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贾拓夫，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为陕西地下党发展和改善边区财政经济状况，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被毛泽东誉为“陕北的才子”。全国解放后，他协助陈云、李富春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他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党性原则，敢讲真话，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为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建议，是党内优秀的经济工作专家之一。
一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又名红光，字孝先。1912年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城的一个贫民家庭里。
贾拓夫的祖父贾来旺在世时，家中无半分田地，靠杀猪宰羊维持全家生计。其父贾宽厚从事担挑小贩，由于劳累过度，壮年亡故。贾拓夫兄弟姐妹共五人，他排行老大。从此，一家老小七口，全靠其祖母与母亲酿造酱醋来维持生活。
贾拓夫7岁那年，其母卖掉自己的首饰供他上学。先入神木县城模范小学，1925年考入神木县高等小学，他刻苦学习，积极寻找进步书刊阅读。
1926年夏，在外地上学的神木县学生张学静（即张友清）等探亲回家，在城镇和农村张贴标语和集会讲演，宣传革命道理。贾拓夫从中受到教育。不久，经张学静介绍，贾拓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神木县建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时，贾拓夫任支部书记。
1926年下半年，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校长是共产党员李子洲，教务主任是进步人士杨明轩。贾拓夫和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雷五斋等进步同学在这里受到了革命的熏陶。 他们经常跟随教员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讲解革命道理，播散革命种子，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1927年春，贾拓夫任共青团绥德第四师范支部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和绥德县学生联合会主席，成为当地学生和青年的领袖。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贾拓夫在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下，写了许多宣传材料邮寄到陕北各县中小学校，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
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以“红色的学校”著称的绥德四师也变了天，党员校长、教务主任以及许多进步教员被撤换。1928年初，绥德四师被反动文人柳翰章接管。他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是取消学生会，企图瓦解学生的进步组织，削弱革命力量。贾拓夫、朱稼夫、崔玉湖等团结同学与反动校长进行斗争。贾拓夫向校当局严正指出：“学生自治会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其宗旨是为读好书、管好生活，也是为校当局维护校纪、整好校风，是校当局求之不得的事，何以取缔乎？”校长理屈词穷，只好收回成命。在贾拓夫的领导下，四师的进步学生团结一致，反动分子不能在学校内为所欲为。但学生们的斗争也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惧与仇视，校警勾结加紧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同年2月，以贾拓夫为首的学生会，领导学生进行了罢课斗争。学校当局勾结当地驻军包围学校，宣布取缔学生会，勒令贾拓夫等一批学生领袖立即离校，并开除学籍。从此，贾拓夫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专门从事革命工作。
二
1928年4月，正当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在严重危难的时刻，16岁的贾拓夫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月，在绥德召开第一次陕北共青团代表大会，贾拓夫以绥德共青团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会上成立了共青团陕北特委，贾拓夫被选为团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为团特委代理书记。
1928年秋，贾拓夫由神木来到米脂县东关宋家岭，筹备召开陕北第二次共青团代表大会。各地代表聚集在米脂县城，由于口音与服装各异，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中秋节早晨，突然大肆搜捕，贾拓夫等团陕北特委领导人被捕入狱。在狱中，贾拓夫质问狱官：“我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拘押我们？”狱官无言答对。9月中旬，米脂县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释放了贾拓夫等人。
贾拓夫出狱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并代理团特委书记，经与杨国栋、刘澜涛、冯文江等特委领导人商量，贾拓夫到延川、延安一带视察。同年冬，陕北第二次团代表大会在米脂召开。贾拓夫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说明了今后的任务，重点是扩大党团组织，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党团员政治素质，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
1929年2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米脂进行大肆搜捕，特委机关根据省委指示迁移榆林。贾拓夫到榆林后，继续主持团特委的工作。他深入到一些中小学建立党的组织和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群众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0年3月至6月，贾拓夫从榆林回神木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神木是贾拓夫的家乡，地方当局早就对他倍加注意。一天早上他上街买菜，让菜主刘贵考（同情革命者）送一担黄瓜至他家。当刘贵考进入院子时，一批国民党军警正在搜捕贾拓夫。菜主急中生智，跑出去告诉贾拓夫。在菜主的掩护下，他躲在火神庙里。当晚，他拜托刘贵考将他藏在家中的文件取出，机智地躲 过搜捕，化装后经绥德直赴西安。
同年七八月间，贾拓夫被任命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对被敌人破坏的西安市党、团组织进行了恢复和整顿。
10月10日，因叛徒告密，贾拓夫被捕入狱。11月，贾拓夫乘杨虎城率兵入关，军阀互相争斗，监狱内混乱之机，和狱中同志一起越狱成功。
1931年秋，中共陕西省委作出秋收斗争决议。贾拓夫奉省委之命，到灾情严重的蒲城县，以第一完全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全县党组织开展斗争。在斗争中，由于叛徒告密，不少党员在敌人的大搜查中被捕。反动派扬言抓不到西安派来的共产党大头子姓江（那时贾拓夫化名江子质）的，决不罢休。敌人封闭城门，挨户搜查。一天刚下过雨，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在特务的带领下，杀气腾腾地闯进共产党员李忠信家开设的棉花铺。李忠信和贾拓夫机警地躺在房顶上，躲过了搜查。第二天一大早，留着长发的贾拓夫剃成光头，穿着沾满棉花的衣服，扮成卖棉花的小伙计，推上“地老鼠”车安全出城脱险。
贾拓夫离开蒲城返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又决定让他作为省委特派员前往陕南整顿党、团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他到达城固县，以城固中学国文教员身份作掩护，指导城固及陕南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
他首先对当地党组织进行整顿。城固中学的校长、中共支部书记梁子炽蜕化变质，逐步和官府豪绅勾结，同党组织分庭抗礼，压制学生运动（解放后，梁子炽被政府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经调查了解，贾拓夫在支部大会上提议，开除他出党，使城固中学的学生运动得以顺利发展。
城固郊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住有不少外国神甫。他们勾结地方官府、豪绅，横行霸道，附近不少群众遭他们坑害。1932年初春，城固党组织领导中、小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声讨教会和官府的罪行。当游行队伍行至该天主教堂前时，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团。贾拓夫率领学生队伍高喊着反帝口号而过。民团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鸣放一枪。平常如狼似虎的神甫，也龟缩在屋内不敢露面。沿路群众看到这种从未遇到过的场面，无不扬眉吐气。
1932年夏的一天，贾拓夫获悉城固国民党县党部借禁烟之名，大干敲诈勒索的勾当，当即和中共城固组织研究决定，发动数千群众参加公审大会，将烟犯、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押上会场进行批斗，最后又将该犯送交国民党县政府。县长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答应收监。随后，学生以城固全县民众名义向陕西全省发了“快邮代电”，控诉国民党县党部主要官员吸食大烟及其他欺压人民的罪行。
这些革命斗争，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城固、南郑、洋县等地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此起彼伏。群众还包围县政府，营救出不少被捕的农民和学生。城固一度成为陕南革命斗争的中心之一。
1932年，戴季陶跑到西安贩卖他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秋季，中共组织把贾拓夫从陕南调回西安，领导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展对戴季陶的斗争。 学生们包围了戴季陶住地，烧毁了他的汽车，迫使他不得不狼狈逃走。
1932年8月，贾拓夫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任省委秘书长，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是年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由于缺少干部，贾拓夫从党员学生中抽调干部和骨干，派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其中有杨森和正在甘肃工作的张秀山等。
为推动渭北各县的革命斗争，1933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贾拓夫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渭北指导工作。他首先在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较好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等地区，领导建立了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农协会、雇农工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实行了分配土地。还和郑群英一起组织起一支有八九十人的革命武装，正式建立了渭北游击队。不久，这支游击队成为红二十六军直辖的渭北工农游击队。从此，陕甘宁苏区与渭北苏区联成一片。
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后叛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以反对“梢山主义”、“富农路线”为名，提出让主力红二团过渭河到渭华一带活动的错误主张。他不顾刘志丹、贾拓夫、赵伯平等提出停止南下、巩固渭北的正确意见，结果招致失败。为了弥补红二团南下的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建议，派贾拓夫去渭北组建红四团。6月，贾拓夫又奉命调回省委，负责动员和组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的起义工作。他同赵伯平等经过精密的筹划安排，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领全体官兵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改为义勇军第三路。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骡马市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 护，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和对杜衡错误的处理等问题。突然发现敌情，省委主要领导人杜衡、肖章刚出门即被捕；正在柜台算账的贾拓夫机智地从饭店后门逃脱。此时，省委领导人中仅剩贾拓夫一人。在这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到省委秘书科要他们马上转移文件；派谢火方到跃华旅馆通知省军委负责人汪锋迅速转移；又派人去三原通知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提高警惕。随后，贾拓夫冒着风险在白露湾召开了中共陕西省委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王从晓留下来坚持省委工作，高岗等人去照金根据地整顿红二十六军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党的重要干部一部分转移到红军和杨虎城部，一部分派到外县加强地方领导。由于及时采取这些措施，使陕西党的组织和红军免遭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三
白露湾会议后，贾拓夫离开西安到北平向当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汇报情况，然后去上海同中共中央联系。1933年11月，贾拓夫分别向中共中央写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情况的报告》和《陕西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1934年1月，贾拓夫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政府委员时，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苏区，他先是协助陈云做白区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的工作。6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进入习水县境。当时一个重要的通道——桐梓县城为国民党军占据，贾拓夫奉命率一个连的兵力，迅速攻占这个县城，为红军主力前进清除障碍。桐梓县城被红军占领不久，国民党军切断了红军主力经桐梓南撤的要道。贾拓夫率领战士从东山方向突出了重围，向娄山关前进。在快到达遵义城时，遇到赖大超。据赖大超回忆，“第二次进遵义城快接近黄昏时，碰上我相识的贾拓夫同志。他是因为把马让给病号骑才掉到队伍的后边。……当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候，我们终于高兴地到达正沉浸在痛歼蒋介石、王家烈二十几个团的伟大胜利气氛之中的遵义城。”[1]
当夜，贾拓夫赶到遵义老城的杨柳街，在天主教堂的经营处住宿。他在随行录上写道：“北渡不能复南征，二次重占遵义城。拓夫仍宿杨柳地，笑问英雄均健生。”
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抵达黑水、芦花时，粮秣严重不足。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毛儿盖与芦花城等地设立了筹粮委员会。贾拓夫是芦花城筹粮委员之一，负责筹粮60万斤的任务。他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离芦花城到瓦布梁子地区筹粮，发现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村村十室九空。他和红军战士夜宿帐篷，昼不入户，尊重藏俗。一位精通汉话的藏民通司，目睹红军纪律严明，感动得落泪。经过这位通司的宣传，藏民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贾拓夫带领红军战士进一步扶植藏民当家作主，组织藏民自治政府。
瓦布梁子的区乡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为红军筹粮熬盐。 贾拓夫从实际情况出发，把在汉族中“打富济贫”的方针改为“借富济贫”。 他还发动群众去割恶霸地主的青稞，一半归群众，一半归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筹粮、筹草和筹盐的任务。为了及时供应前方红军将士，筹集的粮食除由几百名红军战士肩扛手提之外，还组织了藏民运粮队。贾拓夫后来回忆说：“这些帮助红军运粮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此情此景，为黑水、芦花所少见。”红军将要离别瓦布梁子的时候，贾拓夫将在老衙门内所存的几千斤粮食全部分给了生活困难的藏族人民。藏民男女老少对红军战士依依不舍，拿着酒壶来送行。后来红军总政治部流传着如下一首打油诗：
“拓夫不假（‘贾’的谐音），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筹粮任务，超额完成。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9月23日，红军先头部队找到一些国民党报纸，其中一份刊登的一则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员二十余万人…………”毛泽东对此消息极为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陕北革命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提出中央去陕北的建议[1]。这对中央确定向陕北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贾拓夫汇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 能有一万也就好了!”[1] 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2] 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司令部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身边工作，随时为中央的决策提供情况。
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贾拓夫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长征歌》，叙述了长征的全过程。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久、战斗在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正在富县、甘泉一带活动。贾拓夫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先遣队，并携带一部电台，星夜去找红十五军团。10月24日，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当时，徐海东在前线，不在下寺湾。贾拓夫立即电告中共中央。10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下寺湾，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诬陷，被捕入狱，有的甚至被杀害。中共中央派贾拓夫同王首道、刘向三一道去瓦窑堡接管陕甘宁边区保卫局。他们按照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了事实真相，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平反的报告。被关押的同志中，有的听说贾拓夫回来了，高兴地说：“红光（贾拓夫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时的用名）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得救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肯定了平反的意见，立即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汪锋、张秀山、刘景范等，恢复了他们的领导工作。
四
1935年11月至1936年初，贾拓夫担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1月至5月，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贾拓夫、毛齐华率领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临行前，张闻天、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到三边后，配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对不该没收的 部分坚决退回原主。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对各民族团结不利的规章与习俗，坚决予以废除，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各阶层广大群众中树立了新的信誉。
1936年6月17日，定边解放。这是北向内蒙古东胜、百灵庙的一个重要通道，是通向内蒙古的重要门户之一。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贾拓夫、毛齐华、白爱玉（即白茜，贾拓夫爱人）等前往三边，10月召开中共三边特委会议，以贾拓夫为书记。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急电贾拓夫返回保安，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乘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直飞西安。
12月25日，贾拓夫等人在西安市二府街开会，由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秦邦宪）传达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通电的内容和开展白区工作的指示，并宣布了中央关于撤销中共西北特支、重建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省委，以贾拓夫为书记，欧阳钦为军事部部长，李一氓为宣传部部长，张德生为组织部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彭加伦任省委秘书长。
新的省委组建后；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就在西安各重点学校建立了七个党支部，恢复和发展了二十五六个县的党组织，还在社会各界上层和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等国民党军队中发展了党的组织。
新的陕西省委在加强党组织重建和发展工作的同时，还着重抓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创办了《统一战线》（从第五期起改名为《党的生活》）刊物。
1937年1月下旬，何应钦发布讨伐令，蒋鼎文进军西安，重兵压城。中共中央决定将陕西省委机关一部分迁到泾阳县云阳镇，在那里领导全省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一部分仍留在西安，设立中共西安市委，张德生任市委书记。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代表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
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党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了大会。会议由贾拓夫主持。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指示精神，指出：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 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
6月至8月，贾拓夫以关锋名义在省委《党的生活》刊物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五月节工作总结》、《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具体阐述发展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七七事变后，贾拓夫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会后，他根据大家讨论通过的意见，亲自起草《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
为了深入地动员三秦父老参加民族抗日战争，贾拓夫指导中共西安市委组织师生农村工作团及学生回乡工作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共领导的西安抗日团体有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它为培养、教育青年，发展中共党员起了很大作用。由省委直接领导的有学生委员会、西安工人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张秀岩具体负责）、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冯文彬具体负责）等。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急忙发布禁令：凡学生下乡搞抗日宣传者开除；学校参与活动者关闭。为了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限制，中共陕西省委借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机，召开西安市有几万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 那天，贾拓夫第一次在公开的群众场合露面，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被敌特发现。当国民党大批军警赶到时，贾拓夫已由中共保安人员护送前往云阳。 贾拓夫离去后，纪念大会继续举行，会后又举行游行示威，终于迫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和教育厅厅长周伯敏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取缔对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禁令。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随后，省委组织一百多个工作团下乡搞抗日救亡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8年，陕西国民党反动当局取缔了13个群众救亡团体，逮捕李连璧等五名进步青年。中共陕西省委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进行说理斗争，他们理屈词穷，结果只好释放了被捕学生。
1938年1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主办的《西北》周刊在西安创刊，贾拓夫写了创刊词并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一文，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省委还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贾拓夫经常结合党的中心任务，给党员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贾拓夫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党组织发展到40多个县，党员人数从1937年初的600多人到1938年增至8000多人。为了适应新形势，贾拓夫强调党组织要在“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并提出：在国共关系未明朗化前，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国民党，以取得掩护。
1939年，中共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 西北工委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于1938年底在延安成立的。 张闻天兼任书记，李维汉兼秘书长，贾拓夫兼秘书。李维汉同贾拓夫一起主持日常工作。[1]
贾拓夫在主持西北工委日常工作时，对于陕、甘、宁、青、绥五省一般情况（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的调查研究，十分重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编写成了五本资料书：《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他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
贾拓夫多次和西北工委其他同志一道深入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和蒙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党对团结回族和蒙古族共同抗日的各项重要意见。毛泽东在报告上面亲笔批了“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贾拓夫建议在延安建立一座清真寺，一座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为“清真寺”和“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字。贾拓夫还建议回协在延安设立两所清真食堂，为来往的回族人民提供方便。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贾拓夫先后参加组织了蒙古族和回族两个文化促进会。
同年，白如冰从绥远省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时，贾拓夫参加了会议。会上，贾拓夫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对团结和争取蒙古族、回族广大人民，包括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和宝贵意见，对内蒙古地区开展民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5月，毛泽东根据陕西省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经验，亲自为西北工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的著名的十六字方针。贾拓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陕西地下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的意见和办法。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后，西北工委即将工作移交西北局，贾拓夫调西北局先后任常委兼秘书长、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长，7月，西北局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为主任。
为了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贾拓夫建议将陕北公学民族部与中央党校的回回班合并改为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对中共西北工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贾拓夫工作的肯定。
五
1942年6月，为统一管理晋西北与陕甘宁两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委员会，林伯渠、贺龙为正、副主任，下设西北财经办事处。不久，贾拓夫被任命为办事处副主任。为了掌握西北财经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他主动找各个专业领导者了解情况，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中，许多资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1943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边区几乎陷入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办公用纸的严重困难局面。贾拓夫协助贺龙、陈云坚决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土特产出口换回必需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又以边币的发行支持生产和财政，加之，边区军民努力生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渡过了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诬蔑陕西中共地下组织是“假党”。贾拓夫及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予以坚决驳斥，迫使他不得不收回这种蓄意攻击，从而维护了陕西的中共组织，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1945年，贾拓夫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代表。
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内一度放松了生产和工作，使边区财政收入大大减少，由于收少支多，几乎把积蓄用光了；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边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改善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在贾拓夫的主持下，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他强调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具体化，并提出五项具体措施：一、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的自给自足，必须扩大棉田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二、财政上要继续贯彻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并实现消灭财政赤字，争取做到更多的财政节余；三、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和发展边区的国民经济；四、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五、金融工作中，严格制止货币发行的随意性，控制货币发行量。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政收入增加，并有了较多的节余。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作出暂时放弃延安的英明决定，贾拓夫随同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机关辗转陕北，率领财经各部门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蘑菇战术”，认真搞好坚壁清野，找空子进行贸易，组织边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7年和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石家庄举行的华北财经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上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强调逐步实现农村工作向城市工作的转变，以迎接新形势的迅速到来。 贾拓夫在石家庄利用有限的时间，夜以继日地调查，并搜集了许多关于接管新城市工作的经验及文告等资料。此后他写下了几万字《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发表在党内编辑的《干部必读》上。
1948年至1949年春，贾拓夫的主要任务是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干部，学习中央十二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精神，做好由农村到城市工作重心转移的准备，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同时充分利用前线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边区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
六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贾拓夫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同时兼任西北财经委员 会主任。
西安解放时，杨得志的十九兵团为解放宁夏，向西安市提出5天内要5万袋面粉。贾拓夫亲自主持会议，布置和督促筹措，3天就完成了筹集任务，支援了前线。
西安解放后，暗藏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进行破坏活动。从5月20日解放后的头5天内，抢劫案不断发生，各种谣言弄得人心惶惶。贾拓夫遵照毛泽东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指示，并吸取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即“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首先是在整体上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定局面。他以最大精力抓治安工作，亲自主持召开各阶层进步分子座谈会，并深入到工、商、学等各界群众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敌中统、军统系统基本瓦解，散兵游勇纷纷向人民政府登记；三个月后抢劫案便被止住了。1949年8月，贾拓夫在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报告中，全面汇报了接管西安后整顿治安情况。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只要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一切破坏分子便无立锥之地。”
接管西安时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市场动荡不安。商人囤积居奇，并拒收人民币。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向市人民政府建议：人民币先不出台，而让银洋流通。贾拓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样只会使市场更加混乱，使人民币更难树立信用。市政府果断宣布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并公布各解放区城市物价，促进商店开门营业。不久，政府又再次明令禁用银洋与铜元，并提高银洋收兑牌价。此外，贾拓夫还责令贸易公司抛售物资；税收机关除废除一些反动苛捐杂税外，一律按原税目、税率和税制，立即开征各项税收；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有关银元纠纷案件。采取上述措施后，物价从波动达到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也开始扩展。可是不久，因国民党军反扑到西安附近，特务分子造谣破坏，加之京、沪、津物价上涨对西安市场的刺激等原因，引起一场大的波动，在黑市，1个银元由兑换3000人民币猛升为1万多，甚至发生拒用人民币现象，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后经市政府广泛深入宣传，严厉打击匪特活动，特别是华北大军源源到达陕境，加以市政府继续抛售物资、开征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10％人民币，银行汇兑存款，并在黑市低价抛出银元，以黑市打击黑市等办法，才使波动平伏下去，银元黑市兑价从1万多元跌到1000余元。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洋作坚决斗争，要打击银洋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调下，才能逐渐压缩银元阵地，扩展人民币阵地，最后达到贯彻本币一元化。”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是年冬，贾拓夫随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到新疆处理军政和财经问题。
贾拓夫到新疆了解财经基本状况后，认为新疆财政收入仅能满足其财政支出的l/5，因此，建议新疆领导人，必须不失时机地迅速恢复生产，增加收入，同时要积极恢复交通，沟通同“关内”来往的物资交流渠道，统一货币，平抑物价，稳定金融，以促进新疆经济的稳定发展。
贾拓夫还受彭德怀的委托，为新疆的“三区”（指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统一问题，专程前往伊宁，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为三区的民族团结和新疆和平建设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1950年初，政务院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全国统一财经的决定后，贾拓夫坚决贯彻执行，严格清查仓库，所有物资必须统一由中财委调度；所有公粮、税收，除地方附加外，全部由中央财政部调度。在西北，由于及时果断地建立了国家统一收支管理制度和采取其他有力措施，因而很快地扭转了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暴涨，使金融物价趋于稳定。
1952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贾拓夫领导西北财经战线严厉地打击重大的贪污腐败分子，揭露和反对官僚主义。在“三反”进行到组织处理阶段时，他又一再强调要严格划清贪污与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因占小便宜而损公的人，坚持采取教育的方针，挽救了一批干部。
以贾拓夫为首的西北财委，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长期在国民党旧政权横征暴敛下濒临破产的西北城乡经济得到复苏。在广大农村，粮食生产逐年增长；在城市，首先把发展壮大和加强国营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坚决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优惠的照顾，并欢迎离厂的资本家迅速回厂继续经营。
七
贾拓夫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毛泽东亲切地称他是“陕北的才子”、“党内的贾宝玉”。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点名调他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日常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苏联谈判时，他又代管一个时期的重工业。
1952年冬，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成立，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他在编制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发展速度和制定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比如，在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强调发展重工业，不应忽视轻工业的重要性，无论从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还是从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看，都应当重视轻工业；在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积极发展新建工业是完全必要的，但原有工业的改建、扩建，比起新建毕竟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沿海工业企业中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建或扩建，就能增加一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工业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积累大量资金，调出大量职工和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建设，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
1954年底，贾拓夫调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直接参加领导对私营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贾拓夫认为，“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应当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必须与当时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他在1955年到1956年之间，先后四次去各地考察，发现有些地方由于过早过多地把手工业合并和实行统一计算盈亏，在合作化后，不仅生产没发展，反而比自营时候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他及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为合作化而合作化。他要求地方当局按照以下几项原则认真复查，对的肯定，错的纠正。这几项原则是：第一，在手工业制造性和服务性行业中，一部分可以合并，但大部分不应该合并；第二，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重，在供销业务上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第三，小商小贩各有一套传统悠久的经营办法，应予长期保存。在考察时，他还发现有些地方在合作化后，传统的手工艺品见不到了，老艺人遭到冷遇与失业，便告诉地方领导同志：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特种手工艺品，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轻率抹掉，对老艺人要热情关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他们安排青年学徒，要把传统的“特艺”都接过来。他的这些意见，受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
在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贾拓夫用很大的精力，协助陈云去研究和处理从公私合营的经营管理到生产、流通方面的各种新动向、新问题。 1955年，他在各地考察时，发现工商脱节、产供销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便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长期的细致调查，最后提出以销定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解决了工商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了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贾拓夫在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期间，对轻工业发展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品种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轻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能够获得60％以上的发展，是与他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1]。这一指导思想和采取一系列有远见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此外，贾拓夫还非常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没有一所轻工业高等院校。 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我国的轻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高级和中级科技骨干。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贾拓夫汇报中所提出的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都十分重视。中央研究决定，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比1调整为7比1，“一五”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的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吸取了贾拓夫的不少正确意见。[2]
1956年下半年，贾拓夫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薄一波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处理日常工作。同年，出席党的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年，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人增加过多，工资增长过猛，从而出现了原材料供不应求、市场紧张、财政发生赤字的局面。贾拓夫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曾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进行考察。他明确提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就必然会出现资金和设备材料的紧张，从而会引起国家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必要的物资储备的减少。他把这些现象生动地概括为：“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职工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1] 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计划要留有余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贾拓夫从各地考察回来后，即和薄一波共同主持编制年度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在讨论工业发展速度时，有主张增长7％的，有主张6％的，贾拓夫根据1956年出现的诸多紧张局面，认为最好不要超过5％。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有主张150亿元的，有主张126亿元的，贾拓夫主张100到110亿元之间。[2]
周恩来和陈云听了汇报后，采纳了贾拓夫的意见，将工业发展速度定为4％，基本建设投资定为110亿元。后来的事实证明，1957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市场繁荣，财政由亏转盈。
1957年冬，贾拓夫与陈云到东北大连、丹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考察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中的若干重点项目。陈云和贾拓夫一致认为，鉴于当前我国化学工业特别薄弱，要从计划安排上对化工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3]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时，贾拓夫一度还兼管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的反右派斗争。他对整风运动以来“大鸣、大放”出来的一些问题一一审查后说，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上不了纲。他对机关党委的同志说，我对党委负责，有右反右，没右决不能乱扣，要实事求是嘛! 正因为他善于团结同志，爱护干部，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都心情舒畅，亲近他，尊敬他。
1958年3月，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全面处理计划事宜。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这期间，贾拓夫接连几个月到陕西的西安、延安、榆林、神木、吴堡和甘肃、青海与山西太原等地进行考察。他在西安郊区看到深翻土地挖到人跳进去看不见头；把十几亩快成熟的麦子，硬假植在一亩土地上“创高产”时，对随行人员说，这样搞法简直是胡闹，劳民伤财。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心中很不舒服，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全国人民的喉舌，怎么能这样来宣传，来指导行动呢？这不是助长下边更加浮夸吗！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发出当年钢的产量达到1070万吨，即比1957年翻一番的号召。贾拓夫鉴于当年前八个月的钢产量只有500万吨，就同宋劭文、廖季立多次核算，认为在后四个月要生产600万吨钢是不可能的事。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他到东西南北各地对“小土群”进行了从采矿、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到成材全过程的系统考察，发现到处滥开小矿，成本高，严重地破坏国家资源；小高炉、小平炉炼出来的铁和钢，质量太差，根本不能使用，土法炼焦用煤量大，出焦量小，且质量低劣，造成极大浪费，得出了用土法炼铁炼钢炼焦得不偿失的结论。他把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王思华和统计局工业司干部黄海叫去说：“目前大炼钢铁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能光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技术账，要全面考察大炼钢铁中的‘小土群’。你们整理个材料向中央反映反映，这样的‘小土群’光赔本，炼出的东西不能用，长期下去国家怎么受得了。不这样来考虑问题，就不是马克思主义。”[1] 王思华很快整理成材料，贾拓夫看了很高兴，亲自编好后，以国家统计局和计委办公厅名义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59年计划时，高指标的空气仍有增无减。会议提出，1959年工业的中心任务，是要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贾拓夫认为，1958年钢铁的生产能力差不多都使出来了，1959年新增的钢生产能力又有限，3000万吨是根本达不到的。
11月，在武昌相继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初步降低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指标，钢由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贾拓夫对这2000万吨钢产指标究竟能否实现，心里还是很不踏实。他从武昌回到北京后，就让计委委员兼年度综合局局长廖季立重新考虑两个“低指标——1800万吨、1600万吨或者更低些的方案”，以备一旦全党认识到必须再调整1959年钢产指标时，就可以马上提出新的方案。贾拓夫的这种考虑是正确的。1959年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又将当年钢的生产指标调整为1650万吨。贾拓夫认为应当把已经出现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情况讲透彻，遂和宋平、廖季立交换意见后，由廖季立写了《紧张形势从何而来？》的材料，印发计委党组并上报中共中央。 陈云看了很重视，认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根源在于钢指标过高。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各方面调查材料，认为1959年完成1650万吨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5月上旬，贾拓夫从天津、张家口等地考察钢铁、煤炭生产情况后刚刚返京，即参加陈云、李富春召集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认真听了各方面的汇报后，感到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责成贾拓夫起草关于调整1959年物资分配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意见。 贾拓夫立即组织力量夜以继日地反复核算，拟将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从1200个降为780个。陈云和中央财经小组又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为上述调整合适，由贾拓夫组织起草了《关于调整钢铁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采纳了陈云、贾拓夫等的建议，并于6月13日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由于计划切实可行，到年底，钢完成1340万吨。
1958年到1959年之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郑州、武昌、上海历次会议上，都提倡大家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要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做到从必然王国逐步达到自由王国。1959年上半年，贾拓夫重点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他理论联系实际，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30多个问题，如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政治与经济、理论与实践、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比例与速度，多快与好省、需要与可能以及反对所谓“唯条件论”等，作了深刻的辩证分析，写出了心得笔记。他尖锐地指出，当前计划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
1959年4月29日上午，贾拓夫在计委党组会上有个敞开思想的发言，讲了虚与实、冷与热、主观与客观、见人与见物、政治与经济、速度与比例、修改计划指标与总路线等问题。他说，要虚实结合，只抽象地务虚，不结合实际，太虚，就会形成“太虚幻境”，似真非真，似有实无。我们过去虚实结合得不好，给中央的报告没有把经济形势如实讲清，以致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也造成经济工作上的被动。事在人为，这话是对的。“事”就是反映客观的事物，“为”就是人的有所作为。可是现在却事与愿违，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愿望不一致。计划指标修改，说明指标有虚假部分，在反映客观方面有不实之处。 现在需要冷静地把问题摸摸清楚，不要只热不冷，也不要只冷不热，要冷热结合。他说，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既要见人，也要见物。不见人，要犯保守错误；只注意人，不注意物，那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只注意经济技术条件，不注意精神思想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对的。但是，不能把为了完成任务、解决困难所需的条件，加以否定，斥之为“唯条件论”。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经济技术是条件，政治思想也是条件，无条件论显然是唯心的。他还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作用很大。但不能唯意志论。社会主义是从空想到科学，可是我们去年却是从科学到空想，刮起一股名之曰共产主义的风，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谈到计划工作时，他强调做好综合平衡，反对高指标。他说，计划要尽可能切合实际，留有余地，做到心中有数。不算账，没有数，是很危险的。 他反对那种把算账说成是“算账派”的做法。他说，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算账，政治账、技术账、经济账都要算，结合起来算。只管经济技术，只管业务，要失掉方向；可是只搞政治，不管经济技术，不管业务，那要成为空头政治家。
与会的党组成员一致赞成贾拓夫的发言。虽然贾拓夫声明，这个发言只限于党组范围之内，大家还是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听受益，决定让他给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讲一讲。
1959年6月17日、18日，贾拓夫在计委和统计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用了两个半天，讲了30多个问题，作为他个人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的报告》的一些感想和意见。他强调多、快、好、省是个整体，不能腰斩，而只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没有好省的多快，不是真正的多快，质量不好，是最大的 浪费。大跃进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必然失调，不调整、巩固，就不能前进。需要与可能，二者应兼顾。只讲可能，不讲需要，容易保守；只讲需要，不讲可能，容易盲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是主观主义。他还说，做计划工作要有完备的知识，要努力学习理论，掌握经济规律，做到心中有数。
贾拓夫在这次干部会议后，即前往山西继续进行考察。他在太原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畅怀深谈，交换对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并应邀向太原的一些干部就计划问题讲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他指出，山西的经济建设同其他地区一样，共同性的问题是：紧张而失调。他分析了计划指标过高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着重说明了编制计划要遵循以下六条原则：即一盘棋，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两条腿，建设与生活，积累和消费要互相兼顾；三结合，政治、经济、技术要三结合；四全面，多快好省四者要全面；五并举，工农、轻重、大中小、中央与地方、土与洋五个并举；六兼顾，工农商学兵交六个方面都必须全面兼顾。[1]
1959年8月，贾拓夫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会议后期，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上，写着他的材料来自国家计委的报告。彭德怀在庐山西北组会议上曾经说过：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经济的不多，贾拓夫是其中的一个。这样，就把贾拓夫作为一贯严重“右倾”来批判，并且还怀疑贾拓夫是所谓的“彭德怀反党地下俱乐部”的成员。 其实，彭德怀的“意见书”，在会议未正式印发大家以前，贾拓夫根本不知道。 彭德怀也根本没有找贾拓夫要过什么材料。会议期间，当贾拓夫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对“意见书”所反映的问题深有同感，表示赞成，并说，这些问题由彭总提出来最为恰当。
庐山会议后，召开了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党组扩大会议，并有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党组负责人参加，批判和检查“右倾错误”，贾拓夫被作为批判重点。他在6月中旬给计委科级以上干部所作的讲话和在太原的讲话被错误地批判为“大毒草”；他布置国家统计局王思华和黄海写的《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的材料被指责为“反党文件”、“反党炮弹”；经常与贾拓夫一起研究问题的一些同志被指责为“严重右倾”，并追查贾拓夫与彭德怀的关系。会议先后开了一个多月，最后把贾拓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撤销他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下放基层工作。
对于这种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贾拓夫一方面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一方面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当他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察觉到孩子们精神上有压力，便深切地对孩子们说：“几十年的战争岁月，有无数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今天，我们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担负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我们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还算什么革命者。”[1] 但是，他并不认为他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对白茜说：“我们辛苦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心里是踏实的。”还说：“批判我的所谓几大罪状，集中一点就是说我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 可是作为一个负责干部，无论如何我不能对党中央、毛主席讲假话。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我愿当一个愉快的保守主义者。”[2]
八
1960年，贾拓夫被下放抚顺发电厂当厂长。离京前，组织上说他可以带秘书、司机和公务员，但他坚持要求只身前往。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还是派了公务员小李随去。可是到了抚顺，他让小李去学技术。
贾拓夫在抚顺电厂曾写过一首诗：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京中同志如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旗帜鲜明地表白了在庐山斗争中自己是一个无辜者，而且也热情洋溢地抒发了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广阔胸怀。
贾拓夫一到电厂，头一件事情就是找党委领导成员询问了解电厂情况，不辞辛劳地访问厂里的干部，然后深入生产第一线，同工人促膝谈心。他走访了许多老工人的家庭，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很快就掌握了发电厂在政治、行政、技术、财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电厂由于过去两年高指标、瞎指挥、乱操作、设备失修等原因，生产建设、企业管理和职工生活等方面积攒了成堆的问题；现在又面对着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实现“第三个大跃进年”加码发电量任务的指示。 贾拓夫掌握了上述情况后说，我们再不能搞这种“大跃进”了。再搞下去，劳民伤财，真是不得了!
当时，修配分场本来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的生产规模，在1960年跃进比武时，竟提出当年要增创产值1亿元以上。对这种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谁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贾拓夫却严肃地批评说：“这完全是浮夸性质的错误”，并教育干部要很好吸取这个深刻教训，克服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毛病。
是年冬，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证明贾拓夫的见解是正确的。
1961年，贾拓夫为了推动电厂的调整工作，积极组织干部系统的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23个专题调查材料，亲自主持起草了《抚顺发电厂四年基本工作总结与五年工作初步规划》。他针对当时制度不灵、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坚决果断地减少管理层次，明确职责范围，订立了12种新的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各级行政和技术责任制，并组织全厂重新修订了运行、检修、安全三大规程，整顿恢复设备，搞好经济核算；他积极协助党委从开展思想整风入手，改进领导方法，使全厂出现了设备完好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走上正轨，生产秩序进一步正常的新局面。
在整个调整工作中，贾拓夫认为，抚顺电厂企业管理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党委工作事务化，政治工作简单化，经常工作突击化。企业对“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的党委工作方法，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委包揽了行政事务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党委讨论才能办，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群众政治思想工作，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以致群众心情不舒畅。同时，什么工作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必然使正常秩序乱了套。
抚顺电厂整顿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受到中共抚顺市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水电部的重视，并加以推广。贾拓夫回京开会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高兴地给予了肯定和表扬。
贾拓夫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疾苦。三年困难时期，许多职工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他看了心里十分难过，就请主管生活的副厂长，到市里申请批拨了2300多公斤黄豆，交给食堂为职工磨豆浆喝。 老工人李天福身体不好，孩子又多，粮食不够吃，他经常用自己的粮食和粮票接济李师傅。贾拓夫还经常下食堂帮厨，同大家吃一样的“代食品”。工人们亲切地对他说：“老贾，你是长征干部，身体又不好，我们真不忍心你吃这个啊!”贾拓夫回答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首先应是普通劳动者，不能特殊化，你们能吃‘代食品’，我怎么不能吃呢。”后来，水电部刘澜波部长到发电厂视察时，贾拓夫向他反映了情况。随后经过多方的努力，取消了“代食品”。贾拓夫还建议组织了“康复队”，将身体不好的工人组织起来从事轻微劳动，并分期分批疗养休整。当时职工住房也很紧张，他亲自给水电部和东北电管局领导同志写信，终于建起了3700多平方米的新住宅，解决了100多户职工的住房困难。
1962年，贾拓夫从抚顺返京，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系统地阅读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1965年10月，贾拓夫被调到首都钢铁公司担任副经理。他来到公司的第二天，就穿着一身普通干部制服下到基层，投身到生产实践中去。他写道：“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作工。”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滴水，真挚地表达了他永不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胸怀。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他在两个厂、三个矿、六个车间工段从事劳动，蹲点、调查，写出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生产管理工作等方面共11.4万字的调查报告。当时，有些职工对推广白云石车间的经验持怀疑态度，他用15个日日夜夜，写出了《白云石车间调查报告》，肯定了白云石车间经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钢出现了“一夜狂风起，百花尽凋零”的惨景。 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被称颂为“工交战线一面红旗”的白云石车间，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贾拓夫不信这个邪，仍然坚持认为“首钢不是修正主义顽固堡垒”，“‘白云石’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受到迫害想不通，感到苦闷，贾拓夫又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和斗争的勇气。一名青年工人对贾拓夫说：“彭真来车间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就成了反革命!”贾拓夫对他说：“彭真怎么啦？难道他讲的话都错了？我就不信!”贾拓夫光明磊落的言行，招来的只能是“罪上加罪”。一个同志听说要批斗他，冒着风险去给他送信，劝他躲一躲。可他偏不，反而提前一小时到了会场。他利用批斗他的讲台，据理驳斥了白云石车间受到的种种诬陷。这以后，他又把自己的观点书写出来，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贴了出去。
贾拓夫的这种为维护真理而仗义执言的豪迈气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会议上，康生诬陷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一次，一伙人闯到贾拓夫家里，强令他 说出有关国民经济的机密问题，贾拓夫坚定地回答：“没有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我不能奉告。”还有一次，一伙人向贾拓夫收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材料。贾拓夫干脆地对他们说：“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他1967年5月7日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4年下半年，贾拓夫赋过一首长诗，其中写道：
过则勿殚改，褒来当忌昏，
谦虚常受益，自满必迷津。
沧桑观世界，无产化余生，
事业铭心内，自由努力争。
有党万事足，无私一身轻，
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
行年过半百，壮志奋兼程，
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的理想、情操、品德，以及他的大公无私，献身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1980年，中共中央为贾拓夫平反昭雪，3月20日，在中山堂为贾拓夫隆重举行公祭大会。悼词说：“贾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得党的信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尤其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
注释
[1] 访问赖大超的谈话记录（1979年1月21日）。
[1]访吴亮平的谈话记录（1979年10月）。
[1] 张秀山的回忆录（1979年10月）。
[2] 《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12期第43页。
[1] 李维汉：《回忆延安时的民族工作》，《民族研究》1981年，第10期。
[1] 贾拓夫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
[2] 访薄一波的谈话记录（1979年3月15日）。
[1] 宋平、宋劭文、薛暮桥、周光春1984年对贾拓夫几件事的记叙。
[2] 访薄一波的谈话记录（1979年3月15日）。
[3] 宋平、宋劭文、薛暮桥、周光春1984年对贾拓夫几件事的记叙。
[1]宋平、宋劭文、薛暮桥、周光春1984年对贾拓夫几件事的记叙。
[1] 贾拓夫在太原干部会上的讲话（1959年6月26日）。
[1] 《支部生活》杂志，1985年，第9、10期。
[2] 《支部生活》杂志，1985年，第9、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