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少年立志报效祖国
1889年10月26日（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十月初三），李四光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祖父是蒙古族人，名库里，娶汉族妇女为妻，生一子，改姓李，取名卓侯，字康爵。库里精通汉文，在村里以教私塾为生，有薄地三亩和五柱三间、土墙覆瓦的住房一栋。这是他家的全部财产。
李卓侯从小随库里念书，曾考中秀才。后来继承父业在乡里也成为一位私塾教师。卓侯的前妻生一子，名伯涵，续弦龚氏生三男二女：三男名仲揆、和叔、季寿；二女名希白、希贤。仲揆后改名四光。
卓侯为人忠厚耿直，夫妻顶着老小三代九口人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
因缺乏劳力，三亩地也只有央求别人搭伙耕种；私塾收入很少。一遇荒年，便有断炊之虞。平日还靠龚氏纺线绩麻，赚点零钱，补助家用。仲揆常跟伯涵一起帮助家里打柴、舂米、推磨、扫地、提水，从小就养成了勤劳刻苦的生活习惯。他心灵手巧，逢年过节还自制一些玩具，扎风筝、造小船、糊灯笼，照看弟妹。他的大妹希白，活到100多岁，对他二哥童年时的活动，仍津津乐道，记忆犹新。
仲揆三四岁时，常听祖父讲洪秀全的太平军六进六出黄冈城的故事。黄冈，古称黄州。它北倚大别山，雄踞长江北岸，与鄂城隔江相望，是武汉东面长江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仲揆5岁就跟着一位叫陈二爹的老先生启蒙念书。
这年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次年2月中国海军战败，全军覆没，4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这在李仲揆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印痕。他又听到父亲说，甲午中国海军战败，因为中国的船舰不如日本；他还常见到长江上来往的轮船，多挂着外国的旗帜，就暗下了一个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学会造船，为中国争口气。
李卓侯受当时“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和黄冈的吴贡三、殷子衡等有交往。曾替吴贡三修改过一份反清小册子《孔孟心肝》。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吴、殷被捕，卓侯逃脱，潜藏南京一年多。待风声平息后，才回乡继续任教，直到1923年去世。李四光对自己的父母很孝顺，父母生前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很深。他在后来给妹夫贺有年的信中曾说道：“每忆及先父母在世情况，辄僵坐不欲出一言。人惊而问之，则支吾其词以告，实有所不忍言者矣[1]。”“不忍言”三字正是他对父母思念感情最深厚的表达。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武昌开办新学堂的消息，传到了黄冈县，13岁的李仲揆，只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却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报效祖国的愿望，要求到省城上新学堂，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父亲为他筹借路费，母亲为他赶做棉袍。就在这年冬天，他挑起了行囊，拜别了双亲，经团风镇坐船到了武昌城。新学堂的报名处，设在水陆街守备衙门内的湖北省学务处，李仲揆初次进大城市的衙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在填写报名单时，误将年龄“十四”填进了姓名栏内，他不愿花钱再买一张报名单，只好把“十”字加几笔改成“李”字成了“李四”，但李四也不像个正经名字呀! 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抬头见到中堂上挂着的一块横匾，匾上有“光被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加上了一个“光”字，四面光明嘛! 从此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后来“李四光”越叫越响，知道李仲揆的人倒不多了。
当时，武昌共设有东、西、南、北、中五路高等小学堂，经过考试，李四光被录取进了西路高等小学堂，又称第二高等小学堂。这个学堂开设的课程，不仅有修身、读经，还有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绘图、体操等。入校后，李四光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4年7月，李四光被破格提前选派去日本留学。到了东京，他遵照留学生监督的指定，进了弘文学院普通科先学日语。在这里他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受他们的影响，李四光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增强。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东京，筹组同盟会。李四光和宋教仁、马君武一起到东京赤坂区会见孙中山、黄兴等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决定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领导宣誓之后，就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李四光当年16岁，是这一批会员中最年轻的一员。孙中山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寄予厚望。
同年8月20日下午，李四光又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的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听了孙中山的演说，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宣布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定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自此，李四光投身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恢复中华的革命活动；同时，更加积极地刻苦学习。
1907年7月，李四光在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为了实现他自幼立志为祖国造船的心愿，学习上特别努力。
李四光进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后的第一个暑假，曾回国探亲。他的家已由下张家湾村迁到香炉山村，父亲母亲还健在，祖母已去世。当时他看到家里饮用的水源不清洁，曾用很大的力气挖了一口井，可惜没有打出水来。
1910年7月，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结束了在日本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湖北。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毕业各留学生，均须勒令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1] 李四光回来后，以时间过于仓促为由，当年没有去京应考，先派到了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担任过日语翻译和工场负责人。在这里，李四光认识了学生中共进会的代表黄冈人陈磊[2]。
李四光通过陈磊的往返奔走和联系，为促进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做了大量工作。
1911年9月，李四光赴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10月4日，公布黄榜，李四光考试成绩达80分以上，列为最优等生，授“工科进士”[3]。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和同学高仲和立即收拾行装南下。抵武昌后，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理财部参议，和董用威（即董必武）共事。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不久，李四光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
民国建立，同盟会由秘密到公开，湖北省同盟会重新组织了支部，石瑛被选为支部长，李四光为书记。
1912年2月7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召集各部处军政要员，宣布同时组织实业、教育两部，并投票公选部长。投票结果，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4]。李四光立即投入实业部的准备工作，2月16日，实业部即在武昌三道街旧盐通署开始办公。实业部的职责是掌管全省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务。湖北的实业当时在国内还比较发达，但金融、交通等重要部门却被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所控制；同时，又因战事影响，一些实业单位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汉口被清兵焚掠，损失尤为惨重。3月5日，根据南京临
时政府内务部指示，实业部改为实业司[1]，李四光任司长。当时，他23岁。
李四光首先派员接管前清劝业道所属各实业单位，凡被军队占驻的地方，限期腾出；对贪赃枉法的人严惩不贷；同时，号召各类工厂，开工生产，恢复汉口商业市场；并同绅商就汉口商务、设立建筑筹备公司、保护营业权、水陆联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筹划，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2] 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在实业司各科下设立了十多个附属单位：农科有农事试验场、茶叶讲习所、蚕业讲习所、女子蚕业讲习所；林科有全省模范林事试验场；工科有全省模范大工厂、制革厂、红砖第一厂、湖北造砖厂；商科有两湖劝业场、商品陈列馆；矿科有炭山湾煤矿官厂、陈家湾煤矿官厂、韩家山铜矿厂、硝磺总局、兴大矿务局等。湖北省的实业呈现一派生机。此时的李四光，经常往返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工作十分繁忙。
此时，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南北议和”的一股浪潮，革命的领导层热衷于议和运动，孙中山为实现诺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盘踞北京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李四光的心目中，革命领袖只有孙中山，孙中山一下台，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思想上感到惆怅和沉重。袁世凯上台之后，气氛就明显改变，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在这种形势下，李四光感到发展实业、建设新湖北，已成为幻想。他眼看着革命首义之区的胜利果实，落到了黎元洪手中，革命力量被分化瓦解，内心非常郁闷，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考虑到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为革命准备一份力”[3]。
他向黎元洪提出了再到国外留学的要求。黎元洪当即答应，并很快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
李四光被批准出国，尚未成行，1913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站被刺身亡的事件。李四光十分震惊，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竟下这样的毒手。从这个血的教训中，他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随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又遭到失败，李四光对革命形势，感到更为失望。谁能挽狂澜于既倒，看不清目标了。
7月下旬，李四光怀着沉重的心情，办理了出国手续，第二次离开了祖国，远涉重洋，到达英国伦敦，选择并报考了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李四光原来还只想到要为祖国争气造船，现在进一步想到造船首先要有钢铁；要钢和铁就离不开采矿冶金技术。他决定先进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采冶。一年后，他进一步了解到要采矿和冶炼更离不开地质科学，又再转到理科，从头开始专习地质学。
近代地质学，起源于西北欧。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启蒙时代，英国的几位地质大师如赫顿[1]、莱伊尔[2] 等，都为近代地质学的奠基做了卓越的贡献。李四光深感到英国来学习地质，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他对卓有成就的地质先驱们，十分敬重，对地质学史很有兴趣，细心研读先驱们的论著。他认识到地质学不仅是一门揭露大自然奥秘的科学，也是认识和开发地下资源财富，造福人类的科学。他原有的数、理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经过艰苦的努力对英、德、法等国文字的掌握和运用，也日益熟练。他不仅对地质学方面知识的积累丰富起来，而且在学习方法上有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凡是前人的见解，都是该受到尊重的；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创新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李四光在英国学习期间，正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学生生活，尤为艰苦。李四光常利用假期下矿井，当临时矿工，赚点钱改善学习条件和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并帮助别人解除困难，坚持完成学业。
1918年5月，李四光完成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毕业论文。全文分地形、地质概况和经济地质三大部分。地质概况部分较长，地层资料占了较大篇幅。在论文的绪言中，他列举了20多位知名的地质学家的成就，其中有中国的丁文江和翁文灏。反映了他对前人的实际工作十分尊重。文中特别指出：“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的‘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就地质学而言，需要的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倾听和研读自然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古树残叶的语声和
古河道的瘗文’。”[1]6月，李四光通过论文答辩，取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心要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意图施展他的学识才干，振兴祖国实业，改变祖国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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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走上科学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在回国之前对欧洲地质，作一番考察。他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他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了战后景况。他对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起的苏联，也想去看看，打算走陆路经苏联回国。
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高涨，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5月4日，终于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远在海外的李四光也时刻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发展。
1920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2]。这是他离开伯明翰大学之后的第一篇学术报告。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
在报告中，李四光列述了国内许多煤田的储量和开发情况，他认为中国能源储量极其丰富，除煤炭资源外，他还提到其他能源，如石油、潮汐力、原子裂变、太阳辐射、水力、风力以及蕴藏于地球中的热能。
经过丁文江的建议和傅斯年等人的联系与推荐，李四光终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1920年夏，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两位留英同学一道，从巴黎动身，经柏林、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这几位新任的教授，表示诚挚的欢迎。李、丁、王三人，在东吉祥胡同，共同租了一所院子，合住下来。1921年1月，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讲课，正式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
李四光在北大还积极地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校务活动[1]，协助蔡元培校长做了不少工作。1921年9、10月先后任预科、仪器、聘任三个委员会委员，以及地质学系仪器主任；1922年11月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12月起担任了大约一年的第二院庶务主任和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3年11月任财务、仪器、庶务三个委员会的委员；1924年10月再次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并任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及庶务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祝大会；1931年到1936年任地质系主任、校务会议当然成员，并兼任图书、仪器两个委员会的委员。
李四光一边教课，一边开始了地质科研工作。1921年，他在太行山东麓和大同盆地，第一次发现了第四纪冰川作用的遗迹[2]，从而为中国新生代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他将这次发现的实际现象，写成《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上，公开向国外作了报道。这年冬天，李四光参加了筹备中国地质学会的工作，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李四光被选为副会长[3]。以后他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5月26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李四光又郑重地将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以《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为题作了学术演讲。当时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4]，听后表示不同意李四光的发现。在座群众反应也不热烈。李四光虽然坚信自己的发现是可靠的，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作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这一重大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心里。
李四光在野外实习考察中，收集到了煤系地层中许多古生物化石标本，其中尤以微体古生物化石科[5] 样品居多。为了把含煤地层划分清楚，李四光抓住科化石作了精心的研究，他亲自动手磨制了大量的薄片，在显微镜下专心
观察，细心比较，作出精确的鉴定。蜒的外壳形状很像纺锤，日本学者就将它称为“纺锤虫”。李四光感到它更像中国旧式纺织用的筵。从它的壳架构造特征考虑，命名为“筵蜗”，又怕人误为“筵状的蜗牛”，就在筵字边上加个“虫”字，写成了“
李四光对大量的
李四光在研究含煤地层时，发现中国北方石炭二叠纪地层，以陆相为主夹薄层海相地层，而南方则是海相地层占优势。由此，他提出海水进退在同一时期内不同纬度地区为什么存在着差异运动的问题。这与著名的奥地利地质学家苏士（E·Suess）[1] 的海面运动具有全球性的论点是相抵触的。为此，李四光对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规程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得出的结论是：除有全球性海面升降外，海水还有由赤道向两极，又反过来由两极向赤道作方向性运动。至此，他又将地壳大陆局部运动与整体运动的方向性问题联系起来了。这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初步的设想：海水具有南北方向性运动，是不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反复发生了时快时慢的变化？大陆运动，包括区域性的构造运动是不是也会受到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的影响呢？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启发下，结合他对地球表面山川地势沿革
的考察，并吸收苏士、泰勒（F·B·Tagor）[1]、魏格纳（A·L·Wegener）[2]等学者的进步性理论的合理部分，同时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之处，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1926年5月3日，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四次年会上，李四光把自己的论点，以《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为题作了演讲，引起了到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在场听讲的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Wiuis）[3] 为之惊奇。同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和《科学》第12卷12期，都全文发表了这篇演讲的英文本。李四光就这样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直接参加到国际著名地质学家关于地壳运动起源问题讨论的行列。李四光提出的“大陆车阀”[4]作用的假说，是一个崭新的论点。这一论点批判了以垂直运动为主导的正统派观点，支持了以水平运动为主导的新观点。这一假说，是他后来创立地质力学在萌芽期的重要思想。1928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7卷上，他又发表了《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的规程》一文，是他关于地质力学在萌芽期的另一篇重要文章。
1921年，经北大化学系丁绪贤教授和丁教授的夫人陈淑女士的介绍，李四光结识了当时在女师大附中任教的许淑彬女士。许淑彬会弹钢琴，李四光的小提琴拉得也很好。两人结识后，常在一起参加募捐演出，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23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这年10月，许淑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熙芝[5]。
20年代的北京，处于直奉军阀的统治下，政局动荡不定，战事时有发生，学校的经费困难，教师工资一拖数月不发。北大的教授们联络了北京各校的教师，组成了索薪团。1921年5月19日下午，李四光曾和李大钊、马寅初、何杰等一个组[6]，参加了到军阀政府教育部索讨欠薪的活动。李四光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十分不满，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时有发生，到底怎样才能改变
这种局面，李四光一时找不到方向。当时他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也不十分了解。1924年国共合作，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四光产生了新的希望。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他迫切希望还有好的领导者出来改变混乱局面，却又看不清什么样子的人，才能胜此重任；他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得到某些国家的支持，却又认不清哪个国家才是真正的支持者。
他的这种思想状况，在1927年大革命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1927年冬，李四光应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南下到了上海，参加筹建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杨杏佛[1] 任总干事。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地质研究所开始设在上海闸北宝通路；1928年7月迁霞飞路；1929年11月迁到沪西曹家渡小万柳堂；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爆发，曹家渡正处在战线附近，地质研究所只好再次搬家，几经洽商，才临时借用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两间会议室。李四光回忆当年的情况，所址一迁再迁，真是困难重重。未隔多久，几个人又要扛着“地质研究所”的招牌，在上海马路上跑来路去。9月，地质研究所由上海迁南京，合并在成贤街中央研究院院部办公。
经过这样凡年的折腾，直到1933年秋，坐落在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算有了正式的所址。
为了办好地质研究所，办成在学术上有权威性的机构，除了在图书、仪器等设备上争取多有投入外，在用人方面也力求精干。为了使地质研究所和此前早已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有所分工，又相互配合，李四光很重视地质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他明确提出，地质研究所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重要理论，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他也重实地考察，认为野外调查是研究地质的基础，是研究地质的起步和归宿。
到野外考察他很注意同其他地质机构的协作关系，要求避免或减少同一地区的重复调查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李四光对研究人员要求很严格，亲自检查和评价他们的工作，有成绩就给以鼓励，只要有机会就选送他们出国考察或深造。他认为研究中国地质要立足于中国本土，但也要认识到地质科学是一门世界科学，一个国家再大也
只是个局部。李四光除吸收一批年青的、有专长的地质学者来所工作外，还聘请所外有贡献的地质学家为本所的兼任研究员，以保证多出成果，多出高质量的成果。
李四光在研究所的工作，在初创时期（1918—1937年），多在中国东南部地区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1）地层古生物，着重古生代地层及其中所含的生物群，对科化石尤其注意。他制成显微薄片800余枚，据此研究结果，可将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划分出九个
李四光的主要精力，虽然多用在地质科研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
兼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筹建武汉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1]。1933年6月18日，发生了杨杏佛在上海亚尔培路被特务暗杀事件，当时他在庐山考察，当天接到蔡元培从上海发来的急电，李四光心中十分悲愤，当即赶往上海参加了19日蔡元培召开的各所所长会议，参加了20日的送殡仪式。
1934年至1936年，李四光应邀到英国的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出版成书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2] 在书的英文版第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时，曾指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在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材料。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然后才回到国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人员，内迁广西桂林。
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3]，曾为广西建设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在这里李四光认识了当时的著名记者范长江。李四光对范长江的文学才华和组织能力，以及对抗日形势的分析，都极为欣赏。范长江给李四光介绍过陕北延安，军民团结，抗日自救的动人事迹；也介绍过西安事变时，见到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耐心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道理，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自此，李四光对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钦佩。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并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同仁一起，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40年代初期，李四光曾两次长途跋涉，调查南岭地质；在战时交
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考察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等地的冰川遗迹。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有可能施加的迫害，他到良丰乡间驾桥岭居住了一段时间，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在这里还是写出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等论文。
1944年，日寇侵犯我国西南，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再度内迁，经贵阳到达了重庆小龙坎。由于长途奔波，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请名医张孝骞诊治，大夫建议他静养，不要抽烟。他很尊重大夫的意见，此后，再也没有抽过一支香烟。
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联合邀请李四光作学术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连续讲演多次。这是李四光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讲稿经过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同年夏，重庆天气特别炎热，李四光夫妇到北碚琴楼作短期休养。在休养中，李四光在北温泉公园附近侏罗纪砂岩中，发现了后来称为旋卷构造的现象，他要学生谷德振[1] 在北碚附近做进一步细致的地质测量和研究工作。旋卷构造的提出，对于用地质力学观点去观察分析新的构造现象以及资源勘测都很重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要挑起内战，重燃战争烽火。这时的李四光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担忧不已。他先派赵金科到南京接管地质研究所的房屋，然后让全所工作人员陆续东下。1946年夏，李四光夫妇从四川回到了上海，预约了大夫先治病，他不愿意在蒋介石政府的中心南京居住，从上海又转到杭州休养。
当时，李四光大有难觅安身之地的感觉。他曾派学生孙殿卿找中共代表团的董必武联系，想去陕北解放区，后经董老劝谕，才借去英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出国暂住。
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推选李四光为中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一道，前往英国，8月出席了这次会议。李四光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新华夏海的起源》。在这之前，他还接受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闭幕后，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决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疗养一段时间。这时，他的女儿熙芝正在英国留学，常来看望。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是必胜的，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底，南京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机关开始纷纷南撤，中央研究院接到通知，要各所马上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迁往广州中山大学。1949年1月13日，地质研究所留守南京的许杰、孙殿卿等11人，秘密起草了一份反对搬迁的誓约。誓约说：“同仁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今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守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1] 这份誓约寄给了远在英伦海峡的所长李四光。李四光从1月19日到2月9日接连给许杰等写了三封信发过一份电报。对许杰等人“愿意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深为钦佩”。至于搬迁到广州，李四光说，“如果因为要同中山大学合作，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研究所及同仁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信中还说，“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可虑者，是同仁的柴米等各项生活问题。愿将我个人名下所存少许积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俟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可也。”[2]就这样，由于地质研究所同仁的团结和所长李四光的电信指示，地质研究所一直留在南京迎接解放。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的怀抱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仅隔一天，23日解放军就进了南京城，摧毁了蒋家王朝统治20多年的政治中心。几天后，陈毅司令员亲自到了中央研究院，问到李四光现在什么地方？情况可好？地质研究所由许杰、赵金科向陈司令一一作了回答[3]。
1948年11月，地质研究所为庆祝李四光60岁寿辰，还专门编辑出版了 丛刊第8号《李四光教授六旬寿辰纪念册》，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于纪念册卷首，亲笔填写《南乡一剪梅》词一阕，表示祝贺。词曰：
地史掩蒿莱，长待先生抉剔来。手种门墙桃李满，红也花开，白也花开。
海外且衔杯，星历刚从大地回。著述新来添几许，行遍天涯，誉遍天涯。
这首词，对李四光坎坷大半生，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恰当的评价。
1949年4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布拉格举行，郭沫若率团出席。行前，曾受周恩来总理嘱托，给李四光写信，请他早日回国。李四光接信后很高兴，马上订好了由马赛开往香港的船票，并办好了过路的签证。但由于从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这时，李四光的心情不免由兴奋而焦灼起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各地报纸在同日都公布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名单，李四光是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常委中推举出的代表之一，列入在公布的名单之中，传播于海内外。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兴奋不已，彻夜难眠，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一天，他忽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郑天锡，奉命要阻拦他回国，要他发表拒绝当政协委员的声明，否则将把他扣留送往台湾。这位好心的朋友[1] 要他赶在国民党大使馆来人之前，迅速离开。李四光当即和夫人许淑彬商定，当晚他只身先行离英，独自一人由普利茅斯海港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临走之前，还留下一封给郑天锡的信，义正词严地告诉这位大使：“我决不会按照你们所要求的去做，我已经启程回国。”并劝大使“要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效劳”[2]。李四光一人经巴黎，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住了下来，并通知夫人和女儿赶来相会。后来女儿仍回英国念书，他和夫人买了从意大利热那亚开往香港的船票。1949年12月 25日，李四光夫妇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这艘船在海上漂泊3个多月，途中，李四光撰写了一篇题为《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一文，用以悼念已故的著名印度古植物学家萨尼（B·SAHNI）教授。李四光与萨尼曾有过书信往来，有较深的友谊。李四光在途中还发信给在香港的老友陈厚甫[1]，陈接信后，早为李四光夫妇准备好一个僻静的住处。1950年3月初，李四光夫妇抵达香港，陈厚甫亲自到码头迎接，并迅速将他俩送到了预定的住处。李四光算是安全抵港了。但是，那时的香港是个十分复杂而又有点特殊的地方，李四光夫妇为了避人耳目，防止发生意外事件，还只能暂时隐居以待。
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得悉李四光离开了英伦的消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很关心李四光的旅途安全。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1949年11月15日，周总理曾专门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写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2]。 后来，事隔数月，杳无音讯，估计李四光有可能从海路经香港回来，周总理又委托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军政委员会派人去香港打听。这样，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夫妇终于在派来的人员陪同下，经九龙到达广州，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李四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能是由于旅途紧张劳累过度，感到心脏不太舒服。当踏上了赴上海的火车后，他即躺在车上安静地休息。火车飞快地驰骋在解放后的祖国大地上，李四光许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松过，很快地入睡了。李四光过上海时，经李亚农接待安排，住了四宿。4月13日，到达了久别的南京。前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几个全国性地质机构的同行，还有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军管会高教处等单位，连日举行欢迎会、宴会和演讲会等。在每次会上，李四光都畅谈在海外的感受和西欧科学界战后的情况，也提出了他对新中国科学界的期望。5月6日，李四光夫妇由地质研究所俞建章、张文佑、孙殿卿陪同到达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当晚李济深、郭沫若等举行宴会欢迎李四光夫妇和随行人员。12日黄昏，周恩来前往李四光住所看望，一见面两人紧紧握手，热烈拥抱，李四光感动得眼角噙着泪花。两人交谈了将近3个小时。李四光谈到在国外看到资本主 义世界科学界的变化趋势，陈述了他希望仍回南京搞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意愿。周总理却从新中国当前迫切的需要谈起，有许多重要的事，正期待李四光来做。总理首先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 还有一项亟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也历史地落在李四光的肩上，那就是要求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国家建设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样两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李四光想凭着他对旧中国科学界情况的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只要工作做得细一些，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可能的。
1949年10月19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任命李四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到职后，协助郭沫若院长积极筹划和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特别侧重在地质矿产领域方面的工作。
李四光··揭开中国地质事业的新篇章
中国人自己办地质事业，是从1912年开始的。草创时期，章鸿钊[1]、丁文江[2]、翁文灏[3] 等克服了很多困难，迈出了艰辛的步伐，建立了中国的地质调查机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的全国性地质机构有三个：一个是章、丁、翁创办的地质调查所；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还有一个是抗日时期，谢家荣在后方开办的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此外在几个省里也办有地质调查所和几所大学开办的地质学系。到1949年，全国留下的地质人员，总共也不过300人左右。旧中国地质机构的工作，基本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计划与协调，且多着重在区域调查，对地层系统、构造地质做得较多，与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地质、矿产调查做的较少。
在李四光这次回到国内来之前，关于新中国的地质机构如何设置，在地质界早有酝酿和讨论。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地质矿产勘探
和地质科学研究分开来设置两套机构；一种是全国地质工作归并到一个统一的地质机构。前者有人称为“二元论”，后者称为“一元论”。主张“二元论”的代表人物，曾提出过成立“地质矿产勘测署”，由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成立地质调查机构由中国科学院和文教委员会领导。主张“一元论”者，可能人数较多，其中多数是原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历史最长人员最多的调查所要求归中国科学院，而不愿归地质矿产勘测署去呢？为什么国家布置1950年的地质矿产野外调查计划，他们又都同意执行并都出发了呢？李四光带着这些问题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的论述，拟写了一份征求意见的信，于5月16日发给了当时全国所有已知的299名地质工作人员[1]，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野外工作，信都直接寄给本人。8月，收到295人的回信，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多数地质专家建议应先成立一个统一的规划全国地质工作的机构。经李四光综合考虑，并同有关方面联系，考虑工作的需要和发展，最后提出成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意见。即建议成立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地质勘探局。这个意见，经财委和文委于8月22日联名报周恩来总理，并于8月25日经政务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把“地质工作调配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同时，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谭锡畴、田奇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任务、人选和领导关系等决议公布之后，立即受到广大地质人员的热烈欢迎。
1950年11月1日至7日，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3]。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充分协商，一致同意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应为全国地质工作统一的领导机构，即将建立的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也由这个委员会领导。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各地质机构间、地质机构与地质教育部门间、各地质教育部门间应加强合作。还建议设立中央地质陈列馆，培训中等地质课程师资，开展地质科学的普及等工作。
通过这次会议，到会人员都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质机构之间出现了团结的新局面。地质人员不论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都愿积极地投入到地质矿产调查、恢复重点矿区扩大找矿的工作中去，给中国地质矿产事业揭开了一个新纪元。李四光在会议结束时说：“开会以前我很担心，恐怕会开不好。结果不但开得很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原来自己只想做研究工作，不愿担任行政领导。这种只顾自己的兴趣，实质就是自私。现在我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为止。”这样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李四光为团结中国地质界，开拓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决心和意愿。章鸿钊也怀着对新中国地质事业美好前景的喜悦，表示衷心拥护地质界的大团结。这次会议结果上报后，政务院文教、财经两委员会据此于1950年11月27日作出决定，明确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经常行政工作，由财经委员会领导，重大问题与文教委员会协商解决[1]。
1951年，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了84个地质队[2]，分赴全国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另外，还组成以李璞为队长的西藏地质工作队，第一次随入藏部队进藏，作路线地质调查。 正当各项工作紧张开展的时候，委员会的矿产地质勘探局局长谭锡畴突患脑溢血逝世。不久，委员会的计划处负责人张澜庆也得了重病，经住院治疗，次年逝世。李四光对他们过早去世感到痛惜，同时感到委员会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当他了解到在四川任成都市委第二书记的宋应是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的毕业生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请求调宋应来京工作。经中央同意后，宋应于1951年冬到京就任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并任中国共产党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自此，李四光和宋应，师生共事，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宋应很快熟悉了自己新的岗位工作，成为李四光的得力助手之一。
1952年，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正式发表，李四光如饥似渴地学了就用，他热情洋溢地写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自然科学建设祖国》等重要文章。并指出：“我们能不能善于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包含的一般真理，沿着我们地质工作者特殊的实践道路，由浅入深，一点一点地体现出来呢？这还是一个 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不仅能引导我们胜利地完成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而且引导我们的地质科学走向新的更大的发展。”
1952年2月，全国地质人员增至644人[1]，测绘、钻探、实验等技术设备也有了相应的充实。但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快地加强地质工作，已刻不容缓。
要制订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地质资源情况不清，可供使用的统计资料极少，人才不足，知识不足，以致拿不出成型的东西来[2]。 毛泽东主席警示：“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3] 此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显然不能适应这迅猛发展形势的需要。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地质勘查的重要性》说明之后，立即通过决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 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为副部长[4]。李四光有这样一些老同志、老干部来地质部共事，把工作分担起来，这是党和政府对地质工作的亲切关怀和重视。繁重的组织工作和繁琐的管理工作，都可以由这些老同志分别负责承担，自己就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地质上的重大问题。
1952年11月17日至12月8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总结了1952年的工作，确定了1953年工作方针任务，编制了地质勘查计划。会议期间，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说，1953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由从前地质工作做多少，算多少，转变为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更应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探明一定的储量。为此，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经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陈云谈到地质工作量将逐年成倍地增加，摆在地质工作者面前的困难，最主要的是“任务大，力量小”，而且要求急。他勉励大家应该自觉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到自己所负的重大责任，努力提高本领，经常总结经验教训，向左右上下学习， 形成一种开会讨论，随时商量的风气，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李四光听了陈云的讲话，深为感动，陈云讲的话，正是他几年来想到应该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
根据地质工作计划会议的精神，地质部于1953年开始执行地质工作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
要实现这个方针，首先应从紧抓干部培训工作，扭转地质力量不足的状况开始。新成立的地质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许多干部都是第一次转业到地质行业来，地质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不知道。李四光为了加速提高各级管理干部的专业素质，亲自到高级干部学习地质业务班上课。开讲《地球的结构》、《地球的外壳》以及岩石、矿床、地层、古生物化石等地球科学知识。 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听课的人包括副部长、司局长和少数处级干部，大家学习都很认真。许多干部经过培训和接触实际工作，很快地熟悉地质行业，熟练地担负起领导和管理地质部门的各项工作。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李四光高兴地亲自主持了地质院系的调整和建立工作，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的地质系和西北大学二年级学生合并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把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物理系一部分、山东大学地质矿物系，以及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合并成东北地质学院（后改名长春地质学院）。以后，又以重庆大学地质系为基础，在北京、东北地质学院的支持下，创建了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地质部设有教育司，由著名的地质教育家孙云铸任司长，管理全国地质教育工作。为了适应地质工作大、中专毕业生合理配套比例的要求，“一五”期间，地质部还先后创建了南京地质学校、武汉地质学校、重庆地质学校、西安地质学校等10所中等技术学校，各校一建立，就开始在全国招生。此外，如南京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院校的地质学系，也采取措施，扩大招生名额。再就是大量采用办短训班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同时狠抓职工业余教育，在工作中采取“边做、边教、边学”的办法培养人才，以应急需。从而为地质工作的日益发展，源源不断地培训和输送了大量的各类技术干部，满足了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需要，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各项迫在眉睫的矿产资源勘探任务。
地质部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为鞍山、大冶、包头、石景山等几个钢 铁厂探明所谓“等米下锅”的矿产资源。列为重点勘探项目，多是国家工业建设的命脉，如鞍山、包头、大冶等钢铁基地所需要铁矿资源[1]，大同、开滦、抚顺、平顶山等重要煤田，还有东川、白银厂、中条山、铜官山、寿王坟等处的铜，桃林、水口山、泗顶厂的铅锌，个旧的锡，赣南的钨，昆阳的磷等等。这些矿产地都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现或被开采过的，现在把它们作为重点勘探对象，以便在最短期间得到较大的成果，从而保证国家当时急需的矿产资源的供应。1954年，地质部成立矿产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普委主任，黄汲清、谢家荣为技术负责。在重点勘探的外围，扩大了矿产普查检查工作和部分新区的普查工作。1954年底，鞍山、包头、大冶三大钢铁基地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炼焦煤和各种辅助原料，都已取得足够的储量；东川、白银厂、铜官山、个旧等处的有色金属的详细勘探报告也提出来了；建设煤矿的资源已得到保证；还获得一定数量的磷矿储量。“一五”计划末，不仅重点勘探项目都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指标的要求，而且为从重点勘探走向展开全面矿产普查工作，铺平了道路。
李四光··开展油、铀普查勘探和水文工程地质工作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设有燃料工业部，主管石油、煤炭、电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石油勘探工作进展缓慢。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中国到底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中央领导极为关注。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就此征询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根据他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理论推断，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的可能储油远景是光明的，关键是要抓紧开展普查勘探工作。李四光的回答是肯定的[2]。周恩来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储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并提出“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3]。
1954年初，苏联派来了一个石油代表团，帮助中国找油。他们在西北、西南等地看了之后，回到北京，提出希望听听李四光的意见。
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
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石油管理总局的负责人和苏联专家，认为报告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们很赞成李四光的意见。
为了迅速扭转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落后局面，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钻探外，由地质部、中科院分别担任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为贯彻执行国务院这一重大决策，地质部决定把石油天然气普查任务列为工作重点，1955年初，将担负固体矿产普查工作的地质普查委员会改为专管石油普查的主管部门。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致开幕词，许杰作了《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认为摆在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者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增加储量和开拓远景。按照当时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决定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包括24个地质队，17个地球物理队，1个地球化学队和相应的地形测量队以及经纬度测量队，于同年3、4月间，分赴野外，开展油气勘察工作[1]。1956年1月，地质部召开了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总结1955年的工作，认为这一年，是大丰收的一年，发现了很多可能储油的构造。对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概查，认为这两个地区具有较好的含油远景，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油气勘查的规模和范围，组成了14个石油普查大队，包括90个地质队，24个地球物理队，29个浅钻队和相应的大地地形测量队[2]。在西起天山、昆仑，东临渤海、黄海，北抵内蒙古、黑龙江，南达广西、海南岛的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油气勘察工作。在这次会议期间，陈云副总理找李四光谈话，详细询问石油地质普查情况，李四光陈述了关于加强石油普查工作的意见。陈云召见何长工、李人俊、康世恩等研究了李四光的意见，并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区[3]。
1956年3月26日，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普查勘探的咨询机构，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许杰、
武衡、康世恩为副主任委员。
李四光在指导石油普查工作中，不仅在战略上指出含油的远景区，而且在战术上对石油普查的方法、步骤以及普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都很重视。他几乎对每一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都有过许多具体指导。
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认为目前已经找到的油田，多偏居西北地区，按目前交通情况，在短期内大量开发供应全国的需要，还有相当困难。
因此，必须在保证西北、西南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继续前进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向我国工业基础较强、交通比较便利的东部地区。党中央批准了地质部党组这个战略东移的找油决策[1]。从而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松辽、四川、苏北、华北等地区被列为全国石油普查的重点地区。
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经过1956、1957两年的地质、钻探和物探工作，对松辽构造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肯定了松辽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盆地。到1957年，石油部的队伍也开进松辽平原，从此两支兄弟队伍，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在茫茫草原上。
1959年国庆节前，9月26日，松辽的大同镇松基三井打出了工业油流，接着扶余两个构造也打出了日产2.5立方米的油流。李四光含着热泪向周总理打电话报喜。消息传开，从中央领导到广大人民无不十分喜悦。松辽的突破，大大增强了李四光在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找油的信心，他说：“看来松辽油区，大局已定，今后该是我们跳出门坎（指公主岭以南地区埋伏的东西隆起带）往南移动的时候了。”意思是可以开展辽河下游、渤海地区和华北平原的普查勘探工作。李四光还说，“华北应围绕渤海湾进行工作，渤海湾可能是早第三纪的一个重要沉积中心。”[2]
1960年春，地质部党组选择了华北平原为下一个石油普查勘探重点地区，首先组成中原石油物探大队，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开展各项物探工作。1960年共发现了300多个较有意义的局部异常，其中有15个经地震详查证实为圈闭的构造，分布在济阳坳陷，东营、义和庄、黄骅坳陷，羊三木等地区。地质部石油大军越过燕山门坎，开进了华北平原。1961年2月，首先在济阳盆地沁三井打到了油砂，同年4月日产原油8.1立方米，7月义和庄打到油砂58米，日产原油3立方米。同时在羊三木也打到油砂。从此，华北平原济阳、
黄骅坳陷大面积见油，华北平原石油终于突破。
继华北平原之后，江汉平原王场构造在下第三系也发现了含油砂岩。此时，李四光深感振奋。1961年9月22日，他给地质部党组写了一封《关于我国东部地区石油地质工作的意见》的信中说：“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进展，令人感到振奋。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多层油砂的发现，很清楚，不仅标志着其中某些地区是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更大的意义，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系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看法，是完全与我部自1954年初以来，迭次提出我国腹地油区预测和根据这种预测从1955年以来我部石油勘探部署的方向是符合的。”还说，“从上述构造体系观点来看，可以说在石油勘探战线上，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揭开了我们对整个新华夏系沉降带石油勘探工作的辽阔远景”。[1] 他还指出，在华中平原方面，物探和地质勘探工作已经开展了，看来今后值得进一步加强。10月4日，地质部党组讨论并同意李四光的意见，并将李四光的信送呈国务院总理和有关部门。
通过松辽、华北及江汉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所取得的经验，李四光对油区及油田的一般勘探程序，特别是对那些表面被新地层覆盖、岩石露头很少、缺乏油气苗显示的地区，总结出了找油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是：一、指出油区；二、选定油区；三、开展物探；四、地质勘探；五、预测油田；六、圈定油田；七、评价油田[2]。李四光很重视这七个工作步骤，以后多次讲到过它的意义，目的是为了肯定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的存在。七个步骤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特殊情况下，其中某些步骤，也可以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七个步骤是从实际工作中及时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它是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找油工作方法中新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夏构造体系靠东边的一个沉降带，是黄海、东海、南海等浅海海域。
李四光说：“从含油远景看，海上这个带，并不亚于陆上，可能还好些。”他还指出：“茂名—雷州半岛—北部湾地区肯定是有油的。第一步要开展北部湾的工作。”[3] 他把开展南海工作的设想和迫切性亲自函告广东省主要领导人陈郁。以后在我国海域开展石油勘探工作，基本上是照着李四光的意见，一步
一步进行的，也一步步证实了李四光的科学预见。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核能工业，1954年春，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当时，李四光一手抓寻找石油，一手抓放射性铀矿床。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地质工作者应向群众大量宣传，发动群众报矿。”[1] 并希望在油和铀方面多展开一些学术讨论。
讲话时，他还饶有风趣地说，我们讨论的油和铀，不是文学家说的“红楼二尤”，而是国防工业建设迫切需要的“二尤”，请大家积极参与。1953年夏，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假时还带着放射性探测器，对海滨的黑砂进行测试。并和朱德、李富春等同志一道察看过当地的岩性和地质构造现象。朱老总曾提出，应当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工作，以适应即将开展先进的国防工业建设的需要。1955年的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铀矿石标本，当听到探测器靠近标本发出“嘎嘎”响声时，与会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笑了。毛主席听完汇报，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 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2] 这是一次对包括铀矿地质事业在内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
接着，李四光在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中科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在进行组建全国专业性铀矿地质队伍的同时，从1955年起，地质部系统的区测队和综合性地质队，也开始做铀矿“顺便检查”工作。1958年，地质部成立了铀矿专业队。1960年，地质部及各省区市地质局都成立了管理铀矿
地质工作的机构，地质科学院成立了铀矿研究室。1963年，地质部分别在广东韶关和甘肃永登成立两个铀矿专业实验室，从事铀矿的选冶研究；地质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也担负部分铀矿选冶研究任务。
李四光认为矿产分布规律，还是要照着构造体系控矿的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去进行。在中国寻找铀矿，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如天山—阴山东西带，额吉纳旗红砂岩，放射性强度达500伽马。天山山脉西部可能存在钍、铀，寻找其原生矿，是可以考虑的。原生矿可能在深一点的地方，走马观花不行，完全靠辐射测量，据说300米以下就没有反应。因此，关键要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结合起来。这个带的东部要突破铀和钍的关系。秦岭东西构造带，经过多次构造运动，有可能把深部的重型矿产带上来。四川西北部产于志留纪硅质岩中的次生矿床有希望，但一直对构造规律没有搞清楚。这个带，不是简单的东西向，而是沿东西有弯弯曲曲的现象。特别要注意其中那些较新的花岗岩体。在这些多次活动的地区，加强对花岗岩的研究，了解其结构、构造和分布规律很重要。南岭东西带，一是北北东方向的构造[1]；一是东西向的构造，往往这两种构造交叉的部位出现晚期的花岗岩体。过去，台湾北部宜南发现过放射性矿床。湖南郴县、广西富县、贺县、钟县地区也有。
南岭东西带是值得注意工作的。这个带向西一直到云南，东段还要注意往西追一追，注意在沉积厚的地方，有褶皱隆起的地区，因此，要注意寻找隐伏的一些矿体。这个地区，主力部队、游击队、侦察兵要配合作战。
其次，南北向构造带，也有晚期花岗岩。我国东部北北东构造方向的找矿也要注意。雪峰山花岗岩，衡阳红砂岩，来自南边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要看区域异常的变化情况。云南地区南北向构造带还是值得注意的。川西地区，西北和东北向构造带也要注意。在李四光看来，寻找铀矿的前途是乐观的[2]。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地质部派出多支勘探队在我国的大西南展开调查，陆续发现了一批储量丰富，品位很高的铀矿床地质普查勘探的初步结果，证明李四光在三条东西构造带上寻找铀矿的科学预断，是正确的和可信的。
铀矿地质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保证了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提高了我国铀矿地质科学水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凝结
着我国铀矿地质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这声巨响，令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建国之初，百事待兴。毛泽东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
为配合水利部门的工作，地质部承担了淮河上游佛子岭、梅山和响洪甸三座水库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初步设计勘察和中游正阳关的地质调查[1]。
李四光对水利建设工程非常关心，经常听取有关工作的汇报，有时还亲赴现场考察。1953年，官厅水库建成开始蓄水，发现土坝下游基岩裂隙中有渗漏现象。李四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组织中国科学院和地质部的有关科学家，一同去现场视察，并商讨处理意见。这次视察，水利部方面由傅作义部长率领。两位部长亲临现场，给当地工作人员很大鼓舞。通过视察和讨论，大家认为经过处理是可以解决的，李四光这才放了心。一度曾使他很不放心的，还有南湾水库。在他听到地质部参加坝基地质勘察的工作人员回来汇报，了解到坝基岩上有明显的断层裂隙经过，未加处理，而工程队又急于施工的情况后，他心中很是不安，连日不能入睡，直到水利部派人，会同中科院、地质部的工程地质专家和当时在我国帮助工作的苏联水利专家，到现场详细了解了情况，并作了负责的处理后，他才放心。
1954年10月，地质部、铁道部联合通知，由地质部统一领导武汉长江大桥地质钻探队[2]，李四光派随他研究地质力学多年的工程地质学家谷德振承担大桥桥基地质工作的勘察，不论是龟蛇二山还是江底地质构造，李四光无不仔细听取汇报，并提出意见。从而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使长江“天堑变通途”。
在李四光部长的关怀和指导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55年，地质部成立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首先承担治淮、治河、治江等重点工作，当年召开了全国区域水文地质工作会议，决定从1955年开始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并编制各类水文地质图件，摸清全国地下水资源的基本概况。“一五”期间，地质部协同有关部门进行了黄河三门峡及其支流伊洛河、沁河、无定河，长江上游嘉陵江和汉水上游丹江口，辽宁辽河，河北永定河，浙江新安江，内蒙古昆都仑河等的流域规划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以及河北官厅、陕西辋川、户县等水库坝基的工程地质勘察。在铁路选线方面，进行了宝成、
天兰、川黔、鹰厦、丰（台）沙（城）、集二等铁路选线勘察。配合城市建设，进行了北京、包头、西安、太原、大冶等区域规划工业城市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还开始了北京地下铁道初步设计阶段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一五”期间，还在华北、松嫩、关中等平原，内蒙古、河西走廊、四川、新疆等地，开展了综合性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工作，为实现农田水利化提供了部分必要的资料。同时还进行北京等15个城市的地下水供水勘察工作，并建立了一批地下水长期观测站，提供了工业与居民用水的地下资源；提供了对矿区用水和井下排水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为矿山的安全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工程地质方面，进行了长江三峡、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等200多个大中型水库工程地质工作。此外还进行了一些桥基、海港、厂基和国防工程的勘察工作[1]。
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伍也由小到大，有了迅速的发展。地质部成立时，仅有一个26人的小组，配合水利、铁道和化工部门，做些工程地质工作。随后，地质部采取学校正规培训和工作中短期培训等措施，大力加强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积极建设专业，1995年已经组成一支拥有1300多人的队伍。同时，水利、电力、铁道等部门也相继建立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伍。各部门分工协作，共同提高，使中国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得以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李四光··发展地质科学研究事业
1955年5月，李四光派孙殿卿等到柴达木盆地考察石油地质，发现了水鸭墩反S 型构造群和大量油苗，证实扭动构造确实有利于聚集天然油气，说明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找油是可行的。经过多次酝酿，11月，李四光决心建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工作的专业机构，并要孙殿卿等草拟了向地质部党组的报告，提出了《地质力学研究室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和《地质力学研究室计划说明书》，呈请地质部审批。1956年2月，地质部部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室，李四光兼室主任，并从中科院地质所调来孙殿卿和地质部资料司调来吴磊伯任副主任。最初就在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地质部新建的主楼地下室办公。
地质力学，是由李四光创立的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它是用力学的观点，从事地质构造现象的研究；它是广义的地质学的一个部门，同时也涉及地球物理学、天文地质学等；它与大地构造物理学有密切的联系。地质力学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运用力学的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地质力学研究室的主要研究任务是研究各类构造体系的生成、发展及演化。它与主要金属矿产及能源矿产分布的关系，为矿产的预测提出意见；通过对晚近构造体系活动性、岩石力学性质研究、现今应力场测量及模拟实验研究，为城市建设、重大工程（水坝、铁道、洞室）选址、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及矿山开发服务。开展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的调查研究，为寻找第四纪砂矿、地下水提供依据；探讨第四纪时期古气候及环境的演变，为农田水利、国土整治规划和防灾、减灾服务。
地质力学研究室成立之后，李四光提出到象鼻子沟盖研究用房的意见，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环境安静，与卧佛寺、樱桃沟只隔一个山梁。大约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象鼻子沟的房屋终于完工了。1958年，地质力学研究室和李四光的家，一起迁到了北京西山象鼻子沟新址。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在李四光的亲自领导下，基本上由孙殿卿、吴磊伯，还有杨开庆分别率领若干个来室的大学毕业生，每年在野外考察数月，然后回所总结当年的工作，写出文章，编出图件。当时出成果的效率和质量，都是较高的。
1958年12月22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吸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介绍人是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和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预备期一年。李四光以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很激动，他说：“入了党自己像是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起点才开始。”他感到生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惜[1]。1959年，李四光按期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向老党员学习，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他对女儿李林说：“我们都是在和平环境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入的党，比起老干部来，我们各方面都差得很远，入了党我们的思想改造任务更重了，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2]
随着地质工作的大发展，各项地质资料日趋丰富，普查勘探、区域调查、钻探岩心、矿山地质、水文工程资料的积累汇集，日益增多，均急需进一步
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为此，加强地质部内各科研单位、各省（区、市）地质局、地质院校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领导，至为必要，以便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使地质资料变为活财富，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地质部党组于1959年3月31日，在李四光亲临指导下，成立了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并将地质研究所、矿物原料研究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勘探技术研究所地质力学研究室、地质博物馆和地质图书馆等8个科研机构划归地科院领导[1]。
1962年5月8日，地质部对全国地方地质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整[2]。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地质局的研究所，合并组成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暂驻长春。将河北、内蒙古、山西、北京等省（市、区）地质局的研究所，合并组成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天津；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江西等省地质局的研究所，合并组成华东地质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南京；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区的研究所，合并组织中南地质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长沙；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局的研究所，合并组成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成都；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研究所，合并组成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西安。这些调整后的研究所的研究任务，都应建立区域地质构造、矿床、岩石矿物、地层古生物、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研究室。此外，东北所还应建立海洋地质和物探研究室；华东所设立石油地质和物探等研究室；中南所设立煤、沉积矿床、稀有及特种非金属矿床、物探等研究室；西南所设立普查勘探方法、勘探技术研究室。
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地质力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地质力学丛刊》第一号，李四光也完成了《地质力学概论》一书的初稿。这一年，仅李四光一人就接连发表了12篇著作。其中有标志着地质力学日趋完善的科学巨著《地质力学概论》初稿；有反映地质工作成就的总结性文章《建国十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地质队伍迅速壮大，矿产资源空前丰收》；有专门性的地质力学论文《东西复杂构造带和南北构造带》；还有《地质学的现在和未来》；有为《三门峡第四纪地质会议文集》所写的序言和为《地质力学丛刊》所写的发刊词；有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普文章《看看我们的地球》等等，内容十分
广泛。
1962年1月，地质力学研究所迁到了西郊紫竹院附近的新址。李四光的新居，仍和地质力学所连在一起。新居的前门外面，有一棵高大苍劲的银杏，李四光晚年经常在这棵树下看书和写作。往南，有自昆明湖流来的南长河，河的那边，就是早已有之的紫竹院公园。其后门便通往地质力学研究所的院落。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小马路，约有两里多长，两旁栽有穿天白杨，这里是李四光经常散步的地方。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每日李四光总要在这条路上走上几个来回，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一些问题。有时在路旁的树荫下，坐在小马扎上，修改文章。附近的老乡，对李四光的身影，都已很熟悉，他们亲切地把这条路叫“李四光小道”。
1962年上半年，李四光终于完成了《地质力学概论》这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所正式用铅印本在内部发行。这本书，是李四光40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在地质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地质力学研究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本书把地质力学几十年来形成的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具体地、系统地化为七个步骤：一、鉴定每一种构造形迹或构造单元（结构要素）的力学性质；二、辨别构造形迹的序次，按照序次查明同一断裂面力学性质可能转变的过程；三、确定构造体系的存在和它们的范围；四、划分巨型构造带，鉴定构造型式；五、分析联合和复合的构造体系；六、探讨岩石力学性质和各类型的构造体系中应力活动方式；七、模型实验。这对研究地质构造现象和探索解决地壳运动问题，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可以说，在此之前，其他构造学派的巨著，在工作方法上都还没有达到如此严格的要求和完善的程序。
李四光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把已经认识了的地质构造体系，明确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横亘东西的复杂构造带，即纬向构造体系；二是走向南北的构造带，即经向构造体系；三是各种扭动构造体系。他把多字型构造、山字型构造、人字型构造、旋卷构造和棋盘格式构造等，统统纳入扭动构造体系这一大类之中。这样，有关构造体系的认识，更加系统化了，就像生物学分类似的，有纲有目，有种有属。这一发展，也是其他大地构造学派的巨著中所缺乏的。
李四光用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规律，把各种构造形迹看作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并且认为现今地球表面所呈现的各种构造形迹，不
管它们的形态多么不同，规模大小怎样悬殊，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和它不可分割的伴侣；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地构成各种型式的构造体系。这和过去那种就现象解释现象的单纯形态描述是根本不同的。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构造体系各种类型、等级的划分，李四光又指出了某些重要矿产的分布规律及找矿的方向，这对地下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展示了科学的预见性，而且在经过实践的检验，大多得到了证实。
李四光在《地质力学概论》中，并没有把地质力学说成是完美无缺的科学。他明确地指出，书中总结出来的七个步骤，是工作的基础，当然是必要的，也是站得住的；但是，这七个步骤即使达到完善的程度，也不见得包括了地质力学工作方法的全部内容。究竟每一步骤的工作方法，应该如何补充，新的步骤应该如何制订，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四光认为地质学作为揭露自然秘密的一门学问，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他知道地质学家们对地壳以下还有很大弥漫物质的空间没有进行有效的探索；同时，地质学家们也很少注意到，地球是太阳系中带有卫星的一个行星，它的运动规律对它自己的结构变化是有影响的。因此，关于地壳的形成、形变和循环规律理论的探讨等，都不免受到一定的局限。
李四光说：“地质力学这门边缘学科的领域，现在仅仅可以说略具粗糙的轮廓，它的发展远景究竟怎样？这主要看它在地质工作哪些方面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成绩，同时也要看有关学科给予它什么样的支援。”他还说，“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矿田地质，特别是在煤田和油田地质方面和工程地质方面，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也一定会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它与新兴的天文地质学是不可分离的。不待言，它是构造地质学和动力地质学之间的桥梁，它是解决地壳运动问题必经的途径。”[1]
《地质力学概论》出版后，李四光用它作为教本，从1962年10月开始到1966年上半年止，在地质力学所接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结业学员共达153人。除第二期结业时地质力学所留下了二十余名学员外，其余都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原来的工作。后来，这些人员大都成为地质力学的高级科研骨干力量。
李四光从20年代初开始，经过30年代、40年代，对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研，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他又注意到北京西山地区
的冰川遗迹的研究工作，发现并亲临现场鉴定了潭柘寺地区的赵家台冰溜擦痕[1]，八大处六处附近的冰川漂砾，隆恩寺的基岩冰溜面及模式口附近大面积基岩冰川擦痕[2]，香山碧云寺前侧左沟中的冰碛以及荷叶山鼻山尾等冰川遗迹[3]。随着地质工作的大发展，在全国各地也有不少地质和地理工作者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报道研究冰川遗迹的文章也日见增多。
1957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侯德封、杨钟健任副主任，刘东生为秘书长。广泛地开展了包括第四纪冰川在内的有关第四纪问题的研究工作。1960年3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地质力学研究所，在李四光亲自筹划和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李四光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的发言，他说：“建国十几年来，我们的地层工作两头是比较薄弱的，老的做得差，新的也差。我们现在来谈新的。第四纪地质工作关系到的方面很多，它的重要性我们还没有很深入地了解。”他强调在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有人讲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冰川发现，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吗？分析一下这个说法，还是被动的。就是拿外国发现的许多事实来比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从我们自己这里找点东西出来，而偏偏要拿别人的东西来比我们自己呢？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仔细的研究，如果事实说明中国没有冰川，无论世界怎样高明的学者，多大的理论去怎样说，还是没有。如果事实说明有冰川，谁说没有也不行。这样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要叫我们跟着跑，把另外的一些理论给我们套上一个圈圈，我们是不干的。”[4]
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亲任组长，朱效成、杨钟健、侯德封、孙殿卿为副组长。这个中心联络组，归口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地质矿产组管理，其下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个地区，分别选定负责人，组织队伍，开展野外考察，搜集第一手材料，写出研究文章[5]。这样，第一次把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统一了规划，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随后出版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
文集》和《冰川地形和冰川遗迹图片集》。1963年4月20日，李四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华北平原打井谈冰期问题》一文，倡导第四纪冰川研究，要支援农业，结合生产建设，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他认为，在某些山区和山麓平原，往往会涉及冰川沉积和堆积物。冰川和冰水沉积物与河流沉积物的渗透率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些沉积层交错出现的地区，在打井找水工作中，既要注意打到含水层，又要不穿过渗透率很低的泥砾和冰川粘土层。还有大量水库的清基工作，大型建筑的奠基工作，对冰川沉积物的存在与否，是值得特别注意鉴定的。
李四光常提到庞家堡铁矿勘探中，打钻往往卡钻折断钻杆的事例，说是硬搬苏联的勘探规范，按方格子布钻，而不注意地下地形非常奇怪，大块石头杂乱无章的冰蚀地形和冰积物堆积，以致造成不小的损失，这就是不注意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的后果。李四光认为，取得冰川资料应该和取得水文资料一样，来作为勘探设计的依据。
1965年，成立了“地质部西南第四纪冰川专业考察队”，为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建厂和成昆铁路选线做出了贡献。李四光非常高兴，写信给冰川队说：“看来西南方面冰川工作，经过你们这一次努力，已经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次丰收，这是一场顽强战斗的胜利成果。”[1] 在这次野外专业考察中，除在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取得的成果外，还发现了第四纪的早冰期，如西昌区的安宁冰期和渡口地区的金沙冰期。早冰期的发现，为中国第四纪底界的厘定，提供了一项气候依据。
1970年，李四光在《三大冰期》中探讨了有关冰期起源问题，他认为，在第四纪自然环境演变中，影响演变的主要因素首推气候的变化，而反映气候变化的标记，则是冰川的消长，也是冰期、间冰期气候多次的变更最为明显。研究冰期、冰川的消长，他认为是与整个地壳运动的研究相联系的。地壳是由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和大气圈组成的。气候的变化，冰川的消长，水圈的变动等直接影响地壳上动植物的分布与生长，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至为密切。第四纪沉积类型和山川地貌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地壳整体的运动。这样，第四纪冰川研究又被包容到地质力学研究之中。不仅如此，李四光认为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也涉及太阳系在银河系中位置的变动
问题以及地球在太阳系中位置的变动问题，和天文地质学[1] 有密切的联系。李四光紧抓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乃是他在整个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李四光··支持农业、支持“三线”建设
1958年，祖国的大地上刮起了“大跃进”的旋风，席卷了各行各业，地质部工作也出现了大计划、高指标，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不讲工作程序，不讲质量，给地质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196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地质部门提出以“保粮、保钢、保尖端”为中心任务，在调整的基础上避免分散使用力量。从1960年开始，我国北方地区，连续三年发生了极大的旱情，严重危害农业、牧业，乃至人民生活。地质部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地质队伍，迅速投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北京、天津等北方干旱地区的打井抗旱斗争。 为加强具体指导，地质部党组多次研究打井工作的方针、支农工作的范围、打井地区的选择和物资供应的保证等，成立了“地质部支援抗旱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2]。
李四光根据部党组决定的精神，1962年12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第三十二届学术年会上，发表学术演讲，题目是《华北平原西北边缘第四纪冰碛及冰前沉积》，其内容，不仅从第四纪冰川遗迹的研究中对第四纪的气候变动、地层划分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证，同时对如何指导寻找地下水支援农业等方面也作了详细的阐述。李四光说，为了大力支援农业，我们地质工作者，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可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应该把争取解决与加速发展农业有关的各项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李四光认为，要支援农业，解决与农田灌溉有关的打井、筑坝、修渠等问题，掌握第四纪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分布规律，是至为重要的。并认为这些问题，是与第四纪冰期问题分不开的。演讲概括论述了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地区，特别是北京附近地表和地下的资料，强调了冰川在它滋长、活动和消失的过程中所起的各种作 用。并且指出，把冰川资料和水文资料联系起来分析，对掌握山间盆地和华北平原中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分布规律，都将会有很大帮助。
这年的年末，李四光在全国地质局（厅）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又进一步强调了地质工作要支援农业的问题。他指出，在支援农业方面，我们应该做到：（1）大力展开对富磷矿的普查和勘探工作，在我国北部，这项工作更为重要。（2）寻找钾盐工作，尤其是在西北广大地区的湖海相沉积中，不应排除有大量钾盐存在的可能；同时，沿海近代海侵[1] 地区，如苏北和华北平原的东北部等地区的海相地层中，是否含有钾盐成分较高的可溶盐问题，也不应该忽视。（3）应该进行调查研究有关农药的矿物原料和某些动植物需要的微量元素的产地，以供发展某些特种农作物和畜牧群的需要。（4）调查地下含水层和隔水层的结构和分布规律，它们决定地下水的动态和地下水的质量；在利用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时可能引起土壤硬化和盐碱化，应该予以重视。
地质部通过抗旱打井，有力地促进了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的发展。 几年共查清约10万平方公里的灌溉水文地质条件，并在广泛搜集利用群众打井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200多个县社的农田灌溉水文地质图。工作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河套平原、南方旱季缺水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经济作物区，以及西北边疆的垦区等，为大规模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依据[2]。同时，还帮助一些县社进行了排渍治碱，改良土壤的工作。部属各探矿机械厂、工具厂和地质仪器厂，还承担了农机具的制造和维修工作。在整个地质工作中，出现了一派支援农业的新局面。
196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下达后，李四光及时召开部务会议，对地质工作的布局作了及时的调整，首先注意满足三线地区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抽调普查勘探力量加速攀枝花地区的攀枝花、白马、泸沽、盐源铁矿的普查勘探和补充勘探工作，加速永仁、宣威、水城、威宁煤矿的勘探和冶金辅助原料普查勘探。抽调力量，加强西昌地区水文地质勘察、雅砻江水电站、成昆铁路桥梁工程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开展西昌地区构造地质测量工作，并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研究这一带的地震问题。从沿海省、市抽调水文地质力量，进行酒泉地区供水水文地质及河西走廊水文地质工作。 对三线地区已知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非金属以及盐矿等矿产，逐步开展普查勘探。这一时期，地质部自广东、湖南、浙江、福建等省地质局及水文、石油局共抽调了16个普查勘探队约5400余人到三线工作[1]，是地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一次规模最大的调动。三线地质工作的加强，保证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等重点项目的顺利完成。
攀枝花铁矿，很早就被发现，1954年地质部西南地质局组织队伍前往勘探，1958年在主矿区探明储量10亿吨。1964年，攀西地区作为大三线基地，地质部再度部署勘探，在主矿区周围又发现红格、白马、太和三个矿区，其中红格、白马两矿区发现特大型矿床，使攀西地区铁矿探明总储量连翻两番达到40亿吨。由此，建成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了较充分的铁矿资源保证。攀西铁矿是产于基性、超基性岩体中的钒钛磁铁矿，为世界首例发现的岩浆晚期分异型铁矿床。因此，各国学者都把这类矿床命名为攀枝花式铁矿床。
为了支援大三线建设，李四光亲自筹组了两支地质队伍，一为“西南地震地质大队”，1964年就开赴西昌、渡口等地开展区域地壳稳定性及工程地质条件考察，做了大量工作。还有一支是经聂荣臻副总理批准的，于1965年初开赴西昌地区开展工作的“地质部西南第四纪冰川专业考察队”。1966年4—6月间；这个队完成了《弄弄坪第四纪地层调查简报》，对攀钢厂基的第四纪冰碛层，进行了工程地质问题的讨论，做出了工程的地基评价，建议建厂时毋须刨去那些坚固犹如天然混凝土式的冰碛堆积。后经建筑施工单位通过承压力试验，采纳了建议，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
1964年至1965年间，为开展内地战略找矿工作，加速勘查铬矿资源，地质部成立了新疆铬矿勘探指挥部，由副部长李轩坐镇，自各省调集地质、物探、化探队伍，统一进行新疆萨尔托海、唐巴勒和克拉美利等地区的找铬会战工作。与此同时，加强了西藏、甘肃、内蒙古等省的找铬工作。
李四光从1961年开始注意听取有关铬矿工作的汇报，他认为，“东西构造带控制的岩体，值得多注意一些。近东西的控制比南北要激烈。”“根据世界铬矿成矿特点”，他指出：“在中国下列两个地区是寻找铬矿的方向和对象。
（1）昆仑山以东—秦岭的西端，在这一带进行普查，要注意东西向构造内的南北向构造裂隙，不仅是在地表找，而且可向深部找，这样可能发现好的岩 体，找到大矿。（2）原西康地区（川藏交界一带）的南北向构造带内进行普查工作，也可能找到巨大岩体和矿体。”1965年1月19日，李四光写信给李轩副部长说：“托人带来的信收读了。您的身体不太好，新疆气候变化又很大，任务又这样重，我常在想念中，望您注意保重身体。”信中继续说：“我想，新疆铬矿工作，在部党组和您的直接领导下，同志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还说：“我想铬矿工作在内地选择比较有希望的地区或地带展开普查，从昆仑山东到秦岭地带和四川、西藏交界地区似乎可以作为铬矿普查对象来考虑。”
1966年2月5日，李四光为《铬铁矿矿相图册》一书写的《前言》中说，“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对找铬铁矿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拿到了一定的储量成果。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就寻找铬铁矿的方法来说，有的主张依靠岩相，有的主张依靠构造。前者注重成矿规律，后者侧重矿体分布规律。经验证明，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遵照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指示办事，是最积极最稳妥的，也是最全面的。但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依靠构造规律找矿这一条腿，应该走在前面，因为这是比较容易走的一步，也是比较现实的一步。从岩相的变化来找矿那一条腿，可以走在后面，因为它踏进许多复杂问题的领域，不容易一时得到解决，但也不能否定它支援前面一条腿的作用。”由此可见，李四光在寻找铬矿工作中，主张构造与岩相两种方法并用，让它们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
李四光对新疆萨尔托海地区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在1967年1月26日听了西藏地质队的西藏铬矿工作汇报后说：“新疆的萨尔托海及其它有关地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获得了不容忽视的矿量。年前，萨尔托海深部盲矿体的发现，是当地几年来铬矿勘探工作中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是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寻找隐伏矿体的一个典型事例，是由地质力学所杨开庆等在新疆铬矿会战中，运用人字型断裂控矿的理论，预测萨尔托海中深部隐伏矿体成功，扩大了矿床储量一倍。因此，李四光对这一事例格外的重视，不仅扩大了铬矿储量，也充实了地质力学找矿理论依据。
1969年7月12日，李四光听了四川省关于地质工作“四五”规划后曾指出：“阿坝、金川这个地方，过去有个想法，就是金川这里是个弧形构造，可能与龙门山还不是一回事。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只不过靠在一起了。看来，金川河东可能有南北向的挤压带。这个弧形的北面有些河流是南北向，还有一些花岗岩体，可能有金属矿产出现。两翼有没有反射弧的转弯、弧形褶带，可能有放射状的横断裂，多半是张性的。如果北边有南北向脊柱的话，可能也有矿，两翼反射弧部位也会有岩体，也可能有矿产，因为两翼丹巴地区有多金属矿床，它们都是一套的东西。脊柱是地质力学上的名词，有人不喜欢这个名词，就不用它，就说南北向挤压带也可以。因此，可以在这里做些区测工作。”地质部在这个地区进行普查勘探，发现了很富的原生镍矿床，约用了两年半时间就探明了工业储量。经进一步勘探，使金川镍矿一跃成为仅次于加拿大肖得贝里克镍矿规模的世界第二特大型并伴生有多种元素的硫化铜镍矿床。只可惜一时难以采出来，由于这一地区，地压大，开采的巷道变形严重，前边挖，后边塌，镍矿一时取不出来。后来，还是运用在李四光指导下研制出来的一套地应力测试装置，由地质力学研究所廖椿庭等人在金川矿区开展原岩应力测量，取得诸多测量数据，根据计算结果，提出巷道最佳走向，改变巷道断面形状，增加采场跨度和降低充填料强度等四项建议，被采纳后，终于解决了矿山设计和开采的技术关键问题，并节约了大量资金。大量的镍矿和一些伴生元素被开采出来了，结束了中国贫镍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李四光··钻研地震预报和倡导开发地热资源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破坏性地震常有发生。李四光把地震看成是潜伏在地下的“敌人”。如何对付这个“敌人”，保卫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紧迫的任务。1953年，中科院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赵九章为副主任委员。当时他对地震工作，主张在建立观测台的同时，要把地球物理、地质、历史等方面的人员组织起来，到多震地区作调查，对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地震资料进行收集研究，他认为这正是中科院能进行的工作。工作做了一些，但大多是在跟着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0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错误。
地震能不能预报？有人认为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李四光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关于地震预测、预报问题，在世界上还未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是，李四光相信，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志气、有能力、有可能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1966年3月8日5时，邢台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当天下午李四光出席了周恩来总理召开的抗震救灾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地震发展趋势。在这次会上周总理说：“李四光独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地震与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生总是有个过程的。不管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管哪一种或哪几种物理现象，对某一次地震的发生，起了主导作用，它总是要把它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才能够发生震动。震动使地下岩层，在一定部位，突然破裂，又必然是有股力量不断地加强，直到超过了岩石在那里的对抗强度。这股逐渐强化的力量，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地应力，造成破裂，引起地震。所以，在地震发生以前，在有关的地应力场中必须有个加强的过程，如果能在地震发生前抓住这个变化的过程，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地研究构造应力场。了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但是，只研究应力场变化过程还是不够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岩石性质问题。构成它们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两个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这是李四光对地震预报的一条认为有效的探索途径。
自从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蓄水后发生了诱发性地震，李四光十分重视，加强了地应力测试仪器和监测方法的研究。新丰江地区，是地应力测量工作开展得最早、最久的一个点，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在隆尧县尧山又建立了一个地应力观测站。李四光选定在尧山设站，是因这里离太行山很近，有根，底部有大山，只不过面上被第三纪、第四纪地层覆盖就是了。尧山不是孤立的，是地下构造体系突出地表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可以观测有关构造体系的活动。这里打了一口测量地应力浅孔，在孔内紧贴孔壁的三个不同方向安置了电感器，进行地应力变化的观测，就像医生按脉一样，可以按住整个构造体系活动的脉搏，就可以了解地震活动的趋势。在这里的测量地应力的元件和装置，是在李四光亲自指导下研制的。此后，李四光又请河北省地质局在尧山附近打了一口百米左右的试孔，以便进行对比和研究。尧山和北京地质力学研究所内的地震地质办公室之间设立了无线电台和专用电话，那些天，李四光几乎天天守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等待尧山的消息，他把每天的地应力变化，绘制成曲线图，仔细分析研究，监视震情的演变。
3月22日下午，邢台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李四光派去的地震地质小组，立即打电话向李四光报告了这次震情。地震发生时这个小队正在野外考察，看到隆尧县南阳楼东南的一片枣林明显地向北来回反复转动，真是千载难逢的奇异现象。李四光认为，这个现象对邢台地区遭受此次强烈地震的某些地点所发生的水平旋扭运动，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
为了研究邢台地震发展趋势，周恩来总理几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李四光都出席了。一次会上，有人提出，从邢台地区小震分布和动物异常的情况来看，近期有可能发生一次较大的地震。他们圈出了若干个县，建议发预报。 周总理请李四光发表意见。李四光把随身带来的尧山地应力变化曲线图，摊在周总理面前，向周总理一一作了介绍。为了把情况弄得更准确一些，他还立即在会场给尧山地应力观测站打电话，问清了当时现场的电感值有无变化。 然后，他回答周总理提出的问题说，根据现有资料，邢台地区已经发生了两次强震和万余次较小的地震，基岩至少是上层破坏得很厉害，产生了大量的裂隙，即使再有地应力积累情况的重演，那些积累起来的应力，大部分都可能通过裂隙的活动释放能量，所以在邢台地区及其邻近属于同一构造体系的地区，再发生强烈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就整个华北平原来看，“震源带有可能向东北方向发展的趋势”。
4月10日，在周总理召集的研究震情发展趋势的会上，李四光还明确提出：“深县、沧州、河间这些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一年之后，即1967年3月，河间地区发生了6.3级地震，证实了李四光的这一推测。
邢台地震，周总理两次亲临灾区视察，李四光深受感动，他不顾身患动脉瘤等疾病，医嘱不能有过多的或过重的体力活动，硬是要亲自到邢台震区去看看。4月22日早上，李四光在地质部副部长张同钰、地质力学所副所长孙殿卿等陪同下，乘一节公务车，赴尧山考察。李四光视察了设在尧山的地震观测台和地应力观测站，考察了地震引起的地表各种形变现象，还同科学工作者一起座谈，探讨地震预报的途径，分析今后地震可能发展的趋势。他一直忙到天黑，才上火车，次日凌晨回到北京。
李四光决心利用这次邢台地震的机会，加强这一地区的地震地质工作，把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推进一大步。李四光从各观测站的观测曲线研究，经常 思考着地震发展的趋势。1967年10月20日，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提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如果这些地区地下水有异常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果然，不到十年，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7.8级地震。
1968年2月12日，李四光在听取了地震办公室汇报京津地区的震情之后说：“我看北京地区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对北京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个深夜里，他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近凌晨两点钟，会上正在班究有关方面向国务院的报告，说当天清晨7时北京将要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北京居民搬到室外居住。会上各种意见都讲过了。周总理问李四光，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李四光问了一下情况，了解到他们主要是根据北京附近的小震突然平静，一些动物表现很不安宁，因此提出可能发生7级地震。这时，李四光还是给北京附近的一些地应力观测站打电话，了解情况，都反映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李四光这才对周总理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应力的长期观测，有大震，一般都是有变化的……看来，今晚不一定要发警报，当然要密切注意观察。”周总理同意不发警报。但是这一夜，周总理并没有休息，为了首都人民的安全，他在国务院办公室监视新情况的发生，一直等到平静的黎明来临，冉冉的红日升起。李四光这一夜，也没有合眼，他的判断又一次被证实了——北京安然无恙。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地震以后，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了中科院、地质部门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周总理就地震工作体制和统一领导问题讲了话。他宣布，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担任组长，李四光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为了指导全国的地震工作，保卫京津地区的安全，他经常分析研究大量观察资料，还多次跋山涉水，深入房山、延庆、密云、三河等地区调查地震地质现象，视察地震地质工作。他专心致志地要攻破地震预报这个难关。他信心很足，可惜，他已经来不及总结这项工作就与世长辞了。逝世前他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打开地下热库开发地热资源，也是李四光长期挂在心上的另一件大事。 早年，李四光认为，地球是个庞大的热库[1]。地壳形成后，从表面到地球的深部温度越来越高。从钻探和开矿的经验来看，也确实如此。地壳是怎样形成的呢？一种说法是由于冷凝，高温流体冷而成壳，内部保持着高温；另一种说法认为，由许多小质点集合而产生压力，越往内部压力越高，使内部产生高压、高热。还有其他说法，主要是这两种。两种看法的共同点，都承认地球内部是个热库。
按照地热增温率，地下深30公里处就有1000多摄氏度，如有20％即200多度能被应用就很不错了。现在已经证明，地热等温面是不平的，而是有高有低，有的井五十几米深就达到七十几度高温热异常区。既然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我们就打薄的即等温面高的地方，把“地热”引出来发电，既可以节省宝贵的煤炭资源，还可以净化环境。李四光认为，地质工作者和地球物理工作者，应该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让地热这个能量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服务。
李四光感到世界上蕴藏的石油和煤的储量都终归是有限的，不能再生的，它们含有很多重要的化学工业原料，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充分利用起来，变一用为多用。对于把石油和煤只当作燃料烧掉，李四光心里极为不安。1956年，他在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大声疾呼“用不着想入非非就可以预料到，将来我们的子孙会责怪我们的科学家，为什么眼看着像煤这样贵重的物质被随便当作燃料烧掉而默不作声”[2]。
1954年，地质部对一些热矿泉开始调查，如辽宁汤岗子、北京小汤山、广东从化、福建福州等处，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开始建设温泉医疗基地的需要。 从1958年开始，按照李四光的意见，在地质力学研究室开展了地热学的研究。 李四光亲自和苏联的地热学家克拉斯可夫斯基教授、留比莫娃教授建立了联系，并从地质力学所选派王庆棣去苏联学习地热学。李四光对王庆棣出国留学，从学习时间、内容和要求都有细致的安排。1958年，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也成立了热矿水研究组，首先开展了东部主要温泉区的调查，并编制了全国热矿泉分布图。广东、福建、辽宁、河南等省地质局，对重要的地热点也作了调查。对地热利用，还仅限于沐浴、医疗方面。60年代在地 热调查中逐步积累了较多的实际资料，进而开始了对地热成因类型和水化学分带性的研究。地质力学所建立了地热实验室，对岩石热物理性质进行测定研究。地热能的利用从医疗扩大到工、农业等领域。同时，也开始了地热发电的可行性研究。70年代开始，在李四光积极倡导和支持下，地热作为能源已被社会所接受，利用范围日益扩大。1970年12月，中国第一座地热试验电站在广东省丰顺县邓屋建成。全国范围内先后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地热勘察和综合利用等项工作，并已取得显著成绩。
1970年3月，李四光听了水文一大队汇报北京地热情况后指出，从北京附近的情况看，北京的地热还是有希望的。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布钻要谨慎从事，热水，相信一定能搞出来，开钻前要多做些工作，一是策略，二是避免浪费问题。并强调，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目前，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今后的地热工作打开一条路来，这是一条宽广的大道。 今后，不仅仅是热水，还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地热取出来。总之，这个工作很值得做，是极有希望的。
当李四光听说天津打出了地下热水，并在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高兴极了。他不顾别人劝告，一定要亲自到天津去考察。1970年10月27日，李四光在天津参观了河北宾馆打的一口52℃的热水井。宾馆把地下热水直接引进了浴室和暖气设备，效果很好。过去，这个宾馆供一次洗澡用水，就得烧掉4吨煤，现在可以节省下来了。李四光说，这件事看来不大，但能节约煤炭，意义就不小。第二天上午，李四光参观了天津鸭厂，这里的一口热水井，水温只有49％，把地下热水引进车间烫鸭煺毛，效果也很好。过去，由于工人长期在热水里作业，手腕溃烂，成为一种职业病。自从引进地下热水之后，不仅节约用煤，而且因为热水中含有微量的硼，工人的职业病也治好了。这一消息传开，一些患有皮肤病、关节炎的人就去那里洗澡，有的果然也治好了。这样，鸭厂几乎成了“医院”。李四光认为，我国中低温的地下水资源很丰富，应该把重点放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广泛利用上，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如在轻纺工业、农、林、牧、副、渔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直接利用，如纺织、印染、造纸、空调、烤胶、烤革、木材干燥、鱼类加工、奶制品、麦种、蔬菜烘干、孵化、繁育良种、培植蔬菜和水果、养鱼、养育水浮莲、发展农村沼气、养殖事业、取暖、洗浴、医疗、饮用以、旅游等方面，都可以利用地热资源，大力节省煤炭。
李四光··光辉的学术思想
李四光在毕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论及整体论学术思想，反映这种思想最为完整的著作，是他一生最后的一部巨著《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他把天、地、生物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地壳乃至地球的演化和发展[1]。可贵的是，这条路子的形成及其系统的科学方法，完全是他一步一步从科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学过造船，了解机械原理；学过采冶，物理、化学均有基础。在中国，他最先研究地球化学，也是最早研究地球物理的学者。他把力学原理引进地质学，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地质力学。从而逐渐形成了这条独特的地球科学之路。《天文、地质、古生物》一书，是在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和李四光在一起谈到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据说，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提出，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并请李四光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还说，他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2]。这样，在第二天一早，李四光挑选了《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送给毛主席参阅。
李四光深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一些巨厚的科学著作？还不如针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整理成短篇的提纲性的资料。这种资料，力求从前人积累的科学知识中，摄取精华，系统而又简练地把它表达出来。他根据自己在科学实践中的思想，初步考虑围绕以下7个方面来编写：（1）从地球看宇宙；（2）启蒙时代的地质论战；（3）总结地层工作的要点；（4）古生物及古人类；（5）三大冰期；（6）地壳的概念；（7）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其中，古生物及古人类部分，请许杰帮助整理；天文部分还请有关天文学家提供了部分新资料，其他部分，基本上全由李四光自己编写。
1970年3月，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四光为毛泽东阅读而编写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们面前。这本书，把天、地、生物，乃至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实际上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 学知识的要点，精炼出来融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
李四光认为自然是一部最完美的大百科全书[1]，只是人的生命有限，无法全部读完，一个人能读懂一部分，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很容易。不管你是从地球上看宇宙，从事天文学上的研究，还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生物化石切片，都应考虑到天地万物间的必然联系与可能联系。地壳岩石圈的地质现象，不论是褶皱、断裂，还是地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就产生了构造体系的概念。所以构造体系，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构造体系有大有小，巨型、超巨型的构造体系可以跨越洲际乃至环绕全球，如欧亚山字型构造体系、纬向构造体系；微型、超微型的构造体系，可以出现在一个手标本上，乃至显微镜下的薄片上。构造体系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出李四光的系统论思想，也可以反映出他的整体论思想。构造体系复合或联合现象的研究，就是从一个地区或一个地质体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论的，整体论思想更反映在构造体系分级控矿的理论中。
李四光说：“科学是反对神秘主义的，它要人们把事实搞清楚。要搞清事实，总得要认清楚现象，然后通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全面地摸清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客观存在的规律。这是科学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方法。”
“自然现象一般都是很复杂的。因此，为了便于考察自然现象，我们有必要首先把它们分别归纳到不同的领域。其次，就属于每一领域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从而得以认识构成那些现象的事物的本质。再次，就需要摸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发生、发展、转变乃至消失的过程，这样，才能掌握有关各种事物变化的规律”[2]。
李四光观察自然现象，一直强调观察的客观性，要求按照客观现实状况来考察现实本身。现实的自然界本来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系统的整体。因此，研究问题时，就要把物质运动的系统，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单独、孤立地研究物体中的个别成分，部分组成固然必要，但只管个体不管系统，只看局部不看整体，那是机械论的方法论。
自然界总是按照它本身的规律运动发展，掌握了规律，不仅能解释过去 和现在，而且能预见未来。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全在于它不断增强其预见性。
李四光据此强调，重要的是依据规律控制的范围，作出战略性和战术性两方面的预见，而首要的是战略性预见。李四光说：“有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能看到森林的全貌；有的人看得近，只看见几棵树，不见森林。看森林是战略问题，看树木是战术问题。地质力学构造体系的研究及其理论的运用，在战略和战术的预测矿产隐伏体的实践中，长期和近期的地震预报工作中，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可以说，它使地质科学从经验性阶段向预见性阶段的发展跨了一大步。”自然界本来是一个统一整体。因此，分别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分科知识日益一体化，是有其客观基础的。李四光早就注意到自然科学这种整体化的发展趋向。他说，“知识原是有统一性的，失掉了统一性的知识，如果还算知识的话，那就叫做片面性的知识。”“知识失去了统一性，便意味着减少了科学进展可能性[1]。
李四光··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四光坚持到地质部上班，不断地接待和倾听各省地区地质队来部汇报野外工作情况，可以说，他在奋不顾身地拼命工作。
1967年5月3日，北京医院对李四光的身体健康状况做了一次检查和会诊，并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病情报告，说李四光“血压波动较大，有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房性期前收缩及左髂总动脉瘤”等病情，年龄已78岁，应该减轻或避免过于繁重的工作及过多的体力活动等等。周恩来总理看了报告后，一面请李富春副总理写了一个指示，要地质部两派同志不要再去找李四光，让他有适当的休息；一面又派邓颖超去探望李四光，转达周总理对他的亲切慰问。李四光深为感动，他说：“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活着，有一口气，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2]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在一次酝酿中共九大代表的会议上，对地质部参加会议的代表讲：“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一些，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 学习他。他如果当选为九大代表，是你们地质部的光荣。”不久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另一次研究九大代表的会议上，谈到有贡献的科学家时，又一次提到了李四光。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广大党员同志的支持下，李四光被推选为九大代表[1]。
在中共九大会上，选出了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李四光当选为中央委员，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和朱光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选进自然科学家代表，这还是第一次。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地震以后，中央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李四光担任了组长。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地震预测预防的工作中。可是，当“文化大革命”进到所谓“斗、批、改”阶段时，地质部盲目精简机构、下放队伍，给整个地质工作带来了巨大损失。1969年8月，地质部机关精简为政工、生产、后勤和办事四个组。李四光有意见，也无处表达，思想上颇为痛苦。到了1970年6月，地质部干脆被撤销了，改为国家计委地质局，人员缩编为90人。自此，结束了李四光历任地质部部长长达18年的历史。
地质部虽然被撤销了，但原地质部系统的广大职工，还总是念念不忘地、亲切地称呼李四光为“我们的老部长”。在地质勘探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时，还是要到北京向“老部长”汇报。李四光也从不推辞，总是耐心地听取汇报，并常常发表自己的指导性意见。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 李四光竟然不顾身患危症，单独一人离家上庐山出席会议。等他开完会回来，家里人才知道他上庐山开会去了。关于开会的情况，他却什么也不讲，严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
就在他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回来后，他给《红旗》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发展科学技术》。文章着重提出了科学技术领域中，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走群众路线；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进一步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努力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分析和解决各个学科中出现的新问题。这篇文章总的说，时代特征极其鲜明。 他根据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精神，要求科学工作者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反动观点”，进行革命大批判。李四 光就地质科学方面，一举例，不免伤害了某些地质学家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得罪了一些人。有些语言，显然是过头了。在那史无前例“左”倾思潮泛滥达到顶峰的时期，李四光在思想上不可避免打上了史无前例的时代烙印。
1970年8月，李四光被调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一书，送给了毛泽东及中央各位领导。他还发表了《关于地震地质工作的几点意见》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发展科学技术》两篇文章。 李四光一直强调，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不论是地质工作还是科学研究，都要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四光直到卧病在床，还念念不忘地震预报研究工作。在他逝世前一周，他不知疲倦地过问我国海域的找油工作。在临终的前一天下午，还对大夫说：“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1]1971年4月29日，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不幸与世长辞了，他匆匆地离开了一生热爱的祖国大地和勤劳善良的人民。
1971年5月2日下午，是个阴雨天，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李四光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李德生等中央领导和数百名群众代表到会哀悼李四光的逝世。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沉痛肃穆的哀悼会，竟没有准备一篇悼词。当周恩来总理要致悼词时，只好临时将李林写给他的一封信，代作了悼词来宣读。
周恩来心情沉重。他离开会场，坐上汽车，赶往同毛泽东商讨有关对美的外交事务，一路上心情还难以平静。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
1989年10月26日，全国政协、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地质矿产部联合举行纪念李四光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钱学森以《光辉的旗帜》为题，介绍了李四光的生平事迹。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到会并以《学习李四光》为题发表讲话。他说：“李四光同志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伟大的爱国者。……他把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给人民。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毛主席、周总理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杨尚昆指出：“李四光同志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始终不渝地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尚情操；振兴中华、造福人民的宏大志气；正直诚实、自强刚毅的优良品质；谦虚严谨、求实创新的科学作风；身教言传、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以他为代表的地质学家所开创的地质事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他的精神鼓舞着我国几代人献身于光荣而豪迈的地质事业以及整个科技事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