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立志救国勤奋学习
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九），马寅初诞生在浙江省嵊县浦口镇酿酒小作坊主马棣生家。他虽已是马棣生的第五个儿子，但在喜爱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五世其昌的马家，非但不受冷落，反而备受宠爱。因为，他既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生，乡间胜传，五马齐全，将来必定是个非凡的人物! 马棣生给他取名寅初，字元善。
同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的马寅初也是贪玩又调皮。12岁时，父亲送他去私塾读书，可他对整天不是练习写字，就是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书籍缺乏兴趣，成天背着家人，同小伙伴们掷骰子、推牌九，以赌博玩耍为乐事。
当马寅初十五六岁，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盛极之时，向往通都大邑的马寅初，不肯服从父亲对他前途的安排——在小店铺里当一名管账先生，毅然跟着当时常到浦口收购蚕茧的上海瑞纶丝厂老板张江声来到上海，并在张江声的帮助下，进入虹口一个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学习。
当马寅初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十分艰苦，除食宿由干爹张江声供给外，一个月只有4角小洋的零用钱。他晚间读书点油灯，只肯用一根灯芯，因光线太暗，影响了视力。当他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认识到英文是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必备的工具，一定要学好，所以，一早一晚挤时间学，还经常高声朗读。 他初学英文，嵊县口音很重，读音不准，调门又高，常常影响宿舍职员的休息和睡眠，不得已，经张江声与家里商议，让他搬到张家去住。他头一年英文考试没有及格，但他仍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苦读英文，第二年就考了第一名，其他各科成绩也都优秀，受到了老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钦佩。
马寅初上中学期间，家境逐步衰落。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吏借口马家酒店偷漏税款，加重处罚达万元之巨；又因遭逢大水，冲走了马家上千只酒罐，使马家一蹶不振。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思想十分流行。年轻的马寅初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也一心向往工业救国。 1901年秋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大学毕业，他因成绩优异，又被录取公费留学美国。
20世纪初叶，美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十分发达。在学习和生活中，马寅初目睹美国的强大，联想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腐败、经济落后的状况，意识到要使实业救国能够实现，就必须在社会管理制度上来一番变革。于是，从第二学年开始，他由原来的学工科改为学经济学专业。在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因国内政治影响，公费取消，他只得采取半工半读的办法，利用晚间和休息日，到码头扛木头，做苦工，到饭馆刷盘子挣钱，生活极其艰苦窘迫。这时，幸亏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财政学者赛利格曼教授伸出援助之手，才使他腾出精力专心攻读，终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寅初··学以致用抨击时弊
1915年，马寅初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谢绝了指导教师要他留校任教的请求，满怀着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富国强兵的抱负，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
开始，他在北洋政府当一名职员，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他学习的那套财政学说，在这里一点用处也没有。北洋政府不仅背着人民接受了日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而且内部明争暗斗，变化无常。“官场习俗，非我所愿”，马寅初遂辞去政府公职，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了冲刷这所学府的封建思想和浓厚的官僚习气，竭力提倡科学与民主。1919年4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教授评议会，并推选马寅初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在此期间，马寅初积极协助蔡元培推进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改革北大的旧制陈习。1920年1月，马寅初为了致力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以不擅长行政领导工作为由，辞去了教务长，专任教授。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到上海、杭州等地考察经济，还兼职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同财政金融界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使他对中国财政金融情况有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在他的潜心钻研下，先后出版了《马寅初演讲集》、《中国国外汇兑》、《中国关税问题》、《中国银行论》等著作，对介绍经济学知识起了积极作用。
1926年冬，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随即控制了北京政府。1927年8月6日，军阀政府下令，撤销北京大学，将在北京的国立九所高等院校合并成立 所谓“京师大学校”。反动军阀制定了一套极端腐朽的教学制度，使北京大学又由资产阶级办学道路向封建主义办学道路倒退，很多教授包括马寅初纷纷离开了北京大学。马寅初离开北大后，任浙江省省府委员，并在浙江财务学校任教。
这时的蒋介石虽然公开背叛了革命，但他为了装饰门面，更为了在财政金融方面求助于江浙财团，于1928年将颇有影响的马寅初请出任立法委员之职。1929年，马寅初出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两三年后，又到经济委员会任委员长之职。虽然立法院是蒋介石政府的要害部门，马寅初本人还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他基本上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因此，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官僚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之间不可避免地有着深刻的矛盾。在立法院内，马寅初始终保持了发表个人见解的自由。他刚直不阿，秉公办事，据理力争，不管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孔祥熙当财政部长，他都不向这些炙手可热的权贵屈服。在一次立法院的会议上，他当面质问孔祥熙：为什么在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时，不去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汇价，造成物价大混乱，物价更上涨？问得这位财政部长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马寅初和孔、宋的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惹恼了国民党当局。 1935年1月29日，南京《中国日报》发表社论，不点名地指责马寅初的言行不符合“党国利益”，不懂得“政治责任和公私分际”，并告诫说：“已经接受国家任命的学者们，要抛弃他做学者时代毫无拘忌的积习”，“一言一行务必绝对站在国家真正利益上面”，不要“影响整个国计民生来捣乱国家整个的计划”。[1] 马寅初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在2月3日《武汉日报》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指出：“鄙人每以党员之地位，对于危害党国，藉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他进而揭露说，正是财政部受了某多头大投机公司所操纵，而“这家大投机公司是专以公债券为经营对象的。法国人创办的万国储蓄会的有奖储蓄，以诈骗手段，搜刮我国的民脂民膏，储蓄银行法禁止有奖储蓄，因万国储蓄会和财政部订有合同，法国公使提出了严厉的抗议，财政部迟迟不予执行，其中原因，可想而知。”马寅初这篇文章发表不久，财政部“某要员”就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谎称马寅初揭露财政部的黑幕是“有意诬蔑”，并说马寅初“身为立法委员”，“不应惑于少数人 之私见，而发不合事理之言论，致破坏政府整个政策。”[1] 威胁马寅初。
马寅初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兼任了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之职。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日益恶化，国内出现了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凋敝，民众贫困，国力衰竭的局面。马寅初为了探究其原因，于1935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造》一书，指出：“今日之中国，根本谈不到自由贸易”，“今日之中国，已成为外货倾销之所，高筑关税堡垒，犹不足以抵制于万一”，如再主张自由贸易，就势必使国内当时已气息奄奄、脆弱不堪的民族工业夭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马寅初作为一名赤诚的爱国者，立即投入抗日行列。1931年11月，他为《交大抗日特刊》写序文呼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要立即武力抵抗，要经济绝交不可得也。”他认为经济绝交不能限于只是消极地不买日货，而要积极地致力于生产；武力抵抗不能仅赖于数百万兵士，而要全国总动员。1936年9月，马寅初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指出：“救亡图存，全仗学术界与事业界互相合作”，“只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抵抗外夷，区区敌国，不足惧也。”表示了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马寅初先后发表了《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等文章，对抗战时期的经济、财政、货币、物价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主要是：主张改革财政制度，开办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临时财产税等；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滥发纸币；呼吁当局决不能加入日元集团，防止在政治上、金融上都受日本控制。
马寅初··嫉恶如仇痛斥权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7月中旬，马寅初以经济界名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
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实行单纯防御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继平津沦于敌手后，11月，上海、太原失守，12月，南京失守。马寅初在从汉口向重庆转移途中，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 大批伤兵拥挤不堪，一片混乱，感到极其痛心。1938年初，马寅初抵达重庆，受聘于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同时，他与国内经济学者共同研究，提出实行“战时过分所得税”的主张。1939年在一次立法院会议上，他又提出一个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凡此种种，都直接触及了“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于是，蒋介石即以派他赴美考察为名，企图将他驱之国外。马寅初看穿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遂毅然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
1939年，是马寅初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通过和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的接触，通过反对“四大家族”的斗争，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和羁绊，开始对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使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1940年春，马寅初应邀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演讲。他对这些从抗日前方调来受训的将官们说：现在全国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敌；“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国外，大发超级国难财。马寅初说：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马寅初接着说，要做到有钱出钱，就要搞一次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就要首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做抗日经费。1940年5月29日下午，马寅初在基督教各大学旅渝校友联谊会上演讲指出，前方千万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流血牺牲，而后方许多奸商、部分达官们反而利用这民族危机的千钧一发之时，大发国难财，这不但对不起前方流血的将士，而且也是不顾民族之生存。他再次强调，要由政府用革命手段强迫这些发国难财的大亨们购买相当于其横财数量的公债，以支持抗战。他反复强调指出：“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之上”，决不能让“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操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贪污”再倒行逆施下去。[1]
马寅初的主张，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但这种正义的呼声，也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胆战心惊，深恶痛绝。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一见面，就面带愠色地说：“你真糊涂，怎么能让马寅初做院长？你知道他在外面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蒋要叶元龙找马寅初去见他。马寅初知道后，果断地说：“叫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 要宪兵来陪，我才去。”过了一些日子，中央银行奉孔祥熙之命，派人邀马寅初出任财政部长或次长。马寅初听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他当面回绝说：“你们想弄个官把我的嘴巴封上，办不到!”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演讲。他登上讲台，劈头就说：“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 英国有句俗话：一个人站起来像个人。而今天有许多人却不像人。”“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最后，马寅初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在后边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不迟!”在以后的讲演中，马寅初都作了类似的申明。
马寅初··铁窗内外痴心不改
阴险毒辣的蒋介石，终于对马寅初下了毒手。
1940年12月6日，马寅初正在用早餐，宪兵团长带了十多个人突然闯进学校，声称奉最高当局命令请马寅初去谈话。马寅初对蒋介石这一手早有预料，他泰然自若地穿戴整齐，即随前往。
马寅初被捕的消息震动山城。首先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知名人士邹韬奋很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黄炎培，黄炎培对此十分惊异，立即写信给张治中进行营救。隔一天，张治中面告黄炎培说： “马老之被捕，是因他在重庆多次讲演，直指孔祥熙、宋子文，被人告密。”
重庆大学的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马寅初的法西斯暴行义愤填膺，在校内立即掀起了营救马寅初的怒潮。当晚，商学院学生自治会集中大家意见，决定约集沙磁区各校同学第二天召开援马大会，并一起游行，到行政院请愿，要求释放马寅初。由于消息泄露，第二天，学校当局抢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长声称：“马寅初先生态度已经改变，没有什么危险，希望同学们不要增加马先生的困难。”这样就破坏了学生集会游行请愿的计划。
为了欺骗舆论，蒋介石集团又谎称马寅初此行是“往前方考察经济”，并费尽心思安排了马寅初回校和师生话别的场面。12月8日，马寅初在宪兵团长和一群便衣特务“簇拥”下回到了学校。重庆大学礼堂挤满了群众，马寅初登上讲台，没有讲自己现在如何，开口还是痛斥“四大家族”破坏抗战建国的罪行，并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的就是这种人。”鲜明的态度和不屈不挠的气概，粉碎了“马先生态度已改变”的谰言，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宪兵团长像被蜇了似的，赶紧催促说：“马先生这次是奉命往前方考察，时间紧迫，还是赶紧动身要紧。”说完，不顾同学们“马先生不能走”的怒吼，匆匆督促他离校。全校2000多名师生刹那间筑起了夹道人墙，目送自己尊敬的师长远行。同学们悲愤交加，泣不成声，女同学更是禁不住放声大哭。马寅初深深地被同学们这纯真的感情所感动，他登上车子，向送别的同学们频频挥手。
马寅初远去了，但重庆大学师生并不灰心。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全体同学即以个人签名的方式，向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上《陈情书》。《陈情书》说：“马师学者、专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一片丹心，忧国忧民。值强寇压境，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绝续之秋，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纯为救亡图存，肝胆可照。……主张征收临时财产税……实为国家财经困难救急之计，俾足食足兵，坚持抗战至最后胜利。……马师年届六旬，天寒岁暮，倥偬远戍，情何以堪？而数百学子，羔羊迷途，学何以进？故为马师计，为生等计，为国家民族计，涕泣陈词，恳请促马师返校主持院务。”学生们还冲破蒋介石的干涉和阻挠，于1941年3月30日在重庆大学举行“遥祝”马寅初教授六十寿辰大会，援救马寅初出狱。
寿堂是在一间大教室临时布置而成的，正面挂着“明师永寿”四个大字，四壁挂满了各方送来的寿联、寿幛。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寿联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日报社的寿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还有的寿联写着“老马识途”、“马首是瞻”等。 连寿堂外的过道上也挂满了寿联、寿幛。为了抗议国民党特务捣乱，同学们还用民间在大门上贴“驱鬼符”的做法，把孔祥熙早些时候送来的一幅像挂在进门口处。祝寿会下午2点开始，各方来宾济济一堂。许多来宾在发言中热情赞扬马寅初敢怒敢言、浩然正气的高尚品德，称颂其“足为学者楷模”。 散会前，来宾和记者们还纷纷解囊捐款，援修“寅初亭”。以志对马寅初的永久纪念。
马寅初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附近山腰一处三间两厢的民房里，虽然每天还可早晚按自己的习惯洗澡，在警戒圈内爬山，但整天有4个带着手枪的便衣副官看管，完全失去了和外界接触的自由。1941年8月，马寅初被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终日被囚禁在一个小院子里，连散步的自由也没有了。1942年6月，日本侵略军沿浙赣铁路进犯，上饶集中营要向福建迁移。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大力营救下，蒋介石慑于舆论压力，才未将马寅初迁押福建，而押到了广西桂林。1942年8月，马寅初终于走出了集中营的牢房。
马寅初从集中营出来后，被“接送”回重庆歌乐山他的家中。但当局规定：不要离开歌乐山，如要离开，必须先获得警察局的准许。马寅初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家里。在软禁期间，他充分利用时间，专心致志，著书立说，分别于1943、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等书。
1944年冬，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压力，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人身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密令重庆大学和其他大学不得聘请马寅初教书，密令《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中央报刊不准刊登马寅初的文章，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置马寅初于死地。
当马寅初陷入“教书不成，投稿无路”的困境时，周恩来即指示新华日报社：“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给予支持。”《新华日报》决定刊用马寅初的稿子，并破例用整版的篇幅，将马寅初出狱后第一篇文稿——《中国的工业化和民主不可分割》一文一次发表。从此以后，《新华日报》记者经常到马家看望和采访，马寅初也经常参加新华日报社召开的各种 座谈会，并几乎每次都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董必武、王若飞在重庆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学者座谈国事，马寅初即席发言说：“组织群众，组织队伍，这是你们共产党的事情，中共对这方面的工作是专家，我马寅初只会单枪匹马。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1] 的确，马寅初获得自由后，用他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
马寅初··民主斗士愈战愈勇
1944年12月22日，马寅初刚获得自由没几天，他就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了“星五聚餐会”。这是他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发表了《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的著名讲演，指出：抗战十之八九是农民兄弟，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大后方那些“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者，“卑鄙不堪”，“其不肖者反当存亡危急之秋，大刮民财，大肆囤积居奇”，是“狼心狗肺，可恨亦可杀”[2]。他呼吁，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实行民主”，“就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而要实行民主和土地改革，就非要出来一个不是为一人、为一党，甚至不是为一国，而是为全世界的政治家不可。
1945年3月4日，他在中国回教协会讲演时，充分阐述了上述观点。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马寅初神采奕奕地走上设在露天的讲台。他首先从分析美、苏富强的原因引发开来，说“20世纪下半纪的政治家，就是这样的政治家。谁想做汉高祖，想做明太祖，那是一百年前、几百年前的脑子，现在不行!”并指出，这个政治家“不能是一个‘真空管’”。他接着又解释说：“‘真空管’是脑子里空空，没有东西，对外面的东西却又坚决地抗拒，不让进来，告诉给他，他不听，还要骂你一顿，‘你不对，我的对’，这是不成的!”马寅初唯恐他讲的话观众不明白，又补充说：“你们人人将来都有做大总统的机会，人人可以做什么领袖、做什么长的机会，但是诸位将来千万不可做‘真空管’。”“‘真空管’说的就是他——蒋介石”。会场爆发出会心的哄笑。马寅初认为，战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动分子。他警告反动当局说：如果继续坚持只顾自己和私党，让他们弄几十万、几百万元到美国去享福，违反了这个潮流，几十年几百年后，那历 史上写着“祸国殃民、万世罪人”[1]。同年4月30日，马寅初在交通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战后世界的经济趋势，是明显地在走经济民主的道路，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半封建的中国，都得循着经济民主的方向前进”，“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政府、民主的政府作为前提”，否则，没有出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实现和平和民主，毛泽东亲自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在紧张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团和毛泽东特意抽时间会见各方著名人士。马寅初参加完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见后，高兴地对家人说：“我见到毛先生、周先生了，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就要开政治协商会议了。”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权的渴望。
为了督促蒋介石履行政协决议，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这天上午，穿着蓝布长袍的马寅初，手持一根黑色手杖，很早就来到了会场。接着，出席政协的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施复亮、史良等知名人士，也来到了主席台上。正当大会即将开始时，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突然冲上主席台，夺过话筒，并将一名自称代表农民的人推出来致词。对此野蛮行径，大会筹委会总指挥李公朴及主席团成员章乃器、马寅初等当即严词抗议。施复亮更是忍无可忍，遂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李公朴刚走到台前，早已站在台下的十几个暴徒蜂拥而上，大打出手。李公朴的胡子被扯掉半边，血流不止。郭沫若、施复亮等急忙上前劝阻，也遭到毒打。马寅初也被打伤了，马褂及长衫被暴徒撕破，文稿被抢去。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校场口”事件后，马寅初不仅不气馁，不畏缩，相反，在周恩来和各界代表的鼓励下，伤势未愈就到艺术专科学校去演讲，揭露、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罪行。
抗战胜利后，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新公司法》，其中有“外国公司必须在其本国营业”的条款。蒋介石集团认为这一条对官僚买办资本不利，由美国人提出意见，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取消了这一规定。马寅初对此坚决反对。 1946年2月4日，他应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发表讲演。一开始，他就说：“十八年训政的结果，若干官僚们由穷光蛋变作大富翁，财产像天文数字一样 多得难以计算，今天政府既然要还政于民，首先就应该没收这些官僚们的财产。”马寅初又说：“打倒官僚资本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从法律上限制官僚资本的发展[1]。”他针对美国出面要求取消“外国公司必须在其本国营业”条款的做法，反问道：“日本人要我们的土地，可以使我们亡国，美国要我们的经济命脉，难道就不会使我们亡国吗？”1946年5月，马寅初又在上海佛慈大楼工业界“星五聚餐会”上演讲，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是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勾结造成的，挽救当前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同年9月30日，马寅初在上海商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痛斥官僚资本、封建买办和洋人勾结在一起，摧毁国内一切私营企业的生产，是走向“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老路。他告诫国人，要认清这班民族败类和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1946年11月4日，美蒋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马寅初在《条约》秘密谈判期间，就不断进行揭露，告诉人们这个条约的签订，“将给中国经济上莫大的祸害，使中国变而为美国的附庸”，“为我国民族资本工业之致命伤”。马寅初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干涉，是其“寻觅”战后过剩“制造品”的出路，是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撕毁了墨迹未干的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调集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热潮，马寅初积极投身其中。这年6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局为了使运送武器的美国兵舰能直接开到内河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遂决定“开放内河航行权”。消息传来，杭州各界愤然。6月13日下午，杭州20所大中学校的近万名学生集会抗议。 马寅初不顾伪保安司令部的限制，不仅参加了集会，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中国为什么这么糟？是因为这些人“贪污的贪污，做强盗的做强盗”，“官做的越大越贪污”。他深入浅出地说：人民“没有饭吃，是因为物价太贵，通货膨胀，而根本原因在于内战，军费开支大。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内战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他说：“我们最积极的办法是反对内战，停止内战。”会后，年届65岁的马寅初冒雨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游行。
对蒋美勾结发动的反革命内战，马寅初义愤填膺。1947年1月11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抗战八年，牺牲巨大，结果不仅统一与 和平无望，反而造成一个经济上的大矛盾。极大多数人民，流于赤贫，终日在生活线上挣扎而不得一饱，而极少数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内战财的富人，骄奢淫逸，荒唐出奇。”现在，他们又“不惜以全国老百姓的权益向美国交换精锐的武器来屠杀同胞”，“忍心害理，莫此为甚，此可忍，孰不可忍？”[1] 同时，他在《经济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蒋介石靠“抛弃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来交换精锐的武器、物资援助”来打共产党，“这正是‘宁赠外人，毋予家奴’的陈腐不堪的思想”。他呼吁，“至此时，只有百姓罢税，兵将罢战”，问题才能解决。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公布宪法，一方面又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更是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任意抄家捕人，弄得暗无天日。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两面三刀，视自定宪法为儿戏的行为，马寅初于1947年3月26日在《文汇报》发表了《人权》一文，指出“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最重要的一章，理应是关于人民之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可割让的，亦是不可侵犯的。查近在北平、青岛和上海所发生的（任意抄家捕人）事情，上层阶级的豪门权贵，竟可违反已经制定的所谓宪法，利用以民脂民膏支持的秘密机关，任意在深夜持武器侵入人民居所，逮捕拘禁无辜人民，俨乎其然地行使封建时代专制君主及贵族们生杀予夺之大权，故所谓宪法保障人权者，欺人也。”他警告反动当局，“要以德服人，不能再以力服人，不能再用轰炸敌人的炸弹来炸农民。”与民更始，才有出路，否则，只能自取灭亡。
1946年5月，马寅初66岁寿辰之际，上海市经济学术文化团体联合会等18个单位，特意为他举行欢庆茶会，并在会上联名向马寅初献纪念旗。锦旗上写着“马首是瞻”四个大字。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马寅初的敬仰深情；同时，也驳斥了一些官僚政客说马寅初是学生“尾巴”的谰言。
1946年9月以后，马寅初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强行奸污事件。事件发生后，马寅初在上海和陈叔通等38位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北平、上海学生的抗暴斗争。他公开发表谈话指出：美军的暴行“是对中国的一大侮辱，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打死人不要紧，调戏女子不要紧，假如这种事情也能忍受，中国做奴隶的资格就养成了，我们决不能忍气吞声”，他呼吁各界 决不能对此袖手旁观。他质问国民党政府：“到底是中国人的政府，还是美国人的政府？假如是中国人的政府，应该迅速提出抗议，严重交涉，否则就应该下台，愧对国人，还有什么面目坐踞高位？”马寅初最后说，“现在一有人仗义执言，就有人说是‘尾巴’。我是大学教授，我愿做学生的‘尾巴’，做人民的‘尾巴’，所以出来说话。倘使为外国人掩饰过失，做外国人的尾巴，那才可耻。”[1]1947年元旦下午，上海学生两万余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示威，马寅初精神抖擞地走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队伍的最前列，和同学们一起高呼口号，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为沈崇同学雪耻报仇。游行中，马寅初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中国女学生，不仅是侮辱沈崇个人的人格，而且是侮辱中国的国格，中国老百姓决不允许将我们的国家当别人的殖民地，受人侮辱。对此暴行，我们的爱国学生、教授，就是要抗议，要求政府当局严惩凶手。
马寅初愿做学生的“尾巴”，是因为他与进步学生的爱国之心，心心相印。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学生代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去南京请愿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的冲击和棒打。为了声援“五二○”惨案，上海学联决定5月23日全市罢课。马寅初知道后，当日即在学校贴出布告声明：“本教授遵照上海学联决定，罢课一天。”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1947年初的一个晚上，马寅初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作反美演讲，他面对抄黑名单的特务毫无惧色，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有人说我做学生的尾巴，我认为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的行动是正义的，爱国的，我做这种人的尾巴是光荣的，而有些人在做美帝国主义的尾巴，那才是可耻的。”[2]
马寅初不畏强暴，不信邪，使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只好于1947年公开宣布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而实际上早已脱离国民党的马寅初，则愈战愈勇。 他不仅自己甘愿做学生的“尾巴”，还积极主动邀请更多的知名人士，支持学生反美的正义斗争。
1948年下半年，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抗击之下，国民党政权呈现土崩瓦解之势，解放战争胜利成为定局。为了防止正在准备逃跑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加害民主人士，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及时安排了马寅初及其他与中共 合作多年的民主人士借道香港，北上解放区。中共地下组织特意给马寅初弄来了一张香港轮船上大菜师傅的身份证。扮成厨师的马寅初，顺利地混过了码头上特务的视线。马寅初到达香港后，即应周恩来请他回国参政的电召，于1949年3月18日抵达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
马寅初··为新中国献计献策
回到文化古都北平，来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土地上，马寅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笑声朗朗。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员之一，他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操劳着。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马寅初等不及沪杭线修复，就冒着生命危险，坐汽车回到了他的家乡。8月，他出任了浙江大学校长。9月，马寅初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年近七旬的马寅初，亲身经历过清政府腐败无能任人宰割的时代；经历过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时代；经历过国民党专横独裁、反动统治的时代。如今，三朝弊政一朝亡，当他登上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亲身感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欢乐和骄傲，激动得热泪盈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屈辱历史的结束。马寅初曾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马寅初欣喜若狂，对中国共产党更加钦佩爱戴。同样，中国共产党对马寅初也十分信任和器重，委任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他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协助下，人民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为建国后的经济恢复、为国家财政经济的好转奠定了基础。
1951年，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北大后，马寅初以“执行中央的政策，贯彻中央的方针”为己任。他提醒同学们：“中国已经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倘若还是固步自封，不肯赶上时代，必然落后，甚至于被淘汰。”他在北大教师中掀起的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支持，后来扩大到全国，为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作为中共信赖的朋友，马寅初积极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做好中共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对中共取得的成绩则欢欣鼓舞。1951年10月，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历数年轻共和国取得的十大成就，高兴地说：我们 在短短两年中，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同时，马寅初又以主人翁的态度和经济学家的专长，向中共进言献策，成为中共难得的挚友。
1956年，毛泽东主席经过调查研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创造性地论述和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期间，马寅初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从不同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1956年至1957年，马寅初先后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等文章。马寅初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必须搞好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的各个方面的综合平衡。他明确提出：在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上，要特别注意农轻重之间、工农业和商业之间、生产和运输之间、进口和出口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经济和财政之间、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每个环节里，还要注意各个方面的平衡关系。只有将这些平衡关系处理好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所要求的主要之点才算抓住了，也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否则，“就是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违背，就要犯错误，欲速则不达。”
马寅初还认为，为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就要注意研究和利用价值规律，他指出：谁都知道，我国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消费品，必须经过购买方式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有购买，必有货币；有货币，必有物价。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是自动地升降来支配生产的增产，而我国的物价，是受人支配的。所以，人定的物价合理不合理，就可以决定购买的成立不成立，生产与分配平衡不平衡；同时，也可以决定商品积压还是脱销。 只有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并认真研究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范围、形式和特点，才能达到利用价值规律来实现供销平衡的目的。
马寅初··新人口论为国为民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到1953年基本解决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大量城镇人口失业问题。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也在大多数地区迎刃而解。失业和饥饿的解决，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然而，也正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医疗事业的发展，人口的发展也相应地加快了。1953年6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全国总人口已由解放前的4.7亿发展到6亿多，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0‰。
人口年增长20‰，这是个不低的速度。但当时的学术界，却囿于苏联学者“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人口的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现象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加上实际上存在的人口问题还被大好形势掩盖着，处于潜在状态，所以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相反，一些人一味地强调人愈多愈好，人愈多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提早实现共产主义；甚至认为，人口高速度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头脑冷静、治学一向注重实际的马寅初，却在这时果断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观点，及时地发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潜在威胁。
1954至1956年，马寅初以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先后三次视察浙江。1954年春，马寅初在家乡嵊县视察期间对浙江省领导人多次讲到：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多少年以后，如果生产跟不上，国家就很难富强起来。1955年，他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提案，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正式提出前，他先将自己的提案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会征求意见。但是，浙江小组除少数人表示赞同外，大多数对之不表示意见，认为“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也有一些代表坚决反对，甚至认为马寅初的主张就是马尔萨斯那一套。看到这些反应，马寅初虽然知道多数人只是“见风使舵”，反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也感到正式提出人口问题“时机不很成熟”，便主动收回了提案。提案未成，马寅初并未灰心。会后，他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于1956年再去上海、浙江视察。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9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儿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同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说到：“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马寅初受到极大鼓舞，于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 见解。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发言得到毛主席赞赏，这使马寅初非常高兴。他认为，认真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他为人口问题到处奔波，多方呼吁宣传。
1957年3月31日，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发言指出：浙江每年人口增长率平均是2.5％～ 3％，有的地方高达5％，如果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推算，10年后人口将达到8亿多，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即使按有人说的2.2％增长率算，一年也要净增1300万人。人口过多与机械化、科学发展都有矛盾。马寅初说：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有计划。他认为控制人口必须由政府来做，而要做这件事的政府，必须有两个条件，即强有力和受人民拥护。马寅初自信地说：“我们的政府是有这两个条件的。”
1957年4月初，马寅初又就人口问题向《文汇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人口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时间过了两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马寅初认为，过去帝国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国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他说，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匹也紧张，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集体的利益。他说：“我国提出的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本质区别，马尔萨斯理论的出发点是反动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利益的，我们是为人民的政府，我们不要战争，更不能想象用战争消灭人，我们从爱人出发，要人民生活得幸福。”
紧接着，马寅初又自己贴出海报：4月27日在北京大学就人口问题发表演讲。这是马寅初解放以后第一次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发表公开演讲。这天下午，能容纳数千人的北京大学大饭厅挤满了人，厅外树荫下也有不少静听者。
马寅初在演讲中说，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当然是要提高生产力水平，但光这样做不够，如果对人口的增加不加以限制，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马寅初的演讲，在北京大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在演讲中的个别提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如他说：“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26亿人，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这个观点没有把社会主义中国同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显然是错误的。会后，马寅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转身一想，知道大错特错了。”他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意见，并在后来形成文字时删去了那句话。以后，他又以当时盛行的“大字报”形式就此作了公开检讨，并请求将其检讨刊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
1957年6月，马寅初将他数次演讲的稿子加工成一篇书面材料，作为一项正式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然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他著名的《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人口问题。首先，他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 1957年，我国人口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他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的七个因素之后说：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30年后同实际人口数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其次，他还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角度，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因为我国人口多，消费大，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 然而，为安排众多人就业，不得不搞些中小型工业，并在农村搞低效率劳动，这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腾不出多少地种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也影响重工业的发展。全国人均不到三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又不可能，“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马寅初通过对以上矛盾的分析，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问题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1957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央 节制生育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委员。陈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节制生育对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这个决定的作出，无疑包含了马寅初的一份功劳。
马寅初··坚持真理维护尊严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公开发表不久，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在运动中，有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点名地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作者说：有一位经济学家，算了一大堆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工业。然后，作者引用列宁关于“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点来说明马寅初这些话的含意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文章武断地说：“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时期中，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发表后，有人就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周恩来及时了解到这个情况，曾明确地对当时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马寅初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人对他的学术观点有意见，当然可以进行讨论、商榷。但是，正在有人想将马寅初划成右派而未能得逞之时，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陈伯达、康生又直接插手了对马寅初的批判。
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全校师生喜气洋洋聚会庆祝，马寅初校长也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可就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在讲话中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并说“马老要作检讨”。同年7月1日，康生在向北京大学师生作报告时，竟睨视着坐在他旁边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开始了。1958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连续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对马寅初的批判文章，《光明日报》于5月份开辟专栏，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批判文章，据估计，当时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不下200人。随着“量”的增加，文章的调门也越来越高，简直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讨伐马寅初的运动了。
面对康生、陈伯达的诬陷，马寅初气愤地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是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面对全国黑压压的一片文字，马寅初更多的是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细心阅读。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高兴地对秘书说“这里补充得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一点”，表示认真接受。对于一些纯属谩骂的文章，他看后对秘书说：“这些文章不好，没有理，没有节，没有多少内容。”对于那些纯属不顾事实的恶意攻击，马寅初则毫不客气地起而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1958年至1959年，马寅初连续在《北京大学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十余篇说理性文章，他说：在人口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给《新建设》杂志写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谁能想到，马寅初这篇申辩文章还未及发表就被康生看到了。1959年12月15日，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北京大学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他门上去。”康生还指示：“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12月24日到1960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又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斗争马寅初高潮。数九寒天，九千多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北大校园。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就开了三次。有人还别出心裁地组织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把年近八十的马寅初折腾得头晕目眩。不久，他就因血压增高而住进了医院。
由于康生定了调子，校内外各种报刊发表的八十多篇批判文章，不仅公开点马寅初的名，还硬说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内社会主义进攻”；说马寅初的“综合平衡论”是“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攻击社会 主义经济，歌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大跃进”等等。 有的文章甚至说：马寅初“解放前至现在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对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上百篇以势压人的文章，马寅初胸怀坦荡，毫不畏惧，仍据理力争。他说：“我研究人口问题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现在有人却说我是想出风头，其实风头我几十年前就出过了。 有人说我是在用人口问题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几十年前救了我，使我多活了几十年，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我是为党为国家着想的，正因为相信党、拥护党，我才这样重视人口问题。”
当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批不倒、压不服时，有人又异想天开，想用“揭老底”、“算旧账”的办法来压服他。马寅初对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做法嗤之以鼻。他说：“有的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在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 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1]
马寅初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但实际上并不孤立。《新人口论》发表不久，他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支持者的来信。直到1959年末，还有不少读者来信表示支持，只是有一些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而已。读者来信不敢署名，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对马寅初的围攻之烈。
在论战激烈的时候，有几位好心的朋友劝马寅初“检讨几句，运动就过去了”。有的甚至当面说：“凭你马老的威望和影响，只要公开认个错，就可以很容易地过关，不然的话，难免影响您的政治地位。”这些好心人中，有他的亲属、杭州大学校长陈立，有他的老友邵力子、张治中，也有周恩来总理。 对于这些朋友真心诚意的劝告，马寅初感激不尽，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况且，“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他明确表示：“只得拒绝 检讨。”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 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宝贵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
马寅初··忍辱负重自强不息
自从康生于1959年12月15日声称马寅初的“校长不能做了”之后，马寅初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960年1月4日，他被迫向教育部正式写报告，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此后，马寅初的名字在学术论坛上就消失了。
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但他并没有改变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决心。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 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马寅初深信，他的理论终究会得到世人的公正评价。在以后的近十年里，他虽然知道自己的文章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认真研究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向各级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
1960年3月至10月，马寅初先后参加了政协北京东城区小组学习会十多次，在会上多次阐述自己对人口问题的主张，表示要至死不渝。他说：我提出人口问题，“是为了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的，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坐过蒋介石的监狱的，坐监狱我已经有些经验了，我不怕孤立，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他还数次在会上就当时刚刚出现的对毛泽东个人迷信问题、反右派扩大化问题、经济建设上违反客观的经济规律问题，以及对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问题，提出了诚恳的忠言和尖锐的批评。但令人遗憾的是，马寅初在会上发表的正确意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了各种责难和批评。1961年后，马寅初连这样的小组会也只好不参加了。
1962年1月，马寅初又回到浙江嵊县老家调查访问，他仍然关心人口问题，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在一次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他强调指出：“我国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口太多，增长太快；一个是科学技术落后。如果这两个大问题不加以解决，经济就上不去，人民生活也改善不了。”他有个侄子生了九个孩子，他当面批评说：“你这样是不负责任的，生了这么多孩子，教 育问题、健康问题如何解决？”回到北京以后，马寅初常以自己这个侄子孩子多，给家庭带来困难，大人孩子身体都不好为例，说明控制人口，确实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
马寅初认为，我国除人口问题外，今后的经济建设，农业问题和财政问题应及时研究，“早为之图”。于是，他在“人口理论”受到冷遇，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后，便深居简出，专心一意潜心于农业经济专论——《农书》的撰写工作。他为此积累了不少资料，并动手写出了不少章节。他把写成的书稿铺在地板上粘起来，成为“长幅巨卷”，然后又反复修改。年复一年，他的“长卷”塞满了书柜。可谁曾料想，对马寅初的不公平批判还未结束，祖国大地又遭受了毁灭科学、毁灭文化的十年浩劫。马寅初珍贵的《农书》手稿在这场浩劫中，也遭到了付之一炬、统统销毁的命运。以后，马寅初再也不能写作了，他立志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再也不能实现了。
马寅初一生恪守早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戒条，不喝酒，不抽烟，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学来的健身方法——洗冷水澡、爬山为唯一嗜好。
几十年来，无论寒暑，一直坚持，在耶鲁大学攻读时坚持，在息烽囚禁时坚持，在歌乐山软禁时也坚持。50年代回到北京，他仍坚持爬景山、爬西山。 直到1959年，年近80高龄的他，还爬上了北京香山之巅的“鬼见愁”。
几十年不间断的健身锻炼，使马寅初获得健壮的体魄，能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精力充沛地去工作。同时，也使马寅初炼就了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崇高品德和顽强精神。马寅初对自己这一收获颇为自豪。50年代末，他在回击无理批评者时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有好处”，“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他甚至这样说，正因为他坚持了长年洗冷水澡的锻炼，才有了宜作科学研究的“冷静头脑”。
马寅初解放前学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解放后，他克服重重困难，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了直接阅读外文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在71岁时开始学俄文。他常利用到北大上下班的时间在车上背诵单词，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基本上能阅读俄文版《联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刊。马寅初在谈到他学俄语时说：“我学俄文，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马寅初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不断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他经常教导学生：“研究问题大部分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只有苦干，此外别无捷径。”
1962年冬，马寅初在去浙江调查时，不幸得了急性肺炎。病愈后，他一条腿瘫痪了。1972年，马寅初又得了直肠癌。直肠癌只有手术切除才能根治。 但是，当时马寅初已91岁高龄，医生们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大的手术，对采取此方法犹豫不决。心急如焚的家属只好就此写信请示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即批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周总理的批示，给了医生们和病人很大鼓舞，手术方案很快定了下来。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5月30日做完第一次手术，一切正常。十多天后，在做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总理办公室又用电话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指示：“手术前要作好充分准备，术中要慎重细致，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医院集中了最好的医生，准备了最好的药物，研究采用了最好的医疗方案，终于使手术获得成功。
直肠癌切除手术后，马寅初两条腿都瘫痪了，只好在家中安心静养。冬去春来，三年过去了，马寅初已逐渐恢复了健康，可周总理却积劳成疾，躺在了这家医院的病榻之上。患病住院的周总理，惦记着马寅初的病情。1975年春节，周总理亲自指派北京医院两名医生专程到马寅初家探视检查。医生向周总理汇报了马寅初的病情和检查结果后，周总理又指示他们再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现在吃什么药。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悲痛欲绝，放声大哭。他坚持要去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考虑到马寅初年老体弱，家属和亲友们强忍悲恸，想劝说他不要亲自去。可万没想到，当他年近半百的儿子刚劝一句，马寅初就恼怒地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马寅初生气地说：“我死了也要去!”那天临去之前，马寅初整整一个上午滴水不咽。下午，当坐着手推车走近周总理遗体时，马寅初眼眶含满泪水，无声抽泣。因向遗体告别的人很多，别的人绕完一周就按顺序走出大厅，马寅初绕完一周后却坚持再绕一周。然后，他又坚持由家属搀扶着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鞠躬礼。
马寅初··冤案昭雪业绩永存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宣告了十年动乱的结束。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在陈云、胡耀邦的关怀下，1979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重新对马寅初作了充分的肯定，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有关论述，作了公正的评价。马寅初对此深为感激，他说：这要有“崇高的气节、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做到，“证明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接着，教育部又重新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马寅初又光荣地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然而，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春天可谓姗姗来迟。当全党、全国人民真正注意人口问题的时候，我国的人口已由1959年的6.7亿增加到1979年的9.7亿了，自然增长率达25.5‰。20年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按人口平均提高不快，人民生活改善不多，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口增长过快，确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马寅初所预料的那样：“给政府带来了很多困难”，“拖了工业化的后腿”。有人这样说，假如我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按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办事，实行控制人口政策，那我们现在的人口就不会突破十亿大关，而是七八亿，甚至更少一些。各个方面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紧张，日子就会好过得多。
1981年6月24日是马寅初百岁寿辰。年初，教育部长蒋南翔等去北京医院探望，向马寅初贺寿。在他诞生百年纪念的日子里，他曾工作过的北京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分别举行了庆贺会。一封封贺信、贺电、寿联、寿幛，从全国各地、从海外飞来。为了庆贺马寅初百岁寿辰，北京大学还出版了《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重庆大学又重新修复了倒塌多年的“寅初亭”。
马寅初在经济学研究、人口研究上作出的卓越贡献，终于得到普遍承认。 1981年2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成立，大会一致推举马寅初为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3月29日，全国性各种经济学术团体的组织——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在杭州成立，推举马寅初等为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1年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议员和人口发展会议，向作为中国代表团名誉顾问的马寅初教授发了热情洋溢的表彰信。
自1979年以后，马寅初因病魔缠身住进了医院。1982年初，病情逐渐恶化。3月初，突然高烧至39℃，经过紧急抢救才退了烧。5月10日下午4时许，马寅初的病情急转直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101岁。
1993年8月19日，马寅初荣获首届中华人口特别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