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诗书之缘
1924年6月20日[1]，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东部大龙山西北麓的白麟畈邓家大屋（今怀宁县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这里也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1743—1805）的故乡，邓稼先是他的六世嫡孙。邓家大屋地处怀宁、桐城的边界，在安庆市北约二三十公里。周遭有大龙山、麟峰、龟山等群峰环卫，村边有清流一道，蜿蜒而东，河上有石桥，其名曰：“凤凰。”邓石如生前曾治二印，一为“家在龙山凤水”，一为“家在四灵山水间”，既述山川风物之秀，兼喻道德文章之灵。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字叔存，北大、清华教授。母亲王淑蠲，桐城人。大姐邓仲先，二姐邓茂先，小弟邓槜先。
邓氏为白麟畈的大姓，最初于元、明之际自江西迁居于此，至邓稼先已是第18代。查邓氏宗谱，高官厚禄者盖寡，然而通经达史，工诗古文之士则代有相传，赓续不绝，尤其书画篆刻，是为专长。其中最有名的，自然要数那位自号“完白山人”的“江南高士”邓石如了。邓石如少时甚贫，然而在祖父与父亲的影响下，很早便“窃窃喜书”，并勤于自学。17岁起踏上专攻书法篆刻艺术的道路，长期一笈横肩，浪迹天涯。每至一处，必“搜求金石，物色豪贤”，勤学苦练，博采众长，终于名动京华，艺惊时贤，成为著名皖派书法篆刻艺术的巨擘，“四体书具为国朝第一”，诗文亦颇有声名。他将自构新居名曰“铁砚山房”。其后代悉居于此。
“铁砚山房”传到第五世，即邓以蛰这一辈时，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首先是“丁旺”，突破了前此一直“独传”的旧例。邓以蛰兄弟姐妹一共十人，男女参半，这在邓家的历史上，可谓是一大喜事。再就是当时已到了清末民初，国门始开，有识有志之士纷纷出外求学，或西赴欧美，或东渡日本，“留洋”之风盛行。早就有着“游学”传统的邓家子弟，此时更是欣逢其会，争相仿效。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美国，攻读西方哲学、美学，通数国语言，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后又曾短期出访过欧洲的意、比、西、德、法等国，著有《西班牙游记》[2] 一书。邓稼先的二伯邓仲纯、五叔邓以从 留学日本，四叔邓季宣则留法。作为邓家的后代，其游踪所至，即便那位自封为“笈游道人”的先祖也要“望洋兴叹”了。
虽然邓稼先在“铁砚山房”降生后不过数月就随家人到了北平，而且此后也一直未曾回去过，可是邓家世代相传的家风、学风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其中，有先天的遗传，亦有后天的熏陶与培养。尤其父亲邓以蛰那独特的教育方式，给少年时代的邓稼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以蛰教授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提倡新文艺，后又长期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书画的美学理论。他学贯中西，知接今古，思想活跃，兴趣广泛，既注重新知，亦弘扬旧学，既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亦嗜好传统的京剧……在教育子女方面，同样注意“兼收并蓄”、“中西合璧”。邓稼先五岁时，父亲开始教他念书，不久，送他进了一家私塾，正式接受“旧学”的教育。以后，又送他上了新式的小学。在新学堂里，邓稼先学的是国文、算术、手工、常识等课，但放学回家后仍要接着背《诗经》、《尔雅》、《左传》、《论语》……父亲还让他读外国的文学名著。然而父亲亦并非一味严厉，功课完成之后他可以尽情去玩，以发展个性。所以少年时代的邓稼先，除了聪颖好学而外，还有些调皮好动。邓稼先夫人许鹿希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儿时的稼先虽然特别淘气，但很聪明。古文背得烂熟，数理化也学得很好。”[1]
《清代学者象传》上有一幅“完白山人扶杖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后邓稼先的一些相貌特征：方头、大脸、浓眉、直鼻……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邓家人忠厚、朴实、外憨内秀的品格特征，也逐渐在邓稼先身上显现出来。完白山人在“与侄书”中写道：“父母不足恃，自己气力不足恃。可恃者，读书明理，存心忠厚而已。”从这段文字里，不仅能够看到旧时正直、善良的布衣学者的鲜明形象，而且可以找到一位新时代纯朴高尚、勤奋、爱国的知识分子的生动影子。邓氏世代相传的“家风”，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打破了邓稼先平静、安宁的少年生活，到这一年的11月日本人便完全侵占了东三省。紧接着，他们又将魔爪伸向华北。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 九”运动，青年学生们冲破反动当局的封锁和镇压，不顾流血牺牲的危险，坚定地走上街头、示威、请 愿，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和汉奸卖国行径。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呼声。这一切对于邓稼先幼小的心灵来说，是另一种方式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救亡图存的启蒙。
邓稼先··坎坷之旅
1935年邓稼先小学毕业，按母亲“就近入学”的意见，考入离家最近的志成中学，第二年又转入一家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崇德中学。
崇德有一个良好的英语环境，英文课全由英国女教师讲授，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邓稼先在这里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英文功底。入崇德以后，他对数学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在别人看来似乎非常枯燥的数学公式，对于他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演算数学题常使他如醉如痴，一张张草稿纸撒得满屋都是。
对此，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特地请了一位数学老师到家里来给邓稼先“开小灶”，期望儿子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
邓稼先在崇德的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与杨振宁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关系。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是安徽合肥人，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授，并长期担任系主任，是中国现代数学的老前辈之一。在清华，邓、杨两家比邻而居，加上同属皖人，故过从甚密。当然，主要还是由于稼先与振宁二人都是聪颖好学之士，志同而道合。加上稼先憨厚，不善言辞，振宁则善辩，爱打抱不平，在性格上正好互补而相得益彰，故尽管振宁比稼先要长两岁，学龄也高两级，两人却很谈得来。他们常常在一起娱乐、神聊，有时竟忘了回家。在学习上，杨振宁对于邓稼先的帮助与启迪也很大。这种密切的学友关系，以后在西南联大，在美国，虽然因世事变故而时断时续，却一直温馨如故。
1937年7月7日仲夏之夜卢沟桥头的枪声，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八年抗战悲壮长剧的序幕。年满13岁的邓稼先，永远记着这国耻的一日：上万名驻京官兵，在上司“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荒唐政策下白白断送了性命，司令官自己却从西直门逃出了北平。日军仅以极小的代价，便占领了北平城。接踵而至的，便是烧、杀、淫、掳、污辱、奴役……生长于礼仪之邦，温柔亲情之乡的邓稼先，一下子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无法不在心中留下终生的烙印。
“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邓以蛰因肺病严重不能南下，故全家滞留北平。此时，崇德由于是英国教会学校，暂时尚得以继续开学。然而，孤处于沦陷区内，时时受到日本人的骚扰和恶劣环境的影响，又如何能使邓稼先静下心来读书、上课？杨振宁已随其父去了昆明，往日的好时光似乎永不再来，有的只是说不尽的仇恨、耻辱与怒火。清华南迁之后，父亲等于变相失业，全部生活只能依靠大姐每个月20多元的工资和一口袋粮食，家境亦变得十分艰难。1939年，英、法正式对德宣战，崇德被迫关门，邓稼先又回到了志成，上高中二年级。他一面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克服恶劣环境的影响，一面常常和一些血气方刚、思想进步的同学在一起秘密聚会，思考社会问题，议论天下大事，并相互激励，相互影响。沦陷区的黑暗现实，使他受到了最初的锻炼。看到孩子们的觉悟与成长，邓稼先的父母既感到欣慰，又为他们的安危感到担心，更为邓稼先在学业上的前途忧心忡忡。终于，一次偶发的事件，促使他们决定送邓稼先离开北平。一天日本人强迫中国的学生举旗上街，“庆祝”所谓“皇军的胜利”，怒不可遏的邓稼先扯碎了“膏药旗”，愤愤掷于脚下，并用力践踏，为此惹下事端。为避日本人迫害，家人决定由大姐仲先领稼先离开北平，南下求学。临行之前，咯血不止的父亲一再叮嘱：“以后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1] 父亲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谆谆教诲，使邓稼先刻骨铭心。
1940年春夏之交，不满16岁的邓稼先跟随年长10岁的大姐取道海路，经上海、香港、越南、海防前往昆明，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流亡生活。从北平到昆明这一路上所见，除了祖国遭受倭寇凌辱，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而外，还有邻国山河破碎，主权丧失的惨状。这些见闻，一方面加深了邓稼先对于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另一方面，也更坚定了他要为祖国的自强、自立而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的决心。在经过几个月的辗转迁徙与多方周折到达昆明以后，姐姐在一家工厂找到工作，不久便遵照父亲的旨意，送稼先去四川江津由四叔邓季宣担任校长的国立第九中学念完高中。四叔早年曾留学法国，硕于学而优于德，并以严师著称。将稼先托付给这样一位长者，父亲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响鼓之上犹要加以重槌! 在江津，稼先学习刻苦，生活克俭，成绩优异。1941年夏，邓稼先从国立九中毕业。秋天，他考入西南联
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尽管由于条件异常艰苦而被人戏称为“难民大学”，但却凭借自己雄厚的师资力量与优良的校风而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培养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1] 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共同信念将联大的师生凝聚成一个坚定顽强、朝气蓬勃的整体。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战时中国，也是整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物理系的水平，在当时国内外都是有名的，系里拥有吴有训、饶毓泰、叶企荪、周培源、王竹溪、赵忠尧、吴大猷、张文裕等十多位著名的教授。在他们的学生中，后来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出了黄昆、邓稼先等20多名中科院学部委员。
联大的名教授多，但无论多么有名，教授们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有时还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联大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大一的新生，无论文科理科，都必须上国文、英文、通史。文科的学生至少要修一门理科课程，理工科的学生则至少要修一门社会科学课程。一门相同的课程，往往同时由好几位教师分别开设，任学生选择。例如邓稼先在大一时所上的普通物理学课程，就是由赵忠尧教授、霍秉权教授、郑华炽教授和许浈阳教授分别开设的。在如此优越的学术环境中，邓稼先如鱼得水。他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听课、看书、做笔记都非常认真仔细。他曾极其认真地整理了王竹溪教授的讲课笔记，细心收藏，视为珍宝。物理系的郑华炽教授，此时已是邓稼先的大姐夫，不仅在生活上时时照顾邓稼先，更常常在学业上启迪、引导着他。
郑教授是著名的光谱学家，早在20年代初留学德国、奥地利期间，便选择了研究拉曼效应的课题，作出了重要成果，成为中国最早研究拉曼效应的学者。
1936年秋在北大工作期间，他又与吴大猷、薛琴芳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障碍，在国际上首先测定了苯分子的两条光谱线的强度比。这一成果受到次年春来华访问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极力赞赏。郑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教人有方，循循善诱，对邓稼先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联大的条件又是十分艰苦的。茅草顶的平房宿舍40个学生住一屋，吃的主食是由渗水发霉的糙米煮成的，其中还杂有大量的谷、稗、泥沙甚至鼠屎的“八宝饭”；菜则是缺油少盐的白水煮青菜。1941年以后，昆明的物价飞涨，货币急遽贬值。为了维持生计，一些教授被迫摆地摊拍卖书籍、
衣物换饭吃。学生们则连“八宝饭”也吃不饱，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学习条件也十分简陋，教室是铁皮顶的，下起雨来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就像这样的教室有时还不够用。图书资料缺乏，实验仪器很少。还要不时地跑警报，躲轰炸……但对于邓稼先和绝大多数联大同学来说，这正是经受磨炼的好机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艰苦、紧张的学生生活：空袭警报一发出，大家就往郊外跑，一跑就是大半天。同学们都带着书、外文字典或卡片，躲在防空壕里也不忘记用功。学校为了弥补白天跑警报的损失，便把上课时间安排在一早一晚，晚上没有电灯，就点蜡烛。不多的实验仪器，为安全起见，珍藏在城郊一二十公里以外，用的时候去取，做完一批实验再去调换……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所学到的知识，更显得宝贵，令人珍惜。
在国统区日趋恶劣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污成风、特务横行的黑暗的政治形势下，自1941年起，西南联大的学生民主运动开始高涨起来。从1942年1月的“倒孔运动”[1]，到1945年底的“一二· 一”运动，反动当局的镇压一次比一次残酷，青年学生的努力与斗志反而一次更比一次旺盛、坚强。这期间，有不少本来不关心政治，甚至自命清高的教授，也先后走到学生的民主阵营中来，师生成为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像政治系的张奚若教授，历史系的吴晗教授，中文系的闻一多教授，等等。尤其是闻一多教授，原本是一位典型的不问政治的学者，被称作“何妨一下楼主人”。可是在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教育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终于成为一名坚定勇敢的民主斗士。最后，英勇地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在这一段时期，邓稼先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血的事实面前，在亲身参加民主运动的实践中，并通过同学中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以前只强调以科学救国而不大过问政治的邓稼先，开始较多地关心政治问题。在与同学们讨论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的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看来关键是政潜[2]。”他与进步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的来往愈来愈频繁，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的活动。他开始认识到全部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看到未来的希望究竟系于何方。当他大学毕业，到北大任教时，又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当1941年邓稼先刚进联大的时候，杨振宁已经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杨跳了一级），而且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名声。1942年夏，他又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学统计力学。杨振宁常骑车去稼先的宿舍找他，二人依旧在一块儿聊天，一块儿背古诗，一块儿玩。只是他们的话题，与在北平崇德时相比，已迥然不同。虽然时光只过去短短的几年，可他们觉得一下子已长大不少。学业的长进，世事的变化，个人的理想，祖国的前途，使得他们时而踌躇满志，欲以天下为己任；时而又不无忧虑，默默良久。1945年夏，杨振宁考取公费留美，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邓稼先亦在此时从联大物理系毕业。两位年轻的学子聚而又分，各自踏上了一段新的、互不相同的人生里程。
从联大毕业之后，邓稼先在昆明的培文中学与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三校的院系随原校复员，并从5月份起分批北上。邓稼先于1946年秋回到了已阔别六年的古都，此时，他已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抗战胜利后的北平，虽照例有一些粉饰太平的所谓新气象，但是虎去狼来，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扩充军备，加紧内战，将人民重新拖入苦海。
然而很快，新的民主运动的导火线又点燃了。1946年11月24日晚，“圣诞”之夜，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名女学生去平安戏院看电影，在东单广场遭到两名美国水兵的强行奸污。消息传出后，北大青年学生立即带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12月30日，北平各大专院校纷纷罢课，一支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冲向北平街头，愤怒的口号声响彻古都上空。自“一二· 九”运动之后沉寂了11年的北平，终于又发出了正义的怒吼。抗暴运动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的中旬，波及全国14个省26个城市。
1947年5月20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七千多人（其中包括北大的许多助教）再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
1948年4月，针对反动当局对爱国民主运动的疯狂迫害，青年学生展开了“反迫害”的英勇斗争。
……
在此期间，邓稼先作为北大讲师助教联合会的一员，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夏，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即将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深造。一些了解邓稼先的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同学对他的这一决定感到有些纳闷和意外。对此，他的回答既简单又坦诚：“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1]
1948年9月，邓稼先赴美深造。受杨武之教授之托，他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同行。他又一次告别父母，离开北平。但这一次的心情与上一次相比，可谓是有天壤之别。他身后的祖国即将获得伟大的新生，自己将踏上一段新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历程。他感到信心百倍，豪情满怀。对于不远的未来，充满了无比美妙的憧憬与理想。
到美国后，邓稼先先将杨振平送到其兄杨振宁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然后来到位于芝加哥以南约100英里的印第安纳州的拉斐特城，进入普渡校园。
在美国的大学排名中，普渡大学虽不算十分显赫，但理工科的水平很高，在我国过去就有过“清华认麻省[2]，交大认普渡”的说法。尤其是她的物理系，约在全美前十名以内。而且，收费较为低廉。邓稼先所学的专业，则是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分支之一——原子核物理，这是本世纪初才创立的物理学重要分支。自上世纪末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偶然发现放射性以来，通过居里夫妇、卢瑟福、玻尔、海森堡等大师的辛勤耕耘，原子核世界已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奇妙无比的图像，它的更多的、无穷的奥秘正有待人们去继续探讨，而核能利用的广阔的、可望改变世界的光辉前景，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到原子核结构的微观世界中去。邓稼先刚到普渡时，是一名自费生，在拿到奖学金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的生活是很拮据的。只能去吃最简单的饭食：几片面包、一点香肠，对于食量很大的他来说，这是很难熬的，更何况每日还要玩命似地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时加倍地勤奋、刻苦。但对于那些只需稍微看看书就可以通过的课程，他并不去花费十分的精力，这得归功于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像德语，过去在联大作为第二外语学过，故在普渡他可以不用去听一堂课而考试照样顺利通过。他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全部用于钻研处于物理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邓稼先以本科的学历直接攻读博士，两年便取得学位，这是很少见的例子。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还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积极参加了进步留学生团体留美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在留美科协的报告会上，他向大家介绍了祖国大陆的近况，并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见闻，生动地讲述了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使这些远离祖国的莘莘学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邓稼先先后当选为留美科协普渡大学分会的干事和总会的干事。
1949年夏天，学期间隙，邓稼先到芝加哥大学探访杨振宁、杨振平。三人同住一间屋，自己动手做饭，一道划船、游泳、玩弹球……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忘情地重温童年之梦。当然，谈得更多的，还是他们的学业和事业。
此时的杨振宁，已经博士毕业并执教于芝大，而且很快便要去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然而，对于邓稼先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更能牵动他的心。
1950年6月下旬，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城北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主要议题自然是围绕着新生的祖国。邓稼先与另外一百多位各分会的代表一起，尽情抒发对新中国的憧憬、向往。他们畅谈自己的宏愿、抱负。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可大家纷纷向祖国母亲敞开了火热的胸怀。从邓肯湖畔回到普渡校园，邓稼先即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便写成了题为《氚核的光致蜕变》的学位论文。8月15日，论文答辩顺利通过。20日，他头戴方帽，身着长袍，领取了博士学位证书。
8月29日，即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他便冲破层层阻挠，并谢绝了导师好意的挽留，和另外一百九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及学者一道，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辗转回国。他不仅带回了最新的科学知识，而且向祖国和人民献上了一颗纯洁的透明的赤子之心。
邓稼先··秘密航程
1950年10月，26岁的邓稼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任助理研究员。
1942年12月2日，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原子时代”。紧接着，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人在1949年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952年，美国又制成第一颗氢弹……然而在50年代初，中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却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邓稼先和一批刚出校门的青年人跟随于钱三强、何泽慧、王淦昌、彭桓武等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原子科学家之后，进行着开拓性的工作。1951年第二期《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了邓稼先的文章：《关于氢二核的光致蜕变》。他又分别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1956年至1958年的《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 衰变的角关系》、《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1952年，邓稼先晋升为副研究员，并担任了原子核理论研究组的组长。1954年他担任了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钱三强学术秘书和吴有训副院长的工作。继英文、德文之后，他又自学了俄文。
研究工作进展顺利，不断有新成果发表。1956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前辈科学家亲昵地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迅速地成、成熟起来。
1953年，已届而立之年的邓稼先结婚。妻子许鹿希是北大许德珩教授的长女，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专攻神经解剖学。许、邓两家是世交，邓稼先在北大当助教时，与许鹿希曾有着师生之谊[1]。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随后，生有一女一男。一生都爱玩好动，童心未泯的邓稼先，生活当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这时，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提到了邓稼先面前，这就是核武器生产。当然，在国家高层领导人策划这一重大决策时，邓稼先是不知道的。
由于不甘心于在朝鲜战场上遭到的惨败，1953年1月，美国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当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艾森豪威尔曾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用核武器结束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1954年，美、英、法等国在华盛顿开会，计划对支持越南解放斗争的新中国作出“核反应”……面对战争狂人频繁的核威胁、恫吓，经历过急风暴雨的中国人民，镇定自若，坚强不屈。当然，也不是“熟视无睹”。原子武器的强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它的强大的威慑力量，早已受到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到会，就我国当时的核科学研究状况，铀矿资源以及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专门汇报。
就在这次会议上，原子能事业被排上了新中国建设的时间表。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
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正如一位著名外国科学家[1] 所说：“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有原子弹。”道理就是这么简单。1958年8月的一天，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教授找到邓稼先，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
虽然钱副部长用的是隐语，但是敏感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原子弹、氢弹、核武器……他不禁激动万分，五内沸然：党把这么重大、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了对他的无限信任，是他的无上光荣。除了拼尽全力，鞠躬尽瘁而为之，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同时，对于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当晚，他通宵未眠。虽然因为有保密的规定而不能直说，可他还是按捺不住向妻子婉转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2] 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这一天起，他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公开出版物上，直到漫长的28年之后。
此时，他刚刚年满34岁。
“得令”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调兵遣将”。邓稼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北京和全国各大名牌大学中挑选了二三十名优秀毕业生，组成了一个年轻而精力旺盛的战斗集体。在京城北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他们迫不及待地跟建筑工人一起投入了兴建核武器研究所的基建劳动，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编织摇篮。最初的计划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走仿制的道路。白天，邓稼先光着膀子在工地上同大家一道苦干实干，为迎接苏联人即将援助我们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修建模型厅，并铺设马路，盖办公室；晚上，为了更好地理解、掌握苏联专家将要传授的复杂的理论和浩繁的资料，他还要抓紧时间看书、学习直至深夜。
模型厅、办公室很快建成了，路也修好了，最早的苏联专家也来了，然而他们却百般挑剔，说墙的高度不合保密条件，窗子要加铁栏杆，路也修得不好，等等。于是大家按他们的要求进行重新修缮，甚至推倒重来。为此大
家加班加点，日夜苦干，直到使他们满意为止。可是，专家们却迟迟不肯进入正题。向他们请教研制原子弹方面的问题，他们总是吞吞吐吐，或者答非所问，甚至有时还会无端发怒。邓稼先和伙伴们翘首以待，望眼欲穿，等到的却是中苏关系急剧地恶化。终于，到1959年6月，苏联政府竟背信弃义，撕毁了全部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据说将有一车皮之多的俄文资料永远也不会来了。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找到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告诉他：“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理论设计得靠自己干了。”其实，这一点，邓稼先多多少少已经预料到了。
中央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原子弹研制，就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要从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之日起，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爽朗地鼓励大家：“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这一变故自然也给邓稼先的肩头平添了数倍的重量：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被不折不扣地推上了“中国的奥本海默”[1]
的位置，他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与开拓。
邓稼先手下的那些“兵”，虽都是从各大学刚刚毕业的“尖子”，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学核物理的，要帮他们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起，如原子核、质子、中子……书肯定是要读的，但关键是应如何去读。早先有个苏联专家曾开列了几十本书，说是把它们全部读完之后，才能提造原子弹的事。
邓稼先知道，果真按此办理的话，几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来。他凭着自己的学识与悟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果断地确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去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奥秘。后来的实践证明，把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它避免了大量盲目的探索，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与精力，它是以后研究制造工作进展顺利的极为重要的保证。可以说它是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
有了正确的主攻方向并不等于马上就能取得成果，摆在理论部同志们面前的仍有数不清的困难。邓稼先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 开始时，他们读的主要是柯朗的《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戴维森的《中子运输理论》、泽而陀维奇的《爆震原理》以及格拉斯顿的《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纲要》这四本书。这些书并非是人手一册，像《超音束流和冲击波》一书，他们手里只有一本由
钱三强教授带回来的俄文版本，找遍北京的图书馆里没有第二本。他们的办法是大家围着长桌集体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读一章，译一章。连夜译，连夜便刻写、油印出来。此时的邓稼先，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有时还是学生。为了弄懂一个问题，他常常彻夜不眠，早上用冷水冲冲头，便匆匆开始讲解。有时备课到凌晨，他便头枕两本书，在办公桌上凑合眯一会眼，随即又开始紧张的一天。在那些日子里，邓稼先满脑子都是书里的东西。有一次他骑车回家，摔进了路边的水沟，爬起来后迷迷瞪瞪地又折回了办公室，他手下的那些姑娘、小伙子们见他如此狼狈，赶紧跨上自行车，簇拥着“护送”他回去。常常是，他到家已过了半夜，宿舍大门早已关上，“护送”的小伙子们便托起他翻过铁丝网，再把自行车举起来，递进去。
正当邓稼先带领着他年轻的“兵”进行艰苦卓绝的攻关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持续的、超负荷的脑力劳动本来就十分消耗体能，再加上粮油紧张，肚子便常常要闹“饥荒”。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紧张忘我地工作着。早上8点以前他们便来到办公室，晚上10点以后还不肯离开，有时，领导来“赶”也“赶”不走。
1960年春，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也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参数，任何国家都对它保密。以前曾请教过一位苏联专家，他随口说了一个数值，为了加以验证，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九次计算，费时近一年。然而九次运算的结果，都与苏联专家所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究竟孰是孰非？一时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为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中央决定调第一流的科学家前来支援，全国都向原子弹研制工作开绿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彭桓武先生、郭永怀先生前来助阵，邓稼先感到非常振奋。他崇敬地称他们三人为“三尊大菩萨”。同时，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及熟练工人迅速地补充到研制队伍中来，他们不仅业务好，思想也好，政治上可靠。
邓稼先曾夸他们是“个顶个地棒!”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经过进一步的验证，表明邓稼先他们九次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而苏联专家所说的数据则是错的。
1961年夏，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他们的工作量达到了极限，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夜战；一周六天干不完，连星期天也搭上。每一周都要开讨论会，不论是著名科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一个个假想、猜测在争论中形成，他们造出了一系列在文献上找不到的公式，列出了许多异常复杂的方程组。而要解这些问题，同样远非易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他们所计算的对象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尽管国家已把当时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可他们手里同时还使用着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邓稼先和大家一起，不分昼夜地捕捉着原子弹的踪迹。困了，趴在床上打个盹，接着再算。有一次他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1米80的大个头，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在地上，可他竟没有醒，反而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青年人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之后，他自己却站着睡着了。
他全面掌握着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组的研究工作，又亲自领导其中的第三组，主持“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方程”的研究。当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国外从不发表有关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而国内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去模拟出一个像原子弹爆炸那个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
邓稼先领导四个年轻人，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推算。他指导科研人员先从已发表的其他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中，推出了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继而创造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外推法，由此求出了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状态的方程连接，得到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要求。
接着，中子运输、流体力学问题，一个个谜团相继被解开，开启原子弹奥秘之锁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39岁的邓稼先在上面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120米高的铁塔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巍然矗立，从70公里以外的开屏机场用肉眼便清晰可见。下午3时整，随着启爆零时的到来，一道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直冲云天，好像升起了半个太阳。数秒钟后，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惊雷震响长空，气浪奔涌，排山倒海，令人心魄悸动……
成功了! 邓稼先与战友们像一股潮水似的涌出地下室，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欢呼声。大家激动、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舞，有的人甚至在地下打滚。邓稼先头戴护目镜，眼望那朵倚天接地，壮观无比的蘑菇云，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整个世界被震撼了!
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邓稼先的母亲在北京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才知道儿子的秘密使命。
20年后，在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的盛大庆功会上，邓稼先乘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作为“江南高士”邓石如的后代，邓稼先的这首诗大概不能算是什么“佳作”。然而，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亲眼目睹我们自己的“红云”冲天而起，震惊寰宇，这种壮观的场景，这种磅礴的情怀，则肯定是当年的那位天涯孤客所再也体验不到的。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并上交中央专委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邓稼先所领导的理论部，集中全部精力，投入氢弹的研制工作。
氢弹，又称热核弹，它爆炸时所需的高温（高达1000万度）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氢弹的威力则远远超过原子弹。1945年美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 炸药，而1952年它试爆的第一颗氢弹的威力，则相当于1000万吨TNT。一颗氢弹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和原子弹攻关的情形一样，研制人员进行民主讨论，群策群力。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热烈的研讨，大家提出了好几种方案，邓稼先从中归纳出三个方案，由三位副主任带领，兵分三路进行计算。
1965年夏，于敏副主任带领一个小组奔赴位于上海郊区嘉定的中科院华东计算所，利用那儿的一台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有了苗头。于敏立即拨通了长途电话，用隐语将这一喜讯告诉了邓稼先。邓稼先第二天就带人由青海经北京飞往上海。他们和于敏小组又经过一个月通宵达旦的计算、分析、讨论……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方案。
1965年冬，氢弹的理论设计进入最后阶段。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他经常亲自进计算机房，晚上，或者在机房的地板上和衣而卧，稍事休息，或干脆彻夜不眠，跟几位副主任一起突击、苦战。
终于，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氢弹方案形成了。这就是后来外国人所称的“邓—于方案”。
1965年底，中央批准了氢弹研制方案。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然而就在此刻，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有成就的神经解剖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党的基层干部[1]，被造反派戴上“黑线人物”的帽子，人被揪斗，家被抄，两个孩子没人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里，成立了好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整得设计院“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些领导和老专家受到批判、打击，甚至一些有关核武器研制的重要机密也成为墙头“大字报”的内容。
此刻，邓稼先的心中只有氢弹。他实在没有精力顾及家中的变故。然而面对研究院中几派群众日益分裂，研制工作受到冲击的状况，他感到焦急万分。现在可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呀! 而且据说法国人也在加紧研制氢弹。邓稼先怀着一片赤诚之心，到群众中去进行反复说服、劝解，并召开了动员大会。
终于，在“抢在法国人之前造出氢弹”的口号感召下，邓稼先把陷于派性斗争的研制人员又统一到一起。有的人上午还是唇枪舌剑的一对冤家，下午便同操一部计算机算开了。有些老工人、专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黑帮”等等，并被关了起来，邓稼先想方设法把他们“营救”出来，让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就这样，研制人员暂时放弃了派别之间的矛盾与成见，平心静气、紧张协调地讨论、研究、计算，为氢弹研制作最后的冲刺。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世界又一次被震撼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惊呼：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
《每日快报》则称：“这使美国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苏联人用了四年，英国人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人用了八年零六个月[2]；而当时经济技术条件还
十分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赤子之愿
氢弹爆炸成功之后，“文革”的风暴已席卷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邓稼先的妻子被批斗、折磨，变得瘦弱不堪，奄奄一息。女儿还不满15岁，就下放内蒙古的马梁素海边，当了一名军垦战士。二姐夫被诬陷为特务，造反派勒令二姐连夜给他们写材料。北平艺专毕业的二姐，擅长美术但不谙政治，面对飞来的横祸，她多日不能成眠，精神恍惚，因晚上忘了开窗，不幸发生了煤气中毒，含冤而逝。邓稼先沉浸在悲哀和忧愤之中。
然而，更使他感到困惑、愤懑和痛心的，是核武器研制事业所遭受的劫难。曾经是国家最机密部门之一的核武器研究院，一时竟成了所谓的“小香港”、“小台湾”，许多留学苏联的科学家被打成“苏修特务”，留美的成了“美国特务”，没有出过国的则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一些曾为“两弹研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技人员，被迫害致残、致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核武器研制队伍，被自己内部的折腾弄得七零八落，元气大伤。西北某基地三次冷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结束的所谓事故，又被林彪集团的某些人抓住大做文章。
他们不问青红皂白，认定是理论部的“反革命”与“反动学术权威”在作祟。
邓稼先等几十位理论部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被调到西北高原上的基地，为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所批判、围攻。林彪集团的那些人还粗暴干涉科学工作，对核武器理论设计方案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邓稼先毫不退让。他深知，自己作为理论部主任，只要在技术方面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就有可能使无辜的同事受到牵连。他一方面坚决顶住，另一方面则主动接近工人群众，进行必要的解释。他还经常跟于敏等商量对策，决定采取稍微灵活一些的策略，对于无关大局的变动，可以满足他们。但关键之处，说什么也不能改!
1971年夏，正当邓稼先身陷危难之际，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第一次回国探亲。下飞机后，他开列了朋友名单，要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名单上报中央，邓稼先立即被周恩来总理点名从西北召回北京。9月13日，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研究院的厄运亦告结束了。
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曾撰文深情地回忆当年他俩久别重逢时的情景：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二十二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Los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Fermi）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1]。
1972年，邓稼先担任了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即九院的副院长。这之前，除理论部主任外，他还曾担任过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1979年，邓稼先又担任了九院的院长。地位变了，责任重了，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己严格待人宽，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开启有放射性剂量的密封罐时，他在；产品总装插雷管是最危险的时刻，他也在。
他那高大的身躯和憨厚的笑容，成了现场工作人员有效的镇静剂。
“干我们这一行，责任太重大了!”这是邓稼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次试验的成败，关系到几千万元的投资，几万人的工作，任重如山。平时每分钟心跳七八十下的他，一到试验场就高达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血压也直往上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提到嗓子眼上。”每次试验前，他都吃不好，睡不好，惦记着那比蛛网还要复杂万倍的控制、测试和监视系统的电
缆以及仪器设备的成千上万个环节，唯恐哪一个环节会出什么问题。他时时刻刻牢记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所制定的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深知，任何一个问题或不起眼的隐患，都有可能酿成弥天大祸。
氢弹试爆成功之后，邓稼先继而带领科技人员致力于研制新的、实战性能更好的氢弹。在这一时期，邓稼先又在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多关键的技术与设计都是在他的亲自参与下提出并取得成果的。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因而受到核辐射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一次，采用一种新型材料。第一次加工试验时，邓稼先和少数几位同志在帐篷里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不料这种新材料的性能十分好，超出了预期的效果。这样一来，原来的防护措施就不够用了，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允许剂量数百倍的辐射!
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参加和组织指挥的有15次。人们都称他为“福将”，因为凡他主持的重大决策，均无一次失误。然而，为能有这样的成绩，邓稼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冒过多少次风险，又受到过多少次超剂量的核辐射，谁能数得清？
只要到了试验现场，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否需要他亲自出马，无论是不是他的责任，他都感到义不容辞。他已超然物外，常常忘了自己是一个大科学家，是举足轻重的研究院院长。他只想着要弄清疑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尽量避免可怕的祸患。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了一个偶然事故。为了查明出事地点与事故原因，先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前去搜寻，但始终没有找到。考虑到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在场的同志们都反对他去，基地的司令员也出来来阻挡，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1] 但是邓稼先没有听从战友们好心的劝阻，他决定立即上车。车开到事故地区的边缘，邓稼先要汽车停下来，他自己下车独自前往危险区查寻。他对坚持要与自己同行的一位副部长和司机大声喊道：“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2] 事故终于查清了，事先推测的，出现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可邓稼先自己却遭受到难以数计的放射性钚辐射的
伤害。几天以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这次事故造成邓稼先健康状况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此强烈的核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所无法补救的。对此，邓稼先自己当时很可能也意识到了[1]，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因而，从那以后，他更加拼命、忘我地工作，更加珍惜宝贵的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邓稼先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也因此而耽误了对自己的病体的治疗。
进入80年代时，邓稼先还不到60岁，以他原来的体质而论，仍是年富力强的年龄。然而，事实上他却迅速地衰老了。工作之余，和同事们一起爬山，会突然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两个人架着他也挪不动步，只好半路折回。
开会时，狂跳的心脏竟会高达每分钟120多下。他变得怕冷了，穿得和别人一样厚，可有时竟会冷得缩起脖颈。
1982年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开始之前，当核装置下到数百米深的地下竖井中后，一个信号突然测不到了。邓稼先沉着冷静，组织大家商讨解决的办法。
从深夜一直讨论到清晨，最后作出了就地解决的决定。邓稼先不顾别人的劝阻，坚持和研制人员顶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来到戈壁滩上风沙呼啸、寒风刺骨的井口，和大家共同奋战。故障排除，试验成功了。邓稼先却因劳累过度而晕倒了，血压降到了零，脉搏也摸不到了……抢救了整整一夜，他才清醒过来。
1984年底，邓稼先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后的一次核试验。
试验之前，他经常莫名其妙地拉肚子，并且带血。有时，他虚脱得连路也走不了，要别人架着他才能前行。他先以为是痔疮一类的毛病，没有引起注意。
然而，谁都不曾料到，可怕的癌细胞此时已悄悄进入了他的肌体。
1985年7月，邓稼先从基地来北京开会，不知怎么发现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会议的间隙来到301医院看病。
原本他想拿点润肠通便的药物就走，不料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惊诧地问道：“为什么现在才来？”[2] 邓稼先被强行留下住院作进一步检查。8月6日，检查
结果表明：他患了直肠癌！
8月10日，邓稼先做第一次手术。天刚破晓，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就来到手术室外守候，核工业部部长及许鹿希教授也来了。手术之后的结论是：“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1]
消息传开，人们都惊呆了。上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核工业部，下至核武器研制的各个部门、单位，邓稼先的老同事、老同学、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生命与健康而感到深深的担忧与牵挂。中央军委首长命令301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挽救邓稼先的生命。张爱萍将军亲自参加制定治疗方案，并在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探望、慰问……面对无情的绝症，邓稼先却显得十分坦然与冷静。他一再叮嘱组织上不要再为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与浪费，并一次也没有吃为他专门安排的伙食。他只有一个念头：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和人民再做一次最后的贡献。把没做完的事，尽可能做完。
手术后第四天，他就忍着伤痛，用颤抖的手给研究院写信，让人送来书、材料，还让人借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杂志，一有空就靠在床头翻阅。
当他慢慢地能下地行动以后，便请司机悄悄地把他送到王府井外文书店，自己去找书。
经过一段治疗，由于白血球数目太低，血像太差，治疗必须中断一段时间，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回家以后的邓稼先，深知属于自己的时间已非常有限，便更加努力工作。他几次找于敏等长谈，从世界局势，谈到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方向。几次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把一些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想法写成书面报告，向中央作出建议。
邓稼先还开始写一本理论物理学的专著。以前，为了培养年轻人，他曾编写过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理论等许多讲义。这次他找了一位合作者，想把这本关于群论、量子场论的专著写成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
他还惦记着研究院的工作，1986年春节前夕，他特地约一位从基地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来谈工作。
邓稼先从容地向生活告别，许多老同事的家，他一一登门拜访。以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无限留恋地前去重游……
由于病情恶化，邓稼先再度住进了医院。1986年3月29日和5月16日，他先后动了笫二次、第三次手术。
第二次住院之后，邓稼先预感到来日已经不多了。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1] 他拖着手术后极其不便的病体，忍着难以想象的剧痛，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查阅资料，和于敏等反复推敲报告的内容、提法与措词。经过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份极其重要的建议，把它交给了中共中央。而他自己的那本专著，却只写了两章不到，约七八万字。
1986年6月15日，国务院代总理万里去医院看望邓稼先，并告诉他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两天后，授奖仪式在医院的病房里举行，邓稼先服用了加倍的止疼药。在接受了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授予他的奖章和证书之后，邓稼先艰难地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发言：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事，只能作个代表而已。”[2]
李鹏副总理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谢你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作出的贡献。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计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作出的贡献。”[3]
邓稼先住院期间，他的老友，正在中国讲学的杨振宁教授两次到医院探望他。杨教授还从美国买到40瓶刚研制成功尚未面世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速送北京。可是当药送到已为时过晚……
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没能够挽救邓稼先宝贵的生命，在癌细胞和放射性的双重夹攻下，他全身各处大出血，终致不起。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在妻子、儿女的守护中长眠，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最后的遗言是：“死而无憾。”[4]
噩耗传出，张爱萍将军赋词痛志哀思：“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
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1] 并亲笔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著名题词。
邓稼先的战友们噙泪哀歌：“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试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2]
杨振宁教授在给许鹿希的唁电、信函中写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3]
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在悼词中说：“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4]
邓稼先，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荣获一项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评为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全国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