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寒家世正义青年
熊瑾玎，别号楚雄，1886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张家坊村一个贫寒的农家。父亲熊首璜，字渭川，行医乡里，救人急难；母王氏，出身书香门第，性情敦厚慈祥。父亲的医德和母亲的品德，对熊瑾玎都有较大的影响。
熊瑾玎十岁时入私塾学习。由于他的资质比较颖悟，又肯用功，深得塾师喜爱。1906年，他20岁时，进入徐特立和姜济寰在长沙县榔梨镇办的梨江学校师范速成班（简易师范性质）学习，阅读了《中国魂》、《猛回头》一类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书刊。特别是陈天华的《猛回头》一书，给熊瑾玎的思想震动很大。那书写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滇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这些字字血、声声泪的词句，激起了熊瑾玎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无比愤慨，他毅然决然将老师赐给他的觐廷名字改为瑾觐，表示他不但不愿去觐见清朝皇帝，而且要去推翻它，做一个有声有色的革命者，像一块玉石那样晶莹、坚实、可贵[1]。
在梨江学校师范速成班学习的六个月中，熊瑾玎结识了徐特立，并为他那种不要教薪，认真授课，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表示要终生以徐特立为老师，以他的高尚品德激励自己做人、做事。
1907年，熊瑾玎以当工人为荣而投入省城湖南提学使印刷所当印刷工人兼校对。在这两年的工人生活中，他利用工余时间进入长沙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之后，自1909年至1913年中，熊瑾玎先后担任过五美乡李氏族校、五美乡速成师范班和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员，并且是师范班和女子职校的创办人之一。他还担任过地方自治公所五美乡的乡佐和乡董。
乡董原是为地主阶级服务、压迫农民的基层官吏，但熊瑾玎利用这一职务为农民办了许多好事。1912年秋天，五美乡有一个叫熊梦楼的官僚地主，借采办赈米之机，在本乡抢购谷米，致使当地粮食空虚，粮价陡涨。农民对此十分愤慨，但又无可奈何。熊瑾玎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以自治公所的名义，查阻了熊梦楼未及运走的白米九百余担，以平价售给当地缺粮少食的贫苦农民，使他们得以度过饥荒，稍伸积忿。地主熊尚中，是瑾玎近族，酷嗜鸦片，为富不仁，附近农民衔恨未发。1913年，瑾玎率众突至其家，一举查获烟土数百两，并将人、物一并送请长沙县政府惩处。结果将熊尚中拘押数日，烟土悉数没收，并罚款500元，人心大快。辛亥革命后，政府明令兴办小学，以开民智，并规定提抽庙宇祠堂公款作办学经费。但当时掌管祠庙族田的乡人大多有守旧思想，反对兴办“洋学堂”。因此，提款办学一事甚为棘手。熊瑾玎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宣讲兴办新学堂的好处，耐心阐明用本乡祠庙公产来培育本乡子弟，是一桩合理的好事，大家都应支持。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提得学堂租谷七百多担，维持了五美乡五十多所小学的常年经费。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婚丧节约，禁止赌博，禁吸鸦片，妇女放足等移风易俗、兴利除弊的事，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得到的仍旧是一个万方多难的局面。广大农民群众依然生活在兵连祸结、灾患频仍的社会中。 熊瑾玎对此深为忧叹。他在1913年《秋日登宝盖山》一诗中写道：“冉冉年华似水流，万方多难此登楼。农夫到处嗟凶旱，惟祝来年庆有秋。”[1] 他除了祈求天降丰年之外，还流露出对“万方多难”社会的忧虑。
注释
[1] 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
[1] 《熊瑾玎诗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下所引诗句出处同此。
为国为民上下求索
1914年春，熊瑾玎重来长沙城，在私立楚怡小学任教。他在楚怡小学执教的五年中，除了认真教课外，还广泛交友，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先后结识了何叔衡、谢觉哉、毛泽东、李维汉等。他们虽然年龄不等，但志趣相同。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一到，他们就争相阅读，共同研讨，很快就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熊瑾玎在1917年写了称颂何叔衡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共同志向的诗篇：“何子名叔衡，生平富奇行，遇事本其真，不求悦人听。十辈蜩与莺，未能窥所性。偶尔谈世事，激励而奋迅。遇之古长沙，吊屈有余韵。把酒话衷肠，辄恨瓶之罄。世事本沧桑，中心有一定。对此将何为？联众向前进。”表明了不管世事如何纷扰变化，但 他们救国救民的中心目标仍然坚定不移。为了“创造新环境”[1]，他们经过上百次酝酿讨论，于1918年4月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熊瑾玎同何叔衡因事未参加成立大会，但随后就加入了这个革命青年组织。
由于熊瑾玎积极参与新民学会的各种进步活动，大力宣传《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公开反对学生读经，主张用白话文等，因而遭到了封建守旧的攻击。楚怡学校的校长陈夙荒也认为他“头脑太红”，于1918年冬将他辞退。同时被解聘的还有何叔衡。徐特立介绍熊瑾玎去修业小学任教，也遭拒绝。这时徐特立正担任孤儿院院长，便将熊瑾玎聘去教育孤儿。 虽然月薪比在楚怡少了14元，但熊瑾玎不以为意，仍然认真授课。在这里的一年多中，他在教学之余，将徐特立的藏书四部丛刊等浏览了一通。他特别喜欢阅读《货殖列传》一类记述古代富商巨贾事迹的书。他认为要革命就得有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因此要注意学习积财之道。
1919年五四运动中，熊瑾玎积极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掀起的反日爱国运动，支持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在驱张运动[2] 中，他和徐特立在教育界和各界上层人士中做了许多发动工作。
1920年8月，熊瑾玎从北京教育部主办的国语讲习所学习了一个多月国语注音字母后回到长沙，旋即被新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的何叔衡聘去担任庶务会计；并兼任该馆附设的注音字母传习所所长。在这里工作的十多个月中，他除协助何叔衡把馆中的经济事务和其他行政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外，还以很大的精力，协同谢觉哉、周世钊把该馆发行的《通俗报》办得面目一新。当时人们常常能从通俗报上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以及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一类观点鲜明的文章。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谢觉哉在《小批评》、《随感录》中写的那些揭露政府中、社会上各种怪象丑态的讽刺短文。熊瑾玎写的《新字课》，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喜欢阅读的。因为他在用注音符号教人认字的同时，用几句很通俗的话，结合实际，向读者进行了思想教育。比如，熊瑾玎在“雌”字下注“少数人争雌雄，把小百姓弄得疲癃残疾，这有什么道理？”在“迁”字下注：“当这湖南大倡人民制宪的时候，还在那儿高谈约法，未免太迂阔了！”[3] 有 些中小学校把通俗报作为学生课外必读的读物，工人、市民中的读者日益增多，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民也开始订阅它了。
在这期间，熊瑾玎还积极参加了毛泽东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活动。他同何叔衡、彭璜、陈昌、郭亮等经常在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是他们的必读书。《新青年》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也是他们经常阅读的读物[1]。
1921年1月1日至3日，熊瑾玎参加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友举行的新年大会，同其他17个会员一道，认真讨论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和“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重要问题。 大家畅抒己见，热烈争辩。当讨论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时，熊瑾玎首先发言说，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新民学会素来的主张，已不必进行讨论了。毛泽东则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他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讨论，大多数人同意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当讨论方法问题时，熊瑾玎“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功夫。”何叔衡与之争辩说：“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不能只要破坏。彭璜在列举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后，指出俄国国情与中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之中国”。他还针对熊瑾玎的只要破坏，不必言主义的错误主张说：“一点一滴的改造（按：意指各种破坏）亦须趋向共同目的。”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在表决这个问题时，熊瑾玎放弃了他“不必言主义”的主张，表示自己还要研究，暂不作决定。
既有自己的见解，对别人的意见又能择善而从，是熊瑾玎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经过两天的热烈争辩，熊瑾玎的认识有了提高。在最后一天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这个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现在“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的同志。并认为组党的“下手之法，宜重传播”，办学校是一种传播方法，但“学校以自办的为好。再则从事普遍的宣传，办报亦其一法”。他还主张“事先宜厚筹经济”。他针对中国知识分子耻于言利 的传统心理，着重说明：“发财不是为自己发财，只要有目的、有组织”，就不必讳言发财。他又说：“我觉得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早就有发财的念头，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殖列传》……来看。常觉在中国这种社会底下发财有两条路：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做官要钻营，不愿干；经商也试验了一下，因他种原因，停了……现在正在筹度他种方法。”他强调说：“我觉得私利可以不要，团体资本是该要的。”因为，只有“增进我们的资本，方能发展我们的事业”[1]
这次新年大会进一步确定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新民学会会员的共同目的；大多数人主张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并一致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熊瑾玎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还主张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1年6月，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的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通俗报亦被迫停刊。熊瑾玎与谢觉哉也随着去职。为了承继通俗报的精神，他们于6月23日在船山学社开会讨论过一次办报问题[2]。 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后因需资金约2000元，一时难筹而作罢。接着，熊瑾玎为毛泽东、何叔衡筹措了部分旅费，使他们得以在6月29日从长沙起程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熊瑾玎满怀激情地吟颂道“伟哉一九二一年，众星拱向北辰前。从今有道争先进，不怕阴霾黑暗天。’”
1921年8月，毛泽东为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任教务主任（后由熊瑾玎接任此职）。当时，自修大学招生的条件较高，许多知识青年达不到这个要求，青年工人入学更难。因此，熊瑾玎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于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学内附设补习学校（后来附设初中班），公开招生，为党训练了一批革命青年干部。毛泽民、毛泽覃、高文华等都在补习学校学习过。
1923年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后，熊瑾玎即专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秘书。他后来回忆这六年多在思想上所取得的进步时说：“毛主席的伟大天才，独特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毛主席的一言一动，斗争不懈，领导多方等， 无论在新民学会，在自修大学，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处共事，他所给予我的裨益，真是言之不尽，而每饭难忘”[1]。
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不但派出党员担任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而且让一些已具共产主义觉悟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先进分子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熊瑾玎经共产党员、国民党长沙市负责人李亚农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2月，熊瑾玎被徐特立聘至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事务主任。他协助徐特立开源节流，艰苦建校。徐特立对学生循循善诱，关心备至，被学生昵称为“徐家外婆”，熊瑾玎则被人戏称为“舅舅”。这一方面说明熊瑾玎始终师事徐特立，他们的亲密关系有如父子，另一方面也表明熊瑾玎爱护学生同舅舅爱护外甥一样。在第一女师工作的一年多，熊瑾玎还积极支持协助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湖南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运动，抗议反动派惨杀安源工人领袖黄静源和株洲农民领袖汪先宗的游行示威活动，等等。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后，熊瑾玎兼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务委员、长沙市政筹备处第三科科长及长沙县财产保管处处长。他大力宣传和支持工农运动。湖南省总工会会址就是他掌握的长沙县财产保管处拨给的，而且他还按月拨给郭亮领导的省总工会和滕代远领导的郊区农民协会各100元作为活动经费[2]。
1927年2月，熊瑾玎接替徐特立任省立第一女师校长，同时仍兼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委和上述其他二职。由于他积极参与了这年上半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马日事变”后他被湖南反动派视为“暴徒”，受到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县政府的双层通缉。尽管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长沙城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军号声日有所闻，但熊瑾玎仍匿住市内犁头街等地，秘密联系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革命活动。直至10月，反动派严密清查户口，搜捕革命志士时，他才逃离长沙，潜赴武汉。
注释
[1]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新民学会资料》，1980年9月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2] “驱张运动”即1919年秋，湖南人民开展的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群众斗争。
[3]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28页。
[1]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97，299页。
[1] 以上三段中的引文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5—41页。
[2]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70页。
[1] 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
[2] 苏镜等1960年7月访问熊瑾玎的记录。
出生入死最可信赖
1927年10月，熊瑾玎机智地避过反动派的严密查缉，到达汉口，找到了 郭亮。当时武汉的形势也很严峻。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投机分子则相继叛变投敌。就在这沧海横流的时候，熊瑾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蔑视敌人的屠刀，经郭亮介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湖北省委秘书处担任文书和交通工作。
1928年春的一天，熊瑾玎去找湖北省委秘书长任开国，不料任于前天晚上被捕，敌人派人留守诱捕往访者。熊瑾玎见房内无人，知已出事，立即转身退出，才走几步，便被敌人扭住。熊瑾玎坚称他来找人走错了房间，特务叫他脱下衣服，遍身搜查，未见任何可疑之物，才放他走[1]。
这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牺牲多人，工作很难开展。熊瑾玎不得不转移到上海，找到李维汉接上组织关系。中共中央根据他富有理财经验及善于交友等特点，分配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主要任务是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中央同各地联络通讯的地址。 接受任务后，他以商人身份四处寻觅房屋，终于在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了一所二层楼房。它的门牌是四川路447号（今四川路171至173号处），位于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后面，出进要经过一条不为人注目的小巷。房子的全部楼面有三大间，正好供中央政治局开会之用。去开会的同志也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座楼梯上去，不经过楼下的房子。楼下是二房东周来生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来求医问药，正好掩护地下党人的来往。熊瑾玎便在这房子内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经营湖南纱布，他也成了商号“老板”[2]。
因为政治局的同志常来商号开会和办公，生活上要有人照料；这里还藏着许多密件，有时还要洗抄药水写的文件，熊瑾玎一个人忙不过来；同时，作为商号也要有一个“老板娘”才不会使人生疑。于是熊瑾玎提请中央审查批准之后，在这年夏天将在汉口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调来协助他工作。朱端绶出身于长沙市一个贫民家庭，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才17岁时就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熊瑾玎兼任长沙女师校委时就对朱端绶的勤劳聪慧有较深的印象。到上海相处几个月后，加深了了解，建立了真挚的感情。1928年中秋之夜，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福兴商 号”开过会后，熊瑾玎与朱端绶在四马路川菜馆备办了一席酒菜，请他们一起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在席间提议说：“瑾玎同志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店里还要有一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适合。”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朱端绶腼腆地说：“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一定当好‘老板娘’。”周恩来高兴地说：“那以后再不叫你小妹妹，该称‘老板娘’了。”[1] 从此，“老板”和“老板娘”的称号就在党内外叫开了。新婚之夜，熊瑾玎赋诗赠端绶曰：“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这对对革命矢志不移，对爱情忠诚不二的模范夫妻，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比翼齐飞，过着甘苦与共的生活。
熊瑾玎和朱端绶对工作极为细心，防范十分周密，使“福兴商号”这座党中央的重要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时间，始终未被敌人发觉。经常来这里聚会议事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关向应、罗登贤、杨殷、任弼时、彭湃、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陈赓等二十多人，刘少奇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也到过这里。
在这期间，为了筹集经费和建立更多的秘密联络点，熊瑾玎还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此外，他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还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2]。这些处所有时也作为中央接头和接受信件的地方。这些厂店由于熊瑾玎经营有方，信誉卓著。“熊老板”的称号也就在上海流传开了。在特务满布的上海，既要掩护好党的中央机关，又要经营好这么多厂店，可以想见要付出多少精力和心血！在1928年4月至1931年夏这三年多，熊瑾玎总是夜以继日地做着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白天，他忙于接洽各种业务，与各界人士周旋，晚上又忙着党的秘密工作，常常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厂店经营所有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和救助生活有困难的党员和朋友，而他们自己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1931年4月，周恩来听到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后，立即决定中央机关搬家，有的同志马上隐蔽起 来，有的转移，有的撤退到苏区去。熊瑾玎先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10月又奉命撤退到湘鄂西苏区。他于12月到达湘鄂西后，被任命为省苏维埃宣传教育部长。第二年又兼任省苏维埃秘书长。在这里工作的九个多月中，他以主要精力发展教育。为解决师资问题办了一所三个月毕业的简易师范学校，招收了好几十名学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课程由他亲授。同时，他着手编辑小学教科书，并陆续编成了12册（初小八册高小四册）。此外，还编写了成人课本二册，供夜校使用。在他的艰苦奋斗下，湘鄂西苏区的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有了发展。在宣传工作方面，他同副部长谢觉哉一道创办了湘鄂西省苏维埃的机关报《工农日报》，他常为报纸写文章。他写的《放脚歌》在《工农日报》上发表后，成了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
1932年9月，湘鄂西苏区全部失陷时，熊瑾玎和朱端绶（她是这年5月从上海撤退去的）同时被俘。国民党部队一个营长审问熊瑾玎时，他说：“我并不是红军，也不是共产党，而是由长沙去上海的一个商人。轮船经过白螺矶时，被红军打船而扣押，叫我拿500元光洋赎人，所以羁留在这里。”恰好同时被俘的一个叫孙季芳的女同志装做他们的弟媳，她与那个营长是同乡，而且她的哥哥与那个营长是好朋友，他们原就很熟。她也说自己是被红军打船扣押的，并证明熊瑾玎是商人。那个营长便放了他们[1]。
熊瑾玎与朱端绶经过一个多月的流离转徙，于1932年12月回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秘书长阮锦云，受命建立中央交通机关，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工作。这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已撤到中央苏区去了，上海的形势更加险恶，党的机关不得不频繁搬迁。尽管当时经常有充当特务的叛徒带领敌人在街上指捕共产党员，但熊瑾玎依然按党的指示开展工作，送通知，筹经费，联络同志，到处奔走，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到法租界贺龙的亲属王家送生活费，不料王家因叛徒叶功韶告密已被抄，遂被在内坐守的敌探拘捕。押到巡捕房后遭严刑拷打，遍身青紫，皮开肉绽。熊瑾玎坚贞不屈，始终说自己是商人兼中医，因常替王家看病而认了同乡，时相过从，并无其他关系。虽经叛徒徐锡根到庭指认他是共产党中央会计，他仍然矢口否认。加之他的邻居唐锦琏等因他平日待人诚笃，乐于助人，对他十分敬佩，甘冒风险，挺身出庭给他作证，说他确系商人。生黎医院的周来生医生和夏记成衣铺的老板娘也都证明他们 平时亲眼见他打算盘结账，使敌人一时难以定案。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法租界巡捕房将熊瑾玎引渡处理。中共地下组织指示朱端绶找到宋庆龄和史良律师，转请法租界著名律师董康出庭给熊瑾玎辩护，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引渡加以杀害的阴谋。这年12月16日，租界法院判处熊瑾玎八年徒刑。
在监狱中，熊瑾玎领导难友向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当时，狱中牢房狭窄，按规定只住四人，但实际上却住了八、九上十人；按规定每月打一次牙祭，每人有四两肉，而管理人员却从中进行克扣。饭内掺沙子，吃烂菜叶是常事。面对这恶劣的环境和生活待遇，熊瑾玎会同共产党员李士英、刘国宝等发动所有难友，向狱方提出抗议，进行斗争。几经较量，终于迫使狱方答应以下条件：每房住人不超过五个；政治犯每周会见亲友一次；衣物随送随到；打牙祭时由犯人派代表去厨房领足斤两，亲自烹炒。饭食中的沙子、烂菜叶也少了。这一斗争胜利，大大提高了狱中一般犯人的觉悟和熊瑾玎、李士英等政治犯的威信。狱方头目深为惊惧，乃借故将李、刘二人押去大监牢，将熊瑾玎转押于广慈医院病牢。
病牢也是铁门铁窗，管制极严。姓贾的主任更是贪赃枉法，常以戴镣铐等手法敲诈勒索犯人财物。熊瑾玎初入病牢时，贾某即拿来一副镣铐要给他戴上，意在勒索钱财。熊瑾玎当即质问他：“你上人镣铐，是根据什么法律？！我告诉你，你这是一种违法的私刑，我要向法院告你的状，看你敢不敢上老子的镣铐！”[1] 贾某见他态度强硬，便悻悻地拿起镣铐走了。以后熊瑾玎发动犯人联名向法院控告这个姓贾的接受贿赂，让犯人顾四老板在病牢中吸食鸦片。法院派人来狱，一举查获了烟膏烟具，将贾某判了四年徒刑。
在监狱中，熊瑾玎坚持学习，练习书法和写作。他写了许多抒情励志的诗篇。入狱当天，他就吟诗明志说：“漫道者番风味苦，辛酸尝尽见闻多。”后来他听到朱端绶在探视他时被叛徒徐锡根指认扭捕，心里十分不安，唯恐端绶年轻经不起打击，即设法寄诗鼓励她：“艰难应共任，患难喜同过。躯壳原无用，精神自不磨。愿持坚定性，战胜恶妖魔”。经过党多年教育、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朱端绶，一开始就利用徐锡根只认识她的相貌，并不知她姓名的有利条件，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接到熊瑾玎的赠诗后，革命意志更为坚定。他们经常唱酬和答，互相慰藉和鼓舞斗志。如朱诗曰“臭虱恼人眠不得， 捉它干净不停留”。意为要彻底消灭反动派。熊瑾玎和诗说：“胜利终当归我等，何妨今日小拘留”。这类唱酬诗多达几十首。朱端绶被关押八个多月后，敌人因找不到确证，不得不释放她。她出狱后继续努力设法营救熊瑾玎，并开设“泰来酒店”，为熊瑾玎和其他被捕同志提供日用品和补充营养筹集经费。 熊瑾玎被判刑八年后写诗明志并宽慰朱端绶曰：“命逢乖舛心翻快，厄到囹圄体转遒；八载光阴如一瞬，黄花有色壮深秋。”1934年1月他在狱中过49岁生日时吟诗道：“松柏耐岁寒，冰雪心可剖。困厄愈侵寻，精神愈抖擞”。50岁生日时，他写道：“忌时被逮在羁囚，自不虚生更欣悦”，“男儿有幸未盖棺，前途进取谁能测”。这些诗句，充分反映出熊瑾玎的云水襟怀和松柏节操。后来周恩来亲笔写材料称赞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是一位“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的好同志。
注释
[1] 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
[2] 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党史资料丛刊》总第5集第193—194页；总第8辑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 夏耘：《熊瑾玎朱端绶爱情生活散记》，《人物》1983年第3期；许晓闽：《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缓》，《纵横》1985年第5期，1986年1月7日《人民政协报》。
[2] 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苏镜等1960年7月访问熊瑾玎记录。
[1] 许晓闽：《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绶》；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
[1] 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写，未刊。
辛劳擘划红色管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派毛泽民、钱希均赴上海营救熊瑾玎。 经章士钊作保，他于9月6日出狱[1]。不久，党派他同朱端绶护送贺龙的家属回到湖南。1938年1月初，熊瑾玎在汉口被党中央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担任发行工作[2]，后任会计科长。
熊瑾玎到《新华日报》后，便把报社机关的筹建，器材物资的采办，经费的筹措和全社人员的生活后勤保障等艰巨任务承担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阻挠、封锁和迫害。首先是不拨房屋，不给器材。熊瑾玎和徐迈进等经过武汉地下党的帮助，在汉口府西一路（今民意一路）大陆里里弄内租到一所两层楼房，楼上作编辑部，楼下临街的一面作营业部，后面是印刷部。并在附近租到一些零散的民房作为职工临时宿舍。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买来三台平板印刷机和油墨纸张等。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出版。
《新华日报》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的九年一个月零八天中，在党中央、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统战等方面斗争的有力舆论工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民党顽固派对它又恨又怕，必欲拔之而后快。就在它正式出版的第七天下午6时许，国民党特务组织流氓暴徒数十人，手执铁棍、利斧等凶器，突然闯入《新华日报》营业部，割断电线，捣毁什物，继入排字房推倒部分字架，殴打工人。熊瑾玎等挺身而出，组织报社人员集中力量保护机器房，并义正辞严地申斥特务暴徒的破坏行为。在当时抗战尚处在高潮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还有所顾忌，暴徒们遭到抵抗后，便呼啸而去。 熊瑾玎迅速组织力量，整理修复什物，使第二天的报纸得以继续出版。
当时武汉的报纸众多，其中不少报社资格比《新华日报》老，资金比它雄厚，设备比它先进。要使《新华日报》在激烈的竞争中打开局面，赢得读者，除了要在内容和编排上超出其他各报外，还要从原料购入到印刷销售等方面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经营管理方法。为此熊瑾玎辛勤擘划，日夜筹思，想出了许多办法。从创刊之日起，就展开征求一万基本订户的运动，建立自己的通讯网和发行网。相继在长沙、郑州、潼关、洛阳、许昌、宜昌、黄陂、南昌等地设立了分销处，并先后在山西、广州、重庆和西安等处设立了分馆，从事通讯和发行工作。此外，还在馆内增设了服务课，为各地读者订阅本报和报馆出版的书籍、刊物，并为读者代购邮寄各种图书杂志，以满足读者各方面的要求。《新华日报》创刊不久，就发行销售到五万份，与老牌的《大公报》并驾齐驱，以后又出现“新华扫荡中央”（广大读者以这样排列三报顺序的方法，隐喻《新华日报》把国民党的《扫荡日报》和《中央日报》打下去了）的局面。
1938年10月，日军进逼武汉，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迁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为了使报纸做到在武汉停刊的次日能在重庆接着出版，熊瑾玎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先赴重庆筹备。他到重庆后即多方联系，四处奔走。先在市区西三街和仓坪街租到了房子，将经理部设在仓坪街，其他各部都设在不远的西三街。后又将一家停刊了的报社的全部机器什物承买过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备工作。因此，《新华日报》于10月24日在武汉出完最后一期后，重庆的《新华日报》接着就在25日出版，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民党政府军政机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对《新华日报》的限制、压迫、破坏也就更为恶毒了。除了实行新闻检查，删改、扣压稿件，胁迫读者不准订阅和殴打、拘押报丁、报童外，并在物资供应上设置重重障碍，甚至 不准人们将房屋、地皮租给《新华日报》使用。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新华日报》已无法在市区工作，必须迁移。熊瑾玎日夜奔走，四处联系，才在离城十多里的化龙桥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的高峰寺找到一些房子。随即将报馆和印刷器材迁去。化龙桥的房子是党外朋友任宗德新建自住的，高峰寺的房子是饶国模的，他们二人对共产党和熊瑾玎十分钦佩，甘冒政治风险将房屋租借给《新华日报》。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又利用日机轰炸造成的困难混乱局面，命令重庆各报出联合版，企图用此办法扼杀《新华日报》。熊瑾玎和报社其他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面组织力量在高峰寺编印、翻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中央的政策和毛泽东的著作，继续出版《群众周刊》，使它担负起党报的任务；一面又通过各种朋友关系，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租到一块地皮，先在山沟里搭起简易草棚，临时编辑油印的《新华壁报》。 同时在那里积极筹建报馆的用房。经过熊瑾玎和经理部其他同志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虎头岩下一排排简朴而整洁的平房建立起来了。8月13日，《新华日报》在这里复刊了。
在这以后，熊瑾玎又通过各种关系在庞家岩租到一些房子作报馆职工宿舍。并先后在城内民生路建立了营业部，在七星岗德兴里和纯阳洞建立了采访部和发行课；在南岸、沙坪坝、北碚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在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建立了营业分处。这些新的战斗据点的建立，都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得来的胜利，也是与熊瑾玎的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作为报馆总经理的熊瑾玎，到重庆以后最感棘手的是纸张的供应问题。 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和沿海城市陷落，纸张来源十分困难。而四川的梁山（今梁平）、大竹及嘉乐等重要产纸地区，又多被国民党垄断。熊瑾玎派人到这些地方购纸，国民党就串通厂方和纸商说：纸早被各报馆和印书馆包销去了，再没有多余可卖的了。有时特务还公然威胁说：“这里用不着你们来宣传什么共产、共妻，赶快回去吧！不然的话，连人连纸一概没收！”[1]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用断绝纸张供应来扼杀《新华日报》。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突破纸张封锁，熊瑾玎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办法。首先，他向国民党有关当局提出：政府既批准《新华日报》在此出版，就应同其他各报一样配给纸张。遇到国民党有关部门故意刁难时，就在报业公会上提出抗议，揭露他们歧视、压 制、企图扼杀《新华日报》的阴谋。除了用合法斗争，争得配给纸之外，熊瑾玎还派多人到市场上零星购买。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用纸需要。因为，报馆还要印刷《群众周刊》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每天用纸量需四五十令。因此，必须设法打入梁山、大竹那些产纸最多的地区去采购。 经过他多方调查研究，发现一个经营梁山纸张的纸商王炽森，喜作旧体诗词，并善书法，熊瑾玎因之与他结成了朋友。此人颇有正义感，赞同《新华日报》的抗日主张和言论。他对熊瑾玎待人热情诚恳、作风简朴甚为钦佩，结识后，交谊日深。熊瑾玎便问他是否可专为《新华日报》承办纸张？他慨然允诺说：“我极愿帮忙。梁山纸商排挤和歧视《新华日报》是毫无理由的”[1]。遂与之订立私约，长期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熊瑾玎不但在价格上给他优惠，还告诉他此事应保守秘密，纸张运到后由报馆派人秘密提取，免得使他承担政治风险。王炽森对熊瑾玎的通情达理十分感激，就尽心尽意地为《新华日报》采办纸张，成了《新华日报》纸张的一个重要来源。1940年3月，熊瑾玎又派苏芸化装成商人去梁山，找到王炽森达成一项协议，由《新华日报》社出资、出入管理，由王炽森出面，创办了川东造纸厂。以后，熊瑾玎又派人到岳池县办了一个小型纸厂[2]。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新华日报》的用纸有了可靠的来源，不但长期保证了报馆的纸张供应，而且还尽力帮助“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解决了大部分用纸。有时对当时有进步倾向的《新蜀报》也给予纸张的支援。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中央日报》的存纸用完了，无法出版，四处挪借不到，该报经理张明炜只得来找熊瑾玎借纸。熊瑾玎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慨然借予40令已经挑选过的好梁山纸，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张明炜感激不尽，并保证一星期归还。但过了四个星期还未还来，张明炜只得打电话对熊瑾玎说：“熊总经理，很对不起，无法还纸，只能照价还钱，叨在同行，请予原谅。”熊瑾玎满口应允说：“可以的，没有问题。不过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想请你报替我报铸一套全副标题字。”张明炜连忙答复说：“可以，可以，一定照办！”[3] 那时标题大字的铜模只有《中央日报》一家全备，《新华日报》得到这套全副标题大字后，版面编排就更美观了。不料后来张明炜 竟因借纸有失国民党的体面，和替《新华日报》浇铸标题字而被撤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报馆后，熊瑾玎和全体同志悲愤交集，热泪如倾。在周恩来领导下，熊瑾玎和潘梓年等报馆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撰写了一篇系统的报道，准备在《新华日报》上登载。 但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硬是扣住不准刊登，周恩来悲愤填膺，亲笔撰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5个大字的题词，补在被国民党抽扣的那篇报道的半版空白处。 熊瑾玎也写了《感菊》、《览物》两首托物寄愤的旧体诗。《感菊》诗云：“极目篱边菊，依然耐性强。秋霜原可傲，积雪又何妨。叶败仍含翠，花残不改黄。况余根蒂好，还得吐芬芳！”《览物》诗曰：“地冻天寒日，何当览物华。严霜摧嫩叶，急雨堕新芽。月殿浮云暗，峰峦瘴气遮。平生不下泪，此日泪偏赊。”这两首诗送当日《新华日报》后，也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人员扣发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械和军需物资的一切供应，因而《新华日报》的经费也更加困难了，很多费用要自行筹措。熊瑾玎为此日夜筹划，四处奔走，费尽了心血。当时，党外朋友任宗德在一家酒精厂工作，熊瑾玎鼓励和帮助他在江津和内江两地又办了两个酒精厂，并把党员周竹安介绍到任宗德的酒精厂总管理处担任秘书，将金梓林夫妇介绍去担任会计，周竹安又介绍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去工作，帮助任宗德把酒精厂亦得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酒精厂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直到1946年酒精厂停办为止。
熊瑾玎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他以诚待人、忠实、真挚的高尚品德，为《新华日报》赢得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持者是楚湘汇。楚湘汇是湖南人，国民党员，但一直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时，楚担任湖南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又是国民党中央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常委，并兼任政府第二炼油厂厂长。熊瑾玎凭借他与楚的私交，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第二炼油厂工作，帮助楚湘汇把工厂办好，熊瑾玎自己也常为楚出谋划策。结果该厂被国民政府评为甲等厂。该厂赢利很多，楚湘汇便用各种方式向共产党提供捐款，通过熊瑾玎交给南方局，再由南方局拨一部分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重庆八年中所用的油墨和煤油、汽油都是这个厂供应的，从来不虞匮乏[1]。熊瑾玎还帮助楚湘汇弄到了桐油的长期供应证和“四行”的优惠贷款，以私人名义办起了“光华炼油厂”。这个厂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人员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赢利的大部分上交党作经费，其余的送给有关的党外朋友。当时有个党员要把赢利全部上交给党，熊瑾玎耐心说服他：“你要搞通思想（这是他的口头禅），要懂得团结更多的朋友，为抗日的全面胜利而共同奋斗。这是个大局，不要只看到那几个钱。何况炼油厂赚的钱，也是利用国民党的资金和原料而得来的呢！”这一席话打通了那个同志的思想[2]。后来楚湘汇在熊瑾玎的影响和帮助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熊瑾玎为《新华日报》找到的第三个重要支持者是鲁自诚（别号鸣三）。 鲁当时担任中国工矿公司总经理。报馆经费发生困难时，经常得到他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47年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瑾玎提请政府任命鲁自诚为国务院参事。
熊瑾玎有时还要为党筹办特殊费用。当时的《新华日报》还担任输送干部到延安或到其他解放区去的任务。“皖南事变”后又疏散一部分党员到香港和越南等地去工作，一部分到昆明等地上大学，他们的旅费和到达目的地后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都是熊瑾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筹集来的。1944年三五九旅南下时，输送大批青年到宣化店去参军的费用，也是熊瑾玎筹措的。
为了筹集经费，熊瑾玎指导广告科的同志四出招揽业务。他说，广辟广告来源，不仅可增加收入，还可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造谣诬蔑。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报纸的广告业务日益发展起来，收入最多时每月可供报馆全体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
熊瑾玎在广辟财源的同时，千方百计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他说，不要看不起几分钱的小事，积少成多，就可以为党节约出一大笔开支。在他的倡导下，报馆里使用的信封是大家用旧纸糊的；稿纸、信纸、办公用纸都是挑选出来的破损纸张印制的；工作手册、便笺等是用裁割下来的边角余料装订的；学习用的本子是用一些写过或印过的纸翻过来订成的；送报用的自行车破损了自己修补。他充分利用篱边屋角的荒地种菜，用泔水或残菜剩饭养猪， 使食堂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不断改善伙食。为了杜绝浪费，熊瑾玎对财务制度规定得很严格，每项开支他都认真审批，处处注意节约。
熊瑾玎对职工的生活和健康极为关心。为了使夜班编辑人员能够休息好，专门在总馆后边山上盖了几间夜班宿舍，还用黑色窗帘挡住光线，使夜班人员能够睡好。午夜时为每人做一大碗味道鲜美的面条，还沏两次浓茶以提精神。报馆的医务室购置了多种必备药品，大病则不惜重金及时送出去治疗。 托儿所全部免费，小孩出生后56天即可入托，伙食费都由报馆负担。内部还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供应各种日用杂品和果点烟酒；还设有小吃部和洗衣组，以满足单身职工的需要。
除了上述经济、物质生活和后勤等方面的工作外，熊瑾玎还为印刷、发行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采取各种措施和科学管理方法，提高印刷质量，扩大发行份数，实现了南方局和周恩来提出的“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战斗任务。
熊瑾玎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热情关怀别人的崇高品德，给《新华日报》的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时间虽过了近半个世纪，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栩栩如生地印在和他共过事的战友同事的脑海里：“有一个五十多岁年纪，穿着一身半新半旧的长衫，头戴一顶小毡帽，手拎一个放着老花镜等物的布口袋，脚穿布鞋，面容清癯，从平房的这头走到那头，频频地与人谈着话或打着招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人，这就是同志们亲热地称呼为‘熊老板’的熊瑾玎同志”[1]。“他走到报社的每个角落，遇到要处理的问题，随时和有关同志商量解决。同志们有什么困难和意见，也随时可以向他毫无拘束地反映。”[2]“熊瑾玎同志是家传的中医，尽管他在报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他仍然经常……访问各部门的工作室和宿舍，遇到病人，他就按脉处方。报馆建立医务室后，他每周都要抽出两个半天给患病的同志看病，不仅处方，而且常亲自过问病人的吃药与护理……报社女同志生小孩，他总要对产妇开个药方，教育注意产后调养。有的同志病重须送医院住院治疗，尽管报社经费困难，但他毫不迟疑立即送到最好的医院，工作再忙他也要抽空到医院去探望生病的同志，解决生活上有关的困难……给同志们以难忘的温暖。熊老六十寿辰，报馆同志赶制了一幅绣着‘治病救人’的锦旗送给他，表达大家 感谢的心意。”[1] 在重庆时，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在发行方面的反封锁斗争是十分频繁、尖锐和复杂的，……每当发行上遭到激烈斗争，报丁、报童被打或被扣押的时候，熊老总是抓紧时机，布置与督促同志们交涉，并且亲自慰问。他经常关心报丁、报童的政治教育，亲自推荐编辑部的同志为他们上文化课和政治课……常常亲自参加报丁、报童的会议，听取他们在送报中遇到的问题的汇报，交流送报经验，鼓励斗志。他甚至有时深夜还要到报丁、报童宿舍去巡视一下，为他们盖被子，照料生病的同志吃药。”[2]
熊瑾玎对有病的同志如此关心，但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和朱端绶到重庆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因为两人都忙于工作，未能抽出足够的时间细心照料刚刚问世的孩子。一个冬夜，孩子突然发高烧、抽搐。他们两人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冒雨赶赴医院，医生稍加查视后便张口要十元大洋才予接诊。 一个总经理，一个会计科长，十元大洋是拿得出来的。但那是党的经费呀，他们怎能随便使用呢？便抱着孩子往回走，到报社时朱端绶失声痛哭起来，他们可爱的小宝宝死了[3]。
在八年的艰苦岁月中，熊瑾玎赢得了《新华日报》的“红色管家”这一美称，几十年以后，老“新华人”在怀念他时还高度赞佩地说：“在当年的报馆里，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就独是不能没有熊瑾玎同志。缺少别的同志最多工作上受些影响，而没有熊老，则《新华日报》不要等到创刊九年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封闭，可能早就被他们从经济上扼杀了。”[4]
注释
[1] 熊瑾玎生平经历年表，未刊。
[2] 熊瑾玎生平经历年表，未刊。
[1] 熊瑾玎：《突破纸张封锁，使反动派为之失色》，《〈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1] 熊瑾玎：《突破纸张封锁，使反动派为之失色》。
[2] 许涤新等：《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爱护体贴》，1983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3] 熊瑾玎：《突破纸张封锁，使反动派为之失色》。
[1]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55页。
[2] 谢筱逎：《拳拳赤子心》，《人民日报》1986年1月19日。
[1] 张友渔、石西民、胡绳、熊复、廖沫沙：《红色管家数此人》，198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2]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58页。
[1]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58页。
[2]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54页。
[3] 许晓闽：《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绶》，《纵横》1985年第5期。
[4] 张友渔、石西民、胡绳、熊复、廖沫沙：《红色管家数此人》。
玉洁冰清楷模百代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熊瑾玎奉命于这年10月19日撤回延安，终止了他担任八年之久的《新华日报》总经理职务。回延安后不久，他被分配到《晋绥日报》去担任副经理。1947年1月9日徐特立七十大寿，熊瑾玎撰写了《我们的师表》一文为之庆祝，次日刊登在《晋绥日报》上。他在文章中满怀敬意地称 颂徐特立是见义勇为的斗士，勤学不倦的学者，诲人不倦的师长，与时俱进、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家。号召大家向徐特立学习。
1947年10月，熊瑾玎奉令离开《晋绥日报》去晋察冀解放区工作。先在晋缓临县中央城工部等待编队住了三个多月，后于1948年2月15日随队出发。他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同大家一道踏冰雪、冒风霜，攀登崇山峻岭，穿越乱石丛林，经过二十多天长途跋涉，于3月9日到达河北平山县，之后又从平山到达石家庄。
1949年8月初，熊瑾玎出任解放区救济总会代理秘书长，直至1950年4月该会被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所代替。在这期间，他主要同联合国国际救济儿童紧急基金会派来的代表艾乐思、郝思金等进行接受救济物资的条件及一切手续的谈判斗争。当时，因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解放区，谈判多在野外或夜间进行，有时通宵达旦不得休息。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斗争，争取到了40.5万美元的物资，发放给军委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防疫委员会和救灾委员会、民主妇联、北京市教养院和通州公共卫生训练班等单位。与此同时，还开办了两期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学员先后分配到各地农村做防疫和助产工作；与公谊服务会合作组成黑热病治疗队去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诊治病人；主持组织为皖、苏、冀、豫灾民劝募衣粮钱物的运动，为这些地区广大受灾群众送去了党的温暖。还将余款200亿元（旧币）救济朝鲜难民；并主持完成了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筹备工作[1]。
在这期间，熊瑾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50年5月，熊瑾玎被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8月又被推选兼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在这以后的四年中，他虽然身患胆囊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仍然尽力为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操劳。
全国大陆解放以后，熊瑾玎一如既往地穿布衣，着布鞋，勤勤恳恳地从事默默无闻的工作，从不羡慕高官厚禄和赫赫权威。待人也仍同以前一样热情、诚恳、厚道、谦和。他经常主动关心那些过去对党有过助益的朋友，为他们排难解忧，呈请政府安排他们的工作或生活。对受误解被冤屈的同志和党外朋友，他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出具证明，说明情况，把党的温暖送给他们。 因此，找他的同志和朋友特别多，他都一一热情接待。不料因此引起了某些 人的责难，这些人实质上是心存鲁迅曾经指斥过的“一阔脸就变”的富贵骄人的世俗观念，或是怕惹麻烦、受牵累的个人打算。熊瑾玎当然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写诗答辩说：“本来老大宜疏散，奈有亲朋愿切磋。欲向他山借攻错，交情嫌少曷嫌多！”
1954年11月，熊瑾玎因十二指肠溃疡病加重，腹痛难忍，住入北京医院，直至1955年才出院。这时，他已69岁。大病之后，体力愈衰，已不能坚持工作，虽然仍担任救济总会、红十字总会的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已经开始长期休养。
即使“老与病相侵”，熊瑾玎仍然“不肯甘闲散”，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阅读中国古籍，练习书法，写作诗词，抒情咏物。正如他在《休养》一诗中所说的：“病后来休养，幽居独自闲。书观马恩列，碑爱爨龙颜。”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耳聋犹爱闻，目昏犹爱读，尤其新鲜事，闻读嫌不速。[1] 他常借出外疗养的机会，视察沿途各地的工作和建设，吟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兴致淋漓，诗歌盈匣。
1957年以后，党内“左”倾思想日益滋长，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及艰苦奋斗精神，渐次遭到破坏和遗忘。潮流所向，独力难回。但熊瑾玎对一些在1957年和1958年、1959年遭受错误打击的原《新华日报》的同志，常常书写些诗词送给他们，鼓励他们在含冤忍辱中苦撑下去，革命到底不回头，使他们在处境极其困难、精神压力十分沉重的情况下，感到了革命的温暖，增强了他们对党的信念。[2]
在那几年中，熊瑾玎还根据他对徐特立的深切了解，潜心研究徐老一生的革命事迹，深入到工人群众和青少年中去广为宣讲，四处传播，突出地宣传了这位革命老人毕生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作风；处处发扬民主、联系群众、从不突出个人的民主精神；以及徐特立几十年如一日的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熊瑾玎的讲述十分深刻、生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在实际上起了匡时弊、挽颓风的作用，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好教材。所以工人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他将 这些宣讲材料编写成《革命老人徐特立》和《徐特立老爷爷的故事》。这两部书印成后，分别发行了八十多万册和七十多万册。他因此也得到了研究“徐老专家”的美称。
熊瑾玎不只是用徐特立一生的革命事迹教育别人、培育后代，也用以严格要求自己。他从青年时代结识徐特立以后，就以师视之，终生亦步亦趋地学习徐特立的革命精神和接物待人的崇高品德，达到了“酷肖”、“神似”的境界。他大半生经营财务，一尘不染；为革命出生入死，功成不居；待人热情诚挚，厚道谦和；律己布衣粗食，淡泊自如。革命大节和个人品德都冰清玉洁，成为百代楷模。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也有弱点和缺点：处事不够果断，有时对人过于宽厚。
1966年1月，熊瑾玎八十寿辰时，周恩来携带邓小平送给他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到熊瑾玎家为他祝寿，对他和朱端绶嘘寒问暖，十分关心；并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是优秀、伟大、勤劳的，“老板”和“老板娘”空下来可写点回忆录，我相信子孙后代会喜欢看的。尽管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整个时代是壮丽的嘛！……[1]
“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恩来亲笔为熊瑾玎夫妇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给予他们的崇高而又公正的评价。
十年动乱中，熊瑾玎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为愤慨，对许多同志的悲惨遭遇极表同情。他曾经写了一首《无题》七律，最后四句是：“诗成冻砚吟毫壮，寝入银床清梦频。更不担心天下事，谁非谁是有公论！”他相信人民、相信历史将来定会对那些蒙冤受垢的党国功臣作出公正的评价，而对那一小撮跳梁丑类将会给予无情的鞭挞。这时，他自己虽然早已卸职闲居，“闭门谢客”，但还是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加重了他的宿疾，不得不于1973年1月又住进医院。周恩来知道后让秘书给医院打电话，要他们尽力救治，并派给自己看病的医生前去医院会诊。熊瑾玎病情恶化后，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赶到医院看望。见面时熊瑾玎已不能说话。周恩来问朱端绶：熊瑾玎同志留下什么话没有？朱端绶递给周恩 来一张纸条，是熊瑾玎留给周恩来的两句遗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1973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华日报》的红色管家，中国人民福利事业的卓越领导人，徐特立革命生平的热情研究、宣传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熊瑾玎与世长辞了！享年87岁。
注释
[1] 熊瑾玎：《解放区救济总会半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未刊）。
[1] 所引诗句均见《熊瑾玎诗草》。
[2]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129页。
[1] 许晓闽：《革命老板娘朱端绶》，《纵横》1985年第5期；谢筱逎：《拳拳赤子心》，《人民日报》1986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