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鼐·辛亥一卒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南栅乡桐园坊（属今三蒋村），[1] 世代书香。祖父蒋理祥，字汝宸，号吉云。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进士[2]。同治三年（1864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字兰史[3]，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举人，官景山官学教习，候铨吏部。戊戌政变与公车诸公上书数万言，力陈改革。终因朝廷腐败，怀才不遇，年48岁，卒于北京。母亲郑夫人，东莞虎门白沙乡郑筱湘长女，生长世家，知书识礼。1903年，蒋的双亲在十天内相继去世。母亲临终时，见世局日非，文字不足以救国，曾叮嘱他“弃文从武”，以“异日为民族干城”[4]。
他跟在家乡教私塾的大哥读书。当时练新军、办新学的浪潮初起，东莞县城开办了师范学堂，学生免收学、杂、膳费。他于1904年前往报考，并以一份获得“贴堂”荣誉的试卷被录取。
1906年，位于广州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蒋光鼐就和同窗好友张廷辅、袁煦圻等人一起到广州应试，并如愿被录取，成为广东陆军小学第二期新生。当时同盟会广州秘密机关的负责人是邹鲁、姚雨平等，很注重在陆军中发展盟员的工作，经陈铭枢介绍，蒋光鼐申请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光鼐在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蒋光鼐在陆中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活动，外出联络驻宁新军，准备武装起义。
1911年秋，散居在各地的同盟会会员，接到密令，计划于10月上旬在几省同时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推翻清廷政权。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学校后，蒋光鼐和南京陆中的四五十名同盟会会员，都喜形于色，跃跃欲试，接连开会，决定夺取礼堂后面的武器库来武装自己，以响应武昌起义，壮大革命声势。 不料校方慑于武昌首义对同学们的影响，连夜把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运走。发现后，大家立刻在学校围墙内的菜园里聚会，讨论应变方法。一致认为，在 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在南京响应显得力量不足，起义条件不具备。 于是决定奔赴武昌，参加战斗[1]。
蒋光鼐等第一批出发的同学，由陈铭枢带队，在南京下关码头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启程。同行者有李章达、殷公武、范其务、张廷辅、袁煦圻、陈果夫等。抵达汉口后，他们立即过江到武昌，向湖北省都督府报到。
这时，武汉形势颇为紧张，清军的援兵已经抵达汉口，直逼汉阳，和革命军隔水相峙。10月28日，黄兴赶到武昌，受任起义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作战。黄兴对南京陆中的100多名学生颇为赏识，把他们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指挥。
11月16日，武汉三镇大雨滂沱，起义军发动了一次收复汉口的总进攻，原定部队分三路同时渡江。蒋光鼐当时任起义军总司令部督战队员，和总司令部人员一起，跟随第三路，从汉阳琴断口搭浮桥向汉口循礼门车站方向攻击前进。不料，由于第一路、第二路都没有执行渡江命令，清军于是全力攻击登岸的第三路；这时第三路里参加起义的湘军甘兴典部，完全没有革命斗志，临阵脱逃，不战而退，致使全线崩溃。蒋光鼐跟随部队退到浮桥边时，浮桥已被挤断，一些士兵坠落在深秋寒冷的江水里。他幸运地搭上了最后一条接运小船回到汉阳。
起义军收复汉口的战斗失败后，学生军中有人公开退缩了，要求回南京去。蒋光鼐说：“刚刚来到这里我们都是斗志昂扬，充满革命的朝气，现在遇到挫折，难道就要退缩了吗？做事要善始善终，为人应只求尽责。”他坚决留了下来，驻守在汉阳琴断口，和冯国璋第二军的队伍隔江相对。后来他们从汉阳移驻武昌青山。不久，黄兴离开了武昌，学生军就无人过问了。
辛亥革命之后，蒋光鼐回乡与虎门大宁乡谭妙南结婚。
1912年9月下旬，蒋光鼐接到了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入校通知书，进入保定军校第一期骑兵科学习。
1913年6月下旬，李烈钧准备在江西发难讨伐袁世凯的消息，秘密传到保定军校，蒋光鼐和张廷辅、季方、陆铸东、殷公武等30多名学生军毅然离校，直奔南昌，受到李烈钧的热烈欢迎。当时，李烈钧已被江西省议会选举为都督。
蒋光鼐等到南昌不久，就跟随李烈钧到了湖口。李在湖口成立了讨袁司 令部，任讨袁军总司令。蒋光鼐被任命为讨袁军方声涛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7月12日，讨袁军在八里坡与袁军遭遇，苦战十余日，方声涛部寡不敌众，湖口失守。讨袁军前无退路，后有迫兵，被打散溃退。蒋光鼐和张廷辅一起经铅山、黄土坡越分水关到达崇安县城。再经建阳、建瓯、南平、水口，进入福州城。在福建的密林中，他们曾遇上一帮土匪，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
在福州，为了逃脱袁军的搜捕，蒋光鼐和张廷辅打扮成商人，乘船到上海。在上海他见到陈铭枢，得知黄兴、李烈钧已先后到达日本，故决心也去日本。1913年底，他们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轮充当货轮上添煤的锅炉工，这样就巧妙地瞒过了海关的检查，也解决了筹措路费的困难，平安到达了日本。
在日本，黄兴、李烈钧在东京郊外的大森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由李烈钧出资，请殷汝骊主持校务，以“浩然庐”为代称。宗旨是收容流亡海外的革命青年，准备重整旗鼓，待机回国再和北洋军阀抗争。蒋、张二人从长崎到了东京，进入了这所日后被称为“大森浩然庐”的军事学校。当时在这所军事学校的，还有陈铭枢、李明扬、殷公武、胡景翼、吕超等近百名青年。1915年春节前，搜捕革命党人的风声已较缓和，蒋光鼐回到了故乡。 当时家里已是家徒四壁，妻子和2岁多的儿子，全靠岳父家接济勉强度日。 蒋光鼐只在家停留了二十来天，就又匆匆踏上了征途。
[1] 蒋光鼐：《给蒋庆渝信三封》，《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2] 首都博物馆清咸丰三年“进士题名碑”。
[3] 《东莞县志》。
[4] 胡汉民：《郑夫人碑》，东莞市虎门镇南栅乡三蒋村三台山公园内蒋兰史墓。
[1] 陈铭枢：《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75辑，第7—10页。
蒋光鼐·投身军旅
他先到东莞县城找到了张廷辅，又邀集李章达，三人同去香港。但当时革命经费困难，孙中山正派朱执信、胡汉民、邓铿等人到南洋各地筹款。所以到香港后，虽然蒋光鼐他们和邹鲁取得了联系，也只能自谋生路。那时香港的九龙塘还是一片荒山。他们在山边的花圩，向一个客家籍农妇租了半间木屋，靠种植并贩卖时花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拮据。平时他们都穿破旧的唐装衫裤，只有一件长衫，作为他们三个人外出办事时的公用服装。
蒋光鼐不满足于卖花的生活，就给当年一起投考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袁煦圻写了一封信，说明他们三人想办一份宣传革命、声讨袁世凯的报纸，以唤起海内外同胞对革命党人的支持，请他筹款相助。袁接信后，立即从家里筹措了一笔钱，亲自送到九龙他们的住处。
不久，蒋、张、李、袁四人开设了“平民印务馆”。他们自己写文章、自己编印、自己发行、出版了一份《平民日报》，宣传讨伐袁世凯和驱逐袁在广东的爪牙龙济光。他们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报纸深受平民欢迎。《平民日报》在港九发行了将近一年，直到香港的反袁机构正式成立，为了统一宣传，集中力量，他们把这张报纸移交给反袁机构。
1916年春天，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讨袁北伐。李烈钧统率护国滇军第二方面军挥师广东驱逐龙济光，蒋光鼐协助邹鲁策反驻扎在广东潮梅地区的莫擎宇团长，他多次往返于两地，终于说服了莫擎宇，成功地使这个团在潮州誓师响应。尔后，蒋光鼐等四人绕道越南进入广西，投入到广西护国军的行列，蒋光鼐被任命为方声涛第二梯团少校参谋。在护国军向广东的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大家兴高采烈，挥师直抵广州。但是，龙济光虽然被赶走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军阀手里，护国军备受排挤。蒋光鼐在六榕寺借了间院舍（大梅堂），和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等人住在里面拜师学佛。
当时主持六榕寺的是铁禅和尚。他曾在1912年发起组织广东佛教总会，支持革命，因而对他们十分友善。第二年，陈铭枢也住进了六榕寺。在六榕寺期间，他们都起了充满佛门气息的法号。李章达法号“南溟”，陈铭枢法号“真如”，蒋光鼐法号“憬然”。因为蒋的乳名为“ ”，“憬”与“ ”二字古音相同，也以此寄寓自己对现实与人生憬然有悟。后来他就一直以“憬然”为字。
这时，革命党人正在酝酿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广州的革命党领导人邹鲁、朱执信和蒋光鼐等人之间已有十年的交往，时常来到寺里，谈论时事，或差遣他们进行一些联络工作。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0日，成立大元帅府卫戍司令部，委任方声涛为司令。蒋光鼐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不久提升为参谋。随后，孙中山以20营警卫军为基础，组建援闽粤军，由陈炯明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蒋光鼐在邓铿幕下任少校参谋。
1919年6月，廖仲恺和朱执信从上海来到漳州，催促回师广东，开辟广东革命根据地。朱执信要求蒋光鼐和他同去香港配合援闽粤军回粤的军事准备工作。蒋和朱先生一起到香港，把讨桂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的东京酒店。 为了工作方便，蒋到广州找到担任两广盐运使的邹鲁，谋了一个巡盐缉私舰 “操江号”舰长的职务。利用这一合法身份，蒋穿梭于香港、广州和珠江一带，和各地民军联络。
1920年夏，驻闽粤军已回师汕头，原肇军首领李耀汉向朱执信报告说，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已同意宣布独立。朱执信派蒋光鼐去阳江与统率四营肇军的陈铭枢联络，令其立即开赴虎门。正当此时，传来虎门要塞驻军与邓钧的民军发生冲突。朱执信决定乘虎门要塞的差遣舰“追云号”前往调解。蒋光鼐劝阻说，那边情况十分复杂，还是写信派别人去比较稳妥。他说：“虎门是我的乡下，人事和情况都较熟悉，由我带你亲笔信去调解最合适。”朱说：“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事，你不用担心，赶快去阳江和陈铭枢联系。”不幸的是，未等蒋光鼐从阳江返回，就传来了朱执信遇难的消息。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由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组建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蒋光鼐调任警卫团少校副官，随孙中山誓师北伐，经梧州抵达桂林。
1922年6月，蒋光鼐被任命为警卫第二团中校团副兼营长，与团长李章达一起，负责组建部队。组建工作尚未完成，即发生了6月16日陈炯明炮打总统府的事件。蒋光鼐率领警卫第二团士兵参加了保卫大总统府的战斗。6月18日，孙中山根据李章达的建议，派蒋光鼐去广州香港招抚被打散的官兵。
陈炯明叛变后，粤军第一师发生了许多变化。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离广州去南京学佛，由第三营营长缪培南接任团长。蒋光鼐则被任命为第一师第二旅第三营营长。蒋去肇庆走马上任后，很快就以沉着机智的用兵，赢得了部属的尊敬和爱戴。
蒋光鼐·东征北伐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一师补充团团长。孙中山自经陈炯明叛变，目睹滇桂军阀的跋扈，深知军阀不可靠，乃于1924年重建粤军第一师，原粤军部队改称为“建国粤军”。陈铭枢担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属下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是张发奎，蒋光鼐组建第二团并任团长。第二团以蔡廷锴为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为黄固、第三营营长为黄质胜。
1925年初，为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发起了第一次东征。东征中，蒋光鼐率本团随担任右翼的粤军，沿广九铁路，转向平岗、淡水攻击前进。部队占领河田，旅长陈铭枢接蒋介石急电说，在棉湖与敌激战，要第一旅急速开到河婆截击敌人。蒋光鼐团星夜出发，急行军约60里，于天亮时抵河婆。蒋团和先后赶到的张发奎团、欧阳驹旅急忙渡河，截击敌军。敌军沿大山向罗甘坝逃跑。蒋即令三营与一团三营一道追击敌军，迫敌向安流方向败逃。
翌日晨3时，部队向安流前进。一旅为先头部队，急行军70里，于上午9时抵安流。时敌军正在河对岸集合，向水口方向逃窜。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也到达，决定：一旅和两教导团、学生军向板子岗、五华前进，进攻兴宁。此时已是上午11时，蒋光鼐团为前卫。任务明确后，蒋对全团官兵作了简短动员，说：“我们是前卫团，大家要振作精神，快步前进，生擒林虎!”部队在蒋的激励下，士气高昂。经90余里强行军，于当夜抵达五华。驻五华林虎部1000余人望风而逃。蒋团遂占五华。各部到齐后，一旅和钱大钧教导团奉命向兴宁进发，下午2时到达。蒋光鼐团布置在兴宁城外南济桥竹子贲山，隔河与义向围一带之敌李易标部对峙。
第二天天刚亮，东征军向兴宁城外围发动全面攻击。蒋光鼐指挥全团徒步涉过昨晚已测量过的南济河，向敌人发起冲锋，经数次反复，终于冲破了沿义向围之敌阵地。与此同时，张发奎团也已攻下俯瞰兴宁城的神光山。敌人大败而逃，蒋光鼐指挥部队乘势追至城下。至此，兴宁外围之敌已被肃清。 加仑将军在蒋介石陪同下到蒋团竹子贲山阵地视察后说：“按照计划，我军本来准备下午1时开始进攻的，今天上午11时外围之敌已被你们肃清，你们同苏联十月革命战争时的红军一样英勇。”下午1时，林虎率残部弃城而逃，兴宁为东征军所占领。
6月间，参加第一次东征的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两部3万人发动叛变，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蒋光鼐又奉命率部与其他东征军回师平叛，经数度激战，也率部攻占瘦狗岭后，继续攻击前进，最后在广州市区将叛军全部消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后驻兵肇庆。
7月1日，大元帅府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军队遂扩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原建国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9月间，第四军第十师在江门成立，师长陈铭枢，蒋光鼐升任副师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这时，逃窜闽边的陈炯明残部，因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乘虚重占东江，拟向广州进犯，已达石龙、增城一带。盘踞南路的邓本殷亦乘机蠢动，并纠合中部的申保藩、苏廷友及其他反革命势力进犯阳江。国民政府乃于10 月初派国民革命军分两路同时进行东征和南讨。蒋光鼐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作为南征军的先锋，与第十二师一道向四邑三埠前进。
当第二十八团由中山调到台山白沙墟时，蒋光鼐忽闻十二师师长梁鸿楷出走，所部叛变。为防叛军行动，当晚即率二十八团全部从白沙乘火车撤到公益埠，随即命令部队星夜背进，在进攻江门的咽喉之地，鹤山、开平之交的单水口布防，半依村落取防御攻势。他还利用老部下关系，命令驻在新昌的第十二师郭思演炮兵营即日开回公益埠待命。
不久，敌即向蒋部进犯，激战三昼夜，敌始终不能得逞，气势已经衰竭。 时二十九团已到。第四天一早，蒋光鼐即率部全线出击，经几次反复，终于将苏廷友部击溃，残敌向白沙、金鸡方向逃窜。第二十八团蔡廷锴营追敌至开平城附近。是役，蒋光鼐以少胜多，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缴获敌枪支千余，毙、伤、俘敌数百人的战果。
单水口战役后，第十师复向恩平线敌攻击前进。蒋光鼐率二十八团为前卫，抵达金鸡、白水，残敌反扑，但一触即溃，向阳江逃窜。十师乘胜日夜穷追，不两日克复阳江。接着又向电白、水车、广州湾方向攻击前进。 二十八团仍为先遣支队，敌稍抵抗即窜，不久便占领了遂溪、安铺。稍事休整后，继续向廉北追击，到达白沙，遇残敌凭河抵抗。蒋以一部迂回攻击，敌见大势已去，纷纷投诚，余部溃散钦防。不久蒋光鼐奉命率部到北海钦州驻防训练。
部队在北海休整期间，蒋光鼐结识了刘慕雨，后来与之成婚（夫人谭妙南因得肺结核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光鼐率部随第四军直指武汉。一路上，北伐军在湖南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占领了长沙。8月19日，开始了进攻岳州的战斗。蒋部与第四军十二师、叶挺独立团担任右翼，向守平江的北军第二十五师陆沄旅发起攻击。在农民向导队的引导下，部队由横槎渡过狮子岩到达平江北门。北军疑是飞将军白天而降，吓得魂飞魄散。 旅长陆沄狼狈逃窜，因无法脱身而自杀。经三天激战，北伐军攻占岳州。从22日至26日，第四军以风卷残云之势，继续占领了通城、崇阳、羊楼司、蒲圻等地。随后，在汀泗桥、贺胜桥两地，第四军又打了两场血仗，击败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武昌战役后，1928年1月，蒋光鼐在国民革命军事杂志第三期发表题为《武昌围城之役经过概要》的军事论文，总结了这一战役的成功经验[1]。
攻陷武昌后，紧接着，江西南浔方面告急，蒋光鼐奉命率部移师江西，和张发奎部协同，各抽调一部，组成混成师，由张发奎、蒋光鼐指挥向南浔路增援，与孙传芳主力激战于马回岭、德安一线，在友军大力配合下，孙军全面崩溃。同年冬，第四军扩编，第十师扩为第十一军，辖第十、第二十四两师。陈铭枢升任军长，蒋光鼐升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陈铭枢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我虽是军人出身，但身在军中又讨厌军队，常把军务托诸蒋憬然去处理，而自己则任意从事其他所爱好的活动。”[2] 陈铭枢在行军时，公文箱中很少军事书，装的大都是佛学书籍，他学佛习禅宗，把大乘教奉为圭臬，曾使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感到惊讶[3]。
[1] 《军事杂志》1928年第三期。资料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3] 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58页。
蒋光鼐·出奇制胜
1926年底，宁汉间出现裂痕，陈铭枢认为不便反对武汉方面，为唐生智所迫，于1927年3月辞职出走，蒋光鼐对革命尚未成功而革命队伍自行分裂的状况，感到痛苦和失望。他召集团长以上军官秘密谈话，讨论十一军前途。 他提出两个对策，请大家表态：一、为保存革命力量，一切服从武汉政府，归张发奎指挥；二、如若不然，就不顾一切离开武汉，投奔蒋介石。多数军官认为第二方案虽然好，但必然会立即引起和张发奎部的互相残杀，牺牲太大，实无必要。在此情况下，两天后蒋光鼐未经宣布就秘密离开了十一军，避居庐山，后又转赴上海。跟着，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也离部到了庐山。此时第十一军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武汉国民政府遂任命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并调蔡廷锴任第十师师长，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许志锐任二十六师师长。7月，该部奉命东征讨蒋。蔡廷锴率第十师开抵南昌，跟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
在起义部队南下时，蔡又率部脱离起义部队。蔡率十师经贵溪、弋阳到达闽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在河口停留了一段时间。8月下旬，蒋光鼐自沪携款10万元抵河口劳军。遂即恢复十一军军部，蒋仍任副军长。第十师分编为第十、第二十四两个师。不久，蒋率该军进入福建。10月中旬，应福 州民众之情，经多日调查核实，遂将作恶多端的驻福州之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缴械，所获枪械，以充二十四师实力。
这时，陈铭枢在日本，蒋光鼐等即电告陈铭枢，请他回闽复任十一军军长职。陈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联系甚密，李电邀十一军回粤整补。蒋光鼐率部由福州经泉州至漳州集中。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企图推翻李济深、黄绍蛇，夺取两广地盘。李即电调十一军入粤。十一军受命与潮汕的陈济棠部在东江会合，共同向第四军攻击。1927年底至次年1月，十一军等部在东江上游的岐岭、蓝关、潭下、黎咀等处与缪培南率领的第四军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第四军师长许志锐阵亡，无力再回广州，乃退入江西。这时陈铭枢接任了李济深的广东省主席之职，蒋光鼐升任第十一军军长，兼广东南区善后委员。率部驻南路钦、廉、雷、琼绥靖地方。
蒋介石通过1929年1月的编遣会议决定，驻广东境内陆军三个军一律缩编为师。第十一军遂为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和第二独立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任独立旅旅长。以后，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广州一度危急，由于蒋光鼐师和戴戟旅的驰援，粤军反败为胜。是年夏，蒋光鼐任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讨伐东江徐景唐部，克复潮汕。8月，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全国陆军，粤军再次改编，蒋光鼐的第三师使用中央军番号，改编为陆军第六十一师，蒋仍任师长，蔡旅改编为第六十师，蔡任师长。
1929年12月初，由鄂西驱兵南下进入广西的张发奎，联桂反蒋（介石），为“绝蒋氏退却之路”，打响了第二次粤桂战争。张桂各军以攻取广州为目的，拟将敌全力压迫于广州以西地区歼灭之。
粤军以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和张之英独立团为右翼，在花县、两龙墟一带阻击张军。蒋光鼐任右翼军指挥，设指挥部于两龙墟。蒋介石临时抽调来的嫡系朱绍良部的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三个师也加入右翼。朱部抵粤后，星夜开到从化、花县一带防守。12月8日，张军抵花县，与朱部接触，所部分头向朱部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战。广州市内已可闻炮声极密，朱部抵敌不住，10日退至龙眼洞、白云山一带，损失军械辎重无数。在这紧急关头，蒋光鼐率部及时赶到人和墟增援，遏制住敌军攻势。紧接着在两龙墟附近高地与敌展开激战，经11、12两日苦战，挫败了敌军多次冲锋，致第三路军长黄镇球脚部重伤，另伤张部团长三人，使张部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士兵伤亡2/3。张军不支溃退，蒋率部乘胜追击，遂将张桂联军赶出粤境，并一直追到广西梧州。1930年1月，蒋光鼐因此获三等宝鼎勋章。
2月，张发奎率第四军再犯粤边，已达高州、钦廉地区。这时驻梧州的蒋光鼐为解粤边之急，采取“围魏救赵”之法，率部由梧州直逼驻广西北流的黄绍站第十五军。3月进占藤县，旋占领距北流30里的三和墟，继向黄绍站部展开攻击。黄绍站遭到攻击，电张发奎救援。张发奎接电后，急忙退出高州，率第四军仅有的两师以急行军经陆川奔北流增援。未及休息，星夜便投入战斗，与蒋部展开激战。蒋光鼐早以兵力控制住了周围的几个高地和北山，以逸待劳。张、黄两军分左右两翼同时向蒋光鼐部发起攻击。右翼张发奎以第十二师为攻击队，向北山猛烈攻击。数次攻击均被蒋部以猛烈火力击退，伤亡惨重。张见屡攻不下，遂调预备队第四师十一团增援，攻至半山时，又被蒋部杀伤过半，败下阵去。第四师师长李汉魂再调十二团增援，曾一度攻入蒋部阵地。蒋光鼐旋即增兵反扑，与张军展开白刃战，将张军击退，致张军前线连排长伤亡殆尽。此时，左翼黄绍蛇部遭粤军的有力打击后，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第二天一早，蒋光鼐遂抽调左翼兵力，并力向张军反攻，数度争夺，突破张军阵地，致张黄军全线动摇。3月16日上午，张黄两军分路向西溃逃，北流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历时两昼夜，第四军伤亡过半。
6月间，桂军挥师入湖南，占领长沙后，继续举师北上，大有直捣武汉之势，南京震动。这时陈济棠、陈铭枢都采取拥蒋立场。因武汉告急，蒋介石急调蒋、蔡两师出韶关入湘，以蹑张、桂之后。张桂军见粤军威胁后方安全，将使自己处于后援无济的境地，便变更计划，回师应战。粤军即任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增拨陈济棠部李扬敬师归其指挥。这时蒋率部与蔡师驻军耒阳，白崇禧部前锋已达茶陵，预计两日内双方即将遭遇。而李扬敬师刚过大庾岭。 在此敌众我寡之际，蒋光鼐抛开陈济棠要他退回大庾岭，在九峰、坪石一带凭险固守的电令，大胆出一险着，定下将兵力移向左侧方，扼守衡阳，撤去后方，让敌人扑个空，然后与后续部队夹击敌人的计划。蒋部迅速占领了衡阳，把张桂联军前后切成两段。桂军果然扑了个空。
7月初，桂军回师洪桥附近，见衡阳东岸地形险峻，易守难攻，且粤军早已构筑了防御工事，防守严密，在以一部试攻失败后，便决定放弃攻击，绕过衡阳。蒋光鼐见张桂联军渡湘江撤退，迅即率部衔尾追击。以第六十师、六十一师为右纵队，沿衡祁公路前进，以六十三师为左纵队，从小路行进。 这时天气炎热，行军甚苦。蒋光鼐一路督师疾进，于下午3时左右追上桂军殿后部队，即展开攻击，迫使张桂联军应战，打乱了其预定计划，使张桂联军不得不被动地掉转头来，在七塘附近与粤军展开血战。蒋光鼐以六十一师为右翼，六十三师为左翼，以蔡师为预备队。与六十一师相遇的是张发奎军，战斗非常激烈。六十一师旅长张世德阵亡。第二天早晨，蒋光鼐令全线发起攻击，战斗至中午，六十三师奋力夺得桂军最高的高地，击毙高地守军师长梁重熙，直接威胁桂军阵地侧背。桂军数度反扑，均被击退，张桂联军阵线已呈动摇状态。蒋光鼐抓住时机，发起猛攻，张桂联军不支，全线溃退。蒋光鼐正要率部乘胜追歼败敌，忽接急电，令其将追击任务交给六十三师，蒋本人率六十、六十一两师星夜赶赴津浦路参战。
这时，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陇海线方面的战斗，其激烈程度已达到了顶点，双方兵力已尽行用上，哪一方有生力军增加上去，哪一方就会获得胜利。所以蒋介石要蒋、蔡两师放弃追击，火速增援中原战局。 蒋蔡两师脱离与张桂联军的战斗后，即被编为第一纵队，蒋光鼐任纵队司令官，率部北上。下辖六十师、六十一师，和陈诚第十八师。
7月22日，第一纵队抵浦口乘车，经徐州至邹县集中。抵邹县时，陇海路方面，冯军已攻击归德附近，津浦线方面，阎军已陷兖州，曲阜等处亦同时失守。蒋介石为了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军，即令第一纵队由邹县出发，经泅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阎军之左后方。蒋光鼐率第一纵队日行八九十里。四天后，抵泰安城郊。经一昼夜激战，占领泰安东站、九里山一带险要地势及泰山全部。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瓮中之鳖。同时，大汶河等处之阎军六万人，归路已断，不战而溃，退窜济宁道口逃至黄河北岸。一部向泰安西北之东平逃窜。
蒋介石为了扭转大战战局，电令第一纵队迅速占领济南并颁布赏令：“若能在十天之内占领济南，则犒赏该军一百万元”。这时泰安阎军千余人，在第一纵队炮火压迫下，正派代表接洽投诚，蒋光鼐即将泰安事宜交给后续部队，于8月9日疾趋济南：以第六十师先攻泰山背长城岭之敌，向党家庄前进，切实占领党家庄，断敌归路。以第六十一师经山口向仲宫镇攻击前进，占领该镇后，即速攻济南。翌日拂晓，第六十师即向长城岭大小津口要隘之阎军攻击。激战至下午2时，始将其攻破，占领长城岭，毙敌一旅长。长城岭以南地区阎军均告肃清。残部沿铁路线向北溃逃，六十师尾随追击。据报，阎军援兵近万人已占领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时六十一师亦进展迅速，已抵仲宫镇附近，与阎军激战。第二天拂晓，六十师开始向党家庄之阎军攻击，经激烈搏斗和迂回侧击，中午时分守敌遂全线崩溃。
正午，仲宫镇第六十一师方面，阎军反攻甚烈。为迅速消灭当面之敌，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向仲宫镇增援。此前已电催陈诚师接防党家庄阵地。党家庄六十师第一二○旅在陈诚师接防后，亦向仲宫镇跟进。未几，第六十一师已将仲宫镇阎军攻破，入占市镇。时已天黑，又值大雨滂沱，部队即就地露营。蒋与蔡当夜研究了翌日攻击济南的行动方案，决定以第六十一师先行，第六十师为总预备队跟进。第二天凌晨7时，六十一师前卫团与济南城南高地的阎军一个师接触，激战数小时，阎军被六十一师一个旅击溃，缩入济南城内。至此，济南城南大门已完全洞开。阎军屡遭重大挫折，军心已乱，士无斗志，深感黄河南岸孤城一座，难以立足，数万大军纷纷抢渡黄河。适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黄河铁桥，死伤者不计其数。
8月15日下午3时，蒋光鼐率部占领了济南城。蒋介石即命蒋光鼐兼任济南警备司令。蒋光鼐坚辞不就，说：“我军非为地盘而战。”17日，蒋介石将第六十、六十一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升任为上将总指挥。22日，蒋介石由陇海线飞抵济南，召集团以上军官开谈话会，说：“济南克复，大局已定，惟陇海线残敌未肃清，当有碍统一，望各将领继续努力……”蒋光鼐乃率十九路军再次踏上征途。
蒋光鼐受命第六纵队司令率十九路军及胡宗南第一师，由济南出发，沿津浦路南行，经兖州，过归德，下陈州，抵周口，至汶河，一路上遍尝行军之苦。时冯玉祥军大部仍据兰封（陇海）、平汉、新郑、豫西等处。十九路军奉令经风舞、纣城向汝南攻击前进。抵达汝南附近，第六十一师即派一部围攻固镇，但久攻不下，为了集中兵力攻击冯军主力，蒋光鼐决定暂时放弃对固镇的围攻，只派一教导团监视汝南之冯军，令一二〇旅攻新郑之盘古寨，集中第六十一师全部约七个团，向新郑北之牛集攻击前进。到达时，冯军主力仍散布新郑附近各堡寨顽强抵抗。经三天围攻，第六十一师占领各堡寨。第六十师同时占领了郭店，切断了冯军之归路。迫使冯军退集新郑的数万余人，向十九路军投诚。是役十九路军伤亡3000余人，蒋光鼐的堂弟、第六十一师第九旅团长蒋光鲁阵亡。未几，张学良转向拥蒋，进抵平津、阎冯通电下野，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十九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回驻许 昌，复返武汉。
12月初，十九路军又奉命从武汉经长沙、醴陵，在江西萍乡一带集中。 12月中旬，又奉蒋介石电令，经莲花，徒步到永新、泰和向兴国开进，于1931年1月8日到达兴国。这个月，蒋光鼐获二等宝鼎勋章。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十九路军奉命参加了这次“围剿”。在“围剿”中，十九路军遇到了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情况：要带路，找不到向导，要吃饭，找不到粮食，还经常受到赤卫队的袭扰，使得行动迟缓，举步维艰。现实使蒋光鼐“以铁血维护中央统一”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于是在这年5月，第二次“围剿”还没有结束，蒋光鼐就离开部队，赴上海养病去了。6月，蒋介石任命他为“剿赤军”右翼集团第一军团总指挥，他称病坚辞不就。虽然蒋介石派人前往劝说，并亲自到医院探望，他仍不肯回部指挥，一直在沪休养。
夫人刘慕雨婚后不育，长子庆瀛在沪读中学的时候，年年考第一，身体强壮。后来到同学家玩催眠术，导致神经错乱，经多方治疗均无效。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慕雨觉察到了丈夫心中的遗憾，极力说服蒋光鼐再娶一位夫人，以续香火。在刘慕雨的安排下，他结识了黄晚霞，后来在上海与之完婚。
蒋光鼐·淞沪抗战
1932年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1月6日，蒋光鼐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
中旬，日军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五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军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同时，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十九路军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必要的应变措施，会上群情激奋，一致表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蔡廷锴、戴戟等高级将领作了动员和部署。会议结束时，蒋光鼐作了简短讲话：“日人图占上海的情形，极其严重，大家想都清楚，蔡军长戴司令更为愤恨，曾同我研究应敌决死、保国守土的计划”，“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 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从前汉朝时代的李广射石没羽，就是全凭一副独到的精神，因为把石头错认成老虎，必须把老虎射死，自己才会生存，所以虽是射不穿的石头，也会被他射穿，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这种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希望大家回去以此激励士兵。还有，我们可想想在江西的情况，我们看共军环境那样的坏，交通给养那样困难。但共军能避重就轻，应付自如。我们现在环境那么好，交通又方便，而且还有人民的协助，大家只要一心一德，有死无二，也学一学避重就轻的战法，何往而不可，可以说没有丝毫顾虑的了。”[1]
当晚七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不顾军政部的告诫，明确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6日，日本领事借口一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面对日方的蛮横态度，上海民众和驻军官兵都十分气愤，但政府当局竟然完全接受。鉴于情况日益严重，老上司陈铭枢约蒋光鼐到南京面谈。26日下午四时十五分，蒋光鼐复电明确表态说：“万一外侮来侵，弟必站在前线，以尽军人天职，此时实无来京必要。”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三次来急电，命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冲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上海所有爱国团体被封；下午，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七十八师张君嵩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奋，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以接防兵力不足为由，决定推迟交防! 就在当夜，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尽管中国政府步步退让，但日本军队仍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
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正在医院养病的蒋光鼐接到报告后，立刻驱车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等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当夜，他们三人从龙华步行前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
29日天刚亮，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低飞到1000米以下狂轰滥炸，地面部队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冲破闸北防线。
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四小时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抗击之下，日军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未得逞的日军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二十九日晚提出了停火要求。蒋光鼐等虽知此乃敌人缓兵之计，但十九路军也要加强部署，遂将计就计，一面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一面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十九路军抵抗的枪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慰劳和赞扬的函电如雪片似的飞来，赞扬他们“为世界求公理，为弱小求生存，丹心碧血，壮烈可歌”。东北沦陷后流落关内的民众在电文中说：“贵部捍御外侮，杀敌致果，为民族争光荣，为山河壮气色，挽国运于颠危，苏人心之槁死，精忠益世，溥海同钦”“誓死愿作后盾，歼此蛮贼”。表示了东北同胞对十九路军的敬佩和抗战的决心。在上海，各行各业纷纷组织义勇军，其中包括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退职军人义勇军、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土木业义勇军、邮工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南京中央大学义铁血军团、复旦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义勇军等。他们有的作为救护队、随军服务队， 也有的直接投入了战斗。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十九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 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国民党内，以刚刚下台的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李宗仁、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11人，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就联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连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十九路军军实饷糈。”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致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忱。”同一天，汇款40万元接济十九路军。
30日，日军调集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抵沪。援军一到，日寇就置自己停火要求于不顾，于31日晚再度发起进攻。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将日军击退。当晚日军舰艇炮击南京。2月2日，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使全国为之震动。为此，蒋光鼐暨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再次向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以纯洁之心血，贡于党国，献于全民”。他继续指挥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与东北军的不战而退形成鲜明对比。十九路军几天来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军队抗日的决心和士气。
第三路军韩复榘部、第四路军何键部、第九路军鲁涤平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以及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等均发表通电，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连在南昌的30多名“剿共”将领也由朱绍良领衔致电蒋介石，请缨御侮。
2月4日，盐泽再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歼灭敌进攻江湾的一个联队后，即乘胜反攻，激战9小时，完全粉碎了日军的这次进攻。此时尽管日军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岿然不动。口出狂言的盐泽少将被免职回国。
2月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2.5万余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犄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当天，这一兵力部署即下达部队。日方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10日，蒋光鼐向政府报告战况：“敌连日以机群、大炮轰吴淞、
房屋、炮台、树林等，毁扫已尽，无所凭依。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我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然而，蒋光鼐的决心受到当局的百般阻挠。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通令，指责十九路军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对十九路军军械始终不发一枪一弹，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战争中，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何应钦还在十九路军和日军战斗的枪炮声中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于是就发生了一桩桩怪事。十九路军接防前，吴淞要塞司令听任日舰自由出入，当日军进攻要塞时便临阵脱逃；海军则在开战之后，仍然供应日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向中国海军进攻，以维友谊。”
何应钦一面热衷于和谈，一面催促十九路军撤退。10日，他电令蒋光鼐：“我军为避免敌兵舰大炮及防敌利用租界起见，选定抵抗之本阵地，除现在杨家行、大场、真如、虹桥之线外，则以浏河及嘉定、南翔之线为宜。”实际就是命令十九路军撤退。第二天，蒋光鼐回电拒绝撤退：“蒸午电悉，吴淞炮台被毁，敌之海陆空军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终必毁陷，但骤然撤退，示弱于人，与敌便利，殊属非计。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制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一决……”但何应钦坚持撤退主张，再次下达后撤的训令。面对这一纸命令，蒋光鼐十分为难。正当他进退维谷之际，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交通部长的陈铭枢发来电报：“近日颇有人发表议论，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12日，陈再次来电，重申原地抵抗的主张：“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当局所动为要”。陈铭枢的态度坚定了蒋光鼐不顾军政部命令，原线抗战的决心。鉴于日军久攻闸北、吴淞不下，他料定敌军必然会将主力从蕴藻浜方向突击，造成决战态势。这时尽管何应钦当晚还打来电报，让他去租界参加谈判，但他仍然当机立断，把总指挥部移至南翔，展开兵力准备决战。13日清晨，果然不出所料，野村向十九路军发起了新的总攻。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蔡廷锴军长亲临督战，出击敌之侧背，迫使其主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一切恰如所料，成败在此一举，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正当前方将士磨刀擦枪，枕戈待命之时，蒋光鼐接到了何应钦、陈铭枢、罗文干的联名来电：“介公（指蒋介石）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乘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并指令“从速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电文犹如冷水灌顶，但他仍委婉回电陈情：“指示各条，谨遵办理，但敌方狡诈百出，未审能达到否？谨复。”[1] 蒋光鼐力图维护出击方案。但电报刚刚发出，就收到了何、陈来电：“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不能达到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之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连主战的老上司陈铭枢也反对出击了。蒋光鼐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则在鲜血横流的雪地上，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计划中最有利的决战时机错过了，从而也失去了在敌增兵前全歼残敌的良机。几十年后，每当提起此事，蒋光鼐仍不免感慨万千，仰天长叹：“我带兵几十年，大小战役无数，从无败绩，至多打成平手。与日寇一战，知其伎俩不过如此，可惜啊，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2] 当晚7时许，在何应钦再三来电催促下，蒋光鼐前往英租界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
深夜，他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黄晚霞深明事理，继续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
2月14日，连遭失败的日军再次易帅增兵。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部抵沪，接替野村指挥，兵力增至3万余人。当天下午，蒋光鼐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告：“综合各方确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三万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
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南京政府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2月16日，张治中军长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五军全部到达。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军单独在沪
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介石）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蒋（介石）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合成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1]15日，军政部命令：“着第五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
此时，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夜11时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一部为右翼军，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蒋光鼐想到几天前，当局以全盘计划未定为由不准出击，而痛失良机，然而时至今日，政府的全盘计划仍然无着，这使他不得不连连发电敦促上峰。
16日深夜，他给陈铭枢去电说：“希望政府有整个计划，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始终无济于事也。”在给参谋总长朱培德、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又说：“日方和谈毫无诚意，职等积极备战外，恳请钧座早定全盘计划，盼切!”
17日，蒋光鼐奉命再次到谈判桌上议和，日方的蛮横态度使他十分气愤，不愿再与之周旋。他给何应钦、陈铭枢发电说：“对和谈事，请政府派人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盘之备战”。
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蔡廷锴气愤地把通牒呈交蒋光鼐。蒋光鼐面对这一通牒，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
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的顽强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上海街头出现了十九路军抗日火柴、光鼐牌香烟；蒋兆和在火线上为蒋光鼐、蔡廷锴所画的油画肖像，被大量印刷、到处张贴，高举在游行声援的群众手上。
2月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继以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一路进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
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抗击，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月，即本军受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
则暴日绝不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则本军之牺牲为不虚，伏尸流血之战士，必含笑于九泉之下矣。”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在十九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
日军的企图是突破庙行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歼灭第五军于杨家行、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1日，日军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江湾、庙行两处重点冲击。延至23日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经多次组织对敌冲锋，敌不支溃退。中国军队俘敌营长一名、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支，江湾阵地始终确保。庙行方面，敌从22日起，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中国守军奋力抗御，正危急时，得到第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并给敌以重创。以后一连几天，日军继续用飞机大炮向守军阵地轰击。到25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猛攻，古团几乎支持不住，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死守。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经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1]。至此，植田精心布置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
在蒋光鼐的统一指挥下，第十九军与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将士们同仇敌忾，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国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决定三易主帅，并再次增兵，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
严重不足。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五天内收到捐助全新棉衣3万余套，棉被2000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其时，上海各界民众都把淞沪抗战作为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看待，人人关心战事发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凭天良。可以说，十九路军在战争期间的衣食供给，军饷开支，军械补给全部是民众捐助。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饬，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和民众的态度相反，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未交公捐款中扣除。在援兵问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面斥责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陈友仁说：“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于右任也责问蒋介石：“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但是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2月16日，蒋光鼐致电陈铭枢：“大战在即，兵贵万全”，“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23日，又致电何应钦：“敌伤亡虽大，而援兵不断，我方似应统筹应付，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为叩。”为了求援，他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但所有这些急切的求援呼声都如泥牛入海，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
上官云相部除两营参加了修筑二线工事外，不知何故一团调到南京，两团调到镇江；戴岳旅虽然已到达杭州，却被鲁涤平滞留，不准开赴上海。而这时日方白川所率两师已陆续到达。蒋光鼐十分明白，这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仅以这久战的四万之师抗敌7万余众，其结果不言而喻。2月27日，蒋光鼐回绝一切会见，独自在总指挥部里来回踱步，久久不能决断。撤退？一个月来的浴血奋战将前功尽弃，以1万多将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就要付诸东流，现在上官云相和戴岳所部近在咫尺，只要他们能火速驰援，阵线就可能坚持到3月3日国联开会讨论沪战问题的时候。这样就能在不失一寸土地的有利情况下和日方谈判。当时，他对当局仍存一线希望! 为民族荣誉，为国家利益，他终于决定，不计成败，坚守到最后一刻。
29日，日军第四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入正面战线。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
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8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至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司令捶胸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当夜，前线各部队在夜色朦胧中，分别按指定路线和目标向常熟、昆山、青阳港之线转移。撤退时偃旗息鼓、无声无响；人马不乱、秩序井然。直到主力离开战场40里后，天才大亮。为避开日方空军的侦察，部队白天隐蔽休息，直到黄昏再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这一行动，大大出乎日军意料，所以毫无觉察。直到3月2日午后，才发现我军主力已经撤离，立即开始追击，而我军留置的掩护部队，则按计划且战且退拖延敌军的追击，使全军顺利完成后撤。
3月2日，十九路军在昆山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
3月7日，蒋光鼐奉命到南京述职。蒋介石脸色阴沉，不再露出往日对他的笑容。他严词指责蒋光鼐不服从指挥，大讲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
理。对他的咆哮，蒋光鼐十分冷静，始终沉默以对。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5月7日，第五军、第十九军复员，八十八师开驻武汉，八十七师暂驻常熟一带，十九军各师驻昆山、苏州、镇江等处。
5月28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4万群众到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副挽联，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抗日将军的壮烈情怀。
字字泣血，掷地有声。
没过几天，他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偕同家人悄然离沪赴港，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家乡虎门。
6月，因淞沪战役抗日有功，获青天白日奖章，调升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蒋光鼐对新的任命不加理会，闲住在由他祖父书房改建的“荔荫园”里，整理和购置书籍，开鱼塘，植果树，修朱执信纪念碑，兴办吉云小学，还筹备在故乡创立虎门医院。闲时他读书，习字，更专门篆刻了一方印章“红荔黄蕉是吾乡”和一方藏书印“荔荫园藏书画”，表达自己热爱家乡和不问政事的心愿。
[1] 《一月二十三日本部紧急会议》，《“一· 二八”的一些纪念品》，淞沪警备司令部编，1933年版。
[1]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104页。
[2] 蒋庆渝：《淞沪抗战中的蒋光鼐将军》，《纵横》，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二期。
[1] 《张治中回忆录》，文中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1]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蒋光鼐·福建事变
当时的福建局势十分复杂，闽西南有红军活动，土匪陈国辉部占据了闽北；另外还有张贞、刘和鼎的军队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等。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率部到达福建后，感到十分棘手，曾多次发电给蒋光鼐，希望他赶快到任，但蒋光鼐置之不理。1932年7月，蔡廷锴偕同代表粤军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来到虎门南栅蒋光鼐的寓所“荔荫园”，面请蒋光鼐出山。
蒋光鼐身着黑胶绸唐装，手摇一把折扇，悠闲地在村头相迎。刚一见面就说：“两位劳驾来到这里，我请吃荔枝。但不准谈及政治和关于我个人的行止。若能如此，我就叫人准备几味土产招待你们，不然你们就赶快请回。”他兴致勃勃地请客人参观新开的鱼塘和山上的果园，谈笑风生。香翰屏几次想提起来意，都被他把话锋转向别处。香翰屏终于忍不住说：“憬公，今天贤初特来促驾，请你以党国和部属为重，回军就职，领导十九路军继续奋斗。”他说：“阿香，你在演说吗？这里可是乡下。我已经讲过，不谈政治，只可闲话桑麻。”
蔡廷锴和香翰屏见说来说去他都不为所动，就决意留下不走。晚餐蒋光鼐以生蚝、鱼、虾、蟹等土产招待。他一向以家乡物产丰美而自豪，二人则大赞其味道鲜美，使他十分欢喜。饭后，他叫人摘些新鲜的“糯米糍”荔枝，三人一起在楼前的荔枝树下高兴地品尝，兴奋异常。香翰屏看时机已到，就说道：“憬公，你是历史上有地位的人，难道你的责任完了吗？贤初刚才对我说了，憬公不回，他也要学你回罗定去。你忍心吗？”这么一说，气氛顿时变得严肃。蒋光鼐沉默良久，缓缓地说：“唉! 你何必一定要拖我下水呢？贤初，你又何必要消极？还请你早回军中，我从旁帮忙好吗？”蔡廷锴见有了转机，就说：“既然憬公执意不肯回去领导本军，我一个人独力维持，的确心灰意冷。明天回省城后，我也回故乡罗定休养，此乃天公地道的事。我也不敢再向你请求了。”
香翰屏用闽粤两省唇齿相依来劝说，蔡廷锴则以辞职要挟，在他们两人的一再劝说和恳请下，蒋光鼐终于答应第二天和他们一起去广州，然后再做决定。
在广州，蒋光鼐会见了掌管当时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陈济棠虽然和陈铭枢在争夺广东权力上有矛盾，也知道蒋光鼐和陈铭枢十分亲近，却对蒋光鼐颇有好感。在他们的会面中，达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合作的默契。这促成了蒋光鼐到福建上任的决心，以图开拓一个两广和福建联合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当时的福建名义上是一个省，实际上四分五裂，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932年9月20日，蒋光鼐到达福州，发表了极其简短的就职讲话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复杂的福建局势。他主张对红军采取和平共处的策略。
以争取时间整顿内部、清廉政治。
但要清廉政治，许多事情都涉及如何处理当时福建省长方声涛在省内的
势力。当蔡廷锴对他谈及省内杂牌军的混乱情况时，蒋光鼐对方声涛不理政务也十分不满，说：“他本来是我们的朋友，屡请其注意，他不以为然，如果再不理会，我军为绥靖地方计，应以断然手段处置。”他迅速地清除了民愤极大的土匪陈国辉部；和蔡廷锴一起改编了纪律不良的部分地方武装；成立闽西善后工作委员会；他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政令，厉禁烟赌，取消苛捐杂税。
“一· 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想消灭十九路军的企图已十分明显，先是要将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安徽，把十九路军总部、军部留在南京，想肢解十九路军。在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和蒋光鼐、蔡廷锴的抵制后，他又将之调往福建，进剿红军，想使之两败俱伤。此时，蒋介石更预谋分化十九路军领导层。1932年9月，蒋介石免去蒋光鼐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职务，由蔡廷锴担任。不久，十九路军的旧领袖、代理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被排挤出中央政府，被迫宣布出洋考察。年底，中央又以改组福建政府为名，任命蒋光鼐为省长，免去其绥靖主任职务。提升蔡廷锴接任。绥靖公署主任统管全省军政，从而使蒋光鼐多年的部下变成他的上司。这一安排的目的十分毒辣，不仅剥夺蒋光鼐的军权，更离间他和蔡廷锴的关系，使十九路军脱离蒋光鼐（自然也就脱离陈铭枢）的影响。
蔡廷锴完全洞悉这一委任的意图，表示坚辞不就，一再向中央请求绥靖主任一职仍由蒋光鼐担任。蒋光鼐对于这次领导职务上的变动，表现得十分大度，他力劝蔡廷锴赶快就职，他对蔡廷锴说，再拖下去，中央可能会另外派人来福建统管军政，那时局势将更加复杂。
1933年1月，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履行自己新的职务，想在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廉洁、民主的地方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他创办了省立科学馆。为给成绩优良的穷苦学生提供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他建立了“清贫大学学生奖学金”制度，增加和稳定了教育经费。以往的福建政府，常常以种种借口，拖欠教师的薪金，以致福州教师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逢不能及时领到工资的时候，就集体把帽子留在教育厅礼堂，表示罢课。那年秋天，由于发放教师工资的中国银行停业结账，教师工资未能及时领出发放而引起教师集体罢课。教育厅礼堂又一次摆满了帽子。当教育厅长郑贞文向蒋光鼐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当即拿出自己在福建银行的存折1.7万元，交给郑贞文垫发。他慨然说道：“民以食为天，请转达我对诸位教师的歉意。”遂即召集各校校长会议，责令即日上课。他说：“教育乃有关民族前途的大事，学子不可一日五师。教学一天也不能停顿。请教师们相信：从今以后省政府绝对不会借故扣发或者延发教师的薪金。”此后，没有出现多年以来福建教师频频发生的罢课索薪事件。
1933年4月，蒋光鼐和蔡廷锴、李章达等福建官员一起瞻仰明代抗日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文远台，由于年代久远，遗迹已十分残破。当时，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一· 二八”淞沪抗战的记忆犹新，大家抚今忆昔，感慨万分。席间，有人提议筹款修缮，蒋光鼐立刻附议，他说：“虽然政府财政无法筹措这笔经费，但在强敌当前的今天，若能修复文远台，必将激励民众保卫中华的爱国精神。”接着，他率先捐出一月薪俸说：“请诸位解囊相助。”大家纷纷相随，一席间竟筹足了修缮的费用。
蒋光鼐认为福建在战略上易攻难守，要和蒋介石抗衡必须以广东为后方。
故请李章达赴粤和两广方面商量。当时广西成立了半独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想拉福建参加，但他们不同意。几经磋商，才由李章达起草一个粤桂闽三省联防约章草案。主要内容是为了抗日反蒋和军事互助，任何一省被敌军侵犯，其他各省应全力援助。草约签订后，徒具形式，还是貌合神离，难于实施。
这一密约总的说来，在“闽变”中没有起过有效作用，而在“闽变”前却增加了蒋介石对福建方面的防范。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前夕，蒋介石再次向日本妥协，又一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蒋光鼐草拟了一份电文稿，征得蔡廷锴同意后，于5月25日联名发表了通电，严词谴责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钧座既屡以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为诫矣。然区区窃引为深忧者，共何日可以剿除？敌何日停止进攻？假使外被不可止之进攻，内悬不可决之剿除，则国将不国，届时狼狈沉沦之惨状，孰得而知？”
6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这使福建局势起了新变化。虽然当时陈铭枢已经无职无权，但蒋光鼐在福州组织了盛大的集会欢迎他的到来。
陈铭枢回国后看见福建政权有蒋光鼐，军权有蔡廷锴，认为在福建闹革命正是个大好机会。因此，一到福建他就表示已经联合各党派共同反蒋，主张立即组织抗日反蒋的独立政府。但蒋光鼐和蔡廷锴虽然主张抗日反蒋，却不同意急于组织政府，匆忙行事。
然而陈铭枢不顾他们的意见，到处演讲，言词也越来越激烈。蒋光鼐认
为这样过早地暴露自己的企图，给人以口实，是不明智的。他和蔡廷锴都十分担心，如此匆忙的行动只能使运动失败于羽翼未丰之时。蔡廷锴生气地对蒋光鼐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 他这样搞法，不是明叫蒋介石来收拾我们吗!”并开始和陈铭枢常常争吵；矛盾一直发展到蔡廷锴要甩手不干，挂印离部的程度。
9月，广东又派人来说，西南拟于双十节成立军政府，请福建方面合作，特邀蒋光鼐回粤密商。这时他的长子庆瀛正准备结婚，他就以儿子婚事为名向广东周旋。他回到福建对蔡廷锴说：“粤省此举，只是一种敷衍，幸未信之。
真公欲另行一种作法，此时尚嫌太早，我意暂观时势，凡事先有把握而后动较为有利。”这种态度，极得蔡廷锴的赞赏。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1933年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订立战斗协定，联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稍后，红军在瑞金又发表《告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蒋光鼐获悉红军这些宣言内容后，非常高兴，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十分吻合。他对蔡廷锴说道：“蒋介石驱使十九路军‘剿共’孤军深入，是想借红军之手消灭异己，这一招比他亲手歼灭我们更恶毒。如今红军提议真诚合作抗日，完全符合十九路军官兵不想再继续打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愿望。
我们应当起来响应。也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军，我们很有必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1]
1933年7月间，陈铭枢由欧洲回到香港，派陈公培到福州会见蒋光鼐。
这时才知道陈和共产党的联络尚未搞好（此前，陈曾派梅龚彬去上海找中共
联络未果）。蒋光鼐与陈公培商量，请他为代表，火速直接和红军联络。陈答应后，蒋光鼐便用绸子写了一封密信给前方红军，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共同抗日。陈公培于8月间抵红三军团营地，见到了彭德怀、袁国平等人，沟通了双方的联系，带回了彭德怀一封信。彭德怀在复信中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的宣言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蒋光鼐和蔡廷锴将这个消息电告在香港的陈铭枢，他也十分高兴回电希望蒋、蔡再直接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见中央红军领导人。蔡与蒋商量，派十九路军的秘书长徐名鸿就近前往。陈铭枢仍要陈公培一同前往。于是，徐、陈二人约在9月间到达瑞金，见到红军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受到了欢迎，朱德和毛泽东表示赞同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潘汉年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全权代表，同徐名鸿进行具体的商谈。
双方初步谈判了十九路军与红军的防线和福建政府与苏区政府划界事宜，10月26日，双方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又称《抗日作战协定》。根据协定，福建方面向苏区供应了大批食盐等货物，使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一时失去了作用。后来，依据初步协定，人民政府颁布了《大赦令》，分批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152人。徐名鸿回福州后，苏维埃中央也派出了潘汉年、张云逸等为代表进入福建，商谈进一步的同盟行动和协商物资交换事宜。
第三次派代表进入苏区，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当时蒋介石军队全面进攻，李济深和蒋光鼐商量，派人民革命军一方面军总部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苏区，请红军大力支援。听说尹时中在瑞金曾见过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刘伯承等。但由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过于迅速，红军在李德、博古把持下又迟迟不作答复，未能挽回战局。
1933年10月，陈铭枢邀请蒋光鼐到香港李济深家聚会，参加会议的有徐谦、黄琪翔、章伯钧、张文以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等。与会人员几乎全是当时的在野人士，大家情绪激昂，认为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只要一方号召，就能八方响应，一致决定立即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新政府。
这个会上，唯一在福建掌握实权的蒋光鼐，却一言不发，心情极为矛盾。他和与会者的目标相同，但却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对如此匆忙行事十分担心。
然而，在这群情激奋的会上，他一旦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能只会使大家认为他并无合作的诚意。这将意味着和这些立场相同的与会者分道扬镳。至此，
蒋光鼐已经别无选择，终于下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
回到福州，当蒋光鼐把会议情况告诉蔡廷锴说：“我们要实行抗日，但要抗日，非革命不可。南京政府既不领导我们抗日，中华民族解放无期，中华民族必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万劫不复。我已经答应真公了。”蔡廷锴极其不满地说：“在这种情形下发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没有不失败的道理!”蒋光鼐只能以孙中山当年赤手空拳也敢闹革命来劝他接受这个主张，他说：“革命不能计成败。”他吩咐家人，立即全部离开福州，迁回香港。他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后来蔡廷锴曾说：“在‘闽变’酝酿过程中，如果没有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1] 他说虽然自己明知军事、财政都毫无办法，搞起来也只有失败，但看到蒋光鼐如此，也就不再坚持反对意见。
1933年底，各方人士陆续云集，闲居澳门的叶挺也应蒋光鼐之邀来到福建，住在蒋光鼐家里帮助策划。福州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当时蒋介石通过特务组织对福建事变前的种种情况了如指掌，心中十分恐慌，11月间去电劝蒋光鼐，历举其历史战功，希望他以十九路军光荣历史为重，勿以一两人反复无常而盲目附和；同时威胁说，不然，以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光荣勋绩将随之毁灭。但蒋光鼐置之不理。
11月，各方来闽人士连日在福州乌山上蒋光鼐的宅第聚会，讨论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种种繁杂的事务。在酝酿的过程中蒋光鼐的许多主张都无法实现。他请老朋友叶挺来福建是想请他公开参加筹备活动的，但许多人认为叶挺共产党的色彩太浓，表示反对。15日，蒋光鼐在乌山寓所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企图统一思想，协调步骤，没有结果。
这时，蒋介石对蔡廷锴仍存一线希望。11月17日，他派出专机来到福州，要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情况极其紧张。蒋光鼐对蔡廷锴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去庐山，无异于自投罗网。”蔡廷锴当机立断，不但不去，还扣留了专机。
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鼓山上有一座很著名的寺院叫涌泉寺，当时的住持是虚云和尚，他和陈铭枢、蒋光鼐都是好朋友，在这里秘密开会很能掩人耳目。参加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
锴、黄琪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及各军军长、总参谋长等十余人。这是事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发难通电的时间问题发生了矛盾。蔡廷锴主张与蒋政权决裂时间应拖延一两个月，以便解决全省杂牌部队及调动十九路军兵力，来应付蒋介石陆、海、空军的进攻；蒋光鼐提出，无论如何，至少必须在发动之前先解决延平附近的地方军阀刘和鼎的军队，以巩固内部；陈铭枢等则坚持迅速发难，不能再有新变更。因我方人员已到齐，敌方对我方企图全部了解，不容许我们维护现状赢得余裕时间。在会上各抒己见，互相争持，陈铭枢说，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是光荣的，表示要革命就不怕牺牲，“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之意），“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电的话，只好把我们送南京立功去!”
蒋光鼐、蔡廷锴见陈把话已经说到这种程度，为顾全大局，压制情感，明知败亡也勉强同意提前发难。
会议接着讨论有关修正政纲政策问题，都是早由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的。很多内容对蒋光鼐来说觉得都很突然，认为未免草率。特别是关于改变国家名称，蒋光鼐认为“中华民国”是推翻清朝，由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人不应因蒋介石政府反动而加以废除；但是在陈铭枢的坚持下，决定改国名为“中华共和国”。后来在升旗仪式上，当蒋光鼐看到升起了一面他从未见过的新国旗时，十分生气，他说：“事前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见过这张旗的式样，更不知道旗的式样从何而来!”
会议一直持续到午夜，最后才勉强取得一致意见。随于次日下山，匆匆准备。就在这种矛盾重重，匆忙而杂乱的气氛中，召开全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和筹建福建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总算草草的初步就绪了。
1933年11月20日，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体育场召开。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黄琪翔、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共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11月22日，正式宣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并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福建人民政府一经宣布成立，蒋介石就调集十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海上、空中、声势浩大地开始讨伐福建的“叛乱”。与此同时，广东、广西方面不顾原来协议，陈兵闽粤边界，封闭十九路军在粤机构，并通电谴责他们“背叛党、背叛三民主义”。事态的发展完全与一些事变参加者原来“一呼百
应”的估计相反，福建人民政府孤立无援，十九路军孤军奋战。
在如何对付围剿的作战方略上，福建人民政府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蔡廷锴准备先发制人，出兵闽北迎战；蒋光鼐则主张将兵力收缩闽西南，背靠红军，伺机行动；但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认为蔡廷锴的意见太冒险，蒋光鼐的意见又太保守，他们说福州是革命的旗帜，必须坚守。最后决定把兵力调集福州一带布防。形势发展十分迅猛，正如蒋光鼐所预料的一样，当蒋介石的大军一到，刘和鼎部就立即反戈相向；而这时闽北的红军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防线轻易地被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福州告急。这时，蔡廷锴提出兵力调往闽西南；而陈铭枢等人则认为他的提议是不顾革命利益，想保存实力，另有企图，陈等坚持死守福州的方案。
当时，蒋光鼐曾建议，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应乘江浙空虚之机，兵出浙东，威慑中枢；但仍然不被大家采纳。直到1月9日，军事委员会在白沙视察时，陈铭枢和蔡廷锴仍然争论得十分激烈。在他们的争论中，蒋光鼐则一直保持沉默。最后蔡廷锴气愤地说：“现在到底谁是总司令？”他断然下令：全军向闽南撤退。于是刚刚调集福州的各路军队，又匆匆忙忙地向闽南开拔。
政府机关自然也随之宣布南下。
福州的百姓是爱憎分明的，这时“十九路军的军纪天下无双”，“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等标语贴满全城，这在撤退者的心里更增加了一层悲壮的色彩。短短几十天，福建人民政府有如昙花一现，从各地聚集来的人员，又都纷纷逃散。跟随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到达闽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1934年1月上旬，延平、水口、古田、福州连连失守；21日，蒋光鼐在永定听到军长毛维寿、张炎等人胁迫蔡廷锴离部，酝酿投降的消息……大势已去，政府完全解体。他只好与粤军第三军军长李扬破接洽，致电陈济棠，希望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同意他和李济深等人境。他和李乘航空队长刘植炎驾驶的飞机到汕头，于1月26日，到达香港。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他的住处宴请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在谈到福建人民政府时，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没有你们那个人民政府也就没有现在的人民政府啊!”然后批评说：“那时候你们搞得太‘左’，反而把自己孤立了。”这指的是：在农村搞计口授田，使得原来拥护十九路军的中小地主都反对他们；改元换旗，要求十九路军从中下层军官起都要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列主义书籍，使原来的一些签有盟约的朋友以为他们要搞共产主义，也起来反对他们。
席间，也谈到了当时中共党内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
[1] 蒋建国：《走历史必由之路——父亲蒋光鼐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程》、《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1]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页。
蒋光鼐·团结御侮
“闽变”失败后，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去了香港。据李以劻回忆：“1935年春，红军已长征，经济很困难，憬公与蔡廷锴商妥，从十九路军抗日公积金项下捐助十万银元，在香港交给中共代表潘汉年。”[1]
“闽变”领导人陆续抵达香港后，经常聚在一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纵谈国事。1935年7月，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的民主派人士和一些社会贤达，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任主席，蒋光鼐曾任代理主席。为了支持“大同盟”的活动，蒋光鼐卖掉了自己在香港九龙界限街的住房，得5万元，全部拿出来作为“大同盟”的活动经费。“大同盟”的宗旨是：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团结中国民众，推翻汉奸政府，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政权。“大同盟”办有《大众报》、《民族阵线》、《大众动向》等报刊，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他们明确表示：“我们要求联共、联俄、抗日救国。自福建起义以来，我们和共产党做了长期朋友。我们相信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诚，对待一切友党，一切抗日力量的真诚。”“有许多人怕抗日以后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但是，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2]
1935年11月，蒋光鼐与李、陈、蔡等联合署名，致电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邹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抗日。“一二· 九”学生运动后，蒋光鼐等在香港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要求恢复第十九路军，扩大抗日联合战线。
“大同盟”先后参加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 活动。陈铭枢等还专程访问苏联，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取得联系。
1936年7月，在“大同盟”成立一周年之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大同盟最高领导人，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修正政策，放弃了反蒋的口号，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笔写信给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提出互派代表签订《抗日救国协定》。信中说：“回顾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而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1]。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信后，深受鼓舞。他们通过在香港办的报刊，公开发表文章，拥护这八条草案，并表示无重大修改，愿与中共代表接触，商讨具体实施方案。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下旬，蒋光鼐与“大同盟”其他领导人一起，联合署名在《救国时报》发表共同抗日救亡宣言，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蒋光鼐等在香港，看到举国团结抗日已经实现，8月，“大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和全国同胞“全体动员，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0月29日，“大同盟”领导人公开发表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蒋光鼐与“大同盟”其他领导人决定离港返回内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蒋光鼐和陈铭枢、蔡廷锴一起赴广州、桂林、会见粤桂政要；再经长沙、汉口，沿途会见湖南、湖北政要，9月10日抵南京。不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官。11月，蒋光鼐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退至汉口，后即赴战时陪都重庆。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广东省划归第四战区，蒋光鼐受命为第四战区参谋长。
1939年，蒋光鼐经叶挺、廖承志介绍，在重庆曾家岩渔村与周恩来会见。
1939年冬粤北第一战役前，第四战区指挥第十二集团军总部余汉谋（时任第十二集团军司令）辖下有四个师及一个独立旅。他们奉命固守从化、花 县一带。日军以一个加强联队沿粤汉铁路北进，而另一个联队则沿翁（源）从（化）新（丰）公路北进，企图打通粤汉路，与长沙武汉之敌会师。此时，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却慌忙由三华撤至龙南县，局势混乱，各部队与十二集团军总部已失去联络，而由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四战区长官部始终没有撤离曲江，蒋光鼐认为广州的敌人并未增加新的番号，只是企图虚张声势试探粤北我守军的力量而已，并不敢对曲江贸然强攻。中国军队稳住阵脚，终于取得了第一次粤北大捷[1]。1940年8月，余汉谋升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及广东绥靖主任。蒋光鼐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
这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仍设在曲江市（今韶关市）。蒋光鼐虽身居副职，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仍努力协助余汉谋，积极出谋划策。
忽然，从香港传来夫人刘慕雨病危的消息，蒋光鼐赶回香港尖沙咀加连威老道10号家中时，刘慕雨已经去世，他料理完丧事，便又只身匆匆赶到军中。
1941年3月，黄晚霞留下刚刚满月的女儿，从香港到曲江十里亭照顾丈夫的生活，1941年底，日本军队占领香港。滞留在香港的孩子们得到东江游击队的帮助，历尽艰险才逃出虎口，回到蒋光鼐的身边。
1942年春，中共地下党员张克明在家乡广东省龙川县，被以“组织伪党，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入狱，情况危急。梅龚彬、方少逸找到当时正在第七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的蒋光鼐。蒋光鼐立即打电报给龙川县长援救张克明。 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长信，要龙川县长对爱国青年慎重处理。经极力营救，张得以出狱。
蒋光鼐获悉中共广东东江纵队一直坚持在珠江三角洲打游击，孤军奋战，后勤给养十分困难，1944年，他以个人工薪积蓄20万元资助东江纵队。
1945年5月，蒋光鼐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监察委员。
[1] 李以劻：《追忆抗日名将蒋憬公》，《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2] 闻默：《风雨同舟的光荣历程——回顾民革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亲密合作》，《团结报》1991年6月19日。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
蒋光鼐·建设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蒋光鼐获胜利勋章，他和蔡廷锴、李章达等回到广州。1946年4月15日，蒋、蔡、李等在广州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号召国民党内的革命同志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实现
民主政治，实现耕者有其田。蒋光鼐为便于工作，保留军职。在这个组织开会的时候他不便出面，由专人在会前会后与他联系，征求他的意见，他在幕后进行筹划，暗中协助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成员的地下活动。他还在物质上捐助了巨额会费，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工作。
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亲笔致函蒋光鼐，信中说：“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造成解决东北问题之困难，全国内战之危机严重存在，人民权利自由到处遭受极大的摧残。扭转危局，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1]。
1947年5月30日，中山大学学生在广州市内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第二天凌晨，特务包围中山小学，将梅龚彬教授（中共秘密党员）和夫人龚彬若抓走，关押在三青团部办公室。在师生营救的压力下，特务不得已释放了龚彬若，但不肯释放梅龚彬。师生们冲进三青团部办公室楼上把梅教授抢救出来，但未能逃出石牌中山大学校园，仍有被捕的危险。梅夫人赶到蒋光鼐家，寻求帮助。蒋听了梅龚彬被捕前后的经过，非常气愤，一面安慰她，一面答应帮助梅龚彬逃出石牌，绝不能让梅龚彬落入魔掌。他冒着风险，于当天晚上借了时任广州警备司令的邻居张发奎的专车，把梅龚彬接出石牌，送至东山培正中学一位教师（梅的学生）家中。大约一个多月后，外面的空气已比较缓和，梅经澳门到了香港。
在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周恩来交给蒋光鼐一个重托，希望他争取余汉谋起义。
抗日战争期间，在第四战区和第七战区蒋和余一起共事，相互比较了解。
抗战胜利后，1946年余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为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做余策反工作的人选，蒋光鼐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余1948年5月任陆军总司令，1949年1月任广州绥靖主任，8月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因此，余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余对蒋光鼐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共军进攻广州，我将命令部下不战而撤退。”
余汉谋没有起义，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时，没有死守广州，使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城市设施免受战争的灾难，他把部
队集中到雷州半岛，从海南逃到台湾去了。
1948年1月，蒋光鼐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明确提出以“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宗旨，确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集团独裁政权”。蒋光鼐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5月，“民革”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所提出的“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8月，蒋被免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职务，改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8年9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北上东北解放区，蒋光鼐暂留香港；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共有134名代表出席。蒋光鼐是代表之一，因蒋光鼐秘密进行策反工作，又和张文、陈汝棠等主持民革中央机关在香港的留守工作，未及时到达北平，故由秦元邦代为出席。
由于新政协筹备会已开始工作，蒋光鼐列名其中，身份已暴露，不宜继续留港工作，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陪同下，于7月底从香港乘船到天津然后抵达北平。1949年8月4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永远开除蒋光鼐的党籍。
9月17日，蒋光鼐被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蒋光鼐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八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9月23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等26人。蒋光鼐和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被邀请出席作陪，出席作陪的还有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等。
1949年9月25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庄严的讲台上，蒋光鼐作了大会发言。他说：“本人非常欣幸能参加这次大会。正如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多年的人，突然看见了光明一样。”这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在黑暗中的摸索，他终于看到新中国有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在讲台上，他还敬告华南待解放地区的国民党系统的军
人们：光明已经照耀着中国，你们必须认清现实，向北平看齐，向长沙看齐，向绥远看齐。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蒋光鼐被选为常务委员。
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四个方面的代表，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58人。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民革中央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蒋光鼐等21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1951年6月9日，蒋光鼐到民革北京市分部主持工作，担任分部二届委员会召集人。后担任民革北京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52年8月7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蒋光鼐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1955年4月，又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抗美援朝时期，他把自己在广州仅剩的一所住宅——东山梅花村37号那带有一个花园和一些附属建筑物的两层楼房捐献给国家，售价1.22亿元（合今人民币2.2万）[1]。
蒋光鼐家中客厅挂着一幅叶恭绰先生画的墨竹，在装裱的绫边上盖有“抗美援朝书画义卖纪念”的图章。这是他当时在北京认购的，那时候，因为孩子多，又都在上学，家庭经济负担很重。但是他仍然努力认购，表达自己支持保家卫国的正义事业的态度。
50和60年代纺织工业部相继在石家庄、保定、邯郸、郑州、武汉、西安和咸阳等地建设了新的纺织工业基地。蒋光鼐多次听取负责基本建设和机械制造的司局长汇报工作。当时，地方上有的负责同志提出，建厂时要先建生产区，再建生活区，争取早日开工生产。蒋同意部党组的意见，认为生产、生活区要同时建设，新工人要提前招收、培训。他还在一次厅局长会议上说，招了新工人没有房子住，生活不安定，怎么能要求他们安心学习技术呢？他还打个比方：行军打仗就是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否则怎么能打胜仗呢？
他十分重视原料工作。发展纺织工业，必须有原料保证。我国农民种植
棉花，历史悠久。但到了现代，由于粮棉争地，棉花价格起落不定，以及棉花种籽退化，加上自然灾害和棉铃虫等危害，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很不稳定，这对纺织工业生产影响极大。当他获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植长绒棉连年喜获丰收的情况后，十分高兴。王震提出要在新疆建设几座棉纺织厂和毛纺织厂。蒋光鼐代表纺织工业部表示非常支持，优先给予新疆供应纺织机器设备，并安排从沿海老企业抽调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援新疆建设。他还想去新疆考察长绒棉种植情况，后因医生劝阻，没有成行。但他一直牵挂着新疆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
1959年，他得知海南岛有一种棉花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棉花质量，便不顾年老体弱，带领工作组，亲赴海南岛作实地考察。他在那里详细了解种植棉花的具体情况。后来，经过纺织工业部和农业部门的大力配合，海岛棉终于在海南岛推广试种成功。
他积极主张发展化学纤维。1960年5月，纺织工业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送呈《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其中着重提出要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一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的批准。
1964年12月，蒋光鼐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说：“我们仅用四年时间，就建成了第一批现代化的化学纤维厂。现在上海、南京、新乡、吉林、杭州、哈尔滨、广州等地，都建立了人造纤维工业”。他说：“人造纤维每吨可以制成两万市尺织物；合成纤维每吨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市尺织物。从1961年到1964年，我国用国产化学纤维生产了两亿多市尺织物。现在广大城乡市场，都可以买到化学纤维织物，大大缓和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
蒋光鼐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任职期间，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粮棉争地矛盾突出，使他心急如焚。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让他看到解决矛盾的端倪，兴奋不已。1966年，他被确诊得了癌症后，在国务院的关怀下，从上海请来了当时最具权威的两位专家给他会诊并动手术，他嘱咐秘书和家属一定陪他们去顺义县参观刚开工生产的维尼伦厂。
他忧虑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讨论人口问题时他说：“人口每年增长一千二百万的速度是惊人的，人是决定性因素是对的，但土地有限，人口增长过快，就要开荒种地，就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分析三年国民经济困难原因时，他说：“1958年提出的以钢为纲，后来几千万人上山，什么都
要让路，搞得农业劳动力不够，副食品供应紧张。这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搞纺织工业建设，也要吸取这个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
“文革”初期，纺织工业部的群众在当时大气候的鼓动下，纷纷组成“战斗队”，揪斗“牛鬼蛇神”，但大家谁也不愿去触动蒋部长。后来，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突然抄了蒋光鼐的家，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职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迅速组织部里的“红卫兵”，也以到蒋部长家里“造反”的名义，把蒋部长“接管”过来加以保护。此后，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又几次共同签字开具证明，帮助蒋部长家属向有关方面联系，积极查找并领回被抄走的大部分财物。
蒋光鼐在抄家的红卫兵走后，第一件想起要做的事，就是嘱咐夫人黄晚霞给老朋友蔡廷锴挂电话，叮嘱他万一红卫兵去了，千万别发火，因为几十年的交往使他深知蔡廷锴将军的脾气。
周总理在1966年8月30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民主人士的名单，在总理亲笔书写的13人的名单中，就有蒋光鼐的名字。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友人再三劝说动员下，蒋光鼐应邀拄着拐杖，支撑着带病之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从很远的地方看见他，就走过来和他握手，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后问道：“听说红卫兵去过你家了!”他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千言万语都会聚在这一问一答之中了。
蒋光鼐一直关注着棉纺织厂的建设和棉花生产。
他在病重弥留之际，忽然冒出一句话：“王震还答应请我吃狗肉的。”他晚年以素食为主，极少吃肉，脱口说出这句话，显然是在他的脑海里回忆起和王震将军的谈话，想到新疆的长绒棉了。
1967年6月8日16时40分，蒋光鼐因患癌症，术后复发，经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9岁。
[1] 陈一林：《对蒋光鼐将军的一点回忆》，《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2页。
[1]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1] 《民革会刊》第28期，民革中央编。
[1] 吴文英：《在蒋光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8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