宋群，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等，在邓宝珊的陪同下，分乘八辆吉普车，向北平进发。车队离开马各庄时，陶铸等乘坐的四辆吉普车走在前面，邓宝珊一行坐车随后。进入通县与北平之间的中间地带后，邓宝珊一行乘坐的吉普车，就从后队改为前队，由傅部周北峰处长为向导，从朝阳门进城，经东四牌楼、东单大街，直驶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华北剿总”联谊处内。这是傅作义秘密接待陶铸的招待所。稍事休息，傅作义就亲临住处看望陶铸，并约定正式谈判的时间。
参加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只有陶铸和苏静两人，接连谈了三天。第四天晚上，听到大街小巷噼噼啪啪的连天震耳的鞭炮声，宋群他们才记起这是农历1948年的除夕，1949年的春节来到了古城北平。
陶铸顺利完成了与傅作义的谈判使命，“华北剿总”所属第四、第九兵团共25万人，按协议规定，自1月22日起开始撤离市区，开赴指定地点听候整编。北平古城，未受炮火威胁，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北平受编的原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改编方案。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刘亚楼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等出席了会议。
陶铸从秘密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起，就一直在北平，代表叶剑英担负起和平解放北平联合办事处的日常工作。2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按协议完成接收北平的工作后，陶铸搬出御河桥二号大院，住到东四四条四号小院。这段时间，他每天的主要工作，都放在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繁重而复杂的改编工作中去，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华北国民党军13个军、50个整师及非正规军的4个师，共约40万国民党部队的整编任务。
陶铸··挥戈下江南
淮海、平津战役相继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北岸，加紧进行渡江和向全国进军的准备。陶铸此时已奉命组建南下工作团，动员平津知识青年参军南下。
吸收平津大专院校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是陶铸倡议，在野战军党委的支持下作出的决定。为了动员北京大专学生参军南下，陶铸还出面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前门外全聚德宴请晤谈，请教授们帮助部队做好这项工作。南下工作团的消息一公布，向往革命的大学生们，欢呼雀跃，招生处设在东四三条的华文学校内，由四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亚丁主持口试，同时在天津设立招生处。不到半个月，就吸引了3万多青年。在南下之前，由陶铸负责，对这批青年进行了短期训练。他还教育部队同志，要他们重视和帮助这批知识分子。他向部队做报告时强调提出：“没有文化，政治觉悟是不可能提得很高的，我们的政治工作，决不能以‘老粗’为光荣。应把‘老粗’改变成‘老细’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部队南下时，陶铸把招收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分配到各连队，为每个连队配备了两名文化教员。1951年到1953年，部队开展文化学习时，这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作 用。
谭政担任南下工作团总团长，陶铸任副团长，下设三个分团。陶铸十分重视新闻、文艺工作，在三个分团之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直属新闻、文艺队，由陈亚丁、刘白羽带队，负责接管解放城市的报纸和文化艺术部门。
继第二、第三野战军4月21日在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23日解放南京之后，第四野战军亦于5月14日从汉口以东之团风武穴地区南渡长江，并于16、17日解放了武汉三镇。还在离开北平南下时，中共中央已内定陶铸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获知武汉解放的消息，他率领南下工作团，随同前线指挥部立即乘车由开封转郑州向武汉急进。火车行至许昌，因平汉路许昌到汉口段尚未完全修复，他们又改乘汽车于第二天中午进入武汉。此时，武汉军管会已经成立，中央任命谭政为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副主任。军管会设在汉口德明饭店。因谭政主要负责军队工作，武汉三镇的接管，实际上由陶铸全权负责主持。
抗战初期，陶铸在南京由党营救出狱，曾到过武汉。这次重返故土，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一堆破烂摊子，不禁感慨万千。他几乎一连几个月都在夜以继日地为接管工作操劳。由于他在沈阳担任过市委书记，协助陈云接管过沈阳，具有处理接管城市的实际经验。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法，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在南下途中，就组织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并在开封逗留期间，抓紧时间，编印了“入城手册”，发给接管的干部，因而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在接收武汉的千头万绪的繁重的工作中，他委派范长江接管了国民党的《武汉日报》，主持出版《长江日报》。《长江日报》每天的大样，他都亲自审阅后，才签字付印。他还亲自撰写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提高部队对形势的认识。
陶铸在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中，多次精辟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干部、战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扫除“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他特别提醒干部、战士：“我们要以备战的姿态，从事建设。因此，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和平建设。”
由于劳累过度，陶铸的肺病复发，7月间又吐了血。组织决定让他先后到武昌东湖和庐山去疗养。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陶铸迅速由庐山返回武汉，随即奉命去长沙，受中央军委委托，对长沙起义部队改编为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官兵授旗授印。他离开武汉时，特地从第四野战军中选调一批政治工作干部，随同去长沙，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陶铸刚从湖南返回武汉，在参加中共中央中南局的会议上，接到毛泽东发来的电令，令他即赴广西，主持广西剿匪工作，并限令半年内完成广西剿匪任务。陶铸来不及整理行装，就匆匆离开会场，率领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于当天深夜12时，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南下赶往广西。这时，是1950年10月下旬。
陶铸··坐镇广西剿匪
广西的地主阶级在桂系军阀20多年的统治下，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统治乡村的反动机构，牢固地掌握了数量很大的反动武装。广西刚解放时，成股的残匪，不下15万人。
陶铸受命广西剿匪，从武昌乘火车南下，一路上，在长沙看望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在衡阳视察了四十六军；到达桂林和柳州，即同中共桂北区委、桂林市委、柳州市委的负责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听取他们关于广西情况的汇报，为广西剿匪的决策做好准备。当时，湘桂铁道只通到柳州以南的来宾，要到南宁，只有改乘汽车。而这条公路，正值匪患猖獗，屡遭袭击。陶铸离开柳州时，当地驻军又增派了一个加强排，车顶上架上两挺轻机枪，以保证途中安全。
陶铸到达广西省会南宁后，行装甫卸，不及安顿，就立即会见当时主持广西工作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张云逸、陈漫远、李天佑、莫文骅等，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接着召开地、师级干部会议；11月间，又主持召开中共广西省委高干会议。这时，中央已任命陶铸为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他在会上作了《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的动员报告，要求各地坚定地纠正在剿匪政策上的“宽大无边”的错误。
广西在当时处于遍地匪患之中。陶铸集中兵力，重点围剿盘踞在大瑶山和十万大山一带的大股残匪。剿匪工作中，他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严厉打击首恶、瓦解争取大量一般分子，并加强发动群众的工作。这 三项互相配合，互相推动，使广西的工作局面，一天天好转。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1月中旬的三个多月内，全省共消灭土匪10万余人，重点围剿胜利告一段落。如何才能发动群众积极清除残余的3万多名散匪，挖掉匪根？陶铸及时指示：现在主要的办法，就是放手开展反霸斗争。 如果剿匪不反霸，就等于砍树只砍树枝一样，土匪是会再起来的。打倒恶霸，就是打倒了土匪的后台。如何反法呢？陶铸说，要打得准，打得狠，要把地主反下去，把农民反上来，使农民与地主阶级撕破脸皮，有了这一条以后，文章就好做。现在应该宣传宽大，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
开展政治攻势的结果，使土匪投降自新的逐月增多。投降自新的占歼匪总数比例，1950年10月为11％，11月为31％，12月达到了56％。此时，陶铸又向全省提出：要放手大地方武装，大量使用本地干部，积极培养本地干部。他富有远见卓识地向全省的高级干部提出：“资格观念要打破，要坚决反对空着位子不积极设法培养本地干部来接替，而一味期待着上面派人。不如此，广西工作便搞不好。”
1951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南宁市举行了数万人的庆祝剿匪胜利大会。陶铸等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南局报告：广西剿匪工作，如期在半年内胜利完成。 毛泽东亲自签署嘉奖令，表扬参加广西剿匪的全体指战员。从此，广西进入了全面土改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1年11月，陶铸结束了在广西一年的工作，返回中共中央中南局。他在从南宁返武汉途中，顺道回祁阳老家石洞源探望阔别20多年的乡亲。10月12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到祁阳时，他谢绝当地政府的接待，让随行人员雇了一只船，沿湘江顺流而下，天黑从下街口上岸，在他胞妹月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步行八里山路，回到石洞源老家。在石洞源，他看望了乡亲们，参观了陶氏以山小学，还和教师们谈了话，中午吃了一顿家乡用盆子淌的红薯粉皮，下午就启程赶返武汉了。
刚到武汉，陶铸就接到中央电令，调他到广州工作。12月25日，中共中央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第二政委。
陶铸··把祖国的南大门建设得更美丽
1951年11月，陶铸受命回到他战斗过的广东。面对解放后的南国河山，他情不自禁引吭高歌：“太息崖门葬烈魂，遗碑不见吊何言。狂风似为添幽怨，骤雨无须涤旧痕。纵使三臣能复国，也难五族共图存。于今四海同亲日，海水何分上下门。”
陶铸在主持广东全省工作的繁忙活动中，时刻想着如何把广州建设成祖国美丽的南大门。他到广州不久，就去专门看望他的老战友、当时的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王德，听取这位老战友对建设广州的设想。当年在攻打厦门监狱时，他们两人都是破狱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次一见面，陶铸就笑着对王德说：“你这个市委书记，不要光顾了抓工业、商业，我一路到你这来，路上坑坑凹凹，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天热，让市民晚上好乘凉嘛! 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气象。”
解放初期，广州市百废待举，城市建设经费困难，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群众对市容变化不大，很有意见。陶铸说：“老王，社会上又流传起一首国民党统治广州时期的民谣，你听说了吗？”
王德说：“听到了。”
陶铸当即顺口念起那首民谣：“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接着，陶铸深感内疚地说：“这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批评呵!”
王德说：“我何尝不挂在心上呢？广州现在是口袋空空，没有钱呵!”
熟悉陶铸的干部，都摸准了他的脾气，只要他认准是该办的事，有再大的困难，你只要在他面前讲出来，他在狠狠地批评你一顿之后，总会挺身而出，拍板相助的。1953年5月，中央任命他兼广东省代主席时，他就决定，把广东市政建设经费中的3/4拨给广州市。他还经常找负责城市建设的曾生、林西等同志去汇报工作，限期完成某些城建项目，并对广州市政建设的远景规划和群众切盼解决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广州早先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改造臭水沟，把沼泽地的淤泥挖出来，淤泥变成山，沼泽地变成湖，接连在广州市内建成有山有水，花果满园的七个公园。著名的建湖、流花湖，就是他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广州的每一项市容建设，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生活在广州珠江上的“水上人家”，有3万多人，世世代代，都挤住在祖 传的破旧木船上。陶铸对此十分关心。他亲自找设计人员共同研究改造、建设珠江南岸的滨江东路、滨江西路和跃进路，分期分批为“水上人家”建造新的住宅，从此结束了广州沿珠江两岸渔民、船工们成年在风雨中飘摇的苦难生活史。
陶铸经常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为了让群众每天吃到新鲜蔬菜，他还经常深入产地，调查研究，并具体提出要求：“郊区蔬菜生产，应当做到早上上市的菜，在前一天下午摘，下午上市的菜，在当天上午摘，保证上市的蔬菜新鲜。”他还语重心长地以半带责备的口气对广州市委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市委，应该改为菜委。”对人民生活的关怀，溢于言表。
解放初期，广州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对如何建设好广州，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广州地处沿海，从战备观点看，不宜大搞工业建设，只能按现有条件，搞点手工业生产；另一种认为，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看，战争还不可能马上打起来，应当抓紧时机加速工业建设，把广州从一个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陶铸详细地询问了各方的看法，果断地支持了后一种意见。 他说：“只要有三四年时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把工厂盖起来，并生产出成品，赚回成本，活跃国民经济。”他还指出：“广州市应该建设成为以轻工业为主，又有一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城市。”为此，他决定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新建广州钢铁厂等一批重工业工厂。扩建重型机器厂需要有2000吨以上的水压机，这种机器当时国内只有三台，陶铸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终于给广州拨来了一台。
广东应该是甘蔗的主要产区，也应该是生产食糖的主要基地，但当时全广东省只有两个小糖厂。陶铸从广东的地理气候优势出发，于1954年1月10日亲拟电稿请求中央，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广东扩大种植蔗面积50万亩，并希望国家计委投资在广东再新建两个糖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这个计划实现，到1955年底，广东省每年就可以外调食糖40万吨。
陶铸从广东的实际出发，连续几年，在全省以县为单位，大抓“五小”工业，即小五金、小化肥、小水泥、小电力、小水利；并实行大、小结合，把广州原来仅有几十个人的小型纺织加工厂，扩建成三个大的纺织厂。他还亲自给中央写报告，请求批准在广州建设一个造纸厂。在发展广州工业建设以轻工业为主的方针下，陶铸以他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计划一项，落实一项。当时和陶铸在一起工作的广州老同志，都满怀深情地说：陶铸是广州工业建设的带路人和奠基人。
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在调整中，广州市在“大跃进”期间新办的一批轻工企业，如自行车厂、照相机厂、手表厂和油脂化工厂、保温瓶厂等是保留下来还是撤掉下马？当时有不同看法。陶铸亲自调查研究，作出决策。他说：中央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大跃进”的“浮夸风”的深刻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但是，教训的最根本点，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亏我们吃够了。他坚持提出：对调整不能一风吹，一刀切，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广东工业落后面貌要改变，我们要对广东的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不能丢，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几个轻工业骨干工厂不能砍。他最后拍板定案，决定保留这批工厂。后来，这批企业发展成为广州市重要的轻工企业。
陶铸··果断作出以农业为重点的决策
解放前的广东省，粮食一直不能自给。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每年还要从外省调进一批粮食。1953年，恢复时期结束了，全国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工业为重点的空气甚浓。广东怎么办？陶铸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提出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他以亲身在农村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广东省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农业为重点的依据》的专题报告，提出了三点依据：第一，目前广东尚未具备建设重工业的条件，但是有发展轻工业如制糖、造纸、丝绸、纺织、烟、茶、食品等的良好条件，而这种发展轻工业的良好条件，都是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第二，广东发展农业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因为广东地区大都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得天独厚，全年都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第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广东经济发展、活跃市场都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共广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他要求省、地、县委都要全力以赴地把农业生产搞好。当时，全党、全国还没有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陶铸提出这个富有远见的重大建议是需要胆识和正确判断的。在陶铸的这一正确决策下，广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文革”前，全省粮食不 但可以自给自足，改变了多年来吃粮靠外调的局面，而且每一年还上调给国家商品粮10亿多斤。
湛江地区的电白县，原是个寸草不生的荒山坡地区，是有名的苦旱和鼠疫流行的地方。陶铸到电白县视察，对县委领导同志说：“你们电白县有首民谣：‘天雨未晴土先干，十日太阳旱煞人，风来沙土遮无日，大好良田变沙滩。’就是灾害多嘛，你们要从这一实际出发，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风治旱。”电白县的干部和群众按照陶铸的意见，大抓造林，修建水库，灌溉了旱地，制止了水土流失，农业来了个大翻身。过了几年，陶铸第二次来到电白，看到海边建起木麻黄林带，长20公里，宽60米到480米，已形成一条巍峨的绿色“城墙”，林网内的沙滩已被围成一片片的方格，种了花生、蕃薯，风景壮观，充满生机，令人心旷神怡。陶铸不禁挥毫作诗：“电白竟成绿树城，何处栽树不成荫？沧海也教精卫塞，只在有心与无心。”
陶铸··“我们要的是富裕的社会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随之刮起的“一平二调”、“瞎指挥”风，使许多地方粮食生产下降，农民生活困难，在农民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1959年和1960年，广东粮食减产20亿斤，加上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全省3900万人口，每人减少了80斤粮食，等于一年缺两个月的口粮。面对这种情况，陶铸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县进行调查，摸清群众的思想脉搏，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向各地干部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反对空谈“过渡”。他亲自写文章，并通过向记者发表谈话等形式，向农民正确地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准确含义，字里行间，尖锐地批评“一平二调”、“穷过渡”的错误做法。他说：现在我们生产的底子还很薄，产品只有那么多，一碗水倒来倒去，对过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还说，我们是要富裕、欢乐的社会主义，决不搞贫穷、烦恼的社会主义。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陶铸被指定担任起草工作。
这年5月，陶铸为修订《农业六十条》掌握第一手资料，来到他的家乡湖南省祁阳县进行调查。他这几年已深深感到：“反右”、大跃进之后，浮夸风盛行，敢讲真话、讲心里话的人不多了，一个领导者，下去了解情况，已不像早先那样，能随时随处听到下面的真正呼声。他想首先看看家乡的实际情况，听听家乡人向他反映的真实意见。
到祁阳的当天，陶铸顾不上休息，就深入到口门公社石峰大队的四个生产队，去看公社食堂。陶铸问社员：“吃‘公共’方便不方便？”当时在场的农民看到陪同来的都是省里、县里的书记，便齐声回答说：“方便啰!”陶铸笑着说：“怎么？你们对我这个祁阳老乡，还不敢讲真话？”社员们看陶铸这么亲近随和，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有的说：“好么事啊，早先敞开肚皮吃，吃饱了，睡懒觉。现在公共食堂快连清汤稀饭也喝不上了，哪还想到潲水喂猪喽!”在归阳公社，陶铸发现其中有些人得了水肿病。他一个个地摸着、按着他们发肿的大腿，心情沉重地说：“祁陌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
在那段时期，陶铸在反复思索着一个问题：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他认为出了问题，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他首先想到的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铺天盖地地卷来时，自己也曾经脑子发过“热”，向农民发出过“提倡吃三顿干饭”的号召。 于是，他首先带头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接着，又和王任重一起，到广西龙胜县作调查。根据龙胜县发展农村经济的经验，向毛泽东写了《龙胜调查报告》。陶铸和王任重在这份为修订《农业六十条》作准备的调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农业生产要有责任制，作业组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个报告，说这个报告的分析是马列主义的，提出解决农村经济面临困难的办法，也是马列主义的。
随后，陶铸又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总结了清远县洲心公社的产量责任制的经验，在全省一些地区推广。广东对纠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抓得很紧，对大办农业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因而广东农业生产的恢复，在全国各省区中是比较快的，到1962年上半年，全省的经济形势就开始了基本好转。在以后的几年里，陶铸又根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的精神，认真总结推广了一些有关农村分配制度，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具体措施，以及经营管理等典型经验，向全省推荐、试行。1962年下半年，陶铸和王任重去新会县调查。新会县委书记向他们汇报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对生产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完全改变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状况。 陶铸听后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以为到底找出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的道路了。 但当时刚刚提出要纠正的“左”的思想，又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泛滥。迫于当 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作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也无回天之力，从新会县最早萌生出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新鲜经验，也就难以出台了。
1963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养育着8亿农民的中国农村，刚刚从“瓜菜代”的饥饿困扰中恢复过来，又沉入到一个新的以整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对象的“四清”运动中了。
陶铸··“知我者，陶铸也!”
在广东，陶铸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杜国痒、陈寅恪、陈耀真、毛文书、蒲蛰尤等，都是他的知交。他经常亲自登门向这些专家、学者求教；这些专家、学者也经常同他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举凡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以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问题，他都不时过问，并督促落实。在60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亲自提出一个对2000名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保证供应。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北平解放前夕，被胡适和傅斯年强促南下。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屡次电促赴台，他一口回绝。陶铸对陈寅恪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当他登门拜访时，看到这位老教授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陈寅恪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老教授家去。他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让学校在老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甬道，以免陈寅恪出进时迷失方向。一些老教授、老专家常说：“知我者，陶铸也!”
在1955年召开的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他着重讲到：“不很好地解决知识分子工作问题，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出面极力保护一些党外的知名人士。在一次运动当头的时候，他对高级知识分子讲话时，当众提到坐在会场前面的专家、学者陈寅恪、丁颖、陈焕镛等人的名字说：“坐在前面这几位，都是没有问题的。”为这些他称之为“国宝”的专家，当众打下保票。
陶铸对广东，尤其是广州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视。他在党内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过：广东这个省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又是孙中山的故乡，是民主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发源地，民主人士多，老朋友多，港澳同胞90％以上是广东人，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对海外影响很大。在50年代，他每年至少有两三次同党外知名人士举行恳切座谈，向他们通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他听说前国民党著名将领陈汝棠住房条件不大好，就狠狠地批评了统战部部长。 在他亲自安排下，“文革”前先后有8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副省长，10位担任省府正厅局长，31人担任过副厅长；广州市先后安排48位党外人士担任副局长。 陶铸在这方面，干得特别有胆有识。许多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如李章达、陈汝棠、蚁美厚等，都和他交谊至深。
陶铸··在“左”倾错误路线中的思考
1952年夏，广东党内开展了“反地方主义”的斗争。1954年3月5日，他就对“反地方主义”斗争的方式，明确向中央陈述过他的意见。他认为：当时“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或者用分局少数同志互相交谈的办法进行，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就可以避免某些误会”。陶铸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应该遵守的党的原则：“对党内存在着某些不同意见，应保证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争论。…………不应乱戴帽子、抓小辫子…………”限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他无法更多地表明自己的心迹。
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陶铸已深深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幸，反“右”之后，就从来没有再听到他对这场斗争议论什么。只是在一次会上，他听到有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摘帽右派”这个名词时，当场就打断那位同志的话头说：“不要老抓到人家一点问题不放嘛! 人家摘了帽还叫‘摘帽右派’，是毫无道理的。老拿帽子压人家，人家是不服气的。”
庐山会议结束，中央作出“反右倾”决议，抓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时陶铸才开始认真的独立思考起来。这次运动他动作迟缓，等到各省差不多都“划”了，他才按上级下达的比例，划了12位厅局级干部为“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是陶铸很欣赏的秀才，也是他的智囊团中的成员之一，他忍痛将杜导正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到1961年中央复查纠正的指示一下达，他就首先摘掉了杜导正的“右倾”帽子，并为其他11位划为“右倾”的厅局级干部一律平反纠正，逐一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
1961年7月6日，陶铸在中共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就发扬党内民主与对被处分错了的干部实行平反，作了重要发言。他心情很不平静地 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在传达庐山会议后，全省开展反右倾斗争，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现在，一方面要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纠正‘左’的错误，和在思想认识上纠正‘左’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也必须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他强调：要“严格规定与审查过去反总路线、反党、反党集团与反对领导等案件的内容。这些大帽子绝对不许乱戴。今后如果谁个乱戴，就必须以压制民主或打击报复的行为论处。”
他向到会的全省三级干部公开作自我批评说：“三年来，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现在再一次向同志们检讨，引以为戒。”
陶铸··最早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1年10月11日，陶铸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帽子满天飞不行。”
他还明确说：“今后的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只能采取交心、恳谈、切磋的办法，不搞运动。”在座谈会上陶铸和专家学者亲切促膝谈心，说：“解放时，我们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摊子，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大财富，是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爱国心。有的人在解放前就开始同党合作了，他们有些人在过去就直接间接参加过革命斗争，可以说高级知识分子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患难之交才算好朋友。在正常的、顺利的情况下喊口号容易，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是难得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跟着共产党走，你说是为名又没有名，为利吧猪肉也没有吃的，但还是拼命干，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大的目标：大家希望把国家搞好。粮食不够，猪肉没有吃的还在拼命干，这还不是拥护么？什么叫政治坚定呢？就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能够站得稳，这就是‘疾风知劲草，寒霜识磐松’也。”
1961年7月到10月这四个月内，陶铸在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严重损害的教训之后，曾在各种党内外的会议上，充分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本质的思想，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他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发扬高度的民主。战国时代就有百家争鸣，各家有各家的学说，互相切磋，探讨真理。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就不是那么活跃。今天搞社会主义，就要有广泛的民主。现在有些人视野很狭，他们不懂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质上是个民主问题。”“我们的清规戒律不要太多了，不要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组织大家，把大家的意见都拿出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不行的。”
陶铸在谈党内党外关系时，毫不留情地严厉指出：“现在有些党员有优越感，盛气凌人，‘我来领导你’。不关心人，不谈心，不尊重人家怎能领导？不靠真理，靠压力，靠权力，这是不成的。这样下去权力也不能长久，因为人家就不会拥护我们…………自己外行，又不懂装懂，搞不好工作人家有意见就整人家，对人很不尊重。我们说党的领导是指总的政治方向，但具体业务不是包办代替。…………我也犯过不少错误，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有错误就承认，就检讨。古时有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我们党员比古代君子还略胜一筹，为什么不能承认错误？…………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团结就要精诚，否则同床异梦，怎样团结？首先共产党就是对人宽，对己严。”
1962年3月5日，全国剧协会议和全国科学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陈毅亲临指导。他们对陶铸为中南地区和广东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十分赞赏，对他提出的“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句话的真知卓识，尤为赏识。这次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陶铸在周恩来、陈毅讲话之后，也就如何繁荣创作的问题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语意恳切，充满同志间的革命深情。
这次鼓舞全国知识分子的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不久，1962年9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了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错误论点，知识分子再次被列入另册，中国前进的历史，再一次受到挫折。
陶铸··共产党人本色
陶铸喜爱松树，他在1959年1月间写的《松树的风格》这篇散文中，有 这样一段：“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两句倾注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道德品格的话，就是他用以毕生自励和身体力行的一条闪耀着共产党人本色的光彩照人的生活准则。
1951年11月，陶铸第一次回祁阳老家看望阔别了20多年的乡亲，再三叮嘱秘书关相生，“不要惊动任何人，买点水果作礼物就可以了”。关相生和警卫员商量：陶铸离家20多年，就这样一筐水果探家吗？应当给陶铸母亲董老太太和他哥哥陶自强留点钱，但这事又不能明告诉董老太太，告诉了，怕她不肯收，便在离开老家的时候，悄悄地在他母亲和他哥哥的桌子抽屉里，各放了50万元（合现在50元）。回到武汉，关相生向政治部副秘书长刘雪初汇报了这件事。刘雪初认为关相生这件事办得对，批示报销结账。但关相生不敢向陶铸汇报此事，便向曾志谈了这个情况，希望曾大姐能从中帮着说几句话。不料当天晚上，陶铸手里拿着100万元（合现在100元）走进关相生的房间，板着面孔对关相生说：“你这是好心办了错事呵! 我不是早就向你交代过吗？对私人的事情，不能动用一分钱公款。我是政治部主任，能带这个头吗？明天快把款子交上去，报销条子取回来。”
陶铸母亲长期住在农村，每月他给老人寄30元生活费，组织上打算让陶铸的母亲迁入城镇落户，陶铸严词拒绝。他说：“农村老人那么多，你们都给迁了，再考虑我母亲。”就这样，他母亲1962年病逝前一直住在祁阳农村；他的堂弟、侄儿等十多位亲属，也一直在石洞源农村劳动。
陶铸生活俭朴，廉洁奉公。1958年他带领一些干部到粤东检查工作，有的县大摆宴席，表示“欢迎”。他见到这种场面十分气愤，匆匆吃碗饭就退席了。从此以后，每次到各地调查、访问，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说了还不够，还要随身工作人员督促检查。
旧社会有句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这句话对陶铸不适用。1963年春节，外贸部做了一批时样点心，出口香港换外汇。有关人员一则是想借“品尝”为由，给领导同志改善一下生活；二则也想借此听听领导同志的意见，便给陶铸送一箱，请他“品尝”。陶铸接到礼品之后，马上亲自打电话给那位同志，问他：“为什么送东西？”对方说：“请你品尝品尝，听听您的指示。”陶铸问：“是不是每个干部都有？每个干部都参加品尝？”对方说：“不是。”陶铸说：“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要品尝，自己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陶铸随即吩咐他的秘书，问问中南局的书记、常委们，是否也收到了这个礼品，收到了的，一律退回。有一次出国，公家发了些外币，陶铸想到省委招待所没有吸尘器，便在国外买了一个带回送给了省委招待所。 他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回国后没有给自己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映字幕的幻灯机。外国政府送给他的手提摄影机、照相机，也全部送给了有关单位。即使对有关规定内的照顾，他也不肯接受。有一年夏天，机关给他的汽车配了一套藤座垫。 他知道后就叫司机把新的座垫退了回去，依旧用他的旧座垫。他批评说：“旧座垫还能用，换什么新的呢!”
陶铸平易近人，很讨厌别人恭维。每当听到有人称他“首长”时，他就打断说：“什么手掌、脚掌？你们就叫我陶铸同志好了。”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3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为一些作家、画家、音乐家盖了十几幢房子的湖边新村。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军区大院十九号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一共三层，相当陈旧，楼下两间是警卫员住，三楼住了四五位军区司令部的单身青年干部，秘书全家住在二楼，陶铸和曾志只住二楼两间屋。二楼的房子很阴暗，很少见到阳光，碰上天阴，白天进屋还要开电灯。机关同志多次提出维修、换房，他却不答应。他在家里常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不过意，群众也不答应。”1965年，由于曾志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坚持要她多晒太阳，这才同意对这所住了近15年的旧房进行维修。这次维修，只在一楼接个走廊，让曾志搬到一楼住，可以在走廊晒晒太阳。军区管理局看到陶铸在家办公，没有征得他同意，就在一楼旁边，又接出20多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做陶铸的会议室，另在小内院铺了一条水泥碎石道，通到大门口。陶铸从北京回来一看，觉得房子修得太好，花公家的钱太多，决定把他和曾志多年节省下来的1.5万元（包括国库券）全部上交给组织，作为维修费。机关觉得公家维修房子，私人出钱既无先例，也不符合收支规定，表示很为难。陶铸说：“这房子既然是给我个人修的，我就该自己出钱嘛!”房子修好后，他一天也没住过，就奉命调去北京了。
他对自己唯一的爱女亮亮殷切地说：“我是不会给你存钱的，你以后要靠自己的本事。我干一辈子革命，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希望死了以后，人们在我墓前立块牌子，什么官衔和生平事迹都不要写，只写上‘共产党员陶铸之 墓’八个字，也就心满意足了。”
陶铸··内忧未艾叹萧墙
“内忧未艾叹萧墙”，是1942年6月，陶铸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役中牺牲时写的挽诗中的一句。萧墙，古代君臣相见之地的屏墙，后人一般称内患为萧墙之祸。
1966年5月底，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返回广州后，他的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他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道：“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干什么？”曾志问。
“中宣部长。”
曾志断然说：“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刚才我在常委会上讲了，有的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合适。”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陶铸为难地摇摇头：“辞是辞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长，还决定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他浓眉紧锁，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陶铸临危受命时，全国已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十分严峻的险恶形势。 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国公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甚嚣尘上。晴朗的中国上空，霎时已变得天昏地暗。林彪、江青一伙正在利用这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搞乱全国。
陶铸上任四天，6月9日就飞往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驻工作组指导运动，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他还自告奋勇表示：“我愿意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刚到中央，就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本能地和刘、邓站到一起了。
陶铸调北京，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在这种形势下，深谋远虑的邓小平，推荐擅长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又能为毛泽东所接受，用意是很深的。中央文革对陶铸起初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陶铸与刘、邓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长期还是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工作。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陶铸到中央后，江青第一次见到他就表示亲切地说：“你来中央工作，我们很高兴呀!”接着，就居心险恶地进行挑动，把矛头首先直指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陶铸一到北京，就投入极为艰巨复杂的特殊战斗之中。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还任命陶铸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在党内名列第四，是毛泽东在审定调整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陶铸当时对毛泽东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陈伯达同志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陈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是给党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开端。在全会上，刘、邓虽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但名次排列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了全国人民，他们已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已被拉下马，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会前，江青就四处私下活动，进行布置，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发难。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生活会开了几次，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他带头开炮，随后就是陈伯达、康生等群起围攻。江青事前也私下找了陶铸，让他在批邓上“打头炮”。 但陶铸不屑一顾。最后，只有周恩来和陶铸在几次生活会上，从头到尾都没有发言。
此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例如这一年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俩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 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列为陶铸一大“罪状”，大肆渲染、轰动一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陶铸··力挽狂澜，甘将心胆掏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在如何正确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党内两条路线针锋相对展开的一场严重的激烈的斗争。江青、陈伯达一伙，经过事前的充分密谋，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关于展开“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妄图把他们所谓的“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塞进党的正式文件。忠诚的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接受他们抛出的旨在搞乱国家的这个“二十三条”。陶铸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担负起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
陶铸坚决遵循周恩来的意见，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并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件中着重写进了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陶铸、王任重等还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建议，在文件中写进了军队不搞“四大”，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的明确规定。陶铸、王任重等在修改中，将“二十三条”删改为“十六条”，这就是后来向全国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改好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归纳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党内健康力量，极力限制“文革”发动的范围，竭尽努力力挽狂澜于既倒。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陶铸、王任重负责起草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在斗争十分错综复杂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妄图为他们“打倒一切”制造合法根据的政治阴谋。在常委分工时，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委托陶铸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林彪、江青等就顽固对抗“十六条”，破坏“十六条”，煽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江青煽动年轻幼稚的学生说：“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十一中全会后，刘、邓实际上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落在周恩来身上。陶铸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协助周恩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陶铸在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以忧国忧民的坦荡襟怀，每次都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历史教训。”
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这段时期，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亲自出面，保护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和一些省委书记，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
1966年9月10日，曾志从广州飞往北京。下了飞机，出她意料之外的，陶铸亲自到机场来接。陶铸坐在车上，闷闷地望着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
车子驶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耸立红墙的窄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陶铸说：“到了。”接着他才告诉曾志：“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钓鱼台办公，我前些时就搬出钓鱼台。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也搬走了，这栋房子空了出来，我就住到这来了。”
陶铸的办公室，就在中南海西楼。他每次深夜回来，曾志总是见他脸色铁青，异常痛苦，常常沉默不语，背着手，低着头，在屋里独自走来走去。
女儿亮亮从上海回来，对中国种种现象，百思不解。她和妈妈就当着爸爸的面发起牢骚来：为什么要把这许多老干部打下去？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陶铸一听，突然向女儿大发脾气，简直是一反常态，怒气冲冲地吼叫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陶铸决定的! 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
1966年上半年，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趋势是好的，与1965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财政收入增长15.6％，财政收入大于支出14亿元。按照这个发展势头，必将使我国经济建设沿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健康前进。《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一哄而起，混乱现象迅速由学校扩及社会，全国工交企业开始发生混乱。
按照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陶铸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后又制定了《补充通知》，分别于7月2日和7月22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林彪在大会上
讲话，号召“打倒一切”。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纷纷冲出校门，给全国生产建设带来了很大冲击。这时，农村已面临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季节，陶铸不断接到各地电报、电话告急：“造反派”揪斗县委书记和公社、大队书记，生产无人负责。为了防止农村事态蔓延恶化，陶铸于9月7日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号召各地“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还具体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一周之后，陶铸根据中央常务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于9月14日同时下达到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工矿企业，及时提出县以下农村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严格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这些单位去串连。
陶铸积极协助周恩来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对国民经济的破坏，首先使江青暴跳起来。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她指着陶铸吼喊道：“你这是用生产压革命。你们发的那个‘农村五条’、‘工厂六条’，你要立即下令取消。”
陶铸义正词严地回答江青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利。”
江青气急败坏，就在会上大吵大闹起来，逼着周恩来表态。周恩来坚决支持陶铸的意见，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去吗？”
9月15日，陶铸又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中央这些指示的发布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保证了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也使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暂时得到了相对稳定。
但是，对“文革”的限制和反限制的严重斗争，日益尖锐起来。11月8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北航红旗”五学生，不顾中央历来禁令，私下支持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张春桥明目张胆地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王力说：“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不可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奉周恩来指示，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篇社论起草过程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陶铸坚持社论以强调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前提，力排冲击。但王力等人仍不甘心，在最后审阅报纸大样付印之际，背着陶铸，把社论中提出的“坚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这句话中的“各级党委”四个最关键的字抹去了，变成了“在统一领导”下，为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留下伏笔。
11月16日至1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与会同志慷慨陈词，公开提出反对在工交战线上全面铺开“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期间，陈伯达、王力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工业“十二条（草案）”成为斗争的焦点。这个“十二条”旨在搞乱全国工交战线，受到与会者的强烈抵制。11月22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
毛泽东当时表态说：“工交企业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关于文件的制定，毛泽东说：“‘十二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草拟了一份与陈伯达、王力等人搞的“十二条”针锋相对的“十五条”规定，陈伯达对此非常不满。
12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计划和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主持者林彪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会上林彪、陈伯达批判和否定了“十五条”。会议最后一天，王力等人对陶铸发起了突然袭击，指责陶铸以生产压革命。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镇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这个社论，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坚持的。
面对政治上的高压，陶铸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工业农业文化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他坦然地表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这次会议在指责、攻击陶铸等人的正确主张之后，通过了由中央文革陈伯达一伙搞的“工业十条”，并于12月9日下达各地，使“文革”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966年12月30日晚上10点钟，由中央文革那伙人事先策划好的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闯到中南海门前，强迫陶铸立即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横蛮无理地指着陶铸叫嚷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
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陶铸强制怒火，严正地说：“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
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的。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中央文革一伙人，就是要煽动造反派激怒陶铸，制造陷害陶铸的事端。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听说造反派要揪陶铸，气得一拍沙发：“我要保卫陶铸同志!”周恩来闻讯后，也不放心，马上用电话通知李富春，请李富春立即赶到接见会场去。在造反派大吵大闹的时候，陈毅、李富春一直在隔壁一间屋里，关注着这场会见的事态发展。直到结束这场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接见，陈毅、李富春才放心地离去。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陶铸等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北京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的代表。就在这同一时间内，江青一伙策划了陷害陶铸的阴谋。当晚9点钟，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叫大喊“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曾志请警卫要了份传单，只见通栏大标题赫然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但是，此刻陶铸仍在忙于工作，直到深夜12点多回来，曾志把这一切情况告诉他时，他竟全然不知。陶铸说：“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陶铸立即给周恩来挂电话，周恩来在电话中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2点，周恩来来电话召见陶铸，陶铸立即赶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站起身来，紧握着陶铸的手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
周恩来说：“还不清楚。”
临走时，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了。”
1月7日凌晨1点钟，周恩来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告诉群众：“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此时，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批判”叶剑英、陈毅的大字报，并散发传单，攻击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元帅。1月7日至9日，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直接煽动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余秋里等。与此同时，北京大街上连续贴出“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散发林彪辱骂朱德委员长的传单……
直到此时，陶铸才搞清楚了这场“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但是，直到此时，陶铸仍然执拗地表白：“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面对中央文革以各种“莫须有”罪名的围攻，他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1967年中国上空乌云翻滚之际，陶铸这坚定的诗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陶铸··心底无私天地宽
“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人杳冥。静坐偶欣唯蝶舞，夜眠深若是蚊鸣。
汉家狱辱周何怨，宋室庭刑岳概承。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卍字廊，是陶铸在中南海的住所。这座小院，门前有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卍字，故得名为卍字廊。小院里，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
清代的宫廷住宅建筑精致，但住房并不宽敞。陶铸从1967年1月4日受林彪、江青蓄谋陷害后，就失去了自由，一直被幽禁在这高大的红墙内的卍字廊的小院里。在被幽禁的三年多的日日夜夜，他总是经常捧着他最心爱的那部《名臣录》，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奋笔疾书，写下自己不平静的心境。《卍字廊》一诗，就是此时此刻写下的诗篇。
1967年上半年，他每天除了在警卫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
就是连续不断被拉出去接受批斗。
1968年8月间，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批斗刘、邓、陶大会”。
大会在中南海设三个分会场，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体弱多病的曾志，也被无情地拉去陪斗。在国民党监狱里，陶铸没有低过头，这次批斗批斗会上，陶铸仍是浓肩双展，昂头挺立。造反派要打掉陶铸的威风，几个人一齐上去，揪住他的头发，使劲把他的脑袋往下按。陶铸双手已被紧紧地反剪着，但他还是顽强的进行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造反派气急败坏，就对准他的头拳打脚踢。这种残酷斗争场面，足足延续了三个多小时。陶铸和曾志回到家中，正在家养病的女儿亮亮，脸上挂着泪水，端着盆热水走过来，送到爸爸、妈妈面前请他们泡泡因久站而肿胀的脚。她看到爸爸额头上鼓起鸡蛋大的血肿块，刚要扑上去给爸爸揉一揉，陶铸一手把女儿推开，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
曾志久病折磨，瘦得体重只剩下60多斤。这天她经受野蛮的陪斗之后，身体极度虚弱。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曾志对江青一伙派来的看守说：“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激愤的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江青一伙，除对陶铸施行肉体折磨外，还对他施行精神酷刑。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100瓦灯泡，白炽的灯光直射他的脸上，使他彻夜难眠。
陶铸面对这种非人的折磨，以超人的意志，处之泰然。他也做了最坏的设想，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酷爱写字作诗，书看累了就写字，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他的许多诗，都是写在旧报纸上的。两年多的时间，他把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2米高。在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下，他以诗言志，写下了许多寓意深长的诗篇。
1967年8月，陶铸在卍字廊前，看着池中的荷花，对他唯一的爱女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着一种崇高的品德。”遂以“咏梅”为题，写下七绝一首，表明心志：“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感到头晕、眼花，想呕吐。1969年1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性呕吐，全身酸胀。到了3月，他的眼睛和皮肤已经变黄。
曾志几次央求医生，仍然不予重视。直到3月中旬，医生才为陶铸检查，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他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检查后，搞清不是肝炎，而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周恩来后，周恩来批示要转到301医院外科积极治疗，并亲自指定北京、上海的几位著名医生，组成医疗小组。
1969年9月下旬，陶铸病情加剧，医生诊断为癌肿扩散。10月15日晚上7点钟，汪东兴派人把曾志找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曾志在40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从未示弱，事到临头，她更无所畏惧了。她问汪东兴：“什么时候走？”
汪东兴说：“明天。”
“明天不行。”曾志回答说：“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汪东兴最后限定了一个时间：10月18日走。每月给陶铸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10月18日这天，曾志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送陶铸上路。由于陶铸的肠道已经梗阻，足足吃了一个小时。曾志要求送他去机场，未获批准，只能站在大门口为他送行，握手告别。他扶着手杖，庄严凝重的一步一步走到汽车旁。当天深夜，一架专机降落在合肥机场。忽然间全机场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在一片黑暗中，陶铸走下飞机，立即被送进停在机坪上的一辆轿车，悄悄地朝合肥西郊的解放军的一个医院急速驶去。病历上写着病人的名字：“王河。”
在病魔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到10月下旬，陶铸病情明显恶化，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已完全不能起床。10月23日深夜，监护人员进入“秘密病
房”，给陶铸戴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结果证明，已经发展成完全性肠梗阻。又拖了23天，直到11月15日，才得到“中央”的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
陶铸的腹腔打开了，医生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腔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已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只好又缝起来。由于失血过多，手术后，陶铸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不朽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陶铸，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不幸逝世，终年61岁。
陶铸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抵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遗体进行“秘密处理”。第二天深夜，死者用“王河”这个名字，被偷偷送进合肥火葬场。唯一为陶铸送葬的，是他心爱的女儿的名字“斯亮”这两个字。因为火葬要有家属签字，奉命来执行处理陶铸遗体的专案人员，知道陶铸有个女儿叫陶斯亮，此刻已远远地被发配在大西北，他们就在火化单上签了“斯亮”二字。当时谁也不知道“斯亮”是谁。
陶铸被幽禁在卍字廊的小院时，曾用钢笔在一片小纸上写诗——赠曾志，以感谢她在身处逆境之中，相依为命的革命深情。诗写好后，曾志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好，紧紧缝在棉衣里。“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志才把这首诗从棉衣里拆出来，公之于世：
赠曾志
一
身世浮沉只自扪，谁怜白发慰黄昏。
乾坤永照余肝胆，生死难忘负马恩。
纵使投荒能赎愆，不须酹酒为招魂。
每当梦醒难成哭，羞效王章有泪痕。
二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