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1937年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他以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领袖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来往于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宋美龄、宋子文、戴笠等之间，利用这个特殊身份，兼任许多社会要职，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收集敌特情报，保护中共地下工作者，联络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做了大量工作，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
阎宝航，字玉衡，辽宁省海城县小高力房村人，生于1895年4月6日，排行第四。父阎成德、母董氏是勤劳善良的农民。
阎宝航家境贫寒，童年时而放牧，时而耕田，16岁才高级小学毕业。18岁考入奉天（今沈阳）两级师范学校预科。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还擅长体育，是学校蓝球、足球队员。他生活清苦，隆冬季节脚穿单鞋，可到了立夏时仍换不下补丁棉袍，被纨绔子弟讥为“阎大棉袍子”。1915年，阎宝航不惧奉张政权的严厉禁令，写文章，发议论，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与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反动政府做坚决斗争，成为学校中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
他在学校期间，感到教学内容陈腐，教学方法僵硬，决心从事教学改进工作。1918年春，阎宝航利用教学实习之机，约二三好友到城郊私塾学堂尝试过改进教学工作。他们征得私塾先生同意之后，一改过去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代之以教算术、教唱歌、上体育、做游戏、讲时事等新鲜活泼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时间虽短，却很受师生欢迎。经过这次教学改良实践，阎宝航认为“教育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国城乡贫穷家庭“大范围的青年子弟不能受到相当的教育，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我们学师范的学生，应当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为普及教育以尽绵薄之力。”这样，阎宝航遂萌发了为贫儿办学的想法。
1918年秋，阎宝航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向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提出，拟借该会天宫教室，招收附近贫家孩子入学，实行免费教育，普赖德深表赞同，并捐款10元作为开班费。阎宝航定校名为“奉天贫儿学校”。第一次招收贫儿80余人，不仅免收学费，还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学习用品。阎宝航既是校长，也是唯一的教员。随着贫儿入学的增加，阎宝航又聘请同窗好友张朴山（张泊）、魏怀廉做义务教员。1919年秋，阎宝航应聘到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仍在贫校兼课，从不缺课。后来阎宝航因社会活动太多，乃聘关纯厚、张朴山协助主持校务。1920年初，贫校组成理事会，阎宝航任理事，聘关纯厚任贫校校长。
阎宝航在奉天首创贫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韩敬文戏法魔术团、程砚秋京剧团先后为该校义演筹款；张学良夫妇、郭松龄夫妇、朱庆澜、张惠霖亦纷纷捐款资助；一些知识分子自愿到贫校做义务职员。阎宝航为贫校制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好学好文化课，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劳动和劳动技能。张朴山后来著文说：“贫儿学校是提倡爱国主义精神的，在总校大门屏风上，绘有大幅日本侵略中国地图，使学生们出入校门时触目惊心，立志雪耻”。“贫儿学校自创办一直到总、分校成立前，校里不用校工，所有打扫、搬运、采购等活均由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劳动分担”[1]。到“1931年，贫校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六所，实习工厂一个，学生多达二千余人”。“其中不少儿童升入中学、大学，一个拉车夫的儿子还留学德国”[2]。九一八事变后，贫校很多学生流亡北平，参加了由阎宝航等人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来他们中一部分人去延安，一部分人到了其他抗日根据地。
二
1920年上半年，阎宝航被青年会派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其间，“受到五四爱国反帝思想的强烈影响”[3]。翌年，回奉天任青年学生部干事。1922年，与青年干事郭纲、张韵冷、朱连生及会员高子升、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等组织“星期三会”，即每星期三晚上在一起讨论新思想、新文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了奉天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1924年，他与高崇民、徐寿轩、陈日新、苏子元等组织了“明学社”，出版“启明”半月刊。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一些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木锋社”、“白杨社”、“文学研究会”，讨论新文学，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1924年，中共中央派韩乐然到奉天，在青年会内举办个人画展。阎宝航与之结识后，接到了从上海寄来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这些刊物在“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中秘密传阅，使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派任国桢来奉天建立党团组织，很快与阎宝航、苏子元建立了联系。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国桢认为阎宝航与张学良及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遂避开阎宝航，通过苏子元串联一些爱国学生，组织奉天学生声援五卅游行，史称“六十”学运。省公署误认阎宝航是这次学运中的关键人物，教育会长冯子安、省议会议长冯子敬联名 写信给阎宝航，要他出面排解。阎宝航对学生游行之事虽不知道，但又担心酿成流血事件，故急忙赶到省公署向学生总代表毕天民探询请愿目的及条件。 毕天民回答：“游行一项可暂时撤销，其余（条件）必争”。[1] 之后，阎宝航对二冯说：“此次请愿，学生出于爱国热忱，不应无理压制”。[2] 二冯答应：学生如不游行，允许学生发通电声援上海罢工工人；允许学生募捐财物慰问上海遇难工人家属。接着学生代表、阎宝航、省警务处长于珍来到请愿学生中间，由阎宝航宣读了上述条件。下午3时，学生返校。当晚军警包围参加请愿学生的学校，不准学生外出。接着省教育厅下令学校提前放假，并派军警驱赶学生离校。阎宝航愤慨异常，到省公署要求政府维持信用。
1925年6月下旬，阎宝航受任国桢委托，在青年会院里创办了“奉天暑期大学”，阎宝航任校长，多数学员是进步青年和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 任国桢、吴晓天、陈日新分别讲授“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学生运动”、“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史”。为掩人耳目，阎宝航又聘请安怀音、苏尚达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银行与新中国”。暑期大学对当时的爱国进步青年起了共产主义的启蒙作用[3]。学习结束后，一部分学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9月间，中共奉天支部成立，任国桢任书记。1925年11月发生了郭松龄反奉事件，苏子元把《向导》刊物上一篇支持郭松龄的文章，刻印散发。当局认为是阎宝航所为，下令追查，他躲入外国友人家中，才幸免于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阎宝航坚定地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形势严峻，党组织一时无法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加之青年会已为他办好出国留学手续，党组织遂派人告知阎宝航，俟他留学回国后，再讨论他的入党问题。
三
1929年春，阎宝航在英国完成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的学业，取道丹麦、莫斯科回到奉天，任青年会总干事。这时，东北三省已经易帜，归国民党南京政府领导，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步加紧。阎宝航为唤起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意识，联络各界人士，于是年夏秋之际，相继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 称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简称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并在各县建立分会。阎宝航被这三个群众团体分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三会的办公地点，除外交协会在奉天工商会院内，余者均设在奉天青年会内。三会还分别创办了《国民外交周报》（后改名国民外交旬刊）、《常识半月刊》、《拒毒月刊》。阎宝航通过外交协会，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日本敷设安奉线双轨和武力胁迫建筑吉会路的斗争，领导群众撤销领事裁判权运动，支持锦县人民摘除“日警牌额”斗争，揭露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阴谋，声讨日本宪兵队围攻铁岭县公署和逼杀该县公安大队长的暴行，揭露日本收买汉奸“盗卖国土”的罪行等等。阎宝航带领促进会员在奉天各重要路口建立阅报牌12处，号召市民不看日本报纸。他还到城里各处的茶馆、戏院、福音堂、学校、工厂去演讲，作时事报告和宣传国货。仅1930年，他就演讲14次，听众逾2万人。阎宝航带领拒毒会员到“日本站”、十间房一带秘密调查日本人所开的大烟馆、吗啡馆数目及吸毒人数，调查日本人制毒、贩毒情况。根据调查资料，组织人员写文章、绘图表、画漫画，刊登在《拒毒月刊》上，揭露日本人的罪恶，教育国人。阎宝航在辽宁省邮局意大利籍邮务长巴立地配合下，于1930年3月10日，查获日本人贩卖的一批海洛因和烟土。接着，阎宝航主持召开拒毒会会议，决定5月5日为拒毒日。之后，组织四支宣传队到各市县区进行戒烟拒毒宣传，各县拒毒分会也组织人员开展戒毒宣传活动，同时要求省政府公开焚毁所缴获的毒品。省政府在拒毒会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决定6月16日公开焚毁这批毒品。阎宝航即到各国驻奉领事馆，邀请他们在焚烟时去现场参观。焚烟这天，万余群众涌向小河沿焚烟现场，除日本领事外，各国领事均来参观。阎宝航率领百余名学生在现场维持秩序，奉天公安局派出大批警察协助。焚烟开始，浓烟蔽天，“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不断。就在焚烟这天，拒毒会又查获一批日本人贩卖的毒品。接着于9月21日再次查获日本人贩卖的毒品。 这两次查获的毒品于10月初在奉天郊外焚毁。前后共查获焚毁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余两，价值百万余元[1]。
1929年秋，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会前，以余日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奉天召开筹备会，阎宝航为筹备会主任。此前，于1928年秋，中国东北当局通过秘密手段获得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帝国对满蒙 之积极根本政策”的上奏文件，即通常所称的，“田中奏折”手抄本。阎宝航征得张学良将军的同意后，将“奏折”译成英文，带到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上散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1]。日本出席太平洋国际会议首席代表松罔洋右，以退出会场相威胁。“田中奏折”在太平洋国际会议上披露后，于同年12月，在中国杂志《时事月报》上刊登，将其公诸于世。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视阎宝航为“反日巨头”。
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阎宝航在外国友人的掩护下，与奉天商会会长金哲忱、副会长卢广绩潜赴北平。翌日，他们往见张学良，阎宝航力陈必须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家才有希望，东北人民才有出路的道理。张学良听了为之动容。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陈先舟等人酝酿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得到张学良默许后，于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正式成立，选举阎宝航等9人为常委，主持会务。救国会下设宣传部（后改叫政治部）、军事部、总务处。阎宝航任宣传部长，后在宣传部内成立了“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阎宝航兼任委员长。该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抗日宣传和培训出关人员。阎宝航积极抓好宣传工作。他从东北籍青年学生中挑选一批能歌善舞的人，组成几支宣传队，自编自排一些小节目到平津、平汉沿线的农村、工厂、学校、部队驻地演出。邀请义勇军代表和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举行联谊活动，请义勇军代表讲述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他们艰苦抗日情况，吁请东北军在枪支弹药上给以支援。他还和高崇民、王化一、徐靖远等人到平津各大学、中学讲演，勉励学生做好长期抗日准备。1931年10月，阎宝航、车向忱、卢广绩前往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座谈会、报告会，呼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敦促政府抗日。同年10月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这时阎宝航正在上海进行抗日宣传。11月7日，代表团抵达上海时，推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会见在上海参加国民党宁粤双方和平会议的胡汉民、汪精卫。会见时，汪精卫滔滔不绝侈谈国是，但不着边际；而胡汉民竟胡说：“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等。阎宝航等人[1] 阎宝航年谱载《阎宝航纪念文集》，195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欢而散。11月10日，请愿团到南京。1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礼堂接见请愿团，对请愿团提出的要求，敷衍几句后离开。 阎宝航痛切地说：“国民政府既然决定不要东北，我们就自己去干吧。”代表团返回北平后，阎宝航向救国会常委们建议，把每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得到赞同。救国会决定，每月这一天，凡是东北人聚集较多的单位都要举行纪念会，东北人聚集较少的单位，应主动联络各爱国团体联合举办纪念会。
1931年末、1932年初，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阎宝航认为，参加义勇军者，“品流极杂，未经相当训练，兼无粮糈，衣食不周”，所以常“向百姓迫索，举动逸出轨范”。他建议救国会“切实治理，促成铁的组织，方能临阵杀敌，卫国保种”[1]。救国会采纳了阎宝航的建议，决定举办训练班，培训出关人员，为义勇军输送军政干部。1932年2月24日，阎宝航亲自创办的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内开学。四十余名学员都是阎宝航从东北籍青年中挑选的。他亲自授课，讲述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对群众的政治工作。经过短期培训后，大部分派到东北义勇军中工作。 第二期训练班叫“西山干部训练班”（对外叫学生夏令委员会），于1932年8月开学，百余名学员也是阎宝航从东北青年中挑选的，他任班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生活管理。阎宝航讲时事课，徐大同、宁匡烈分讲游击战术、火药制造和爆破技术。据当年的学员回忆：阎宝航给训练班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同学之间不准问对方家乡和真实姓名，训练班结束之前进行秘密工作实习。阎宝航布置学员回到城里，选择不同的保护色和秘密住址，只和指定的领导人联系，以不被任何同学发现地址和行为者为优良成绩。而后再给以简单的任务，如探听某人的行动、住址和某机关的性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等。 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有留平津的，有到苏区的，大部分被派往东北[2]。这期间，阎宝航依据形势和交通关系，把辽吉黑热四省划分为13个区，向这些地区派出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和四个特务团，到1933年夏，共派出228人。 他们或指导义勇军，或组织民众，或调查、通讯，分布全东北，与伪军均有相当联系[3]。后来有的人被敌人杀害，有的停止活动，有的潜回关内，一部分人坚持下来，始终与阎宝航保持单线联系，不断把情报传递给他。
东北义勇军起于民间，无粮无款，而大批流亡关内的东北难民生活也十分困难。为此，救国会决定去各地募集资金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救济东北难民。
1932年1月27日，阎宝航、卢广绩抵沪，为东北义勇军和难民筹款。第二天淞沪抗战爆发，他们冒着战火登门拜访了宋庆龄、何香凝。“孙夫人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捐”[1]。令人气愤的是后来这批捐款被南京国民政府截留。阎宝航还拜访了上海主持赈济工作的朱庆澜，朱把一万元大洋给阎宝航转东北难民和义勇军。阎宝航又走访了在上海海关任职的同乡好友丁贵堂，在丁贵堂的联络下，各地海关的中国雇员按月扣薪金5％用以援助义勇军。阎宝航还不辞辛苦亲赴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向华侨募捐。为保持救国会经常性的资金收入，1932年6月16日成立“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阎宝航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每次发售奖券，张学良都带头认购，且数额巨大。从8月10日第一次发售奖券到翌年6月被迫停售，“总共发行爱国奖券六期，特种奖券一期，净余款17万元，这对支援救国会工作，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2]。
1933年3月初，承德失守，何应钦取代张学良主持北平军分会工作。他首先对退入湖北省境内的义勇军严令取缔，接着又对救国会的活动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5月24日，阎宝航、王化一、李象庚、霍维周联名致信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6月10日，阎宝航等又联名分别致信蒋介石、何应钦，向他们说明这几年救国会、义勇军抗日事迹；表示为收复东北不会屈服任何压力，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要求蒋介石、何应钦接见他们，听听东北人民的呼声。6月17日，救国会干部霍维周被已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党暗杀，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撰文悼念霍维周，揭露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行径，引起北平各界舆论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何应钦于7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但却回拒了他们的正义要求。7月16日，何应钦派人通知阎宝航、王化一：“救国会应根据协定（塘沽协定——作者）速予取消”[3]。7月31日救国会召开常委会，被迫宣告解散。
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阎宝航在北平东北中学主持召开千人纪念大会，在讲演中，他愤怒指出：“今日是国难的第二年度，是断送主权最耻辱的 第二年度”，“塘沽协定是断送华北的痛心协定”，他号召“不要灰心，而要沸腾我们的热血，去干救国工作”[1]。
五
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会后，阎宝航召集救国会中的一部分骨干共30人，在北平欧美同学会馆内开会，酝酿组织另一秘密抗日团体，以作为联系东北军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之间的纽带。经过一段筹划，于12月19日在北平秘密成立“复东会”，推选王卓然为理事长，阎宝航等九人为理事，翌年又改选阎宝航为理事长。
复东会虽系秘密组织，但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系统侦知，也引起蒋介石的疑忌和敌视。戴笠、刘健群对复东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取缔。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复东会有些人与张学良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变取缔为拉拢的办法。此时，因热河抗战失利而下野的张学良，在出国游历以后返回国内，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部”副司令。蒋介石乘机说服张学良，取消复东会，由蒋、张两方面力量合组一个团体，叫作“四维学会”。张学良遂电召王卓然、王化一到汉口商议，并令王化一返回北平与复东会领导人协商。 王化一回北平后，向阎宝航等传达了蒋、张的意图。阎宝航、高崇民等认为：“四维学会”，只讲“礼义廉耻”，毫无抗日意义，故不同意取消复东会参加四维学会。为说服阎宝航等人，张学良于5月7日在武昌接见了前来商谈的阎宝航一行。张说：“要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结合，在当前大势下必须拥蒋才能实现抗日”[2]。由于阎宝航追随张学良多年，出于对张的尊重只好勉强同意。5月12日，在汉口银行召开“四维学会”成立大会，蒋介石被推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选出蒋、张双方理事共15人，阎宝航被选为张方的理事。四维学会成立后，全体理事到南昌，面谒蒋介石。蒋为拉拢张方理事，授意宋美龄出面，以基督教友的名义，邀阎宝航到南京出任由蒋介石亲自创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后改称总干事）。阎宝航开始婉辞不就，并请蒋介石南昌行营调查课长邓文仪向蒋陈述：一是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是在北方还担任部分抗日工作，请改别人任此职。蒋介石、宋美龄约见阎宝航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 为抗日作准备，表示要对阎现在所做的对日工作给以援助。阎宝航又电请张学良代为辞谢。张复电说：“万勿推辞”[1]。这样，阎宝航当上了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接着，阎宝航把以前在一起工作过的东北青年、中共党员林雪岩、滕鸣凯调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协助他工作。以后张学良推荐，蒋介石又任命阎宝航兼任军委会少将参议。阎宝航一家搬到南京大禹村1号。
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干事）以后，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灵魂就是礼义廉耻四字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耻”莫大于国耻，号召民众为湔雪耻为己任；关于“廉”字，他指出：中国社会民穷财尽，主要是因为贪官污吏横征暴敛[2]。
阎宝航合法的新运总书记的头衔，及与南京政府国民党要员的特殊关系，对他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确是有利条件。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的“亲信”，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对他也要“高看一眼”。1934年冬，阎宝航得知北平市党部把负责支援东北、华北抗日工作的中共党员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戴福纯、牛牧野、王牺忱逮捕，立即找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推行股长邵华关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着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不久，张希尧等获释。1935年11月阎宝航又得知，华北察冀政务整理委员会，把一批青年列入黑名单，交给日本驻天津司令部。他亲自找中统头目贺衷寒交涉。贺诿责于华北当局，与他无关。阎宝航问道：华北当局是你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青年出卖给日本人，而你们的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这是什么政府？由于他的严正抗议，使这批青年免遭罹难。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在沪、宁等地与各界爱国人士接洽援助东北联军事宜，受到国民党特务跟踪、限制，阎宝航亲自出面交涉，使其免受迫害。1935年邹鲁风和梁某代表东北大学到南京请愿，亦被特务跟踪，躲进阎家才免遭毒手。1935年10月，阎宝航、高崇民等在上海会见因《新生周刊》事件被国民党判刑并在上海服刑的杜重远。他们联名给在西安的张学良写信，向张提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1936年，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两次前往西安，与张学良密谈， 促进张学良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蒋介石软禁。12月28日，负责监视张学良的戴笠通知阎宝航：“宋子文请你到宋公馆北极阁有事相商”。阎宝航到后宋子文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之后，阎宝航在另一间客厅里见到张学良，问张：“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张沉默一阵后，用手指指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阎宝航说：“好吧，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之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阎宝航临行前见到了宋美龄，问道：“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西安，可有什么保证吗？”宋美龄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1] 阎宝航于12月29日飞抵西安，向两军将领传达了张学良“几天内就回西安”的消息，并把张学良写的信交给杨虎城，大家喜出望外。但是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张学良返回西安时，于1937年元旦得知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消息。两军将领极为愤慨，联名写信给宋子文等，要求他们履行“诺言”，交阎宝航带回。临行前夕，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邀阎吃晚饭，周恩来也在座。他们一起商谈了如何保证张学良安全和争取张学良恢复自由等问题。临别时，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这是他多年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得出的结论，也是肺腑之言。1937年1月3日，阎宝航飞返南京，4日往见何应钦，何问道：“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有什么意见？”阎宝航说：“和平解决，不可打仗。”何应钦突然站起大声说：“非打不可!”阎宝航认为，再谈下去已无意义，遂告辞出来。他出来后即往中央饭店，找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商议救张之事。商定王化一、吴瀚涛去找戴笠，阎宝航去沪找宋子文。阎宝航当夜抵沪，急奔宋家，转交了两军将领的信，并问道：“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两军将领非要张副司令回陕不可，你看有什么办法？”宋子文无言以对，他建议阎宝航去奉化见蒋。阎宝航觉得一个人去奉化见蒋，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邀宋同行。在征得宋美龄同意之后，第二天，阎宝航、宋子文、李石曾飞奉化。途中，阎宝航提出，要蒋介石接张学良到奉化暂住。理由一是保证张的安全，二是有利于对西安事件的善后处理。他俩均赞同。到奉化后，蒋介石派陈布雷会见阎宝航，传达蒋 同意接张学良到奉化居住的意见。
阎宝航回沪后，即约莫德惠第二次去奉化。接着又约李杜、肖振瀛第三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均被拒绝。2月中旬，阎宝航又约刘尚清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这时，张学良住在奉化雪窦寺内，阎被允许同张会面，由于特务监视，会见时不便多谈。临别时，阎宝航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吧！以后数十年里，他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因蒋介石背信弃义而未能如愿。
此后，阎宝航向蒋介石递交了新生活运动总干事的辞呈，未被接受。不久，蒋介石任命黄仁霖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阎宝航改任副总干事。
六
1937年3月13日、18日，周恩来两次致函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他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亡团体的统一运动。北方局责成中共东北特委负责这项工作。东北特委经过与各团体领导人磋商达成共识。接着刘澜波、高崇民、还有从苏联回国的苏子元一起到南京。苏子元与阎宝航商谈，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并邀请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杜、李延禄参加，形成关内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4月，以阎宝航、李杜、李延禄等人名义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馆召开东总筹备会，200余人出席。大会宣布，不久在北平召开东总成立大会。会后发出《告东北同乡信》1500余封，信中说：“我们发起救亡总会，目的在于团结东北各界同乡，聚会一堂共议救亡大计，遥为抗联声援，希望大家积极参加”[1]。
6月20日，东总在北平东北大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通过了《工作报告》、《组织大纲》、《宣言》，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五人为执委，主持日常会务。东总总部下设一处五部五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救济委员会主任。东总内成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
七七事变后，东总总部迁到南京阎宝航家办公。周恩来常到阎家与东总领导人谈话，有时就在阎家吃住。有一次周恩来与阎宝航、卢广绩谈心，从[1] 李延禄：《烽火丹心》，《革命回忆录》（一），时代出版社1980年版。 晚间一直谈到第二天早3点。周恩来告诉阎宝航等人，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东总要把常委制改为主席团制，要吸收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王卓然、王化一进主席团；国民党政府将来迁到哪里，东总总部就跟迁到哪里，在其眼皮底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东总南迁之后，阎宝航再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7年春，苏子元从苏联回国后与刘澜波到南京商议成立东总时，阎宝航又向苏子元提出自己尚未入党的问题。苏子元将此情况通过刘澜波报告给周恩来。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当时党内有人因其经历较复杂，而有疑虑。周恩来却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于是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于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 为便于他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决定他为特别党员，直到1952年，才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1937年11月间，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于20日通告中外即日迁重庆，并把抗日指挥中枢暂移武汉，东总总部和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总部也迁到武汉明月桥。这时阎宝航既是东总主席团成员，又被周恩来批准为东总党组成员。
1938年1月，阎宝航以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名义，在东总所在地明月桥14号东院开办了“新生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邀请邓颖超、刘澜波、李涛、宁匡烈、刘咸一等分别讲授政治、时事、军事和抗日统一战线课程。训练班共办三期，第一、二期各分为两周，第三期计划是三个月。受训学员百余人。 第一、二期党员毕业后，阎宝航分别介绍他们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李宗仁第五战区工作。第三期开办不久，黄仁霖对训练班的实质似乎有所察觉，对阎宝航说：这期训练班的学员我们都不要了，由你自己安排，所有开支也不用报销了，从而迫使这期训练班提前毕业。阎宝航把一部分学员介绍给各战区，一部分学员介绍给陶铸、李范一兴办的汤池合作社。《新华日报》发文称赞道：三期训练班“成绩均甚优良，受训青年，均已介绍到前方工作”。之后，阎宝航辞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副总干事职务[2]。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阎宝航任设计委员，参与第三厅工作。一天，戴笠宴请东北籍人士，席间阎宝航谈及如何拟定动员民众问题，指出康泽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旧办法 来拟定动员民众计划，除了取缔限制，还是取缔限制，这与今天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戴笠听后，勃然变色，对阎宝航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们赛跑，还得拉着他们的后腿，不让他们跑。”阎宝航回答说：“今天是为了抗战，必须动员民众，愚见如此，仅供参考。”宴会后，戴笠对阎至航施加压力说：“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使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1]
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大空战中，中国空军五人牺牲，其中队长李桂丹、队员巴正清都是东北人。东总总部议商召开“追悼自九一八以来的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阎宝航建议说：“追悼会最好由在武汉的东北各团体联合举办，要邀请东北各界人士参加，以促进东北的内部团结。”他还建议邀请国共两党要人参加，以敦促他们关注东北问题，总部接受了他的建议，责成他同于毅夫、陈先舟等办此事。阎宝航等先后走访了国民党CC 派领导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等团体，他们同意联合举办追悼会。经商定成立大会筹备组，推举阎宝航任筹备组主任，定于3月20日下午4时在汉口商会礼堂开会。接着，阎宝航等走访东北元老和各界著名人士莫德惠、陈兴亚、王树常、肖振瀛等，请他们在开会时做主祭和陪祭；还登门邀请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邵力子等届时出席讲话；又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人参加大会。阎宝航等还举行新闻发布会，征集东北阵亡将士传和挽联。《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均对他们的活动作了报道。开会那天，国民党很多要人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等上千人冒雨赶来参加大会，挽联遍挂楼上楼下两侧。祭奠之后，孔祥熙、于右任、邵力子、宴道刚、蒋忍坚先后致辞。阎宝航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词：“今天追悼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敌阵亡将士，想到东北3000万父老没有一天忘了祖国，没有一天不盼望祖国的胜利，更加悲痛。”“在全面抗战中，东北同胞要作急先锋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能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国家”。[2] 当时武汉的一些报纸对这次大会给予了详尽的报道。
随着战争的延长，武汉的各项抗战活动也日渐增多。1938年4月，阎宝航组织东总会员，会同武汉各社会团体，举行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广泛 宣传活动。6月，他参加东总总部关于《加强东北人团结案》、《对关内东北同胞民众武装援助与扶植案》、《积极发动东北青年参战案》的制定工作。7月，他领导东总会参加为前方将士募捐和献金。9月，在武汉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阎宝航主持了东北同乡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大会，并于此前把自己的儿女阎明诗等四人先后送到延安参加革命。为适应抗日斗争需要，东总一分为三，高崇民、陈先舟去西安分会加强领导；另派两人去衡阳创建东南分会；阎宝航则率东总总会迁到重庆。
七
1938年10月阎宝航到重庆后，住重庆新村17号，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东总总会和《反攻》杂志迁到重庆后最初的办公地址。这时，董必武在阎宝航家主持召开了东总党组会议。原来担任东总党组书记的刘澜波已去延安，也有的党组成员工作变动，故决定组建新的党组。新的党组书记由于毅夫担任，阎宝航、陈先舟等任党组成员。会议决定高层人士的抗日统战工作仍由阎宝航、陈先舟等负责。阎宝航在重庆期间除负责东总工作外，还先后担任“全国抗日将士慰劳会”总干事、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兼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干明公司打捞部经理，五十兵工厂福利处长等职。这些头衔和职务，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界上层人士，利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为筹措抗日活动经费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讲话说：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阎宝航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蒋介石的这番话，忘记了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民众，是对日本妥协投降而牺牲东北的行径，有悖于蒋在“九一八”七周年发表的《告东北同胞书》的精神，也有悖于全国人民的意愿。阎宝航非常赞同毛泽东在这一年的6月间发表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的提法：“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多次对于毅夫、阎宝航说：“流亡关内的东北军、东北同胞要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要把东北救亡总会办成一个同乡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东北同乡。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只要是不愿当亡国奴的，都 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 为贯彻南方局的指示精神，阎宝航先后走访了在重庆的几十个东北团体负责人，向他们反复阐明牺牲东北的做法，不仅为东北人民所反对，也为全国人民所唾弃。谁有这种主张，将遗臭万年。在组织形式上，由阎宝航出面，联络在重庆的各方面人士赵康、张申府、王葆真、谢大祺、张柏亭、黄炎培、曾琦、梅武彬等50余人，于1939年春，在阎宝航家协商成立“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这些人，党派各异，观点不一，但阎宝航能够把他们请到家里，坐在一起，共议抗日大事，实属不易。组织协进会时，国民党社会部又派人参加，监视其行动，使协进会工作更加复杂和困难。但是，他们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求同存异，终于拟定了22条章程，呈报社会部“立案”。蒋介石对如此众多的社会名流和党国要员参与拟定章程，十分惊恐和恼火。他一面暗示社会部不予“立案”，一面假惺惺地称赞“会章所载尚称详尽，足见爱国忧时，同仇敌忾。殊堪嘉慰。”[2] 对“立案”一事，蒋介石批示道：俟派员核实后，按规定办理。社会部以“军委会已有此战地党政委员会之设立，更无组织此团体之需要”[3]，不准立案。
国民党当局虽然不准抗敌工作协进会立案，但由于阎宝航和东总的努力工作，争取了一大批爱国人士。阎宝航经常拜访住在重庆南山的东北元老和名流莫德惠、刘哲、李杜、邹作华、万福麟等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在“抗战到底”问题上的不同主张。1940年3月，阎宝航联络在渝的东北讲武堂同学会、东北抗敌建国协会、东北青年会、辽吉黑热旅渝同乡会、东北论坛社等团体，在重庆青年会举行聚餐会，欢迎从抗战前方归来的东北籍将领。席间，阎宝航致辞，希望乡人能够精诚团结，奋勇杀敌，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阎宝航还与马占山绥远挺进军驻渝办事处处长杜云霞、何柱国骑兵驻渝办事处处长章筠松、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保持着密切联系，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到底，收复东北，并把《反攻》杂志按期寄给他们，转送给前方将士。
在《反攻》杂志创刊两周年前夕，于毅夫、阎宝航、陈先舟以编辑部名义邀请冯玉祥为该刊撰文，谈谈对抗战到底的看法。不久，冯玉祥派人送来一篇题为《把日本强盗完全赶出中国》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如果有人问 ‘什么时候才算抗战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抗战胜利？’回答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就是收复东北，把日本强盗完全赶出中国去。”文章对“我们只需要保持本部18省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言论，给予严厉批驳，指出：“这种论调真是丧心病狂之论。”[1] 由于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社会各界舆论的批评，蒋介石不得不指派陈诚去向东北人士做解释工作。
1939年6月15日，陈诚邀请东北元老及在渝的东北各团体负责人座谈，他说：为正视听，中央当局必须有“一个严正表示”，即“最低限度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最低限度要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陈诚的讲话仍无法平息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九一八10周年这天，再次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对他的抗战到底之“底”重新解释。他说：“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体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整体的，不容有寸土分割。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对比他一年前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在这场关系中国人民抗战前途的大论战中，阎宝航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方法灵活，为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重庆时期，阎宝航还特别关注国民党统治区每况愈下的民生问题。他对政府当局不关心民众疾苦的高压政策进行批评，呼吁当局重视对难民和失业群众的救济，提出增设难民工厂。他经常去难民工厂指导，亲自参加各种救济工作。1941年6月5日，日军飞机夜袭重庆，国民党警宪玩忽职守，致使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死伤万余人。国民党军警进去进行所谓抢救，实际是一场抢劫，使一些本可救活的人也死了。时值盛暑，臭气逼人。当时阎宝航任中央赈济委员会的顾问，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长。他一连几夜未曾合眼，在现场指挥运尸。数日劳累、愤懑悲伤，使他身心憔悴，竟晕倒在泥水中。阎宝航先后给《新华日报》提供许多具体材料。《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隧道惨案”等多篇报道。为此事，阎宝航被撤了赈委顾问的职[2]。阎宝航对于广大民众的疾苦，凡是他知道的，即使是路上碰到的，也总要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有一次他与夫人高素桐上街，一个饥民冲了过来，抓起高素桐菜篮里的豆腐没命地往嘴里塞。阎宝航默然进到一家小店买了一大包食品， 叫夫人给他送去。路上他对夫人说：“我搞了多年的赈济，但事大力微，治末不治本。将来，人民当了政，这种事永远不会有了。”[1]
由于阎宝航兼任了许多社会要职，与国民党CC 派、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复兴社等头面人物都有广泛的接触。他的这种特殊身份，非常适宜为党搜集情报。早在1937年秋，周恩来、李克农就曾经嘱托阎宝航从事国际情报工作。1939年到重庆后，他在重庆郊区北碚买下了一幢宅第，把党的电报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安排在这里，设置无线电台，成立情报机构。 除健全情报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外，阎宝航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亲自出面搞情报。他时而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时而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还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检查之机，把情报送给车上的党的交通员。[2] 在搜集情报过程中，阎宝航十分关注整个世界形势，特别是日本与德国的各种动向。1940年9月，德、意、日缔结同盟条约，形成法西斯轴心。这时日本一方面加紧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一方面又积极开展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德国也拉拢国民党政府，想使其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与德国一起进攻苏联。为此，德国于1941年春曾明确告诉中国驻德武官说：“德国将于6月20日前后突袭苏联。”[3] 德国为了劝说日本与其一起进攻苏联，曾派“狼团”到日本活动。该团途经上海时，也无意中把此消息泄露出来，并为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本部侦知。阎宝航从参谋本部第二厅机要人员那里得知这一情报，便通过在重庆协助周恩来负责东北工作的王梓木转送莫斯科，让苏方早做准备。[4]1941年11月下旬，阎宝航从军统破译密码机构中获悉，日本将对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消息，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并转告苏联。这两次重要情报，后来都被印证。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苏联驻华武官罗申有一次见到阎宝航时说：“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5]
阎宝航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的军事情报也特别注意搜集和研究。从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通过在北平的抗日救国会派出一批政工、特工 人员回到东北搜集关东军的情报。在武汉时期又派出一批人员到华北搜集日军情报。到重庆以后，他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搜集有关情报资料。1944年秋，阎宝航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分布、兵种及军事要塞等资料汇总成册，交给中共南方局。[1]
1941年1月，国民党军制造皖南事变以后，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重庆的东总也不断遭到打击。东总在各地的分会受到摧残，被迫相继关闭，工作人员被列入黑名单，有的惨遭逮捕、杀害。同年2月，在重庆的东总负责人于毅夫等人也被列入黑名单中，不得不离开重庆。东总在阎宝航、陈先舟、徐寿轩主持下，苦撑危局。
1942年，国民党当局授意东总与东北协会合并，被东总严词拒绝。东北协会，属于国民党CC 派，过去曾诬蔑东总暴动，并经常派人到东总探听情报。在抗日复土等重大问题上，素与东总唱对台戏。阎宝航曾对这个组织的头面人物进行过争取工作，但在组织上与其合并则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于同年6月勒令停止东总活动。[2]
“东总”被迫停止活动后，东总主办的《反攻》杂志，因为是单独立案，所以继续出刊。《反攻》杂志自1938年2月在武汉创刊以来，被人们称赞是国统区的一盏明灯，是抗日复土、冲锋陷阵的号角，是研究东北、华北问题的权威刊物。周恩来、董必武曾经指示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在，《反攻》的牌子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3] 所以东总被解散后，阎宝航与高崇民等人努力保持《反攻》这块牌子，通过《反攻》继续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反攻》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阎宝航在重庆时期，还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1941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下，组织了一个以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民主分子为成员的秘密政治工作团体，称之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称小民革）[4]，该组织的任务是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坚持抗战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分化顽固派，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阎宝航出席了该组织成立大会，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1943年春，由谭平山、陈铭枢等人在重庆发起“民主同志座谈会”。阎宝航是座谈会的14名基本成员之一，每次会议不仅自己出席，还经常介绍原东总其他成员参加。这个座谈会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周恩来指示“东总”要以新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工作。阎宝航与高崇民、陈先舟等人经过反复讨论，准备组成一个新的团体。11月间，阎宝航等人在辛亥革命老人宁武女儿宁京恕家召开会议，讨论新组织的名称。在阎宝航的提议下，经讨论最后议决新组织的名称叫“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简称“东协”。吸收会员基本上是以原东总会员为基础，实际是东总的继续。为了更好地开展东北青年工作，在“东协”领导下建立了“东北青年民主同盟”。 “东协”成立后，每两个月在阎宝航家集会一次，讨论国内外形势，学习中共的统战政策。周恩来有时也参加东协座谈会。由于“东协”的领导人高崇民、阎宝航在东北青年中有较高的威望，所以工作开展很顺利。在重庆的朝天门、两路口、复兴关、沙坪坝建立了“东北青年民主同盟”小组，开展各种活动。 这些活动，为迎接抗战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阎宝航在重庆新村17号的家，成了党内外人士从事抗日活动及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这里是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据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都在阎家召开过重要会议。中共邀集民主人士的宪政座谈会也曾在此举行。 此外，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李德全、杜重远等民主人士也经常到这里聚会。周恩来还经常通过他的联络员宋黎与秘书王梓木到阎家与东北人士会面或联系工作。由于阎宝航的特殊身份，他家也是一些革命者遇险时的临时避难所。在重庆的东北各界人士，都亲切地称阎宝航的家是“温暖的大家庭，阎家老店”[1]，在这个老店里，经常宾客盈门。杜重远的夫人及子女，李公朴的夫人及孩子，高崇民、于毅夫及其家属都在阎家老店住过很长时间。姚艮，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后来到苏联求援，被无故投进劳改营做苦工。以后又流落新疆，在盛世才统治下遭到折磨。1946年初，从新疆到重庆找党的关系，全家四口人吃住在阎家，阎夫人给予慈母般的招待。1995年阎宝航诞辰100周年之际，83岁高龄的姚艮唱出了积郁多年的心声：“垂暮老朽八十三，执笔怀旧 情万千，阎家老店今何在，高风亮节换人间。”[1]
阎宝航夫人高素桐女士，是一位令人尊敬和怀念的人。她与阎宝航青梅竹马，16岁结为夫妻，一生恩爱，助夫教子，为革命事业、为家庭操劳一生。凡是到达阎家老店的客人，无不受到热忱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突然来客没有住处，她就和儿女睡在地板上，腾出床铺给客人住。周恩来多次称赞阎夫人：“高素桐一生不易，是有功的，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2]
当时阎宝航一家老少八九口人，而经常在阎家吃饭住宿的是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重庆物资匮乏、物价昂贵，只靠阎宝航一人工资收入维持开支，无论如何精打细算，也是入不敷出。阎家经常囊空如洗，逼得阎夫人典当衣物过日子。所以有人说：“老阎是万家生佛，阎家是没钱没米的救济处。
他有孟尝君的风度雅量，没有孟尝君的资财。抗战艰苦时期，大家穷在一起，共患难、同努力，是阎家老店的精神。”[3]
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渴望和平的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民主运动。阎宝航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和支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和发起工作。在1945年10月28日“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阎宝航当选为“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在12月16日“民建”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阎宝航又当选为“民建”中央监事会监事。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共双方商定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23日，阎宝航在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举行的茶会上，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讲话，要求“所有一切军事进攻应立即停止”，希望“在和平团结的空气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4]
为防止和调解东北内战，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东北，阎宝航联络宁武、徐 寿轩等东北籍人士，于1945年12月末组成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成立大会。1946年1月5日该协会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并宣告成立宗旨，周恩来出席茶会并致词，对协会“表示充分的支持”[1]。《新华日报》还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该会成立的消息。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为促使政协会议成功，重庆各界人民团体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简称“协进会”），选出阎宝航、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等人为理事。为使群众及时了解政协会议进展情况，“协进会”先后召开八次群众大会，听取政协代表作报告。阎宝航曾担任在沧白堂召开的第四次和第八次大会执行主席。从1月15日至24日，每次开会，国民党当局都派出大批特务扰乱会场，谩骂代表，丢掷石块，围困大会主席团。散会后，阎宝航等如乘汽车，特务就驱车尾随，寻机滋事；如步行，就更加嚣张。一次，阎宝航、李公朴、郭沫若和其他政协代表，走出会场到大街上，一群特务便尾随其后，破口大骂，投掷大石块，直追至办公大楼，又围困一个多小时，才一哄而散[2]。
2月10日，“协进会”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当局又派刘野樵等大批特务身藏铁尺、铁条和砖石等凶器到会场捣乱。 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郭沫若和马寅初都遭殴打。这就是较场口血案。 对此，阎宝航义愤填膺，当即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举行了紧急会议，并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了特务破坏大会制造血案的真相。2月13日，他们又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书》。
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等御用报纸对特务制造的较场口血案公然作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报道，造谣说“刘野樵被殴伤”。大会主席团公推阎宝航、王葆真、李德全、朱学范等人去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阎宝航愤慨地说：“任何人只要还有一分爱护国民党的意思，就应该对你们说老实话，较场口事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你们的机关报都歪曲颠倒的报道呢？假使你们这一次的报道算真的，那么，你们以往所有的报道都是假的。”当别位代表提起多人被打伤的时候，阎悲愤地说：“受伤是小事，在这样是非不明的社会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吴推诿说：“是地方政治当局没维持好秩序，和党无关。”阎宝航愤怒地驳斥道：“大会的当时，还可以说治安机关 有责任，在大会被捣毁后，国民党的机关的报道，是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的通讯社发出的一致消息，那和地方治安机关有什么关系呢？”[1]
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作歪曲报道时，刘野樵也向重庆地方法院提出了“控告”，说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施复亮、朱学范殴伤了他，于是地方法院则传陶行知等人。陶行知等提出了反诉，并邀阎宝航、王葆真、李德全、郭沫若、沈钧儒五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阎宝航、王葆真等人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并向报界发表了《王葆真、阎宝航亲见刘野樵并没有受伤》的声明。同时阎宝航在《劳动协会被殴伤人员纪念特刊》上著文，严厉地谴责了特务的暴行，指出“刘野樵装伤，还到地方法院‘检验’，可谓‘无耻之至已极’”[2]。
当时，内战危机首先反映在东北问题上。阎宝航坚决反对国民党以“接收”为名在东北发动内战。1946年2月24日，他在现代妇女社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东北问题的真正危机是武力接收的办法。如果这种办法不改变，就会在东北造成内战”，“将使东北人民生灵涂炭”[3]3月15日，在“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谈到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即“在把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无例外地实施到东北的前提下，用协商办法，才能解决东北问题。”因此，他要求“军事调停执行小组应马上前往（东北）工作”。[4]
国民党反动派为在东北挑动内战散布两种论调：一是东北没有中共军队，只有土匪。他们在东北进行的战争不是国共冲突，而是剿灭土匪，不存在政治协商问题；二是东北因苏军占领，只能由国民党政府收回主权，东北是外交问题。对此，阎宝航进行了有力的驳斥。4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国民党沈阳市长董文琦及东北行营否认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等论调是“极度荒谬之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想用‘剿匪”接收’作掩护。这是东北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现在苏俄已在撤兵，故不必夸张东北之外交问题”[5]。
阎宝航进而提出了东北问题的实质就是“民主问题”，并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在东北实行的独裁统治，主张国民党应立刻撤销其独揽东北一切大权的 “东北行营”，成立包括国民党二人、共产党二人、东北人民五人为代表组成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协商解决地方政权、整理军队、处理经济及建立民意机构等一切事宜。[1]
阎宝航还积极联络各方人士调停东北内战。1946年1月，莫德惠由长春到重庆出席政协会议，阎宝航约莫商谈，要求把东北问题提到政协会上，以求协商解决。阎宝航和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其他领导人多次拜访和宴请宋子文、张诚、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吴铁城等国民党要员，表达东北人民渴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真诚愿望。在4月20日的一次各党派领袖集会时，阎宝航发言时警告说：“国民党要不接受政治协商办法，硬要继续打下去，将必逼着东北老百姓走上自决的道路。”宁武也举杯含泪向邵力子说：“邵先生！请你把我们东北老百姓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先生。这是我们东北老百姓的血和泪，请喝一杯吧！”[2]
4月底，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阎宝航也于5月中旬来到上海。5月18日，阎宝航为“协会”成立上海分会举行招待会，阐述了“协会”要求和平民主的一贯主张，并谴责国民党发动四平之战，造成几万人死伤。他说：“打自己同胞，竟如此英勇，说来十分痛心。”[3]5月26日，阎宝航出席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招待由重庆来上海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反对国民党政府再次发动内战，呼吁全国人民及公正舆论监督国民党政府，不容其“自食诺言，得寸进尺，节外生枝”[4]。为此，阎宝航参与发起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6月16日，阎宝航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推派为赴南京和平请愿团九人代表之一。6月23日，代表团肩负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切希望，赴南京请愿，提出了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撤退驻华美军的要求。但当代表团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就被冒充“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要挟进候车室。特务无理取闹，要求把“苏北难民”的痛苦转告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今天就得带我们去见周恩来！”面对特务挑衅，阎宝航挺身而出，厉声说道：“这个不行，我们要按照我们预定的程序去做。”特务威胁道：“那么，你们今天就得滚回上海！”阎宝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愤怒地说：“你们是‘苏北难民’，我是东北难民！你们苦，我们比你 们更苦！”“今天你们这样要挟是为了什么呀！”这时特务又要阎宝航给在候车室外边的“难民”讲话。阎宝航毫不畏惧地走上他们早已搭好的讲台，对特务再次提出见周恩来的无理要求予以严辞拒绝。当特务“要他今天表明是非”时，阎宝航严正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呼吁和平，我们没有资格来表明是非，而且是非不是早已明白吗？”特务大为恼火，齐声喊“打”。当特务们要阎宝航跪下时，阎宝航义愤填膺，紧握拳头，厉声呵斥道：“你们说什么！我是东北老百姓，首先出来打日本的一个，14年来，没有给敌人屈过膝！今天，在中国人的面前，我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你们有枪，枪毙我可以！但侮辱我绝对不成！”阎宝航的这种凛然正气镇住了特务的凶焰。他从容地走下讲台，回到了候车室。请愿团和特务一直相持至午夜，原来维持“秩序”的宪兵故意全部撤走，二十多个特务冲进来，用凳子、椅子、花盆、痰盂大打出手。几个特务对阎宝航拳打脚踢，发疯似地把他举起来拟向地下摔时，发现门口有美国记者，便匆匆溜走了。阎宝航额头、眼角、鼻子、四肢多处受伤，满脸是血，左腿被打得不能走路。同时被殴伤的还有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1] 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下关惨案”。
在惨案中受伤的代表被送进医院。中共代表团获悉“下关惨案”的消息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齐燕铭立即赶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 周恩来对阎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郭沫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冯玉祥等各方面人士也到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发来慰问电，上海和全国各地也发来慰问函电。
“下关惨案”的发生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法西斯独裁的真面目。阎宝航对前来慰问的各界人士说：“我们被打受伤事小，中国和平民主事大。”[2]
九
“下关惨案”之后，阎宝航于6月末回到上海。根据党组织安排，于1946年9月秘密潜回东北解放区。不久，阎夫人高素桐带子女明复、明光也在党组织的妥善安排下，从重庆到上海，经天津、山海关回东北。早在1945年11月辽北省政府成立时，阎宝航即被推举为省主席，虚位以待。到1946年8月 14日，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东北行政委员会时，他又当选为委员。阎宝航进入东北解放区后，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政府、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从10月16日至12月16日，他先后到达安东、延吉、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每到一处他都被邀请作报告、演讲，接受记者采访。在这些演讲采访中，他开怀畅言，表达了对解放区民主自由、进步繁荣景象的深切感受和献身解放区事业的强烈愿望。他兴奋地说：“进入解放区好像从阴霾的幽谷走入了光明灿烂的民主乐园，东北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做了东北的主人”，“要决心用自己的血和汗，来参加灌溉和保卫这个花园。”[1] 他用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和牺牲东北出卖国家的罪行，以及国统区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百业凋敝、民生萎缩的社会现实，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歪曲报道和奴化宣传，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伟大的效果”。许多青年学生听完报告，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镇压民主、摧残民生的种种罪行十分愤慨，特别是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出卖东北对日妥协的罪行义愤填膺。许多学生表示，毕业后坚决要求上前线，连女生也表示“一定要和蒋介石算老账。”许多青年从国民党的奴化宣传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中共的报纸和刊物完全是正确、实际的，国民党的报纸宣传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2]。
1947年1月21日，阎宝航从齐齐哈尔到白城子，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2月2日，他带领省政府委员就职宣誓：“余等誓以至诚之心为辽北人民服务，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辽北奋斗到底。”[3] 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阎宝航谨循誓言，不辞辛劳，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为工作重心，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和卫生防疫工作。
辽北省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新组建的一个省份，其所辖区域在松花江以南，沈锦铁路以北的沈长铁路西侧地区，包括今辽宁、吉林、内蒙古各一部分。是连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东北解放战争的前沿。 当时大部分市、县被国民党占领，只在白城子及其周围几个县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由于长达14年的日伪统治，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生产力极 低，加上战局不稳，一部分群众还有顾虑，生产积极性也受到影响。如何保证这一地区的军民吃饭穿衣成了重要问题。为此，辽北省政府为集中力量抓好1947年的春耕生产，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首先是针对农民的实际情况，大力加强思想动员工作，指明搞好春耕生产的重大意义。阎宝航撰写了《为春耕生产告农民同胞》，号召农民把每亩田，每一分土地都种上，消灭撂荒现象，并重申人民政府的土地政策，“谁分得土地，地权就归谁有”，打消农民顾虑，放心种地。其次是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耕畜等具体困难问题。为了解决春耕生产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还成立了以阎宝航为主任的春耕运动委员会，并派大批干部和春耕工作队下乡，推动春耕生产。阎宝航等政府领导亲自下乡视察指导。1947年4月上中旬，阎宝航先后两次下乡。在视察中，他亲临农家，嘘寒问暖，了解土改和备耕情况。 在洮安县三台区夏家屯，阎家航发现个别村屯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指示当地有关部门立即纠正，保证土地全部种上。宝山区王家户村，蒙民居多，牲畜十分缺乏，他当即决定调拨60石（每石250公斤）公粮和一批牲口帮助解决春耕困难。[1]
为减轻农民负担，阎宝航和省政府还发起生产节约运动。在1947年3月15日的省直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大会上，他以身作则地说：“我最大的消费是吸香烟，从今日起，我决定戒掉。同时，我还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2] 他还提议省政府机关带头，把白城子市内所有空地都种上粮食和蔬菜。在他的倡导下，辽北省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学校等纷纷制订计划，积极参加生产活动。 阎夫人高素桐“虽然年近花甲，也和另外两女同志种了5分菜地，并计划纺织”。[3] 阎宝航下乡视察时，自带高粱米，在区政府做饭，不受任何招待。
经过阎宝航和党政军各界的艰苦努力，广大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了春耕生产的重大意义，看到了共产党民主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谋福利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于1947年6月，辽北省解放区11个县，播种面积达71万多垧，较前一年增加10余万垧。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参军支前等工作日益繁重。阎宝航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支前工作，动员人民参军，动员民工组织大车队、担架队支援前线，组织慰问团慰问前方将士，开展立功运动。1947年夏季攻势期间，阎宝航还率领省政府慰问团、四专署文工团以及省立一中学生，带着大批慰问品 和慰问信，前往四平攻坚战外围的八面城、郑家屯等地进行战地慰问长达17天。1948年9月12日锦州战役开始后，陶铸、阎宝航等人亲赴通辽布置和指挥支前民工加紧运输。阎宝航和夫人高素桐一起，多次前往车站、兵站、医院等地慰问伤员，给伤员端水喂饭、更换衣衫，其“慈祥热情”使伤员们得到很大安慰。阎宝航对革命工作抓得很具体，如对慰劳品的征集、分配、服务人员联系动员，换药包扎、医疗器械消毒等亲自过问，并且检查落实情况。[1]
在领导生产支前的同时，阎宝航还具体指挥了消灭鼠疫的“特殊战斗”。 1947年7月，辽北省安广县内突然死亡三人，确定死因是感染了“百斯笃”（即鼠疫）。尔后，开鲁、突泉、长岭、双辽等二十余县相继发现感染“百斯笃”的病人。疫情出现后，立即引起阎宝航和省政府高度重视。7月19日，阎宝航和省政府副主席朱其文接连发出两道紧急防疫命令，要求凡未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的地方应火速成立起来，并须以县长，或副县长亲自任主任；对疫情发展加强监视，若遇紧急情况，立即通报省政府。8月，又颁布了《防止鼠疫命令及其办法》。为了加强防疫灭疫工作的统一领导，阎宝航于8月召开辽北省防疫工作会议，亲自担任了防疫委员会主任。
在开展防疫灭疫工作之初，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是缺医少药。因此，阎宝航首先在省内组织了400多人的防疫队伍，火速派到各地，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他又通过东北行政委员会，从哈尔滨医大、西满军区卫生学校等地调来一批医疗骨干。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出医疗大队。苏联医疗队技术很高，带来许多新药，无代价地捐助给中国医疗队。由于辽北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集中了一批专业医疗队伍，为顺利地进行防疫灭疫奠定了基础。 同时又积极发动群众，献方献策，采取土洋结合的方法解决疫苗、药品缺乏的困难。
为了找出鼠疫发病原因，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会同苏联红十字会医疗队，深入疫情最严重的通辽县，通过十多天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全省各地的经验，最后形成了一套防鼠疫的办法。这套办法，经过进一步归纳，为东北卫生部以及国家卫生部制订防疫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资料。在这场战斗中，阎宝航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指挥才能，得到了辽北以至东北各界的公认。 1948年7月，阎宝航被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西满防疫统一指挥部部长，统 筹指挥西满四省卫生防疫工作。
阎宝航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1947年7月12日，辽北省召开教育工作者大会时，阎宝航在开幕会上阐述了光复后解放区的新气象，指出了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在业务上力求进步，要从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上彻底改革，要结合实际进行革命的新教育。号召大家要担负起教育培植第二代主人翁的伟大使命。9月1日，大会闭幕式时，阎宝航又勉励大家说：“你们回去之后，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参加土地改革，要在培养革命干部、把学校办成推广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中做出贡献。”[1]1947年9月25日，辽北省民主学院开学，阎宝航兼任该院院长，抱病参加了开学典礼。1948年5月12日，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辽北培养多方面的建设人才，省政府决定建立由阎宝航兼任院长的辽北学院。他还亲自给学员上课。
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建立和发展民主党派组织的条件日益成熟。1948年11月，民盟东北总支部宣告成立，阎宝航被选为七人常委之一，积极领导东北总支部开展活动。
1948年12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李德全等聚会沈阳。这时阎宝航也正在沈阳，与大家畅叙别情，瞻念新中国的未来，兴奋之至，遂至席赋诗一首：“负伤含泪回家乡，望见云山喜欲狂。犹如蛟龙归大海，恍从地狱到天堂。八方烽火诛独纣，万里疮痍待武王。但得同胞齐解放，抛将老命又何妨。”[2]
十
1949年5月，阎宝航离开辽北省政府主席的职位，奉命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的召开，参与拟定有关政协工作的各种文件。
同年9月17日，原在重庆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宣布解散，阎宝航作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参加了解散会议。会上，周恩来说：“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识甚深，在许多斗争行动上与中共一致，在国民党内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3]。
1949年10月，阎宝航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兼副总干事，随后又兼任中苏友协俄文学校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先后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阎宝航对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一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名利。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当天举行的茶会上，号召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把亲自经历和历史见闻记录下来，以教育后代。根据周恩来的指示，7月20日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这时阎宝航已经65岁，难以承受外交部的繁重工作，遂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
阎宝航在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中，倾注了其晚年的全部心血，取得了重要成果。到“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此项工作前，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2000件，1500余万字。从时限上看上至晚清，下至东北解放，涉及政治、军事、财经、外交、工商、交通、文教、卫生以及社团等各个方面。这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阎宝航还亲自撰写了《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积极地参与了组织“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编审工作。他做为周恩来批准成立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七人小组成员之一，不仅积极组稿，审核史料，还亲自动手写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一文。
阎宝航一向公正无私，廉洁自律，从不自矜其功。当有人提到重庆时的阎家老店，阎宝航助人为乐，仗义疏财的往事时，他总是以异常平和的语调说：“提那些干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他指着全国政协所在地（原顺承王府）说：“咱们办公的这个王府原来的主人，当年该是何等安富尊荣，后来成了张作霖的私宅。那时的张大帅又是多么威风，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把这个王府带到棺材里去吗？”说罢哈哈大笑，大有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气概。
就是这样一位为抗日救国呕心沥血，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对党忠心耿耿，廉洁奉公的革命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残酷迫害。1966年5月，大连文史馆馆员、原国民党少将高参秦诚至被逮捕，逼迫他承认1946年11月在哈尔滨策反了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等人，阎玉航等人接受了他的策反。接着又炮制了一个“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大假案，其中包括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贾陶、万毅等人，随即成立专案组。专案组竟把阎宝航等人曾在《东北日报》、《解放日报》等党的报纸上发表的纪念“双十二”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当作“叛党投敌”的罪证，接着实行大逮捕。从1967年6至7月开始，解方、吕正操、贾陶夫妇、张学思等人相继被捕。11月6日晚[1]，阎宝航刚从政协机关回到家，桌子摆好的一碗面还未及吃，就被几个冲进屋的人抓走了。阎宝航走到大门口回头告诉夫人说：“不要怕，快去告诉总理。”后来，家人抱着御寒的大衣，跑到全国政协、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打听阎宝航的下落，不仅得不到一点消息，而且子女也大受株连。阎宝航被捕不久，其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俄文翻译组组长的小儿子阎明复也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长子阎明新下放到宁夏贺兰山；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后来客死湖南；大女儿阎明诗，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现在又戴上了特务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监督劳动。阎宝航被捕，子女受株连，被周恩来称为“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的阎夫人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于1971年患肺癌病逝于上海。
阎宝航被当作“叛徒”、“特务”一直关在秦城监狱，代号是67100。在狱中阎宝航经受着政治上的迫害、肉体上的摧残、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折磨，终于在1968年5月22日冤死在狱中。当时批示是：“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他的家人、同事、朋友、亲戚中，没有任何人被告知他的死讯。
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被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因阎宝航遗体火化后未保留骨灰，在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前夕，由其子女把阎夫人高素桐的骨灰安放在阎宝航的骨灰盒里。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耿飚、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宋任穷主持仪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话，对阎宝航无私奉献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数十年来，阎宝航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称赞他在抗日战争中，忠心耿耿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工作艰苦努力，成绩显著，对党、对人民、对国 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主运动中，同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英勇斗争”。“阎宝航是我党的好同志”[1]。有人用“白山苍苍，黑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 称赞阎宝航一生的骨气和风范，是很公正恰当的。字数：27814注释
[1] 张朴山：《奉天贫儿学校简记》，《辽宁文史资料》第10辑。
[2] 阎宝航：《自传》。
[3] 阎宝航：《自传》。
[1] 阎宝航、苏子元、周东郊：《沈阳建党前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及学生运动》（内部稿）。
[2] 阎宝航、苏子元、周东郊：《沈阳建党前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及学生运动》（内部稿）。
[3] 阎宝航、苏子元、周东郊：《沈阳建党前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及学生运动》（内部稿）。
[1] 张泊：《回忆阎宝航》（未刊稿）。
[1] 阎宝航：《东北义勇军概况》，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编印（内部版）。
[2] 赵守铭：《抗日战争回顾》（未刊稿）。
[3]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3年工作报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4年编印（内部版）。
[1] 阎宝航：《自传》。
[2] 林长青编：《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简记》（未刊稿）。
[3] 王化一：《日记》1933年7月16日（未刊稿）。
[1] 《东北》杂志1933年9月30日。
[2]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全国文史资料》第6辑，第101页。
[1] 阎宝航：《四维学会和张学良》，《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57页。
[2] 阎宝航：《新运要议暨对于总会国人之希望》，《新生活运动总会会刊》第31期，1935年12月15日出版。
[1] 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西安事变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 吕正操：《一生无私奉献、风范长留青史》，《人民日报》1988年6月2日。
[2]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11—112页。
[1]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
[2] 于毅夫：《东北抗敌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速写》，《反攻》1卷，第5期。
[1] 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于毅夫文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版）。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呈文》1939年。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密函》1939年。
[1] 冯玉祥：《把日本强盗完全赶出中国去》，《反攻》第8卷，第1期。
[2] 阎明诗等：《怀念亲爱的爸爸妈妈》，《阎宝航纪念文集》（1995年）第210页。
[1] 曹峥岩：《从事特殊斗争的优秀共产党——阎宝航生平纪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2] 罗青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阎宝航纪念文集》，第54页。
[3] 罗青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阎宝航纪念文集》，第54页。
[4] 《阎宝航》自传。
[5] 罗青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
[1] 阎宝航：《自传》。
[2] 邓爽：《阎老、“东总”、和我》，《阎宝航纪念文集》，第140页。
[3] 白浩、聂长林：《不矜名位自辉煌》，《阎宝航纪念文集》，第118页。
[4] 另据这个组织的成员，曾担任冯玉祥秘书的吴茂荪回忆说：小民革定名为“民族大众同盟”。
[1] 姚艮：《温暖的大家庭——阎家老店》，《阎宝航纪念文集》，第141页。
[1] 姚艮：《温暖的大家庭——阎家老店》，《阎宝航纪念文集》，第157页。
[2] 阎明诗等：《怀念亲爱的爸爸妈妈》，《阎宝航纪念文集》，第203页。
[3] 宁恩承：《阎宝航与我》，《阎宝航纪念文集》，第33页。
[4]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5日。
[1] 《新华日报》1946年1月6日。
[2] 阎宝航：《较场口事件》，《关于东北问题》，第20页。
[1] 阎宝航：《较场口事件》，《关于东北问题》，第22页。
[2] 阎宝航：《较场口事件》，《关于东北问题》，第20页。
[3]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7日，第2版。
[4]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6日。
[5] 《解放日报》1946年4月14日；《新华日报》1946年4月11日。
[1]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1日，第2版。
[2] 阎宝航：《关于东北问题》，第4—6页。
[3]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1日，第2版。
[4] 《新华日报》1846年6月4日。
[1] 阎宝航：《追忆下关事件》，《关于东北问题》，第26—31页。
[2] 阎宝航：《忆下关事件》。
[1] 《解放日报》1946年12月23日。
[2] 《东北日报》1947年1月11日。
[3] 《胜利报》1947年2月5日。
[1] 《东北日报》1947年4月19日、4月28日。
[2] 高峰：《阎宝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统一战线》1989年第6期。
[3] 《胜利报》1947年5月27日。
[1] 高峰：《阎宝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统一战线》1989年第6期。
[1] 高峰：《阎宝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统一战线》1989年6期。
[2] 《阎宝航年谱》，《阎宝航纪念文集》，第454页。
[3] 阎宝航：《关于东北问题》，第1页。
[1] 关于阎宝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捕的时间，一说是1967年11月7日晚，但据其子女记忆证明是11月6日。
[1] 《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
[2] 翟梅林：《山高水长》，《阎宝航纪念文集》，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