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青少年时代
成仿吾，名昌惁，又名灏，曾用名石厚生、夏乘。1897年8月24日（夏历七月十六日）生于湖南新化县知方乡澧溪村。仿吾这个名字是祖父取的，意思要孙子像他一样。
成仿吾的祖父成明郁，同治九年的举人，光绪三年的进士，曾任武强、行唐等地知县，光绪十七年授奉政大夫，1891年（光绪十九年）辞官还乡，从事教育事业。成明郁藏书甚丰，又善诗文，从小就培育了成仿吾对文学的爱好和古文上的造诣。成仿吾的父亲成达陶，号器之，是当地的知名秀才，平生只爱读书，体弱多病，1900年38岁时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家务由母戴氏主持。
成仿吾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成仿吾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大哥成劭吾。 成劭吾早年入长沙步兵学校，因反对满清政府被开除。1905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入大阪大学读机械造船专业。不久，他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成仿吾4岁时开始在家读书，幼年时学习努力，黎明即起，在高脚油灯下朗读古文，早饭后写字、作文。8岁进私塾学习，10岁他到离家80多里路的西门书屋上学。这是一所官办学校，全校有七八十个学生，年龄最大的20多岁，成仿吾最小，学习成绩却在众人之上。
这一年（1905年），留日学生陈天华（湖南新化人，与成仿吾家邻村）为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诋毁，在东京南面的大森湾投海自尽。之后，陈天华的遗体由成劭吾等人护送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下。陈天华这一壮烈的爱国行动，给少年成仿吾以深刻的影响，在他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反抗列强的种子。成仿吾说陈天华是对他的一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
成仿吾12岁时，执意一人到县城去读官办小学，后因病辍学。次年，长兄劭吾回国，见幼弟仿吾辍学在家，就带着他前往日本。到日本后，成仿吾入名古屋第五中学一年级，和大哥住在一起，以一人的公费，供两人留学之用。成仿吾年纪虽小，但很知道用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初步掌握了日语。 这时，大哥和几个朋友正翻译一部英文字典，他也参加了誊写和校对工作， 很快又打下了英语基础。郭沫若曾回忆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自有过那样一番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的三年时间没有用过（英文）字典。”[1]
在异国求学，常常受到歧视。有一次，一个日本学生侮辱他，说支那有什么好的？男人一条小辫子，女人一双小脚! 成仿吾攥起拳头，对这个日本同学说：“再说，我就不客气了!”[2]
1911年，大哥成劭吾为准备辛亥起义，决定提前回国。成仿吾要同大哥一起回国。大哥坚决要他留在日本，继续求学，否则一同跳海自尽。后来经过好友相劝，成仿吾才留在日本，由名古屋五中只身来到东京，先入东京补习学校，两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学校预科，1914年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习。
成仿吾在中学已经掌握了日语和英语，入高等学校后又学习德语，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尤其喜欢读英国、德国的文学作品。
1915年7月，郭沫若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结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部（医科）。成仿吾、郭沫若和另外两个中国同学同住一个套房里。他们常在一起谈论诗歌，作对句。有一次，四人约定作七言对句。成仿吾说：“两千米达三千步”（指饭后散步的距离），沫若立即说：“一套房间四个人”。 后来，郭沫若回忆这一时期对成仿吾的印象时写道：“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猎。我们在冈山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不少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3]
1916年暑假，成仿吾在房山洗海水澡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张资平。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人向张资平介绍过成仿吾，说他“不单语学有天才，连数理化也非常之好”。张资平回忆道：“说天才或许过分些，但成灏的语学确实比我们来得进步。也是最努力读书的青年。”“他的最初印象，在我，比郭、郁两人更好。因为他的谈吐和态度都无不是自然而真挚的[4]。次年暑假，成仿吾抱着“富国强兵”的爱国热情，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钻研炼钢、枪炮、弹道学、鱼雷、水雷等课程。张资平写道：
成灏进的是造兵科。欲在造兵科取得学位，方法有两途。一是设计，二是论文。成灏自寻烦恼，以《飞机与风力》命题，欲写成一篇惊人的论文出来。故他每天在工科大学的地窖里吃着冷便当，实验风力。在他的实验台上，摆着三四架大大小小的风扇。我在星期一二下午，没有功课（不是无功课、因为定量分析是随意科，可以随意）。 读法科的郁文更为空闲。所以我和郁文常到地窖室中去看成灏[1]。
1918年5月，留日中国学生界为反对段祺瑞和日本寺内签订的《中国军事协定》，掀起罢课高潮，接着又通过了全体回国请愿的决定。面对严酷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成仿吾不得不放下书本，参加了反日宣传团回到上海，到徐家汇的李公祠开会，到公共体育场请愿。然而，罢课、宣传、请愿都无济于事，最后连那个带留日学生来上海的姓阮的头头，自己也当官去了，把学生丢在一边。这时的成仿吾深深感到一种幻影消灭的悲哀，他说：
我回到东京入了大学后，虽也没有什么可哀的事情来扰我，然自那年初次回国，便深深感到了幻影消灭的悲哀，我出国时年小，不曾知道中国的事情，自那年回来，我才猛然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国家的国民了。素来瞧不起日本人的我，自从那次回国一游以来，不禁羞愧与愤恨齐生，终于暂时使我在悲哀的荒原徬徨了。[2]
在上海停留期间，成仿吾于9、10月间遇同乡陈老先生。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因去日本福冈就医，便拉着本不想回日本的成仿吾一同东渡。在福冈成仿吾和陈先生在郭沫若家住了两个星期左右，生活仍很无聊，经郭沫若等人的劝说，决心再回东京继续求学。在福冈期间，郭沫若曾把月前同张资平拟议出版纯文艺杂志一事和成仿吾谈了。成仿吾也很赞成，但觉得要出版一种刊物人手太不够，主张慢慢邀集同志。1919年，张资平考入东京理科大学，经他介绍，成仿吾和在头一年考入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的郁达夫相识了。之后，他们三人便常常谈及办同人杂志的计划，也常相约，把自己所写好的文章都拿出来公评。汇集得相当的量时，即设法刊行同人杂志。这时期成仿吾和郭沫若之间也经常通信，交流诗作。郭沫若说过：“当我1919年与1920年之交，正猛烈地为作诗欲所袭迫的时候，我的诗是用复写纸誊录出来，一份寄给宗 白华，一份便寄给仿吾。”[1]
成仿吾··创造社时期
成仿吾回到东京，依然是很苦闷的。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到东京，成仿吾为之振奋，决心要投身到这场时代的大风暴中去。他写信给郭沫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2]
在酝酿出版文艺刊物的同时，成仿吾的文学创作也空前活跃起来。1920年年初，他写成了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小说中漂泊异国流浪人的形象，实际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接着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首次发表新诗《青年》和《Sturm und Drang》（狂飙突进）。这两首诗全然是成仿吾在五四运动的震撼下，发自心灵的呐喊：
Sturm und Drang[3]
（狂飙突进）
（一）
数千年沉滞了黄河
猛地里波涛澎湃!
（二）
澎湃着的波涛，自觉了的心灵!
向着那天空怒鸣!
（三）怒鸣! 怒鸣! 满腔的热诚!
怒鸣! 怒鸣! 全副的精神!
（四）
力的Strain[1]，力的Rhythm[2]
血的潮流，血的Poem[3]!
全血力的生命
全生命的表现
努力，破坏，创造!
感激，愉悦，灏灏!
（五）
啊啊! 请看我新青年的元气呀!
从1919年秋到1920年暑假，成仿吾陆续写了一组抒情诗，如《海上吟》、《房州寄沫若》、《静夜》、《秋暮》、《哦，我的灵魂!》、《冬的别辞》、《春树》等。这些诗是这一时期成仿吾矛盾感情的写照，抒情的基调既有激烈的呼唤又有低回的吟唱：
我一见你新鲜的枝叶，
我如梦初醒，
我全身的热血，
忽忽地奔腾。
啊，生命的火，
你到底还是燃着了!
（《春树》）
清流一般美的，
甘露一般甜的，
梦一般的光阴，
飞一般的，啊，又完全消失了!
（《归东京时车上》）
[1]这组诗后来由郭沫若集成，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关于成仿吾早期的诗，郭沫若说：“仿吾初期的诗和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 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但和我们一样是在烦闷。”[1] 为了酝酿出版文艺杂志，成仿吾在东京和郁达夫、张资平经常见面，有一次田寿昌（田汉）也参加了。讨论的结果，是田寿昌负责在国内找一个出版的地方，还要约一些国内的朋友参加。 田寿昌给国内写信，但几家书局都不肯承印，于是出版问题就成了筹备文艺杂志的关键问题了。
成仿吾把他们在东京商谈的情况，写信告诉郭沫若。郭沫若打算转学到京都，进文科大学，成仿吾表示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2]
1921年2月，成仿吾的同乡李凤亭在东京的一家私立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其时，上海的泰东书局正改组编辑部，拟分成法学、文学和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科主任，他推荐成仿吾为文学科主任，并写信催促成到上海就职。成仿吾为了投身新文化运动，也为了在上海找到一个出版机构，决心放弃毕业考试。他立即通知郭沫若，3月31日由神户乘船启程，4月1日抵门司，希望在门司同郭沫若会合，同船回国。
当时处于“烦闷而动摇”中的郭沫若得到消息后，便欣然同意回国。在门司，两位朋友久别重逢，眼前又是海水、白鸥和晴和的天空，使他们“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3]
4月3日，船进了黄浦江口，他们靠在船桅上，呈现着一种恍惚的状态，甚至“很想跳进那爱人的怀里——黄浦江的江心里去”[4]。到上海以后，他们马上去泰东书局编辑所。严酷的事实又一次打破了他们的美梦。原来改组编辑部只是一句空话。李凤亭已去安庆政法学校任教，文学科已经有一个班子。 这样，成仿吾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
在上海，成仿吾住了两个多星期，既没有拿到聘书，也没有谈及月薪的事。泰东书局经理见郭沫若的“商品价值还不坏”，执意留他；成仿吾考虑到 泰东安置两人有困难，郭沫若又有家眷，便决定把泰东的位置留给郭沫若，出版刊物事也由郭沫若办理，自己回湖南谋职。
1921年5月，成仿吾到了长沙，先在楚怡工业学校教书，后又兼任长沙兵工厂技工（总工程师）。
1921年9月初，郁达夫应郭沫若的约请，回到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9月29日至30日，郁达夫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宣布该刊将于1922年1月1日出版。
《创造》即将出版，成仿吾感到十分欣慰，他在长沙密切地关注着这个灌注了自己心血的“新生婴儿”的成长，并表示想做一点关于创造社各丛书的评论。
长沙的环境使他感到失望和痛苦，周围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他在《长沙寄沫若》一诗中写道：
沫若! 不久我就离了上海，
冲破那黄绢一般的长江，
归到了屈贾行吟之地。
岳麓山的春色方阑，
水陆洲正新添云气。
可是长沙是一些死人的都市，
我天天好像在死尸堆里行走。
我比在外国还觉得寂寞，
一望都是污浊，
他们在作一切的恶。
我本想便离长沙，
或竟往深山里住，
只是如今还未曾去。
长沙的生活倦厌了，
生命的琴弦疲极了，
我想要痛哭一场，
哭到生命的琴弦复活。
……[1]
1922年暑假，郭沫若和郁达夫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工作，两人决定请在长沙的成仿吾来上海主持社务。因为暑假过后，他们两人还要回到各自的岗位。
成仿吾得到消息后，辞去了在长沙的一切职务，来到上海，着手接编《创造》第一卷第三期。这以后，成仿吾一面写作，一面编辑刊物，主持创造社的日常工作。
此前，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创刊，郁达夫编辑了第一卷第一期。 “放出了呱呱的落地声之后”[2]，接着郭沫若编辑了第一卷第二期。从1922年9、10月间至1926年3月，成仿吾编辑了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周刊）和《创造月刊》等五种杂志。 郭沫若在回忆中写道：“说起办《创造日》，仿吾委实是费了不少的心血。《中华新报》的排字工友和校对员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去校对，遇着有外文的地方还要亲自去捡字、排字[3]。”郭沫若在《关于创造社的消息》一文中又写道：成仿吾“才到过一次武昌，和达夫、资平商量过创造社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再到上海来，顶着再把创造社的事情办下去，他也承认了。……他是我们全社的心脏，只要他一出来，我们大家或许可以鼓舞起来，起来痛痛快快地干一下”。1923年年底，郑伯奇在《创造周报》上连续发表《国民文学论》，他说：“这不能不感谢郭沫若和成仿吾对我的期待和鼓励。特别是仿吾，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更大[4]。”
在这段日子里，成仿吾整个身心全扑在刊物上，他个人的生活却极其清苦。郭沫若说：“仿吾住在泰东编辑所时，也和我向来是一样；他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自从去年10月到泰东，住了半年，除吃饭而外，也没有用过泰东一个钱，弄到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这期间，成仿吾的文学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的时期，发表了许多论文、小说、新诗，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代表作有小说《灰色的鸟》、《牧夫》，诗歌《长沙寄郭沫若》、《海上的悲歌》、《海上吟》 等。《灰色的鸟》通过众多人物形象的对比，鞭挞了随波逐流者，歌颂了小说主人公丁伯兰对人生道路的探索。《牧夫》揭露了教育的黑暗，小说写一个正直、清贫、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后，“穷不能自存……终日在为衣食奔走”，后来应聘到某工业大学任教，很快地发现此校只务虚名，不重实学，于是愤然离去做了牧夫。小说结束时，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抨击了当时教育的积弊：“像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绝不能进步，我们的社会也万无改良的可能。 我恨不能把这一团魔鬼一拳打得粉碎，我是饿死不同他们鬼混的。”
成仿吾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写了《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沉沦〉的评论》、《〈残春〉的批评》、《〈革命鸟〉的批评》、《〈一叶〉的评论》、《〈呐喊〉的评论》等数十篇文章，对当时有影响的新文化作品进行评论。他写了《作者与批评家》、《批评与批评家》、《批评的建设》等文章，倡导文艺批评，论述批评的原则，作家与批评家应具有的素质。他还写了《新文学之使命》、《国学运动之我见》、《艺术之社会》等文章，提倡文学革命，论述新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他说：“像科学使我们的智的生活丰富，艺术使我们情的生活丰富，艺术与科学是对人类之教育最有力的手段。”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新文学负有表现时代、丰富国语、发展新文学本身三大使命。他指出文学家要“先有十分的科学和哲学的素养”，他们应该“嫉恶如仇”，“忠于正义”，“爱护真理”，“不畏难苦”，应该“为正义与真理而战”。成仿吾的文艺论文还涉及民族文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这个时期，正如成仿吾晚年所说，他的思想处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变时期。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召开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当时，任湘军第二军军需处长的成劭吾由广州到了上海，他劝弟弟仿吾和郭沫若等把方向转到政治方面，这正符合仿吾和沫若的意见，因为他们已感到在大革命即将到来之时，“社会的要求不再允许我们笼在假象牙的宫殿里面纯谈文艺了”[1]。于是创造社和泰东书局脱离，《创造日》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郭沫若回日本完成医学院的学业，成仿吾于6月南下广州。到广州后，他任大学理学院物理学教授、德语教授，同时，由方鼎英介绍到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任政治教官。
当时，入伍生部设在广州市内，离广东大学不远。成仿吾忆及这件事时说：“1924年那次是义务教课，主要讲时事，也讲历史、地理。”
成仿吾同长兄劭吾长期分离后，此时得以相聚，兄弟二人手足情深。谁知11月间劭吾因心脏麻痹症，猝然而死。成仿吾悲痛极了，大哥才35岁，从没听说过他有心脏病，怎么这么快地就死去呢？
11月21日，成仿吾扶长兄灵柩由水路绕道上海回湖南新化老家。办完丧事后，带着长兄的子女到长沙上学，自己继续在楚怡高工任教兼兵工厂技正，自负教养侄儿的责任。
1925年全年成仿吾虽然一直在长沙，但他始终关心注视着上海、广州等地的群众运动。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在愤怒和深思中，成仿吾写了《今后的觉悟》一文，提出“把‘五卅’不幸的狂风，做为一个起点，划一个新纪元”，“希望大家从此觉悟起来”。
长沙太闭塞了，他向往外边的世界，向往火热的生活。于是，1926年2月25日他由湖南到了上海，会见了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的朋友。当时，郭等正受聘准备赴广东任教。3月3日，成仿吾乘船先行去广州。离沪前夕，他写了《在上海滩上》，反映了当时昂扬的情绪：“如同永恒的生命在和暖的春风里渐渐地苏醒转来，带了一倍的朝气……我们将不断地自我革命，将不断地创造着前往。”
3月23日，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等同船抵广州，成仿吾到码头迎接，并把他们带到林祖函（林伯渠）家里。在林家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这次介绍对创造社成员帮助极大，鼓舞他们更好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去。28日，他们出席了广东大学文科学生在该校礼堂召开的欢迎郭沫若学长的大会。这以后，成仿吾仍在广东大学任教，同时兼黄埔军校兵器处技正、代处长，每周乘汽艇去黄埔工作两日，与郭沫若同住在广东大学校内。1926年的广州，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击了右派的进攻，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创造社的成员郑伯奇、穆木天、何畏（何思敬）等人也陆续到了广州，这样就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创造社的又一兴盛时期。成仿吾还负责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的工作。创造社这时在上海、北京、武昌、扬州、长沙、绥定、日本均设有分部，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南洋一带。
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成仿吾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等；他与共产党员孙炳文和毕磊等也过从甚密。毕磊是广东大学英文系学生，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 书记，党组织指派他同成仿吾、郭沫若、鲁迅等联系。
1927年春，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在此之前，鲁迅曾写信给许广平说，要“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在广州，鲁迅同创造社和成仿吾本人的关系一直较好。成仿吾曾代表创造社出版部多次向鲁迅赠书，鲁迅也不只一次地到创造社门市部购书，并同成仿吾、郑伯奇等会见。
2月，上海几十万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镇压。 成仿吾发起并起草了《中国文学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有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不久，这篇宣言公开发表在1927年4月1日出版的第三卷第十期的《洪水》上，以后译成英、法、日文，在国外发表。
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国际性的政治宣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反映出成仿吾和鲁迅的革命友谊。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成仿吾所在的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各有数百人被捕。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遥相呼应，在北京捕杀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等成仿吾所尊敬的共产党员先后牺牲，好友孙炳文和毕磊也惨遭杀害。坚信无产阶级最后必将胜利的成仿吾，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所吓倒，他在《〈流浪〉序诗》中，作了这样的告白：
啊，这是何等的运命——
在这无涯的怅惘，
曳着瞬刻的微明，
抱着惨痛的凄情，
我还要不住地奋进而遥往。
1927年7月，成仿吾到达上海。面对新的形势，革命文学如何发展，创造社如何前进等问题摆到了日程上。10月成仿吾离沪赴日，在日本他邀集创造社的生力军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人讨论创造社的去向问题。 他们认为创造社下一步应该宣传马列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再搞纯文艺的刊物。李、冯等四位都是在日本读大学的青年，他们热情极高，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时，因南昌起义失利，经香港秘密到了上海的郭沫若，也在考虑创造社如何办的问题。他感到应同鲁迅合作，于是派郑伯奇、蒋光慈找鲁迅商谈。鲁迅接受了郭的建议，并表示不必另办刊物，以《创造周报》为阵地就很好。很快，恢复《周报》的启事见于报端，署名者有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这样，关于创造社如何办的问题出现了两个方案。
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回上海后，不同意恢复《周报》，他们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完成，主张出版《文化批判》作为思想阵地，以宣传马列主义为主。郭沫若想到自己即将出国，也就同意了。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成仿吾为之作《祝词》。《祝词》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刊物一出版，在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开了一个新纪元，特别受到青年人的热烈拥护。无疑，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少壮派们坚持办《文化批判》是对的，但在客观上，却无意地阻碍了创造社与鲁迅的联合，加之不久成仿吾又写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对鲁迅进行了讽刺批评，使得鲁迅对成仿吾增加了新的看法，他们的关系一度又紧张了起来。
成仿吾··在法国和德国
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成仿吾决定到欧洲去。离开上海前，他对创造社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首先他留了三千元做出版部的基金；同时开辟第二战场，成立江南书店，开设上海咖啡店，万一创造社被封闭，工作不致中断。后来，创造社被封，全部书籍的纸型都移交给江南书店继续印行。创造社成员没有受到当场被捕的危险，也多亏了上海咖啡店的掩护作用。郑伯奇回忆说：“这些未雨绸缪的工作应多归于仿吾，他不单筹划安排，并且提供资金，促其实现，直到一切就绪，他才出国。”[1]
1928年5月成仿吾离开上海，先到日本会见好友郭沫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成了被敌人通缉的“要犯”。周恩来很关心他，决定让他全家到苏联去，船票也订了。可是郭沫若突然得了斑疹伤寒，几乎死去，误了到苏联的行期。
最后周恩来不得不安排他转往日本。郭沫若去日本的那天夜里，敌人正计划抓他，成仿吾陪着他，由日本友人内山协助，在一个日本人开的旅馆里躲了
一夜。次日晨，郭沫若上船时，成仿吾不能公开送行，只能暗中看着他走了。
时隔三月，两个好友又会面了。成知道郭在日本也是隐居，日子也过得不舒畅，想约他一同赴欧。郭沫若当然愿意同行，但看着为生活操劳的安娜和四个幼儿，想他自己若走了，妻儿生活无着，就放弃了同行的念头。
成仿吾这次还向郭谈了创造社和办《文化批判》的情况。谈到《文化批判》在青年中的重大影响，他们都很兴奋。谈到创造社青年朋友那种严厉的内部清算的态度，特别是把鲁迅作为批判对象，郭认为过火了，成仿吾也作了自我批评。离开上海时他曾建议组织作家联盟，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可能到来的外界压力。
成仿吾在市川郭沫若寓所住了一段时间，这寓所是郭安娜用成仿吾给她的1000元购买的。安娜十分敬重丈夫的这位挚友，[1] 她常夸成仿吾心好，实在，厚道，曾想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他。成仿吾没有同意，他说自己未来的妻子应该是位中国姑娘，这不是对日本妇女有意见。
成仿吾在日本还访问过东京的一些左翼作家，也有日本左翼朋友到市川回访，其中一位是《战旗》社的两位作家藤枝大夫和山田清三郎来访。他们详细询问了中国文艺运动的情况，并将记录刊于《战旗》杂志。记录语气上有些夸张，说成仿吾赴欧是“中国无产阶级选出的文化代表”，说“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算”。不久，正如郭沫若所预料的那样，出了岔子，鲁迅气愤地写了《文坛的掌故》一文，奚落了成仿吾和郭沫若。郭沫若在《跨着东海》一文中说：“仿吾是一位极端朴讷的人，他的话平时都是过分俭约的，应该说十分的他只肯说一分，应该说十句的他只须说一句。他根本不会宣传，更说不上自我宣传了。”“在鲁迅先生要生气是势所必然，但把底细说清楚了，在仿吾和我都不能负责，也是理所当然的”。[2]
之后，成仿吾到中国驻日使馆用假名办理了经莫斯科至德国的护照。接着从敦贺转海参崴乘西伯利亚铁路，于7月中旬到达莫斯科。这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刚开过，他会见了林伯渠、张闻天等人。张闻天还陪他游览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张、成两位在20年代初就交往密切，他们曾共同热心于文学革命，共同探讨社会问题。晚年成仿吾回忆说：“从文学
革命到革命文学，进而到直接参加社会革命、武装斗争，这段曲折艰难的前进道路，我是同张闻天一道走过来的。”张闻天很了解成仿吾，当他听到成要到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他很赞成，嘱成仿吾去巴黎，并说：“那里的党组织是了解你的，也需要你。”[1]
1928年7月下旬，成仿吾在柏林稍作停留，并把沿途的见闻写了一封长达几千字的信寄给郭沫若，信中批评了他在苏联看到的不好的现象。这封信在8月1日郭沫若被拘留时，被东京警视厅抄走。郭沫若以后回忆说：“这信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然而对于我的现状是很利的。日本人所高兴的就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是你肯批评苏联，只要你肯批评苏联，那你就好像减少了危险性了。”[2]
8月成仿吾到了巴黎。遵照张闻天的嘱咐，他同中国共产党巴黎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很快由何肇绪、詹渭清介绍，成仿吾加入共产党，同杨秀峰、林铁一起活动。在巴黎公社的故乡，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历史，一面主编党的刊物《赤光》（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成仿吾到巴黎时，旅欧总支部早已宣布结束，党组织归共产国际管，称中国语言支部，由法国共产党领导。当时，在法国虽然还有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但许多骨干都已离去，需要成仿吾这样办刊物有经验的人把《赤光》办下去。成仿吾接办《赤光》时，只有他一个人，编写、刻印、散发、邮寄全由他一人干，办刊物的经费也由他承担。由于条件艰苦，《赤光》为手刻蜡纸油印的不定期刊物，每期十几页、二十几页不等。刊物的对象是德、法、古巴及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工。每期份数虽只有百把份，但许多国家都有流传。
成仿吾十分注意依靠读者办刊物，他明确表示：《赤光》是旅欧中国革命群众的“传音机”和共同武器。为此，他经常征求读者对该刊内容的意见，同时在刊物上及时反映读者的意见和呼声。从目前发现成仿吾所办的第45期、48期和54期的《赤光》看，字迹工整有力，印刷十分清晰，封面设计美观大方。
如48期封面，画的是一位双手挥舞铁锤的工人形象，象征着要用铁锤砸烂旧世界；54期封面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阳，象征着革命的光辉照遍全球。《赤光》的内容有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有论述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的文章，有马克思、列宁著作介绍，有短评、通信及大量的国内外新闻。如54
期发表了《朱毛红军的消息及其斗争意义》一文，颂扬了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胜利发展。文章写道，红军“是中国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产物”，“是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的武装先锋。”
1929年春，成仿吾由巴黎移居柏林。去德国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利于办好《赤光》——当时编《赤光》很需要帮手，在德国，中国知识分子党员多，德国共产党也活跃；二是早在国内成仿吾就有到马克思故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想在理论上更好地充实自己。成仿吾在柏林时是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支部）的宣传委员，支部书记最初是谢维进，后来是张崿。成员有廖承志、王德宣、新西平、胡兰畦、郭则沉、章文晋。成仿吾年纪最大，三十出头，章文晋最小，只有15岁。语言组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内容有时阅读、讨论国内寄来的文件，研究国内形势；有时讨论德国及世界革命形势；有时谈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关系融洽，生活紧张活泼。
成仿吾在德国一直主编《赤光》，稿件主要由他发动语言组的同志撰写。
他自己每期都要写文章，刻写与发行由组内其他同志负责，廖承志、张塄、章文晋、胡兰畦都参加过刻写与发行工作。《赤光》最初用蜡纸刻写，后来刻在一种金属片上，这样可以多印几百份。开始印刷要到德共中央去，后来冯玉祥的内弟李连山送了一台油印机给语言组，就自己印了。李连山当时是在柏林郊区读书的大学生，同情共产党，同成仿吾是朋友。那台油印机还是成仿吾亲自到郊外背回柏林的。
成仿吾同语言组的同志们还参加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他们和德国民众一起参加“五一”游行，警察骑着马举着棍棒殴打游行队伍，看到他们是外国人，没敢对他们下手，他们幸免于难。又有一次，成仿吾同张崿到汉堡参加海员大会，张崿准备在会上宣讲中国革命问题。临开会时，张崿突然肚子疼起来，只好由成仿吾一人登台，用德语介绍了中国政府形势。
盛仿吾在德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阅读德文原著。他一方面在柏林大学政治学院进修课程，另一方面跟德共理论家赫曼· 东克学习。他除了听赫曼· 东克系统讲授《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等课程外，总要自己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一两遍，遇到疑难问题，就向赫曼· 东克求教。可以说，成仿吾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是在柏林开始奠定的。
章文晋回忆说：
德共办了一所共产主义夜大学，我们按课表选听马恩原著。当我们复习和自学原著时，成老常给我们辅导、答疑，组织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讨论。我在德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受益无穷，印象极深，真是叫人难忘的岁月啊!
成老不仅是我的马列老师，还是我学文化的老师。
他对我说：“你还得学习自然科学。”为我补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还为我批改作业[1]。
成仿吾还将党外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刘公武回忆说：
仿吾是我们在柏林一伙读书人的领袖，1929年时，我在柏林大学学习。柏林大学是学分制，学够了学分就可以毕业。我听政治学院的课，也听哲学系的课。听课时常碰到成仿吾、胡兰畦、郭则沉、张崿、章文晋等。谈得投机，成仿吾就把大家组织成马克思主义小组。
小组主要吸收中国留学生，少时十几人，多时二十几人。仿吾常为我们辅导《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这个组织是进步组织，算是共产党的外国组织吧![2]
女作家胡兰畦是成仿吾帮助她在德国参加共产党的，她回忆说：
大约1930年7、8月间，廖承志要回汉堡，他说：“介绍一个人帮助你吧! 以后你单独同他接头。明天下午三点钟你到动物园玫瑰田坐着等我们。”第二天下午，我按约去了，承志带来一个叫石厚生的湖南人。他长得很结实，说着满口湖南话，我听起来很吃力。
从此我同石厚生每周都有联系，主要内容是他辅导我们学习马恩原著。记得开始学的是《共产党宣言》，学德文原著，通过学原著也学了德文，石厚生也是我的德语老师。他还领我上工人共产主义夜大学，在夜大学主要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讨论实际问题。石厚生不爱言笑，严肃得像个学者，他也的确具备学者的条件：懂得德、英、日、法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什么都懂，我十分尊敬他。
在石厚生帮助下我在理论和觉悟上都有进步。1930年10月石厚生正式通知我，批准我加入了共产党，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即中国支部）。在第一次党组织会上，我宣了誓，领誓人是石厚生。[1]
当时来往于柏林的有不少党内外的同志、朋友，如瞿秋白、陆定一、宋庆龄、廖梦醒、何香凝等。1930年4月20日，周恩来到了中国语言组。那天天发阴，室内光线有些暗，在成仿吾住处周恩来会见了语言组的全体同志。
他同大家谈了两三小时，主要谈国内革命形势，谈得很全面，苏区、白区都谈到了。当时有人做了详细记录，然后由成仿吾译成德文，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为标题，发表在1930年4月25日德共机关刊物《赤旗》上[2]。
在柏林，成仿吾还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那时蔡和森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中文部工作，他写信给成仿吾，请他将《宣言》译成中文。成仿吾译完后，托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带到莫斯科，不巧蔡和森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壮烈牺牲，译稿也就没有下落了。
1930年夏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柏林，成仿吾接待他们，为他们安排食宿及活动。临行时，瞿秋白留下上海的地址，并把代名罗兰女士告诉成仿吾，托他将书籍等物寄回国内。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国时，假称是中国留德学生，他的行李也是托成仿吾寄回国内的。
成仿吾··在鄂豫皖根据地
在法、德旅居三年后，考虑到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成仿吾决定回国。 1931年7月，他从柏林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停留数日，从马赛乘船，在轮船上的党组织的掩护下，装扮成船上的勤杂工，8、9月间，经香港抵上海，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到上海后，他同楼适夷办《白话小报》，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秘密报纸的编辑工作，和左翼作家也经常接触。那时，以大别山脉为依托的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很快，形成了东西长300里，南北宽150里包括十余县的大块苏区，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有250万，主力红军二三万，地方 武装二十多万。形势发展需要干部，鄂豫皖省委要求中央派宣传教育方面的领导干部来加强工作。一天，张闻天代表临时党中央同成仿吾谈话，他说：“现在鄂豫皖根据地很需要人，你去鄂豫皖怎么样？”成仿吾愉快地答应了。 张闻天代表中央任命成仿吾为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
大约10月中下旬，成仿吾同宋侃夫、徐以新、任丁黄（任弼时的弟弟）及两个搞电台的同志乘火车经徐州、开封到信阳，然后由信阳区委的交通护送，步行到罗山。回忆这时的情景，成仿吾说：“离苏区越来越近了，敌人的碉堡一个接一个，地主武装的民团士兵背着枪来回巡逻。交通要我们疏散开，把距离由原来的四五米，拉长到一二十米。地主武装的士兵知道我们是进苏区的共产党干部，但他们不敢开枪，怕我们的游击队找他们算账。当时，我们随时准备同他们拼，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走了大半天，还算顺利。下午，当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罗山县第二区委员会’的牌子时，真感到回到自己家了，那种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啊! 在区委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便向当时鄂豫皖的首府新集奔去。又走了两天，于十月革命节前到达新集。新集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和红军四方面军成立，很热闹，小学生排着队，唱着歌。我们到时，纪念大会刚散会。”[1]
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成仿吾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省的宣传及文化教育工作。他亲自动手写稿子、写传单和宣言，省委的决议、通告及向中央的报告也多出自他手。由于省委书记沈泽民及其他常委多有兼职，因此省委的日常工作也常由他处理。
成仿吾首先抓了全省的文化教育工作。在调查和工作实践中，他看到许多工农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一些人甚至认为“没有文化，不识字才是真正的工农分子”。有些人甚至怕学文化学多了变成知识分子。当时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也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2] 成仿吾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和他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的。他主张工农干部、工农群众和工农子弟都应该拿起文化这个武器，应该在他们中开展识字运动。在沈泽民[3] 的支持下，以成仿吾为首的文化委员会决定从1932年1月21日至28日为识字 运动周，并发布了《识字运动宣言》。宣言说：“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我们读书识字的机会，文字在敌人手中起过很大作用，证明了它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我们现在要拿起这种武器来加强我们的战斗力。”“我们大家尝够了不识字的痛苦，若现在当我们向敌人进攻时，我们多认识一个字就和多有一颗子弹一样。”同时，文化委员会和总工会还创办了《识字运动周刊》，成仿吾在周刊上发表了《工农干部和识字运动》、《怎样组织读报社》等文章，创作了《识字运动歌》，动员广大群众投入这场蓬勃发展的文化普及运动中。《识字运动歌》的歌词是：
不识字好比一个睁眼瞎，有眼不知世界大。唉! 唉! 唉! 唉! 不识字的呀，快来识字呀! 大家识字工农干部好捷报，巩固苏区并扩大。 唉! 唉! 唉! 唉! 不识字的呀，快来识字呀![1]
成仿吾用通俗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识字运动，深为群众欢迎。 这首歌开始在成仿吾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的红安传唱，后来很快传遍鄂豫皖区各地。至今，一些年纪大的老红军、老农民仍会唱这首富于湖北韵味的民歌。
在成仿吾及省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下，鄂豫皖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红军、赤卫军及工农群众成立了无数个识字班。村庄里、大路边插着识字牌，农具、家具和武器上贴着字。在人民群众中，很快形成了识字光荣、识字有用的看法。
与此同时，成仿吾多次召开各县文化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组织大家讨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决议案强调“文化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工农劳苦群众要拿起这个武器来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力”，指出“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们在得到政治上解放之后，必须要实现文化的完全解放”。决议案号召立即在红军、赤卫军、贫农团等工农群众中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决定普遍发展乡学、工余学校、列宁模范学校等，使学校成为教育工农子弟和培养苏维埃干部的场所[2]。
识字运动蓬勃开展后，成仿吾主持并亲自为列宁学校编写全省的统一的教材。教材受到师生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这真是为我们编的书，让我们学了文化，也受到了教育。”1980年湖北省博物馆的同志，将根据地老 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了几十年的列宁小学《识字课本》第二册送给成仿吾。这位80多岁的老人看到50年前自己亲手编写的教材，眼睛湿润了，他激动地说：“谢谢根据地的同志保存了它!”这本书是在第一册认识300字的基础上编写的，课文密切联系实际，重视思想教育，同时又重视语言文字的特点。例如第12课讲土地革命，课文是：“风把稻吹成黄的波浪，热血在我们心头震荡，一片前进的呼声把豪绅地主骇得神魂飘荡。同志们，快举起镰刀、斧头、大红旗，求我们自己的解放。”[1]
成仿吾和省文化委员会还要求各县把识字运动同新剧运动、读报和通俗演讲结合起来。在根据地，表现工农生活和斗争的新剧运动，很受群众欢迎。 只要一个地方演新剧，群众可以走几十里路去观看。散场后，还热烈议论着剧情。当时，成仿吾曾以丁兆一的笔名，创作了一个反映农民同恶霸地主之间尖锐斗争的剧本，名《七夕泪》。可惜，我们至今未见到它，只看到了书的封面。
张国焘先于成仿吾、于1931年4月由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他“下车伊始”，全盘否定根据地过去工作的成绩，诬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并以肃反为名，剪除异己，乱杀革命同志。和成仿吾一起到鄂豫皖的六个同志，有三个被张国焘杀掉了。 他们是任丁黄和两个搞电台的四川同志。成仿吾的秘书小陈，是个知识分子，他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小陈忽然不见了，过了两天不见回来，成仿吾到处去找，找到保卫局，那里人说：“在我们这儿呢! 你不了解他，我们了解他。”成仿吾争辩说：“小陈是个好同志，革命很坚决。”保卫局的人答：“在我们这儿呆着吧!”成仿吾告诉他们：“宣传部只有我们两个人，工作很紧张，事很多。”保卫局的人不理他。后来成仿吾才知道，小陈被拉走的当天就被杀害了。1932年秋后，成仿吾开始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可他这个书记不能管肃反，肃反一律由保卫局掌握，保卫局逮捕他的部下不打招呼。有一次他偶然路过一幢房子，听到有喊叫声就进去了。原来又是保卫局的人在吊打他下属的女区委书记。成仿吾气愤地问：“你们胡闹什么？”保卫局的人说，她是反革命。成仿吾后来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她保了出来。
1932年6月，蒋介石坐镇武汉，调动30多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张国焘在反“围剿”斗争中，始则盲目轻敌，调动红军同敌人死拼硬打，后见敌人重兵入侵，便惊惶失措，仓皇退却，全面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省委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沈泽民、成仿吾、郑位三、郭述申、张琴秋联合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召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围剿”和保卫苏区问题。 张国焘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复信同意开会，一面又借口没有时间，一直拖了一个多月。10月初，成仿吾同沈泽民、郭述申等到中央分局驻地，同张国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沈泽民气愤地对张国焘说：“革命不是你张国焘一人的事情，这是全党的大事，要开会决定才行!”成仿吾等一致赞同沈泽民的意见，要求张国焘开会，集体讨论保卫苏区问题。在众人的压力下，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了黄柴畈会议。会上，沈泽民代表成仿吾、吴焕先、郑位三等重申了保卫苏区的决心和反对张国焘退出苏区的主张。张国焘发誓说：“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黄柴畈会议后，张国焘带着部队跨过京汉铁路往西去，沈泽民、成仿吾等也回到根据地中心区，继续开展工作。后来，他们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中，得知张国焘已带领红军到了陕西，料定张国焘是不会再回根据地了。成仿吾和沈泽民等同志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不告而别、置根据地军民生死于不顾的做法非常愤慨，省委许多同志都愤愤地说：“告发张国焘!到中央告张国焘!”1933年1月5日，成仿吾同省委沈泽民等七位同志一起写了给中央的报告，揭发了张国焘的行为[1]。
1932年11月底，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部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略”，打击敌人。 与红二十五军成立的同时，各县成立了县游击师或独立师。成仿吾也受命于危难之时，一度从省委回到斗争最艰苦的红安，同夏如银同志一起，将县原有武装区赤卫队、游击队和县独立团等扩编为红安独立第七师，师长为夏如银。独立师成立后，在中心县委领导下，立即投入反“清巢”斗争，一开始就歼敌数百人。以后，又于1933年3月配合红二十五军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等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斗志，形势有了好转。
可是，不久省委接到王明统治的中央指示信。信中批评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及县游击队、独立师所采取的、卓有成效的游击战术，要求省委和红军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主要任务，“实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并具体提出要首先夺回七里坪。此时，省委不能冷静地分析，肯定根据地斗争实 践中的经验，反而根据中央的“左”的指导思想，决定把“夺回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作为斗争目标。结果，使红军及地方武装损失过半，在反第五次“围剿”中也接连失利。当以沈泽民为首的省委被逼上老君山时，他们痛定思痛，开始猛醒。1933年10月6日，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并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揭发张国焘的逃跑行为，同时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加强鄂豫皖的领导工作。
成仿吾··从上海到瑞金
紫云寨会后，沈泽民同成仿吾讨论了向中央汇报的具体内容。沈泽民强调在汇报中，一要狠揭张国焘，让中央了解他在鄂豫皖的所作所为；二是狠揭省委的错误。沈说：“我实在还是一个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不能好好地领导实际工作。我们之所以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我们真成了工农的罪人! 我现在认识到生死存亡就看对群众的关系，我们党过去的路线太脱离群众了。以后要转变! 转变!”[1] 成仿吾为沈泽民光明磊落的品质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他看着沈泽民焦黄的脸，听着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话，心痛地说：“沈胡子（沈泽民的外号），你放心，我会详细向中央汇报的。我真担心你的健康，现在根据地形势这么紧张，你的病（沈泽民当时肺病很重）没有药没有吃的怎么能坚持下去。”沈泽民摸摸自己的胡子说：“小老头子（成仿吾的外号），你也放心，我自信一时还不会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我还要看到形势好转……”分别时，沈泽民用米汤在成仿吾的衣襟上写了几个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是用俄文写的。沈泽民说：“小老头子，相信你会胜利完成任务的。回来时，不要忘记给我带两盒上海香烟。”[2]
成仿吾准备出发了。这时，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的两个团，于老君山地区会议后，全部编为一个团，即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总共只有800余人。军长吴焕先拨拉来拨拉去，实在抽不出足够的建制武装护送成仿吾出境，无奈才派了一支数十人的便衣队，护送成仿吾离开老君山地区。徐海东送了一头骡子给成仿吾，吴焕先对成仿吾说：“小老头子! 按说，我应当为你派一个团，
担任护送任务。可现在没得一点办法，只好这样打发你了!”[1]
成仿吾还在发着疟疾，那么一副又矮又小、又黑又瘦、又疲又弱的身体，每日里忽冷忽热的，连路都走不动。敏于事而讷于言的成仿吾，老半天只讲了两句话：“好吧。随你安排……”[2]
吴焕先告诉成仿吾，先由便衣队护送到黄陂、孝感以北地区，然后再由活动在当地的七十三师二一九团，负责将他送上火车为止。以后的艰难行程，就看这个几次出国留洋的“文化人”如何随机应变了! 吴焕先接着又说：“你也知道，我手头只剩下一个团了，实在抽不出部队。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就在陂孝北一带活动，这个把月在外线搞得相当活跃，地形道路也熟。我已经派人去打前站，告诉廖炳银师长，让他一定把你送上火车!”
“好吧。多会出发？”成仿吾似乎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3]。
成仿吾带着便衣队员，在黄陂、孝感以北一带打了一个多月，打不出去，敌人封锁得很严。一天，成仿吾和便衣队战士在山间荒庙里休息，不幸踪迹被敌人发觉，敌人围攻上来，成仿吾等冲出庙门，混在老百姓中间，才甩掉了敌人。
不久，又传来消息：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二一九团至今无法靠近车站，派往党中央报告工作的成仿吾仍跟随该团一起辗转游击……
吴焕先听到这个消息后，越发感到焦急不安，他和郑位三商定，马上采取紧急行动，决定由特务四大队接替护送任务，尽快把成仿吾送上去武汉的火车。
这个特务四大队，原是一支秘密的便衣武装，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活动于铁路沿线，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和医药物资，并担任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交通联络人员。陈先瑞、韩先楚、刘幼安（刘震）等同志，当时都在特务四大队，而且编在一个班。十八九岁的陈先瑞，就是该班的“小班长”。
因为红军和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孝感与信阳之间的沿线，这一段将近300华里的大小车站，敌人都驻有重兵防守，越是靠近车站的地方，敌人越盘查
得严。吴焕先特别叮嘱特务四大队，要给成仿吾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打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并就如何选择路线、靠近车站、应付敌人盘查等具体事项，都作了一番交待安排。
部队夜行日宿，终于到达了花园口。成仿吾等便住在队员小王家躲避。
小王的哥哥是个纯朴善良的农民，他热情地接待了大家，还把他仅有的一件长袍拿给成仿吾，并说：“明天你穿上它就像教书先生了。我送你上火车，保准没事。”
次日晨，成仿吾打扮成一个小学教员的样子，由小王哥哥护送，乘上了去武汉的火车。到武汉后，成仿吾顾不得治病，当天就去买到上海的船票。
当成仿吾把钞票给售票员时，售票员说：“你的票子是假的!”成仿吾大吃一惊，连忙说：“那我给你银元吧!”成仿吾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沈泽民让管财务的多给一些钱，并说：“到外边免不了花钱，有钱好办事。”这样，成仿吾带了许多钞票，腰里又缠了几十块银元，没想到这一叠叠钞票竟成了废纸。
成仿吾乘上了到上海的船，在船上没有搜查，于11月底到了上海。
成仿吾到上海后，住在福州路一家小旅馆。此时已近隆冬，又冷又湿。
成仿吾病得厉害，上楼的力气都没有。原来的接头地点，已经过了半年，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很紧张，不敢攀谈。这样，成仿吾等了一个月，心中十分焦急，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党中央。正在这时，成仿吾忽然看到国民党的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成仿吾顿时觉得有了希望，决定去找鲁迅。
上海的内山书店是鲁迅经常去的地方，内山和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过去成仿吾同内山也比较熟悉。一天，成仿吾走进书店，内山见到成仿吾，惊讶地说：“唉呀，你还活着？”自从成仿吾参加革命以后，国民党报纸好几次造谣说成仿吾死了。成仿吾回答内山：“病了，到上海养病。鲁迅先生怎么样？”
“他还在上海。”
“我想见见他”
“可以，你明天来听回答。”
过了一天，内山告诉成仿吾，鲁迅约成仿吾第二天下午在北四川路底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会面。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咖啡馆，鲁迅已到那里。两人多年不见了，一见面彼此都非常高兴。鲁迅拉着成仿吾的手，让成
坐在他身边。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谈，过了一会，成仿吾凑近鲁迅，低声对他说：“我想找一个党员，你有办法吗？”
鲁迅听了以后，望着成仿吾说：“可以! 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就困难了。”[1]
后来成仿吾才知道，当时瞿秋白在上海，不久，他就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接着，鲁迅问成仿吾住在什么地方？那里安全不安全？成仿吾把住址告诉了鲁迅，并且约定了接头的暗号。鲁迅马上站起来，咖啡都没有喝完，就走了。
这次会见也使鲁迅感到十分激动，许广平1959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同志有过一次笔墨之争，但不知道和成仿吾同志之间还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这件事情使人非常感动。成仿吾同志和鲁迅有过文字之争，这是谁都知道的，但由于革命目标的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起来，意见一致了起来，这时看到鲁迅毫无芥蒂地像接待要人一般地会见了成仿吾同志，真使在他旁边的我，都要为之高兴不已。[2]
成仿吾回到小旅馆，住下。紧接着第二天来了一个人，他说：“我是湖北来的老赵。”
成仿吾回答说：“我是湖南来的朱代生。”
暗语对上了，成仿吾把来人请进房间，把那件写有介绍信的衣裳交给了他。[3]
原来，鲁迅同成仿吾会面后，立即把成仿吾要找中央的事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报告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分局组织部长黄玠然派交通科长高文华同成仿吾联系。
次日，高文华说成仿吾住的地方不安全，让成仿吾搬出小旅馆，同一个
跑印刷的工人住在一起，于是成仿吾住进了法租界里的一个亭子间。又过了几天，高文华让成仿吾到一个地方去汇报工作，并告诉他，要从后门进，如果窗台上没有摆花盆，就不要进去。
成仿吾走进党的联络站，里面住着两个女同志，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同志是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又过了一段时间，地下党派人通知成仿吾，瑞金来了电报，让他赶在1934年年初到瑞金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
这时已是年底，上海分局的同志告诉成仿吾，最近情况不好，前两批护送进瑞金的同志都在途中被捕了，问他是不是停些日子再走？成仿吾说：“不，我不能等，我得赶到瑞金向中央报告。”于是，黄玠然派精干的组织部交通主任刘作抚（又名陈刚，何叔衡的女婿）护送成仿吾及两个农民领袖上路。这条线是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抗、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南阳、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成仿吾到汕头时正是1933年的最后一天，住在交通站替他找的旅馆里。出乎意料之外，那晚倒很平静。成仿吾以后曾幽默地说：“那晚，大概特务警察都回家过年去了吧! 竟然连查房的都没有。”路上，成仿吾依旧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员，在武装交通员掩护中，他们走得很快，只用了十几天时间，1934年1月10日就到达了目的地——瑞金。
成仿吾到达瑞金当天，邓颖超接待了他，让他脱下旧棉袍，换上红军军装，参加六届五中全会。成仿吾走进会场，周恩来迎上前来，亲热地同他握手，并高声向大会宣布：“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大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六届五中全会的第四天，成仿吾作了五分钟的发言，主要谈鄂豫皖省委决定改变方针，准备以游击战争对付敌人。这本是鄂豫皖省委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可是，他的话刚说完，就有人站起来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会场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摆摆手说，鄂豫皖的问题回头单独谈。
成仿吾回忆说：“其实那时我们省委犯的是‘左’的错误，对‘左’稍有点认识，他们就说是右。要不是张闻天的‘包庇’，我那次非挨斗不可。”[1]
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专门组织一次会议，听取成仿吾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等。成仿吾详细地汇报了张国焘[1]成仿吾：《我与闻天》。
大搞肃反扩大化及带着主力西去后给鄂豫皖根据地带来的困难，鄂豫皖省委如何在危难之中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如何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后又因执行“左”的攻取中心城镇的方针，红军损失惨重，目前省委已猛醒，决定转变方针，决定开展游击运动，等等。成仿吾还转达了省委及沈泽民的自我批评，请求中央速派军事指挥员去加强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成仿吾也向中央汇报了鲁迅对他的帮助。[1]
周恩来听了成仿吾的汇报后，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周恩来对程子华说，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因不断伤亡也变小了，这样发展下去，根据地可能被消灭。所以，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做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可以得到发展，同时也可以把敌人的主力引走，根据地留下的武装就能坚持，也就能保存老根据地……[2]
1984年秋，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陈先瑞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成仿吾同志在鄂豫皖苏区》一文，文章说：“由于成仿吾同志的汇报和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才使周副主席对鄂豫皖苏区的情形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战略部署。在这个问题上，成仿吾同志是有功劳的。”[3]
根据中央的决定，成仿吾留在瑞金，作为鄂豫皖的代表参加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分工管教育。大会以后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瞿秋白制定了包括24个文件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法规》涉及苏区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仅以小学教育为例，就有六个文件：《小学制度暂行条例》、《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小学学生组织大纲》、《小学教员联合会章程》等。其他关于师范教育、识字班、夜校及半日学校等，也有许多具体的制度。《法规》较之鄂豫皖文化委员会决议更深刻更全面了。
1934年4月，《苏维埃教育法规》颁布后，成仿吾调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接替潘汉年，负责高级班的教学工作。当时党校设在瑞金洋溪村一家两层楼的地主房子里，楼上是教员住房，楼下是教室，成仿吾的住房兼图书馆，学校的图书很少，都集中在他的房子里。成仿吾为高级
班学员讲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决议、共产国际的文件等。6、7月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很紧张，学员头戴草编的伪装帽，到山上树林里上课。为了让学员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史的内容，成仿吾办过一个展览。在此期间，他还同张如心发起建立了一个学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举办过两次学术讲演。
成仿吾··在长征路上
1934年的秋天，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经进行一年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周，战争正激烈地继续着。在中心地区，在瑞金，情况也逐渐紧张起来。
一天，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代表组织同成仿吾谈话，想让他留在中央苏区，征求他的意见。成仿吾说：“我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走吧!”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为了照顾他久病虚弱的身体，把他编入休养连。
10月，一个天高气爽的早晨，准备参加中央纵队休养连的干部接到通知，于午饭后在中央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外集合。日刚过午，就开始有人来到村头，人逐渐增多。不久就有人按名册把他们编成班排，让各就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根据事先的通知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另外，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或瓷饭碗。编好队后，每人发给一支红缨枪。成仿吾多带了一些东西，这就是书。
大约午后5点，休养连开始行进，一路纵队，一个紧跟一个。地面上有了“红星”的路标，休养连干部按这个路标向西前进。
1934年10月21日，红军冲破了反动派的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分晴雨，不分昼夜，连续急行军，又突破了两道封锁线，于11月底接近湘江。12月1日，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成仿吾也安全地过了湘江。
从开始长征起，跋涉过的河流与山岭是很多很多的。但给成仿吾印象最深的，要数西延山脉的高峰老山界。这座大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山高路陡，岩石差不多垂直地突出面前，形成一尺多宽的石梯。晚上在山中小道上行军更是寸步难行，稍不小心，就有从山脊跌到山下去的危险。
红军越过老山界以后，于12月11日到达通道县城，在这里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会上，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西入贵州的新方
针，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严重挫折以后，已经不知所措，被迫改变了方针。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犹如猛虎下山，打得贵州军阀狼狈逃窜，几天之内就消灭了军阀的防守部队和一些地主武装，于12月15日占领了黎平县城。
在撰写《成仿吾传》的过程，笔者在成仿吾家中看到一件珍贵的文物，这是一张党证和长征时的党费交纳登记表。党证的登记表上写着：
姓名：成仿吾；籍贯：湖南；年龄：37；性别：男；职业：革命职业；社会出身：知识分子；入党年月：1928.9；填表日期是1934年4月10日。
1934年12月、1935年1月、2月的收党费人是徐特立，在一个小格里有徐特立的签字：收（特立）[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仿吾和徐特立一起从休养连调至干部团任教员，编制在上级干部队。干部团是中央纵队的主要战斗力，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学员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另外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即原红军大学。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陈、宋二位对徐特立和成仿吾十分尊重和关心，对他们说：“你们二位在我们这里是年纪大的，能跟上队伍，不掉队，就是对你们的高要求；至于教学嘛，能干多少干多少，我们没要求，不提任务。”[2] 可是，成仿吾和徐特立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教员的身份，常常抓紧战事的间隙和休整时间为干部团讲政治课，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他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教材，长征开始时，两人各分了一副挑子，为他们挑公家和个人的书，但在遵义会议前，这两挑子书在战斗中丢失了，好在两人对马列主义都很熟悉。
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于1月29日渡过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四川南部；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与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当敌人逼近时，为了进一步迷惑与调动敌人，又突然北进，于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正当蒋介石忙着调兵遣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指挥红军向东回师，突然折回贵州，于3月21日至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这样，红军把所有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远远抛在后面了。
成仿吾对四渡赤水的战役，印象极其深刻，他在《长征回忆录》中写道：
整个四渡赤水河的战役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运动战。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以各种佯攻调动敌人，争取自己主动，逼敌陷于被动，弄得敌人捉摸不住我军的动向，疲于奔命。当敌人以为我们决心北上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南下，当敌人以为我们准备东还的时候，我们却转头向西，扬长而去。敌人的尾追挡堵，尽是枉费心机。这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一个光辉范例，真是用兵如神，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1]
1935年5月底，翻过夹金山后，成仿吾等会见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成仿吾来自鄂豫皖根据地，对从鄂豫皖开拔出来的红四方面军有特殊的感情。
夹金山会师后，他多么想见见老战友徐以新、曾中生等人啊! 听说老朋友廖承志被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了，他也挂念着老廖。成仿吾到处找他们，找不到，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打听，得到的都是支支吾吾的回答，他担心张国焘又在搞鬼。果然不出所料，此时廖承志、徐以新、曾中生都被关押着。曾中生曾写信给党中央，同时要求张国焘释放他，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张国焘后来采取杀人灭口的手段，曾中生被秘密勒死在一个树林里，张反过来倒咬一口，说曾中生通敌，掉在河里淹死了。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当成仿吾、徐特立同干部团路过两河口时，张闻天与张国焘站在会场的门口，张闻天紧握着成仿吾的手，张国焘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朱德同成仿吾握手后，独自向左边的空地走去，和往日相反，表现极不愉快。
成仿吾、徐特立等立刻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不很顺利。在空隙间，成仿吾对张闻天和朱德说：“张国焘这个人不好，你们要注意!”[2]
从两河口到卓克基，又翻过了一座大雪山——梦笔山。这次干部团整队前进，走了81里路到梭磨，又翻过大约50里路的马塘梁子，到达马河坝、则格、黑水、芦花一带。
这时已经是7月份，这一带的青稞麦已经呈淡黄色，勉强可以收割了。
部队粮食更加困难，割麦成了当时的紧急任务。朱总司令也走过来同战士们一起割麦。他把麦子割下以后，还从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当时年纪较大的徐特立、成仿吾也和大家一起弄麦，朱总司令还带领成仿吾等
到山上或野地里挖野菜。
一方面军跨过千里雪山之后，先头部队于7月10日到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根据会议决定，全部一、四方面军，向毛儿盖与卓克基两地集中，组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经过草地北进。
草地行军的第七天，也是最后的一天。一早出发，走不多久，右边远处显出了隐约的山峰，渐渐望见了雄伟的岷山山脉，成仿吾和长征的勇士们终于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巴西、河西一带的同时，左路军也到了阿坝一带。中央几次电令张国焘执行预定计划，到巴西一带来会合。张国焘不仅不服从中央命令，反而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并电令陈昌浩“停止北上，即日南下”。
成仿吾又亲自经历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当红军大学正在一个小山坡上行进时，忽然从后面赶来三个骑兵通讯员，一面跑着，一面高喊：“前面停止前进! 没有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
一时大家停下来，弄得莫名其妙。原干部团的学员怒不可遏，有的高声大叫：“你陈浩昌算什么东西？中央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红军大学的秘书长，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黄超举臂高喊：“停止前进!”但大多数学员高呼：“我们前进!”
红军大学又继续前进了。但四军与三十军被张国焘调去，重经草地南下了。同时张国焘把左路军全部从阿坝调向后转，又过草地，向大雪山地区撤退了。
红军胜利地突破了腊子口，又向大刺山（亦称岷山）前进。成仿吾和红军大队于10月7日走出了六盘山。10月19日傍晚到达陕北吴起镇。
成仿吾历尽艰难险阻，走过了长征的全部历程。他在晚年，每每提到长征，想到长征中牺牲的战友都要落泪。1980年，他写了一首《忆长征》的诗：
二万五千如昨事，
惟余斑白舞秋风。
多少同人何处是？
一腔热血吊忠魂。[1]
成仿吾··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
1935年11月，中央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并任命董必武为校长。党校设三个班，学员都是陕北人。成仿吾为教务主任并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另两个班主任是习仲勋和冯雪峰。
中央党校恢复不久，红军开始东征，需要配备一批陕北干部，以便进行地方工作，于是成仿吾同冯雪峰带一部分学员随军东征。学员分在两个军团，成仿吾在十五军团政治部。
1936年6月，敌人进攻瓦窑堡，党校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保安县城小，中央机关人太多，住不下，党校设在县城西边任家坪附近的村子里。陕北的村子很小，三家四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住不了多少学员，所以党校分散在上下左右20里的一个大山沟里。当时条件艰苦，成仿吾同董必武住一个炕，两人合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他们同学员同甘共苦，一样吃野菜和小米，一样穿破旧衣服。由于学员居住分散，成仿吾每天骑着毛驴往返几十里到各村上课。到各村后，他常在树林里、空地上给席地而坐的学员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党的决议等。后来，班级增多了，教员不足，就采取集中班主任来听课再让他们分别传授给学员的办法。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合后，成仿吾到甘肃把四方面军的党校工作人员及学员接来，合并到中央党校。由于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左”到凡知识分子就有杀头的危险，所以有点文化的学员，都假装没有文化。刚到中央党校时，调查他们的文化程度，都说不识字。有的学员提起张就害怕，有的有糊涂认识，成仿吾和董必武等找学员谈话，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放下包袱。
秋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 斯诺访问保安，参观中央党校，成仿吾负责接待。当时生活艰苦，成仿吾派人到处买东西，结果只买来了几个鸡蛋。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斯诺说的短剧，指的是当时许多单位都演过的成仿吾所作的《出卖华北》等剧。
1936年10月，因保安经济困难，没有粮吃，中央党校西迁到定边，设在定边中学里。年底中央通知党校搬到延安去，董必武打前站，去找校址，成仿吾于1937年1月率学员步行半月左右，在阴历除夕到达延安。
在延安，中央党校设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一天主教堂里。这里一共有五排房子，校部住前两排，后三排住学员。此后党校有很大发展，班级增多，教员队伍也扩大。成仿吾除负责教务外，还兼教《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8月，开始以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署名，在全国各大城市报纸杂志上公开发布招生启事。各地青年报名十分踊跃，其中包括台湾同胞、越南、朝鲜、南洋等地的华侨。他们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并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统一组织，一批一批地奔赴延安。陕北公学的任务是培养抗日救国的革命干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的：“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在办陕北公学的过程中，成仿吾贯彻教育为持久抗战服务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上少而精、教与学一致的原则，形成一套革命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根据培养目标，学校教学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学校有两种班次：一种是普通班，学习四个月，开设“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民众运动”四门课；另一种是研究班，学习一年，主要培养理论人才及师资，课程比普通班多一些深一些，如设有“世界革命运动史”、“三民主义研究”、“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董必武、王若飞等均到学校上过课，成仿吾也亲自参加教学。学校非常重视军事教育，在讲游击战争理论的同时，强调对学员的军事训练，内容有射击投弹、观察地形、夜袭等。学员要早出操，晚放哨，行动军事化。成仿吾同学员一样，每天参加早操跑步，而且往往比学员到得还早。他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学员，经常到学员窑洞查铺，为他们盖被子，关窗户；学员病了，他更是关怀备至。为此，学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妈妈校长”和“成妈妈”。
1938年年底，经李维汉（罗迈）介绍，成仿吾同张琳结婚。张琳，南京人，抗战前是小学教师。1936年参加革命，“七七”事变后，在河南洛阳、偃师一带做群众工作。1938年2月入党，同年春夏之间到延安，是陕北公学女生队队长。
1939年春，成仿吾率领分校全体人员开荒2000多亩，达到蔬菜自给，粮食部分自给。成仿吾领导大家讨论陕北公学的校风，这就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他说，忠诚就是忠于人民，忠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团结就是团结互助，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作风；紧张就是纪律严明，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活泼就是朝气蓬勃，艰苦奋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仿吾还为陕北公学作校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地学习!
努力，努力，
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
胜利就在前面!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学员毕业时都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及军事知识、能独立进行群众工作的抗日救国干部，然后被派往各个战场。每期学员毕业时，成仿吾都要组织一次盛大的欢送会，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和新的战斗动员。会后，毕业的同学高举红旗，唱着《毕业上前线》，踏上征途。这首激昂慷慨、激励过无数革命青年的《毕业上前线》也是由成仿吾作词、吕骥谱曲的：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纵或有点儿留恋。
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
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经逼到了眉睫，
谁有心意长期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已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在延安，成仿吾对鲁迅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为了缅怀他和鲁迅的不平常的同志之谊，他写了《纪念鲁迅》一文。他在文章中论述了鲁迅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他说，“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完成与中国文学的进步，坚决前进”。“我们的作家，应该拿起鲁迅的精神，创造出新的形式来适应今天民族自卫的战争的需”。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时，成仿吾怀着对鲁迅的真挚的革命感情，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特地邀请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就是在这次讲话里，毛泽东对鲁迅作出了他的最初的崇高评价。1938年2月，成仿吾和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艾思奇、周扬一起，联合发表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创立缘起》，联合倡议创办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延安鲁迅艺术学校。
在延安，成仿吾还同徐冰合译了《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集，由解放出版社出版。这是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我国直接从德文翻译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7月的两年间，成仿吾所领导的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很多同志成为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1939年7月，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及青年训练班四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由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率领近2000多名青年学生开赴晋察冀边区。从延安到华北，行程3000里，沿途要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和云中山，穿过纵横百里的“封锁面”。在这个“封锁面”上，敌人据点、岗楼林立，在许多重要的通道上敌人还组织了一层层的交叉火力网，铁道上经常有敌人的铁甲列车巡逻。
成仿吾和掩护他们通过同蒲路封锁线的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紧张地研究通过“封锁面”的部署。成仿吾对华北联合大学的学生说：“经过两个月的行军，我们是锻炼出来了。一会儿就要过封锁线，要连续急行军七八十里，才能到达路东的山下，翻过山，就是晋察冀边区的游击区了。敌人也可能发现我们，向我出击，我们千万不要慌乱，无论如何，我们只应该前进，决不能退后，我们一定要爬过路东的大山，到达晋察冀边区。”[1]
到了离铁路线十里的一个村庄，大家在村边稍事休息，然后成仿吾一声令下，队伍勇猛冲向这铁路线上的十里禁区。村内的伪村公所的房屋门前门后，屋顶屋下，都有几名战士端着刺刀封锁大门，防止敌人冲出来。跑下一个小土坡，到了敌人的公路上，又跑上东面的一个小土坡，过去就到了同蒲铁路铁轨上面了，这是在敌人铁路两边岗楼的射程之内的。但是，我们战士的枪口对着岗楼，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在岗楼里边。成仿吾带队奋力奔跑，突破了日寇吹嘘的“钢铁封锁线”，接着又爬上了山腰，终于到了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的阜平城南庄。
在敌人后方办学，比在延安更艰苦。学校经常迁徙，所在地离敌人的据点仅仅三四十里，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进攻。为此，成仿吾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学校的处境，灵活机动地安排教学和社会实践的内容，提出“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2]。学校在局势稳定时集中上课，敌人扫荡时，边行军边上课，常常在行军休息时，隐蔽在树林里上一课再继续行军。战争最残酷时，学校几千名师生高度分散，参加群众的游击队或武工队，同他们一起抗击、骚扰敌人，师生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为国捐躯者数以百计。抗日战争中，学校全盛时期设有法政、教育、文艺三个学校及中学、群
工二部，师生达4000余人，理论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云集。从1939年到1945年的6月间，学校培养了各种干部一万多人，对华北抗战，对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到敌后进行教育考察的李公朴惊叹地对成仿吾说：“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1]
1944年2月，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的温塘出发，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行的有萧克，有六七个团的兵力护送，分为两个梯队，萧克为第一梯队，成仿吾为第二梯队，第二梯队有三个团，前面一个团，后面一个团，成仿吾随中间的团走。为了安全，规定部队尽量不同敌人冲突，日宿夜行，专找最难行的路、最坏的天气行进。经过3000里长途跋涉，通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成仿吾在延安住在杨家岭，同党的高级干部一起，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讨论、研究党的历史问题。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成仿吾以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此后不久，有一天毛主席来看成仿吾，问他：“仿吾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你搞什么工作？搞政权还是搞教育？”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吧!”
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由创办战火中的大学转向创办社会主义正规化大学。1950年他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筹办不久，成仿吾和吴玉章根据中央指示，在招生问题上开始突破旧学校的陈规，决定不但要招收在职干部，而且要从优秀产业工人中招收学生。1952年2月，人民大学本科招收了136名工人；10月，专修科又招收了27名工人。人民大学招收的这批工人学生数量虽少，意义却很大，因为正如成仿吾所说，它“开始了工人受教育的新时期”[2]。
成仿吾协助吴玉章，在人民大学建校初期，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教学组织和教学制度，克服了旧中国高等学校那种各自为政、自由主义的状态。新的教学组织称作“教研室”，这个词还是经成仿吾再三的考虑，最后译成的[3]。
后来，教研室成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
建国初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包围，又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当时，成仿吾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为了迅速掌握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仍然从头开始学习俄文。但是成仿吾对苏联专家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还建议苏联专家采取一些改进措施，吴玉章是赞成成仿吾这些意见的。后来，成仿吾的意见被说成“自高自大”、“不虚心向苏联学习”；成仿吾本人还受到了批评，被调出了学校，成仿吾以沉默服从了组织的调动。1952年10月，成仿吾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在这座大学任职5年，“同他朝夕相处的全校教职工，无不受他的言传身教的熏陶和影响而感受良深。很多身受他栽培的同志，深情地赞誉那段峥嵘岁月为东北师大的黄金时代。”[1]
成仿吾在东北师范大学特别注重各科教师队伍的建设。1952年他到学校不久就提出：“培养青年教师，提高中、老年教师”，并且在历届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学生留校当研究生，或者送往北京的各个大学进修，有的送往苏联深造。
成仿吾认为，教学改革应着重教学内容的改革，这就是要首先解决教材的编写、编译和使用问题。从1952年到1955年，东北师大在他的领导下，自编讲义133种，翻译苏联教材69种，编印辅助教材、参考材料70种。关于教材建设问题，他指出：“要切实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注意学生实际知识水平，教材内容与分量适当，文字力求简练。”[2]
成仿吾到东北师大不久，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中学教师的需求更为迫切。显然单靠全日制高等学校培养，已不能满足了。于是成仿吾积极倡办函授教育，培养、提高在职中学教师。1953年，东北师大就吸收了近千名在职初中教师参加函授学习，这对提高东北地区中学师资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11月中央教育部发出通报，指出“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的经验，必须加以巩固、推广，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建设人才必须提高教师质量的要求”[3]。
1958年，在“教育大跃进”中，成仿吾最初也受“左”的思想影响，但他很快察觉到了“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他没有随波逐流，明确提出：我们
的口号是“想尽办法，保证学多学好”[1]，不要让运动影响教学工作。
1958年8月，年逾花甲的成仿吾调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创建于1901年，学校设在青岛。成仿吾认为青岛是个办学的好地方，因为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居城市而无喧嚣之声，校舍背山面海，师资也比较齐全，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面向全国，不论天时、地利、人和各方条件，都是有一定基础的”[2]。但是，1958年10月，山东省委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成仿吾的组织观念很强，服从了省委、省政府的决定，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在10月底就出色地完成了搬迁任务，事后，他才对余修说：“迁一所老校，比办一所新校还麻烦。”[3]
山东大学搬迁以后，主要任务是抓好生活，稳定秩序，积极准备，尽快开课。1958年11月16日，成仿吾向全校人员作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报告，他说：“高等学校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提高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己任，从长远观点上看，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必须做到以教学为主，学生也要以学习为主，否则将贻误未来。”[4]
在成仿吾未到山东大学时，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全校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有204人之多，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专家、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学校中接连开展的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更使广大师生无所适从。成仿吾面对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潮，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还不统一……有的还想把老教师一脚踢开，这是完全错误的。”[5]
他接着提名学者冯沅君（陆侃如夫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还将一批学术水平高、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安排在校、系两级的领导岗位上。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身为校长兼党委书记的成仿吾，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对成的批判当时仅限于山东大学校园内。
同年9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戚本禹来到济南，一下车就责问造反派们：“怎么连个成仿吾都拉不来？”造反派诉苦道：“山东老党员多，保皇派势力很强，中央不点名，成仿吾打不倒。”戚本禹满口答应：“点名的
事包在我身上。”
果然不久，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戚本禹加进了成仿吾反鲁迅的一条罪状，于是形势急剧变化。造反派们一方面印发了成仿吾《关于教育方针的报告》等材料，供批判用，另一方面派人到成仿吾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搜集他的黑材料。他们中的一伙人居然跑到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吴玉章那里。
吴老对那些造反派冷笑了一声，旗帜鲜明地说：“成仿吾是好人，是坚强的革命者……你们应该保护他，回去以后给他戴箍（即红袖章）。”这些人不但没有调查到什么，反而受到了教育，回到学校竟成了“老保”。
随着“文革”的发展，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已丧失了理智。1967年，局势更加混乱，山头林立，武斗四起。这一年，成仿吾整整70岁。面对凶猛而来的诬蔑、凌辱和人身攻击，这位老人处之泰然，没有丝毫畏惧。
有一次，批斗会开始了，主持者声色俱厉地责令成仿吾：“成仿吾，你说，你是黑帮分子!”
成沉默，以示抗议。
主持者又叫道：“你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成仍旧沉默。
主持者恼羞成怒，狂吼道：“你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时，成仿吾再也忍耐不住，突然用他那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地回答：“我说，我是共产党员!”
又有一次，造反派精心为成仿吾设计了一顿“忆苦饭”让他吃。起初，他不吃，造反派头头就训斥说：“你这个走资派，光知道享受，你吃过劳动人民吃的糠菜吗？”成说：“吃过，长征路上什么没吃过？”造反派被将一军，仍不甘心，还是硬逼他吃。成正吃着，又有人以奚落的口气问：“好吃不好吃？”成略加思索，不紧不慢地说：“怎么说呢？比起我们长征时吃的草根、树皮来，这要算好的。”
最典型的一次，是在山东大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上。红卫兵要把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字样的牌子挂在成仿吾胸前，成不同意，一把将牌子扯掉了。红卫兵又强按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他偏不干，甚至更加昂首挺胸。红卫兵气急败坏，振臂高呼：“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罢。”这本是毛泽东诗词的名句，后一句最后一个字应是“罴”（pí），红卫兵却念成了“罢”（bà）。成仿吾实在忍无可忍，表情严肃地纠正道：“那
个字不念‘罢’，念‘罴’!”顿时，整个会场掌声四起，批斗会再也无法进行下去，在场的许多老教师感动得流下眼泪。
“文革”10年中，成仿吾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他坐过“喷气式”，被关过“牛棚”，肋骨被打断了两根，还被拉到济南铁路大厂、解放桥广场去“游街示众”。批斗之外，更多的是劳动改造，在学校里打扫厕所。
面对这一切。他始终持坦然和平静的态度。
为了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反击“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仿吾开始准备写《长征回忆录》。1972年他重访了南昌、瑞金、赣州、会昌、延安等老革命根据地，触景生情，激励自己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尽快完成《长征回忆录》的写作计划。
1973年春，成仿吾开始动笔。这时，在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掀起了高潮，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把矛头对准了成仿吾，说他过去“克己”，现在“复礼”。成仿吾全然不予理会，在济南写书写不成，就躲到烟台去写。他几次对妻子孩子们讲：“书写好后，如果发表不了，就把它藏在山洞里，迟早有一天会公诸于世。”
三四年之后，成仿吾将《长征回忆录》清样分别送给聂荣臻、张爱萍、萧华、宋时轮、罗瑞卿、何长工、郭沫若、宋任穷、黄火青等老同志，向他们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如聂荣臻所说：“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伟大的长征，已经胜利了41年了，许多老同志写了片断的回忆文章。这次你比较系统地写了整个长征过程的回忆录，书写得甚好，对后代很有教育意义。”
1977年10月，《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1月28日，何长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壮丽的史诗，生动的教材》。
1974年，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自己愿意在有生之年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校译工作。聂荣臻、王震支持成仿吾的意见，将信转给毛泽东。
8月，毛泽东看到成仿吾的信后，很快作了批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12月，成仿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并于1975年年初组成了校译小组。成员有李逵六、王亚文、马其静、郑伊倩等。春节过后，成仿吾校译小组即投入了工作。工作开始的第一天，成仿吾谈到翻译经典著作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第一，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工作。第二，我们的工作对象是马恩著作，毛主席很早就要我们党内有一二百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三，我们的读者有一万万到两万万人，我们要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成仿吾和助手们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也是成仿吾研究最细、钻研最深的一本书，他说他一生中通读《宣言》不下50遍，每读一遍都有一次新的收获。
1976年初《共产党宣言》译成，5月18日成仿吾把征求意见本呈送各位政治局委员审读。5月21日上午，朱德委员长的秘书来电话，说朱德同志要来看成仿吾，成仿吾说：“不行，不行，他90高龄了，还是我去看他。”秘书又来电话：“委员长说，他一定要来。”
下午3时左右，朱德在医生、护士的护理下来到成仿吾在中央党校的住处，80岁的成仿吾扶着90岁的朱委员长，一同走进楼下的客厅。刚坐下，朱德就说：“你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很好懂。这个工作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清楚了。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与恩格斯，总得要看《宣言》是如何讲的。”朱德和成仿吾谈了其他事情后，又把话题回到成仿吾的工作上，朱德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这个新译本好，没有倒装句，好懂。……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这里当个‘点’，会常来的。”[1]
没想到，这竟然是两位老人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个月以后，朱德去世了。
这使得成仿吾异常悲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提起朱老总，他就老泪纵横，他说朱老总总是那么谦虚，总是那么真诚。
1976年以后，成仿吾在助手们的协助下，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选》、《反杜林论》等著作。
1978年4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责成成仿吾、郭影秋负责复校工作。7月7日，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再次踏入人大校园时，他已经80多岁了。复校开始，困难重重，成仿吾适时地提出了复校的纲领和规划，做到当年复校，当年招生。在成仿吾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办理了流散人员的归队问题，交涉收回校舍、图书和各
种设备问题，组织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考工作。成仿吾还是像战争年代一样，发扬了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复校工作的进展。
在复校誓师大会上，成仿吾说：
同志们，为了实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既面临着把一个被停办达八年之久的学校迅速恢复起来的任务，同时还面临着必须从当前这个新的历史起点立即前进的提高任务。所以复校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要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步伐，大干快干。[1]
1984年5月3日下午，成仿吾在听老伴张琳读报时，忽然感觉不适，立即住进北京医院，经检查为脑溢血。以后几天，病情时好时坏。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话来，仍拱手向医护人员致谢。17日，病情恶化，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于上午11时17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