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谢觉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期，考取过秀才，教过私塾，学过中医。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报刊、司法、统战以及党政工作。建国以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人民政权的建设和法制建设、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是新中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一
谢觉哉名维鋆，字焕南，1884年4月27日（清光绪十年农历四月初）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父亲谢恢前，读书不多，家有水田50亩，对农民有轻微剥削，但又受豪强欺压，因而较为同情穷人。母亲姜氏，出生在穷苦人家，极节俭，善家务，并经常给觉哉讲赏善惩恶的故事，其中宣扬的“应该做好人”、“为人办好事”这些观念，渐渐地启迪着觉哉的心灵[1]。
谢觉哉四岁从师读蒙馆，11岁读完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和《春秋》。1902年春，谢觉哉就读于小金陀馆。在这里，他“才知道五经四书外，还有所谓书；八股试帖外，还有所谓文”[2]。遂开始系统地阅读《资治通鉴》、《四史》、《读史方舆纪要》、《海国图志》等书；并开始接触古典诗词和一些古文。这为他的文学根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3]。
在小金陀馆，谢觉哉结识了几位最好的同学和朋友。一个叫姜梦周，一个叫王凌波，还有一个叫何叔衡（何叔衡当时已考中秀才并在外面教蒙馆，也常来小金陀馆玩）。他们四人志向远大，性趣相投，常在一起谈今论古，互相勉励，度过了“最可贵的三年”。
谢觉哉15岁那年，两位姐姐相继病逝，母亲亦病，危在旦夕。谢觉哉相信了本村一位谭姓长者的话，决定以“饿香”的虔诚去南岳山向“圣帝”朝香许愿，救活生命垂危的母亲。肖家湾距南岳山四百余里。他饿着肚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走了五天，香烧了，愿许了，但“圣帝”并未显“圣”，母亲还是亡故了。从此，他对神灵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1905年2月，谢觉哉参加了“县考”，列入前十名。5月参加“府考”，连考四场都取得第一名，夺了“府首案”，中了秀才。这个喜讯轰动了整个山冲。因为这是明清以来谢家祖上没有的事。他的父亲决定办喜庆酒，当地的绅士名流也前来祝贺。
可是，谢觉哉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深知“举人”、“秀才”再没有存在的意义，在人们的观念里，“秀才”、“举人”是和土豪劣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块牌子确实使人容易变坏。于是，在开贺的第一天，他便在收礼的地方贴 出一副对联：“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不少前来祝贺的乡绅看了，都兴冲冲地来，气鼓鼓地去[1]。
1906年，谢觉哉参加了本乡乡绅组织的一次“审盗案”，促使他与封建势力实行决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家里没饭吃，在豪绅岳某的红薯地里偷挖了一篓红薯，被岳某抓住审问。岳某凶狠地提出要砍断年轻人的手。眼看就要动手了，在旁的谢觉哉气愤不过，便大喊一声“住手”，随即走到岳某面前，指前跪在地上的五花大绑的年轻人说：“偷东西固然不该，但贼心出于饥饿，他认了错，又退了赃，就可以了。以后他还要靠那一双手养活一家，怎么能因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围观的群众也齐声高喊“放人”。岳某见众怒难犯，只好同意放人。然而，就在乡丁给年轻人松绑的时候．奸猾的豪绅突然从火炉里抽出一块早已烧红的烙铁，朝年轻人脸上烙去，只听得一声惨叫，年轻人昏倒在地。目睹豪绅的残暴，谢觉哉气愤无比，一脚将案桌踢出几尺远，愤然离开了茶亭[2]。
自此以后，谢觉哉再也不参加这类活动，并开始了教馆生涯。在担任塾师期间，他广泛接触劳动人民，目睹在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生活的惨状，感触很深。1907年冬末，他路遇一个冻死在茶亭的求乞老人，见后十分同情，当即告知父亲，出棺木将其安葬。他的一位同学岳伯谦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写了一首《乞丐诗》：“讨米最不穷，何必乞人怜；一死永无罪，快活上天庭。”他不赞成岳伯谦的观点，以《诗丐》为题，写了一首七律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未必生来是野流，却持竹杖遍村游。饭篮向晓迎残月，弹板临风唱晚秋。两脚踏开尘世路，一肩挑尽古今愁。从此不食嗟来食，村犬为何吠未休……”[3]
二
1908年春节过后，谢觉哉放弃塾师生活，跟岳父何秋岩学习中医。何先生是清朝举人，因看破官场丑恶，不愿折腰权贵，才弃官从医、为民除病的。 谢觉哉对岳父非常尊敬，觉得他选择的路是对的。同时，在几年里，他家先后死于疾病的达六口之多。尤其是他的二弟理卿的病逝，使他十分惋惜，促 使他走救死扶伤的道路。
在两年行医的过程中，谢觉哉目睹官吏横行，豪绅肆虐，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现实，越来越深地感到：“社会的病大于人体自身的病”[1]。1910年春，他放弃原来十分向往的中医[2]，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到离家百里外的安化县培婴学校担任了国文和历史教员。这年4月，省会长沙发生2万余人参加的抢米事件。消息传到培婴学校，师生们议论纷纷。多数教师把“抢米”同平时乡间传闻的土匪“抢劫”相提并论，认为这样做“不义”、“不法”。谢觉哉没有急于参加议论。他以极大的兴趣打听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最后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民以食为天，这是古之道理。灾民有难，官府不但不管，反而和豪绅巨商串通一气，敲诈勒索，这是官逼民反[3]。
1911年春，谢觉哉来到长沙，考入设在长沙荷花池的湖南商业师范讲习所。他说：“这也是很奇怪的学校，百多学生，秀才占了半数，商业呢？谁也不是生意中人。”
翌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教员讲习科学习。他同谢觉哉虽不在一个学校，但常在一块讨论问题。凡是何叔衡阅读过的进步书刊，总要推荐给谢觉哉阅读。这样，谢觉哉除读学校规定的必修课以外，还阅读大量的外国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比较认真、系统地研究明末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和清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维新变法的论著，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大大的变化”[4]。
1913年7月，谢觉哉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商业师范教员讲习所毕业后，接到了在宁乡县云山学堂任校长的姜梦周的来信，邀他到学堂任教。他欣然应聘，回宁乡担任云山学堂的训导主任兼高年级国文、历史、地理教员。不久，王凌波也来这里任教。这时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的何叔衡，也常到这里来。这样，何叔衡、姜梦同、谢觉哉、王凌波四人，“以道义相切磋”，并都蓄下八字胡须，因而被称为“宁乡四髯”。
四髯在云山学堂，立即从事改革教育的实践，谢觉哉更身体力行。他教书很重视对学生思想上的指导，要求学生写作文时，先按照题目作调查研究，列出提纲，然后再动笔去写。有一次，他出了个作文题，叫《宁乡罐壶业现 状》。为了帮助学生写好这篇作文，他带着大家到离校七八里路远的横市长桥港访问陶业工人。有一年，宁乡大旱，县知事竟带头设蘸，许戏祈雨，愚弄人民。谢觉哉立即组织学生调查这一事件，然后各自拟题作文，并将其中的优秀作文在校刊上刊出，成为抨击时局的檄文[1]。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接着，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斗争。谢觉哉等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云山学校举行报告会，并在学校走廊上贴出了“严惩卖国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标语。这年“双十节”，谢觉哉还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国庆感言》，贴在学校走廊壁上。他强调“救国的余径，在国民自觉自动起来管国家大事”；“国民必得像个国家主人翁的样子，并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幸福，不能依靠神仙皇帝的恩赐”[2]。有的同学看了这篇文章，当即把“卧薪尝胆，誓国耻”的警句贴在走廊上。学生甘泗淇还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题写了一篇论说文。谢觉哉立即在他的文章上批了“ 思破石，炼句成金”八个字，给予鼓励[3]。
云山革命者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不震惊宁乡，而且及于湘中。反动当局和社会上的封建守旧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使用种种手段进行压制，甚至打算停办云山学校。校长王凌波带领师生据理力争，加上全县进步人士的支持，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顽固势力通过议会对王凌波撤职，任命反动学痞李汉庵接任校长。谢觉哉、王凌波立即团结进步力量，揭露李汉庵在学校倒行逆施的种种丑行。在校内外的压力下，李汉庵带着爪牙狼狈退出云山；县署也只好任命思想进步的王一凡出任校长。云山学校驱李斗争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宁乡的新文化运动。
三
1920年8月31日，谢觉哉离开宁乡到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
《湖南通俗报》是一张四开小报。它的前身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都督府演说科办的《演说报》，1914年改为《通俗教育报》；何叔衡出任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后，又将《通俗教育报》改为《湖南通俗报》，聘请谢觉 哉担任报纸的主编，熊瑾玎任经理，周世钊、邹蕴真任编辑。当时，报社这些成员中，除谢觉哉外，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夏曦、郭亮、李维汉、易礼容、姜梦周等，也都支持这个编辑班子。
这年9月初，报馆召开第一次会论。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的毛泽东也来出席。会上，何叔衡讲述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毛泽东接着发言。 他说：“报纸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长谈空洞的大道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走进谢觉哉的住房，二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这是谢觉哉和毛泽东的初次见面，但在相互之间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
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和毛泽东提出的办报主张，谢觉哉对《通俗报》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很大的改革。为了反对军阀统治，谢觉哉利用《通俗报》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当时，赵恒惕接过谭延闿的“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利用湖南人民渴望脱离南北军阀纷争，保持一个相对安定局面的心理，以“地方自治”为名，来巩固自己的军阀专制。对此，毛泽东，“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2]。谢觉哉完全赞成毛泽东这个意见，利用《通俗报》大力宣传真正的民权思想，以启发民智。本来赵恒惕是想借“自治”真戏假唱，《通俗报》则逼着他假戏真唱。在《自治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一文中，谢觉哉写道：“我们实行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原赃，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权利。”在《公民资格》一文里，他还针对当局对公民权利的不合理限制，质问道：“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为什么国家的政事，却只许一部分发财的人去干预，他们既有钱，又有势，望他们替贫民来说话，自然很难”；“要实行贫民政治，就要打破公民资格种种限制……不然，口里只管喊湖南三千万人，其实能与问政治的不过百分之几，那就很犯不着!”在《我们希望于审查员的》一文中，谢觉哉对“审查”“自治根本法”的各县代表说：“贤人政治是已经破了产的。……少数人替多数人谋利益，决不如多数人自谋。 所以，我们所希望的‘治’，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民，使人人都有发展自治 能力的机会，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为政府的自治能力。”
同时，谢觉哉还利用《通俗报》，大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军阀官僚的罪恶。他在《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中指出：“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们的办法是要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派’! 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恨‘过激派’，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太过激了一点咧!”
当时，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方面的内容的文章，都是别的报刊不敢或很少涉及的，《通俗报》却为此而大声疾呼，并注重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促使人们从徬徨中觉醒。
《通俗报》以张敬尧统治时期是官报，登的都是省政府粉饰门面的东西，因此很少人愿意看。谢觉哉任主编后，《通俗报》成了一份有鲜明政治见解的报纸，不但工人、市民爱看，农民也有订阅的，有的中、小学还把它为课外必读之物。当时，在宁乡县云山学堂任教的王凌波曾几次给谢觉哉写信，要求增订《通俗报》，并说：“贵报销数宁乡较多，此乃贵馆诸先生评论正直，剪裁适当，甚合社会需要……此间学生阅报，以《通俗》评论及中外新闻为最感兴趣，演讲集甚好，此间二十一、二班学生已纯粹为教本”[1]。
但是，官方对《通俗报》在社会上的影响惶恐不安，惊呼“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是教育民众的通俗报，变成了宣扬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2]1921年6月11日，赵恒惕政府即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的职，6月15日，《通俗报》被迫停刊，谢觉哉的主编工作也因此而结束。
1921年元旦，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 第二天，他参加了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主持会议的何叔衡，旗帜鲜明地“主张过激主义”。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故最宜采用。谢觉哉完全赞成何叔衡、毛泽东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意见。他说：“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固此亦一是 非，彼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但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1] 通过这次会议，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也正是从这时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21年9月，谢觉哉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同年下半年，谢觉哉秘密加入了国民党[2]。1925年，他到长沙湘江中学任教；同年下半年，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秘书长、代理党校校长，主要任务仍然是做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编国民党的秘密党报。1926年5月，叶挺领导的独立团首先从广东北上开赴湖南前线。唐生智宣布参加革命，湖南省长赵恒惕被迫下野。赵恒惕的部属，有的死心塌地拥赵，有的则在十字路口徘徊观望。湘军二师师长贺耀祖就是一个徘徊观望的人。
国民党省党部决定派谢觉哉去做贺耀祖的工作，争取他站到北伐的行列里来。谢觉哉同贺耀祖是同乡，个人情谊颇深。接受任务后，他直接去找贺耀祖，谈了两个小时，建议他：一、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拥护革命军；二、要相信北伐必能成功。临别时，嘱咐他不要错过良机。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长沙，贺耀祖带着部队自动参加了北伐。后来，贺耀祖说过：“我参加北伐晚了两个月，可惜未听觉哉的话。”[3]
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国民党公开召开湖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谢觉哉被选为省党部常委、工人部长、党校秘书长，后又兼任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的总编辑。《湖南民报》正确地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立场，支持工农运动，特别是有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正确主张，对于一切反对农民运动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批判揭露，因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湖南民报》“销到七八千份，为湖南省有报纸以来所未有”[4]。
1926年底至1927年初，以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打着“左”的招牌，企图分裂革命势力，把农民运动纳入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轨道。谢觉哉发现了“左社”的阴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对“左社”的罪恶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全面的揭 露和分析。这篇文章连同曾山等批判“左社”的文章一并发表在新创刊的《民权》周刊上。由于谢觉哉等人坚决斗争，刘岳峙的阴谋被彻底揭露，“左社”迅速瓦解。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谢觉哉被省政务委员会任命为特别法庭委员会的委员。他运用革命法律，排除各种干扰，坚决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这是他尝试用法律武器镇压敌人的最初的实践。当时，宁乡县有个名叫杨致泽的团防局长，作恶多端，民众怨声载道。《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暂行条例》公布后，当地依法将杨逮捕，并准备处以极刑。但是，杨致泽是北伐军一个重要头目的妹夫，不但没有伏法，反而被省政府的要员保护起来。 谢觉哉闻讯后非常气愤，一方面亲自撰文揭露杨致泽的罪行，大造“杨犯必杀”的舆论；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和在社会上的声望，同省政府内的保杨势力据理斗争。经过谢觉哉的努力和在民众的压力下，湘省当局不得不把杨致泽枪决。
当时，宁乡县还发生过一起所谓错杀彭伯垓的案件。彭伯垓是宁乡县高山乡的一个劣绅。他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逼死三四条人命，群众早已恨之入骨。1927年初，他公开抗拒农民运动，谩骂农会干部。农民纠察队当即召开大会，宣布罪状，把彭伯垓枪决了。当地劣绅兔死狐悲，一面大造“暴民专政”的舆论，一面指使彭的亲属赴省告状。谢觉哉受理这桩案件后，深入当地迅速查清了彭伯垓的罪行，然后作出判决：彭伯垓犯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中指出的“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等严重罪行，应处以死刑。在此基础上，他帮助当地政府和农会成立惩办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完善了法制机构和程序，从而有力地支持广大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
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有人劝谢觉哉退出共产党，谢觉哉坚决拒绝。在他准备离开长沙去汉口前夕，以悼唁病逝的堂弟为名，给家属及子女寄去一首没有署名的挽联，表达了他立志改造社会的坚毅信心：
性命等于小埃尘，频年苦里愁中，剩下皮囊归昊土；
世界若无大改革，自此生来死去，有何趣味在人间。
这年12月，谢觉哉离开长沙抵汉口，和徐特立一道主编《大江报》[1]。 夏明翰在汉口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后，谢觉哉无比悲痛。
四
1928年3月，谢觉哉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他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编。
为了解决《红旗》出版发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他通过毛泽民的妻子、党中央的交通钱希均，找到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民。
谢觉哉与毛泽民是老相识。1924年在湖南自修大学时，他们曾在一起。 这次患难相逢，两人畅谈别后的情况。毛泽民听完谢觉哉的叙述，深有感触地说：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过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今后可能还有弯路，但要尽量少走一些。接着他们讨论了出版《红旗》的一些具体工作[2]。
由于谢觉哉的努力，1928年11月12日，《红旗》和广大群众见面了。这是一种杂志型的刊物，每周一期。谢觉哉除了编稿外，还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如《国民党的国防》、《国民党与鸦片烟》、《国民党之所谓对日交涉》、《钱也要，命也要》等等。这些文章材料丰富，笔调辛辣，短小精悍，朴素易懂，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8年冬末，谢觉哉接受党的派遣，作为中央代表到沈阳寻找满洲地下省委。后因地下省委被破坏，无法找到组织。这时，他在沈阳一家日文书店里，买到了一本日文版《列宁主义十二讲》。这本书，对谢觉哉学习马列理论，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帮助很大。
《红旗》从1929年6月19日第24期开始，改成四开的报纸，每逢星期三、六出版，除刊登社论等形式的文章外，还增加了国内外新闻、时事短评、工农斗争、红军消息、党的生活、国际妇女等内容，总共出了162期。谢觉哉除继续做编辑工作外，还写出了《谈谈现在的灾荒》、《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等有影响的文章。
193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秘密出版《上海报》，主编是李求实，谢觉哉被调去负责报社日常的组织领导工作。1930年8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 改为日刊，每日出版一张，定名为《红旗日报》。合并不久，谢觉哉便离开了。
谢觉哉还撰写了许多文章，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马日事变两周年》[1] 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这一重要原因外，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是不容否定的。”
1931年，谢觉哉调互济会做宣传工作。同年深秋，他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省委机关报《工农日报》的主编。因报社人手不多，他一个人既做外勤，又要搞编辑和校对。
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一次会上无理地指责“谢胡子是老糊涂”。1932年5月，正在敌人加紧进攻襄北根据地的时候，夏曦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诬蔑和杀害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夏曦在中央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言，解释几个负责干部为什么会变成反革命时，说：“他们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为了破坏红军才创造红军”。在回答一些干部提出的“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的人为什么会是反革命”时，夏曦的解释：“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地战斗，表现得对革命的忠诚，正是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对夏曦这样一篇充满诡辩的讲话，《工农日报》开始没有理睬，经夏曦几次追问，迫不得已才将其刊登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夏曦指责谢觉哉思想“一贯右倾，办报不知出了多少错误”[2]。1932年秋，在夏曦内定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的名单中，就有谢觉哉的名字。
同年9月，根据地完全失陷，谢觉哉等来不及转移的外地工作人员，分乘十多只小船，躲在湖草丛里三天没有吃东西。21日清晨，在敌人发动清湖中，谢觉哉被捕了。敌兵用桨板打了他一顿，关进临时看守所。当晚，敌营长亲自审问。谢觉哉说他是一个教书先生，家乡无私塾可教，跑到湖北来教书，路上遇到红军被当作老财主抓来，红军见他字写得好，就留下了他。敌军营长注视着谢觉哉，头发、胡子花白，显得容颜苍老，言行举止像个老学究，外表一点也不像他所见过的共产党人，因而不久便宣布给他“自由”，要他到敌军团部去当书记官。谢觉哉婉言拒绝，便住在敌军营部做点笔墨功夫。 三个月后，他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以在上海某某馆找到了事为由， 离开了敌营，于1932年除夕，安全抵达上海。从遇险到脱险，恰好100天。
五
1932年底，中共党中央分配谢觉哉在全国总工会做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全总负责人罗登贤、廖承志同时被捕，谢觉哉的身份因此而暴露，中央决定他去中央苏区工作。他于1933年4月底离开上海，5月中抵达江西瑞金。
到瑞金后，谢觉哉立即前往毛泽东的住地，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到谢觉哉，充满深情地说：“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接着，二人进行了热烈的交谈。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讲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谢觉哉对毛泽东具有远见卓识的谈话，深为信服。为了招待这位饱经风霜的老战友，毛泽东特地让钱希钧到老乡家里买了三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他对谢觉哉说：“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就这样，谢觉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
不久，中央工农革命政府准备召开一个县级主要干部会，内容是讨论查田定产，毛泽东嘱咐谢觉哉拟一个通知。谢觉哉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出乎意外，这个不足千字的通知，竟被毛泽东删改得仅留下“通知”二字了。 他望着毛泽东改写的新内容，吃惊地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和颜悦色地说了两个字：“你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兼卧室，反复学习毛泽东亲笔删改的通知，立即意识到了：首先，会议内容是查田定产，初到中央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和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以为只要写上哪天开会，何人参加，会期几天也就可以了，可谓冒失；其次，参加会议的都是翻身农民，识字不多，不只要他们听得懂，而且要他们看得懂，这点他忽视了；第三，这是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更没有饭店和招待所，来的人必自备碗筷、被帐，这是他没想到的。他感到这样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所写出来的稿子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然而，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五十、被人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向毛泽东学习[1]。
不久，谢觉哉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和内务部长，协助毛泽东进行一些重要法令、条例的起草和完善工作。
谢觉哉虽没有进过政法学校，但他确实具有相当丰富的法律知识，这是从长期的实践中学来的。担任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时，为了执法，他阅读了大量的法律书籍和中外古今案例。同时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熟悉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
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由谢觉哉参加起草的选举法。为了帮助苏区人发正确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在颁发这份法规的同时，谢觉哉在苏区的《选举运动周报》上发表了《劳动的人才有选举权》一文，对选举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谢觉哉参加起草的其他重要法规还有《土地法》、《劳动法》、《税收条例》。在此同时，他还协助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起草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些法令、条例的制定和颁发，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934年11月下旬，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上，谢觉哉当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兼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他经常深入各个支部了解情况，对来自基层的要求，总是竭尽全力设法解决，万一解决不了，也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大家对这种认真负责、热忱服务的精神，无不感激在心。
有一天，谢觉哉散步来到瑞金附近的村子沙洲坝。路上，他看到瑞金河里挑水的老乡接连不断，有的是白发老人，有的是不足十岁的儿童，由于路程远，行步艰难。谢觉哉想：如果能在村子里找到水源打口井，该多好啊! 散步归来，他把这个想法向毛泽东汇报了。不久，毛泽东和谢觉哉一道帮助老乡找水源，挖水井。开工这天，谢觉哉第一个开锄破土，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也来参加劳动。很快，一口水井在村子里打出来了，老乡再也不用从远处挑水。这件事，几十年来一直传为美谈。
1934年9月，谢觉哉被批准参加长征。但是，他的老战友、“苏区五老”之一的何叔衡因被“左”倾领导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销全部领导职务而被留在根据地。虽然何叔衡表示愿随红军转移，但“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予理睬。谢觉哉深知他们的用心，心中唯有满腔忧愤[1]。
一天傍晚，谢觉哉从叶坪来到何叔衡的住地梅坑道别。何叔衡准备了猪肉、鸡肉、鱼和自种的菜蔬，为谢觉哉饯行。二人的心情格外沉重，相对无言。饭后，何叔衡把自己用过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送给谢觉哉留念，并用马把他送回住所。后来何叔衡不幸牺牲。谢觉哉写诗追忆，颂扬他的高风亮节。
怀沙屈子千秋烈，
焚券婴齐一世豪；
十二年前生死别，
临行珍赠小钢刀。[1]
1934年10月中旬长征开始，成立了中央机关纵队（代号“红星”纵队），谢觉哉与董必武、徐特立一道编入干部休养连，全军将士尊称他们为“休养连三老”。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过湘江后，主力由8万多人减员到3万余人。红军转战到贵州后，毛泽东曾同谢觉哉谈起红军减员的严重情况，很忧虑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2] 这时，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谢觉哉强烈要求清算“左”倾错误，改组中央领导，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早在红军撤离苏区前夕，谢觉哉经手销毁和处理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视若珍宝，在长征路上随身携带，有时经过危险区，还把印章用红绸系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 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继续存在的象征。一路上，他常讲一些历史故事鼓舞大家看到光明[3]。
他告诉同志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遭受挫折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只要我们坚信马列主义，就一定能成功。
193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这次会议的历史性决议首先在高级干部中传达的时候，谢觉哉高兴极了。他说：“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4] 长征路上，谢觉哉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他不仅年纪比较大，体质也很差。部队夜间行军特别多，他经常跌倒，但始终没有掉过队。在遵义期间，他患了疟疾。 离开遵义时还在发烧。四肢无力，一双脚软得像踩棉花，站立都困难，加上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雪山时，不少人都替他担心。 但是，他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出乎人们意料地爬了上去。在半山腰，他站在风雪地里，一面嚼着红辣椒，一面还招呼后面的同志：“上山嚼个红辣椒，当得加件大棉袄，同志们，加油啊!”
但是，在离草地还有几天路程的时候，谢觉哉坐在路旁走不动了。他喘着粗气，脸色苍白。钱希钧一摸他的额头，热得烫手，要找医生给他看病。 他却要钱希钧不要声张：“现在药非常紧张，要留给重病号和伤员同志用。我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歇一会儿就好的。”钱希钧还是找来了医生，并强迫他当场吃了药。过草地时，他的病还没有好，便拄着棍，咬着牙，十分吃力地跟着队伍前进。他还经常用手中的拐棍去搭救陷入泥潭的同志。有一天，为了搭救同志，棍子也陷进泥里拔不出来了，从此，谢觉哉便少了“一条腿”。
过草地的夜晚，北风刺骨。谢觉哉和徐特立共着一条毯子，背靠背地睡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可是毯子太薄，并不避寒，加上两人只顾对方，结果都没有睡暖。第二天，他们相对大笑了一场。
经过藏族打鼓地区时，几个老人拾了一张烂马皮，用小刀粗略地削了一下马皮上的毛，然后切成小块放入瓦盆，又捡来一些干柴，准备煮熟充饥。 没想到瓦盆突然“嘎叭”一声破了，马皮块和柴灰混成一团。“太可惜了!”说着，他们又把马皮一块块从灰泥中夹出来，洗干净，在先头部队住过的地方找到了半个铁锅，再继续煮。马皮虽然煮熟了，但由于皮子里的毛没有刮净，刺得喉咙针扎似的痛，怎么也咽不下去。林伯渠说：“革命要紧，咬着牙往肚里吞吧! 留得生命在，全国革命就开花。”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六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举行的联欢会上，谢觉哉讲了长征的艰苦经历和伟大意义。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当晚他与徐特立在镇外的麦田里露宿。由于疲乏，两位老人都睡得很香，醒来时，遍地寒霜，衣服潮湿。谢觉哉望着碧透的蓝天，吟诗一首：“露天麦地复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1]
长征后，毛泽东交付给谢觉哉一个特殊任务，帮助他的警卫员吴吉清补习文化课，谢觉哉欣然接受。他规定第一天晚上帮助吴吉清学习一小时，教 五个字。这五个字在一天内随时随地要默写100次，写完后，进行考试，直到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为止；如果因工作耽误时间，就在第二天利用会前会后的空隙补课。
在谢觉哉的辅导下，吴吉清很快就学会了大量常用字，并且能练习写短文章了。后来，吴吉清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进医院，谢觉哉常去看他。一天他到病房时不见病人，医生说已送到太平间去了。谢觉哉听后焦急万分，要求把吴吉清抬出来验验尸体。医生一听慌了，连忙说：“那个使不得，他是传染病，不能抬出来的。”谢觉哉又直接去找医院的负责人，把病人马上从太平间里抬了出来。他仔细端详着吴吉清，发现他虽然昏迷不醒，但却悠悠地出着气。谢觉哉气愤地批评了那个医生。医生说：医院缺乏清心剂和氯霉素两种药，没法救他。谢觉哉立即用电话把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惊讶地对谢觉哉说：“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夫、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们治好才行。”接着，毛泽东派人送来了药，医院也立即组织抢救，终于把吴吉清救活了[1]。
1936年6月9日，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谢觉哉这时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部长兼秘书长，参与领导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并亲自到保安县进行试点。保安县是中央直属县，由刘景范担任县工农政府主席。谢觉哉对刘景范说，我们搞革命，就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权利，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当时，不少人认为陕北群众文化落后，没有选举经验和习惯，要搞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更难办到。谢觉哉帮助这些干部提高认识，并和他们一起住到农民家里，和农民吃一锅饭，向群众宣传选举的意义和党的政策。他和群众创造了一个适合于当地农民不大识字的选举办法：在每一个候选人旁边放一只碗，由监票人喊名字，群众同意谁就在谁的碗里投颗豆子，以代替投票。这种“投豆子选举法”，就产生于此，后来广为传播。在这个乡选举胜利完成后，谢觉哉和刘景范又转移到叶蒲乡和顺宁乡进行选举试点，以扩大影响，教育群众，丰富经验，保证选举群众最信任的人组成工农政府。1936年7月15日，谢觉哉在保安向斯诺介绍了革命根据地政权组织的性质、特点和建立的经过，以及工农政府选举成立的程序和解放区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实质，斯诺很是称赞。
1937年1月7日，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由蔡树藩、周景宁、谢觉哉、萧劲光、郭洪涛、董必武、王观澜七人组成，并在陕北逐步开展各级民主政权的选举运动。
谢觉哉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不少指导选举运动的文章。他列举历史上的事例追述了中国历次进行过的所谓“选举”与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真正行使民主的选举在本质上的差别，指出：我们中国大得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尚没有民主，封建残余势力还非常猖獗，要把这个不足百分之一的解放区建设起来，为全国先进群众作出榜样，全国的解放也就不远了。随后，他又在《新中华报》上连续发表了《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等文章，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和行政改革。
1937年，谢觉哉担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部长，并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后来还兼任审计委员会主席。他在这段任职里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为我国革命政权下的人民司法制度创建了雏形，成为我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他指出，应该从边区人民的需要出发，建设我国新民主主义司法的理论，创造一套新的法规和审判形式，制定出适合边区的司法条例。
谢觉哉经常主持召开司法委员会会议，还创办了中国革命司法史上第一个司法讲习班和司法研究会，以培养司法人才和提高司法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
谢觉哉经常亲自批复案件，纠正原判中的一些错误。可是，原判机关常常不愿改判，怕破坏司法机关的威信。他向判案人员讲述了清朝时代的方法，说：前清判案是把批文挂在衙门上，上诉人抄着批文，可以推翻原衙门的判决，原审衙门就管不着他。他严肃指出：前清时都能这样，何况我们现在？司法威信的建立，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改判与否。
谢觉哉坚持在判案中要“敢碰要人”。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件要案，主犯是个有革命资历的人物。谢觉哉根据事实和法律，坚持要判刑事处分。有些人以权势相威胁，但谢觉哉并不屈从，便把处理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此种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放松，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好朋友与好同志。于是，谢觉哉便协同边区司法机关，判了那个主犯的徒刑。谢觉哉认为，不遵守法令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因这些人往往藐视地方政府的法令，认为地方政府的职权低弱，管不了他们。因此，在三令五申之后，就要坚持“要罚的罚，应拘的拘”。
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省裁判部送来“王观娃死刑案”，要谢觉哉批复。谢觉哉反复看了案卷，提出了一系列可疑之点：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了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今年抢人抢了些什么？在何处抢的？抢的情形怎么样？怎样活动人当土匪的？都是哪些人？他指出：种种事实情节都没有说清，在案卷报告上看不出来，这样马马虎虎，怎好来判处他的死刑？于是，他拿起毛笔，重重的写了四个大字：“无从下批”。省裁判部看到谢觉哉的批复后，重新查据处理，结果以“无罪释放”结案，一条人命活了下来。 谢觉哉坚决反对那种不合司法规定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他指出：“‘先斩后奏’，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本是旧社会的病，我们不能再害这种病了。”“死刑必须报司法部批准，才能执行”[1]。
1937年，边区政府的总务科科长，因贪污问题被关押起来，决定判徒刑。 谢觉哉从多方面调查，亲自讯问总务科长，要他平静下来，细细逐件回忆贪污的情形，然后帮他一宗一宗来计算，果然找出了案中的症结所在。原来，他给边区政府大食堂买猪的一笔钱忘了上账，而猪又是大家见到的，肉也吃掉了，可账上没有这笔钱。真相大白，无罪释放，犯人立地变成了好人。谢觉哉感慨地说：我们少一个坏人就多一分力量。这位总务科长出于对党、对谢觉哉的感激之情，更加埋头苦干，为革命事业作出许多新成绩。
在办案中，谢觉哉很强调“要注意保护女权”。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对妇女的压迫最深最重，使妇女和男子不能平等，因此，在司法工作上也应体现保护妇女的权利。安边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是丈夫杀死了妻子。早先，这个妇女就来延安告状，说男人对她不好，要求离婚。 谢觉哉亲自接待了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亲切地向她讲了许多夫妻和睦的道理，要她与丈夫和好。女的听了谢觉哉的劝解，回去了。但丈夫毫无悔悟之意，更加粗暴地虐待妻子，骂她“闹自由”都闹到延安去了，经常打骂她。 女的忍无可忍，又多次到县司法机关要求离婚，因为工作人员有封建思想，不保护女权，该离也不判离。女的无奈，二闯延安，谢觉哉向县司法处批示：“应准判离。”女方高兴地回去了。可是过了不久，县司法处报来了这个案子，谢觉哉翻开案卷，大吃一惊，报来的不是判离案子，而是报请核准死刑案：那个丈夫将妻子杀死了! 谢觉哉愤然批示说：“应该离的，不判，如判离了， 可救两条性命。”[1] 他认为，这就是司法人员的职责和判案的水平所致。他强调要注意保护女权，因为人民的司法制度，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司法制度。
审判与调解相结合，这是谢觉哉一贯的主张，也是谢觉哉在司法实际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在陕甘宁边区初期，亲自拟的一封给各高等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处长的指示信中，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调解是解决人民之间冲突的最好方式，它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可使农村和睦，节省劳力从事生产。 因此，他要求区乡政府，更应把调解工作看做是自己一件主要工作。他经常抽出时间协助司法人员做调解，总结经验，作出榜样。有一次，边区政府的一位干部到延安东关一个姓余的群众家里借农具，主人不愿借，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这个干部便动手打了对方，引起了纠纷，要法院处理。谢觉哉得知后，经调查，了解到这个干部是长征战士，又为革命致残，对那家群众并无恶意，而且是初犯，已在本单位做了检讨。谢觉哉亲自到东关，向余家说明这个干部的情况，说明其本人认识了错误，写了检讨，并代表这位干部向他们全家道歉。余家看到谢觉哉这样大的年纪，还亲自来上门道歉，很受感动；同时，认识到自己也有错，借农具给机关解决困难，这是自己应该做到但未做到的事，不借反而骂人，是不对的。于是，他主动借农具给边区政府，还要找毛泽东，要求不要处分那位干部。
七
卢沟桥事变后，谢觉哉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37年7月17日，带领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延安出发，经西安，于29日到达兰州，就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代表。当天晚上，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举行欢迎宴会，为谢觉哉接风洗尘。宴会间，兰州各界人士及省府要员，纷纷提问，请析疑义。谢觉哉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贺耀祖却不把抗日真正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而是认为美国人比日本人厉害，想依赖美国的支持来抗日。谢觉哉针对他的这种错误看法，指出：打垮日本侵略者是我们民族的神圣职责，不能依靠外国人救我们，我们有爱国同胞，有民族之正气，岂能屈辱于他人，任人宰割？对此，贺耀祖没有表示意 见。第三天晚上，贺耀祖亲自来到办事处拜望谢觉哉，他说：你们共产党真是民运专家，过去搞民运、搞土地没收还可以，是有些力量的，但现在要把民众运动用于国防，恐怕是不够的。抗战是政府与军队的事，与老百姓无关系。谢觉哉意识到，这种认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群众力量的偏见。他耐心诚恳地启发贺耀祖的民族感情和抗战觉悟。最后，贺表示愿意为共同的抗战大业效力。
当时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同共产党关系比较好。早在1935年11月，毛泽东就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三位先生写过信，希望他们能真挚地同共产党合作。谢觉哉来到兰州后，专程拜访邓宝珊，同他交谈抗战问题，并向他提出需要帮助的事情，邓慨然应允。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和民政厅厅长施奎龄等，是倾向进步的开明人士。谢觉哉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采取各种形式去做转化争取工作。
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谢觉哉根据会议精神，加强了兰州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他强调我们同国民党既要合作搞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党的独立性，使办事处的同志提高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
有个时期，贺耀祖曾对谢觉哉避而不见，谢觉哉便采取写信的办法，在四个多月里，先后给贺写信达十多封，从而使贺减少疑虑，改变态度，积极支持抗战。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贺耀祖深知蒋介石并非真心抗日，他在兰州每日每时的行动，都有蒋的特务跟踪，因而觉得自己身不由己，救国无门。谢觉哉懂得他的苦衷，语重心长地启发他：社会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应付这面，又应付那面，结果两面都不能讨好。 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一定要以民族的大义为重。
谢觉哉还经常到国民党省党部找贺耀祖，但每次都要受到门卫的盘问。 有一天，贺耀祖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驻地，给谢觉哉送来一枚国民党省党部的徽章，让他戴在胸前。从此，谢觉哉进出省党部等地，不再受到盘查和阻止了。
之后，贺耀祖分别召集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抗战的观点出发，讨论和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局的政策，研究制定一些有关促进抗战的新规定。贺耀祖还在省党部的会议上，号召全体政府人员从现在起，要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轻易地把国土断送。他要国民党各级人员在抗战中尽职尽责，要对得起祖宗。
在“征兵”与“保甲”的问题上，兰州人民对国民党的错误做法甚为愤恨。谢觉哉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真情实况，针对过去那种“买兵逼人为匪”，以及“保甲与民对立”的问题，专门写了《关于保甲问题》、《征兵问题的研究》、《征兵与敲诈》等文章，分别刊登在《西北公园》和《大众论坛》上，戳穿了那些以抓壮丁、买壮丁为名，从中捞浮财的阴谋，引起当局的重视。 随即，在贺耀祖的亲自督促下，修改了在征兵、保甲制、民族政策和教育改革等问题上的不妥规定，促进合作抗日。谢觉哉还帮助贺耀祖克服那种害怕民众起来无法驾驭，不给民众运动以任何帮助的错误想法，要求他用快刀割去过去的一切不良办法，替下层群众闯开抗战的坦途。在谢觉哉的帮助下，贺耀祖抗日救国的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常常在晚间避开特务的跟踪，独自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和谢觉哉交谈。谢觉哉和彭加伦处长在给党中央的《兰州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均愿照行，对于民运，贺无阻挠之意。
兰州，是一个以回民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日，谢觉哉很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回族同胞抗日。他经常到省府参议员、回族人士马凤图家中，一起讨论国事；邀请民和县县长马腾云（回族）和青海大通县县长刘希古（回族），同他们商谈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等问题。他还根据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专门向甘肃地下党负责同志反映有关情况，与他们一起研究在兰州组织兄弟民族的抗战团体，制定回族运动纲领等问题。他强调回族同胞要有自决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回族革命军；要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结成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回汉杂居地区应建立联合政府等等。同时，在他的领导下，还制定了进一步做好甘肃民运工作的计划，转送贺耀祖，要国民党省党部采取步骤，予以实施。
在兰州，谢觉哉与红军女战士王定国结婚，并同王定国一道做争取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外交特派员李铁铮和兰州福陇医院医生高金城等上层人士的工作。高金城1936年冬开始为我党做秘密工作。为了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他奉命离开兰州，去张掖开设福音医院。先后从河西各县找回200多名流散的红军战士，通过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敌人注意了高金城的行动，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被逮捕杀害。谢觉哉得知高金城失踪的消息后，马 上到省政府询问此事，并一面调查情况，一面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真相大白后，谢觉哉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还为高金城举行了追悼会。
在兰州，谢觉哉设法营救和收容大批红军西路军的失散人员，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干部，其中有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2000余人。这些人有的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有的被派去做苦力。经过谢觉哉和兰州办事处同志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他们经兰州回到延安[1]。
1937年底，正当兰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开展之际，贺耀祖被调离，接任省长的是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朱绍良是蒋介石的亲信，上任后公开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破坏国共合作。对此，谢觉哉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曾就朱绍良查禁进步书报之事作了调查，并当面质问朱绍良；对国民党特务分子暗中监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行动和限制共产党公开参加群众活动的问题，向朱绍良提出抗议，使朱绍良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
谢觉哉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和苏联保持经常联系，做好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物资的转运工作。每次转运的物资，谢觉哉都亲自过问，并做好记载。他还和其他同志一道，担负了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胡志明、野坂参三等往返苏联、新疆和前往延安的迎送、接待任务；还专门为中共甘肃省工委举办的党建训练班上课，讲政治形势，启发和动员广大党员广泛深入地开展民运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
在谢觉哉的领导下，经过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同志和甘肃地下党的共同努力，古城兰州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出版了许多进步刊物。谢觉哉热情地给这些团体和刊物以支持，并为妇女抗战援救会主办的《妇女旬刊》承担编辑工作，写了一批重要文章。谢觉哉还以觉哉、焕南等笔名，先后在十几种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猛烈地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对种种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抗日的因素，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在兰州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38年9月，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调谢觉哉回延安工作。同年12月，国民党派兵侵入我陇东防区，抢劫杀人。谢觉哉奉党中央的命令重返甘肃，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逼使敌人撤出防区，使“陇东事件”获得解决。
八
1939年2月14日，谢觉哉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并创办了中山合作社，自己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作为共产党的思想原则和优良传统，为全党所接受。
谢觉哉除担负党校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外，还承担讲课任务。晚上，在窑洞里昏暗的油灯下，他伏案精心备课，力求深入浅出，结合实际，编写出适合文化程度高低不一的讲课教材。他所讲的《建党》课程，深受学员的欢迎。除了在党校上课外，他还经常被邀请到行政学院、女大、抗大、延大等各干部学校去讲课或作专题报告，使“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变为延安各校学员的行动准则。谢觉哉还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专栏里发表文章，反对各种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行为。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谢觉哉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一年后，调到边区参议会工作，并当选为副议长。谢觉哉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整整工作六年，为建设“三三制”政权，献出了全部精力。首先，他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论政策》等文章，对“三三制”政权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三三制’主要任务之一，是为争取群众孤立反动集团。一切打倒，没有统一战线，结果是孤立自己，甚至不只是‘孤’，且没有‘立’。”“‘三三制’为统一战线具体事业，成功之大，将会无与伦比。”“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教人在后面跟着，这就叫做带路。”“必须是‘三三制’，才能显出党的领导。”他认为干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不然，你是治者，人民是被治者。你自认为的“明主”远离人民的“民主”，那么，“明主”就会变为“昏君”[1]。
1941年，谢觉哉直接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对各级政府进行了改造，建立了较完整的“三三制”政府机构。同年9月，谢觉哉调到参议会，积极筹备召开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会议。谢觉哉在《关 于参议会的工作总结》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伟大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20年来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几十年来多少革命人士所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民主，而这样的民主，今天在我们这届参议会议中实现了。 这个民主是各阶层各党派都有的民主。二是这届参议会对全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自从去年提出“三三制”政权体制以来，全国人民都赞成，但要看共产党是否实行。这次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也是全国解放区的纲领。会议选举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高岗为议长，安文钦、谢觉哉为副议长。在担任边区副议长期间，谢觉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帮助党外人士共同参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党外人士以诚相待，克己助人，时时处处体现着我党的伟大胸怀。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谢觉哉致力于边区经济的改善。 仅1941年夏季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给毛泽东写了数万言的书信，提出他对发展边区生产、增加边区财政收入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经济方面的文章；写出了《花定[1] 池盐运销的研究》，对于当时成为边区经济命脉的运盐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有关财经建设基本方针的想法，也经常用书信和面谈的方式，同谢觉哉和林伯渠等商讨，“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2]”。 谢觉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还拟定了一个改善边区经济的具体计划，提请中央决定。在大生产运动中，谢觉哉更是身体力行。他虽年高体弱，政务繁忙，仍积极参加，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边区召开的一次劳动模范大会上受到了表扬。
1941年秋，林伯渠和谢觉哉联名宴请在延安的老年诗人，发起成立怀安诗社。同年9月5日，怀安诗社成立，谢觉哉写了《从怀安诗社谈起》一文。 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佳句来命名诗社，这不只是因为诗社成员多数是六十以上的老者，同时也反映了边区敬老慈幼政策的实际。
除诗词之外，谢觉哉还写了大量杂文，先后发表在延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1942年4月11日，《解放日报》曾辟出专栏，发表谢觉哉的杂文《一得书》，以后，又发表专栏文章《案头杂记》。这些文章多数是针对边 区工作上的问题和干部的思想状况写的，很受干部群众的欢迎。毛泽东也赞扬说：“我对一得书感到兴趣，是有益的”[1]。在一篇题为《把骨头硬起来》的文章中，谢觉哉引用汉朝一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屁股，虽受到皇帝的训斥，但仍硬起颈骨，不愿磕头赔罪的故事，进一步指出：“皇帝时代尚可强颈，何况乎民主的延安……”他强调执法要严，只要“‘硬起骨头来’，做它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在一篇论述实事求是的文章里，谢觉哉写道：“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我们有的没有去求，有的求而未得，有的得了的未全，有的则求的不是‘是’，而是‘非’——实事求非。”因此，要实事求是搞清楚：是“‘经’是好的，还是歪嘴和尚念错了。是小和尚念错的，还是大和尚念错的。 或者，是原来‘经’就错了。”很发人深省。
繁忙的政务活动，大量写作的劳累，加上生活条件不好，谢觉哉终于积劳成疾。1942年元月，中共中央决定让他搬到枣园休养。毛泽东对谢觉哉的健康十分关心。同年9月，“宁乡四髯”之一的王凌波在延安病逝。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说“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2]。但谢觉哉闲不住，休养期间仍坚持“四小时工作制”[3]，时刻关心着边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
1943年，谢觉哉虚龄60。时值整风运动，他写了《六十自讼》一文，对自己60年来进行严格的解剖。他认为自己“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他指出，有的人故装着道学面孔，来抹杀人情之常。其实“凡事之不尽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忒”。有些人一搞肃反，就杀自己人，由党内斗争走向党外斗争。有的人动不动抓一顶教条主义大帽子压在别人的头上，使人不敢说，也压在自己的头上，不去想。他强调，我们应该怀疑，要弄得很清楚才能当真的信。要倾听怀疑的话，从那里发现东西。有的人开口“思想”，闭口“立场”，而不能举出任何实际的东西，加以分析，结果永远说不通，也永远搞不好。
农历四月初三谢觉哉生日那天，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特为他的60寿辰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续范亭、李木庵、曾山等许多人写了贺寿诗、贺信，远在千里之外的董必武，也给他寄来一首祝寿诗：“曾读林公贺寿词，我来补祝又 嫌迟。传家绝世诗千首，报国参方笔一枝。屡有文章警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流年算已周花甲，好学深思老不疲。”
九
1945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宪法研究会，由谢觉哉负责，成员有何思敬、李木庵、李鼎铭、齐燕铭、张曙村、陈正人等。
根据宪法研究会的任务，谢觉哉首先组织批判“五五宪草”，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设想几个有关新民主主义宪法的重要问题，提请宪法研究会讨论。这就是：社会结构即国体问题，政权机构问题，人民权利问题，一院制与两院制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选举制度问题。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实行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后，即着手起草《宪法草案大纲》。
谢觉哉在《宪法草案大纲》的说明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她的政治机构应采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并由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是全国解放后普遍实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早设想。
他在关于宪法起草的情况和有关内容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说，这个宪法草案，是边区宪法，也是全国宪法，是理想，也是现实。宪法草案中的人民权利和民主方法一条，别的宪法是没有过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发明，是符合我国社会情况的说明。中央为此召开会议，讨论谢觉哉的报告和宪法起草的有关问题。会后，谢觉哉先后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和西北党校、延安大学等单位，报告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和起草过程，广泛征求意见，力求完善周到。
1945年底，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谢觉哉在总结起草宪法的经验时认为：这部宪法，必须是我们自己的、边区的、中国的宪法，“不学美英，也不学苏联”。他指出，因为人类生活发展规律，我国和国外有许多相似，因此，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我们是写自己的宪法，要句句是自己的。1946年6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担任主任委员，林伯渠、徐特立、王伯达等11人为委员[1]。谢觉哉在成立会上坚定鲜明地说：中国要有自己的法律原则，抄袭模仿，绝不顶事，因为“在他是好东西，在我不一定是好东西”[2]。
1947年2月，成立了中央法制委员会，由王明担任主任，谢觉哉任副主任。但因王明多病，法委会的工作实际由谢觉哉主持[3]。为了工作方便，谢觉哉从参议会搬到党中央驻地杨家岭办公和居住。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前夕，谢觉哉奉命离开延安，向山西转移，同行的有吴玉章、陈瑾昆等。那时天气寒冷，河里还流着冰块。谢觉哉鼓起像长征路上那样的劲头， 一夜连续过了23次河，还边走边给大家讲笑话。4月8日到达山西临县后甘泉村，经过短短几天的安置，谢觉哉便召开法委会会议，讨论如何在转移情况下继续进行立法工作的问题。他批评全盘沿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的错误观点，强调说明，法源在人民，在人民新的秩序、新的要求，并对宪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主张。法委会分两个小组：一是宪法组，由王明负责；一是法制组，由陈瑾昆负责。除宪法外，还起草民法、刑法和土改法。谢觉哉在这个村的窑洞里，在敌机轰炸声中，查阅了历史上有关宪法、民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等资料。
这一年，各解放区在胜利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普遍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谢觉哉在山西临县深入研究土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再三强调要执行党的政策，反对过左的做法。他亲自到临县五区南庄村作调查，两次写信给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反映土改工作中的严重的“左”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他还以法委会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提出在复查成分时注意划定地主、富农的时间界限问题，要求应以最近几年的经济情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他认为，在肃清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真正可怕的不是地主阶级有形的力量，而是社会上甚至干部中无形的封建思想残余。因为他们害怕民众起来掌握不住，害怕民主制度的麻烦，而喜欢强迫命令。对于因“左”倾错误而受害的人，谢觉哉很重视对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平反。他所在的村子里，土改中将一位为革命牺牲的红军团长的家庭，错划为地主成分，烈士遗属被“扫地出门”，烈士纪念碑也给砸掉了。在纠正错误中，谢觉哉负责给这位烈属家庭作了平反安置，但区乡干 部却不愿再给烈士立碑。这时，上级已通知要谢觉哉和法委会人员立即转移。 谢觉哉耐心向区乡干部做工作，直到烈士碑重新树起，他亲自为烈士碑题了字以后，才动身转移。
1947年8月至10月，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战略反攻。中央法委会经过半年的紧张工作，已经制定出几个法律草案。12月，谢觉哉和王明带着宪法草案和几个法律草案，西渡黄河，重返陕北，来到中共中央的驻地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央在这里召开的会议。会后，谢觉哉等又回到山西后甘泉村，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对法委会的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要求加快对各种法律条文的起草，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8年春，党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央通知，谢觉哉和法委会成员告别西临县甘泉村，向河北平山县转移。途中，突然传来一个悲愤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西北民盟负责人杜斌丞先生被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安杀害了。谢觉哉悲痛万分，彻夜难眠，到凌晨即写出挽诗悼念：“誓扫顽奸不顾身，不移不屈道常新。因持正义惊群丑，敢以空拳抗万钧。碧血丹心光史册，文章名节冠人伦。功成解放资遗炬，岂止高风不帝秦。”
谢觉哉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后，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沿途所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法委会工作安排等问题。刘少奇对谢觉哉说，华北政府快成立了，中央准备要你出任司法部部长。刘少奇还说，对刑法、民法要边做边订边改，以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使人民乐于生产建设。因此，要建立正规法治，要训练干部。谢觉哉向刘少奇谈了自己的意见。随后，便集中精力起草《县市村民主政权组织纲要》、《县市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和《危害解放区治罪暂行条例》。刘少奇看到这些条例，给谢觉哉写信说，这几个条例很及时，很实际，要求尽快起草其他法典。不久，破获献县大主教间谍案，周恩来写信给谢觉哉询问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谢觉哉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说：此案着以间谍罪起诉是对的，被告的罪行在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容宽恕的。对于审判程序的问题，他在信中也提出意见。
1948年8月，华北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谢觉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县市村政权组织条例》的说明。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谢觉哉为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部长。 他在就职会上的讲演中说：“人民政府”这个名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也没有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人民政权，不只是说政府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人民直接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他还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几种政权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以及旧民主与新民主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民主事业是群众事业，不是个人的英雄事业。”
在华北司法部，谢觉哉很重视司法人才的培养。他到职不到十天，即指出办司法部训练班的主张，亲自拟定司法训练班的招生通知，负责编写教材，抓具体筹备工作。司法训练班开学第二天，他就给学生开始讲课，每天讲三小时。讲课中，他引述了大量事实，说明“两个阶级、两种司法”的道理，指出我们要进大城市了，我们不仅要立新法，还要打碎旧的司法机关，旧的法律。对于司法独立问题，司法形式问题，以及如何养成守法观念问题，他在讲课中都作了深刻阐述。
1949年2月7日，中央决定华北人民政府迁进北平。谢觉哉到达北平市。
2月21日，在北平饭店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谢觉哉在会上发言，认为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是能令人满意又令人不满意。他提出必须整顿政风，建立奖惩制度，反对得过且过的马虎、疲沓的作风，反对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事务总是有的，办不完的，像个海，要赴海而不溺死，就得抬出头来，从事件中找出规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针。在这个时期，他和沈钧儒、张志让等司法界人士，着重讨论了废除《六法全书》的问题，还为党报撰写了一篇《废除旧法律，建设新法律》的社论。随后，他到华北人民政府主持召开法律问题座谈会。会后，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并建议将朝阳大学改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经过紧张的筹备，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宣告成立，谢觉哉被任命为校长。8月11日，他出席了该校开学典礼，作了就职讲话。
谢觉哉进城后，对国民党北平第一监狱的接收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接收人员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尊重犯人的人格，安排好犯人的生活，并要求逐人清理，该管就管，该放就放。对放的发给路费，对管的做好教育工作，使其改造成为新中国的新人。
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
谢觉哉作为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在了解掌握大量情况之后，谢觉哉专为这件事找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说：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总归是有办法的。要发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调节有无，互相帮助。财政上要拿出点力量来，搞点以工代赈和必要的救济；河堤要赶快修复，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遵照这些指示，谢觉哉当即抽派干部去灾区查灾，慰问灾民，并代政务院起草了有关救灾工作的指示。随后，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谢觉哉任副主任。
1950年4月初，中央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觉哉在会上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他说：“旧时代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削弱了人民的抗灾力量，甚至他们直接造灾。新时代——人民的时代，人们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天然以及人为的灾害。”在不久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他又作了《关于救济工作总结的补充报告》，进一步指出：“灾荒不只是美帝与蒋介石直接造成的，而是封建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因此，必须认识到救灾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和天灾作长期的斗争。”他在写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郑绍文和江西省民政厅长邵式平的信中，强调“救济是关系到成百万人民的生死问题，我们必须彻底负责”，“首长要亲自领导此事，以免有发生偏差或疏忽之处”。他还说：“筹救济粮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主要是发展农业及其副业生产与社会互助”，“救灾粮款，要发到灾民的手里，才能算数；要发到灾民手里，并要使之从事生产，而不是坐食，才能更算数”。
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期间，曾深入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省灾区视察灾情，协同当地政府安置和救济灾民。在山东省灾区视察时，一天，他来到一个正在加固黄河河堤的抢险工地，紧紧握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手，问道：“您多大年纪了，也来修堤防灾？”那位老人热泪盈眶地抚摸着谢觉哉那雪白的胡须说：“咱俩的年纪不相上下吧，您能亲自看我们真不容易啊!”每到一地，谢觉哉不仅听当地党政负责人的汇报，还亲自到群众家里访问。一次，他随意走进一户农家。这户人家大小七口人，正围在一起吃饭，见来人不像当地干部，急忙将饭藏了起来。谢觉哉拉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我还没有吃饭呢，让我在你家吃顿饭吧。”主妇只好给他盛了一碗。他吃了几口，感到越吃越不是滋味。询问了主人后，才知道这是用棉花籽和红苕面拌在一起做的，实在难以下咽。老大娘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两个才几岁的女孩也跟着哭了。谢觉哉安慰他们说：困难是暂时的，要挺起腰，战胜困难。临别时，他要了一点饭，包在手帕里，带回济南给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看[1]。
谢觉哉特别重视做好优抚工作。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慰问团访问各革命根据地，谢觉哉为总团团长。他随同中央苏区分团团长陈正人等前往江西、福建，先后访问了南昌、瑞金、长汀、宁都、兴国等地。 归来后，他向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作了报告，提出了必须立即解决的实际问题：经济恢复，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卫生问题；文教问题；优抚问题；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中的积极分子学习和工作问题；继续镇压反革命问题；各老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适当的解决。
谢觉哉认为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建立与健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他指出：“我们国家有各种制度，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基本的。基本的制度没建设好，其它制度就缺乏领导与保障。”[2]
为了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会议，谢觉哉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做法：一定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开会前，一定要有充分准备，开会时，要使代表能畅所欲言。人民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审查，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加以系统整理，变成集中的意见，作出简明决议。 谢觉哉告诫那些惯于少数人包办的政府干部，要他们发扬民主作风。他说，干部成分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能变成坏干部、新恶霸。这种人如不改变，人民代表就可以将他罢免。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代表不称职，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根据选举法规定，选民可以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1953年，谢觉哉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民政工作四年来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贯彻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提高了各族各界人民管理政权的积极性。今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职能，使之形成巩固的制度，以领导与保障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
谢觉哉还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提出内务部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要亲自接待来访。他对来访群众非常关心，从不打断人家的话头。 一次，有一位老年人来访，话还没说就伤心地哭了。谢觉哉一边劝慰，一边叫通信员给这位老人倒杯水，请他歇一会儿再讲。老人非常激动，拉着谢觉哉的手说道：“您这位老同志真好呀! 一时解决不了问题，我心里也舒服啊!”
谢觉哉强调，对来信来访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他对信访工作人员说，人民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和最好方法，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长远方针，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有些信件反映的重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他就带回去亲自处理，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各业务单位和信访工作人员参考。
1956年5月，谢觉哉到延安视察。一天，他去医院看望随同他一起来延安、因病住院的秘书，发现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设炉灶，起火做饭，整个医院烟雾腾腾，便叮嘱秘书了解群众看病的困难情形。秘书按他的叮嘱，出院时写了一份报告，以大量事实说明因住院费、医药费、生活费过高，群众无钱治病，住院后更没有钱吃医院的饭菜，只得个人设灶做饭。根据这些情况，谢觉哉向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负责人提出了如何改进和整顿医疗工作的意见，使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谢觉哉还将视察中关于陕北根据地人民的负担问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中央研究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不久，他又专门为这个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写了书面报告。报告指出，老区的生产生活是否恢复到战前（1946年前）的水平，一些同志表示怀疑。他认为：有些方面是没有恢复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地区还很贫困。领导问题和干部问题，是今天陕北地区的根本问题，而主要是领导水平跟不上现实的要求和工作作风不够深入。其次是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对群众生活和疾苦关心不够，对问题的处理指导不切合实际，对民主制度的健全和运用不够重视等等。他建议，要使陕北老区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要大力改善和加强领导。他的报告引起中央有关方面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
1957年3月，谢觉哉回到他阔别30年的家乡湖南宁乡访问。县里为了他的安全，派了公安人员跟随保卫。他发现以后，再三劝阻，说这样做会使群众不敢接近，要求撤去。当他回到故居沙田肖家湾时，公安局长又亲自带领公安人员，在他家院的门前屋后都布了岗哨，使有些想看他的群众难以进门。谢觉哉知道后，恳切地对公安人员说：只要有群众就会安全的，并再次要求公安人员返回县里。他亲切接待每一个来访群众，还利用空隙时间召集基层干部座谈。在谢觉哉的启发下，大家毫无拘束地谈了许多农村当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乱砍滥伐林木的情况。谢觉哉语重心长地说：植树造林，这是造福万代的大事。他期望基层组织要想个切实的办法，有效地防止毁坏森林。来访的人群离去以后，他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有这样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有点像我的现在了。人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现在还有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的，我们每月都领高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不能不感到惭愧[1]。
从宁乡回到北京后，他多次写信给宁乡干部，教育他们一定不要讲假话。
他a提醒大家，“生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恢复生产要有长远打算，三两天是不行的”。希望“经常把生产、群众生活情况写信告诉我，越详细越好，要写得实在。如果写得不真实，那样的信千万不要写。”[2]
十一
1959年3月，谢觉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谢觉哉到任后，针对某些法院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他强调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为了使办案质量不断提高，他指出必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切实弄清案情，正确认定案件性质，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正确运用法律和量刑尺度，切实遵守必要的法律和审判制度，力求把案件办得合情合理。他还在公、检、法的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指示的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而不 轻信口供，证据必须经过核对，反对“逼、供、信”等，是我们审判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保证提高办案质量的决定条件[1]。1963年4月，他在浙江看了越剧《胭脂》后，题了一首诗：“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神钺，启智纠偏观者喜。”并在写给浙江省人民法院的信中，大力提倡审判人员看《胭脂》、《十五贯》这类涉及审案的好戏，搞好审判工作。
当时在各地法院，出现了电报报案的情况。谢觉哉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要亲自办几个案件。他曾经说过：“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2] 他专门为这个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废除电报报案的审批制度。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建议。
为了搞好案件的审批工作，谢觉哉以身作则，常常带些案卷回家亲自审阅，审判庭有时也挑选疑难案件送他审阅。这些案卷，有的有尺把厚，什么东西都有，甚至小刀、血衣这类实物都放在卷内，审阅的时候十分费力。但他总是高度负责地搞好审批，并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1961年，云南报来一个案子，案由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调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都认为这个地主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判处死刑。接着，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如下几个疑点：第一，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第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为什么有人中毒，有人没有中毒，缺乏鉴定材料；第三，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 如故意的，大家叫她吃时，她完全可以挑选些无毒的吃，就能掩盖此事，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谢觉哉想，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的情况下草率判决，有没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是她有意作案的因素呢…… 为慎重起见，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再把材料送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重新调查，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毒无毒，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当时她自己之所以没有吃，是因为捡菌子时，她自己留了一些在家里，已经吃饱了。于是，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并向 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检查[1]。通过这一错案的纠正，谢觉哉更加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看案卷，以为这是提高办案质量的关键。
同年3月，谢觉哉对张志远案件提出了怀疑。张志远1950年参加革命，后随当时的西北卫生部民族医疗队到甘肃省天祝县自治区从事医务工作。 1952年12月，天祝县人民法院判决他利用驱梅注射工作之便，强奸一位藏族幼女，因此判刑十年，投入监狱。这个案件经过三级法院（包括当时的高级法院西北分院）判决，但张志远一直不服，曾三次上诉。谢觉哉接到张志远的申诉后，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对审判员说：一、张是个医生，判决书上认定他利用驱梅注射之便进行强奸，难道他不知道梅毒的传染途径吗？二、事件发生在妇产科诊疗室，光天化日，人来人往，难道真的可能吗…… 三、一个人判了十年刑，已坐了八年牢，还不断申诉，应不应该考虑他有冤屈的可能？谢觉哉的分析对审判员很有启示，经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一位有经验的女审判员同甘肃省法院一起共同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天祝县是藏族聚居的地方，发生案件时还未土改和镇反，牧主粮户（即牧主兼地主）是当地的当权者，而与本案有关的院长、区乡长、民兵队长等不少是牧主粮户的代理人。由于他们都反对土改，牧主粮户的老婆便利用这个不懂事的13岁的幼女，制造事端，目的是要把医疗队赶走。就这样，弄假成真，造成冤案。根据上述调查，甘肃省法院又组织县法院进行复查核实，最后由省院主持撤销原判，给予平反。接到省院平反报告后，谢觉哉语重心长地说：“从冤错案的数量来说是很少的，只有百分之几，但对一个冤判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啊! 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换回不良的政治影响，不可疏忽。”[2] 过后，谢觉哉又叫有关同志打电话询问省法院：人是否已经放出？工作是否已经安排？工资是否已经补发？直到这些问题全部落实，他才放下心。
1962年1月，谢觉哉回湖南视察住在长沙时，姜梦周烈士的儿媳两次从乡下来到长沙找他，都被警卫人员阻住。后来谢觉哉了解此事深感内疚，立即写信道歉，并很有感触地写了一首诗：
政情民隐应常通，
咫尺间如隔一城。
安得浮云都打尽，
长安虽远若门庭。
他说：几千年来的封建官毒，一个人当了官就高高在上，同老百姓如隔天地，中间还有扫不尽的浮云污烟。新社会应当扫除这种封建官毒。官从民来，应该为人民。应当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1]。
1962年5月，谢觉哉视察西安。他从抽调的案卷中，发现一个关于王为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子。案卷里写道：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咒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因而判处王犯有期徒刑10年。王犯不服上诉，中级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王犯不服，抗拒改造，西安市坝桥区法院又增型4年，变为24年。该犯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西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觉哉仔细看完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就要判刑呢？而且判得这样重。人家又没有什么行动，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他主张改判无罪释放。
但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法院有的人怕说他们‘右’倾，持有不同意见。 谢觉哉没有以上级压下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且组织大家讨论，并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也摆在桌面上。通过反复的争论说服，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明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此案的同志仍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同志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觉哉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右倾的时候，反不到他。”
1961年8月，谢觉哉在北戴河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系统地汇报了全国各地法院近年来存在的主要问题，即一、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二、量刑过重，判长期徒刑的很多；三、判处管制的多和劳改加刑的多；四、审判作风粗糙，这几年不少地方确实是审案不调查，判案不讲理；五、司法干部量少质弱，有些城市公社化以后，一下就减掉了百分 之四十或五十。
根据上述问题，谢觉哉在信中还提出八条急需采取的措施。一、普遍建立与健全人民法庭的组织和调处委员会的组织；二、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对最近几年办理的案件，进行一次检查，对于判错或部分判错的，要抱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纠正；三、要大兴讲道理之风，要以判案不讲理为可耻；四、要训练法院干部；五、最高人民法院要坚决执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给予的任务，要下决心在三年至五年内根据已有和新取得的经验，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量刑标准；六、各级法院的院长要抓案子；七、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有宣传和交流审判经验的定期刊物；八、各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干部应适当的增加和加强[1]。这封信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谢觉哉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的主要经验，也是他对法院存在的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真知灼见。它反映了大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的心愿，受到中央的支持。在这基础上，1962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人民法院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摆脱“左”的思想干扰起了很大的作用。
谢觉哉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看到法院绝大多数的审判员都是忠心耿耿为人民办事的，但不讲道理或不会讲道理的事还不少。他认为：“自古以来，法院这个地方就是被人认为是讲道理的地方。一定要大兴讲道理的作风。 要培养司法人员，要使审判人员学会讲道理。”[2] 他指出，一个审判员要善于听原告、被告讲的道理，要把听来的道理仔细想想，如果司法工作人员有丰富的社会知识，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对“想”是很有帮助的。本来，“桁杨雨润，沛石风清”是赞美的词句。可是江西省的案卷上竟把“上有恤刑之主，桁杨雨润；下无冤枉之民，沛石风清”说成是反动的词句，实在是笑话。因此他劝大家要努力学习，多看一些书，最好准备一部字典，遇到不懂或搞不清的词句，可以查一查，这样就不至于闹出笑话来。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办案子时有点心得就把它记下来，“日知其所无，月毋忘其所能”，这样，就会能干起来。否则，一年两年仍然如故，就不好了，这样的干部就是庸才[3]。
1963年3月，谢觉哉到华东各省市进行视察。回京后，来不及恢复旅途 的疲劳，又继续参加一系列活动。5月26日，突然右手拿不稳筷子，右脚站不住，舌头发直不能讲话，经医生诊断为左侧大脑血管栓塞，开始住院治疗。 在住院期间，他顽强地和疾病斗争，右手不能活动，就练习左手写字，并忍受剧痛，锻炼走路。住院36天里，口述诗词20首，以旺盛的生命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病魔的突然袭击，终于出院，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
1965年1月，谢觉哉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病鹤依巢思展翅，老骥伏枥想追风。”谢觉哉在几年患病期间，并未放弃学习。在他的病床边放了一个铁架子，每天，他把书放在架子上，头靠着椅子读书，有时还写稿子。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他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如果身子已经下班，脑子也可以不下班”[1]。毛泽东知道谢觉哉病了，传语请他好好养病。谢觉哉用左手十分艰难地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煽动最高人民法院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批判谢觉哉，并搜集这些年来谢觉哉的报刊上发表过的诗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点担心，建议他给毛泽东写封信。谢觉哉心地坦然地说：“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写什么信。”[2] 不久，有两个人突然闯进谢觉哉家里，声称“调查”兰州地下党的情况，一开始就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地下党成员是特务，要谢觉哉写证明。谢觉哉一听，20年前康生诬陷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的情景又浮现眼前。他毫不含糊的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几句话：“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是我们共产党，那批共产党员不是什么特务，是我们党的好党员。”[3] 这些人只得悻悻而去。后来又一群“造反派”闯进谢觉哉家里，要他征实贺龙是“土匪”。他一听，气愤极了，义正词严地说：“只有国民党才说贺龙是土匪。贺龙为党打了几十年仗，怎么能用国民党的话来诬蔑贺龙同志。要我证明，就这几句，你们记下，我签字。”[4]
在那十年浩劫时期，谢觉哉的许多老战友被诬为“叛徒”、“特务”，先后挨批斗、被抄家，甚至株连家属子女。对此，谢觉哉非常难过，他噙着泪水说：“封建社会的东西，怎么可以在新社会重现呢？”“你们不要相信，哪里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如果共产党里头有那么多坏人，怎么能领导革命取 得胜利？怎么能将国民党打败，建立新中国？”[1] 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记述自己的心境，诗曰：
非假非真事渺茫，
偶然接触即神伤。
老来为什偏多感，
铁样胸怀绵样肠。
不久，他的夫人王定国突然被宣布为叛徒，关进“学习班”里，不准回家照料他的生活。他得知后，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周恩来看信后，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王定国才被放回家。为了使自己一生记下的大量日记不被抄走，在重病的日子里，他和王定国想尽办法，才使这一批珍贵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溘然长逝。林彪、“四人帮”决定封锁消息，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董必武知道后老泪纵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墨泪俱下地写下：“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觉哉同志千古”的挽词，并坐着手推车到谢觉哉灵前悼念。周恩来得知谢觉哉逝世的噩耗，明确坚定地指示：“要写悼词，要发消息，要登照片。”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对谢觉病逝开始一直不知道，后来朱德问康克清：“谢老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康克清回答说：“我也是刚才看报才知道。”朱老总十分生气地用拐杖在地上一连顿了几顿，气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呀!”[2]
1980年6月15日，根据中央决定，谢觉哉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注释
[1] 访问谢簾伯记录（1979年3月18日）。
[2] 谢觉哉：《自传》（1941年4月13日）。
[3] 谢觉哉：《自传》（1941年4月13日）。
[1] 访问吴岂凡记录（1979年3月21日）。
[2] 易风葵、肖重周：《反封建的秀才》，《怀念谢觉哉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吴岂凡1981年7月11日写的回忆材料。
[1] 谢觉哉与其族弟谢庠生的谈话。
[2] 访问谢簾伯记录（1979年3月18日）。
[3] 访问吴岂凡、谢簾伯记录（1979年4月26日）。
[4] 谢觉哉：《自传》。
[1] 刘立青：《发扬革命伟统，培育四化建设人才》，宁师1981年《校庆八十周年》专刊。
[2] 尹泽南1979年4月的回忆。
[3] 汤菊中1983年9月的回忆。
[1] 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1]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谢觉哉1921年1月3日日记。
[1] 谢觉哉1921年1月3日日记。
[2] 谢觉哉：《自传》。
[3] 访问王定国记录（1979年9月5日）。
[4] 谢觉哉：《自传》。
[1] 丁浪：《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2] 访问钱希均记录（1979年5月27日）。
[1] 文章最初刊于《红旗》，在谢觉哉1931年主编湘鄂西《工农日报》时重载过此文，刊载该文的《工农日报》（残张）现存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办公室。
[2] 访问郑绍文记录（1979年6月7日）。
[1] 谢觉哉：《致内务部同志的信》（1959年8月30日）。
[1] 访问何实嗣记录（1979年6月4日）。
[1] 何实山、何实嗣：《回忆谢觉哉和我们的父亲何叔衡的革命友谊》，北京市《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
[2] 谢觉哉1957年6月与胡华等谈话。
[3] 钱希钧：《不朽的老战士》，《怀念谢觉哉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 侯政：《革命征途不畏难》，1981年10月4日《工人日报》。
[1] 《谢觉哉日记》。
[1] 吴吉清的回忆，现存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办公室。
[1] 谢觉哉给省裁判部的函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 王定国1980年3月25日的回忆。
[1] 访问魏传统（1982年8月24日）、王定国（1981年7月6日）记录。
[1]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1] 花，指花马池；定，指定边。
[2] 毛泽东：《致谢觉哉》（1941年8月6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8页。
[1] 毛泽东：《致谢觉哉》（1942年8月1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7页。
[2] 毛泽东：《致谢觉哉》（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1页。
[3] 《谢觉哉日记》（1942年9月18日）。
[1] 《谢觉哉同志生平活动年表》（未刊稿），现存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办公室。
[2] 《谢觉哉日记》，（1946年11月28日）。
[3] 《谢觉哉同志生平活动年表》（未刊稿）。
[1] 吉世霖1981年7月6日的回忆。
[2] 谢觉哉1950年7月17日在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吉世霖、高世文的回忆（1979年5月）。
[2] 谢觉哉：《致宁乡县委负责同志的信》。
[1] 谢觉哉：1959年5月13日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2] 丁浪：《人民公仆》，《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7期。
[1] 访问林准记录。
[2] 据丁汾的回忆。
[1] 谢觉哉1961年同儿女的一次谈话。
[1] 原件存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办公室。
[2] 谢觉哉1961年7月在法院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丁浪：《人民公仆》，《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7期。
[1] 王定国：《奋斗终生——回忆谢觉哉同志的晚年生活》，《红旗飘飘》，第21集。
[2] 访问高世文记录（1979年6月11日）。
[3] 访问高世文记录（1979年6月11日）、王定国（1979年9月5日）记录。
[4] 杨恬：《铁样胸怀绵样肠》，《怀念谢觉哉同志》。
[1] 杨恬：《铁样胸怀绵样肠》，《怀念谢觉哉同志》。
[2] 何连芝：《革命友谊最珍重》，《怀念谢觉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