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壮志
程子华，1905年6月20日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一个姓苏的贫民家庭，是苏家第四个儿子。因家境贫寒，兄弟姊妹太多，他自幼过继给姨母家，改姓程，取名程世杰。
程子华7岁上私塾，12岁入模范国民小学。
程家生活也不富裕，1919年秋天，程世杰小学毕业后，家里就不打算让他上学了，让他学经商，挣钱养家。程世杰不愿放弃学业，便自作主张考入官费第三贫民高小。这里吃、住、学习用品全是公费，每年还发一套单制服和一双鞋，因而使他得以继续读书。其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校长张春华受爱国主义影响，在教室里挂起了岳飞、关羽、戚继光等名人画像，让每个同学选一个人做自己的学习榜样。不少同学选了关羽，他却选了戚继光。老师和同学们问他，关羽是武圣人，又是你的同乡，你为什么不选？他回答说：日本想灭亡中国，关羽再能也只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戚继光是打倭寇的，应以他为榜样，打日本、救国家。
1922年秋，程世杰高小毕业，家里再一次劝他不要上学而学做买卖。程世杰认为没有学问是不能救国的，他要想办法继续学习。他听说太原国民师范实行官费，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便决定前去报考。程家出不起路费，幸亏生母给他凑了几元钱，他才靠这有限的钱到太原，考上了太原国民师范。
太原国民师范是阎锡山1919年创办的一所培养小学教员的学校，其目的是网罗一批青年当教员，通过他们控制全省的小学教育。这所学校在教学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实践，一是重军事。学生除学习一般文化课外，都得学习劳动技能和军事知识，包括野外军事演习、打靶等。这恰好符合程世杰的志趣，他认为，要立足社会就得学会劳动技能；要抗侵略、救国家就得学会打仗。因此他学得非常起劲，除正课外还阅读了许多军事书籍、政治书籍和进步报刊，为他以后投笔从戎打下了基础。
1924年，阎锡山创办了进山中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和穷苦学生可以申请官费。程世杰听说进山中学水平较高，便不惜牺牲国民师范的两年学历，前去报考。考生约2000人，只录取40人，他考上了。可是，入学后学校不批准他申请官费。无奈，他只好再返回原学校。谁知，原来的班主任借口“这个学生难管理”，拒绝他回校。后来，由于他足球踢得好，经体育教员出面说 情，才回到国民师范。
1925年春，国民革命军对山西形成包围态势，阎锡山扩军备战，增加军费，把开支以“增收房税”之名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弄得全省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中共太原支部彭真等人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房税运动。第一中学、进山中学、山西大学等相继行动，带动太原各大中学校举行游行示威，大批工人、市民也上街呐喊助威，运动呈燎原之势。
运动开始时，国民师范学生因学校管束很严，没能参加。5月18日晚上，国民师范学生、共产党员纪秀川和梁其昌召集各班学生代表开会，揭露阎锡山派总干事到学校与班主任一起监视学生，不让学生搞政治活动的阴谋，激起大家的义愤。学生代表们一致要求，联合起来与反动校方作斗争，走出校门去参加群众运动。在这次会上程世杰被选为学生会副会长，决定驱赶总干事和班主任。几十年后，程子华回忆说：“我领导四十一班同学驱逐了班主任，鼓励了各班同学反班主任压迫的斗争。我成为闹抗税学潮的领头人之一。成立学生会时，纪秀川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1]
由于太原学潮高涨，国民革命军又大军压境，阎锡山被迫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取消了总干事和班主任制度。
时隔不久，从上海传来五卅惨案的消息，太原各界义愤填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声援活动。国民师范在纪秀川、程世杰等组织下，出动400多人的演讲队和200多人的话剧团，在太原大街小巷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成了这次活动的主力军。
纪秀川和程世杰的关系很好，他们一起闹学潮，一起开展学生会工作，纪对程帮助很大。一次纪问程：“你爱国，爱什么样的国呢？封建军阀统治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进行军阀混战和压迫老百姓的国，你也爱吗？”[2] 他的话引起了程世杰的深思，使他懂得了革命和爱国的一致性。纪秀川还经常向程世杰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告诉他什么是CP 和CY，介绍他看《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书籍，使他逐步有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6年6月，纪秀川介绍程世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是在“青年学社”举行的，主持人是共产党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3]
注释
[1]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7页。
[2]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7页。
[3]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7页。
··
··投笔从戎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并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军校）。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派程世杰、曹海龙、曹寿铭前往报考。程世杰从高小时就有投笔从戎的愿望，入党后参军报国的愿望更强烈了。当他得知派他去投考黄埔军校时，心情无比激动。但是他们拿不出路费，班里的同学、共产党员韩抚民、张勋等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捐助了几十块银元，他们才得以坐上火车到北京，接上党的关系，拿上秘密介绍信，从北京经上海到武昌。1927年初，他们考上武汉军校，被编入第二大队第八队。
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武汉又是大革命中心，革命气氛非常强烈。程世杰看到大好革命形势，心中无比高兴，浑身充满了力量，学习特别努力，时间不长，收获很大。程子华后来回忆说：“我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虽只有半年多，时间不长，可那时却是大革命高潮时的半年呀! 从政治、军事到实践和思想，我有了很大提高。”[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4月23日，武汉各界30万人，在武昌举行讨蒋大会，军校同学积极参加，并举行游行示威，向群众宣传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 4月21日，武汉政府军队誓师北伐，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武汉空虚，夏斗寅趁机在宜昌叛变，发兵攻打武昌，想扰乱北伐军后方。四川军阀杨森也从鄂西直逼汉阳。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立即开赴前线去迎击夏斗寅。武汉军校被编为中央独立师，25日乘火车连夜出发，在叶挺统一指挥下和二十四师并肩战斗，当天下午就打垮了夏斗寅。这是程世杰第一次参加战斗，他表现得很勇敢。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到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说通张发奎，将军校改编为其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1日，程世杰和军校学员们，由汉阳门乘民船，前往九江张发奎总指挥部。然而，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张发奎也叛变了革命。8月3日，船开到九江张发奎不让上岸，说学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缴了枪才能上岸。没办 法，学员们只好按规定缴了枪，徒步上岸，到指定的一个操场上去露营。程世杰等学员都异常愤懑。
第二天早饭后，程世杰问连里中共的负责人：“今后怎么办？”他说：“现在乱哄哄的，我不知道怎么办。”程说：“待在这里不是办法，我想到别处去找党。”他说：“可以，你走吧。”[1] 于是程世杰只身离开了教导团。
在白色恐怖下，到哪儿去找党呢？程世杰想起了国民师范的老同学、在汉口国民党军队一个连里当司务长的共产党员聂鑫淼。程到汉口找到了他，但聂也和中共失去了联系，且官小薪薄，说无力收留程。正当二人犯难之际，遇到了国民师范的又一老同学、黄埔四期毕业生贾绍宜，他也是到武汉来找党的。在贾的提议下，程、贾结伴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
到上海，他们住进英租界的一家旅馆，第二天去餐厅吃饭，恰巧碰到徐向前。徐是程的老乡，是国民师范的校友，又是武汉军校时的大队长，和程很熟悉。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不期而遇，程世杰惊喜万分。经徐向前介绍，程世杰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中央派人找他谈话，告诉他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到广东去了，要他到广东去参加叶挺、贺龙的部队。
按照组织安排，程世杰先到香港，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向广东发了信。可是，原定联系的三天期限已过，却没人来接头。他手里钱不多，无法在香港久留，一横心，乘船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他听山东饭馆的老头说，李济深总指挥部特务营的三个连长都是山西人，而第三连离得最近。程世杰就去找三连长。他没敢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说到广州来考军校，正赶上不招生，钱也花完了，想找同乡想个办法。那个连长很有乡土观念，就说：“你就留在连里当个传令兵吧。”这样程世杰成了三连的传令兵。几天后，他从报纸上看到叶、贺部队失败的消息，感到去叶、贺部已不可能，只好在这里做兵运工作了。
有一天，程世杰上街办事，看见一个当兵的佩戴着“教导团”的胸章，一问才知道，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教导团目前就驻扎在四标营。他急忙赶往教导团驻地，找到了原所在连的负责人。从他那里得知，张发奎部队的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叶剑英把教导团保护下来了，没有清党。10月张发奎利用李济深去攻打叶、贺的机会占领了广州，把教导团带到这里。程世杰向那位负责人汇报了离开九江之后的情况，要求马上归队，得到了批准。谁知，在他回 去取行李的当口，他当传令兵的那个部队马上开拔去韶关。他一时难以脱身，只好随队到韶关。后来，利用全营去30里外演习把他留下看家的机会，他溜回广州，回到教导团。
12月11日夜，张太雷、叶剑英等利用张发奎主力去迎击李济深的机会，发动了广州起义，教导团是起义的主力军。程世杰所在的一营一连，先去攻打公安局，得手后调回担任总指挥部预备队。13日奉命去四牌楼迎击张发奎部队的反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起义开始很顺利，12日上午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后来敌人从东西北三面夹攻，因寡不敌众，被张部抢占了观音山制高点。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于13日夜撤出广州。
17日，起义部队在花县改编为红四师，程世杰被编在由徐向前任党代表的十团。红四师成立后，决定去海陆丰苏区和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
1928年1月9日，红四师到达海丰县城，受到彭湃等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后，红四师、红二师在彭湃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保卫海陆丰红色政权的斗争。程世杰随四师参加了赤石、葵潭、大安、汕尾、惠来等战斗。 在惠来战斗时，与国民党军发生白刃战。一个国民党兵用刺刀凶狠地向程世杰刺来，他迅速闪身，用左手去抓对方枪口，国民党兵开枪打伤了他的手。 在这危险时刻，一位战友赶来，一枪打死国民党兵，他才脱了险，但从此左手残疾。
保卫海陆丰的斗争失败了，红四师被迫转移，程世杰因伤留在普宁县南山里治疗。伤愈后，他到普来、潮州、惠宁三县成立的独立团当会计。这个团总共才100多人，不久就被国民党军打散了。剩下的红军躲进山里，全靠老百姓送饭供应。有时“清剿”紧，几天送不上饭，他们就只能就地挖红薯吃。后来县里一个干部对他说：“现在敌人‘清剿’很厉害，你不会说本地话，很难站住脚，我们把你送出去吧。”[1] 他要求给转党的关系，那个干部说县里和外边没有关系，没法转。他们送给程世杰一些银元，由一个农民把他送上了火车。
程世杰坐火车到汕头，再乘船到上海，他想再去找中共中央。但今非昔比，在白色恐怖下，已很难找到中共组织。找了几天，一个熟人也没见到，钱也花得剩不多了，思前想后，他决定回山西老家再想办法。
他没钱买车票，先是偷乘货车，到徐州后，铁路风声紧，无法偷乘了，就只好步行。他仗着身体好，每天行程100多华里，风餐露宿，走了半个多月，终于回到了离别两年多的家乡。
到家以后，亲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但是，他的家乡国民党也正在到处抓人。程家和别人同住一院，不安全，只好转到生母家。生母正在生病，常请医生来看，也怕走漏风声。大家建议他先到外祖母家住几天，可大舅带来消息说，国民党县党部正在那里抓共产党，千万不能去。
家乡呆不下去，也无法找到中共组织，家里建议他去河南南阳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军医的大哥。到南阳，那支军队找到了，但大哥不在，他只好暂时待在那里。后来那支部队东撤，他也跟着东行。在驻马店他遇到了武汉军校同学共产党员郭炳。经郭炳介绍，他到国民党岳维峻部孟宗鲁营当副官。 这个营的副营长周凯、政治教官张维琛、书记赵品山都是共产党员。在这里程世杰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改名程子华。
注释
[1] 《程子华回忆录》，第10页。
[1] 《程子华回忆录》，第13页。
[1] 《程子华回忆录》，第31页。
··大冶兵暴
岳维峻的部队退到阜阳后，程子华由营副改为三连三排排长。岳部是地方军阀部队，不像蒋介石嫡系那样积极反共，也缺少反共经验，官兵之间有浓厚的乡亲和部属等关系，因而共产党员容易在此立足并开展工作。程子华来后不久，就建立了由张维琛、程子华、赵品山、宋子云、姚俊明组成的党支部，程子华、张维琛为负责人，并根据这支队伍的特点积极开展起兵运工作。
9月，他们通过地方中共组织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从1929年初开始，他们直接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报告工作，能及时得到周恩来、聂荣臻等军委领导的指示和帮助，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工作开展顺利，成效显著，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了70余名党员，在15个连队建立了中共组织。
1928年冬，岳维峻部投靠蒋介石，被蒋将五六万人的部队缩编为新编第一师，以后又以反冯玉祥不利为借口，撤了岳的师长职务，代之以蒋的亲信曹万顺。曹带来一批黄埔系军官，对部队进行大改组，撤换了包括营长孟宗鲁在内的一批老军官，张维琛、赵品山等一大批中共骨干被迫离开部队，中共组织遭到破坏，该团军官中只剩下他一个共产党员。原旅部中共组织负责人季步高，把各连中共党员名单交给程子华，要他单线联系，设法保存力量。
中共中央军委得知情况后，派专人与程子华联系，告诉他部队思想动荡对开展兵运工作有利，要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坚持工作，等待时机。
1929的夏，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新编第一师前去讨伐。开拔前，一直关注其动向的中共组织，认为发动兵暴的时机已到，想乘机把这支部队拉出去。为此专门成立了起义司令部。这时旧军官王俊杰也想以老军官的身份，带领部队哗变。中共负责人耿卓吾和季步高认为王在部队有影响，如能同中共合作，兵暴会更有把握。他们轻率地对王讲了中共的主张。但王俊杰反动本性难移，发现他俩是共产党员，便凶残地杀害了他们，同时杀了一批黄埔军官，发动兵变，拉走了四、五两个团。
程子华所在的六团当时驻在秭归，没有参加这次兵变，但受其影响，当船开到宜昌时即被蒋介石的部队缴了械。不久，新一师剩下的部队被改编为独立十五旅，程子华被编在二团二营五连任排长。改编后再一次清理队伍，排以上军官几乎全换为黄埔生。程子华巧妙地利用这支部队复杂的人际关系，同中下层军官混得很熟，躲过两次大清洗，保住了排长职务。他回忆说：“我观察分析了本营的情况，全营三个连长，顶数六连连长阎兆祥吃得开。他是团长的亲信，说话很管用，又和我是小同乡。他连里的班长都和我很熟，他想利用我拉拢这些班长，我也乐于和他搭这个关系。我所在的五连连长是个昏庸无能的人，什么事都要看阎的脸色。七连连长是黄埔四期生，山西芮城人，和我是邻县，我就利用同乡关系和他搞得挺近乎。这样就巩固了我的公开地位。”[1]
在这期间，程子华整理了中共组织，把一营的中共党员交一连四班长白玉杰负责，三营的中共党员交九连战士王愚负责，二营他直接管。他要求党员，要在保存自己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作，用认同乡、交朋友、拉家常等办法，广泛团结士兵群众，争取同情分子，逐步积蓄力量，以便觅机兵暴。
同年10月3日，上级传下命令，要二团开赴大冶、阳新一带去打红军。 程子华连忙去找赵品山商量，认为共产党员手里的枪不能打红军。他俩分析形势，感到鄂东南已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十二军，何长工领导的红五纵队也来鄂东南活动，此时正是兵暴的好机会。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派石中伟、柯乃康（柯庆施）、邓乾元三人来找程子华。他们一致同意程子华立即举行兵暴的意见，决定由柯乃康、邓乾元偕赵品山、郭子有等到鄂东南去与 中共特委和红军联系。
几天之后，二团开到鄂东南，一营驻阳新、二营驻大冶、三营驻团风。 这几个地方出城不远就是革命根据地。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共产党员刘振山来找程子华，向他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同意搞兵暴，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案。并告诉他中共地方组织和红军也已做好了准备，刘振山和程子华商量，想把起义时间定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但又感到时间太紧，最后定在12月14日夜12时起义，并规定了暗号：左臂绑白毛巾。
刘振山走后，程子华立即向团内中共党员传达了决定，并着手进行各种准备：逐连组织中共力量，确定要解决的反动军官名单，秘密察看城内外地形，规定暴动队伍的组织形式及联络标志等。程子华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十分小心，绝不能露出蛛丝马迹。
14日晚，细雨濛濛，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11时半，程子华秘密下令，把本连的连长、排长、司务长、文书一个个从被窝里拖出来，嘴里塞上东西，绑到院内的柱子上，然后叫起全连士兵。士兵们看到连排长已被擒，又听说要去当红军，都很高兴，纷纷表示愿意跟程子华走。
五连解决之后，程子华立即派各班中共党员班长，率部分战士去解决六连、七连和营部，他留在连部掌握全局情况。他细想着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觉得没什么漏洞，但心里还总是不踏实。他不时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半个钟头了，还听不到任何动静。他正想派人去查看，突然七连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带队的班长派人来报告说，他们和七连打上了。接着，派去六连和营部的队伍也传来消息，说听到七连枪响后都有了警觉。幸亏六连中共力量强，在几个党员班长带领下，把军官解决了。这时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营部没有解决，七连有了准备，队伍又是刚抓到手的，硬打下去恐怕不利，因此，他当机立断，马上收拢队伍，把五、六两个连带出城外，在山沟里隐蔽起来。
拂晓时分，红五纵队和地方红军开始攻城。二营长慌忙带领七连弃城逃走。红五纵队当即赶上去拦腰猛打，七连全部缴械投降，负伤的营长只带几名随从跑掉了。
战斗结束后，程子华把起义部队带进城，见到了何长工、李灿。当听程子华说在独十五旅内只有30来名党员，成功地组织了兵暴时，何、李都很惊讶，对程子华和参加起义的党员给予了高度赞扬。
起义的各连队伍，先后来到红五纵队。其中五个连合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由程子华任支队长。九连被编为红五纵队教导队。大冶兵暴的胜利使红五纵队的兵力扩大了一倍。
大冶兵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赞誉，中央报刊称这次兵暴为“模范兵暴第一声”，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程子华被授予二等红旗奖章。[1]
注释
[1] 《程子华回忆录》，第37页。 [1] 宋任穷：《痛悼老战友程子华》（1991年4月11日），《纪念程子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第1页。
··独立长征
大冶兵暴以后，程子华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支队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连队建立党支部，排设党小组，班班有党员，同时废除打骂，实行官兵平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对士兵进行一系列政治教育，开展官兵互教的军事训练，使这支队伍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
1930年夏，因受“立三路线”影响，他们硬攻城市，伤亡很大。在攻打江西瑞昌城时，程子华负了重伤。7月，组织安排他到上海治伤。他先在一个中共党员开的诊所医治，后托人以杨虎城部连长的名义，住进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医生钱信忠。伤好后，他在中共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机关（一个旅馆），临时做接头工作，准备到中央苏区去。
1931年初，程子华由交通员带路，从上海出发，4月到达江西东固红军总部，被分配到红三十五军当团长，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后三十五军改为独立三师，师长刘铁超牺牲后，程子华任师长，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
通过两次反“围剿”作战，程子华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了初步理解。他回忆说：“我体会到：红军对敌作战历来是集中兵力，当敌齐头并进时，就击其侧翼，当敌一路前进时，就打它的尾巴。”[2]
同年12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宁都暴动，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为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红军主力，中央军委选派一批有改造旧军队经验的干部到五军团工作。程子华也被派去，先后任四十一师、四十二师政委、师长以及十四师师长等职。
在改造二十六路军的过程中，程子华表现出政策性强和善于团结人的特
点，因而受到广大官兵的欢迎。起义后任四十一师参谋长的孙毅回忆说：“当时我们都不是党员，但程子华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的特点是能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一次他对我说：‘老孙哪，你这个人的特点是好散步，我的特点是好接近群众。’这是他对我的提醒，以后我也注意联系群众了。”[1]
1932年7月，程子华率四十一师参加了水口战役。这是一场罕见的硬仗，在红军阵地前，光是用大刀砍死的国民党军就有900多人。程子华目睹了国民党广东军队不怕步枪和机枪射击但怕大刀砍的弱点，为以后作战积累了经验。
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程子华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后任二十二师师长。1934年4月，程子华率部参加筠门岭战斗。
当时的中共中央推行“左”倾路线，命令红二十二师“死守筠门岭”。4月21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大规模进攻，红军的土、砖工事被毁，付出很大牺牲。当晚，因寡不敌众，红二十二师被迫退守李官山一带。当部队召开干部会议总结教训时，毛泽东打来电话，说二十二师打得很好，一个新部队能顶住强敌那么久不容易。并告诉他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不要硬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这些给程子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与他谈话，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告诉他鄂豫皖苏区形势严峻，中共中央决定红二十五军要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离开瑞金，一路历尽艰险。于8月28日抵达罗山县卡房（今属新县）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郑位三会合。
鄂豫皖苏区的形势确实很严峻：根据地不断缩小，且被分割成几块，人力物力濒于枯竭；红二十五军剩下不足4000人，被国民党16个团不断跟踪追击。为此，中共鄂豫皖省委两次打报告向中共中央要军事干部，后又派宣传部长成仿吾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但一直杳无音信。程子华此行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程子华首先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郑也向他介绍了鄂豫皖苏区情况。郑位三很快派人去皖西北给省委送信，建议省委速率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商讨今后行动大计。
中共鄂豫皖省委接到信后，立即率红二十五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
锁线，兼程转战到鄂东北。11月11日晚，省委连夜在光山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程子华因初到且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的指示和程子华将红二十五军拉到伏牛山的意见由郑位三向会议传达。会议认真分析形势，认为中共中央指示和程子华的意见是正确的，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了省委决定，并告诉他徐海东在会上主动提出让程当军长，他当副军长，省委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程子华忙说，这不行，请你转告省委，“周副主席让我来作参谋长，我就作参谋长，不当军长[1]”。省委研究认为程是黄埔分校毕业生，在中央苏区就当过师长、师政委，军政素质都好，仍决定让他当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程子华的到来，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起了重要作用。刘华清回忆说：“子华同志的到来，及时传达周副主席的指示和他对根据地形势的分析，对于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功绩，是红二十五军许多老同志一致公认的。”[2]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程子华对部队来不及全面了解，行动多由徐海东和吴焕先指挥。他凭着随身携带的一本袖珍地图，以及所掌握的情况和过去的作战经验，随时随地与其他领导共同分析研究敌情，选择前进路线，使部队一次次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部队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各路国民党军蜂拥而至，一时难以立足，省委当即决定转向伏牛山区。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县独树镇时，突遭国民党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袭击。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战至黄昏方有所缓和，当夜胜利突围。从这场恶战中，程了华对这支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吴焕先、徐海东身先士卒的英勇行为极为钦佩。
12月10日，省委在庾家河举行会议，决定以陕东南为中心，创建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会议进行中，突接报告，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向红军奔袭，已至附近。程子华等立即率部队抢占山头，和第六十师展开激战。激战中徐海东负了重伤。当程子华冒着敌人炮火，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指挥部队作战时，突然被一颗子弹打中双手，望远镜被打落在地。从此他的双手成了
残废。
程子华负伤后，一直昏迷不醒，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稍好后，仍离不开担架，生活不能自理。他感到过意不去，要求红军医院院长钱信忠[1] 为他截肢，以便尽快痊愈。钱信忠是程的老朋友，他耐心劝说程，有一分希望也要给他保住双手。
程子华虽然躺在担架上，但工作从未停止。当时司令部参谋工作很不健全，部队的行军、宿营、布置警戒等都是他向参谋或秘书口述指示，再让他们写成书面命令或通知，下达部队执行。他及时了解部队思想动向，发现问题主动找当事人谈话，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妥善解决问题，为其他领导分忧。他向军政治部介绍中央苏区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刘华清将其逐条编成歌曲，印发给部队教唱。这就是后来在全军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2]。
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包括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和河南西部共十多个县。这里地势险要，缺少公路，人民苦难深重，受中共和红军影响较早，很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陕西四个县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入陕，并创立根据地，立即引起蒋介石的警觉。1935年1月，他急调驻河南第四十军的两个团、驻湖北四十四师的三个团，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两个旅、一个团，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采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战术，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围剿”，而且扩大了红军，在蓝田、柞水等县开创了第二块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的胜利，使蒋介石更为震惊。5月上旬，他命令东北军王以哲的3个师、驻郑州唐俊德的30多个团的兵力，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二十五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5月下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开会，研究反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程子华伤重无法参加，便向政委吴焕先介绍了中央苏区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取得第3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省委决定，游击师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红军主力跳到外线，以“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战术，各个击破敌人。经一个多月的迂回转战，到7月初，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二次
“围剿”，进一步巩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当年红二十五军的宣传员袁恩波回忆说：“由于程子华介绍了毛泽东反‘围剿’的战术，再加上总结了原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我们在陕南的两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那时他（指程子华）虽然躺在担架上，但是重要决定，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人。”[1]
7月15日，原鄂豫皖交通员石健民，勇敢地冲破国民党军封锁，从西安带来中共中央文件和报纸，程子华等才第一次得知遵义会议和中央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当天，省委就在长安县丰裕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郑位三、陈先瑞留下领导当地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由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配合主力红军北上。
8月21日，在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吴焕先政委壮烈牺牲，程子华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反复安慰全体指战员：“我们要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全军上下拧成一股劲，为实现焕先同志遗愿，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英勇奋斗!”他还说：“就是天塌下来，还有徐海东同志指挥!”[2]
在进入陕北之前，省委于9月7日在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对部队进行了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军容严整，遵守纪律，讲究礼节，注意团结，虚心向陕北红军学习。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18日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住进医院，钱信忠为他做了手术。这时部队准备在劳山地区作战，尽管他留在永坪养伤，仍参与了劳山战斗的组织部署。
劳山战斗后，程子华伤未痊愈、就躺在担架上赶到前线，传达中共陕甘晋省委有关作战方针的意见。10月25日，他参加指挥攻克榆林桥战斗，俘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战后，程子华亲自找高福源谈话，向他讲明红军的俘虏政策，耐心进行思想教育，让其留在红军中从事军事教学工作，高欣然应允。后来中共中央派高福源回东北军做统战工作，对促进东北军团结抗日和张学良思想转变起了积极作用。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0月底，中共中央派贾拓夫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一部电台。11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看望，亲切接见了程子华、徐海东等。
当程子华他们汇报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及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的经过后，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并就当时国共两军态势作了介绍，对工作进行了部署。
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不久，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这一时期，程子华除任红十五军团政委外，还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2月，他和徐海东一起，率部参加了红军东征。他们历时一个月，行程千余里，途经20个县，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一度兵临太原郊区。
5月，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分两路西征甘肃、宁夏，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沿途重创马鸿逵反动武装，发动回民群众组织抗日队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西安事变后，他们奉命南下陕南商州，协助张学良、杨虎城部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这里，他们同郑位三、陈先瑞领导的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七十四师胜利会合。
注释
[2] 《程子华回忆录》，第51页。
[1] 孙毅访谈录，1997年12月。
[1] 刘华清等：《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14日），《纪念程子华》，第6页。
[2] 刘华清等：《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14日），《纪念程子华》，第6页。
[1] 钱信忠先在上海宝隆医院当医生，后到国民党李默庵部当军医，在鄂豫皖战斗中被俘，参加红军。
[2] 刘华清等：《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纪念程子华》，第8页。
[1] 袁恩波访谈录，1997年4月20日。
[2] 刘华清等：《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纪念程子华》，第8页。
··特殊使命
抗战初期，程子华因健康原因，没有在八路军内担任职务，而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出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人民武装部长和高级党团书记。
“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组织，1937年9月20日成立，由阎锡山、共产党、八路军、晋察绥三省政府、战地各军、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其基本任务是：积极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协调各部队各抗日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抗日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上的支持，组织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出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为中共方面的委员，程子华和南汉宸是常驻委员。在安排各部部长时，阎锡山最关心的是武装部长一职，提出要让他的亲信郭宗汾担任。 周恩来说：郭宗汾不行，他不会搞游击战争。打游击我们是内行，应该由我们派人来做这项工作。最后的人选，便是程子华。
程子华到“战动总会”时仅带一名秘书，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从头做起。 他认为武装部主要是抓武装，抓武装首先要有干部。尽管中共中央从9月下旬起，先后调派八路军干部215人，地方干部、党员130人到“战动总会”，帮助组织游击队，但相对于日益残酷的抗日游击战争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每期一二百人，以青年学生为主，兼有工人、农民和教师等，时间7—10天，最长的一个月。采取讲大课的方式，续范亭、程子华、南汉宸等亲自主讲，向学员讲授政治、军事知识，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学员毕业，马上分配，由一两个老红军干部带上几个学员，到各地去建立游击队。没有人就挨户去动员，没有枪就从民间收缴、捡拾国民党逃兵丢弃的和从日伪手里去夺。
这样的训练班，在太原、离石两地先后办了五期，培训学员1060人，为各地组织游击队准备了骨干。
9月底，太原各工厂工人组成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阎锡山为掌握这支队伍，派其亲信、工会主席郭挺一担任队长。郭不懂军事，便去求助国民师范同学程子华。程子华爽快地答应下来，向他介绍了组织部队和行军作战的基本知识，亲自帮他整顿队伍。太原失守后，郭挺一把这支武装带到中阳县，准备去靠拢阎锡山。程子华得知后，专程赶到中阳县，对郭挺一说，日本人向南打你就往南跑，这样何时是头？真想抗日就得往北，到敌后去打游击。 郭挺一觉得程子华说得有道理，就把部队开到汾阳、文水一带，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靠在一起。经郭同意，程子华派八路军干部卓雄（化名张英）等去郭部当军事教官，同时派去30多名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学员充任基层骨干，逐步引导这支队伍走上了跟共产党抗日的道路。
10月，太原成成中学校长刘镛如找到程子华，说成成中学师生要求组织游击队。程子华当即表示支持，并和刘一起研究了队伍的编制、组建方法等。 刘镛如回去后，在清源县成立了“成成中学师生义勇队”。程子华、南汉宸、彭雪枫等在百忙中去看望这支队伍，程子华作了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长篇报告。在程子华的关心帮助下，这支队伍成长很快，不久就发展成为340人的抗日游击队。11月25日，这支游击队在离石改编为第四游击支队，成了“战动总会”的骨干力量之一。这支蜚声三晋的队伍，被巴黎《救国时报》报 导后，轰动了国内外。
在程子华的领导和组织下，战动总会活动地区抗日武装发展很快。不到半年时间，战动总会就直接组建了25支游击队，总计2.1万余人，同时还建立了县游击队1.1万余人，自卫队6.5万余人，形成了山西抗战的重要力量[1]。
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使本来就不雄厚的抗日武装力量更显单薄。为了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日军，“战动总会”将所属五个游击支队合编为第一路纵队，由程子华亲自指挥。
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1万余人，分五路进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威胁陕甘宁地区。当时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正在同蒲路北线作战，南线十分空虚。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程子华的抗日游击第一路纵队袭击交通线，迟滞日军向黄河东岸进攻。程子华率武装部机关到前线指挥，连续战斗20多次，迫使日军无法按计划前进，太（原）军（渡）公路无法如期完工，保证了一二〇师的北线作战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政权改造是中共和阎锡山矛盾的一个焦点。在程子华、南汉宸的领导下，对旧政权采取了分别情况、灵活对待的办法。对于绥远、察哈尔、雁北等沦陷区，因为旧政权已完全解体，战动总会就直接主持各县工作，既管政权，又管群众工作；对于晋西北地区，由于阎锡山已派了“游击其长”、“战动总会”成立时又有不干涉县政的协议，所以不能公开和阎锡山争夺县政权，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区、村政权的改造上，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反对贪官污吏”等口号，把有劣迹的区、村长选下去，换上拥护共产党的人；对于晋中平原，由于县长是“战动总会”推荐，由山西第四行政区主任委派，则争取尽量多派些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这些经过改造的政权，对实现战争动员、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组织战时生产以及解决八路军、决死队、游击队的兵源、粮食、经费等问题，建立健全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为后来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打下了基础。
为了团结抗日，程子华经常穿梭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及时通报情况，商量问题，做说服工作。阎锡山、傅作义那里他经常去，有时他们遇到难题，也请程子华帮助解决。
1938年春，傅作义部董其武师在河南征了3000名新兵。为防止逃跑，他们把新兵用绳子绑起来，结果带至延长地区就跑了1700多人。董其武很着急， 就去求助程子华。程子华说，你们征兵、带兵的方法不对头，他们怎能不跑呢？征兵要做好动员工作，启发抗日热情；带兵要把新兵视为兄弟，关怀爱护，怎么能捆绑呢？你绑了人绑不了心，勉强带回去，也难以巩固。应董的要求，程子华派红军干部吴开发等十余名政工干部去协助带兵，并指示他们解去绳索，做好教育工作，注意改善生活。吴开发等根据程子华的指示，顺利将剩下的新兵带到驻地。董其武对此深感钦佩，随即又请求程子华派更多的政工干部去他的部队当指导员。根据当时形势和部队实际，程子华派去的政工干部不任指导员，而叫宣传员，对稳定董的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战动总会”是在同阎锡山既联合又斗争中开展工作的。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是为了保住地盘。随着山西地盘不断缩小，他的悲观动摇情绪日益增加。 1938年2月，阎锡山在襄陵县温泉村召开会议，成立由他控制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以此代替“战动总会”，同时下令将“战动总会”领导的各游击队改编为山西保安二区的八个支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于改编，程子华向阎锡山提出了不拆散建制、不调动干部的要求。迫于形势和各方压力，阎锡山不得不答应，从而保证了这支武装离队的性质未变，领导权未变，力量未被削弱。
中共中央对“战动总会”和程子华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程子华：“动委会工作已经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同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并要北方局给他补贴100元钱保养身体[1]。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更加悲观失望。7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高级军官秘密会议，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方针，决心撕毁与中共的协议，撤销“战动总会”。8月，阎电邀续范亭到古贤村谈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程子华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事前做续范亭的工作，共同商定了谈判原则。 谈判时，阎锡山提出撤销“战动总会”，又说不撤销也可以，但要程子华、南汉宸走。续范亭和阎锡山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谈判不欢而散。
8月22日，毛泽东电示一二〇师领导及程子华，告诉他们对于阎锡山取消动委会之意，应表以下态度：“动委会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下，在抗战中有不少成绩，在群众中有威信，不应取消或改变。”
这时从武汉回到管安的周恩来也致电阎锡山，抗议其解散“战动总会” 的企图。在舆论压力下，阎锡山回电，把解散战动总会的责任推到国民党中央身上，还假惺惺地表示：“对八路军同仁决本至诚，站在统一战线上拥护。”[1] 这样，“战动总会”就又保留了下来。
8月底，程子华离开晋西北到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1月，六中全会结束，中共中央决定程子华到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
由于阎锡山的一再阻挠、破坏，“战动总会”于1939年7月1日被迫结束。
注释
[1] 段云等：《程子华同志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纪念程子华》，第50页。
[1] 李克：《亲切的教诲无限的怀念》（1992年3月），《纪念程子华》，第66页。
[1] 段云等：《程子华同志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纪念程子华》第55页。
··平原抗战
1939年1月，程子华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的形势是：根据地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已过，冀中已经成为日军“整肃”后方、围攻“扫荡”的重点。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3月，短短四个月中，日军就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五次“扫荡”，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冀中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
当时的冀中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是以东北军和河北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吕正操领导的八路军第三纵队。这支队伍经过初步整顿，在抗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旧军队的影响尚存，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比较薄弱。如何把这支部队变成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正规抗日队伍，是当时的迫切任务。
程子华首先把他带来的百余名干部分下去担任军区机关的部长、分区政委、团政委等，以加强各级的政治领导。然后采取逐步提高，分批整训的方法，对三纵部队进行整顿。
3月，他主持召开冀中军区第一次政工会议，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
会上他提出按照老八路的样子建设三纵的整军目标和“继承与发扬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为创造主力兵团而斗争”的口号[2]，确定从1939年3月到年底，部队分两批集中整顿。
第一批抽调了六个大队和一个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驻地整训，8月结束。第二批抽调各分区新编的四个团，在军区驻地附近，由八路军总部考察团帮助整训。其余部队按军区要求自行整训。到年底，两批整训共整编成16个主力团，部队有很大进步，初步达到了正规化要求。
10月，程子华主持召开第二次政工会议，提出了继续向正规化、八路军
化迈进的任务。与第一次整训不同的是，把整训部队有计划地派到各地，一边战斗一边训练，实行战练结合，在战斗中检查训练质量，在整训中解决战斗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实战能力。
1940年2月，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程子华专门主持召开军区党的会议，提出政治整军的任务。要求各部队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充实政治机关，完善政治工作制度，审查党员，鉴定干部，普遍进行民主选举，统一党内各种组织，加强连队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创造模范党支部、党总支。
9月，他又主持召开第三次政工会议，提出“创造铁的党军”的任务。号召全军开展创造模范党员、模范干部的群众性创模运动。同时要求部队普遍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进行时势政策教育。要求干部克服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旧军队习气和游击习气等不良作风。
在程子华、吕正操等领导下，抗日第三纵队认真学习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苦练军事技术，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在冀中抗日中起了骨干作用，受到中共中央的赞扬。1941年，毛泽东为三纵队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是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1]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一支全国驰名、威震日寇的英雄部队，在冀中抗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支部队，程子华和军区领导非常重视，倍加爱护，在干部配备、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予优先照顾，并非常尊重他们的民族信仰。程子华认为，这支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而是一支兄弟民族武装，是一面旗帜，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象征。冀中能组织起回民支队是冀中10万回民的光荣，也是全区人民的光荣。
程子华在整训正规部队的同时，下大力抓了民兵工作。在他来之前民兵归政府领导，没有专门领导机构，因而不少工作落实不够。1939年秋，他组织建立起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专门管民兵工作，从而使民兵工作在组织、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在原来自卫队的基础上，凡年在18岁到45岁的男子和18岁到30岁的妇女，身体健康，家庭牵挂较少的，由党支部推荐，分别编入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基干自卫队，统称民兵。
在不长时间内，便形成了县有游击大队，区有游击小队，村有游击小组的民兵体系。到日本投降前，冀中民兵发展到20万，一般自卫队250万，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对冀中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百团大战时，冀中出动民兵和自卫队35万人，破道路、炸桥梁、搞夜袭，搅得日军昼夜不宁，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日华北派遣军主任惊呼：冀中已形成了“完全人的组织，军队与农民混成一片，将一望千里的冀中平原，由农地变为阵地”[1]。
地道战是平原斗争的重要方式，是冀中人民的伟大创造。它是在地洞也叫“蛤蟆蹲”、“螃蟹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产生于蠡县。初期的地道是群众自发挖的，结构简单，只能临时躲藏一下，不能打仗，有的地方吃过日伪的亏，因此曾一度被否认，蠡县县委书记还因提倡挖地道被撤了职。
问题反映到区党委、军区，领导人也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敌人面前应该是战斗，钻地道只藏不打是消极的右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一致的，钻地道是保存革命力量，准备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不是右倾保命，双方争论不休。程子华对此没有急于表态，他带上几个人，到高阳、清范等县，特别是蠡县三区，深入农村地道实地考察，并向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结果发现，地道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对日伪斗争的好形式，不能打、受损失是因为地道不完善，如果加以改进，一定会成为能守能攻的好阵地。他回机关以后，详细介绍了调查情况，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区党委统一了认识，遂以区党委和军区的名义，相继下达指示，号召全区人民普遍开展地道斗争。
此后，在区党委的支持、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冀中的地道不断发展完善，由一家一个地道，发展为户户相连，全村构成一个整体，后来又把村与村连接起来，地道内挖了掩体，构筑了防水、防火、防烟、防毒设施，储存了粮食和生活用水，以后发展到设有地下医院、工厂、仓库等。
地道口也越来越隐蔽，有的在炕洞内，有的在牲畜槽下，还有的在水井中，有的洞口周围还埋了地雷……从而使冀中地道成了进能攻、退能守、可撤退、能坚持的地下长城，成了人民战争史上一大奇观! 吕正操回忆说：“程子华同志对开展地道战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2]。
冀中靠近平、津等大城市，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很多。但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偏见，片面夸大他们的弱点，特别是对那些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更是存有戒心，不愿和他们共事。程子华常用毛泽东
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教育大家，并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原来的偏向逐步得以纠正。在他的主持下，冀中革命根据地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张庆泰、黄忠带领的东北战地服务团、张学思带领的东干队，以及凌子风、崔嵬等知名文艺人士，他们在冀中抗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程子华来冀中前，在内部肃反中发生过两起大案：一是李晓初“托派案”（现已证明是冤案，已平反），一是熊大正“特务案”（也是冤案，已平反）。
两案都牵扯不少人，程子华来后余波尚存。如九分区“托派案”，开始由一个文书说怪话、发牢骚引起，后牵涉到指导员、教导员、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等，都成了“托派”，前后被捕多人，并有继续扩大之势。程子华感到不正常，就指示锄奸部长亲自去甄别，结果发现矛盾百出，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加上逼供信，就弄假成真了。在程子华主持下，给所有被捕的人平了反，分配了工作。这些人以后表现都很好，有的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在第三期锄奸干部训练班毕业讲话中，程子华深有感触的说：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口号是：“宁错杀三千，不使一个漏网”，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口号是：“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1]。
1940年2月，程子华率冀中部队七个团，参加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战役，和一二九师、冀南部队一起，作战两个多月，歼灭、击溃顽军1万余名，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
为了总结民兵和地道战的经验，1941年冬，程子华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工作组，亲自带队，分别深入到无极、定南、安国等县，连续调查几个月，于1942年11月主持写成6万余字的《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一书。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民兵斗争经验，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明确了发展方向，把民兵斗争的地位、意义，大大提高了一步。
这本书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报到八路军总部后，总政治部将其压缩加了按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按语”指出：“抗战以来，冀中在人民武装建设上，在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之开展上，曾获得了伟大的建树，成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成为敌后平原抗日斗争的一面光荣旗帜!”“敌后各根据地都应学习冀中组织人民武装的经验，把敌后每一个根据地都变成敌人的火阵，把这匹吃人的野牛活活地烧死”[2]。宋任穷回忆说：“当时，
我在冀中的毗邻冀南根据地。冀中的斗争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1]。
1940年到1942年，程子华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冀中军民进行反“蚕食”斗争，粉碎了日军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其“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的阴谋没能得逞。日军于1942年初哀叹道：“谁都承认，以现在事实而论，乡村的治安还存在着相当的威胁；有的地方连一个最低要求的安居，还没有达到。”[2]
冀中平原的斗争，对日军震动很大。冈村宁茨回国参加内阁会议提出：“要想消灭八路军，首先要把冀中稳住，不然，对我们威胁太大。”[3]。1942年3月，冈村宁茨亲自到石家庄召集联队长以上军官开秘密会议，准备调集5万日军、4万满洲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进攻。这就是“五一大扫荡”。
在“五一大扫荡”中，日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拉网战术”，反复“清剿”，企图将冀中抗日力量一网打尽。冀中军民在程子华、吕正操和军区党委领导指挥下，主力军、地方军、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采取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麻雀战等方式，巧妙与敌周旋，不仅主力和党政军机关很快跳出了包围圈，而且遍地开花打击敌人，使日军原定阴谋彻底破产。这次反“扫荡”，因估计不足等原因，冀中根据地损失较大，但日军付出的代价更大，此后它再也组织不起如此大规模的“扫荡”了。
“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平原硝烟弥漫，岗楼林立，公路纵横，封锁沟墙万里，原来的根据地变为隐蔽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四种类型同时存在的局面。主力部队不得不撤出冀中，不少干部被迫转移到冀西山区。在这最困难的时刻，9月，区党委书记黄敬调冀鲁豫工作，由程子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他组织周小舟、刘亚球、黄兴义等和冀中区党政军群的干部，结合反“五一大扫荡”，对五年来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成了《对敌经济斗争总结》、《财政工作总结》、《教育工作总结》、《司法工作总结》、《水利工作总结》、《民政工作总结》六份文件。高存信等回忆说：“这些系统的总结，不仅指导和推动了当时冀中各方面的工作，而且也为冀中根据地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4]
在总结的基础上，1943年1月在唐县张各庄，程子华主持召开冀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讨论部署以后的工作，下达了“关于锄奸、保卫工作指示”、“关于反自首斗争指示”、“关于敌伪军工作指示”、“关于整理组织的决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关于对敌斗争的两面政策与合法斗争的指示”。
1943年，日军虽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碉堡、据点、伪政权增多了，但日本兵却不断减少，不少地方靠伪军维持。程子华和冀中区党委、军区一方面组织民兵、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利用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方式和日伪斗争；一方面把留下的部队化整为零，组成武工队，到日伪占领区去扰其后方。同时加强打击汉奸、特务、顽固派和分化瓦解伪军、伪政权的工作，从而使根据地不断巩固与扩大，日伪占领区不断缩小，其据点和伪政权逐步名存实亡，不少伪军和伪政权实际是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
经过春季攻势、护麦斗争、青纱帐战役和各种类型的斗争，到1944年初，先后打掉和逼退日伪据点600余处，收复村庄3500多个，使根据地有效管辖的村镇达到10250个，人口达300余万，渡过了最困难时期。
高存信等回忆说：“冀中的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程子华的智慧和心血，冀中的军队称他是‘我们的好政委’。”[1]
194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任命程子华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由他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萧克代司令员。9月，日军以4万多兵力向岳北区“扫荡”。程子华与萧克等研究确定以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斗争结合的方式，采取多种战法，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经3个多月斗争，与日军作战33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9400多名，粉碎了日伪“扫荡”，开辟和恢复了1000多个村庄。
在全面主持政治、军事工作的同时，程子华也非常关心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早在1939年冀中30个县闹水灾时，他就主持开办合作社，组织物资交流，开展生产自救等活动，使军民顺利渡过灾荒。1943年2月他兼任边区第一任工商局长，3月兼任经委会主任，主持岳北14个县的生产救灾工作。他不仅组织恢复了因反“扫荡”而停办的合作社，而且抽出大批党、政、军干部充实经济部门，使灾区顺利渡过难关，边区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程子华搞经济出了名，很快传到北方局和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赞扬。聂荣臻高兴地说：“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1]
程子华在具体经济问题上也能精打细算，甚至对某些粮食有几种吃法都很熟悉。当时冀中生活困难，机关部队多以黑豆、黍子为主要口粮。这两种粮食本来很有营养，可是常吃黑豆发苦、黍子发黏，大家都吃够了。程子华就叫食堂把黑豆磨成豆腐，豆腐渣炒着吃或与其他粮食混在一起做窝头。由于枣很贱，一斤粮食可换四斤枣。他让食堂多换些枣来，用枣和黍面蒸年糕，用枣泥和黍面做成黏子，还用枣泥、熟豆面和黍面一起做“驴打滚”。大家吃了交口称赞，说食堂快赶上小吃店了，人们都夸程子华有办法，懂得多。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程子华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去东北工作。
注释
[2] 卓雄、李方：《程政委在冀中》（1992年3月24日），《纪念程子华》，第93页。
[1] 韩辰：《我心目中的程子华同志》（1992年3月20日），《纪念程子华》，第146页。
[1] 《程子华回忆录》，第199页。
[2] 吕正操访谈录，1997年6月。
[1] 卓雄、李方：《程政委在冀中》，《纪念程子华》，第98页。
[2] 卓雄、李方：《程政委在冀中》，《纪念程子华》，第99页。
[1] 宋任穷：《痛悼老战友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11日），《纪念程子华》，第2页。
[2] 《程子华回忆录》，第229页。
[3] 史立德访谈录，1997年5月29日。
[4] 高存信等：《缅怀我们的好政委程子华同志》（1992年3月30日），《纪念程子华》，第128页。
[1] 高存信等：《缅怀我们的好政委程子华同志》，《纪念程子华》，第129页。
··北战南征
冀察热辽边区是东北和华北的通道和联系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代理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的程子华，就预见到这一地区在抗战胜利前后对东北、华北全局的重要性。1945年8月14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赴承德，筹建热河省委、省政府及省军区；派扬雨民带一批热河籍干部回热河工作，并指示李运昌率队挺进东北，为全面开展冀察热辽工作做准备。
10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成立，程子华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萧克任军区司令员。分局下辖热河省委、冀东和冀热察两个区党委、15个地委、70个县市。
这一地区情况十分复杂，热河、辽西和察东一带是日满（伪满洲国）统治13年之久的殖民地，人民有极深的民族仇恨。抗战胜利后，这里的日伪残余势力仍盘根错节，群众强烈要求清算这笔民族血泪账。
11月，分局决定在热河地区开展复仇清算运动，并和热河省委一起颁发了《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运动中，程子华和分局、热河省委领导人，分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掌握政策，及时指导，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稳妥扎实。通过运动，横扫了日伪经营13年的各种统治机构，
摧毁了日伪殖民统治的基础，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为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一运动的成功，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2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东北局的指示中说：“最近热河省委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1]
热河地区曾是清朝皇族的领地和功臣封地，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受盘剥特别严重。民国和日伪时期，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有加重趋势。因此，农民对分得土地，翻身解放的要求非常迫切。程子华和分局很了解群众的需要，在清算复仇运动开展一两个月后，就因势利导，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斗地主、分田地上。到1946年5月底，热河地区农民获得土地48万多亩。
在清算、土改的基础上，分局和军区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扩军和发展党员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冀察热辽的部队由原来不足3万人发展到30万人，先后编成第八、九、十一3个纵队，五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炮兵旅。
中共党员发展了10万多名。
1945年12月，军区部队在接管热北时，与“东蒙自治政府”的武装和子章的骑兵师发生冲突。程子华和李运昌等研究，认为涉及民族问题，一定要慎重处理，决定采取以谈判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做法，并请中共中央派乌兰夫来帮助解决。乌兰夫来后，经多次谈判和必要的军事行动，终于使和子章转变了态度，同意将其队伍改编为蒙汉联军。1946年3月，程子华又协助乌兰夫与“东蒙自治政府”谈判，使其同意解散“内人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
1946年上半年，蒋介石为确保北宁线安全，先后派遣其十三军、五十二军和第四、第五、第五十四师，以及一九五旅等，兵分三路大举进犯热河。
程子华、萧克指挥军区部队，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薄弱之敌的战术，连续取得古北口、杨树岭、小寺沟和椁椤树四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3.1万多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保卫了冀察热辽根据地。
1947年4月，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在林西召开党代会，程子华作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后留黄火青、李运昌等坚持日常工作，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组成前线指挥部，率领军区主力部队，以热河为主战场，与国民党军作战。
在夏季作战中，他们采取先打分散的小据点，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两个多月里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收复了赤峰、围场等六个月县，使热中、热东、热辽连成一片。秋季则采取大兵团战法，集中三个纵队，整团、整师地消灭国民党军。50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部、两个整师、四个师大部、三个师一部，共2.8万余人。受到东北军区的通报表扬。在冬季攻势中，冀察热辽部队进行较大战斗47次，毙伤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2000余人，收复了黑山、打虎山等重要市镇。
1948年夏季攻势中，程子华指挥了著名的隆化攻坚战。隆化是守卫承德的一个重要据点，它以苔山为依托，碉堡成群，战壕纵横，国民党军1000余人集中防守，比较难攻。1947年5月曾试图拔除，未能攻克。返次程子华亲自指挥，由年轻的十一纵主攻，决心将其除掉。战前，程子华和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带领团以上干部亲临战场察看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决定步炮协同，以苔山北侧为主要突破点，夜间进入阵地，拂晓发起总攻。开始战斗进展顺利，炮兵很快摧毁了苔山上的碉堡，攻占了制高点，县城也已大部占领，但仍有一部分顽固的国民党军在隆化中学凭借坚固工事拼死抵抗。为此专门组织突击队向隆化中学进攻。当部队发起冲锋时，隆化中学东北角一个暗堡突然发出交叉火力，将冲锋部队压在阵地前沿。因火力太猛，几个爆破组均未能上去。这时气红眼的爆破组长董存瑞，抓起炸药包，带领两名战士，如箭离弦冲了上去，冲到碉堡下一看，两名带炸药包支架的战士因负伤未能跟上来，他来不及多想，毅然用左手托起炸药包顶在碉堡底部，用右手猛拉引爆线，轰地一声巨响，碉堡炸飞了，董存瑞牺牲了! 目睹这一壮烈场面的指战员们，迅速跃起，高喊着“为董存瑞报仇”的杀声，冲向敌阵，以排山倒海之势，彻底消灭了隆化中学的国民党军。
战斗还没完全结束，程子华就来到阵地前沿。当他走到董存瑞牺牲的现场时，看到一个班的战士正在伤心地痛哭。他感到很奇怪，打了胜仗为什么还哭呢？战士们向他哭诉了董存瑞牺牲的经过，他很受感动，立即命令身边的秘书齐速，马上去董存瑞所在部队了解情况，准备在部队宣扬。齐速连夜去了解情况、写成材料交给程子华。程子华修改后，又亲自写了一篇《董存瑞永垂不朽》的文章，叫齐速一起送《群众日报》发表。
后来，在宣扬董存瑞的问题上，还有过一些争论：有的说和董存瑞同时牺牲的还有一位副师长，他职务高应宣扬他；也有的说，暗堡事前没发现，说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不细，宣传出去影响不好。程子华力排众议，指出：宣传先进不能看职位高低，而应看他的贡献、事迹。至于材料中暴露了侦察工作的缺点，那是实事求是，没什么不好。在他的坚持下，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不久传遍解放区军民。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冀察热辽前指改称第二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根据东总命令，从9月12日起，程子华率八、九、十一3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开始大兵团作战，先后攻占了绥中、兴城，切断了国民党军联络东北和华北的大动脉——北宁线，为实现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方针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接着程子华又指挥八纵和九纵肃清锦州外围据点，孤立了锦州。锦州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就地全歼东北之国民党军，关键是拿下锦州，而能否攻克锦州，一个关键在于能否阻住锦西、葫芦岛援锦之国民党军队。这一艰巨任务落在了程子华身上。
这时，葫芦岛、锦西的国民党军已增到九个师，还有两个增援师在海运途中。蒋介石亲自到葫芦岛进行部署，严令其十七兵团司令、援锦总指挥侯镜如迅速率部援锦，如延误援期，军法从事! 程子华奉东总之命，率四纵、十一纵和三个独立师，位于塔山堡、红螺山一线阻击锦西、葫芦岛援锦之国民党军，这就是著名的塔山阻击战。
塔山堡是辽东湾上一个一百几十户的山村，位于锦西、锦州之间，东临渤海，西靠红螺山，两锦公路穿村而过，村东不远就是北宁铁路，可从葫芦岛、锦西直达锦州，是国民党东路援锦部队的必经之路。因此塔山堡和《三国演义》上的街亭一样，“地方虽小，干系重大”，成了辽沈战役双方争夺的要地。
10月6日，程子华先于四纵一天到达塔山地区，带领有关人员察看了一天地形。7日清晨冒雨来到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防守的塔山堡阵地，他向师团负责人介绍了国共双方的态势和兵力部署，然后详细研究了塔山阵地的防御问题。程子华说，塔山堡、白台山、铁路桥三个防守要点，应以塔山堡为要点之要点，“塔山堡至少要塞进一个营，把塔山堡变为钢铁堡垒。只要塔山堡突不破，敌人就无法长驱直入援助锦州。”[1] 接着他向三十四团介绍了抗战时冀中宋庄防御战的经验，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塔山堡各家的石围墙等地物，把工事挖在墙下，一半在墙里一半在墙外，再在墙内用壕沟把各户连接起来，
形成地道战式的防御体系。并鼓励三十四团，要扬长避短，集中使用兵力、火力，“打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惊中外的模范守备战例”[1]。在程子华的鼓励下，三十四团打得很好，后被命名为“塔山英雄团”，驰名全军。
从10日拂晓开始，国民党军在40门重炮、7架飞机、两艘军舰炮火的掩护下，每天以三到四个师的兵力，成营成团地向十二师阵地轮番猛攻。前有军官带头，后有督战队压阵，还以悬赏每人500万金圆券的代价组织了“奋勇队”。但是三天过去了，国民党军无寸尺进展，气得蒋介石在“重庆号”军舰上大骂“我军无能!”14日，进攻突然减弱，程子华和四纵领导人在塔山阵地前沿开火线会议，分析研究认为，敌人可能在调整部署，明天会有更激烈地战斗。在四纵领导人的建议下，程子华决定，四纵集中一下兵力，让出部分阵地给11纵去防守；在敌攻击四纵时，11纵从侧翼攻击、扰乱敌人，并把兵团炮兵团暂调四纵使用。当晚，程子华接到四纵前沿报告，说第二天进攻的主力是国民党军号称“赵子龙师”的独九十五师。他立即给四纵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师是广东部队，红军时就打过交道，其特点是不怕枪炮，就怕大刀砍，要前线部队准备白刃格斗。第二天，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军以独九十五师为先锋，组成敢死队，和第八师、一五一师、一五七师等部，用密集队形，重叠向塔山等阵地猛攻。四纵各阵地采取坚守和反冲击战术，多次和国民党军发生白刃肉搏，从拂晓打到下午5点多，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场面极其壮烈。“赵子龙师”死了三个旅长，全师剩下不足一团人。四纵伤亡也很大，和独九十五师对垒的二十八团二营700多人仅存70多人。
经六天浴血奋战，塔山阻击战胜利结束。原四纵政委莫文骅回忆说：“我塔山阵地坚守六天，屹立不动……子华同志作为一位前线指挥的兵团司令，战功是卓著的。”[2]10月下旬，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即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由程子华率领四纵、十一纵和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兼程先行入关。随后又令华北第二、三兵团和先期到达冀东的东北部队、冀热察军区部队统归程子华指挥，担负平张线作战任务。
遵照军委指示，华北第二、三兵团及东北先遣兵团相继将平张线分割为数段，并歼灭国民党两个军、五个师，打乱了傅作义的防御部署，拖住了傅作义集团，为东北大军进关解放平津争得了时间。
12月5日，十一纵解放密云，歼灭国民党史军6000余人。10日，四纵在康庄歼灭国民党军6600余人。这时，怀来方面国民党一〇四军的两个师想逃回北平。程子华亲自赶到四纵司令部，命四纵抄近路堵其退路，令十一纵勇猛追击。11日追击战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一〇四军军部、三十一师等共1.09余万人，受到中央军委表扬。随后，十一纵进占南口、昌平、西山等地，消灭国民党“青年军”6000余人，保护了钢铁厂和电厂，受到军委通令嘉奖。
四纵完成张家口歼灭战任务后，于11月29日返回北平西郊。至此，程子华的第二兵团在北平的西、北面，萧劲光的第一兵团在北平的东、南面，加上华北两个兵团，完成了对平、津、塘的分割包围。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程子华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兼政委。
1月31日他率四纵进入北平，两个多月出色完成了治安警备任务，四纵受到东总通电嘉奖，北平人民赠于“仁义之师，秋毫无犯”的锦旗[1]。2月3日，程子华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入城式。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2] 第十三兵团司令的程子华，率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七、四十九四个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首先解决安阳、新乡之敌。这两座城市是孤立据点，为平汉铁路上解放军南下的必经之地。安阳守军有国民党正规军、地方保安队，还有地主、土匪的反动武装，共1.4万多人，人数不多，战斗力不强，但很顽固，多数是亡命之徒。攻城时，解敌军挖地道到城下用炸药炸开城墙，冲进去和他们巷战，仅用两小时便将其全歼。
安阳解放震慑了新乡，守军军长李正清率全军2.5万人投诚，新乡和平解放。
5月初，程子华率部解放了襄阳、攀城，奉命在那里休整。
7月中旬，程子华率十三兵团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宋希濂部向宜昌收缩兵力，十三兵团三面包围宜昌。7月16日宜昌解放，宋一部南逃被十三兵团先期渡江部队截击，后西窜。7月下旬，十三兵团部队全歼荆州、沙市国民党军，鄂西地区全部解放。程子华挥师直达湖南常德地区。
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白崇禧将桂系主力五个兵团撤到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四野集中兵力发起衡宝战役，程子华率十三兵团负责战役迂回，配合正面围歼衡宝地区国民党军队，白崇禧残部败退广西，湖南全部解放。
注释
[1] 史立德访谈录，1997年5月26日。
[1] 《程子华回忆录》，第287页。
[1] 江民风：《良将一策百万兵》，《纪念程子华》，第175页。
[1] 江民风（原三十四团政委）：《良将一策百万兵》，《纪念程子华》，第175页。
[2] 莫文骅：《痛悼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2日），《纪念程子华》，第158页。
[1] 莫文骅：《痛悼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2日），《纪念程子华》，第159页。
[2]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程子华的第二兵团改称十三兵团。
··投身建设
1949年末，中共中央任命程子华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2月，他到任后主要抓了社会治安、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军队协同作战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对地方同样适用。
7月5日，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产生了全国委员会、临时理事会和临时监事会。会上一些熟悉程子华的人竭力推荐程子华主持全国合作社工作，并在11月召开的临时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他为理事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采纳了代表们的意见，不久就把程子华从山西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负责组织领导全国合作社工作，并筹备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组建。
11月，中共中央任命薄一波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为副主任。12月11日总社正式成立。因薄一波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任务繁重，总社日常工作由程子华主持。1952年10月，程子华被任命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共中央任命程子华为总社主任。
一个兵团司令、山西省的党、政、军第一把手，调回来搞合作社，开始时才是个局长，当时在程子华周围有过不少议论。他的前妻也很不理解，曾问他：“中央这样调动，跟你商量过没有？”他说：“中央调动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服从就是了。”其实这样的调动对程子华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长征后他从一个军团政委去当“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长；在晋察冀分局时，他从分局副书记去当工商局长……他何曾说过一个不字。崔乃夫回忆说：“程子华这个人，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他心中只有党和老百姓。中央决定的事，从没二话。我跟他那么多年，从没听他发过牢骚。他对党和人民是无限忠诚的，俯首甘为孺子牛。”[1]
程子华主持总社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问题：农村建立供销合作社是以集镇为单位，还是以村为单位？城市建立消费 合作社是以区为单位，还是以厂矿、机关、学校为单位？对这些问题争议很大。程子华认为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不应匆忙下结论。1951年3月，他带领八名主管处长到中南、华东调查研究，参加社员代表会议，听取多方人士意见，并进行实地考察。经过20多天调查，逐步形成了一致意见：农村以村为单位建立供销合作社，是建国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已不适应建国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应以集镇为中心建社；城市消费合作社主要是满足市民生活消费需要，规模宜大不宜小，以区为单位建社比较好。回京后，程子华和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写了《关于农村和城市基层合作社改革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确定了农村应以集镇或较大村庄为中心建立供销合作社，城市应以区为中心建立消费合作社，并明确了城市消费合作社的三种形式[1]。5月，中共中央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根据这个报告，进行合作社的组织整理。”[2]
当时的供销社领导，大多是由行政干部改行的。他们不懂业务，只知按行政命令办事，有的不顾群众需要，一味只知赚钱。因此，在改革组织形式的同时，程子华提出了“业务整社”。他要求合作社系统，采取整风形式，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第一次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精神，对照检查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端正经营思想，真正做到“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还要求合作社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和有关商业的业务知识，争取尽快成为内行。
建国初期，合作社系统账务处理和科目设立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会计制度。1952年在总结“三反”、“五反”运动教训的基础上，制定颁发了《各级供销合作社统一会计制度》。为防止贪污，这个制度规定了繁琐的记账方法，每做一笔生意，营业员要记数划码，记6—12笔销货数量和金额账，工作量很大。程子华感到有问题，就找基层职工座谈。多数都说好，很严密，可防止贪污。只有江苏南汇县大团供销社的一个青年女会计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说好是好，就是太烦琐，工作量大，要增加一倍工作人员。这个女会计的话引起程子华的注意。会后他专门去请教“行家”邓子恢。邓子恢说：“旧买卖一般不计商品账，商务印书馆那么大的业务也是记金额账，供销社干嘛要记 那么细的商品账。”[1] 他又派人去北京瑞蚨祥等十大商号了解情况，也都不计商品账。后来发现北京市东城区合作社试行“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2] 是以金额控制零售商品的核算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实物负责人（售货员、保管员等）领取商品后，按零售价上交金额，不记商品账，只定期盘点。此法延续至今。的办法很好。程子华认为这个办法简便易行，可以在全国推广。他组织财会局的人员以东城区经验为蓝本，制定出新的财务会计制度，在山东、江苏试点，并于1953年6月总社召开的第三届财务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基层社供应零售商品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办法（草案）》，决定在全国推行。
1953年颁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由合作总社负责指导。因为对手工业劳动者的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道路，对手工业资本家的改造是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所以首先要对手工业者进行阶级划分。怎样划分？中国乃至苏联都没有现成经验。 为此，程子华一方面组织总社局以上干部和省市级合作社领导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关章节和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文章；一方面派干部到上海、北京、潍坊等地调查研究。他从列宁的论述和调查结果中受到了启发。 列宁的论述中说，雇佣两三个雇工的老板剩余很少，雇佣五个的剩余较多，雇佣十个以上的就成了资本家。而调查结果则是：雇佣三个人的平均剥削量为21.8％，雇佣四个人的平均剥削量为36.9％。根据上述情况，参照政务院1950年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规定》中“剥削收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25％者为中农或富裕中农”的规定，在一次总社理事会上他提出手工业者划分阶级成分的意见：雇佣3个工人以下的为手工业生产者，雇佣4个工人以上的为手工业资本家。对于手工业生产者的改造方式，他根据调查结果，特别是山东省临清镇（现已改县）的经验，提出了三种形式：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1953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程子华作了《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上述问题。这一报告经中央批准后，成为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策。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 示》，程子华立即组织专门班子，进行农村小商小贩的改造工作，并在北京通县进行了试点。建国初期，由于缺少明确规定，不少地方把小商小贩当剥削阶级看待，对他们采取了排挤的做法，至使农村小商贩叫苦不迭。甘肃有个小贩做了一首打油诗：“前世作了恶，今世跑破脚，扁担不离肩，还说是剥削。”[1] 程子华根据手工业者阶级划分的经验认为：农村小商小贩属于劳动者，不属于剥削阶级。对他们改造的方式，应该是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在总社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反对，专家极力主张采取苏联的办法，剥夺和消灭私商。程子华没有屈服于苏联专家的压力，及时将情况向刘少奇汇报，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后来的实践证明，把小商贩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比较正确，充分调动了小商贩的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劳动人民，增加了光荣感和责任感。山西的小商贩为此也做了一首打油诗：“不是奸商贩，成了庄稼汉，挑上货郎担，今后好好干。”[2]
合作社运动已有100多年历史，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合作社。程子华积极主张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合作社组织的相互往来。从1952年到1953年6月，除聘请苏联专家来总社工作外，先后邀请苏联、日本等国来华访问的合作社代表团有18个，我国出访的合作社代表团有25个。1954年，程子华亲率30多人的中国合作社代表团，在苏联访问36天，向有关人员详细介绍中国办合作社的情况，全面了解苏联的办社经验，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写了访问报告。1956年以程子华的名义正式向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了参加的申请，因西方少数国家反对未能通过，直到1985年我国才正式加入了国际合作社联盟。
1956年以后，程子华的工作又几次调整：1956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1960年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61年7月，程子华调到国家计委担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工作。当时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心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降下来，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调整好。程子华初到计委，连基本建设计划是怎样编制出来的都不清楚，却要参与领导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工作。秘书们都替他担心，他却信心十足。他对秘书们说，要干好工作就必须吃透两头，现在中央已有正确方 针，我们的任务就是摸清下面的情况，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到任后，他便带领几个局级干部和专业人员，先后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地区调查了解工农业情况，并多次与委内同志座谈讨论，对财政、物资、信贷平衡的几个方案反复比较，终于做到了心中有数。他认为：打仗退却是为了退到一个有利的地方，以便更好地消灭敌人，而不是无止境的逃跑；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是为了将来更快的发展，这种退也要有个限度，决不是退得越多越好。 经过与计委有关人员反复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最多退到能维护简单再生产的程度。按当时情况，每年建设投资最少不能少于43亿元人民币。
同年夏末，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与会人员对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到什么程度、怎样才算退够，争论不休。程子华先后主持国家计委党组、各大区组长等小型座谈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使认识逐步统一，那就是再压、再退也要保证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否则国家就要危机，人民生活就要受到影响。原来准备1962年基建指标定为32亿元到42亿元，程子华认为那样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就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也认为太少了，决定按短线物资平衡，留5％至10％的缺口，不足部分由国家组织进口弥补。后来按周恩来指示，1962年基建投资安排为50个亿。执行结果，实际完成67亿多，效果比前几年都好，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状况。后来他在总结这次缩短基建战线经验时写道：“作计划，要根据物资多少，量力安排……如果按人民币安排，超过物资供应可能，就会拉长基本建设战线。1962年，按物资安排计划，可以说是基本建设计划的一个改革。”[1]
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西南三线建设问题，并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2] 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任常务副主任，同时调任西南局书记。程子华接到任命后，立即赶往成都。
程子华虽然懂些经济，也在计委干了几年，但是亲自主持三线建设这么大的系统工程还是第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决定还是从调查研究入手， 解剖麻雀，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
首先从选点布局、全面规划开始。他亲自率领各部委负责人和专家技术人员100多人，一个点一个点逐步察看。根据毛泽东“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选的点大都在边远山区，有的地方连简易公路都没有，只能徒步跋涉。程子华不顾年高体残，坚持每点必到。有的点要爬高山越恶水，实在危险，大家就劝他不要去。他说，再困难也没有长征困难，“听别人介绍虽然也可知道葡萄是酸的，但只有亲口尝一尝才能知道酸甜的程度”[1]。经一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几乎踏遍云、贵、川山区的实地考察之后，7月下旬到8月上旬，程子华在四川西昌主持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长远规划会议。经十多天的充分讨论、反复论证、比较，定下了攀枝花等大型项目的选点、布局，拟定了三线建设长远规划。
为了摸索搬迁、建厂经验，西昌会议结束不久，程子华就带领有关人员，选择准备迁往四川的上海浦陵机器厂作为搬迁、建厂的试点。这个厂虽不算太大，但很有代表性，取得经验可以指导一般。程子华参加了搬迁、建厂、投产全过程，重要问题都亲自主持和解决。由于组织得好，原定半年的工作，两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停产四个月，实际只停产一个半月，而且节约经费23％。经过总结取得了如下经验： 处理好工农关系的经验；提出了“四不三要”[2] 的建厂原则；协调各方面关系的经验：现场办公，就地解决问题；综合平衡的经验：先由主要单位（部门）作全局综合平衡计划，其他部门再根据总的要求做各自的综合平衡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经验：把项目按轻重缓急排列顺序，一项一项的集中力量突破。此外，在提高经济效益，加强思想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1965年和1966年，是西南三线建设全面开展的时期，各方面积极性很高，纷纷要求多上项目。程子华牢记：1961年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教训，没有头脑发热。他会同各部门负责人，逐个审查，分清哪些是关键项目，哪些是有条件项目，列为第一批兴建。对于条件不具备的，就列为预备项目。经过一系列会审，1965年共列了48个歼灭战项目，1966年共列了102个歼灭战项目，把攀枝花钢铁厂、常规武器配套、龚嘴水电站、六盘水煤矿、泸州化 要支援农业用电，要绐农民留肥料，要给农民留泔水。 工厂、德阳重型机器厂等列为关键项目。
在程子华的主持下，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1965年完成投资计划的98％，计划的48个歼灭战项目，完成了43个。1966年完成投资计划的102.5％，计划的102个歼灭战项目完成了82个，几个关键项目相继开工，常规武器配套工程，提前一年建成，并且在总结1966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1967年的204个歼灭战项目。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程子华于1967年夏就“靠边站”了。
注释
[1] 崔乃夫访谈录，1998年2月20日。
[1] 三种形式是：按区组织混合社，大工厂、机关、学校按行政单位组社，工人居住集中区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
[2] 报告及批示原件均存中央档案馆。
[1] 《程子华回忆录》，第394页。
[2] “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简称金额法。
[1] 《程子华回忆录》，第399页。
[2] 《程子华回忆录》，第401页。
[1] 燕国堂：《学习程子华同志的好学、求是、勤奋的工作作风》（1992年2月），《纪念程子华》，第212页。
[2] 《程子华回忆录》，第408页。
[1] 陈璞如：《实事求是的楷模深入实际的典范》，《纪念程子华》，第232页。
[2] “四不三要”是：不占或少占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
··坚韧不拔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程子华就受到冲击。1967—1971年，他被关押4年之久，后又送农场劳动改造近一年。当年曾在程子华专案组工作过的董发智回忆说：“在西南地区，程子华是受迫害最深的领导干部之一……程老挨斗最多，受尽了各种残酷迫害。”[1]
关监狱，对于一个双手残废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来说，其受罪程度可想而知。程子华是在长征中落下的残废：左手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只有拇指可以活动；右手的四个手指不能弯曲，只有拇指能勉强活动；两腕关节也不能活动。端东西只能用手臂托着，写字要靠别人把笔插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中间。他吃饭、穿衣、洗涮都很困难，特别是剪指甲成了一大难题。以前他的指甲都是家里人给剪，关押时前三年多不让家人见面，他只好自己想办法。首先是借把剪刀很不容易，看守怕他自杀，经层层请示批准后才敢借给他。有了剪刀他的手也不能剪，经细心琢磨，他和看守要一段绳子缠在剪刀上，一头用脚蹬着，一头用牙咬着，一点一点地往下剪，剪短后再在地上慢慢磨光。每次剪指甲都要用好几天时间。尽管如此，他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多次对周围的人说：“我认定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我坚信党和毛主席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2] 三年后，他告诉去探监的爱人张惠，这几年在监狱里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将来能继续为党工作。他还说：“如果恢复不了工作，就去教书。不让回北京，就去冀中落户。”[3]
在监狱里他坚持锻炼身体，每天用两只残废的手臂架着脸盆冲厕所，想 办法多到室外活动，还自编了一套“广播体操”。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一双残疾的手，写出60多份自传材料，长的上万言，短的数千字，对他各个时期的经历，作了全面系统地总结，不夸大，不缩小，只谈自己，不谈别人。外单位来人来函向他调查有关情况四五百人次，他都实事求是地回答。他坚持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凭记忆，用一年半时间，写完了1万多字的《西南三线建设工作的报告》。他把这个报告托人转交周恩来，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1]。
1971年6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程子华被解除“监护”，下放到军队农场，被分配到920饲料生产组看管仪表温度。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吃住在生产组，整天陪着仪表，从未出过任何差错。
1972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讨论通过了证明程子华历史清白的“结论报告”，并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不知什么原因，个别人又节外生枝，要抓程子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现实问题，还编织了一些诸如“保李井泉”、“包庇彭德怀”、“没有请示中央就站出来抓工作，是伸手抓西南局的权”等“罪名”。程子华没有屈服，每次让他在结论材料上签字时，他都写上自己的意见，有时写得意见比材料正文还多，弄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无可奈何。直到1975年程子华到中央党校学习，这件事才不了了之[2]。
程子华在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结束后，利用等候分配工作的时间，潜心学习经济理论，经常跑图书馆，收获甚丰。以前他多次学习《资本论》，对其中再生产理论的五个公式总觉得似懂非懂。这次他下决心把它的精神实质弄清楚。经过反复阅读，仔细揣摩，联系实际思考，终于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 他感到在60年代搞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在西南三线搞建设时，把以资金作计划改为以物资作计划，正好符合再生产理论。为此，他写了2000多字的心得体会：《我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认识》，结合中国建设的实际进行了论述。
在此期间，他听说《全俄电气化计划》一书是苏联第一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长期计划的书，因其重要，被列宁称之为苏联第二党纲。他想找来看， 到处借不到，后来听说这本书尚未译成中文。他认为这本书会对中国经济建设有参考价值，就想法借来一本俄文版本，并找水电部负责人商量，让他们组织人力把它译成中文出版。水电部赞同程子华的意见，组织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它译成中文出版。程子华很高兴，特意给《光明日报》撰文，介绍这本书，还把这本书的翻译人员请到四川饭店，自费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程子华逝世后，于光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赞扬他促成这本书出版的事绩和这本书出版的重要意义。
程子华的同学和战友王世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家属亲友200余人遭到株连。可是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尚未平反，王世英一案被视为“铁案”。10月中旬，王世英的儿子王敏清去找程子华，向他述说了多年的苦难。听完王敏清的述说后，他马上主动对他说：“你写好材料，我给你转送中央!”[1] 程子华冒着风险把材料转送中共中央，受到中央领导人重视，不久就给王世英进行了平反昭雪。
1977年9月，程子华以国家计委顾问身份，到东三省考察了长春汽车制造厂等八个大型老厂。这些工厂都是50年代苏联帮助建设的重点企业，是中国工业的骨干。它们当年属于技术先进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世界先进技术相比，它显得落后了。程子华对各厂的历史、现状、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以及存在问题、发展方向等，都作了详细考察记录。回来后，他运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论，结合日本、英国等在对老厂技术改造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思考，感到如何看待老厂技术改造是个极大的现实问题。他认为折旧费是为更新和恢复固定资产用的，不是用于基本建设。但是，中国往往只重视建新厂，而对老厂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常被忽略，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一些骨干老厂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更新设备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中国很多厂矿需要进行设备更新，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应像基本建设一样，纳入国民经济统一规划。他把考察情况和自己的想法、认识，向计委领导人作了汇报，受到了重视和好评。
1977年底到1978年初，程子华用36天时间，到西南三线故地调查访问，并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除比较全面地反映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情况、成就外，对西南三线建设的得失作了反思。他认为，西南三线建设是在60年代初国内经济困难，我 国与美、苏关系紧张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难免有“左”的影响，因此布局不尽合理，浪费了一些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看，对开发建设大西南，乃至调整全国工业总体布局，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正如西南人民所说：没有当年西南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西南开发和建设就不会这么快。
注释
[1] 董发智：《坚持真理不屈不挠》（1992年10月5日），《纪念程子华》，第246页。
[2] 董发智：《坚持真理不屈不挠》（1992年10月5日），《纪念程子华》，第246页。
[3] 张惠：《深切的思念》（1992年3月1日），《纪念程子华》，第333、335页。
[1] 张惠：《深切的思念》（1992年3月1日），《纪念程子华》，第333，335页。
[2] 蔡成钧：《忆程老》（1993年3月），《纪念程子华》，第252页。
[1] 王敏清：《危难之中见真情》，《纪念程子华》，第295页。
··振兴民政
1978年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置民政部，并任命程子华为民政部长。
民政部的前身——内务部，十年前就被撤销了，全国民政系统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可以说是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程子华上任时只带一名秘书、一名司机，真可谓白手起家，从零开始。
组建民政部，首先要调集干部，搭起班子。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程子华说，民政部调人、组班子，组织部全力支持，但不具体插手，一切由程子华负责。程子华找来曾在内务部负责人事工作的北京市人事局副局长章明，向她询问原内务部干部的去向和情况，请她帮助组建民政部的领导班子。程子华首先通过中组部调来几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当副部长，组成部党组，然后让章明带领几个人负责考察、调集、组建处以上领导班子。经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程子华和党组成员研究制定了选调干部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五湖四海原则：原内务部、其他单位、转业干部和大学毕业生各调一部分；二是坚持无派性原则（当时派性还很严重）：哪派的都要，但不能把派性带来，派性头头一个不要；三是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不论从哪调来的干部，都必须政治素质好，业务有专长，身体健康，符合民政工作要求。所有预调干部，都先由章明他们考察，向程子华汇报，最后由党组通过。 司、局和主要处的主要领导干部，程子华都要亲自谈话、当面考察。经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搭起了各司局的架子，并迅速投入了工作。
5月，他组织11位党组成员带领司局长和业务干部四十多人，到全国各地召开会议、调查研究，摸清民政工作的现状和主要矛盾。回来后经分析研究认为，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尽快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民政工作理顺，使各级民政部门明确工作方向。经报中共中央批准，9月，程子华主持召开了 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民政工作方针、政策问题。会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民政会议纪要》，使各级民政部门澄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方向任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确轨道。
同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后各大报陆续转载。程子华敏锐地发现那是一篇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好文章，是打破僵化、禁区的有力武器，他建议党组成员和机关干部认真学习。10月下旬，他专门召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亲自做报告，系统阐述坚持实践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打破思想僵化，彻底拨乱反正。
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程子华主持召开了十几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总结第七次民政会议以来的工作，研究民政部门如何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民政部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见》，要求下属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对推动新时期民政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程子华狠抓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被诬蔑为“叛徒”，全家遭到迫害，儿子、侄子均被害死。程子华在民政会议上首先提出要为彭湃平反昭雪，后又多方努力，终使彭湃一家落实了政策。1979年光他主持党组研究平反的冤假错案就有56起，其中包括错划右派26人，历史问题8人，政治问题7人，其他问题15人。使这些人三十多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得以纠正。
程子华很重视“扶贫”工作，在第七届全国民政会议上就把“扶贫”作为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1978年，湘闽赣、鄂豫皖、川晋陕等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反映生活困难，缺乏过冬的棉衣、被褥。程子华了解到情况后，心急如焚，立即开党组会研究解决办法。后来，解放军总后勤部无偿支援棉衣、被褥225万件，解决了老区群众的燃眉之急。1978年10月，他专门去战斗过的鄂豫皖老根据地调查了解老红军的生活情况，登门到老红军家里拜访，问寒问暖，促膝谈心。群众亲切地说：“老军长来看我们了!”他觉得以前的“扶贫”工作，着重解决生活问题，只是“拜拜年，送送钱，事情过后就算完”，不是根本办法，后来发现有的地方从帮助发展生产方面“扶贫”，也就是帮助贫困户提高生产机能，也有人叫做“造血机能”，他认为是个好办法，就派人去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这项工作后来发展为扶助贫困地区开发，中央专门成立了扶贫领导小组。
程子华很重视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常说，民政部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1] 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的本分。1978年10月，根据他的建议，民政部建立了部长、副部长、党组成员、司局长每月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1979年民政部处理群众来信四万多件，接待群众来访四千二百多人次，程子华亲自批阅处理的人民来信就有一百五十多件[2]。
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之后，程子华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首次提出差额选举和县级直接选举。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选举法》。为实施《选举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和四位副部长带领工作组赴浙江、辽宁、北京、贵州、湖南、陕西、甘肃等地，参加县级直接选举试点。他们深入基层群众，精心组织试点，取得了不少经验。试点后，为在全国普遍展开，作为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他，更加忙碌，辛辛苦苦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社改乡的问题，“文革”后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由于意见不一致，就拖了下来。在县级直接选举以后，程子华受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委托，组织民政部的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普遍认为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不是一级正规的政权机构，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应该改为乡。程子华把调查结果和民政部研究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决定把人民公社一律改为乡。
··
··壮心不已
1982年3月以后，程子华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这时他虽已77岁高龄，但仍壮心不已。他说，人退休，思想不能退休；身体衰老，精神不能衰老，他要充分利用有生之年，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并决定徐向前、聂荣臻、许德珩、程子华等老黄埔去做同学会工作。徐向前任会长，程子华任 常务副会长，负责日常工作。为筹备成立大会，程子华一直住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一起认真研究会议的各项议程，会议的名称、宗旨、任务、编制和经费等。他事必躬亲，连会场如何布置、座位怎样排法等，都要亲自审查。 光会名前后就起了三个，最后由徐帅决定叫“黄埔军校同学会”。对于同学会的宗旨，他更是反复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最后定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1]1984年6月，大会如期召开，世界各地和港、澳、台等校友都派代表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人到会祝贺。 会议气氛十分融洽热烈，受到与会者的一致称赞。
1984年10月，为迎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理事会决定编辑出版一本《纪念册》。程子华立即组织身旁工作人员，分赴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各有关部门搜集资料、图片、历史文献等。经三个月紧张工作，初步收集齐全。程子华又决定先将资料搞一次内部展览，请在京的几位副会长、黄埔校友和有关专家、学者观看、审查、提意见，逐篇逐幅核实照片和文字。《纪念册》编成后，他亲赴广州请徐帅审查定稿，并请邓颖超为《纪念册》作序，而后立即派专人去香港监督印刷。《纪念册》出版后很受欢迎，在国内发行2万多册，在海外130多个国家发行4000册，影响很大。
在主持黄埔同学会的过程中，程子华同以前一样，善于出主意、想办法、有创造，把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他在1986年11月召开的一届二次理事会上提出了“求大同，存大异”的新观点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工作方法。 他说：“求大同，就是求祖国统一之大同；存大异就是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大异。”“情，就是同窗校友之情，袍泽故旧之情，亲朋乡土之情；理，就是爱国统一之理。”[2] 并提议创办《黄埔》杂志，编纂专辑、特刊，编发《工作通讯》。他先后主持编辑了《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特辑》、《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专辑》、《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一届二次理事会专辑》等，深受各界人士欢迎。1988年中秋节，他积极支持《黄埔》杂志社等六家新闻单位举行中秋佳节联欢会，邀请在京的台湾新闻界朋友参加，呼吁海峡两岸新闻工作者互访、交流，增进共识。1988年以后，程子华改任顾问，仍一如既往地关注黄埔同学会的工作。1990年11月，85岁高龄的他，亲切接见黄埔 一期同学、台湾立法委员萧赞育。1991年2月接见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在他逝世前两周，还坐着轮椅出席理事会扩大会议，并热情洋溢地发表讲话。当他听说“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要来访问时，非常高兴，卧病在家还对同学会工作人员作了三点指示：“一、要给予礼遇，派人到广州、香港去迎接；二、访问团要谒黄帝陵、中山陵，对年纪大的要准备好搀扶上山的工具；三、如果健康允许，我一定陪同。”他在弥留之际还断断续续地说：“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1]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中央确定程子华为中央三峡工程协调小组成员。 为了熟悉了解三峡情况，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赴三峡实地考察了半个多月，回京后又去清华大学察看三峡泥沙模型试验，看望病中的泥沙专家钱宁，听取交通部郑光迪副部长、石衡总工程师对航运的意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一万三千多字的《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调查报告》，受到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1987年冬，程子华病情危重，经抢救恢复后他对爱人张惠说：“我当时感觉不行了，要去八宝山了，我脑子里考虑两件事：一是长江三峡工程问题，一是压缩基建战线问题。”[2]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他一天不漏地去听汇报，并叫人宣读了他写的三峡工程考察报告。有一天晚上，他在会议中途心脏病发作，还是坚持发表完意见才退席。事后还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李鹏总理很注意我的发言呀，还大声重复我说的话哩!”[3] 他还向中央领导推荐“三峡在呼唤”的录像片，亲手给“开发型移民好”的录像片题词。
1988年，中国再一次出现经济过热、基建战线拉得过长的情况，程子华甚为担忧。他经过仔细思考，给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长信，以60年代压缩基建战线的经验和西南三线建设的成功例子为依据，提出了压缩基建战线过长的办法，受到姚依林和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
程子华非常关心中国的体育，特别是足球事业。他80岁高龄时担任中国足协名誉主席，经常深入球队看望球员，重大比赛每场必到。他常以女排的成功经验开导男足，让他们发愤图强，团结奋进，多培养郎平式的队员。一名男足名将比赛腿部严重受伤后，程子华亲自去看望，希望他做一个意志坚 强的人。他对女足更是关怀备至，经常和教练一起商讨女足问题。1988年他不辞辛苦亲赴广州参加第一届国际足联女子足球邀请赛；1990年乘车去大兴集训基地看望女足全体队员，并合影留念。亚运会女足决赛时，他卧床不起，对赛事仍念念不忘，要家人随时向他报告比赛情况。当得知女足拿了冠军时，他高兴至极，马上要家人致电祝贺。
程子华无限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在他临终前的1991年3月22日，还出席共青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首次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表彰大会，并和王平、叶飞等一起为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奖状、奖品和证书。临别时，他慈祥而温情地说：“我老了，不能再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为年轻人壮壮胆，指指路，就算我对青年的一点希望和贡献吧。”[1]
程子华一生艰苦朴素，对自己和家属要求严格。他的卧室兼书房，没有一样像样的摆设，仅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床和几个书柜，都很陈旧，被人戏称为“出土文物”。他的一张棕床由于用得时间过长，中间已经塌陷，他垫上三合板继续使用。家人和单位都要给他换，他说什么也不肯，还说睡熟了的床容易入眠。他要求孩子们自幼养成爱劳动的习惯，能自己做的事情，如洗衣服等都要自己动手，不许保姆帮忙。他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只和高干子女接触，要多和劳动人民交往，多和老百姓的孩子交朋友。他的汽车从不许家里人用，儿子娶媳妇是全家用自行车接来的。
程子华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生，党和人民给了他应有的荣誉：他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1年3月30日22时11分，程子华的心脏停止跳动，结束了革命的一生。
注释
[1] 卓雄等：《回忆程子华同志重建与发展民政工作的业绩》（1991年6月18日），《纪念程子华》，第265、266页。
[2] 卓雄等：《回忆程子华同志重建与发展民政工作的业绩》（1991年6月18日），《纪念程子华》，第265、266页。
[1] 孙儒：《悠悠黄埔魂绵绵连心桥》（1992年8月31日），《纪念程子华》，第311、314页。
[2] 孙儒：《悠悠黄埔魂绵绵连心桥》（1992年8月31日），《纪念程子华》，第311、314页。
[1] 孙儒：《悠悠黄埔魂绵绵连心桥》，《纪念程子华》，第318页。
[2] 李伯宁：《怀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28日），《纪念程子华》，第299页。
[3] 李伯宁：《怀念敬爱的程子华同志》（1991年4月28日），《纪念程子华》，第299页。
[1] 共青团中央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办公室：《春蚕到死丝方尽》，《纪念程子华》，第3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