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革命秘赴延安
黎强，1915年4月30日生。原名李长绣、李碧光，曾用名李长亨、李唯平，四川省安岳县东兴乡人。父亲李可廷是安岳县一带的袍哥大爷，在地方上有些势力，抗战前任县督察区督办，后来又当上了安岳县民团团总，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小康家境。
黎强10岁左右，以李碧光的学名进入安岳县小学，后又考取本县中学。 还在高小和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受到几位思想进步的表哥的影响，尤其是二表哥姚仲蜀对他的影响最大。姚仲蜀大革命时期曾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由组织派遣回四川老家安岳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运动，准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利用他舅舅（即李碧光的父亲）的关系，当上了安岳县白塔寺乡的团练大队长。年幼时的李碧光就经常为二表哥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并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高小毕业后，李碧光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启示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本县的最高学府——安岳中学。
中学三年，李碧光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得了7次全校学习成绩第一名，也经历了许多事情。他联络各班学生，暗中抵制了国民党别动队头子康泽授意校长文家贤在学校进行的“新生活运动”，让各班采取前后左右按座位互选，每人只得一票，因而选不出学校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代表。他还组织进步同学演出进步话剧，发动全校同学要求学校当局纪念反帝反军阀的五卅运动。这次活动，连远在成都的报纸也曾报道过。
然而，给他印象更深的事情是：二表哥因上级党组织通知停止武装暴动而离家出走，党的安岳中心县委负责人邓雍的英勇牺牲，以及六表哥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上山打游击等。
年轻的李碧光周围没有了组织上的人，他感到孤独和彷徨。他决心走出县城，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一边学文化，一边找组织。由于家庭并不富裕，他选择了完全公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碧光于1935年，怀揣安岳县中学一张署名为李长亨的毕业证书，与同学李星柄步行去了成都，并双双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由于报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成绩名列中间，以往在安岳县中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名的李长亨感到巨大的压力。不甘示弱的李长亨与同学李星柄商定，在第一学期主要侧重攻读课本，争取期末考试时成绩能够有所进步。结果，5个月过后的期末考试，李长亨以平均每科92分的成绩，取得了该年级的第一名。以后的几学期，他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教员中，有一些老共产党员，如国文教员张秀熟、注音符号教员车耀先、农村经济学教员帅昌书等。他们在教学中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巧妙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李长亨在这些老共产党员的言传身教中，政治思想认识逐渐得到提高。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李长亨与进步同学张显仪[1]、姜度、向万国[2]、舒增才[3]、胡绩伟[4]、刘藩[5] 等人交往颇多，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1936年，李长亨与同班同学张显仪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向参加读书会的同学推荐进步书刊、组织会员讨论形势或有关学习上的问题、定期编写墙报并组织流动图书馆。李长亨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蜡板，他就把重要进步书刊刻印成册发给每个会员。读书会还利用省一师附属小学的教室，办起了平民夜校。不少夜校学生后来成了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参加了省一师的抗敌宣传团，个别的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9月，经过张显仪的介绍，李长亨加入了进步的学生团体海燕社。 “西安事变”后，省一师读书会和海燕社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随后，省一师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李长亨担任该会的宣传部长。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到成都东郊三瓦窑一带向工农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道理，并进行演出。不久，李长亨又加入了成都地区更大的抗日救亡学生进步团体星茫社，并担任该社的通讯员。接着，读书会、海燕社和星茫社都合并到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成都省一师期间，李长亨认识了一位让他以后走上秘密战线工作的人，他就是李长亨的安岳同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早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为红军大学二期学员，抗战开始后，又被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回四川 做情报工作的周俊烈[1]。周俊烈嘱托李长亨调查由国民党中统控制的学生生活社和由国民党军统控制的复兴社在成都各校的活动情况。善于社会活动，交际应酬颇广的李长亨通过同学、同乡和“兰友”等关系，竟然把成都各学校学生生活社社员的油印名单交给了周俊烈，又把省一师教职员工的政治倾向等情况调查清楚后向周俊烈作了汇报。为了调查这些情况，李长亨不得不放弃了同进步同学之间的密切来往，放弃了参加进步活动的时间。他的政治态度曾一度表现得有点灰色，甚至还和一些被进步同学唾弃的、思想反动的三青团、学生生活社和复兴社社员来往，以致在同学中被认为是个“多边形人物”。进步同学对他也不理解，当时唯一知道他身负此种特殊任务的只有他最亲密的同学张显仪。李长亨默默承受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恼。当省一师学生中的复兴社小头目要介绍李长亨加入复兴社时，李长亨对他巧妙地应付说：“什么组织、什么人我都接近，我抵抗力强不怕传染。什么党团会社我都先看看，看清看准了以后，才考虑参加哪一个。”
七七抗战爆发后的四川成都，政治民主风气渐开。位于祠堂街的一些书店，开始暗暗出售一些革命书籍。经常去祠堂街逛书店的李长亨先后买到了《共产党宣言》、《三个国际》、《两个策略》和《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通过阅读，他的思想更加向往共产主义，对远在延安的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更加心仪。1938年初，省一师的中共秘密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曾告诉李长亨张显仪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意在让他也申请加入。但当时的李长亨深感自己“马列主义的书籍才读了几本，比不上张显仪，还不够条件”而没有要求加入。
一心想去延安的李长亨好不容易等到1938年7月省一师的毕业考试。考试一结束，他就急匆匆地开始做去延安的各项准备。他决定这次延安之行采取秘密行动，在省一师同班同学中，除了张显仪、李星柄和卢良俊三人外，无人知晓。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张显仪通过组织给李长亨写了去延安的介绍信。成都学联负责人、中共在蓉大中学校支部负责人、川大学生康乃尔也给李长亨写了组织介绍信。成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成员、星茫社副社长江牧岳也给李长亨写了星茫社的介绍信。张显仪还请成都光华大学教授江宗杰给李长亨一行写了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介绍信。为了防备路途上的种种不测，张显仪又通过在成都华阳县政府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开了一张李长亨等人系大中学毕业生，前往河南国民党第47军李家珏部队参加战地宣传工作的护照。细心的李长亨为防途中国民党检查关卡对他们的护照产生怀疑，发电去向47军查询，他还用父亲李可廷的名义，给47军旅长杨孟候[1] 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应付突然遇到的麻烦。而实际上杨孟候已在对日作战中牺牲，但他们装作不知道。
周俊烈将去延安途中需要注意的各种问题详细地告诉了李长亨，希望他在延安学成后能早日重返成都，继续为党的情报事业工作。
为了对这次奔赴延安的行动保密，也为以后有可能回成都为党工作不留隐患，李长亨和张显仪、卢良俊、李星柄商定，在省一师校内和所有认识李长亨的熟人、朋友圈内，放出风来，就说李长亨毕业后到汉口找已去那里的国文教员孙怒潮，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去了。孙怒潮本是复兴社成员，在成都省一师时以进步教师面目组织学生剧团，并常带学生剧团到城郊进行演出。
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长亨同川大经济系学生张越吾[2] 两人一道去延安。
在由成都光华大学教授江宗杰为李长亨、张越吾等人去延安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介绍信中，将李长亨改名为李唯平，张越吾改名为张映吾，而去47军参加战地宣传工作护照上的姓名又用了其他化名。一路上，他们至少得记住自己的两种身份和两个化名。
1938年8月的一天，李长亨他们俩出现在成都北门外车站。他们的手提包里，装着几本时髦的《良友》画报和两条大刀牌香烟，还有一架从地摊上买来的破旧的德国莱卡照相机，他们去延安的所有介绍信，就藏在这台破旧的照相机机身里。
张越吾的父亲时任川陕公路局车务处长，他们拿着张越吾父亲的名片，很容易地就买到了北去陕西汉中的长途汽车票。
李长亨风尘仆仆地来到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这里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使他顿觉耳目一新，他立即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学习。
李长亨到延安后经过半年多时间学习，先后上过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听过不少中共中央领导的报告，读了不少马列原著和革命书 籍。转眼之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学习快要结束时，他向学校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和个人自传，延安好几个单位都有意留他，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加强大后方的工作，想派他回四川。而李长亨却一心想上前线，所以学校一号召上前线，他就报名参加。上前线的人员走得急，李长亨的入党问题班上支部来不及讨论，党组织在他的鉴定表上注明：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解决入党问题。
李长亨同其他被派往前线的同志一道，从延安南下，然后东渡黄河，经长治、长子、上党到达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李长亨很高兴，他日夜向往的抗日杀敌前线就在眼前，他恨不得马上举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料事情却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第二天，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叫李长亨去谈话，开口就说：“李唯平同志，你在延安时，中央组织部就要你回四川去工作，现在，我们这里有三位四川人，都是准备派回四川去工作的。另外，还有五位广东的同志回广东去工作，你们就一道经华中局回四川和广东。”
看着李长亨惊愕的样子，这位负责人又严肃地补充道：“这是延安中央组织部的指示，我们只是执行而已，没有解释的义务。另外，我要提醒你的是：这里是前线，刚才我对你讲的就是命令，不论你思想通不通，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好，我服从组织分配。”李长亨十分不情愿地对这位北方局组织部的负责人表示道。
两天后，李长亨又踏上了回四川大后方的征程。
就这样，李长亨经过千里跋涉，来到了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
注释
[1] 张显仪，时任成都各高校联校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建国后曾任重庆总工会副主席。
[2] 向万国，又名向军，建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
[3] 舒增才，建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4] 胡绩伟，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5] 刘藩，建国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校长。
[1] 周俊烈，亦是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建国后曾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
[1] 杨孟候，曾在安岳驻防，与李家甚熟。
[2] 张越吾，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等职。
红岩受命重返“前线”
1939年5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刚被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后的重庆市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李长亨等边走边问，终于找到了位于重庆市中心都邮街附近的机房街70号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
“你们找哪一个？”一位身着八路军服装的年轻战士问道。
李长亨说：“我们是来找办事处的。”
“这里前两天已被炸毁，办事处已搬到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山上的刘家花园内办公去了。”
第二天中午，李长亨、任孚、钟泰西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路边的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临时办公席棚里。办事处一位姓李的副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重庆办事处小龙坎招待所休息了几天后，一天夜里，办事处李副官带着几个战士来到了招待所，对李长亨三人说：“上山去，领导同志要见你们。”
夜色中，三位年轻人在李副官和几位战士的护送下，来到了红岩嘴大有农场内一幢红砖小楼，这里是红岩嘴刘家花园主人饶国模的住所。因办事处的房子正在修建之中，办事处和秘密设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负责同志就暂时在此楼栖身。
先是南方局组织部廖似光[1] 亲切地接待他们，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同他们正式谈话。凯丰询问了三人情况及来渝经过后说：“你们都是四川人，你们也都知道，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但也正是你们的前线。我们之所以把你们从延安要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这个前线上发挥作用。”凯丰指示说：“四川的情况很复杂，各种势力都有，但你们既是四川人，肯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你们首先要充分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找一个社会职业作掩护，再慢慢开展工作。到时候，组织上会同你们分别联系的。”说完便吩咐廖似光去另一个房间向李长亨交待具体任务。廖似光先是询问了李长亨在家乡安岳县的住址并商量了今后的联系方式，随后从小本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李长亨说：“这是我这里的通信地址。”李长亨看到名片背面写着：重庆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转廖似光收。李长亨想找纸笔来记，廖似光忙说：“你不用记，就记在脑子里，这是规矩，你今后千万要注意，不要在身上留下任何关于工作上的只言片纸，以防万一。”“哦!”李长亨豁然醒悟。在国统区工作，真是处处要小心啊。他把名片拿在手里，心里默念了三次廖似光写下的通信地址，然后把名片还给了廖似光。 这时，他看见名片正面上印的是：成都新新新闻社编辑胡绩伟。“原来胡绩伟也是由这里联系的”，李长亨心里在想，但他没有吭声。胡绩伟是他在成都省一师读书时的同学。李长亨观察到廖似光接过名片，顺手就把它撕成了几块放进桌上的烟灰缸里，然后找来一盒火柴划燃一根把名片烧了。他想这就是国统区大后方工作的规矩，一点也马虎不得。廖似光接着叮嘱李长亨，从现在起，你在延安时用的李唯平这个名字再也不能用了，就是说，李唯平这个 人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在你既然已经回到了四川，熟人朋友很多，就还是用你在安岳和成都读书时的名字，对外就叫李碧光或李长亨。她还说：“你在组织内的名字叫黎强，取能力和战斗力强的意思。这是董必武同志给你起的，你自己记牢就行了，不论何时何地，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你的家人。”
廖似光还要李长亨不能对任何人说出去过延安和华北八路军总部的这段经历，必须编造一个这段时间的假履历。并指出编造假履历时，要注意一些细节，千万不要说漏了嘴，这件事宜粗不宜细。最后，她指示李长亨回到安岳老家后，首先要找到一个社会职业，站稳脚跟，言行举止可以灰色一些，尽量利用父亲和同学的关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多交朋友。另外，还要注意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加强学习。廖似光告诉他，下一步的工作要看他回去后的情况如何而定，到时候将会与他联系。
廖似光同李长亨谈完之后，客厅里凯丰同任孚和钟泰西的谈话也刚好结束。凯丰嘱咐他们三人就在红岩嘴招待所好好地休息几天，然后再各自回家开展工作。
就这样，李长亨与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
第二天中午，在招待所吃饭时，李长亨又意外遇见了刚从成都到重庆红岩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同志汇报请示工作的安岳同乡周俊烈。红岩遇故交，本应十分亲切，但由于廖似光的再三嘱咐，他没有向周俊烈过多地谈起什么，只是对他说自己将回安岳老家去。周俊烈告诉李长亨，隔一段时间他也要回安岳去，就住在老家园坝场，叫李长亨在安岳找到工作后同他联系。两人虽未直接说出自己的组织关系，但都彼此心照不宣。
任孚和钟泰西回隆昌去了。李长亨告别了红岩，只身一人乘船经合川，回到离别了4年多的安岳老家石羊镇白塔寺乡。
在父母亲面前，李长亨用去年8月在成都省一师毕业后去鄂豫前线干了一阵子，才从那边回来的谎话搪塞了过去。通过安岳县城内沱街松茂堂老同学蔡锡明的介绍，李长亨到了他的母校——县立高小（即龙泉小学）担任教务主任。校长谢明昭是他原在安岳中学时的体育老师，教导主任张诚毅是原安岳中学的同学。人事关系比较融洽，这十分有利于李长亨身份的社会化、职业化与合法化。
在平静的县城里，李长亨利用自己小学教务主任的身份，又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龙泉壁报》贴到了县城的大街上，节假日里，抗日歌咏队和街头剧吸引了城里无数的劳苦大众。
这期间，李长亨同回到安岳园坝场老家的周俊烈也取得了联系。
由于李长亨出色的宣传才能，安岳县县长杨世荣竟亲自找他谈话，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又慑于李长亨领导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放出风来要把李长亨撵出县城，撵不走就“干掉”。李长亨自己也感到在县城里有点呆不下去了。
一件十分偶然的事促使李长亨离开了安岳。
一次日机空袭警报时，一个小流氓与正在疏散躲避的学生发生纠纷。李长亨用拿在手中的教鞭抽了这个小流氓两下，踢了他一脚，校长谢明昭也动手打了小流氓，事后这个小流氓因在乡下网鱼落水患重感冒不治而死。孰知这个小流氓家里是个有钱有势的土豪，他家就把李长亨和校长谢明昭告上法庭，罪名是：伤人致病，因病而死。这土豪知道李长亨家里无钱，而谢明昭家里却是安岳的大地主，有钱，想敲诈一笔钱，于是就把被告对象集中在谢明昭一人身上。法庭判决谢明昭有期徒刑两年半，谢便请李长亨到成都帮忙进行上诉，并让李到成都后就住在他的亲戚翟自湘家里，还把翟自湘的姑姑介绍给李长亨作恋爱对象。
1939年冬至1940年初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得安岳县城里的反共政治气氛十分浓烈，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县党部可以随时随地无任何理由以“奸党嫌疑”为由抓人。李长亨感觉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便给廖似光写信提及此事，在未收到廖似光的回信前，他星夜赶赴园坝场找周俊烈商量。周俊烈对李长亨欲去成都开展工作的想法表示赞同，并说他最近要去重庆红岩嘴。 李长亨就托周俊烈帮他转接组织关系。分手时，周俊烈告诉李长亨，到成都住下后，写信交《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转他收。
就这样，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李长亨悄然离开安岳，来到了他曾经求学三载的省城成都。
注释
[1] 廖似光，时为凯丰夫人，建国后在广东工作，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打入“中统”长期埋伏
到成都后，李长亨住进了翟自湘的公馆，一面帮助谢明昭办理上诉事宜，一面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向门市部转交了给周俊烈的信。
几天后，周俊烈领着一个中年人如约到成都望江楼茶馆“一得阁”雅间， 与李长亨见面。
周俊烈告诉李长亨，他刚从重庆红岩回来，已把李长亨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他指着身旁的中年男子对李长亨介绍说：“这位就是南方局廖似光同志派来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李长亨紧紧握住刘文哲的手说：“这下就好了，今后我有什么事就可以直接向你请示了。”
李长亨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作了详细的汇报。
最后，刘文哲对李长亨说：“从现在起，你就不用再给重庆红岩写信联系了，你由我一人单线联系，这是南方局的指示。”他指示说：“你现在可以利用帮谢明昭打官司和不拒绝同翟自湘姑姑接触这样一种关系，在翟公馆里住下来，但是，你必须尽快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作掩护。”
不久，李长亨考上了四川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和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测验统计室统计员的职位。李长亨认为民众教育馆是一个开展群众工作的最佳掩护职业，意欲去参加训练班，结业后可分到四川某地当民教馆长，做群众工作。而刘文哲则不以为然，他根据周俊烈的建议和在重庆红岩时同南方局组织部负责同志商量的意见，以及他自己对李长亨的观察，想要李长亨留在成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文哲对李长亨分析说：“目前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已搞得十分厉害，现在已不可能再像三八、三九年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因此，作民教馆长意义不大。根据目前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形势来看，大后方我党有些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今年3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使我党川西及成都地区组织损失惨重。主要负责同志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均遭逮捕，至今尚被关押，这就是国民党省党部中统系统干的。要是有人在里面事先了解点情况就好了。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打进国民党内部去，组织上考虑你比较合适。”他要李长亨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去工作，这是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指示。
要想打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机关内部去，对于像李长亨这样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而且即使打进去，今后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南方局之所以把自己从华北前线要回来，就是想让自己在这里为党发挥更大的作用，李长亨不愿看到党组织再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他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打入，谁又打入？于是，他便坚定地向刘文哲表示：“我一定设法打进去。”刘文哲也恳切地对李长亨说：“黎强同志，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希望你尽量利用在成都的各种社会关系，尽快钻到国民党的肚子里去。”
在与刘文哲碰头后，李长亨经过思索，终于从自己所栖身的翟公馆里发现了线索。
原来，翟自湘有两个经常来耍的朋友，一个叫曾心诚，四川资中县人，同翟自湘一样是个公爷；一个叫周壁成，四川荣昌县人，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科长。这两人经常到翟家来玩，善于交际的李长亨同他们一来二往，彼此很快地就混熟了。正好周壁成要介绍翟自湘到国民党四川省训练团参加受训，翟自湘请李长亨帮忙写自传，并问李长亨愿不愿去省训团，说毕业后可以当区科长一级干部。
李长亨心想当区科长接触不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不能为党做多少工作，没有意思，就对翟自湘说算了。而当周壁成看见李长亨帮翟自湘写的自传，当面夸奖李长亨写得好时，李长亨突然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对周壁成说：“周兄，我在师范里是学中文的，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当个文书怎么样？”
周壁成一听，忙说：“笑话，你李长亨能说会写，又是翟家未来的姑老爷，到我们那里当文书简直是大材小用，浪费了。况且，目前省党部人员已满，没有名额，要我在那里安插一个文书还真不行。对不起哟，李老弟，实在无能为力。省训团你又不愿去，今后如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机会，兄弟我一定相助。”言毕，话语中略带歉意。
“不行就算了，无所谓。”李长亨若无其事地说。他耐心地暗中窥探着各种打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机会。
1940年6月的一天，又一次机会来了。周壁成对曾心诚和李长亨说：“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将开办，要我们省党部保送100名相当于县书记长的同志去受训，将来加强川康部队和各县国民兵团的政治情报工作，以加强川康地区的情报工作为主。该期班主任由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这可是半个黄埔牌子哟，你们两个要是愿意去的话，兄弟我一定想法帮忙。”
曾心诚听说是半个黄埔牌子，马上就表示愿去。李长亨心想，进国民党中央军校，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就不动声色地问周壁成：“读这个政研班，还需要什么条件？”
周壁成回答说：“公文上要求必须是县党部书记长，如果省党部保送，我们就说你相当于县书记长；另外，保送的公函和名册要附党证，你要是没有，我负责帮办，找两个省党部执委介绍一下，马上就可以办证；再就是你得找个有点地位的人，给我们处长余富庠写封推荐信，因为我们处长是要用这100个名额卖100个人情的。只要这三个条件能办到，我保你进中央军校。”
李长亨把这个情况向刘文哲作了汇报。刘文哲和南方局派驻成都做上层统战和秘密工作的张曙时[1] 商量后，随即指示李长亨，尽量想办法打进去，并同意他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于是，通过周壁成给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训练处处长余富庠说情和介绍，答应由省党部保送李长亨进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李长亨又通过关系找到国民党四川军训会科长兼成都学生军训模范大队队长严仲翔，弄了一张学生模范大队的结业证书和写了一封给余富庠的推荐信。国民党党证就出在周壁成这位国民党的组织科长手上。
就这样，李长亨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的目的达到了，完成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第一步。
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前身即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校长一直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它是培养国民党党政军高中级干部的摇篮。所以在抗战时期有半个黄埔牌子之称，是一些在国民党党政军中的中下层人员趋之若鹜的殿堂。
进军校后从教官的教学到学员平时的言谈，都在大骂共产党，李长亨进了一个与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学习、生活环境，他感到十分地憋气和不习惯。 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教官在上《社会调查》课时，公开号召学员们参加军统组织，说谁参加军统，他都负责介绍。
李长亨找刘文哲诉说了一肚子的委屈，刘文哲告诫李长亨：“要沉住气，要以党的最大利益来对待这些事，既然取得了国民党员和中央军校学员的身份，就要以这种面貌出现在公众场合，有时也可以跟着他们骂两句共产党。 只有骗住他们，才能在国民党和中央军校内部立足。只有立稳了足，才可能争取在国民党内部逐步深入。”刘文哲告诉李长亨，组织上早已研究决定，不要参加军统，而是要想办法打入到中统里去，因为从最近成都及川康地区的反共活动来看，大部分都是中统干的，中统比军统对我们的危害更大。因此， 党很需要在中统里有我们的人。
8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刘文哲约了李长亨在长顺街贾瞎子唱洋琴的茶馆里接头。周俊烈也来了，他俩共同进一步做李长亨的思想工作，要李长亨树立坚决打进中统的决心和信心。刘文哲和周俊烈用《西游记》中孙悟空如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作比喻，给李长亨讲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一位高级干部就曾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室担任要职，将了解的重要情报及时地报告给党，使当时的党中央免遭重大损失，为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事例。 并对李长亨说：“你如果早些时候就打入国民党在成都的特务机关，掌握了情况，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就不会被捕了，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的党组织就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精通马列主义理论的刘文哲还对李长亨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讲过，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这本书你可以找来看看。上半年我们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的损失，就是血的教训。痛定思痛，现在我们是非要有人打进去不可了，不然以后还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面对两位革命前辈、上级领导的指示和厚望，李长亨决心不辱使命，想尽一切办法打进中统。他用右手食指蘸着桌上的茶水写道：卫党为己任，坚往虎穴行。刘文哲和周俊烈看罢，二人会心地笑了。
走出茶馆后的李长亨，一下子感觉自己成熟了许多。
为了打入中统，李长亨想了许多办法。他与中央军校政研班中的中统同学密切接触，交“朋友”，拉关系，以至吃吃喝喝，拈香拜把，歃血金兰。这是他整个行动的第一步。
1940年9月，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结业，李长亨被分配到成都担任警备任务的川军潘文华部队561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该室主任从不上班，所有室务均由李长亨作主。李长亨把这个部队的基本情况向刘文哲作了汇报。
1940年10月24日，刘文哲和周俊烈约李长亨在成都外南门桑树街茶馆见面。由周俊烈作李长亨的入党介绍人，刘文哲代表上级党组织接受李长亨的入党申请，正式吸收李长亨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长亨入党后，未编入任何一个党小组和支部，当然也不过党的组织生 活，且不与其他任何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发生横的联系，他与党组织惟一直接的单线联系人就是刘文哲。
刘文哲对李长亨说：“南方局负责同志指示，为了让你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要社会化和合法化，以便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你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都可以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按照组织的指示，李长亨先后担任了由中央军校政研班毕业同学组织的、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的建军通讯社总编辑，兼任了成都中华新闻社的总编。还应省训团部分毕业同学的邀请，挂了一个由他们组织的青锋出版社主编的名义，逐渐成了成都新闻界的活跃人物。这样，既给自己的一些活动提供了方便，还可以得些新闻补贴做活动经费。
在与军校政研班同学的交往中，李长亨同他们一起操袍哥、拜把子，由于他怕岁数小在袍哥中排不上地位，便虚报了几岁。因为他有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他自称很小就是“换袍”[1]。于是，在成都的袍哥圈子里，他当上了大爷。成都国民党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川调室”视察）、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人都成了李长亨的“茶朋友”。李长亨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拈香拜把，歃血金兰。平日里，他头戴黑呢博士帽，架一副金丝眼镜或墨镜，身着宽大的白绸或黑绸衣裤。冬季里则是一袭整洁得体的黑色或灰色中山服，有时也穿笔挺的西装，手里常拿着一根文明棍，足蹬一双油黑锃亮的皮鞋，俨然一副黑社会袍哥大爷或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打扮，真正做到了其身份职业的社会化。
李长亨加强了社会活动，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增多，他同原政研班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中统人员的关系也一步一步地“密切”了。一天，趁着几位“哥们”在半边街留春幄酒家一起喝得耳热酒酣之际，李长亨对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组训科长廖震华试探性地问道：“廖兄，我在984团政训室没有什么事情干，你晓得我的朋友多，开销大，能不能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兼个差，也好多一份薪水，用起钱来洒脱些。”李长亨想一下子就打进中统机关里面去。
“兼差？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这怎么能行呢？”廖震华说。
“啥子组织嘛？”李长亨有意问道。
廖震华略微有点醉意地对李长亨说：“我们的组织分三层，最高一层为调工（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由中统局直接发给任用书），第二层为党网（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能参加），最基层的是通讯员（中国国民党通讯员，三青团员或一般群众即可参加）。你虽然还没有参加组织，但你已是国民党员了，就直接填表加入党网吧，将来有机会我再介绍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
过了两天，李长亨到廖震华的办公室去了一趟。廖震华拿了两张《中国国民党员调查网登记表》让李长亨认真填写。还发给他一本蓝色封面的《党网调查手册》[1]，要李好好学习里面的内容，按手册中规定的任务和方法去工作。末了，他对李长亨说：“李长亨，想到我们这里工作，先得弄点表现。党网的任务，主要就是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再就是发展网、讯关系。”
李长亨随即把这个情况向刘文哲作了汇报。刘文哲指示说：“做得好！就是要填表参加，以党网的面貌在中统里出现与活动，争取逐步打入。报点‘情报’，介绍几个人参加网、讯关系是必要的、可以的。黎强同志，你放心干吧!”
于是，李长亨更加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并注意搜集各方面情报。 侦察国民党党、政、军内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等行为，也是中统党网的任务之一。不久，李长亨便把在984团的军人朋友口中率先得知的该团团长兼成都警备区副司令魏建中武装贩运大烟，在袍哥大爷中探悉的成都安乐寺投机倒把商人的活动等几个经济情报报给了廖震华。也发展了几个常与自己接近的984团军官和中统人员的亲属加入中统的网、讯关系，并经常与廖震华、郑政、黄国华等政研班的中统同学保持密切的往来。几次情况上报后，李长亨得到了廖震华的赞扬。这样，李长亨不仅取得了中统内部的信任，挣了“表现”，而且也为自己培植了“党羽”，拉了一些关系。他还利用这些“情报”加深了地方势力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加深了投机倒把商同大财阀之间的矛盾。
这期间，一直与李长亨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改派陈于彤[2] 与李长亨继续保持联系。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里面混，也是要讲究学历的。在官阶的晋升上，有无 大学的毕业文凭就大不一样。李长亨为了日后能更加顺利地进入中统机关，便于1940年秋，托朋友弄到一张沪江大学的空白证件，填上李碧光的名字，到四川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借读了一年，第二年拿到了四川大学肄业文凭。按照国民党军队和军校的规定，李长亨用这个文凭到中央军校政治部训育科担任了少校科员，以后还历任班、组、大队指导员，训育教官，直至政工室主任。
1943年夏，李长亨打进中统机关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廖震华告诉他：“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即将开办，这次我尽量介绍你去参加，毕业后就可以在我们中统系统里工作了。”
在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受训期间，李长亨得知在成都还有一个叫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它是四川省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特种联合会的常设机关（即全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简称“省特会”），该机关负责全省的统一情报、统一布置、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但“省特会”里派系多，矛盾复杂，中统和军统就因种种问题常在会内争吵，因此，“省特会”也并非铁板一块。三期训练班同学张嘉诚就是这个“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李长亨在征求陈于彤意见后，决心打入“省特会”里去一显身手。
李长亨首先瞅准机会，利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矛盾，取得了中统“川调室”对他的信任。李长亨刚进三期训练班，就发现广汉县调统组组长周以宗带去的一个学员十分可疑，他就开始暗中注意这个同学。一天中午午睡时这个同学溜号了，李长亨悄悄跟在后面，结果发现他跑到牛市口军统的检查站里去了。李长亨就故意去问班主任“川调室”科长吴汝成：“我们这个训练班里是不是也有军统的人参加？”吴汝成说：“怎么会呢？这是我们中统办的训练班，怎么会有他们的人呢？”李长亨就把他发现的情况向吴汝成作了汇报，吴又派人暗中监视这个学员，证明李长亨说的情况属实，该学员常往牛市口军统检查站里跑，肯定是军统图谋打入中统内部刺探各种情报的“卧底”。于是，第三期训练班班主任吴汝成找个借口就把这个学员开除了。这一着，使李长亨赢得了中统三期训练班和“川调室”的充分信任，成为他跻身中统组织的见面礼。中统“川调室”认为他十分忠实于组织，为组织拔除了内奸。 所以训练班一结束，就派他到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去担任区长助理。
李长亨刚到成都实验区任职不久，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内部出了个大案，又给李长亨造成了一次为该组织“立功”的机会。原来，中统局本部下达的一份关于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在成都地区被泄了密，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拿着这份电报的照片去质问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侦察友党？”把蒋介石搞得十分狼狈。蒋介石找到中统局头头徐曾恩，把徐大骂了一顿，并责令限期查出。重庆中统局本部随即电令“川调室”10天破案。李长亨得悉此情，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在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十几名工作人员分工时，三期训练班同学负责外勤的曾庆高主动要求搞中国青年党的侦察。在交查案件时，他看到了中统局本部饬令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摘要，就再三向区长助理李长亨索要原件阅读。李长亨便叫他在文件登记册上签了字才让他将文件带走，几天后他将文件还给了李长亨。问题肯定就出在曾庆高身上。但李长亨不露声色，秘而不宣，看“川调室”怎么去搞。四五天过去了，“川调室”上上下下一天到晚东查西找，一点线索也没发现。“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科长廖震华、叶申之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查不出来，交不了差。李长亨见时机已到，第六天，他径直去到“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的办公室。“主任，我这里有个线索是不是可以查一下？”于是，他把曾庆高曾从他手里借过该电报原件的事告诉了孙云峰，并拿出曾庆高取走电报原件时的签名给孙云峰看。 “川调室”的头头们得到李长亨提供的线索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将曾庆高秘密逮捕后押送重庆中统局本部，经过审讯，曾庆高供认他是曾琦的堂弟，是他将交查电报原件借出偷拍成照片后送给曾琦的。此案终于了结，“川调室”得以向重庆中统局本部交了差，大大小小头目们的乌纱帽得以保全。 经过此案后，“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等人对李长亨更是刮目相看了，认为李长亨在关键时刻给该组织解除危难。孙云峰在“川调室”的总结会上说李长亨“此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
接连两次为“组织”立功，李长亨在“川调室”头头的心目中俨然是一个笃信三民主义、效忠“党国”的骨干和中坚。还在破曾庆高案期间，他就抓住有利时机，在“川调室”主任孙云峰面前为想回重庆、不愿在“省特会”工作的三期训练班同学张嘉诚说情，积极设法让他离开成都，空出由中统掌握的“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的职位。“川调室”主任孙云峰很买李长亨的人情，同意张嘉诚调回重庆。刚好秘密逮捕了曾庆高，就让张嘉诚负责押送曾庆高回重庆去了。张走后几天，孙云峰就把他认为“精明能干”的李长亨从成都实验区调到中统四川调统室任视察（对外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视察），派到“省特会”去接替张嘉诚担任“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对外是四川省政府视察）。
李长亨不仅打入了成都的国民党中统组织，而且还进入了国民党四川省的最高特务联合机关，代表中统担任了“省特会”掌管机密情报的一组的主任干事，占据了十分重要的职位。这对于保护中共在全川的组织十分有利。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李长亨的工作非常满意，在九眼桥的春来茶馆里，陈于彤对李长亨说：“红岩的主要领导同志说，你占领的阵地是很能发扬火力的阵地，一定要坚守、死守，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撤出，要作长期打算，要准备组织家庭。”
李长亨不辱使命，没有辜负党的重托，终于打入了国民党中统机关。
注释
[1] 张曙时，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兼统战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 即很小还不能走路、在父亲怀里抱着的时候就已是兄弟了。
[1] 参见柴夫编《中统兴亡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2] 陈于彤，建国后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
情报战线为党立功
打入中统后的李长亨，恰似中国共产党嵌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只火眼金睛。他时时处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搜集各种情报向党汇报。在任成都区助理和“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之初，成都区区长吴汝成和“省特会”主任秘书何芝园都分别要李长亨这个“笔杆子”草拟成都区的工作计划和“省特会”的工作总结。李长亨借此机会调阅了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大量档案文件资料，了解了很多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的机密情报，他都一一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其中有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1943年工作计划表等绝密文件，李长亨还想法弄到了原件交给陈于彤。中、军统内部所掌握的对大后方中共各级地下组织的情况、破坏程度以及对中共地下人员的认识鉴别方法、突击自首策略以及中、军统、“省特会”内部组织机构、人员分布、党网关系等等情报，李长亨都随时向陈于彤秘密汇报，然后由陈于彤报告给重庆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
后来，李长亨逐渐得知，在“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即党派科）最重要，因为它掌管着中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原来，中统把被它秘密逮捕或“短促突击”后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又悄悄地放出来让其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使其定期向中统特务机关汇报情况。 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或单位、联络通讯方式等有关材料，就是所谓的“特情”。这个“特情”材料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中凡是可以向中统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内奸”人员名单。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是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叛变后投向了国民党。此人年轻，头脑灵活，点子多，深受主任孙云峰的重视。这批“特情”人员名单及其有关材料，就是他当三科科长后亲自建立起来的。叶申之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他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则随时都拴在他的皮带上。除了孙云峰，这份“特情”是绝不示人的。
1946年3月，从“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机密材料中，李长亨发现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情况已有一定的了解，谁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等等，都一清二楚。李长亨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于彤，陈要他一定想办法查出这个埋藏在南方局组织里的内奸。李长亨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由“川调室”三科叶申之建立并掌握的那份“特情”档案。
在得知三科的工作内容之初，为了从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李长亨就采取了主动与叶申之接近的办法。他利用中统内部的行帮关系，和叶申之共同策划发起在中统各期训练班的年轻学员中成立了一个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砥砺学行、热爱工作”为宗旨的“青年互砺社”，并争取得到了“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的支持。互砺社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叶申之吃喝嫖赌样样都喜欢。他们都知道李长亨在中央军校和新闻机关有兼职，收入多一些，就经常让李长亨付费。为了拉拢这些特务，与他们建立“感情”和“友谊”，李长亨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拿钱供他们吃喝玩乐。甚至叶申之开房间嫖妓，也经常是李长亨为之付钱。慢慢地，叶申之认为李长亨重友情，够朋友，和李长亨形同“哥们”，无话不说。李长亨从叶申之那里知道了中统内部不少情况。
一次茶余饭后，叶申之对李长亨说了心里话：“李兄，干咱们这一行上下里外不讨好，我又是那边（指共青团）过来的，今后十分危险，而且现在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我想到政府田粮部门去谋个差事还实惠一些。李哥熟人多，能不能帮兄弟这个忙？”
李长亨心里一怔，心想你党派科科长当得好好的，又深得上司重视还不满足，想走？好，那我就尽量成全你吧，把你这样精明的特务调离中统机关，共产党也少一分危险。于是，他装着思忖的样子说：“熟人倒是少，田粮部门的关系也有一些，不过这事得慢慢来。”他想把叶申之稳住，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1946年4月初的一天，李长亨以到田粮部门有了眉目为由，请叶申之在吴抄手餐馆喝酒。叶申之心情愉快，想到就快要离开这危险的行当而去田粮 部门大把捞钱了，不由得和李长亨觥筹交错、开怀畅饮起来。不多一会，几两白酒下肚，叶申之已是酩酊大醉、满口胡言了：“李兄，这次全靠你了，苟富贵，勿相忘……”李长亨此时十分清醒，他扶着叶申之回到了纯化街中统机关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叶申之就从皮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拿出他视为绝密的“特情”档案，递到李长亨面前，不无炫耀地说：“不是吹牛的话，只有我才建立有这批特情材料。我到田粮部门后，要移交的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这次我能去田粮部门，我一定向孙云峰推荐由你兼任三科科长。”说着说着就醉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起来。
李长亨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打开“特情”档案，迅速地翻阅。果然发现有陈景文、冯一飞等三个叛徒和打入中国民主同盟的特情人员名单及他们所填写的特情登记表。在记住这几个人的姓名之后，李长亨急忙把叶申之叫醒说：“这东西我不看，你不是要移交吗？快放好，锁上，等我接收以后再看。”
短短几分钟，李长亨就获悉了“川调室”的核心机密。
李长亨马上把陈景文等人的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了与陈景文等三人的联络，通知与他们三人所认识和熟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成都。
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是党、政、军头目的汇报，乙种是特务头子的汇报，丙种是特务机关搞党派工作的科组长汇报。这丙种会议就由“省特会”一组负责召集。而一组组长（即中统“川调室”主任）孙云峰却从不去“省特会”办公，副组长杨浩也不常在。实际上一组工作就由李长亨这个主任干事主持，每次丙种会议都由他负责召集。于是，他便将每次汇报会搜集的各种情报都抄录一份给陈于彤。“省特会”秘书室搞的《快报》以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会发的《情况通报》等文件中有关重要情况，李长亨也要设法摘录一些交给陈于彤。由于李长亨抄录的材料多，字写得很小，他怕陈于彤看不清楚，还特地买了一个放大镜送给他。 有时他将情报放在掏空的烟卷里，有时放在煮熟了的鸡蛋里或点心里……
到“省特会”一组上任以来，李长亨发现该组的各种档案十分混乱，为了从这些档案中发现有利于我党的情报，李长亨提出需要进行清理，孙云峰就责成由他负责办理，这正合李长亨的心意。于是，他安排了好几个内勤人员按照他的要求将这些档案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做成线索目录表送他审查。通过翻阅大量档案和审核内勤人员送上来的线索目录表后，李长亨了解到抗战以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逮捕和掌握的人员有上千人之多，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哪些坚决，哪些动摇，哪些叛变自首，哪些尚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分期分批地交给了陈于彤。
“省特会”一组设有一个“管训委员会”，就是对“省特会”批准逮捕的人员被保释出狱后进行一定时间的“管训”。李长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暗中保护被“管训”的中共党员，并对叛变者进行控制。如民族资本家康心之的女儿康艾梅[1] 抗战初期到过延安，在抗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回到重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到成都光华大学读书，兼做党的统战工作，因活动不慎被捕，关在狱中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康心之通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的关系将女儿保释出狱，就由“省特会”一组实行“管训”。李长亨从陈于彤处获悉此情况后，就亲自“管训”康艾梅。实际上他一次也未去“管训”过，最后让她离开成都回到重庆，回到了红岩南方局。相反，对一些自首叛变分子，李长亨则严加“管训”，尽量防止他们对党造成危害。
“省特会”一组主管情报工作，全省上下各特务机关的情报，基本上都要经过该组呈上转下或相互交换。这对李长亨随时了解各种情报十分有利。一次，在国民党中央汇报会下发的《情况通报》中，他发现上海静安区的中共党组织已被中统上海机关全部掌握了，处境十分危险，他便立即将此情况汇报给了陈于彤。隔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在《情况通报》中看到：“上海静安区奸伪负责人……由于我监视过严，俱已逃匿。”此时，李长亨心里明白，可能就是因他的情报，挽救了这个区的党组织。
李长亨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的同学陈天赋，当时在成都华西大学读研究生，陈天赋与陈于彤抗战前在上海就认识，李长亨从军统抄送“省特会”的材料中发现陈天赋已被注意，便立即通知陈于彤让陈天赋马上转移，离开了成都。
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陈国瑞[2] 想给他介绍一位做地下工作的女同志，但李长亨认为不合适，觉得自己这个“窝”太小，工作太危险，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发觉而被捕杀头的可能，而且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容易暴露目标，一旦出事，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国瑞，陈国瑞觉得李 长亨的想法有道理，也就作罢。不过他再三向李长亨转达南方局负责同志的指示：为长期埋伏计，要准备组织家庭，作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特务，不给国民党暴露一点破绽。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同事以及李长亨在社会上的熟人朋友，都想给这位年轻有为的国民党政工人员介绍对象。而李长亨则装着不在乎的样子，常以“倭寇未灭，何以家为”作托词，婉言谢绝了许多熟人朋友的美意。
其实，在李长亨心中倒是有一位各方面都十分合适的对象，她就是李长亨川大同学赵自诚的妹妹，年方20岁的小学教师赵蜀芳[1]。
赵自诚的父亲赵选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但其为人正派，有正义感，绝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党棍。后来，李长亨和赵选又同住在西玉龙街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机关里。在同赵家的接触中，赵选看上了李长亨这个年轻人，认为他好学上进，聪明能干，有意招他为婿。通过观察，李长亨对端庄贤淑、知书识理、没有复杂社会关系的赵蜀芳亦十分倾心。他认为单纯质朴的赵蜀芳政治上如同一张白纸一样，婚后容易帮助教育，有助于自己的隐蔽工作。而且赵蜀芳父亲赵选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也有利于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做一些掩护，赵蜀芳的家庭情况与自己的国民党政工人员身份亦十分协调，有利于自己今后长期的深入埋伏和工作上的深入发展。在陈国瑞向他提及南方局组织上要他考虑组织家庭，作长期深入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打算时，李长亨把他的上述想法告诉了陈国瑞，请陈转告南方局审查赵蜀芳及赵家的有关情况。不久，陈国瑞约见李长亨，告之南方局已通过审查，同意他和赵蜀芳组成家庭。
1946年1月25日，李长亨与赵蜀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为壮声色，李长亨请了许多“同事”和朋友，还专门请了他在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的上级、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作证婚人。婚礼、婚宴十分排场和热闹。邓文仪亲自为李长亨和赵蜀芳作证婚人，并一起合影留念，使许多参加婚礼的宾客对李长亨更加刮目相看。
婚后的赵蜀芳，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做起了家庭的贤内助。李长亨也常带她出入一些社交场合，有时也让她做一点送送情报、望望风、陪他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之类的工作。不过，李长亨丝毫没有向赵蜀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哪怕是在新婚之夜的卿卿我我之中。在赵蜀芳的心目中，李 长亨则是一个为人正派、工作勤奋、没有恶习、关爱妻子、温文尔雅的国民党政工人员。她从不过问丈夫的任何事情，对李长亨的话总是言听计从，夫唱妇随。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代表团亦随即赴宁，陈于彤也因工作需要要离开成都。5月末的一天，陈于彤约李长亨见面，向他讲述了南方局负责同志离渝前对他工作的指示：“组织上要你坚守阵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下一步我也要走了，就由川康特委陈国瑞同志与你联系。董必武同志离渝前对你的鉴定意见是能力强、品质好、工作有成绩。你以前写的材料，都是用黎强，‘力强’的谐音这个名字报给红岩和延安的，你在党内的这个名字早就由董必武同志定了。重庆红岩只有周副主席、董老等少数几位负责同志知道，延安党中央也知道。周副主席曾经看过你送的情报，他说你的工作不错，很有成绩。以后如果川康党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你在成都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你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三五年内可以独立进行工作，可在任何地区或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就问党中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就是你同党中央的联络暗语。党中央一定会回答你的。”
就这样，李长亨的联络关系转交给了中共川康地方党组织，他马上设法和陈国瑞取得了联系。
1946年8月的一天，“省特会”一组外勤特务刘道生（叛徒，曾任中共成都工委书记）对李长亨说：“李先生，我在祠堂街遇见一个人，额头凸凸的，头发蓬松，穿套旧西装，像是乐至一带的人。这个人像是个老共产党员，三九年吴玉章、陈绍禹来成都时，我就看见过他在吴、陈住的地方周围转，好像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个人叫周什么烈或周什么俊。”
李长亨一听，心想糟了，从刘道生描述的情况看，此人肯定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刘道生说完，他未露声色，只是“嗯”了一声说：“继续了解。”他很快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要求组织上通知周俊烈立即转移。 几天后，陈国瑞在一次接头时却对李长亨说：“我们没有周俊烈这个人，无法通知。”
李长亨急了：“周俊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没有周俊烈，哪还有我这个党员？”
说完后他一想，也难怪陈国瑞，周俊烈是由中央社会部直接派往成都地 区的，与南方局有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所以川康特委并不知道周俊烈这个人。
情况紧急，怎么办呢？
李长亨就直接去找周俊烈，要他赶快转移。可是周俊烈却说：“马上就走，一些关系还未交代，有些事也没办完，一时还走不了。”
李长亨心想他搞秘密工作有经验，也可能还可以拖一段时间。另外“省特会”抓人也还要经过开会审核，自己要参加审核会议，到时会知道的。于是他叮嘱周俊烈这段时间一定要千万小心。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道生没有向李长亨继续报告周俊烈的情况。
一天下午，李长亨安排刘道生等外勤特务去华西坝执行“省特会”的逮捕决定，抓他早已通知转移了的中共川康特委宣传部长贾唯英。李长亨在办公室等到晚上7点多钟，还不见他们回来，以为这几个特务坐车兜风去了，于是就回家歇息。
孰知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刘道生就跑到李长亨办公室报告道：“李先生，昨天下午的任务没有完成，对象早已不在了。不过回来走到皮房街时，顺手牵羊抓了上次我给你报告过的那个姓周的。三组杜石公法官连夜审讯了，这个人叫周俊烈，是个失业者，早年与共党有过关系，现在啥也问不出来。”
李长亨心里一怔，心想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被抓了，万一他顶不住招了，自己该怎么办？心里翻江倒海，大脑高速运转，但面部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十分轻松自然。他装作漫不经心但又微带愠色地说：“华西坝没有抓到人就该早点回来嘛，害得我在办公室等到7点多钟。不过也好，还是有收获，那也好嘛!”
刘道生退出了办公室。李长亨离开座位来到窗前，望着下面关押着周俊烈的房舍，思想上紧张地思考着：趁现在周俊烈还没有供出自己马上离开吧？但这个阵地我好不容易才占领到，而且南方局也指示过，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离开。要尽最大的努力守住这个来之不易、最能发挥火力的阵地。不走吧，又有很大的危险性。最后，李长亨决定暂不离开，看看情况后请示党组织决定。只要周俊烈不变节就没有危险。但李长亨在心里作了应变的准备。
一会儿，杜石公来到李长亨办公室：“李兄，你昨天派出去行动的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该抓的没抓到，不该抓的却抓了一个回来，什么也问不出来，这是个无头公案，你看怎么办好？”
李长亨装着了解情况的样子问杜石公审讯周俊烈的情况。
杜石公把周俊烈的供词告诉了李长亨：周说他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以后多年没有来往了，现在是个失业者，找到共产党当官的又不理他，现在成都无事可做，连吃饭都没有着落。他说他这下你们把我抓起来，可有吃饭的地方了，你们如能给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业，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也就不会到处乱跑了。杜石公双手一摊，不管你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你看怎么办嘛？
杜石公的话，让李长亨暗自欣慰。不过他仍然放心不下：会不会是故意来套我的，不能不防这一着。于是他转守为攻，故意反问杜石公：“你看怎么办呢？”
“不好办呢！上面规定不打死老虎，不搞无头公案。你是不是在会上再强调一下上面的这两点精神，不然，我们搞审讯的实在难办。”杜石公这样回答。 李长亨说：“那好，我在会上再重申一下，免得以后你们为难。”
李长亨走出办公室对组内的内外勤人员说：“我今天牙疼，要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坐，今天就不汇报了，办好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等我明天来了再审阅。”
李长亨真的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了半天。他的目的是想借此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结果没有。下午回到家里，恰有“省特会”的公务员在给他家劈柴。他让这位公务员回去告诉一组的下属，明天他也不去办公了，他要到华西坝医院看牙齿。
第二天，李长亨真的又到华西坝医院去看了牙，仍没有发现有盯梢的。 于是，他赶快去找到陈国瑞，把情况告诉了他。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陈国瑞问道。
“只要周俊烈没有供出我，我打算坚守这个阵地，不到非撤离不可的时候，绝不轻易离开‘省特会’。”李长亨答道。
“好，就这样吧，以后我们可能也不容易见面了，你千万要小心哟！我这里还有五千块关金券，你先拿着，以防不测。”陈国瑞对李长亨说。
第三天，李长亨照常去将军衙门“省特会”上班了。他相信周俊烈是一位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肯定不会自首变节的。不过，在那种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里，时时处处都隐匿着危险。为防万一，李长亨作了充分的准备：身上随时带着两个结婚戒指，一枝毛瑟枪，一枝快慢机手枪，还另 外准备了一个特务身份证。若有人抓他，要钱给钱，要命就拼。如果跑掉了，在社会上他还有一帮袍哥大爷、青红帮的朋友，可以隐匿一段时间，然后离开成都，到重庆去找党的组织。
来到办公室，李长亨首先翻阅了由军统负责的“省特会”第三组法官先后审讯周俊烈的口供记录，见一切都如前天杜石公说的一样，不管怎么问，周俊烈都是那一套，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这下李长亨放心了。下一步他要做的工作是想法营救周俊烈。
三组的审讯法官杜石公，由于是共产党的叛徒，在“省特会”里虽然有个少将的虚衔，但是不受重视。在一次总理纪念大会上，竟被“省特会”主任秘书郑锡麟骂得当场气厥，昏倒在地上，还没人敢扶。这时，是李长亨扶起了杜石公，并当众回击了郑锡麟，为杜石公出了气。因此，他对李长亨十分敬重，也很听李长亨的话。没过多久，一次李长亨请他上牛肉馆，故意问杜石公手里究竟有多少无头案，多少死老虎。杜石公说多着呢。李长亨便趁机对他说：“杜胡子，你要放聪明点，你关这么多无头案做啥子嘛，这些人囚粮吃多了，上面捞不到油水会不安逸的，你的饭碗说不定就会被砸哟。”
“那么李先生，你看该怎么办呢？”杜石公问。
“你不如干脆写个签呈，就说这批人关了好久了，都是些无头案死老虎没啥审头，列个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放了算了。”李长亨这样对杜石公说。
第二天上午，杜石公果然写了个签呈，专门到李长亨办公室请李长亨过目，李长亨见放人名单中有周俊烈三字，就说没啥改的，写得很好不必看了。 中午1l 点多钟，杜石公高兴地来到李长亨办公室，“李先生，你真英明，徐主任秘书批了。”
李长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顿觉轻松，心情十分舒畅。
周俊烈被释放后，李长亨利用一个安岳同乡结婚的机会见到了他，让他尽快离开了成都。
1947年初，国共关系已十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已经准备最后关闭和谈之门，逮捕关押或驱逐中共在国统区的公开机关和人员。这时，中统邻水县特分会报到“省特会”一份材料，说重庆中共《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1] 回到邻水活动，请求批准将其逮捕。一组内勤特务在拟稿时问李长亨怎么批复。李长亨说：“熊复是中共公开机关的负责人，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引起 麻烦。告诉他们密切注视熊的活动情况及时报来就是了，未经‘省特会’批准，不准他们随便抓人。”随即，李长亨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组织上通知熊复马上离开邻水，回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报馆里去了。
1947年3月，国民党终于最后单方面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对中共在其统治区所有公开机关和人员下了逐客令。3月8、9两日，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吴玉章，率中共云、贵、川机关人员返回延安。中共在云贵川大后方的地下党组织仍然在坚持战斗着，积极推动大后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生存、要民主、求和平的民众运动。大后方第二条战线迅猛发展，同时积极发动农村武装斗争，准备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1947年5月，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全面发动内战，打击中共和民主进步势力，决定6月1日凌晨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行动，抓获他们已掌握的中共人员和进步的民主人士。
成都的行动是根据国民党中央会报通知，由“省特会”负责组织和策划的。这是对中共和进步势力的突然袭击，是国统区又一次大规模反共的法西斯恐怖活动。
在丙种会议上，各特务机关纷纷提出抓人名单，李长亨见名单人数太多，好些地下党同志和民主进步势力的朋友都在其中。于是，他想出一个在数学上叫做“提公因数”的法则，便规定有半数以上的机关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拟捕名单，不足半数的就放在一边不作为这次行动的对象。他在会上对各特务机关的头头们说：“大逮捕我们肯定要坚决执行，但鉴于以往的教训，一下子把什么人都抓起来，抓多了也不好办哟! 我看还是数学上‘提公因数’的方法比较好。”一些特务头子觉得李长亨的话有道理，表示赞成。在丙种会议上最后拟定抓人名单时，这个办法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就去掉了秘密党员王文鼎和一批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进步民主人士。最后李长亨在审核名单时又以材料不足或内容重复为由去掉了几个进步青年。当晚，李长亨把这份名单抄送给了陈国瑞。
乙种汇报会上，王煜[1]（川康特委组织部长）、贾唯英[2]（川康特委宣传部 长）、田一平[1]（秘密党员、民盟四川支部秘书长）等人的名字无论怎样也无法去掉，几个特务机关都坚持非要抓这几个人不可。李长亨又把乙种汇报会上定的抓人名单连夜送给了陈国瑞，并把抓人戒严时的口令也告诉了他。
甲种汇报会由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主持召开，李长亨作为“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参加了。他把最后由邓锡侯圈定的名单又告诉了陈国瑞。
陈国瑞尽快通知了被列入逮捕名单中的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使成都及川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就是通过李长亨的情报及时离开成都而免遭国民党逮捕的。
李长亨还设法保护了民盟骨干、中共秘密党员、成都协进中学校长萧华清[2]，成都光华大学进步青年学生白玉芳，川康特委的工作关系陈光明，中央军校进步青年学生黄琪麟等人。
注释
[1] 康艾梅，又名康岱莎，建国后在外交部工作。
[2] 陈国瑞，1949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5月叛变，沦为叛徒。
[1] 赵蜀芳，中共党员，与黎强同在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工作。
[1] 熊复，建国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曾任总编辑。
[1] 又名王宇光，建国后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曾任总工程师。
[2] 王宇光夫人，建国后在《重庆日报》社工作，曾任总编辑。
[1] 建国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2] 萧华清，建国后曾任重庆市第一任教育局局长。
转入“国军”迎接解放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为了固守南京，蒋介石从四川调部队去增援，于是命令在成都成立了陆军第八训练处补充兵训练总队。训练处长和政工处主任由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政治部主任王锡钧兼任。补充训练总队的军官和班长都从中央军校调配，新兵就在四川招收。
成都中央军校认为李长亨在学校任职的时间长、人员熟，许多营、连、排级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团长也和他同过事，就调李长亨去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李长亨想先去干一下看看，等要调往外地时，再把自己在“省特会”和“川调室”的工作移交给别人，于是就去上任了，但主要还是在将军衙门“省特会”上班。
1948年底，补训总队接收新兵完毕，奉国民政府国防部命令调往南京改编。第八训练处政工处主任王锡钧对李长亨说：“你是政工室主任，你一定要去，把部队带到南京后还可以转来。”
怎么办？是否离开“省特会”和“川调室”？离开成都？李长亨心想还是不能轻易离开这个南方局负责同志要自己坚守的阵地，他打算与陈国瑞商量一下。
可是陈国瑞却对他说：“你到南京去更好，在国民党军队里弄个大官，将来对党的贡献会更大。”李长亨不同意陈国瑞的意见，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 但陈国瑞始终坚持他的看法，要求李长亨撤离“省特会”去南京。最后，李长亨请陈国瑞向上级组织汇报，请求组织决定自己的去留。
两天后，陈国瑞告诉李长亨：“组织上已经研究决定你去南京，你的组织关系也转回上面去了。”并告诉了他组织接头的暗语。
就这样，李长亨离开了成都，随补训总队到了南京。
1949年初，李长亨所在的补训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45军下属的312师，受南京卫戍司令部指挥，由政工室主任改任政工处处长。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毫无战斗力。为防止逃兵逃官，加强部队的思想管束，国民政府国防部又规定师政工处长兼任副师长，因此，李长亨又被任命为312师副师长。
在312师是以训练为主还是以修工事为主的问题上，李长亨为降低该师的战斗力，极力主张以修工事为主，为此与该师师长钟乃彤形成激烈的斗争。 李长亨利用各种关系，终于赢得了胜利。因修工事劳动紧张，312师的新兵便缺乏实弹射击训练，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放，大大削弱了该师的战斗力。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312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行至宜兴途中，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8兵团88师拦腰包围，全师俘获。李长亨与其他高级将领被关押在一起。
第二天，当李长亨正与88师政治部干事反复交涉时，忽然抬头看见一人，十分面熟，他努力思索，哦！他不是我在延安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同学钱申夫吗！对了，给他说说。
“你是钱申夫吗？”他走上前去问道。
“是呀，我是钱申夫。你是……”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看到李长亨，觉得似曾相识。他望着李长亨的国民党将军制服，仔细地打量着他清瘦白皙的脸庞。“怎么会有国民党的师长认识我，并能叫出我的名字呢？”他在心里嘀咕着，感到十分奇怪。
“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学，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在延安时我们还同住过一个窑洞呢，想起来了吧？”李长亨激动地说。
“哦！想起来了，李唯平，你是四川人。记得你后来到了陕公，再后来听说你到了华北前线。现在，你怎么……”钱申夫团长回忆着说道。
“关于我的情况，现在给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一回电报，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李长亨非常自信地回答道。
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两个月后，这位国民党军政工处长兼副师长的李长亨，又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了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报到，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新任务，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行列。
李长亨——李唯平——黎强同志，终于未辱使命，十年蛰伏，孤身奋战，圆满巧妙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要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保卫党组织的光荣使命，在情报战线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党立了大功，最后又戏剧性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公安部研究科长、办公室主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青海湖联合企业公司经理、青海省人委秘书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1999年3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