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人员。1929年年底，根据党的指示，他打进了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特别是为保卫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钱壮飞乳名彬生，原名壮秋，亦名钱潮。1896年出生在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城[1]。父亲钱子如，在县城北门新桥堍航埠头做收购生丝的生意。母亲范氏操持家务，家境尚称小康。钱壮飞在湖州城里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父亲即因病去世，母亲托媒为他同本城马金巷开设勇丰布店的徐家女儿徐双英定了亲，并于1914年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15年，他从省立三中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2]。
在北京医专学习期间，钱壮飞结识了一位年龄比他大两岁的女同学张振华。张出身安徽桐城名门望族，祖先曾做过宰相之类的大官，家境较为富裕，经常资助钱壮飞，使他得以在医专坚持修完学业，1919年，他们两人从医专毕业后，就在北京成了家。后来，钱壮飞的母亲去北京看望儿子，才知道他已另有所娶，并已生了个男孩。老人家因不大喜欢这位新派的“大脚媳妇”，于是回乡把徐双英母女也带到北京来。幸好徐双英和张振华彼此都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家里一直平安无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家人逃难离散，钱老太太就是由张振华委托亲戚照料直至去世的）[3]。
钱壮飞医专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张振华则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当医生。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中，是中共早期党员，对钱壮飞和张振华的思想进步，曾有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张振华被介绍入党。1926年，钱壮飞也由张暹中介绍参加了党[4]。
博学多才的钱壮飞，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1926年前后，他和张振华在北京护国寺附近，曾资助创办过一家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全家都住在这家公司里。钱壮飞一面带着孩子参与影片里的角色演出；一面借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经常利用医生身份，把党的秘密文件或标语、传单，装进漆着红十字的医用皮包里，提着到党的地下机关或隐蔽同志的住处“出诊”；有时，他们还将传单带到北海公园等公众场所散发，或者在深夜逐一塞进沿街靠巷的住房门缝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大钊被捕牺牲，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钱壮飞已无法在北京安身，经组织安排，他于1928年初转移到了上海。开始一段时间，他找不到职业；几经周折，总算在上海市公用局找到一份抄写黄包车（人力车）执照的临时差事，才把全家从北京接到上海。这时，一家老少六七口人，全靠他一人的菲薄收入来维持，生活相当艰辛。为了改变这困窘处境，他和张振华曾一度到河南开封冯玉祥的国民军里当军医。因领不到薪饷，生活依然无着，不久又从开封回到上海[1]。后来，张振华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克美妇产科医院（后迁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当住院大夫；徐双英婆媳则带着孩子们在法租界甘司东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新兴顺里四号定居下来。这时，钱壮飞已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沈川（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在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还有在北京和他一起入党的胡底（胡北风，安徽人）。有一次，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布置法租界党支部成立一个特别宣传队，专门负责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支援法商电车公司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方便携带和张贴，钱壮飞设计出一种只有两指宽的微型传单[2]，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二
为了对付和反击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建立了“中央特科”，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3]。不久，党中央又决定：经过党支部决议，可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4]。
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一个职业，从事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这个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但对于中共来说，却是一个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和有关情报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因此，党支部决定钱壮飞作长期埋伏的打算，不再让他参加其他活动。不久，李克农也来到这个管理处工作。钱壮飞和李克农的组织关系便被转到中央特科，直属特科二科（1928年4月成立）科长陈赓（化名王庸，他在后期协助周恩来领导整个特科的工作），实行单线领导[1]。
1927年秋，蒋介石曾一度下野去日本，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应钦、李烈钧等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或称“军事委员会”）所把持。蒋介石的嫡系心腹陈果夫以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名，把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党政干部发动起来，号召各地党政人员一致行动，结成一个效忠蒋介石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为CentralClub，简称C·C，这就是后来形成国民党内最大派系之一的C·C系的由来。中央俱乐部成立之初，曾推举戴季陶、丁维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1927年12月南京“特别委员会”垮台，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职后，由于中央俱乐部的一些骨干成员分任各地官吏，它的领导权便落到陈果夫及其胞弟陈立夫（留美学生，归国后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手里，成为他们兄弟操纵的一个庞大派系组织[2]。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大之后，蒋介石仍兼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继续任副部长，陈立夫则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从这时开始，直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在全国大陆崩溃的20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基本上被陈氏兄弟所操纵，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1928年冬，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陈立夫，为了培植党羽，扩大自己的势力，千方百计抓住一些要害部门，很快就把魔爪伸向了上海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处。他将原来的处长挤走，然后把既是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进去。徐到管理处后，发现钱壮飞是自己的湖州同乡，为人又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就要他帮助自己管理业务。
徐恩曾表面上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平时说话轻声细语，见人笑容满面，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贪财好色之徒。他有许多姘头情妇，这些人既是他寻欢作乐的玩物，有的还是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工具。例如，同他公开同居的情妇费侠就曾帮助徐拉拢收买了西门宗华、任卓宣（叶青）等一些留苏学生，使之甘为国民党效劳[1]。当时，他还有一个姓王的姘妇，因徐怕家里的大老婆大吵大闹，要钱壮飞帮他找处合适的房子。钱壮飞向中共地下组织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决定干脆把钱家所住的二楼前楼让给这个姘妇居住。这样，既可以使钱壮飞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又为钱家获得一把十分安全的政治保护伞，以有利于用来做党组织的联络点和开会的场所。果然，徐恩曾对钱壮飞亲自安排其王姓姘妇十分满意，遂把钱壮飞倚为自己的左右手。 1929年，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时，也把钱壮飞一家带到了杭州，简直是形影不离[2]。就在这一年，浙江省建设厅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钱壮飞协助徐恩曾进行博览会的设计和会务的准备工作，显示了他卓越的才华和组织能力，使得徐恩曾对他更为赏识和信任。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有一个党务调查科，专责收集和统计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动态、成分、经历等。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南京后，这个科虽增加了一项带有特务性质的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的任务，但仍只限于调查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及至中央组织部完全被陈果夫掌握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先后任命CC 系的骨干陈立夫、曾养甫、叶秀峰等人担任党务调查科长，把反共和对付党内外反蒋势力作为这个科的主要任务，使它逐渐变成势力庞大的特务系统（这个科以后扩充为党务调查处，抗日战争初期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恶名昭著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的特务组织）[3]。
1929年12月下旬，徐恩曾继叶秀峰接任党务调查科科长时[4]，立即将此事告诉了钱壮飞，并说，陈立夫和他准备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庞大特务机构，配合蒋介石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特别是准备对中共中央的动摇分子实行 软化的“自首政策”，利用他们作侦探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徐要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帮助他着手建立和扩大这个特务系统。钱壮飞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指示说：“你们把它拿过来！”于是，中央特科决定将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位同志打入国民党的最高特务组织（当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尚未建立），并决定他们3人成立一个直属中共中央负责人单线领导的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分头执行。
徐恩曾走马上任后，野心勃勃，想在创建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他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要钱负责补充人员，请上头增拨经费，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钱壮飞在配备、选用管理电台的机要人员和行政事务人员时，就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人，作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徐恩曾还把原设在南京丁家桥的党务调查科搬到南京中央路305号[1]，建立一个以他自己和机要秘书钱壮飞为中心的“大本营”，门口则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建立后，凡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他看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给他的情报，都要送到这里来。徐恩曾虽身负反共“重任”，却改变不了他那迷恋女色的纨绔子弟本性，他每天只是拎着皮包到办公室来一下，处理那些必须由他自己决定的急事和重要问题，然后借口有“要事”，溜到舞场妓院或情妇姘头那里鬼混，而把处理“大本营”的日常工作都推给了钱壮飞。所以，凡呈报徐恩曾阅处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签个字了事。因此，这个“大本营”里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手里了。
徐恩曾虽把钱壮飞当做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事他不放手，即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相互通报用的密码本。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指令，只许他亲自保管和使用。因此，他把这块像“通灵宝玉”似的密码本，藏在贴身衣袋里，不让钱壮飞知道。然而这事瞒不过钱壮飞。为了搞到这个密码本，钱壮飞“规劝”徐在上妓院时不要随身带机要文件。徐果然把密码本留下，锁 藏在机要柜里，钱壮飞终于设法把密码本全部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后，仍放回原处，丝毫未引起徐恩曾怀疑和觉察。搞到了这个密码本，就能使钱壮飞掌握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和绝密情报，并不失时机地经李克农转交中共中央。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又布置钱壮飞除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外，还要搜罗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情报。钱壮飞和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就“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它的指导机关叫“长江通讯社”，社址设在“正元实业社”大本营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另一个叫“民智通讯社”。两个社的负责人都由钱壮飞兼任。不久，钱壮飞又把胡底和自己的妻舅、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张家眬（张振华之弟）派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建立一个“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张家眬任记者[1]。李克农则以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为掩护，负责主持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并把钱壮飞、胡底获得的情报，通过陈赓转送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以这些“通讯社”，名义上虽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却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每当李克农、胡底来到南京，就堂而皇之地住进主要接待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中央饭店，非常安全。 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中共党内文件，都汇集到南京的“长江通讯社”，钱壮飞只是在这些文件上面盖个图章，交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归档就算完事。 当国民党领导人要什么情报时，钱壮飞和李克农等就根据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故意夸大其词，加以编造，以资应付。
1930年4月，蒋介石因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很不放心，千方百计想要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但过去几次派到东北去的特务都被日本人搞掉了；于是，徐恩曾就将此“重任”交给钱壮飞，要钱这个“得力干员”带人前去沈阳搞东北军的情报。钱壮飞与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以及在天津的胡底等组成一个小组（实际上由陈赓领导这个小组），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前往东北。他们在当地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巡视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同各地的地下工作者接头，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实际上可以向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
他们回到上海后，就同李克农一起研究，编写出一份4万多字的有关东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材料，虽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价值，但因过去国民党 派出的特务从来没有弄到如此详尽完整的情报，所以陈立夫、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赞赏，连声说“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他们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不但给予嘉奖，而且把钱当作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奇才”，从此更为信赖和重用。
钱壮飞、李克农在上海为陈立夫、徐恩曾建立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警机关均有联系。他们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各个系统之间既互相勾结、坚决反共，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这种复杂微妙的矛盾关系，巧妙地掩护自己的工作，甚至能借他们之手除掉自己认为某些最反动、最凶恶的特务。例如，上海的国民党公安局里，有一个非常反动的侦缉队长，抓捕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钱壮飞和李克农商议决定除掉这个坏蛋。他们定下计谋，先在上海租一处房子，布置一些共产党员住进去，还在那里放上若干被国民党搜获过的、已经毫无价值的党内文件，然后故意将此线索透露给那个侦缉队长；但当他想立即前去搜捕时，却又通过其他渠道，从侧面关照他不要马上行动，而要“放长线钓大鱼”。过了几天，等这个侦缉队长前去搜捕时，却早已人去楼空，连个人影儿也没能抓到，只拣回一些如同废纸般的失效文件。此事被其上司知道后就责问他：既已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立即动手，是否有意让共产党逃掉？这个家伙有口难辩，无言以对；后来终于引起上面对他的怀疑，经过一段时间的“看察”，他就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给秘密“除掉”了。
从1929年底开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钱壮飞和他的亲密战友李克农、胡底，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大智大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战斗，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把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这个无比艰险而光荣的任务，从而赢得了中共情报战线“三杰”的称誉。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发生一件意外的危急事变，他们本可以继续在这个特殊的战斗岗位上，创造出更多的丰功伟绩。
三
在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成员中，有一个叫顾顺章的人，他是在中共六大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成员工人阶级成分的情况下，当选的六届中央委员，后来又在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这人原是英商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工厂的一个“拿摩温”（这是上海人对“工头”的英语读音NumberOne 的译音），沾染有极其严重的流氓习气，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殴斗，还会耍几套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过。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烟厂工会领导的罢工斗争，是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勇敢分子”，曾经负责纠察队，热衷于买枪，打叛徒、工贼和流氓。后来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1927年，他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战斗中很勇敢，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工人中有点小名气。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有关的领导工作，并担任过三科（行动科）的科长。但随后不久，就暴露出他骄狂蛮横、飞扬跋扈、极端狂妄的个人野心，在私生活方面也十分腐化。他虽多次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但总是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为此，中共中央不得不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将他调离中央特科这个要害部门。1931年4月，顾顺章受党组织的派遣，护送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他在完成护送任务回到武汉后，竟然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纪律，重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赚钱，并同一些舞女、交际花在一起鬼混；结果于4月24日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而被捕[1]。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为何成浚）的侦缉处。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在当天的审讯中，就叛变投敌，先是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这个无耻叛徒投靠国民党的小小见面礼。他还有一个准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大阴谋，这就是他要把所知道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央特科钱壮飞等人的情况，当面报告蒋介石。因此，他提出求见陈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头子蔡孟坚[2]，并说：“我知道，蔡是武 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1]
当蔡孟坚亲自审讯顾顺章时，顾有恃无恐，态度十分傲慢。他对蔡说自己有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指蒋介石），我将当面陈情”[2]。此后就不再多说其他的话，表示出一副不屑与蔡孟坚、何成浚等人谈最高机密的可笑姿态。他还对蔡提出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可将他的被捕叛变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蔡孟坚和何成浚等人并不把这个阶下之囚放在眼里，他们因急于抢功，于4月25日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报告顾顺章已被捕叛变，有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重大计划要直接向蒋总司令面陈云云的“反共捷报”；并于当晚派特务和一排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而蔡孟坚本人则于26日早上乘飞机先去南京面陈经过。
1931年4月25日那天，正是星期六，只有钱壮飞一个人留在“大本营”里值夜班。忽然接连收到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发来给徐恩曾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面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签收电报，一边心中思忖，武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这件事引起钱壮飞的高度警惕。他在空无旁人的办公室里，用拍摄到的徐恩曾那个密码本，将电报的内容译了出来。这使他大吃一惊，原来第一封电报中就这样写着：黎明（这是钱壮飞早已知道的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3]。
机敏沉着的钱壮飞仔细记下了电文的内容，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后，当机立断，决定先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又名刘正风，湖南人，当时只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被钱壮飞安插在“大本营”做行政杂务工作，暗中充当同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连夜乘火车去上海，把这个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立即转告党中央[4]。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暂时还留守在“大本营”。他一面继续观察动静和考虑采取应变的措施；一面着手清理自己所经管的重要文电、账目，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当他从陆续送来的密电中得知武汉方面已派出专轮把顾顺章押送来南京，将在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时，便立即转告在民智通讯社工作的一个同志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赶快撤离；并向天津的长城通讯社发去“潮病重速返”（钱壮飞别名钱潮）的急电，通知胡底等人迅即撤离隐蔽[1]。这时，他思潮起伏，想不到自己经过千难万险才开辟出来的特殊战斗岗位，一下子就全部毁在这个万恶的叛徒手里，心里十分难过。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这批特急密电当面交给了徐恩曾；接着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立即乘火车返回上海。为了防范徐恩曾派特务在上海北火车站守候缉捕他，他机敏地从上海郊区的真如小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喧闹不息的滚滚人流之中。
钱壮飞所截获的这一特急情报，迅速由李克农和陈赓转给了党中央。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坚毅沉着，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指挥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抢在陈立夫、徐恩曾行动之前，跟叛徒和特务们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并采取如下的紧急应变措施：一，周密地保卫并迅即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就在4月26日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领导机关全部搬了家，安全地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经过不休不止、夜以继日地连续的紧张战斗，终于赢得了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极其宝贵的时间，使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4月27日，顾顺章乘坐的军舰到达南京时，业已先行赶到的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当汽车径直驶向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时，顾顺章就故弄玄虚地低声告诉蔡孟坚，这里就是共产党在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速将徐（恩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前功尽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全部落空。”蔡孟坚听了大吃一惊，叫苦不迭。他一面十分 恼火地训斥顾顺章：“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如其时说出有钱匪潜伏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的）自我失败！”一面立即报告徐恩曾。当徐听说被自己视为心腹亲信的钱壮飞，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派进来的地下工作者，更是呆若木鸡，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在惊恐交加之余，派人四出追查钱壮飞的下落，却早已“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了[1]。接着，他又派中央调查科总干事张冲、顾建中等，带领大批特务，连夜赶到上海，会同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从4月28日早上起，开始了全市的大搜捕。他们虽然以最快的动作，连续搜查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地址，以及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但都是到处扑空，什么也没有捞到。
事过几十年之后，徐恩曾在他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还懊恨不已地自怨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了钱壮飞。他的上司陈立夫也以充满埋怨责备的口吻追忆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2]。当年在武汉逮捕并亲自审讯过顾顺章的蔡孟坚则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大骂顾顺章在被捕叛变后，还要“打埋伏”、留一手，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致使“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们空欢喜一场；并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顺章）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算全部消失。”不过令人可笑的是，这个一生反共“有功”的国民党特务骨干，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竟然还没有弄清钱壮飞究竟是谁？居然在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宣称：“我安全单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诉我：有确实资料证明大陆陷匪后，匪政权社会部长李克农，即是钱壮飞”？ ! 也可想见这些特务老爷们的颟顸无知了! 至于那个无耻的叛徒顾顺章，在自己认为可以稳立“赫赫奇功”，谋取高官厚禄的好梦变成泡影以后，也惊得懊恼万分，神不守舍。当天蒋介石虽然接见了他，但对他很冷淡，只是说“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对你宽大，希望以后多多尊重蔡同志（指蔡孟坚）的话，事事与他合作，藉获带罪图功机会”[3]。 这显然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特务小喽啰另外看待。后来，他虽然继续出卖了恽 代英[1]、邓演达等人，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枪杀，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钱壮飞从南京紧急撤离时，来不及把跟在自己身边的子女钱椒、钱江等一起带走，但他到上海后，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叫女婿刘杞夫再返回南京照料。因他在离南京前，曾给徐恩曾留下了一封信，警告徐如果迁祸自己的家人，就要把徐的丑闻隐私公诸于众。果然，徐恩曾害怕钱壮飞这样做会对自己更加不利[2]，更害怕蒋介石因此追究他重用钱壮飞的责任（当时在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包庇下，没有立即向蒋介石报告钱壮飞的案件），所以虽装模作样地逮捕了钱椒夫妇，但只关押了几个月就把他们释放了。而钱江当时还是个少年，在南京街头流浪了一些日子，后来被上海的一位同他家关系密切的著名歌舞、电影演员黎莉莉找了回去。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追捕钱壮飞，把凡是认得他的特务都派来上海，走街串巷，到处寻找。然而，钱壮飞在党组织的严密保护下，安然无恙。他的家属也由陈赓派人保护，转移隐蔽在各处旅馆，有时一天要调换几个住处。直到钱壮飞离开上海，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松懈下来之后，才另行找个住处把家属安顿下来。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徐双英、张振华两位夫人，饱经艰险困难，含辛茹苦，抚养教育子女，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和钱壮飞团聚。却不料在上海的这次分手，竟是他们夫妇的生离死别。
四
顾顺章事件后，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等在上海难以存身，遂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转道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胡底后来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工作，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32年春，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被任命为局长（一年后，改由李克农接任）。保卫局下设侦察、执行两个部，胡底曾在该局当过部长。当时保卫局的干部、战士，大都是从红军作战部队或红军学校选调来的年轻的党团员骨干。他们在政治上坚定可靠，忠实积极，但不少人只想上前线杀敌，对做情报、保卫工作不安心，甚至认为保卫局的干部是些呆在后方的“胆小 鬼”。钱壮飞和李克农等便用自己的经历启发他们认识做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使之懂得做好这项工作，比上前线作战更要艰险、困难得多。他们还根据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亲自编写教材，帮助大家学习文化和掌握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他们的讲课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容易听懂并切合实用，如怎样警戒布哨、追踪或摆脱盯梢、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搜集和传递情报、进行审讯和记录、调查分析各种资料，以至天文气象、历史地理、同三教九流等人打交道的常识等。他们为培养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内行的红军情报、保卫工作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
1933年，钱壮飞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稍后，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也来到瑞金乌石垄中革军委驻地，并与军委第二局合并，他改任合并后的中革军委第二局副局长[2]。1933年8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决定，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建立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钱壮飞承担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工程的设计任务。他把纪念塔的造型，设计成射向敌方阵地的炮弹，象征着红军烈士们冲锋陷阵、一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纪念塔于1934年1月落成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在塔基石碑上题了词，并刻下了这一工程的指导者和设计者梁柏台、钱壮飞的姓名。红军主力长征后，此塔曾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毁坏，现已按原样修复，矗立在叶坪广场中央，成为红色首都瑞金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他还积极为《红色中华》报设计刊头，创作漫画。193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向优秀的红军指战员颁发的红星奖章，也是由他设计的[3]。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离开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路随军转战湖南、贵州等省。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1935年3月31日，红军主力在渡过乌江后途经贵州息烽县的流长一带时，他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虽然组织上当即派人四出寻找，始终未能找到。据党中央事后确认，钱壮飞已不幸牺牲。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前夕，就把他的姓名列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 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之中。但钱壮飞究竟是在空袭时阵亡，还是只身掉队后被当地土顽分子杀害，则长期无法作出定论。
1985年5月2日，中共贵州省息烽县委，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报送了一份《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问题的调查报告》：
据查：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29日夜，从金沙县沙土、后山一带南渡乌江；30日晨，大部队进入息烽县流长一带。31日，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军团在息烽的流长、鹿窝、九庄等地活动；当天中午，三、五军团的部队在九庄遭到四架敌机轰炸扫射，有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殉难。当时钱壮飞所在的中央纵队虽未在九庄，但在此期间因各种原因掉队而流散在流长一带的29名红军干部、战士中，现经查明，已有18人系被当地地主土顽武装杀害。其中有位自称名叫‘夏树云’的‘营部秘书’，在红军大部队离开流长的第二天（即1935年4月2日），来到流长乡的客户寨、宋家寨一带。据现尚健在的当时目击者们回忆，这位红军干部的脸上气色很不好，走路很吃力，好像有病；年约四十岁左右，瘦高个子，留‘东洋头’（分头），外省口音，身上背有一个包袱，手拿布雨伞。当天晚上，他就被国民党的反共“清乡委员”、区长宋子桢及其爪牙罗少安等人（全国解放后宋、罗二人已被人民政府镇压枪决）密谋，骗说愿带路帮助追赶红军部队，在宋家寨右侧约一华里的山脊上，将他强行推下一个名叫“没良坑”的约有五六十公尺深的山洞，并用大石块砸下洞底，当即将其害死。前些年当地曾组织人员下洞去寻找过这位红军烈士的遗骨，但因事隔几十年之久，什么也未能找到。这位红军干部随身所携带的物品，均被凶手罗少安掳去，书籍、印章等当即被罗烧毁，只有一床黄绒军毯，现尚保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编号八四五。
中共息烽县委的报告认为：“经过反复调查和综合分析上述遇害红军干部的身材、年龄、口音、行李，以及目击者回忆其相貌，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1935年4月2日在息烽县流长乡没良坑殉难的自称夏树云的红军干部，即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的钱壮飞同志。”
钱壮飞牺牲后，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设法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 由周恩来、李克农、徐特立、李强等负责抚养照料。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怀着深切追念的真挚感情说起：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1] ！1962年2月，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因病逝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因为过去没有机会为钱壮飞烈士和被张国焘杀害的胡底同志举行追悼仪式和给予应有的评价，所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中共中央所宣读的李克农同志悼词中，特意加写进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党和人民对钱壮飞烈士和他的战友们一生的英雄业绩，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定论。
注释
[1] 关于钱壮飞的出生年代，过去的许多材料都说是1895年；本文作者从其亲属钱江、陆念兹等处获悉，他的生肖属猴，由此推算，其出生年代应为1896年。
[2] 见中共湖州市委党史办公室1984年5月31日提供的查访钱家亲友卜雪清、徐安珍、陆念兹、陆韵清等老人的回忆资料，以及陆念兹老人1985年12月9日复本文作者的信。
[3] 上述钱壮飞的家庭概况，系1983年本文作者访问烈士家属时，由钱江、钱一平所介绍提供的。
[4] 许多介绍钱壮飞烈士事迹的文章，都说他是1925年入党的，但均未注明依据。本文采用钱江介绍张振华夫人生前提供的说法。
[1] 据穆欣所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叙述，钱壮飞和张振华离开北京后先去开封冯玉祥部当军医，然后转去上海。本文根据的是钱江、钱一平等亲属所介绍的情况。
[2] 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上海党史调查组沈忆琴1980年5月整理的访问记录稿。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4]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通告第25号。
[1] 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
[2] 庞镜唐：《“中央俱乐部”——C·C 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期。
[1]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
[2] 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
[3] 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 据穆欣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所述，徐恩曾当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做党务调查科主任。本文采用的是了解“中统”内情的庞镜唐、刘不同等原国民党人士的说法。
[1] 据《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所述，该地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与中央路305号不是同一个地点；但据当时被陈立夫、徐恩曾派任“两湖调查员”的当事人蔡孟坚说，此处应在中央路305号，本文从蔡说。
[1] 张家眬1984年1月7日复本文作者的信。
[1] 有些资料说顾顺章是被叛徒王竹樵出卖的，本文采用当年逮捕、审讯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头子蔡孟坚的说法。
[2] 蔡孟坚于1930年8月间被派到武汉，负责两湖地区的“铲共肃反工作”，他在何成浚、夏斗寅的支持和武汉行营军法处的协助下，勾结武汉地区反动帮会的流氓头子杨庆山等人，采用软化的自首政策收买共产党的叛徒；不久，即因破坏和镇压武汉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有功”，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赏给他1万元奖金，并下手令委派他为少将参议，指定他主持武汉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各城市里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顾顺章由于曾经参加过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自然知道这个重要的国民党特务骨干的底细。
[1]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5期，1980年11月出版。
[2]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3] 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82—83页。
[4] 据钱一平同志提供徐双英夫人生前的回忆，那天晚上钱壮飞是同刘杞夫一起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的。但据其他资料，钱壮飞当时还要留下处理一些非办不可的善后事宜（详见下文），并未立即离开南京。本文作者认为后说较合理，故未用徐说。
[1] 当事人张家眬1984年1月7日给本文作者的复信。
[1]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2] 1980年7月2日，陈立夫致蔡孟坚的信，《传记文学》（台湾），第37卷，第5期，第41页。
[3]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1] 恽代英在上海被捕后，用了个假名并未被敌人认出，转押到南京后才被顾顺章指认出卖，旋即遇害牺牲。
[2] 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徐恩曾终于因为伪造法币、贪污和参与中印缅国境线的大走私案，被他的对头“军统”头子戴笠抓到了把柄，告到蒋介石那里，而被撤职丢了官。
[1] 曾任一方面军保卫局保卫队副队长的南京军区离休干部张文碧1985年6月18日在南京接待本作者访问时，所提供的有关回忆资料。
[2] 见红军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译电科副科长、原任湖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的邹毕兆1984年1月23日给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复信。
[3] 邹毕兆1984年1月23日给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复信。
[1] 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