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追求革命真理的浙东少年
钱之光，1900年11月27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牌头镇王家宅的一户农民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
童年时代，钱之光的父母和伯父一家生活在一起。伯父在牌头镇上开了一个小酒铺，补助家里开销。全家人靠辛勤劳动，维持生活。他从小就爱劳动，常常跟在大人身后挑野菜，割牛草，拾麦穗。
诸暨人崇尚“耕读家风”，父辈种田，孩子读书。他家家境不算好，生活比较困难，但父亲也硬撑着这样做。[1]
1915年，钱之光进牌头镇同文书院读书。[2] 他在这里不仅学到新的文化知识，而且开始接触进步思潮，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的张秋人、宣中华，以及马吉良、何咀英、张以民、寿松涛、寿安然、王章木、钱趣云和钱伯甫等。张秋人和宣中华在浙江诸暨等地声望高，影响大，号召力强。钱之光在其启示下，逐步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军阀的混战、官僚买办的掠夺和封建地主的剥削，才使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境地。于是，他立志投身革命。
两年后，伯父和父亲分了家。他家分了四五亩地和镇上那个小酒铺。父亲既要种田，又要照顾酒铺，只好留钱之光在店里帮忙。此后，他一面学做生意，一面坚持看书学习，和一些进步青年保持联系。1919年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时，他积极投入了牌头镇抵制日货的斗争，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
不久，父亲病故，家境更加困难，小酒铺生意清淡，难以维持，转给伯父经营，妹妹钱希均送给张秋人家做童养媳。张秋人对家里找童养媳的做法是反对的，但对童养媳本人却给予深切的同情，把钱希均当作自己的妹妹。 1922年春节后，张秋人将钱希均带到上海，送进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平民女学校”读书。
1924年夏，钱之光去上海时，便住在张秋人家。这里实际上是当时团中央的机关及接头的地方。该处还住有他的妹妹钱希均，以及张以民、寿春华等人。由于江、浙军阀战争爆发，沪杭铁路中断，他在这里住了较长时间。 张秋人给他讲时事和形势，讲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等等，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革命就必然会成功。张秋人的知识渊博，理论水平很高，又善于表达，常常跟他畅谈到深夜，使他听得入了迷。张秋人还介绍他认识了沈泽民、施存统、邵荃麟等人。 后来通过张秋人，又结识了何叔衡、彭礼和等人，并在宣中华、宣中禅家吃饭、谈心，对革命形势了解得更多了。
1924年9月，张秋人受共青团中央指派，参加编辑《中国青年》，并为《团刊》、《平民之友》提供稿件，对广大团员、青年和人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揭露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罪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斗争方法等。他特地从上海给钱之光寄来《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钱之光收到这些刊物，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同进步青年们一起学习、讨论，一起参加一些进步活动。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反帝运动。钱之光在牌头镇参加工会活动，与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义社”，从事反帝宣传。他们伸张正义，见义勇为，在群众中生了根[1]。
1927年春节期间，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其部属王淼的溃军经浦江窜入诸暨县境内，沿途抢劫掳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纷纷用土枪土炮伏击敌人。钱之光与“义社”成员和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投入了“打倒孙传芳，迎接北伐军”的活动。他们在胳膊上系了红头绳标志，手拿刷帚，提着糨糊桶，从牌头镇走到外陈，边贴标语，边呼口号：“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 打倒官僚买办! 打倒土豪劣绅! 拥护三大政策，欢迎北伐军!”还发动群众为北伐军运送弹药和救护伤员，并为北伐军筹粮筹款。
[1] 访问寿汉卿记录，1991年9月6日。寿汉卿，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浙江诸暨人。
[2] 钱之光简历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 钱之光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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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天堂风雨与地下号角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次日，钱之光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船北上杭州。
钱之光到达杭州后，即经马吉良和宣中禅介绍，在当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并在中共杭州地委秘书处工作。不久，经宣中华委托浙江省经济委员会委员丁济美介绍，钱之光来到两浙盐运使署三科工作，以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当时因为形势多变，杭州地委规定每晚9至11时集合各处负责人听取汇报，针对各种不同情况分别给以指示。会后，由马吉良将记录整理成文，由钱之光用米汤密抄在进口信纸的反面，再由马吉良在信纸正面书写应酬文字，装进信封，写上收信人的姓名，密送各处负责人。
4月11日，浙江发生反革命事变，以公开身份参加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都遭到逮捕。宣中禅、何赤华等20余人被关在杭州陆军监狱。中共上海区委指派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共党团负责人宣中华，在同志们掩护下转移去上海，14日，不料火车到达龙华车站时被捕，17日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荒郊。钱之光没有暴露身份，在地委的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他和宣中禅的爱人来桂清以送铺盖、衣服、盥洗等日用品为名，曾到陆军监狱探望宣中禅。以后，他又多次派党的基本群众莫阿大，带上自己写的字条去看望，向狱中难友传递信息，告诉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他们。宣中禅、何赤华等于7月24日惨遭敌人杀害。钱之光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冒着危险，以烈士亲属的名义，同宣中禅的爱人来桂清、何赤华的爱人金世桢等，前往刑地收殓烈士遗体。随后将收殓好的烈士遗体交其家属伴送回诸暨家乡安葬。
8月，党组织派沈资田（似莲）组建了杭州盐署党支部。经沈资田提议，由钱之光担任支部书记[1]。
中共浙江省委遭破坏后，党中央决定张秋人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于9月26日到达杭州。一天晚上，张秋人约钱之光到所在华兴旅馆谈话。张秋人简略地谈了当时的形势，问了杭州盐署的一些情况，并告诉钱之光，他今后要在杭州工作，但未说明具体职务。还关照钱之光：“你工作的地方，平时不要用，在最必要时可作联络点用。”
不久，张秋人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杭州公安局。党中央曾多方设法营救，钱之光找到一个与杭州公安局长熟悉的人，此人是牌头镇陈求生的岳父姓沈的绅士。沈自愿给这个局长写了营救信。钱之光与陈求生冒着风险，持信去杭州公安局。这个局长见信表示：张秋人是黄浦军校学生寄押在这里的要犯，我无权处理，请向沈先生致歉。钱之光提出要见张秋人，经同意后，与张秋人见了面，谈了半个小时，将外面的形势和营救情况都告诉了张秋人。
1928年2月8日，张秋人在杭州陆军监狱英勇就义。钱之光获悉此讯， 强忍着悲痛，立即拟电报稿，托人发往张秋人家中，告诉张秋人的二哥张银标说：“令弟已故，速来处理后事。”张银标很快来到杭州，钱之光与他一起赶到清泰门外坟地，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收殓了烈士的遗体，由张银标护送回故乡安葬。
1929年春，钱之光从杭州转移到上海，党中央派熊瑾玎与钱之光接头。 熊瑾玎对钱之光说：“你的工作，中央已经研究过，听说你对丝绸行业比较熟悉，现在正想在上海筹建一个丝绸厂，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这个工作由你来负责。”[1]
钱之光接受任务后，经多方努力，不到半年，这个厂就建成了，并以绸缎向市场销售。后来熊瑾玎的爱人朱端绶，常到这个秘密联络点取信。
不久，钱之光又随毛泽民到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鉴于天津搞秘密印刷回旋余地较小，很容易暴露，毛泽民和钱之光于1930年秋回上海请示。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在上海另建新的秘密印刷厂，由毛泽民负责筹建。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钱之光协助毛泽民在上海齐物浦路元兴里筹建的秘密印刷厂，于1931年初投入运行。钱之光改名徐之先，负责印刷厂的对外联系，同时管理绸布庄，以夫妻店的形式作为掩护。印刷厂总的由毛泽民领导，但他不直接到印刷厂来。
同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危及到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和机关的安全，迫使党中央立即采取了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和更换接头暗号等紧急措施。毛泽民很快转移去了香港，秘密印刷厂改由左觉农联系，钱之光除了负责秘密印刷厂外，还要兼管鸭绿江路丝绸厂。 这个时期，国民党特务，到处设卡，一天，他去丝绸厂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遇上了“抄靶子”的。钱之光身穿西装，一身阔人打扮，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抄靶子”的看到他这等气派和模样，就没有检查，任其过去了。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钱之光负责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先后搬到梅白克路一幢三层楼房子[2]、麦特赫斯脱路一幢三层楼新房子[3]、武定路一幢西式洋房[4]、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等处，前后五易厂址，以极其巧妙的斗 争方式坚持工作，及时印刷党的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各种宣传材料，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时期党中央所交给的任务。
1933年春节期间，钱之光向组织提出：因在上海工作时间长，熟人多，不便继续在沪工作，请求到苏区去。组织上同意钱之光去中央苏区[1]。
[2] 钱之光简历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 摘自钱之光简历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 钱之光简历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2] 现为新昌路99号。
[3] 现在的泰兴路386号。
[4] 现在门牌号是181弄12号至14号。
[1] 钱之光：《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纵横》1985年第2期，第96页。
钱之光··从瑞金到陕北的贸易战线指挥员
1933年春夏之交，钱之光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2]，同行的有钱宝林和杨锦堂。负责护送他们的是秘密交通阿曾。他们从上海乘英国太古洋行的轮船到汕头，几经辗转来到清溪，再跟着苏区交通员到达江西瑞金。当时陈云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接待了他们，听了钱之光的汇报，便介绍钱之光和钱宝林到主管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林伯渠处接受任务。林伯渠问了钱之光从上海到苏区的情况后，对钱之光说，红军要打仗，要扩军，根据地要发展，要吃的，要穿的，要用的，而敌人却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我们物资缺乏，经济困难。林伯渠讲了形势和任务后，便马上交给钱之光一个任务，要他写一个苏区对外贸易章程，并给他一份粮食调剂总局的章程草案作参考。
钱之光在当天下午把章程草案写好后交给林伯渠。林伯渠看了后，点头说，写得可以，可先印几份发给大家提意见，以后与粮食局的章程一起讨论定稿。林伯渠又告诉钱之光，中央决定要成立对外贸易总局，决定由你任总局局长，先筹备起来。总局各科的人，由组织部向各单位抽调。要设分局的地方，可由所在省市配备。在贸易总局成立之前，可先兼任粮食调剂局副局长（局长是吴亮平），这样可以熟悉一些业务，并了解苏区情况。
钱之光接受了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任命后，并兼任商业大学校长[3]。
对外贸易总局下设业务科、采办科、会计科、出纳科、保管科、管理科，工作人员开始时只有30多人，后来扩大到七八十人。总局下面又设有江口、会昌、汀州、吉安四个分局。钱之光考虑到需要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水平，就办起一个短期学习班，从每个分局抽调人员来学习。钱之光除亲自授课外，并请林伯渠、吴亮平讲课。
对外贸易总局在钱之光的具体领导下，首先发动各分局大力宣传党的贸易政策，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广泛联络通商渠道，突破敌人封锁，打开贸易局面。他强调对商人态度要好，买卖公平。对积极办货的守法商人，实行奖励。对卖货要光洋的商人，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对业务开展得好的贸易分局，给予奖励，主要是精神奖励，如表扬、记功、通报表彰等。有时也发点实物，如枪支、马匹等。这时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如何将白区商人采购的货物运进中央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在钱之光的领导下，发动群众，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一是商人自己设法把货物运进苏区；再是与商人约好在赤、白交界的地方付款接货。对采购到较大数量的必需物品，有时就采取特殊手段：
“抢货”。由双方商量好，待白区商人把采购的货物送到途中某地时，由我方贸易分局在这里预先埋伏好的有关人员对天鸣枪，造成“抢货”的场面，对方便伪装弃货而逃，我方则在武装掩护下赶紧运回货物。这样做，商人回白区时风险小。赣州当年胜记大布庄的林先生，就曾将给我方买的300筒布，用船送到新庙附近，我方由湖口采办处派出的接货人员鸣枪以示信号，船工很快把船撑过来，而押船的林先生则急忙跑回赣州，谎称布给“抢”了。
“秘密贸易渠道”。这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秘密运货的方法。江口贸易分局成立不久，了解到赣州有几家大商号与当地驻军头目李振球（国民党广东第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有密切关系，李在这些大商号有股金，特别与“广裕兴”商行老板关系非同一般，是广东兴宁同乡，是这家商行的直接后台。钱之光听了该分局的汇报，提出抓住这条贸易渠道，建立好联系。后来，江口贸易分局与“广裕兴”商行的买卖，按照钱之光的意图，发展到把中央苏区内的钨砂和农产品整船整船地销往广东、香港，换回中央苏区急需的盐、布、药品，甚至军用物资、武器弹药。买卖做大了，李振球怕出事，干脆打着军运的旗号，为“广裕兴”商行运送货物，还派出他的部队护送。接着他的部属也与江口贸易分局做起生意来了。江口贸易分局由于打通了这条“秘密贸易渠道”，加上广大群众支援所开辟的多种渠道，在1933年下半年贸易鼎盛时期，每月进出口贸易总额达数十万元，有时甚至上百万元。中央苏区红军、中央机关、赣南各县所需的盐、布、药品等60%~70% 是通过江口贸易分局从赣州采办运送来的，基本上保证了中央苏区军需民用的需要。
1933年10月，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允许贸易往来。中央苏区很快成立了“中华实业有限公司”，钱之光任总经理，实际上就是对外贸易总局与福建联系的代表机构，由公司派出代表赖祖烈驻在福州。汀州贸易分局通过这个渠道，运销大量钨砂，购进苏区急需的物资。
1934年1月12日出版的《斗争》第12期所载文章[1] 分析：1933年8至10三个月，对外贸易总局“以1万元的资本加上2000担谷，做到进出口33万担左右的商品流通，相当减少了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剪刀差，开展了赤白区的商业关系，提高了苏维埃贸易的信用。”
1934年7月左右，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得很艰难的时刻，敌人对中央苏区更严加封锁，红军中数以千计的伤员因没有药品得不到及时医治，中央政府给对外贸易总局一项紧急任务，要他们尽快采购一批药品。总局立即召开分局长会议，把采购任务很快布置到各分局。会后，钱之光和副局长刘炳奎马上来到江日分局，邀请了10来位商人座谈，请他们尽快买一批药品。同时宣布对购买到上万元药品者给以奖金。有位商人，当场报了2万多元的购货量，钱之光当即表示奖励。接着10来位商人纷纷报来数字。江口分局的药品购买任务，40天内就完成了。
1934年10月10日，钱之光与林伯渠、吴亮平一起参加了长征。他每到一处，顾不上休息，马上就要组织工作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劣绅，收集物资，筹措粮食，同时给部队和当地穷苦百姓进行分配和分发。
1935年1月9日，红军进入贵州遵义，没收征发委员会马上贴出安民告示，宣布经商自由，买卖公平。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露宿街头，对人和蔼可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二天市面便安定下来，商店逐渐开门，第三天就恢复正常。
遵义在贵州省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商店多，买卖兴旺。没收征发委员会在这里筹集了不少粮食、布匹、食盐、药品，还有皮货等，相当程度地补充了红军所需的供给。
按照黎平会议决议，原想在黔北扎根，建立根据地，进了遵义可以多住些日子，因此零星的苏区票子投入了市场。由于遵义会议决定挥师北上，没收征发委员会及时发现了遵义市场上有苏区票子问题，便于撤离前夕，在商
业中心设立了兑换处，用光洋抓紧换回苏区票子。钱之光负责的一个兑换处，忙了一整天。当时没收了军阀王家烈开办盐行的盐和他刚从上海买来准备慰劳蒋军的一批头等香烟，除发给贫民一部分食盐外，其余也都按市价出售，换回苏区票子。群众十分满意。
红军离开遵义后继续长征，征途中饥饿问题日益严重。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大家带的粮食吃光了，而当地藏民因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还把粮食埋藏起来，而且许多人都跑了。钱之光同一位同志从宿营地出发筹粮，在达维镇找到了一座大喇嘛寺，寺里的喇嘛也都跑了，只留下一看寺的喇嘛。经过做工作，借到了一部分粮食，解了燃眉之急。
1935年7月10日，红军到达黑水、芦花城。当时部队急需补充粮食，经军委研究，在芦花设立一个“筹粮委员会”，并组织人力，在几个产粮地区分头收购粮食，钱之光则率领一个工作组，在瓦布梁子山下设立一粮食接运站，将购到的粮食，分发给部队。他率领的这个工作组，半个月就完成了粮食接运分发任务。
1935年10月19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随即，在瓦窑堡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钱之光仍任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继续做经济贸易的领导工作。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钱之光随李克农一起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并由毛泽东、彭德怀给张学良发了同意会谈的电报。
中共代表李克农、钱之光（改名徐之光）一行于2月25日傍晚到达洛川。
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接待。王以哲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在接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后，表示要亲自参加会谈。但这时，张因事正在南京，复电嘱王、赵妥为接待，可先谈局部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经过几天会谈，双方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以下几项口头协议：
政治方面：双方正式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军事方面：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的防地），红军允许被围困在甘泉半年的六十七军的两个营换防。
经济方面：恢复红、白区通商，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
上的交通和经济往来。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所需的粮食、柴禾等物，一是由六十七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一是经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卖，便利东北军。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均着便服。
以上口头协议商定后，中共代表以密电向中央汇报，得到批准。于是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张学良于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4日即亲自驾机飞洛川。下机后就驱车到中共代表住处看望。他自我介绍：“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批发，不是零售。”李克农握住他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双方都不拘形式。这说明双方通过前几天的会谈，对继续会谈有了信心。下午3点，双方正式会谈。张学良首先表示，“会谈开始的情况，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的报告，我认为很好，完全同意那几项协议”。
这次会谈，双方确定的几条协议是：（一）中共方面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二）为了推动国防政府的成立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由中共方面派一代表驻西安（即后来派的刘鼎），由张学良给一灰色名义作掩护，以便开展工作。（三）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四）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不登报，不外传，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洛川会谈的成功，为延安的谈判开辟了道路，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作用，对红军与东北军的全面合作，对后来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具有很大影响[1]。
洛川会谈结束后，钱之光便执行中央交给的下一个任务——到西安采购苏区急需物资。为了行动方便，王以哲让他换上了东北军的军装，骑上战马，改扮成他们的军官，还派了一名副官同行，作为联络员。
钱之光到达西安后，在东北军的大力协助下，采购了不少货物，除印钞票的机器外，还有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东北军先用汽车将货物从西安运送到洛川六十七军驻地，再由六十七军运送到双方防地的交界处。
林伯渠、王稼祥等负责同志在瓦窑堡中央驻地看到钱之光从西安采购来
的货物，听了汇报，都很高兴，认为收获不小。林伯渠看到石印机说：“之光，你买回这部印刷机，可解决问题呀! 以后我们印票子，图案就不会那么模糊了，印起来也就快得多了。”王稼祥见到买回的药品中有他需要的药物，高兴地说：“没有想到这种药物，你也弄到了。”钱之光说，这是中央的决策好，也要感谢东北军的帮助[1]。
同年6月，国民党中央军及阎锡山军西渡黄河，占领了绥德、清涧等地。
钱之光随中央机关撤至保安。由于绥德、清涧、宜川为国民党军队占领，钱之光便决定撤销这三个地方的贸易分局，将人员先集中保安，再调配到定边、陕南和安塞分局，还有部分人员暂留总局。不久，冬季降临，红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御寒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钱之光抓紧时间，发动机关工作人员下乡收购羊毛、羊绒和带毛的羊皮；同时，在苏区的东面和南线，联系与苏区有过来往的商人，动员他们将布匹直接送到保安卖给对外贸易总局。
陕南分局那边，国民党封锁不怎么严，也采购到一些御寒物资。从而基本上解决了1936年冬陕甘宁苏区的御寒问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钱之光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赶到西安，周恩来对钱讲了当前的有关形势。钱之光建议乘国民党的军队未进入西安前，在西安至延安交通还畅通之时买一些重要物资运进延安，无论战与和，都是需要的，以免战争一起，交通中断，到那时再购运物资就困难了。周恩来表示赞成，并说延安缺白报纸，也要买一批运进去。
钱之光通过诸暨同乡张以民、寿松涛和边雪枫等，将所需要货物买到，租用了两辆汽车运至延安。接着又到西安完成了采购白报纸的任务。
1937年春末的一天早晨，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亲自来到对外贸易总局办公室，对钱之光说：“中央决定派你为特派员，负责带领供给部的张元培、粮食部的雷经天、贸易总局的李奋兴等同志，到山西太原去筹办粮食等物资。”林伯渠向钱之光作了详细交代，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出发前，林伯渠约钱之光去见了毛泽东。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他们围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火，一边谈工作。林伯渠坐在毛泽东右边，钱之光坐在他俩对面。林伯渠对毛泽东说，之光他们要出发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打着手势，缓慢地说：“去年东征时，我们把阎锡山的马蜂窝捅了一下，有可能他还觉得余痛。但现在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他
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我们打交道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不相识。你们这次到山西去，一是采购粮食，购粮就是搞通商，通商就得有来有往，有来有往就打破了封锁；二是要做统战工作，要根据不同对象，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特别要多做群众工作。”
钱之光回到对外贸易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林伯渠的意见，并再次研究了如何完成任务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三天后，钱之光和张元培、雷经天、李奋兴等一行十人，由延安动身。
到达太原时，阎锡山的秘书长贾景德会见了他们，又专派前吉县县长遽象咸负责联系，具体协助钱之光工作。购粮的地方安排在黄河边的永和关和铁罗关两个渡口。开始购粮时，附近的老乡们有些惊奇，有的还害怕，等到看到红军对人和气，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便一传十，十传百，奔走相告，两个渡口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很快接踵而来卖粮了，采购粮食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用三万元采购了几十万斤粮食和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钱之光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临近中午时，毛泽东、秦邦宪和林伯渠一起来到对外贸易总局。
毛泽东高兴地对钱说：“昨天我知道你回来了。这次购粮任务完成得还顺利啊!”
钱之光回答：“是的，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和临行时主席的指示，因此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
钱之光当即扼要地汇报了太原之行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们看，我们的统战工作，已经统到阎锡山那里去了。现在黄河东西两岸实际上已通航，蒋介石要是知道了，不知要怎样恼火哩!”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次去山西，不只是买到了粮食，买到了东西，对黄河那边的影响，也是大得很哩!”
接着，秦邦宪又向钱之光介绍了延安正在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秦说：“之光已回来，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今天下午，就来参加会议。”
钱之光在陕北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还执行了一些党中央交办本职以外的特殊任务。一次是在1936年秋去鄜县附近取一笔巨款。这一任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秦邦宪直接到对外贸易总局找钱之光安排的。钱之光心想这是金融方面的事。他对兄弟单位很尊重，便对秦邦宪说，取款的事，还是请财政部或银行派人去比较好。秦邦宪郑重而又亲切地说：“之光，这是一次特殊任务，是中央经过研究安排的。这笔款子是西安红军联络处委托东北军转交的，要到鄜县附近与套通之间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个营部驻地去取。
中央认为你去较好，因为你参加过洛川会谈，去过西安，与东北军打过交道。”为了确保取款的安全，中央军委参谋长张云逸派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钱之光；又亲自写信给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并告陕甘军区司令派部队，在红军与东北军防地交界处隐蔽掩护。钱之光从保安南行经甘泉到达封锁线时，欧阳钦与军区司令接待了钱之光。军区司令与钱一起看了张云逸的信。张在信中说，要他转告钱之光，“当你走到平川时，要向高山望；当走到高山时，要对平原警戒。对这件事要重视”。欧阳钦对钱说，已接到中央电报，说你要来，我们已作了安排，但部队只能作隐蔽掩护，不能深入两不管地带，以免引起东北军的误会。如有情况，我们会出动掩护。钱之光在红军驻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单人匹马走向两不管地带，经过艰难跋涉，取回装在焊封煤油箱内的巨款。
次日回到保安向秦邦宪汇报，秦说：“你又立了一功。这笔款子对边区将起很大作用，可以解决财政、金融的问题。带来的款子，可以交财政部林老他们去处理。”
1937年夏，钱之光又奉命协助毛泽民到上海，把国际友人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捐助的外汇，设法由上海转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购买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转运到各地红军驻地。这次任务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交代安排的，由当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负责。钱之光曾在上海负责过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工作，对上海颇为熟悉。他一个人曾秘密运送了三次钞票。他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以“富商大贾”面目，出入于上海、西安火车站。他手提的高级皮箱是特制的，夹底可装钞票，但数量不能装得太多；同时也用网篮，下面装钞票，上面装些饼干和零星什物及日常用品作掩护。这笔外汇捐款，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先由毛泽民负责用多种方法兑换成当时通用的“法币”，再由钱之光等从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在“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前，全部转移到西安[1]。
[2] 摘自钱之光简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3] 钱之光简历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 曾洪易：《关于经济建设中的几点意见》。
[1] 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1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2页。
[1] 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1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2页。
[1] 钱之光：《在国统区的一次任务》，《星火燎原》1985年第4期，第59页。
钱之光··“周副主席要他好好休息一下”
七七事变后，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重心从西安转移到南京。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政部商讨国防问题的会议。在这期间，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问题双方达成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由叶剑英在南京组设“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地址在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1]。它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9月12日，按战时序列，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
钱之光是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离开上海的。他刚回到延安，就接周恩来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去西安。这时，周恩来已同朱德从南京回到西安。 他赶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周恩来对他说：“南京办事处”现在只有叶剑英、李克农几个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你马上动身到南京去协助他们工作[2]。
钱之光来到南京办事处时，看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月霞等。叶剑英是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既要同国民党谈判，又要同各方面联系。李克农是办事处处长，外勤、内务事很多。因此，有关军需、财务等工作，决定由钱之光负责。
从这时到11月下旬撤往武汉期间，钱之光在协助秦邦宪、叶剑英等有关两党谈判、军队改编、统一战线及宣传与动员群众等许多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在营救“政治犯”方面，他到南京监狱接了张琴秋、陶万蓉、吴促廉等出狱。在筹备《新华日报》期间，他负责经理部工作，并由他出面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新华日报》的报头，经他安排由王超北到上海买了大批白报纸，又在中山路租了房子作为营业部，还通过地下党员沙文威（史永）请南京《晨报》的同学租了一个印刷厂。在撤离南京前夕，为抢运从上海买来的白报纸，他和寿松涛、史唯然、赖祖烈、钱申甫等一起到下关车站。他找到站长，请设法协助。站长看到他是八路军，就很快调拨了车皮，并安排工人装车。车站工人听说是八路军的东西，十分热情，不辞辛劳，不吃午饭，不怕空袭警报，很快把白报纸抢运上车，后来这批报纸运到西安，再转运延安，用于抗日宣传。[1]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20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陪都，迁都重庆。同时，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主要部门，都迁往武汉办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因此分批撤往武汉。钱之光带领齐光、李应吉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先遣人员，先期到达武汉。经中共中央决定，将南京办事处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称第十八集团驻武汉办事处，处长由钱之光接任。
随着工作发展的需要，钱之光对办事处的机构作了新的调整，设有总务、经理、文书、运输等科，由齐光、赖祖烈、刘士杰、邱南章分任各科科长。 袁超俊、史唯然分任正、副官长，陈远绍任招待所所长。办事处设有一个警卫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12月中旬，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从延安来到武汉。办事处从安仁里1号搬到旧日租界中街89号[2] 日本人开设的大石洋行。将一楼安排作为办事处的办公室，钱之光和大家实行集体办公，以便迅速处理日常业务。董必武住二楼。叶剑英、吴玉章、何凯丰住三楼。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和陈绍禹（王明）住四楼。中共长江局的会客室、会议室、电台、机要科分别设在二、三、四楼。不久，钱之光又兼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长。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表面上是与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及各抗日友军联系的公开、合法机构，实际上是中共长江局的活动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面向全国各地的联络中枢。办事处除了出面参与军政及社会各界组织的各种公开活动，联系抗日的群众团体、各党派人士以及华侨团体、侨胞、国际友好人士以外，当时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都经过长江局和办事处；从延安到南方各地的负责同志，路过武汉，都在办事处停留，如张云逸、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张国华、萧望东、陈康等到新四军或其他地方，都先在办事处居住，由办事处办“护 照”，再前往目的地；去延安学习的学员，也是经过办事处办理行政手续。钱之光是办事处处长，里里外外的许多业务，都需要亲自操持。1938年1月下旬，美国、加拿大医疗队领队白求恩大夫到达武汉，就是钱之光安排邱南章从中国红十字会把他接到办事处的。周恩来在办事处同白求恩作了友好的谈话，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请他到延安去工作。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钱之光的组织下，还特地为八路军伤病员举行过热烈、隆重的欢迎慰问活动。1938年3月底，一批八路军负伤官兵到达武汉，办事处为他们举行了欢迎晚会，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休养，有的重返前线，多数由钱之光和张经武[1] 亲自做了回原籍安置处理工作，整整忙了一昼夜，给他们发了伤员证和遣散费。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当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物资供应转运中心和输送干部的重要阵地，钱之光更是为之日夜操劳。每月到国民政府的军需署为八路军、新四军领取军饷，到军政部有关司署领取枪支、弹药、军装、通讯器材以及卫生药品和医疗器材等，他都亲自奔走。由于中共抗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只是按八路军3个师、新四军1万人编制发放军饷和军需品，所以中共方面还要自己采办各种急需的军用物资。那时，长沙、广州、香港、贵阳等地也相继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他们将筹集到的军需物资，都运到武汉办事处集中，经由武汉办事处设法运到延安或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这个时期，经武汉办事处输送到延安学习及延安派出再经武汉赴各地的总人数前后不少于7000人。如果把到其他地区及送往苏联的人数统计在内，总数超过1万人。机械工程师沈鸿，肺科专家何穆，外科专家周泽昭，自然科学家陈康白，舞蹈专家吴晓邦，文学家陈学昭，诗人、作家光未然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乡建派的梁漱溟，都是在1938年春由武汉办事处送往延安的。许多长期失去联系的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家属，也经武汉办事处寻找到接来武汉，然后送到延安。其中有朱德的大儿子朱奇，毛泽东的亲属杨开智的女儿杨辗，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林、儿子林秉益，徐特立的儿媳徐乾、外孙女徐舟，蔡畅的女儿李特、侄女刘昂，刘英的弟弟刘彬、妹妹郑瑛，张浩的妻子徐俊明及儿子林汉雄、林汉南、儿媳朱筱云，李维汉、何凯丰、李克农、朱光等的亲属；烈士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郭亮的儿子郭玉诚，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等；还 有湖南教育家朱剑凡的儿子朱竟之、女儿朱促芷、朱促丽等。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20日左右，国民政府许多机关都已撤退。武汉办事处也开始疏散。钱之光安排由袁超俊等带着重要物资和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先去湘乡。李克农率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大部分人员于22日下午乘“新升隆”号轮溯江而上。途中“新升隆”号轮被敌机炸沉，办事处的张海德、赵兴方与《新华日报》的潘美年、李密林、项岱、陆从道等24位同志罹难，其余同志改乘小木船去重庆。 钱之光为要领取军饷和联系工作，离开武汉后先去衡阳办事，回到湘乡抓紧处理了不少问题后，赶到长沙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周、叶对他说，现在战局很紧，留在湘乡的人员和物资，也要赶快向衡阳转移。于是，他又赶回湘乡，连夜托运物资，疏散人员后来到下摄司，碰到李涛。李对他说：“周副主席临走时说，之光熬了几个昼夜，搞得很累了，他来时要他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到衡阳去。”[1]
钱之光在衡阳的时间不长，主要是负责安排将一部分物资向桂林转移。 然后经桂林、贵阳抵达重庆。
[1] 现为青云巷41号。
[2] 钱之光：《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和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办事处概况》，《革命回忆录》（18），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页。
[1] 钱之光：《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和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办事处概况》，《革命回忆录》（18），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页。
[2] 现为武汉市汉口长春街57号。
[1] 张经武当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担任高级参谋。
[1] 钱之光：《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和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办事处概况》，《革命回忆录》（18），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页。
钱之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
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于1939年初正式成立，钱之光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
重庆办事处对外仍然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公开合法机关，对内则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
办事处从武汉迁到重庆后，人员增多，原来在机房街租用的房子不大，又租了棉花街30号的房子。但两处办公，诸多不便。南方局组成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同时为预防日机轰炸有个退路，钱之光就决定在重庆近郊寻觅新的地址。经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的介绍，找到了红岩咀（村）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本名饶国模）。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一个烈士的妹妹，儿女都是中共党员。这时她正准备在红岩咀农场盖房子。通过商量，由办事处给她3000元，将原计划建筑的两层楼房加为三层，由她负责兴建，建好后，办事处住用三年，以后付房租。她当即应允。为了早日建好办公楼，
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
办事处所在的机房街70号、棉花街30号和《新华日报》在苍坪街、西三街的房屋，都被炸毁。红岩的房屋尚未建成，办事处就在其后面的嘉陵江畔，以几家居民宅为依托，搭了竹棚作为临时办公之用。当年夏天红岩办公楼建成。
红岩办公楼经过钱之光改过的设计很巧妙，从外面看是两层楼，因为三层楼的窗子开在屋面上，具有掩蔽作用；还在一楼大门左侧传达室内设计安装了报警电铃和一个通向二楼的暗门。一楼至三楼层层设防，每个楼梯口都加了门。发现敌情，坐在传达室椅子上的值班人员，只需用脚踩动电铃开关，二三楼全体人员和保卫人员可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销毁机密文件。暗门设在传达室门后墙上，像一个窗子，配有一个小扶梯，供传达室里边的人使用。右侧南面坡下有一幢两层白楼房，那是国民党新建的国民参政会办公大楼，里面住有监视中共人员活动的特务和侦听办事处电台讯号的侦察台。从红岩的东面山脚下沿着山路走上来，中途有一棵生长多年的黄桷树将路分成两条岔路，从其右侧向上走，通向八路军办事处这片“小解放区”；从其左侧向前走，则进入坡下国民参政会办公大楼。这棵黄桷树成了两种世界的“分水岭”。
1941年1月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3日晨，叶剑英同钱之光一起给顾祝同处打电话，要求停止这场血腥暴行，顾本人没有接。18日凌晨，报馆、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们冲破国民党封锁，把报纸送到山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手。钱之光把南方局军事组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皮箱提到曾家岩周公馆，再派人散发，有一部分传单还巧妙地直接送到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1]
不久，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办事处把在重庆工作的一些未公开身份但已暴露和半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撤回延安，或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左翼文化人士，也从重庆、
桂林转移到香港、南洋，由办事处资助旅费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到香港、南洋后，是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方方和廖承志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有一天，钱之光为返延安的同志到军委会去办理“护照”，碰到国民党谈判联系代表张冲，他向钱之光试探性地问起对“皖南事变”的看法，钱之光说，现在我前方将士群情激奋，如当局不能妥善处理，事态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有打起来的可能。张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在这段时间内，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撤退了不少同志，对留下的人员都进行了应变和气节教育。
钱之光的夫人边爱莲，也将去延安，但由于一名地下党员已暴露，急需撤退，于是顶了边爱莲的名字去了延安。边这时已怀孕，便疏散到重庆的一家医院，想不到她住的那张床位曾住过一个患猩红热的病人，而医院条件差，消毒不彻底，因此她也传染上了猩红热，不幸逝世。钱之光至为悲痛，将她葬于小龙坎墓地。办事处的同志们对她留下的一岁多的女儿幼康，十分关心，后由李泽纯帮助带养。[1]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处于时紧时松的状态，实际上始终是外松内紧。“皖南事变”后，情况更加严重，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围，密布国民党的特务。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国民参政会楼内，也有特务在活动。
中共工作人员出入或进步人士与他们的往来，都受到严密监视。南方局、办事处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广泛开展交朋友的活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3月，支持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为马寅初60寿辰发起了“祝寿”活动，以后又为冯玉祥60寿辰、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了有关庆祝活动。1941年1月3日为董必武60寿辰举行祝寿活动时，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等友好人士都应邀参加，实际上是借此举行集会。
1944年元旦，红岩办事处为钱之光和刘昂举行了婚礼。刘昂的母亲蔡庆熙是蔡畅和蔡和森的姐姐。大革命失败后，刘昂曾在上海、香港为党的机关作掩护，并在郭沫若、成仿吾开办的创造社当过校对。1937年12月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三大队女生队、马列学院二班学习和工作。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右臂后，组织上调她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此时，周恩来正在延安，特给他俩发来贺电。董必武为他俩结婚写了贺诗：
春去夏来秋复冬，几番筹备几番慵。
射潮日往江头去，顾影时从镜里逢。
既已倾心应作合，未能免俗故从容。
成双好事皆如愿，岁首红岩喜气重。[1]
194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回延安期间，由王若飞主持重庆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人为委员，王为书记，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列席。[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建立什么“国”的斗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了赢得舆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采纳政学系官僚当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的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前，周恩来从延安打电报给钱之光，要钱把办事处二楼东部的房间腾出来，作为毛泽东及其随员的住房和办公之用；并要为毛泽东备好衣服、鞋子等，对生活上的细节，也都考虑得很周到，如指定刘昂留在二楼照顾，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3]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4] 的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这天清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人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来到重庆，原来也曾计划住在张治中的寓所“桂园”。后来周恩来和钱之光考虑到那里有许多不便，就把那里只作为办公和接见中外来宾之用，还是住在红岩办事处。解特生的“特园”也给毛泽东备用。钱之光向由延安派来做保卫工作的陈龙和龙飞虎、蒋泽民、颜太隆、贺青华、舒光才、齐吉树等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了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决定设置三层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黄桷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外，实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办事处干部轮流担任。
[
因为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所以办事处和国民党当局双方在保卫工作上有个分工：内部由办事处负责；外面由国民党方面负责。所谓内部，在红岩，是指离办事处大门约20米距离的黄桷树以内；在“桂园”，是指院围墙以内。这些区域以外，安全就由国民党方面负责。毛泽东出门，办事处就通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由他们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在“桂园”，办事处派了几个同志，由朱友学负责警卫安全；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为毛泽东做饭。国民党在“桂园”也派驻宪兵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宾进行登记和监视，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要向上司作报告。
毛泽东身上穿的蓝色中山服和布鞋都比较旧。钱之光虽然早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为毛泽东准备衣服、鞋子，但因尺寸不详，无法购置。毛泽东来后，指定由刘昂给毛泽东做衣服、买鞋等。她等毛泽东睡着时，悄悄取出衣服和鞋子，送到服装店量好尺寸做衣服，并在街上买了布鞋。接着又给买了皮鞋和拖鞋。给毛泽东做衣服的服装店师傅对刘说：“这是给毛泽东主席做的衣服吧!”由于加工细致，这套衣服很合身。[1]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各方面的接触和社交活动都很多。10月2日，柳亚子应约到红岩来见毛泽东，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泽东画像。
毛泽东答应了，说另约时间。5日下午，周恩来、张友渔陪同尹瘦石来红岩办事处，钱之光将尹引进一间客厅。一会儿，毛泽东微笑走来，寒暄了几句后，便坐在一张藤椅上，尹开始作画。毛泽东神态安详地静坐着，过了几十分钟尹便画好了。毛泽东问钱之光：“画得像吗……”钱说：“画得像。”毛泽东同尹紧紧地握手致谢，并留吃饭，尹辞谢了。[2]
10月8日下午，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坐汽车陪柳亚子回寓所后，在返回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重伤。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叫钱之光到医院看望。随后，周恩来来到医院，同钱之光一起听了医生的检查和抢救无效的情况的报告。为了慎重起见，钱还参加了尸体解剖化验，看到取出的许多块弹片。事后又认真调查，弄清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上一名国民党士兵。国民党部队的一个班长见车不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的肺部。子
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血流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为了这件事，《新华日报》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澄清事实的声明。与此同时，周恩来，钱之光等还去慰问了国民党受伤士兵，并承担了他的医药费用。
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办事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1]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和钱之光于10月11日护送飞返延安。王若飞、钱之光于次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周恩来在11月25日飞返延安，于12月5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建议恢复中共南方局（或称重庆中央局），由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樟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共16人组成，以领导国统区工作。
重庆办事处的经常性工作，比在南京、武汉时期更为繁重。特别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即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停发军饷。至于军械、弹药和通讯、卫生器材等，办事处在南京、武汉期间，国民党政府还象征性地发过一些，到重庆后，也是直接拨到战区领取，“皖南事变”后就什么也不给了。办事处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自己筹措。英国援华总会经过宋庆龄给予的援助，其他国际上的援助，还有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华侨爱国人士捐募的款项与物资，成为重要来源。办事处自己也搞点贸易，用各种办法筹款。也通过一些关系，从香港购进一些器材和重要物资。所有这些物资，均由办事处转运到总部和延安。所有款项，大部分缴中央；一部分留作地下党经费和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
此外，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工作与生活之用；救济革命烈属和干部家属，在接送干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还为许多同志和烈士寻找亲人，抚养家属子女，把他（她）们送到延安或其他安全的地方。这一切钱之光都亲自过问。这里面有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任弼时的女儿，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吴玉章的外孙女大兰、小兰、霞飞、署苹，李克农的父母、妻赵英、女儿李冰，陈毅的父母，刘伯承的弟弟，叶挺、罗瑞卿、罗炳辉、夏曦、郭亮、严朴等的儿女，徐特立的亲属等等。
寄钱接济的有林伯渠、谢觉哉、唐延杰等的家属。这项工作由刘一清（即刘
昂）负责。被接济的家属无不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1]
[1]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14），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178页。
[1] 访问李泽纯记录，1990年6月11日。
1] 刘昂珍藏笔记本，1990年6月12日。
[2] 《中共党史资料》（12），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0页。
[3] 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14），1985年5月版，第178页。
[4] 赫尔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9月6日派到重庆的私人代表。同年11月17日，美国政府任命他代替高思为驻华大使。
[1] 访问李泽纯，1990年6月11日。
[2] 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14），1985年5月版，第178页。
[1] 《南方局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14），1985年5月版，第178页。
[1] 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14），1985年5月版，第178页。
钱之光··战斗在南京、上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于1946年5月，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和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的同志来到南京。钱之光是5月23日与王华生等到达南京的。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上海、武汉、湖南、广东、广西、闽粤边等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的地下党组织。钱之光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由董必武兼任）、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并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
南京办事处的全称是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名称仍然存在，但已不使用了。地点在梅园新村30号、17号和35号。
南京办事处建立后，又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地点在马思南路107号。 由于国民党一直不让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办事处，所以对外称“周公馆”。钱之光的夫人刘昂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中共上海工委）候补委员兼秘书长（后期）。
南京、上海办事处刚建立时，工作人员多达三四百人，机关要开支，又要在经济上帮助民主人士，还要给地下党提供经费，需要很多钱。钱之光以中共代表团特派员的身份驻上海，积极筹集经费。早在武汉办事处时，他已派杨琳到香港创办联合公司，后又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开设了几个公司。这些公司主要经营棉纱、布匹、土特产，经常从烟台运来海参、虾米、丝绸、名酒等到上海销售。1946年9月间，他安排刘恕、沈其震到胶东运一批物资来上海出卖，周恩来知道后非常赞同，嘱刘昂写介绍信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周恩来亲自签了名，刘恕到胶东后，由胶东陆续设法带来一批黄金。[2] 有了做生意的收入和解放区带来的黄金，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的经费就解决了。周恩来知道经费有了着落，非常高兴地说：“你们真有办法。”[3]
全面内战逼近时，周恩来对钱之光说：“现在局势不好，应再多筹一些款， 以便撤退的时候用。”[1] 钱之光以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把北平军调部的赖祖烈、南京的刘恕、香港的杨琳，都找来上海开会，研究筹集经费问题。这时，香港的连贯也应南京办事处电召来上海，钱之光请周恩来出面与连贯谈。周恩来告诉连贯，时局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还有些干部要转移到香港等地，香港方面要准备接受这项任务。[2]
1946年11月5日，蒋介石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悍然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和讲话，指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两三天内返回延安，京沪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3]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返回延安，上海办事处改称上海联络处，继续做联络各界人士的工作。29日，钱之光和陈家康等以上海联络处名义，借为朱德总司令祝寿的机会，邀请许多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记者到联络处来。第二天，又邀请谭平山、柳亚子、郭沫若、茅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沙千里、史良、田汉、阳翰笙、熊佛西、王却尘、胡风、傅彬然、章伯钧、章乃器、廖梦醒等五十余人聚会。潘樟年拉胡琴，田汉引吭高歌，郭沫若婆娑起舞，众人击桌和之，气氛十分热烈。
1947年2月6日，司徒雷登[4] 通知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声称美国政府协助中共方面回到“共党区域”截至期为3月5日，国民党方面也不断放出风来，要把中共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办事处人员撵走。2月下旬，周恩来来电，要钱之光和刘昂撤退到香港。钱之光首先想到的是办事处处境越来越困难，董老身边需要他，复电给周恩来说，董老年纪大了，需要协助，我暂时可否不走？中央来电，要钱之光和刘昂一定要去香港。这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上海办事处进行了严密监视，人员进出即被盯梢。2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中共办事处，限令3月5日以前把人员全部撤回延安。
这天黄昏，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闯进了上海办事处，对办事处人员进行 监视，并占住了一楼，把电话线切断。办事处人员被赶到二楼以上。一个自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的人喊着要找负责人。钱之光毫无畏惧地走下楼去见他。这个人恶狠狠地说：“我们奉上级命令到这里来，从现在起，你们不准出门了。”接着把一张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快邮代电”递给钱之光，内容大意是：查该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乱，复在本市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本部为确保治安，兹通知该党在沪人员，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将所有撤退人员及其眷属名单送部核办。看到这个“最后通牒”，钱之光当场提出严重抗议。并说，你们这样肆意诬蔑，无理驱赶中共谈判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是要对后果负全部责任的。我们的人员名单，没有我党上级的指示，是不能交的。至于你们强行要我们撤退，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如何安排撤退？你们这种粗暴做法，我们无法接受。那个军官说，跟我说这些没有用，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钱之光看情况已到如此境地，就要办事处的人都上楼，留两个同志把守一楼楼梯，不让对方上去。接着布置大家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清理和销毁重要文件，处理重要物资，做好最坏的准备。
在处理重要物资时，最使钱之光为难的是一批从解放区或其他渠道得来的黄金，大约有3000多两。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导演一场搜查囤积和倒卖黄金的所谓“打金老虎”的闹剧。如果这些黄金被他们发现，不但经济上是一笔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也会产生严重恶果，国民党反动派会抓住这件事大肆造谣，破坏中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并加害于办事处。经过周密研究，把这批黄金隐藏在墙壁的暗道里。
3月5日，国民党上海当局派一批便衣警察，押送钱之光、刘昂、陈家康等离开了上海去南京。临行前，钱之光已组织大家把藏在墙壁中的金条取出，装进新做的布马甲夹层中，大家分别穿上带走。7日，钱之光、刘昂等和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其他人员随董必武，共74人，分别乘美方提供的四架飞机飞返延安。回到延安后，钱之光很快将这些金条如数上缴党中央。[1]
[2] 访问刘恕记录，1991年3月2日。
[3] 钱之光：《抗日胜利后的中共南京和上海办事处》，《革命回忆录》（19），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62页。
[1] 钱之光：《抗日胜利后的中共南京和上海办事处》，《革命回忆录》（19），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62页。
[2] 钱之光：《抗日胜利后的中共南京和上海办事处》，《革命回忆录》（19），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62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705页。
[4] 司徒雷登从1946年7月起任美国驻华大使，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
[1] 钱之光：《中共代表团撤退后的中共南京和上海办事处》，《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
钱之光··香港之行的特殊使命
1947年3月8日，即中共南京、上海办事处人员随董必武从南京飞返延 安的第二天，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起听取了钱之光等人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向钱之光布置了新的任务。周恩来说；“现在我们在京沪公开活动的地方都已撤出，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转到了香港，我们有很多干部已先后到那里，还有些民主进步人士陆续要去。他们在那里要生活，要活动。你要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去，想办法打发人出去，与他们取得联系。”[1]
钱之光接到这个任务后，充分理解党中央对在香港进一步开展活动的高度重视。经再三考虑，认为解放区救济总署还有个机构在上海，还会有船运送救济物资到山东烟台等地。于是，他将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牟爱牧、蔡连芳等编成一个小队，随同中央城工部大队撤出延安。3月11日，在途中，中央又接钱之光、赖祖烈、刘恕到一个地方去开会。任弼时在会议上说：“你们的任务是出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对今后蒋管区地下党经费的接济。今后你们的工作由朱德总司令领导。”[2]
1947年5月，刘昂被调去当董必武的秘书，随董老到了河北平山西柏坡。
6月上旬，钱之光一行到达烟台，了解到蒋管区的许多情况，便与刘恕商量准备派他和他的夫人鲁映去香港联系。刘恕夫妇到香港后，找到了“联合公司”的杨琳，发回了安全到达的消息。[3]
刘恕夫妇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向烟台进犯。华东局负责同志告诉钱之光，要他们尽快转移。钱之光即于9月6日致电中央，报告了情况，提出下一步计划。周恩来于10日，就钱之光来电和任弼时联名致电董必武称：“如交通尚便，无特别危险，可否同意钱去港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地下党经费接济。”董必武按该电报内容，致电钱之光，传达了周恩来、任弼时的指示。钱之光于是带领大家离开烟台到牟平，赴威海，去大连。[4]
钱之光到大连后，组织了“中华贸易总公司”，以中央书记处所属的一个机构名义进行活动。这时，他派祝华去哈尔滨，找李富春要大豆。李富春那时是中共东北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给予了支持，调拨了1000吨大豆。 另外，按照中央指示，还拨给了一笔黄金。[5] 同时，钱之光还安排王华生到朝鲜罗津乘苏联货船去香港试探航线，准备与香港经商。
王华生到达香港后，找到了杨琳、袁超俊、刘恕等。第二天，他便和大家上船取了带去的黄金，回到“联合公司”，并将钱之光给他随身带去的电报密码本交给了袁超俊。[1] 因为工作需要，经钱之光提出，中共中央同意在香港增设新的秘密电台。电台建立后，王华生通过这个秘密电台，告诉了安全到达香港的情况。钱之光收到王华生的电报后，立即致电周恩来，报告去香港的航线已经打通。经王华生带到香港的黄金、美钞、土产品脱手后，由“联和公司”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等装上船，再由他押运回大连。钱之光安排王华生往返于香港、大连之间共有四五次，运出土特产，带回解放区急需的重要物资，解决了解放区的一些急需。[2]
1948年5月，周恩来又数电钱之光，要他立即去香港，在香港除搞经济工作外，还要处理几起干部事件和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筹建新政协。
此时，钱之光在大连的机构只有10多个人，感到人手不够，电请周恩来加派人员。
周恩来到西柏坡后，找刘昂谈话，要刘昂立即出发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好让钱之光去香港。
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以经济工作为掩护，到达香港后，即找到方方和潘汉年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商量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香港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间开船，都是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及联系工作情况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并派熟悉旅途的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钱之光在香港先后负责接送了四批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第一批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二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曹孟君、韩炼成、马裕芳等。第三批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第四批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 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寰澄等。
至此，在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的共同努力下，钱之光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完成了接送在港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使命。[1]
钱之光从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在香港期间，所做的经济贸易工作是：改组了“联合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钱之光对这个公司的名字作以下解释：“华是中华的华，代表是中国；润是毛润之（毛泽东的别号）的润，代表我们的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在香港的贸易公司。”这个公司由杨琳任经理。后来，中央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因他的名字不宜在香港公开，就改姓简，大家都叫他简老板。“华润公司”在钱之光的经营下，在港业务迅速扩大，采购的物资除西药、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械、钞票纸外，还有一批军民两用的重要货物，为东北、华东、华北解放区购进了不少急需物资。
周恩来曾指示钱之光，在香港工作告一段落后，可以回来了。钱之光于1949年4月回到北平。
5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了钱之光、刘昂夫妇关于前段工作的汇报。周恩来高兴地说：“接送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和开辟对外贸易工作，你们的工作是做得好的。”[2] 周恩来肯定了钱之光他们经过艰辛工作后取得的成绩。
[1] 访问刘恕记录，1991年3月2日。
[2] 访问刘恕记录，1991年3月2日。
[3] 访问刘恕记录，1991年3月2日。
[4] 钱之光：《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革命回忆录》（11），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234页。
[5] 访问祝华记录，1991年1月19日。
[1] 访问袁超俊、钟可玉记录，1991年12月12日。
[2] 访问王华生记录，1991年7月3日。
钱之光··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1949年4月，钱之光完成香港使命回到北平后，到1949年11月1日纺织工业部组建前，在陈云、薄一波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广大新解放地区的经济亟待恢复。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经济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城乡生产已极度萎缩，投机资本抢购“二白一黑”（指粮食、纱布和煤炭），先后刮起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当时，纺织品不但是民用、军需的主要物资，也是调节市场的重要
筹码。针对这一情况，中财委为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就恢复纺织工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8月间，陈云到上海主持召开了财经会议，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决定成立花纱布公司，对纺织厂统一供应原棉，统一收购纱布产品。钱之光随陈云到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出任上海花纱布公司副经理的祝华，原任上海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前身）军代表，就是由他提名，经上海市军管会同意任命的。[1]
钱之光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中财委又授权他于9月下旬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棉花会议。[2]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钱之光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曾山因在上海主持华东区财委工作，一直未能到任，实际由钱之光主持部务。
10月中旬，全国又一次爆发了物价涨风，纱布首当其冲。中财委决定于11月下旬，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等各大城市，同时抛售纱布，运用经济手段控制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资本。钱之光受中财委的委托，先后到上海、武汉灵活调度两地库存纱布，并亲自押车。货车上既无铺位，也无茶水、饭菜供应，旅途十分劳累。这批纱布保证了武汉市场按时抛售，从而稳定了物价。[3]
1952年8月，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蒋光鼐为纺织工业部部长。蒋是“一· 二八”淞沪抗日名将，爱国民主人士。钱之光在抗战时期一直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他们相互尊重，合作共事，工作上始终能够很好配合。
纺织工业是旧中国比较发达也比较有基础的一门现代工业。但是，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以致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管理十分困难，到解放前夕，留下棉纺锭500万枚、织布机6.4万台、毛纺锭13万枚、旧式缫丝机9万绪。
由于原料不足，资金短缺，开工严重不足；有些民族资本企业，已经濒临关厂、破产。解放后，天津、青岛、上海、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共约200万锭的官僚资本企业，先后被当地军管会接管，成为国营企业，生产逐渐走上轨道；而占设备总规模60％的民营企业，经过人民政府用“以花易纱”、“收
购产品”、给予货款等方式，使生产得以维持，而经营上仍然困难重重。这时，全国已有5亿多人口，随着城乡经济走向稳定，纺织品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把一个半殖民地的纺织业，改造和发展成现代化纺织大国，钱之光认识到在注意解决纺织原料问题的同时，必须解决发展纺织工业的手段，即解决纺织机械制造问题。旧中国纺织机械制造基本上是以修配为主。1947年官僚资本“中纺公司”曾试图组织所属的机械厂生产3万纱锭和1000台布机，但搞了几年，并未制造出一台完整的纺织机器。[1]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出纺织工业要向内地原料产地发展。纺织工业部决定先在咸阳、邯郸、武汉等地新建四个棉纺织厂，同时积极着手组建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和机械制造力量。钱之光在陈维稷、张琴秋副部长的紧密配合和支持下，重点抓紧纺织工业的设备制造，工厂设计和建设棉纺工业新基地的工作，他首先对接管的“中纺公司”所属的几个小机械厂和修配厂加以整顿，并广泛征求有关各方和专家的意见，经过研究，认为通过积极组织，在近期内制造10万锭棉纺织成套设备的条件是具备的。纺织工业部于1951年3月召开了纺织机械会议，[2]作出“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专业生产、全国成套”的具体安排。对于纺织部的这一部署，政务院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政务院讨论各部行业归口会议后，陈云特地关照中财委工业处处长沈鸿说：“纺织系统的机械厂和修配厂，可以仍归纺织工业部领导。”这是我国自己制造成套纺织设备的开始。
在钱之光的亲自领导下，纺织工业部工务司很快调集了一批纺机方面的专业人才，分工组织设计制造工作。清花机是在上海组织一个设计组进行设计的。细纱机是根据蔡家坡机械厂及重庆、昆明两家机械厂的设计制造的。
织机由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生产。梳棉、并条、粗纱机等分别由青岛、天津、郑州等纺机厂制造。到1951年底，这套棉纺织设备设计制造成功。在这期间，纺织工业部除对系统内原有的纺织机械厂进行填平补齐，改建、扩建外，并筹建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
在第一套纺织成套设备制造成功的基础上，钱之光鼓励设计人员要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继续研制54型新的成套棉纺织设备。他提出的要求是：“在性能上要与国际上的棉纺织设备水平相接近，有可能的话，还要争取超
过。”工务司按照这一要求，立即组织专家赴各地对有关棉纺设备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也加强了对国外先进设备的调研。[1]
1952年7月，纺织工业部机关成立了基本建设局、基建设计公司和机械制造局、纺织机械设计公司，以加强对勘察设计、施工和机械制造的领导。
专业部单独设立机械制造局的做法，这在当时政务院各专业部中是少有的。
钱之光将原办公厅主任袁超俊调任机械制造局局长。同时，纺织工业部还将上海的第二纺织机械厂、中国纺织机械厂、远东针布厂和天津纺机、青岛纺机、郑州纺机、山西经纬纺机厂等划归部机械局直接管辖。还在计划外向中国纺织机械厂投资200万元，用于建设机械化翻砂车间。这项机械化翻砂技术，是由机械专家费启能设计的。它是全国纺织机械行业第一套铸工机械化生产线，在全国机械行业中也属首创，不但提高了铸件质量和生产效率，也使翻砂工人从沉重脏累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在经济上降低了成本。
到1952年，纺织工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全国棉纱产量达到362万件，棉布产量达到38亿米，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其他纺织品都比1949年有所增加。棉花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1952年产量达到2607万担。
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这年秋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都参加了会议。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汇报纺织工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一五”建设规模的意见。毛泽东同意钱之光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在计划方案中，发展规模还可以再大一些。他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我国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决策。[2]
由于钱之光对54型棉纺织设备从设计到制造，抓得早，抓得紧，“一五”期间，除北京国棉一厂是民主德国进5万锭设备外，其他所建新厂240万锭都是采用国产54型棉纺织设备。而且还有一定数量出口。例如1955年9月，我国首次以贸易方式用54型设备帮助缅甸建设了一个棉纺织厂，规模为纺锭21632枚、织机196台。
1955年12月，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在听取纺织、轻工、地
方工业部和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工作时，对纺织工业部自制纺织设备给予了肯定。他说：“尽量争取机器出口，给他们最好的。”又说：“应当做一个全面规划，全世界的好机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来。”[1] 此后，纺织工业部又用新型棉纺织设备无偿援助柬埔寨，建设了中柬友谊棉纺织厂。该厂于1960年建成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在柬参加了开工典礼。
这个时期，我国纺织机械工业，还生产了54型印染设备；58型精梳毛纺设备和二联梳毛机等粗梳毛纺设备；第一套黄麻设备和苎麻专用设备；制丝的选茧机、煮茧机、煮漂联合机和自动缫丝机等，装备了各类纺织工业。
在狠抓纺织机械制造的同时，钱之光还重点抓了基本建设工作。1952年，他带着陈钧等六人，先后到郑州、西安等地考察建厂厂址，了解建厂的条件是否具备。[2] 通过深入调研，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和安排。
首先，确定纺织工业新厂建设要坚持贯彻“重点发展”的方针。按照当时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城乡市场对棉纺织品的需要远比其他纺织品为多，决定把具有主导作用的棉纺织工业作为建设重点。在编制“一五”计划时，钱之光就在党组和部务会议上提出：“在‘一五’纺织基建总投资内，要集中60％至70％的投资投向棉纺织工业。”同时也根据市场和原料条件，适当增加了毛麻丝的生产能力，为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其次，在建设布局上，为改善纺织工业畸形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的局面，要在内地原料产区多办一些厂，所以在“一五”期间，布点建设的30个棉纺织厂，绝大部分放在华北、中南、西北等产棉区；新建、扩建的毛纺厂也主要放在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羊毛产区；丝绸主要放在四川、浙江、江苏等产茧区。但就一个产原料的省区来说，则强调要考虑市场、劳动力、交通运输以及水电供应等综合条件，集中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建设好一两个基地，而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乱上项目。这就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五”期间形成的一些基地，普遍做到投资省、进度快、便于管理、有利协作，经济效益比较高。
第三，由于建设项目多，而投资、材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具体安排项目时，需要实事求是，重新研究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必须选择重点项目先上，确保资金、材料的供应，使工程能顺利进行；如有余力，再照顾其他，
先做用钱少，用物省的准备工作。[1]
根据钱之光讲究效益的要求，北京、石家庄、邯郸、西安、郑州等五个棉纺织工业基地，1953年新建一个5万锭、1500台织机的棉纺织厂，总投资为3200万元左右；到1956年，新建一个8万锭、3700台织机的棉纺织厂，规模扩大了60％左右，而总投资却降为3000万元左右。5个新基地平均每个锭子的投资1953年为673元，1954年降为564元，1955年又降为430元；建设工期，一个5万锭到8万锭的棉纺织厂，从破土动工到安装好设备，一般需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加上试车，总共一年半左右即可全面投产。投资的回收期，从工厂正式投产后算起，只需一年半左右的税金、利润，就可以全部抵还国家的投资。
“一五”期间，纺织工业共新建棉纺织厂68个（指基本建设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总规模为240万锭、6.1万台织机；如包括在建工程，总规模超过300万锭，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数字。同时还新建、扩建六个印染厂、三个毛纺厂、七个麻纺厂、四个丝绸厂和三个化纤厂、一个纺织机械厂，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建设任务。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959年，纺织工业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生产指标。1957年国内市场棉布零售量为43亿米，则同年纺织工业的棉布生产量已达50多亿米，保证了市场需要。
对于“一五”期间纺织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
彭真同志对北京国棉一厂的建设很满意，提出要请毛主席去看看。但有关部门考虑到安全问题而没有安排，改为另找地方布置同样设备请毛主席去看。
1954年冬，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纺织工业部，说周总理要纺织部在中南海的瀛台办一个小型展览，请中央领导同志去看。随后又派了中央办公厅两个工作人员来联系。钱之光接到通知后，马上找业务司副司长李正光共同研究，确定分“原料”、“纺织生产流程”、“纺织机械重要部件”及“产品（包括棉、毛、麻、丝、绸缎、布匹等各类纺织品）”共四个部分展出。经过努力，很快于1955年初部署就绪。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到场参观了展览。
毛泽东参观时兴致很高。到“原料”部分看到蚕茧，便讲起哲学上的“突变”。他说：“蚕子变成幼蚕后，逐渐长大，蚕老了吐丝作茧，自身变成蛹，
又蜕化成蛾，蛾生子后便死了；但蚕子到第二年又孵化出幼蚕。这就叫做‘不生不死，不死不生’。这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生产流程”部分，看到梳棉机、细纱机，他说：“这就是弹棉絮的弹弓；细纱机就是过去手工艺纺纱的摇车。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我们也搞过，现在用机器了。
以前这些机器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叫洋机器；现在我们自己能制造了，又变成土设备，如果出口到国外，他们也叫洋设备了。事物就是这么变来变去，这样发展的。以前我们搞土纺土织，现在用机器生产，效率提高了，进步了。
不过将来还要更进步。社会就是这样进化的。”关于“突变”、“土洋”这些话，以后他在另外一些场合也都讲过。当他听说我们自己建设一个5万纱锭、1500台布机工厂投资的3200万元，投产一年半后就可以收回资金时，高兴地说：“这很好嘛! 是不是可以多办几个厂？纺织工业积累了资金，就可以多办重工业。这个问题可以议一议。”参观“产品”部分，听到我国纺织品在苏联、东欧很受喜爱，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特别是丝绸。他说：“是啊，郑和七次下西洋同各国通商，出口主要就是丝绸和瓷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现在还有人在考察研究。我们应该要有自信心，并不是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他看了将近三个小时。看完后，他对钱之光说：“你们搞得不错，很有收获。”[1]
刘少奇参观时说，依赖别人是靠不住的，重要的关键部件和有的原材料，国内不能供应的，可进口一点。[2] 朱德在参观时，称赞纺织工业自力更生好，说你们自己搞设备，开了一个好例子。[3]
1956年3月初，毛泽东听取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和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的汇报。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汇报了“一五”计划执行情况和基本经验及远景规划设想，特别就发展纺织工业建设规模、扩大老厂技术改造等方针问题，陈述了意见。毛泽东表示满意。他对纺织工业新厂投产一年多就能回收投资，印象很深刻。他说，纺织工业能为国家积累资金，能多搞，尽量多搞，多搞轻工业就是搞重工业。对于沿海纺织工业比重很大，老厂改造受到限制，毛泽东指出：沿海不作大的扩建，也值得考虑，沿海地区纺织工业要充分利用，不能限制。沿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他听说纺织机械每年已能制造几十万锭成套设备，实行自力更生，表示完全支持。他说，专用设备有条件自己搞的就自己搞，不要依靠机械部门。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的有些构想和指示，以后都体现在他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一文之中，成为纺织工业重要的指导思想。[1]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考虑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有必要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根据这个精神，“二五”期间国家对纺织工业的投资，由“一五”的17.5亿元提高到21.3亿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纺织工业的重视。
在“八大”会议上，钱之光就“二五”计划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部署发了言。他着重阐述发展纺织工业不仅可以满足人民需要，而且可以较快地收回投资，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这种积累的速度和数量，对发展我国工业建设有利。同时就纺织工业老厂的设备利用率已经很高，提出要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对于新厂建设，除了要进一步合理布局外，还提出必须要尽量采用工艺流程短、生产效能高的先进设备，以保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要继续加强基本建设和机械制造力量，进一步扩大棉、毛、麻、丝成套纺织设备的制造能力。钱之光还就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以及发展化学纤维工业提出了意见。[2]
1958年以后，我们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搞“大跃进”，结果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在这个时期，纺织工业的生产和建设，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由于农业减产，棉、毛、麻、丝等纺织原料严重不足，使纺织工业遇到极大的困难。钱之光是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家，深谙经济规律，从不搞“无米之炊”。从纺织工业部建部开始，工作再忙，对全国供销社送来的棉花收购进度表每期必看。还常向秘书要中央气象台编印的气象预报材料，分析气候与棉花生长的关系。日积月累，他对棉花年成的好坏，已经心中有数，[3] 对纺织原料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认为棉花生产既有气候影响，又不能与粮争地，所以他在党的“八大”会上谈到原料问
题时提出了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以及发展化学纤维的重要建议。而在提这建议前，即在“一五”计划执行初期，钱之光对发展化学纤维问题，就做过认真的考虑，对发展的目标和步骤，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初步设想：根据我国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发展化纤可以先从黏胶纤维开始。因为我国的木材资源虽不多，但棉短绒资源丰富，是发展胶纤维的有利条件。至于合成纤维，因为我国化学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可以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再发展。
我国当时正在以建设重工业为中心，要保证156项工程。化工部门当时以基本化工为主，对黏胶纤维这样的项目，一时还排不上队。因此，他认为纺织工业应及早为发展原料，多做准备。[1] 他的这些设想，在纺织部党组酝酿时，大家都十分支持。1955年9月，钱之光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考察，除参观了不少纺织工厂外，也参观了一些化纤企业。他特别注意化纤的生产流程，并收集了化纤设备的制造的资料。[2] 回国不久，他就安排开展了我国化纤早期的建设工业：一是把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和丹东化纤厂这两个久已停产的老厂进行恢复和改造。两厂原生产能力日产水平，前者仅1吨，后者只有2至6吨；经过修复改建，两厂年产人造丝达到5000吨，这是我国粘胶短纤维生产的最初起步。二是向国务院写了申请报告，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民主德国引进年产5000吨人造丝的成套设备，建设保定化纤厂；同时引进日产1吨的锦纶设备，在北京建设一个小型合成纤维实验工厂。这个报告，经周恩来批准。于是我国第一个大型化纤厂——保定化纤厂，1957年10月动工兴建，1960年7月投产。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于1957年即建成。
1960年，由于棉花连续减产，纺织原料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当时浮夸风盛行，有些报纸对大搞野杂纤维作了不讲科学的夸大宣传，使纺织部受到很大的压力。一天，钱之光到人大委员长朱德家中汇报工作。朱德笑着问：“听说鸡毛蒜皮都可以用作纺织原料，有这种事吗？”钱答：“不科学，不可信。”他坚持科学态度，认为开辟新的原料资源可以“一切经过试验”，但绝不能一哄而上。他说：“解决纺织原料的可靠途径，还在于积极发展化学纤维。”[3] 同年5月，纺织工业部向党中央作了“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其中就着重提出要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的方针。7月，又向中
央建议采用棉短绒和木材等浆粕原料，继续建设一批粘胶纤维厂，所需设备由国内自行制造。9月，党中央批准了纺织部5月份的请示报告，指出：“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采取必要措施，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纺织部7月份关于建设一批粕胶纤维厂的建议的指示是：“我看是及早动手，迟办不如早办。”[1]
纺织工业部根据这些指示精神，立即组织资源调查和技术研究，进行成套黏胶短纤维的长丝设备的设计和制造。第一批国产黏胶短纤维设备于1961年初全部研究试制成功，钱之光带着陈锦华向李先念汇报，并将关键设备计量泵的精密齿轮和喷丝头送给李先念看。钱说：“为了达到制造精度，需要外汇进口精密机床。”李先念很快就给纺织工业部批了所需的外汇，用来进口精密机床。对于搞人造丝，陈云也很感兴趣。一次在北戴河海边，陈云对钱之光说：“搞人造丝制造线头需要白金，但数目并不大，我关照先念可以进口。”以后，钱之光也是找李先念批准，从中国银行取来了白金。[2] 第一批国产黏胶纤维设备研制成功后，即在上海安达化学纤维厂[3] 安装试产。从1961年开始，在南京、新乡、杭州、吉林等地兴建了一批黏胶纤维厂。为了建好这批新厂，钱之光于1962年秋带领部里五人到南京化纤厂调研，主要目的是摸索建设化纤新厂的经验，特别是对自制的第一套黏胶短纤维设备进行考察，以便对存在的何题，及时组织力量加以解决；同时总结“南化”的经验，指导其他化纤厂的建设。“南化”在1964年4月23日正式投产。在其投产前后，钱之光再次带着李竹平、陈锦华、李洪福等前去蹲点。4月21日晚，当原液车间主任开始投料（浆粕纸版）时，钱之光站在一边的楼梯上观看。第一批投料50公斤，他看着手表。待到24分钟按时投完料，他高兴地对这位原液车间主任说：“你们按照工艺要求，干得不错。”蹲点期间，他有一个月住在办公室里，在食堂吃饭，与技术人员开了不少座谈会。蹲点结束后，钱之光给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写了报告。薄一波批示：“这次蹲点很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典型，通报。”接着，国家建委在“南化”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议。
这批黏胶纤维厂的建设成功，奠定了我国黏胶纤维工业的基础。
在钱之光和部党组的规划下，我国的合成纤维工业，从60年代初也由准备阶段进入实际建设的新时期。60年代，世界上涤纶、腈纶和锦纶三大类合成纤维正在迅速发展，都是采取石油原料路线。当时我国石油工业正在起步，基础还很薄弱。钱之光和部党组根据国内现状，先在兰化利用砂子炉生产的丙烯建了一个腈纶厂。接着，又根据国内煤炭资源丰富，用焦炭电石的原料路线发展维尼纶工业，开始从日本改进了一套工艺设备。以后就自己设计、制造，在“文革”的困难条件下建设了9个维纶厂，缓解了缺棉花的福建等省纺织原料问题。
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两国贸易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原来主销苏联、东欧国家的纺织品大幅度减少，加上国家为了偿还苏联债务，急需增加外汇收入。根据中央的指示，钱之光亲自筹划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把纺织品的出口由苏联、东欧市场为主，转向西方市场，并在生产技术、品种质量以及市场销售等方面实施了多方面的转变。这就为以后纺织工业的改革开放，大步走向世界奠定了重要基础。从1961年到1963年，我国纺织品出口换汇15.6亿美元，每年换汇占国家外汇收入30%—36％，在我国外贸出口商品中占第一位。纺织品的对外贸易扩大到110个国家和地区。到1964年，我国棉纱、棉布产量已恢复到建国后的最高水平。
纺织机械制造工业在1958年6月我国实行工业管理体制下放时，纺织部直属的10个纺机厂也下放给当地省市管理，一些纺机厂在生产上出现了混乱现象。钱之光感到这将使纺织工业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建设受到重大影响。为此，纺织部向中央写了报告。在当年下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关照周恩来，说纺织机械不要打乱，让他们自己搞下去。刘少奇在会上也明确指出：纺织机械不放了。到196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又将原下放的10个纺机厂，仍由纺织工业部直接管理。在钱之光的关心下，从1964年开始，很快又研制成功第二代65型成套棉纺织设备，同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在性能上并不逊色。此外，先后研制成功的还有65型印染设备、68型毛纺成套设备中的大部分设备、第一批成套的公制苎麻纺织设备，以及棉毛机和花袜机、成套黏胶纤维设备等。
在“文革”初期，纺织工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干扰破坏。但纺织品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1967年毛泽东发出了“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号召，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许多纺织厂的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到1970年棉纱产量突破1000万件，达到1131万件；棉布产量达到91.5亿米。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首次宣布中国棉纱产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这是自1959年以来，国家对外正式公布的第一项工业产量数字。
[1] 钱之光：《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革命回忆录》（11），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234页；《引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3页。
[2] 钱之光：《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革命回忆录》（11），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
[1] 访问祝华记录，1991年1月19日。
[2] 《纺织工业大事年表》，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1984年12月版。
[3] 访问祝华记录，1991年1月19日。
[1]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57页。
[2] 《纺织工业大事年表》，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1984年版。
[1] 访问王乐山、陈安盘记录，1992年5月。
[2] 《纺织工业大事年表》，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1948年版。《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1] 《纺织工业大事年表》，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1984年版。
[2] 访问李洪福（曾任钱之光秘书）记录，1991年8月8日。
[1]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1] 访问李正光记录，1992年2月14日。
[2] 访问李正光记录，1992年2月14日。
[3] 访问李正光记录，1992年2月14日。
[1]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2]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3] 访问李洪福记录，1991年8月8日。
[1] 访问陈锦华记录，1992年2月20日。
[2] 黄克复：《陪同钱部长赴苏联考察纺织工业》，《经纬流芳》，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1页。
[3] 访问陈锦华记录，1992年2月20日。
[1] 《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3页。
[2] 访问陈锦华记录，1992年2月20日。
[3] 现在上海第十二化纤厂。
钱之光··中国化纤工业的开拓者
1970年，纺织工业部和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钱之光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宣布：“要抓轻工业，轻工业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这就解决了把投资重点转向化纤建设的问题，为大规模发展化纤工业提供了保证。
为了调查研究合成纤维的生产技术状况，1970年秋钱之光带着有关司局的人员到兰州腈纶厂，对引进的英国腈纶短纤维设备做了实地考察。当时在“左”的思想横行下，正在批判“贪大求洋”，但钱之光认识到：由于石油化工和合成纤维的生产工艺比较复杂，工厂规模过小，在技术上、经济上都不易过关。因此设想要办以石油为起始原料的大型合成纤维企业。正好70年代初，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5000万吨，为进一步加速发展我国合成纤维工业创造了前提条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22日，由钱之光组织研究起草的申请报告，送国务院业务组，用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三人的名义，报送周总理，建议为利用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拟与轻工、燃化、商业、外贸等部门共同研究，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和设备。10天后，即1972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写了以下意见：“拟同意，即呈主席批示。”毛泽东主席圈阅后，这个报告于2月6日退交李先念。[1] 这样，钱之光关于建设以石油为起始原料的合成纤维工业的设想获得实现。这个报告，对发展我国合成纤维工业，对改变我国纺织工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所以能够较快地得到批准，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过问。
1971年“九一三”前，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在上海停留期间，有一天派身边工作人员上街。这位工作人员在一家服装店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 裤子。回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买一条‘的确良’裤子，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处理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特地向周恩来讲了这件事，并问能否多生产些。总理说我们还不能生产，毛主席说可以从国外买。由此引出了上面说到的成套设备进口报告。
1972年3月8日，钱之光派出由李正光带队的考察小组，到日本考察了三菱油化、三井油化、住友化学工业、旭化成工业等10个公司。通过考察，为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做了很好的准备。5月下旬，部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办公室，由李正光、王瑞庭、牛迪义、陈锦华负责，成员有马彦、季国标、林仲等。这个“进口办”还与对外贸易部联合，组织了“对外谈判小组”，周恩来点名从干校调回柴树藩主持对外谈判工作。
引进成套石油化工化纤设备，开始时只准备进口一套，由于四川、辽宁、天津、上海都提出要求，这样就发展成了搞四大化纤企业。由于项目增多了，钱之光又去找李先念审批，李先念非常支持。1973年国家计委即正式批准从国外引进石油（天然气）化工、化学纤维联合装置方案，共建设四个大型联合企业，总的生产规模为年产涤纶、腈纶、锦纶共35万吨，塑料13万吨，各厂自纺合成纤维共23万吨。基本建设总投资为73亿元。最先筹建的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钱之光从对引进设备的谈判到基建材料的落实和计划、财务、工程进度，都十分关心，每天走进办公室就找“进口办”的工作人员询问。对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只要是部里能够解决的，都及时安排有关司局解决。该厂总指挥部负责人之一龚兆源，在一期工程期间，曾六次到北京汇报工作，钱之光都亲自交谈，听取汇报，有时还去看望他，使龚兆源感动不已。[1]1975年6月27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到该厂工地视察，对工程建设情况表示赞许，提议国务院在金山现场召开全国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现场会，并以此推动基建战线的整顿工作。会议于8月8日举行，由副总理谷牧主持，总结了这项工程的建设经验。[2]
为了确保该厂一期工程质量，钱之光在国务院开会后，根据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的决定，派出由陈锦华、牛迪义与国家建委联合组成的检查组赴上海，检查该厂工程质量。检查组出发前，钱之光对他们说：“关于工程质量问题，主席、总理有很多指示，最近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也讲了。质量检查 我看要有重点，部里的重点就是四个进口项目。四个进口项目中，也有重点，就是上海，因为它在试车前夕，如果质量搞不好，就要出事。上海‘9·28’点火试车，原来是作为动员口号提出来的。‘9·28’能否投料，决定于各种条件是否具备，推迟也可以，这样大的项目，即使推迟点火，也是快的。”[1]这次检查，对确保该厂一期工程质量，起到很大促进作用。该厂乙烯装置裂解炉，提前三天点火，取得重大胜利。1977年，一期工程打通了所有生产线的全部流程，生产出了维纶、腈纶、涤纶和塑料产品，经国家验收后正式交付生产。
四川维纶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公司、天津石油化纤总厂，也都于1980年前后相继建成，生产出合格产品。
1978年1月1日，根据中央决定，又将原轻工业部分为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两部分开后，钱之光仍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这时中央提出要扩大化纤建设。年初，在钱之光主持下，继“四大化纤”之后，适时提出了建设100万吨化纤目标的建设，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于是，着手筹备新的化纤基地的建设，并派出考察团赴美、英、德、日等国考察。由副部长王瑞庭任团长，顾秀莲为顾问。经过考察，最后确定建设仪征石油化工新基地，并开展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第二期工程，列入“六五”国家计划重点项目。“仪化”是我国引进的以生产涤纶为主的第五个大型化纤项目，年生产能力为涤纶纤维50万吨，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纺织部派副部长王瑞庭为总指挥，凌则之、季国标及江苏的张耀华为副总指挥，于1978年底与法国、日本正式签订合同。“仪化”是采用精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为原料直接聚合工艺，引进德国的技术设备，直接纺制涤纶短纤维和生产一部分切片，年生产能力为聚酯53万吨，可纺制各类纤维48万吨。“仪化”的抽丝生产装置，共有16条生产线。经王瑞庭向钱之光汇报，提出希望引进两条喷丝线，得到钱之光同意，因此，从日本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引进了两条先进的生产线、软件和主机，其余14条生产线由国内组织生产。上海石化总厂二期工程的生产规模，相当于一期工程的两倍，年产聚酯20万吨，可生产涤纶纤维18万吨。但在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时，这两项工程曾一度缓建。为了不使工程停下来，王瑞庭从工地回到北京，向纺织部党组汇报，提出用贷款的办法分期建厂，得到了钱之光的支持。1981年3月2日，纺织工业部经 过细致测算，证实“仪化”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于是正式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仪征项目贷款先建一个分厂的报告。此举当时震动很大，因为长期以来，工程项目都靠国家拨款，现在贷款建设，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件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以他实业家的远见卓识首先表示赞同。 当时“中信公司”刚在筹建，荣毅仁正想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四化”建设做些贡献，他又曾经担任过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对纺织工业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十分支持“仪化”建设。他说“仪化”一期工程的国内资金和外汇贷款部分由“中信公司”完全负责解决。不久，恰巧他到日本访问，“中信公司”在东京出售了100亿日元债券，用于“仪化”的建设。几年以后，日本Nhk 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团到北京，荣毅仁在摄像机前对记者说；“我的得意之作是仪征化纤工程。”
在国家计委组织下，江苏和浙江两省也向“仪化”建设工程提供了资金。 1981年8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仪化”先建一个分厂。12月19日，纺织工业部和“中信公司”联合投资建设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仪化”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很快获得明显效益，接着建成了涤纶二、三分厂，企业越滚越大，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化纤企业之一。
我国的化纤工业是建国后伴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实现了钱之光从无到有，从黏胶到合成，从合成纤维的抽丝，再到石油化工的原料与抽丝一体化的三步设想。
我国的纺织机械制造工业，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很大的干扰破坏，但由于钱之光始终将它列为重点来抓，不断充实，提高，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有了重大发展。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学创结合，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成功地解决了合成纤维抽丝成套设备的制造问题，先后为9个维尼纶厂和5个化纤基地的建设，提供了抽丝成套设备，基本上使这些设备立足于国内。与此同时，对65型棉纺织成套设备，又进行了100多项改进，成为第三代新型棉纺织成套设备。印染、毛纺织、丝绸、麻纺织等方面。均研制了许多新型设备。不仅为13个纺织行业提供1200多个品种的成套设备，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纺织设备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独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部门。
1981年，钱之光以81岁高龄，被任命为国务院顾问，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在他离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时，我国纺织工业的面貌与建国初期比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产业部门。1981年，化纤生产能力达65万吨，产量为52.73万吨；棉纺锭达1893万锭，棉织机达57万台，棉印染布加工能力达81.8亿米，棉纱产量1763万件，棉布产量142.7亿米；毛纺锭达74.44万枚，毛织机达10024台，呢绒产量113308万米；麻织机达6861台；桑蚕缫丝机达103万绪，丝织机达6.59万台，生丝产量3.74万吨，丝织品8.35亿米。1981年在全国人口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近10亿人口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布类消费量达31市尺，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1983年，国家正式取消纺织品的票证，标志着为限制消费而设置的凭票供应制度正式结束。在国内纺织品市场日益丰富的同时，我国纺织品已外销到146个国家和地区，仅1978年到1981年4年内，累计出口纺织品收汇达118亿美元（1950年纺织品出口收汇为0.26亿美元）。从1950年到1981年，32年累计纺织品出口收汇为271.72亿美元。我国已开始进入世界主要纺织品出口国家的行列。从1949年到1981年的32年间，国家对纺织工业的总投资额为254亿元，同期全国纺织工业（按系统内计算）实现税利总额为1727.6亿元。
1994年2月5日，钱之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2月18日，朱镕基、胡锦涛、荣毅仁、李岚清、宋平、陈慕华、洪学智、钱正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八宝山，与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了告别仪式。第二天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又专程到钱老家中吊唁，并问候钱老夫人刘昂。
[1] 访问陈锦华记录，1992年2月20日。访问顾秀莲记录，1991年8月16日。中办秘书处中央传阅文件第285号，《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高设备的报告》。
[1] 访问龚兆源记录，1992年4月11日。
[2] 《纺织工业大事年表》，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1984年版。
[1] 访问陈锦华记录，199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