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地下情报战线上的一位普通战士。她自1935年1月开始担任中共地下情报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8年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等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达10年之久。她经常坐在蒋介石身后担任高层重要会议的记录，国民党中央的许多核心机密，都经她手源源不断送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在长期秘密工作中，她沉着机智，临危不惧。即使在失去与上级联系达3年之久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在多年秘密工作中从未暴露身份，直到全国胜利前夕奉命安全撤离。她堪称中共地下情报战线无名英雄中的杰出代表。
一
沈安娜（曾用名：沈琬、沈淑和），1915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封建世家、书香门第。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就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伯父和父亲中年谢世后，家境衰落。生活的波折，使她对旧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切身感受。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沈安娜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在老师指导下，她跟着高年级同学上街宣传抗日救国，心中孕育起肩负天下兴亡的使命感。
这时，沈安娜家中全靠比她大3岁的二姐伊娜持家。二姐婚姻不幸，饱尝痛苦，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冲击下，决心摆脱封建婚姻的压迫。沈安娜十分支持二姐改变命运的决定，同时也担心不幸婚姻的枷锁落到自己头上。二姐办好离婚手续后，沈安娜同二姐，说服母亲变卖陪嫁的首饰、衣物，加上二哥沈勤省吃俭用资助的一点钱，来到了上海。沈安娜考进一所由爱国华侨创办的职业中学——南洋商业高级中学，二姐伊娜考进务本女子中学。姐妹俩生活十分节俭，将省下的钱买《生活》、《新生》、《妇女生活》等进步书刊阅读。
沈安娜就读学校的训育主任毛啸吟，是一位正直善良的老师。毛老师夫妇对她十分关心。她也时常去毛老师家拜访、请教。在毛老师家里，沈安娜认识了比她高两班已毕业的同学舒日信。舒曰信性格开朗、言谈大方。沈安娜又介绍他认识了二姐伊娜。
舒日信经常跟沈家两姐妹讲社会发展史，指导她们读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即后来的《大众哲学》），使她们深受教益，眼界更为开阔。接着，舒大哥又介绍一位比安娜高一班的同学华明之与她们相识。华明之比沈安娜大两岁，待人诚恳稳重，经常帮助沈安娜的学习，每次见面都给她推荐好书。
舒、华两位大哥还经常给她们讲一些争取妇女解放、劳动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道理，讲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状况，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舒、华二人先后于1933年和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委员（后为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情报部（一般仍习惯于称之为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领导下，由王学文直接领导，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舒日信将两姐妹的情况向王学文作过汇报。王学文认为她们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吩咐舒日信和华明之多给她们一些启发和培养。
1933年冬，二哥因生活实在困难，不能再接济姐妹求学。二姐伊娜只得退学，进了一所私人诊所，做类似于勤杂工的助理护士，工资收入可以维持姐妹俩的最低生活。
1934年暑假以后，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沈安娜也无钱继续读书了。舒日信和华明之建议她学一门技术，好自谋生路。沈安娜为了尽快自食其力，决定去学收费少、只需半年即可毕业求职的中文速记。她进了由留美归来后自创中文速记法的杨炳勋先生开办的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在学习期间，沈安娜还兼为学校刻印蜡纸、打扫教室、张贴广告，学校则以少收学费作为报酬。
这时，二姐伊娜在舒日信引导下，参加了中共情报机关的秘密工作，成为机要交通员。不久，俩人结了婚。
沈安娜的命运很快也面临了一次重大转折。
二
1934年冬，离沈安娜毕业还有1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在炳勋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因沈安娜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长决定派她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应试。沈安娜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不愿到这种“衙门”去应试。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二姐和二姐夫，请他们帮忙拿主意。
舒日信报告了他的直接上级领导王学文。王学文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一定要让沈安娜努力争取考上，好打入浙江省政府。
于是，舒日信和华明之找沈安娜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时他们才正式告诉沈安娜，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她谈话。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一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劳苦大众的神圣战斗，十分需要有人打入反动政权内部搜集情报。因此希望她能抓住这个机会，去积极应试并且力争考上，以后好为革命事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不过，他们又告诉沈安娜，做情报工作会有风险，甚至会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先得想清楚，愿不愿意干这样的事？
沈安娜决定按照两位大哥的吩咐去办。她独自到杭州，经一个多月试用后，她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
1935年1月，沈安娜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也开始了从事中共地下情 报工作的艰辛历程。这时她还未满20岁。
不久，二姐伊娜来信要她回上海一趟。沈安娜想，不能空着手回去，要让上级看看自己的工作成绩。于是，她找机会偷偷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带回宿舍，晚上趁同寝室的人都出去玩时，挑选了几份自认为有用的材料，夹杂在衣物中装进一只小提箱，就这样大模大样地提回了上海。这是她第一次传送情报，丝毫也没有想到这会有多大的风险!
在二姐的亭子间里，她得意地打开了小提箱。二姐一看，又惊又喜，担心地嗔责她是“冒失鬼”。二姐夫的上级领导王学文前来听取汇报，看到这些文件、材料，高兴地夸奖了沈安娜。这是她第一次受到地下组织领导的表扬，她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了成绩，心里乐滋滋的。
王学文给沈安娜详细讲解了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方法。他说，做情报工作，首先要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工作上的事只对组织上指定的同志舒日信、华明之和二姐伊娜讲，一概不对其他人讲。在外边不要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听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要搞好与周围的人、特别是顶头上司的关系。要进一步提高速记技术，提高文化水平和办事能力。王学文向沈安娜交待，国民党正在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边区的红军进行围剿，以后要多注意搜集他们有关“剿匪”方面的军事情报，再不要像这一次这样，把自己接触到的不管什么文件、材料都拿回来。
沈安娜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杭州。
她的顶头上司薛元燕科长是个厚道人，有学问。她每次将速记稿整理誊清后都送给他阅改。在一次闲谈中，她说起自己的伯父是翰林，父亲是秀才，薛科长听了很高兴，从此对她更加关照了。在第二次回上海时，沈安娜汇报了薛科长的情况，舒日信建议她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拜干亲”的方法，进一步搞好和这位顶头上司的关系。于是，回到杭州不久，沈安娜找了个到科长家里去的机会，对温柔善良的科长太太说，想认她作干妈，薛太太听了，高兴得合不上嘴。从此，沈安娜就叫薛太太为“干妈”，对薛科长仍然叫“科长”。薛科长也很乐意。
过了些日子，沈安娜看到薛科长家里有空房间，就对“干妈”诉苦说，住在机关女宿舍里，又挤又不断有男职员来纠缠，不是请吃饭就是请出去玩，很讨厌。科长家里空余的房子能不能租一小间给她住。科长太太正好需要一个家庭教师，便答应了。她要沈安娜晚上辅导两个小孩的小学功课，科长家供她吃一顿晚饭作为报酬。
沈安娜搬进了薛科长的家里，单独住一个小间，按例付一点房租。这以后，她摘抄情报、书写密信就更方便了。同时，住在科长家里，在平时闲谈中听到了更多的信息。有时科长会说起对机关里一些人和事的评价，如主席黄绍竑怎么样，秘书长怎么样，有时还会提醒沈安娜，某某人不好，不要接近等等。这对沈安娜了解周围的人，使自己在这个机关里站稳脚跟很有好处。 科长还帮助沈安娜修改记录稿，教她学会公文程式，使沈安娜的业务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作为浙江省政府的速记员，沈安娜经常参加省政府的常务委员会及各种重要会议，接触到许多机密文件和提案、决议。她按照王学文的交待，特别注意保安处长宣铁吾的秘密军事报告。因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更是国民党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地之一。作为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又属于同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蒋介石不放心，就派了自己的亲信、侍从室卫队长宣铁吾到浙江省当保安处长，主要负责“清剿”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沈安娜利用各种机会，将黄绍竑、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当局的“围剿”计划、军事措施、军事力量部署、军队建制、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估计，以及有关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等，陆续设法摘抄下来，送给了中共情报机关。[1]
起初，沈安娜是用舒日信和二姐教给她的方法，用药水将情报密写在信纸的背面，然后在正面写上一般的家信，寄到上海。但是当时这种药水配制得不理想，头一两次还没出问题，第三次寄到上海的信，二姐还没用药水显影，密写的字就已经显出来了。舒日信向王学文汇报后，决定马上停止使用这种方法，改由沈安娜和二姐伊娜亲自往返沪、杭之间传送情报。
这样跑了几次后，王学文发觉不妥。一方面，沈安娜自己又做情报员又兼跑交通，不安全；另一方面，伊娜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中内勤、交通都得干，常常忙不过来。于是，王学文、舒日信研究后，决定派华明之负责到杭州取情报。
这时华明之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根据中央特科王学文的指示，他在1934年至1935年间做的秘密工作，主要是暗中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了解有关红军长征的动向并报告党组织，还利用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中自取的便利条件，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他还按照组织的交待，同一位英租界巡捕建立了联系，从那里打探到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转报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营救。他在职业单位隐蔽得很好。有几位共青团员曾把他当作发展对象，悄悄动员他参加共青团，他婉言谢绝了。他宁可自己受到误解，也坚持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和所做的秘密情报工作。
华明之接受了到杭州取情报的任务后，就在假日里清早乘火车到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白天他找一家咖啡馆同沈安娜会面，或是一起去西湖“游玩”。在旁人眼里，这个一表人才的年轻人正处于追求沈安娜的热恋之中，谁也不知道他是在给这位小姐传达上级指示、指导秘密工作并从她那里取走情报。虽然他也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但是地下工作的磨炼，已经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
在远离亲人的沈安娜心目中，他是一个除二姐和姐夫之外值得信赖的大哥。他的到来，在沈安娜青春少女的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涟漪。在秀丽的湖光山色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之花在两个有着共同人生目标的热血青年心中盛开了。与一般年轻人的爱情不同的是，他们这爱情的催化剂，是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此后，华明之来往于沪、杭之间，就有了看望恋人的名义。沈安娜对外公开了她和华明之的恋爱关系，也使得一些男职员不好再找她纠缠。1935年一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沈安娜和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华明之根据王学文的指示，从此负责指导和协助沈安娜的秘密情报工作。两人相依为命，并肩携手，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惊涛骇浪的人生道路。
1935年冬，从北平掀起的一二九运动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12月11日午后，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上万人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集会和游行。他们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激昂的口号声震撼了这座古城。当一些游行队伍从浙江省政府楼外的梅花碑街口涌过时，口号声传到了省政府办公楼里。沈安娜忍不住爬到办公桌旁的窗台上往外看。刚看了一会儿，收发员就在旁边叫：“沈小姐，快下来，科长来了!”沈安娜慌忙跳下来，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溅了她一身。这时，科长已经走了进来。沈安娜也顾不得去揩擦身上的茶水，赶紧坐下来埋头抄写公文……
事后，她明白自己违背了王学文、舒日信等对她多次嘱咐的“不要暴露进步面目”的地下工作原则，深感自责。
这时，为了更好地就近指导和协助沈安娜工作，华明之按照王学文的指示到杭州另谋职业，成为浙赣铁路局会计处的职员。1936年，沈安娜生下了大儿子庆来。华明之的母亲来到杭州照顾孙子，一家老小四口人，过着外人眼里十分平常的普通公务员的家庭生活。
这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被朱家骅取代。黄绍竑的桂系人马换成了朱家骅的CC 系亲信。因为沈安娜在省政府机关里从不卷入派系斗争和人事纠纷，恭恭敬敬待人，勤勤恳恳工作，速记水平和工作能力也很强，因此她避免了旧时政府机关中常有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厄运，得到了新上司的留用，保住了重要的情报工作岗位。
在这一段时间里，沈安娜逐步掌握了国民党机关的一般情况和办事规律，广泛结识了一些中上层官员，并以她娴熟的速记技术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先后取得了黄绍竑、朱家骅等人的信任。同时，她还摸索到了情报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后来打入国民党最高核心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地积聚到上海地区上空。1937年8月上旬，二姐伊娜专程来到杭州，一方面取情报，一方面向沈安娜和华明之传达上级指示：如果战事扩展到杭州，他们应各随职业单位转移。到时候沪、杭交通势必中断，今后组织上自会设法与他们联系。他们告诉二姐，已决定将刚满一周岁的庆来由婆婆带回上海抚养。
二姐和婆婆、庆来去上海的那天，华明之也被工作单位浙赣铁路局调往金华，任驻金华会计员。这一天之中，沈安娜与亲人三次别离。她再也想不到，这竟是她与二姐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她俩分别在上海和重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彼此不通音信。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她才得知，她亲爱的伊娜姐姐，已经于1942年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出生入死的秘密情报工作中，不幸逝世，默默无闻地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人生道路。
这年底杭州沦陷前，浙江省政府搬到了金华。沈安娜同华明之又会合到 了一起。但是没过多久，省政府又要搬到永康方岩山区去，华明之也要随单位继续沿铁路西撤。
这时，浙江与上海的交通已经完全断绝，他们已经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夫妻俩商量，沈安娜在工作中接触到的都是些一般性应急电文，没有多少有情报价值的东西，若再跟着省政府往山沟里跑，更不可能搜集到重要情报。从报上得知，国民党的中央党政机关都已迁到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也到了武汉，并在那里公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他们决定，沈安娜到武汉去找中共组织取得联系，要求重新安排工作。1938年春，沈安娜告别了丈夫，只身经长沙去武汉。
到武汉后不久，沈安娜在汉口的马路上意外地碰到了华明之的妹夫鲁自诚，他是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是舒日信和华明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秘密工作。一年前，他同华明之的妹妹华韵三结了婚。亲人异地重逢，分外高兴。沈安娜向鲁自诚说起了来武汉找中共组织取得联系的打算。鲁自诚告诉她，中共代表团已经在武汉公开活动，可以直接去八路军办事处，找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汇报他们夫妇的情况，要求分配工作。
于是，沈安娜到了中共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接待她的是孟庆树。后来沈安娜才知道，她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夫人、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沈安娜简要汇报了自己和华明之的情况，要求恢复联系，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并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孟庆树作了记录，要她留下了住址，说要给领导汇报以后，另外再约时间见面。
没过两天，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邓颖超来到沈安娜路经长沙时认识的王汝琪大姐的住处。邓颖超对她们谈了目前的形势和如何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分别前，安娜悄悄问邓颖超，分配她做什么工作。邓颖超说可能还是“原来的工作”，要她等通知。
又过了几天，沈安娜终于等到了通知。她在约定的时间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亲切地对她说：“你和华明之同志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恩来同志也知道了。”
沈安娜后来才知道，她和华明之的情况已经由鲁自诚向董必武作了报告。 当时鲁自诚是由董必武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
董必武又说：“现在国民党虽然被迫抗战，但反共本质不会改变，情报工作仍很重要。你过去做情报工作，有一些上层关系，今后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
听了董必武的话，她心里又激动，又不安，多少还有些矛盾。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知道她从事过情报工作，并认为这工作十分重要，这使她感到几年来的艰辛经历都有了意义。只是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日高潮中，她又多么希望能像许多青年人一样，唱着豪迈的战歌，到延安，到抗日前线去，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
董必武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又和蔼地对她说：“你过去不是在朱家骅手下做过工作吗？现在朱家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秘书长，你可以利用老关系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我们党搜集情报。这是很重要的啊!”董必武还告诫她：“你越打入国民党上层，危险就越大。你要格外机警，凡事慎重。”[1]
不一会儿，周恩来也来了。周恩来开门见山说：“目前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但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国民党中那些反共顽固分子破坏团结抗日局面，进行反共阴谋活动，我们有必要搜集他们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斗争。”周恩来在谈话中再三交待，在国民党核心搜集情报，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他嘱咐沈安娜要抓紧打入。最后又叮嘱说：“你立即通知华明之同志，把那边的工作辞了，到武汉来，到‘八办’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以后就近指导、帮助你做好情报工作。夫妻俩在一起，也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2]
第二天，沈安娜按照董必武的吩咐，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一般都简称为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秘书长。在浙江省政府时，沈安娜常坐在省主席朱家骅身边做速记，同他很熟。她对朱家骅说：“我千辛万苦赶来武汉，是想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好为党国效劳。”朱家骅听了很高兴，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但又问她是不是国民党员，因中央党部的人一定要是党员。沈安娜一时无法向中共领导请示，但她想到是董必武叫她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的，周恩来还要她抓紧打入，而不加入国民党，就根本不可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因此她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加 入，现在加入可以吗？”
朱家骅马上对秘书交待给沈安娜办“特别入党”。所谓特别入党，是当时国民党内的一种规矩，就是由三个中央委员介绍入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这在国民党内部是被认为有后台，有来头的。这样，沈安娜就可在朱家骅的“大力帮助”下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
在下一次去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汇报工作的时候，沈安娜谈起了加入国民党的事，说明了当时来不及请示的情况，并要做检讨。但是董必武不但没有批评她，反而表扬她说：“这没有错，做得对嘛，伪装自己，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党员身份，就能长期立足。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有这个灵活应变的能力。”[1]
在国民党党证批下来之前，沈安娜就得到机会，参加了1938年7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工作人员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工作人员兼任。朱家骅要秘书通知沈安娜，叫她随机要处的老速记员一起，到国民参政会上去担任速记。
四
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参政会包租了一艘轮船。董必武指示沈安娜以会议工作人员身份，和丈夫华明之一起搭乘这艘轮船，到重庆后去八路军通讯处（后改称办事处）接关系。董必武还提醒她，形势还会变化，今后斗争会更复杂，情报工作非常重要。要她抓紧打入，注意隐蔽、保密，事事谨慎。
9月底至10月初，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撤往重庆，为武汉办事处全部撤到重庆做准备，并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及一届二次会议。先已到达重庆的沈安娜，到八路军通讯处去向董必武报到，并汇报了她所了解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人事情况和即将召开重要会议的情况。董必武很满意。
不久，沈安娜加入国民党的特别入党手续批下来了，入党介绍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秘书长甘乃光和另一个中央委员。党证编号前标有一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是比较吃香的，它成了沈安娜的一个护身 符。
1938年10月拿到特别党证后，沈安娜就正式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担任机要速记员。机要处的处长和老速记员，都在国民参政会时就认识了沈安娜，知道她是朱家骅亲自安排进来的老部下，对她十分信任。 老速记员年龄偏大，正需要有年轻人做助手。他所用的中文速记方法与沈安娜的不同，这更有利于沈安娜工作上的保密。沈安娜去后，老速记员就提升为科长。沈安娜对他十分恭敬。刚报到，这位科长就带着沈安娜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工作。
会议结束后，沈安娜又去了八路军通讯处。董必武见到她，十分高兴地说：“啊，我们的小速记来了!”与董必武一起担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的王明、博古，也来见了沈安娜。他们还叫工作人员到门外街上买了花生米、豆腐干来招待沈安娜。沈安娜汇报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主要内容和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有反共内容。董必武他们都很高兴，但嘱咐沈安娜今后要特别注意隐蔽和保密，不要随便到八路军通讯处来，他们将另派可靠的同志与她联系。
过了几天，王明来到重庆下半城西二街华明之和沈安娜的家，宣布正式恢复华明之的组织关系。他还要华明之今后在政治上、工作上多帮助沈安娜，关于沈安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组织上一定会认真研究。他还通知，今后由南方局常委吴克坚直接领导他俩的工作。
1938年冬的重庆，仍处于国共合作抗日的高潮中。大批爱国青年陆续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他们介绍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沈安娜希望也能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痛痛快快地干革命。一天，她去找到博古，提出要到延安去的要求，博古不同意。她又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百忙中的周恩来听说后，主动把沈安娜找去了。他听沈安娜谈了想法，又问了她在中央党部的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说：“你已经有了这么好的工作条件，也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你又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你要从革命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你在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许多机密文件，搜集我们党所需要的情报，这种秘密工作非常重要，党很需要你坚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努力。”
沈安娜听了，有所领悟，但还是提出让她到延安去学习一年。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摇头说：“别说一年，去一天也不行。去了延安，你就回不了中 央党部了!”周恩来又耐心启发她说：“学习革命理论并不只是到延安才能进行，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样可以学习。比如说，可以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学到不少东西，你拿他们的秘密材料和公开的报道相互印证，不就可以看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了吗？”
邓颖超大姐也从旁劝说：要服从组织。两位领导都强调：“为了情报工作需要，你要甘当无名英雄!”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说法，而且是出自她所敬仰的领导人之口，她受到深深的触动。周恩来又对她作了一番教育，告诫她既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又要沉着冷静，想尽一切办法应付突然事变，保护自己，争取长期隐蔽。她当即表示：要在情报工作岗位上好好干，一辈子当好革命军中的无名小卒。
五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前，一批批文件、材料送到了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沈安娜作为速记员，预先看到了大会议程和附件，其中有两份准备供全会讨论用的秘密文件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份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此件后来没有拿到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都是由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当时的中统局局长，就是沈安娜以“特别入党”方式打入国民党和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介绍人朱家骅。
因为会前预知的情报特别重要，吴克坚当时工作很忙，不能定时来联系。 一天晚上，沈安娜在华明之的护送下，悄悄来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将上述情报口头向董必武、博古等领导人作了汇报。董必武等听了认为很重要，很及时。他们叮嘱沈安娜，国民党加强反共，今后要特别注意安全、保密。
1939年1月21日到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沈安娜作为大会速记员，端坐在会议主持人蒋介石身后的速记席上。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会上秘密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立各地防共委员会，严格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设法破坏抗日人民团体，对人民实行保甲、联保连坐制度。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有关外交与国策的报告中，还把“抗战到底”的“底”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吴克坚及时到沈安娜家中联系，将会议中的重要情报向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以后，有关情报都由吴克竖来他们家中取，并给予重要指示。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加强，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公开机关加紧了监视。不仅沈安娜、华明之不宜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就连吴克坚也因为有《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公开身份，同他们接触也成了容易引起怀疑的目标。于是，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干部卢竞如奉命替换吴克坚，直接领导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工作。卢竞如经常给予沈安娜鼓励、启发，沈安娜也什么都给这位大姐谈，并向她再次表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在重庆城外浮图关开学了。朱家骅到中央训练团去作报告、讲课，都要沈安娜随去做速记。有一次，朱家骅要讲《调查统计》，实际上是讲中统局的特务组织概况、特务活动方法、各单位怎样组织“党员监察网”的办法等。讲稿是由朱家骅的心腹秘书杨公达起草的。杨公达为了省事，想了一个偷巧的办法，他从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那里拿来了一大批参考资料，然后把沈安娜叫去，由他挑选资料，让沈安娜摘抄下来。杨公达再口述一些补充内容，沈安娜速记下来，整理成文字，再交给他增删、修改，成为正式讲稿。这正好方便了沈安娜，她将讲稿中特别是原始资料中有情报价值的内容都偷偷摘抄下来，交给了卢竞如。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中央全会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这些会都是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她同时还担任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国民党中央全会通常由蒋介石主持。这些会议上除了军事报告外，还有特种报告，专门策划加强特务活动，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进步团体进行破坏。这些报告和国民党党、政、军、特重要头目的发言，都由沈安娜速记下来，再整理成文，送卢竞如交南方局。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些会议上，一直坐在他身后，默默地以一枝笔埋头速记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
华明之到重庆后不久，也通过当年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同事介绍，进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工作。有一次，上司交给华明之经管的文件中，有一本载有国民党各军、师番号和驻地，军长、师长和政治部主任姓名，各电讯队的编号等内容的绝密件。华明之报告了卢竞如，经向中共中央南方 局请示后，他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下班时，将那一厚本文件偷偷带回了家中。 卢竞如晚上来取走，带到红岩山上，南方局连夜组织人力抄写。星期天晚上卢竞如再把文件送回到华明之家中。华明之星期一清早上班时，将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到保密柜里。
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同时，华明之和沈安娜考虑到，电讯总队毕竟隶属于军统特务机关，两人都在国民党要害部门搞情报，容易出问题。为了能更好地保住沈安娜的重要核心情报工作岗位，华明之后来经请示卢竞如，离开了政治色彩较浓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经朋友介绍，到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1939年秋，卢竞如通知沈安娜，她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已经得到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批准。因她情况特殊，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1940年2月，沈安娜在重庆生下了女儿克放。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一天晚上，卢竞如提了一包婴儿用品来到沈安娜家，说是组织上特意要她买来的慰问品。沈安娜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没想到，正处于险恶环境中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竟会想到给她这样一个小情报员破费买这么多东西。她知道南方局经济上十分拮据。她在八路军办事处看到过，领导人的房间里十分简陋，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外出活动的衣服也就那一件，回来后就要换下来，十分爱惜地挂在衣架上，或折好收藏起来……她更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形势日趋恶化。为了防止顽固派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实行了分批撤退、转移。卢竞如也奉命撤回了延安。南方局另外安排了一个秘密党员徐仲航作为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直接联系人和领导人。
1941年12月15日到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何应钦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报告。还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统头子徐恩曾起草的《对中共的处理问题》，内容绝密，只在小范围人员中讨论；另一个是《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这两个文件表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之后，要加强对共产党的迫害，并在内部加紧进行“清洗”，要“肃清内奸”，加强内部控制。
沈安娜事先知道了召开这次会议的消息和会议的主要议题。这时，她刚生了第三个孩子庆春。她不顾产后体弱，主动要求帮助科长整理抄写材料，获得了这些重要情报，并马上通过南方局上报到了延安中共中央。
六
沈安娜和华明之当时尽管都有较为体面的工作，但身为小职员，工资并不高。战时物价飞涨，平时的生活比较清苦，到1941年底沈安娜生下小儿子后，家庭开支增加，生活更加拮据。他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掺杂着许多砂石并带有霉味的“平价米”，饭桌上经常只有当时重庆最便宜的“藤藤菜”（蕹菜），或是自己做的泡咸菜。
在那几年里，日本飞机经常对陪都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沈安娜有时一天里要带着孩子跑几次警报。长时间躲在防空洞，忍饥挨饿，思想上又紧张，疲惫不堪。在中央党部的防空洞里，达官贵人们有的由佣人带去了点心、饮料，躲在那里照样吃喝。解除警报后，他们已吃饱喝足，可以继续开会。这时，华明之赶紧把孩子送回家中安顿，沈安娜则饿着肚子去开会。若是在夜晚，实行灯火管制，她还得摸着黑、踩着轰炸后的瓦砾堆，踉踉跄跄奔来赶去……又累又饿的她，在会上还得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进行记录，以便更多地搜集情报。有时，在会议进行中，她会忽然感到一阵阵眩晕，但她无论怎样难受，也得咬紧牙关，把会场当作战场，要求自己一定要打胜这一仗！她以极大的意志力强迫自己挺住，拿好那一枝分外沉重的纤笔，听清楚会上的每一句话并且记录下来……
在这样的紧张生活中，沈安娜的奶水全没有了。孩子本来就营养不良，再失去母乳喂养，自然经常生病，这又使家庭开支更加紧张。沈安娜的肺病也复发了，身体非常虚弱。即使这样，她每天下班回家后，也照样得做饭、洗衣、照料孩子。直到晚上孩子都睡了，她才能坐下来将白天的速记密件整理成文字，交给华明之。随后，她像绷紧的弦突然放松了一样，一头倒在床上便立即昏睡过去。但是，常常是她刚睡熟，又会被叫醒。原来是华明之从讲话稿或文件中摘编情报时，发现有不清楚的地方或是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不得不忍心把她叫起来。有时她睡得太沉，还得使劲拍打一阵才能把她叫醒。这样，等到情报整理完毕，常常已是下半夜了。沈安娜经过这一番折腾，睡意全消，只得饿着肚子忍受失眠的煎熬，直到天明……
天长日久，沈安娜患了胃溃疡和严重的失眠症。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地下情报工作带给她的“职业病”。尽管如此，沈安娜和华明之精神上却十分乐 观、振奋。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点困难比起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算不了什么。 想到自己的工作能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们避免或减少损失，能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革命事业，他们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
七
1942年秋，沈安娜的上级联系人徐仲航来她家里取情报时告诉他们，他已打入国民党的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在一下属部门当上了处长。 为了更好地抵挡顽固派的审查，取得更有利的掩护条件，他想为自己搞到一个国民党员的掩护身份，并希望用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那种“特别入党”办法，这样好免去许多麻烦。
华明之和沈安娜商量后，都觉得利用沈安娜的关系，在中央党部为徐仲航找3个介绍人并不难。徐仲航有了较好的掩护身份，对他们也会更有利。 于是，沈安娜就去找了两个平时工作中与她比较熟悉的副官，很快就找来一份“特别入党”的申请表格，交给了徐仲航。
到了约定的下一次来家取情报的日子，徐仲航却没有来。后备的联系日子也过了，徐仲航还是没有来。
徐仲航那时还没有成家，一个人居住，沈安娜和华明之担心他会不会生病了，无人照料，也不能来通知他们。因为地下工作保密的需要，他们不知道徐仲航的住处，无法去找他。夫妻俩商量后，决定用沈安娜的名义，给徐仲航写一封信，谎称前些时候因孩子生病，借了他的钱，这个月暂时还不能归还，要待下个月才能还他。他们认为，沈安娜和徐仲航都是国民党机关职员，类似借钱的一般来往是正常的，不致引起怀疑。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沈安娜正在中央党部上班，收发员上楼来对她说：“沈小姐，来了两个人找你，说是正中书局的徐仲航出事了，要你下去谈话。”
沈安娜闻言大惊。从事情报工作以来就一直提防着的“突然事变”想不到竟真的发生了！在转瞬之间，她头脑中飞快地闪过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对她的多次教导：“要临危不惧，从容镇定。”“要想尽办法应付意外情况，保存自己。”她马上镇定下来，向收发员问了来人的情况，根据她所熟知的国民党官场上的衙门作风和习惯，根据来人的年龄和行事方式，估计这只是两个级别低的一般小特务。看来徐仲航出事后特务并没有抓到她什么把柄，只是派两个小特务来探询一下。于是，她就故意摆起架子，对收发员说：“我不见他们。我不认识这两个人，工作上有什么事，请他们去找机要处长，我没有必要见他们。”
收发员不一会儿又上来说：“沈小姐，他们请你务必下去谈谈，不然他们不好回去交差。”沈安娜一听，心里更有数了，她肯定徐仲航没有暴露他们之间的地下工作关系。去谈谈也好，还可以从特务口中多少摸到一些情况。
沈安娜摆出中央机关人员的架子，来到两个小特务面前。两个小特务见到这位盛气凌人的沈小姐，马上向她点头哈腰，一个特务拿出一封信递给她：“请问，这是不是你写的？”
沈安娜一眼就瞥见这正是她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沉着地说：“是我写的，怎么啦？”
“你为什么找他借钱？他是共产党，已经抓起来一个多月了!”那个特务瞪眼盯着她，咄咄逼人地说。另一个特务自作聪明地说：“莫非他是想要用借钱来收买你？”
沈安娜听到这里，已经明白特务并没有掌握到她和徐仲航之间的什么证据，只是在那封信上作文章。她更不怕了，装作气恼地说：“这是什么话！当个小职员，孩子生了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这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
两个小特务被她一阵口气强硬的斥责镇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来。她又进一步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产党？正中书局的人还会是共产党？”
一个小特务虚张声势地说：“他的抽屉里全是反动书刊!”
沈安娜又摸到了他们的一点底，心头更加有数，不屑地反问：“这就是共产党啦？”
两个小特务回答不上来，面面相觑。沈安娜口气更硬起来，傲慢地说：“你们有什么事，去找朱秘书长好了!”
她说的“朱秘书长”是指朱家骅。尽管朱家骅已经于1940年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但中央党部的人一般还习惯称他“朱秘书长”，以示与他的老部下关系。特别是对沈安娜来说，朱家骅既是她“特别入党”的介绍人，又是朱家骅安排她进入中央党部工作的。朱家骅到中央组织部以后，他本人做报告以及中央组织部的部务会议都要沈安娜去做速记。大家都知道沈安娜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因此她故意抬出朱家骅这块大牌子来压小特务。在国民党机关中，这种“以势压人”的方法是很有作用的。扔下这句话，沈安娜便 扬长而去。
下班回家后，沈安娜将情况告诉了华明之。华明之说：“你做得对，用硬顶的方法对付这些小特务，顶得好!”随后，他们一起分析，可能是因为徐仲航以前有东北救亡总会常委兼组训部长的公开进步身份，加上又有什么不谨慎的言行引起了怀疑，特务偷偷搜查了他的抽屉，发现他有进步书刊，因而将他逮捕。看来，徐仲航并未供出他和华明之、沈安娜之间的秘密关系。但是他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夫妻俩决定，如果沈安娜被捕了，或者两人都被捕了，都要咬定同徐仲航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只要老徐不供出和他们的真实关系，特务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决心经受住任何考验，这既是为了保护党的秘密，也是为了保护老徐，保护他们自己。
正在紧急商谈间，躺在小竹床上的小儿子哇哇地哭闹起来了。大概是他知道妈妈已经回来了却不像往常那样来抱他，发脾气了。沈安娜忙叫才两岁多的小女儿去哄着小弟。她和华明之赶紧清理家中的文件、材料和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籍、信件。沈安娜放了一铁锅水在柴灶上，把华明之清理出来的文字材料一件件撕开放进灶膛里烧。她只顾尽快把该烧的东西烧完，竟忘了往锅里倒米，连水烧干了也没注意，直到铁锅底都烧成了暗红色。华明之看到了，慌忙去端锅，烫伤了几个手指，锅也摔坏了。他们赶紧又换了一口锅继续边煮粥、边烧纸。
小儿子在床上哭个不停。好在年幼的女儿很懂事，知道爸爸妈妈有要紧事，自己想着法子逗弟弟玩。他们终于把该烧的材料都烧完了，满头满脸是汗水和烟灰的沈安娜，这才发现小儿子没有哭闹了。她赶紧过去一看，原来，女儿猜想弟弟是饿了，便自己爬上桌子，找到一小半碗剩饭。她机灵地抓起饭粒放到自己嘴里嚼烂，然后再一口一口喂到弟弟嘴里，弟弟被喂饱了，也哭累了，就安静下来。
这一夜，夫妻俩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想到老徐能否顶得住，想到今后的工作会由谁来联系，也想到了会有什么样的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沈安娜想起了周恩来对她进行过的革命气节教育，周恩来说过的“要有骨气”、“要从容镇定”的话；还想起了他们的革命引路人鲁自诚大哥曾被捕遭受酷刑而坚不吐实……他俩就这样前思后想，相互鼓励，要经受住任何考验。
几周后的一天，中央党部秘书处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沈安娜谈话。一见面，处长就板着面孔，开门见山地问：“你对徐仲航了解不了解？”
“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东北人，为人正派，对朋友讲义气，现在正中书局工作。”
处长皱起了眉头，严厉地说：“你知道吗，他可能是个共产党!”
沈安娜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说：“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
处长见她这样子，赶紧换了和缓的口气说：“唉，你还年轻，随便介绍人家入党很危险。万一钻个共产党进来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沈安娜没有答腔，心里想：坐在你面前的就是个共产党!
处长停了一会儿，叹道：“你年纪轻，不懂事呀，还给他办什么‘特别入党’，不行哟！……以后这些事不要做了。”
沈安娜听他这口气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以上司和前辈的身份对她进行“批评教育”，便也换了谦恭的语气说：“唉，我只想到介绍人入党是好事……好在党证手续还没办妥。这是我第一次介绍人入党，也算是最后一次吧。”
处长又规劝了沈安娜几句，最后以息事宁人的口气说：“好了，好了，你也别把这事挂在心上，以后好好工作!”
这天晚上，沈安娜和华明之反复分析，看来徐仲航被捕后并未供出共产党员身份。那个财务处长知道沈安娜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找她谈话，显然是把她作为国民党内部人员做错了事，进行批评教育。沈安娜的顶头上司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都从未谈起此事，估计这件事在国民党机关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小范围内进行了解。案情并不重大，也并未明确定性。对于她这个朱家骅的“老部下”，23岁起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机要速记、长期接触各种机密的沈小姐，谁也没有怀疑她会是共产党。
尽管如此，沈安娜和华明之仍然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防止特务对她“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决定，要长期保持警惕，职业工作和家庭生活一切照旧，家中不留存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深居简出，镇定自若，让外人觉得是忠于国民党、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同时，随时准备接受可能突然出现的严峻考验。
不久后的11月中、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中全会。在会上，除去几个正式报告外，还由国民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作了一个特种委员会报告，当他谈到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活动时，国民党右派元老张继气冲冲地嘟哝说：“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他看到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对他打断报告面露不满的神色，干脆倚老卖老地指着蒋介石大声嚷道，“你不要这样子看我。共 产党就是你养虎遗患……哼，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张继此语一出，沈安娜骤然一惊！但她表面上没有丝毫情绪变化，仍然从容地继续埋头速记。她一面注意着会场上的动静，一面想，张继这句话看来只是气话，并不是具体指她或别的什么人。若是国民党方面已经知道她是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哪里还会让她照样坐在主席台上担任机要速记，把他们的什么秘密都听了去呢？想明白了这一点，她就更加无所畏惧了。
沈安娜面不改色。可是，坐在她前边的蒋介石却脸色变得青一阵红一阵。他被张继的无端指责气得颤抖着说：“你，你党国元老，可以随便说的啊？……”随后又羞又恼地拂袖而去。
八
一年过去了，也没有出什么事。但是，沈安娜和华明之并未感到轻松——因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再没有另派人来恢复与他们的联系。
日子一长，他们都焦急起来。周恩来当时经常在曾家岩50号办公，离他们家不远，但是通向那里的小巷里密布特务的监视哨，他们不能轻易往那里走。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的红岩嘴，倒是在人烟较少的郊外，但是他们知道那里也少不了特务的监视。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他们也不能随便到那里去。
有一天，他们沿着郊外公路散步，走到了红岩山坡下。从路边可以望见山上绿树掩映的小路，那是通向南方局的小路呀！这时他们真想从这条小路走上山去，也真盼望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他们能突然从这条小路上走下山来……可是他们只能在心里这样想，连望也不能多望那山上一眼。他们知道，皖南事变以后，南方局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国民党顽固派恨不得能把在陪都重庆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人都置之死地。他们不能冒失地走上山去，不能暴露出同红岩山上有什么关系。这不仅自己会遭致危险，还会影响到南方局机关的安全。他们就在这样痛苦的心情中，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红岩嘴山脚往回走。
这时，华明之的妹夫鲁自诚已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和提供的资金组建起掩护机构——中国工矿公司，并担任总经理。沈安娜、华明之知道鲁自诚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回想起领导上曾再三交待过的秘密工作原则，不能随便与别的同志发生横的关系，因此他们虽然同鲁大哥时有亲属间的来往，也不能以共产党内的同志身份向他谈及恢复组织联系的事。他们深知，惟有严守纪律，才能确保地下情报工作的安全。
尽管他们失去了同上级的联系，但作为地下情报工作人员，却不能停止搜集情报的工作。只是已经搜集到的情报，无法送到上级手中发挥作用，这就更使他们痛苦万分……
这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沈安娜与华明之相互鼓励，一定要沉着冷静，坚守住中央党部机要速记这个重要情报岗位。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教育，他们已经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地下情报工作也必须有长期打算。同时，他们也明白，徐仲航被捕后，上级组织也必然要观察和了解事态的发展和结果，了解他们两人的处境是否安全，还要研究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与他们恢复联系更好。因此，不可能马上就来找他们，他们必须耐心等待。他们就这样互相支持、互相劝慰着，克服不时出现的焦急、烦恼情绪，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给沈安娜分配了一处较好一点的职员宿舍。但是，她和华明之商量，为了能让中共上级组织便于找到他们恢复联系，他们决定坚持不搬家，担心搬家后失去上级熟悉的联络点。沈安娜想出一些借口来搪塞，谢绝了换房。主管分房的人对她的“克己”精神还表示赞赏，一点不知道她是另有苦心。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随之掀起了第三次反共浪潮。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的决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加强了独裁统治，国民党上层集团的腐败之风愈刮愈猛。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使大后方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陪都重庆更是物价飞涨，民生凋敝。
沈安娜和华明之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苦。因为营养不良，孩子经常生病。夫妇俩又要坚持职业工作，无法更好地照料孩子。有一段时间，两个孩子因所上的幼儿园管理太差，先后传染上了百日咳和肺炎，沈安娜也患了恶性疟疾，真是雪上加霜。眼看两个孩子因为生病和缺乏营养而骨瘦如柴，华明之心如刀绞。一天，他狠了狠心，去街上买了一点当时一般贫民才会买的最便宜的猪肺，拿回家里烧好以后，放在锅里凉着，他和沈安娜又忙其他事情去了。两个孩子闻到了香味，跑来蹲在锅边，看了一会儿，闻了一会儿，忍不住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吃了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把一锅猪肺吃得干干净净! 等华明之和沈安娜忙完了事情过来，才发现这个令人心碎的 场面。夫妻俩不由得一人抱起一个孩子，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时，沈安娜打听到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办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幼儿园比较好，想把两个孩子送到那里去。但是该会规定要本单位职员的子女才能入托。该会一个姓张的总干事表示欢迎沈安娜调到他们那里去。可是沈安娜决不愿意放弃中央党部这个重要的情报工作岗位。
经过与中央党部有关负责人商谈，他们考虑到对沈安娜这样的速记骨干必须加以照顾，最后同意让沈安娜暂时借调过去，以解决孩子入托问题。但中央党部这边的重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等开会时，她仍然要回来担任速记。
到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后，指导长宋美龄每次作报告、讲话，都由沈安娜做速记。每次速记完了，沈安娜都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由华明之装订成册，封面还加上漂亮的美术字标题，宋美龄看了很满意。有时候，宋美龄接待外宾，对外国听众用英语讲话，沈安娜不懂英语，怎么办？她对总干事说了这事，旁边一位姓陈的副总干事说：“这好办。中英文讲稿都是我代写的。你坐在那儿照画速记符号，报告结束后我把中文讲稿给你，你照抄一遍就行了。”
于是，沈安娜就在宋美龄用英语作报告时大着胆子上台，坐在那里装模作样地画速记符号。宋美龄讲时她就动笔，宋美龄停时她也停笔。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她中英文速记都会，对她十分佩服。
一直到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中央党部工作太忙，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才不让沈安娜再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去兼差。但是有了这一段工作经历，人们都传开了，说沈安娜既是蒋介石的速记员，又是宋美龄的速记员；既会中文速记，又会英文速记；既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宋美龄的新部下……她身上的保护色更多了。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大会由蒋介石主持，沈安娜坐在主席台上，在蒋介石身后的侧席担任速记。蒋介石在5月18日的大会上公然宣称：今后的中心任务，在于消灭共产党! 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这次大会断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指责共产党“武装割据，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大会通过了《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的方针》的内部文件，另外通过了对外的《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
不论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些会上对共产党泼了多少污水，沈安娜始终坚信共产党人的正义事业最终会取得胜利。已经没有谁给她指示，但她照样将大会上有情报价值的文件、材料用速记符号摘抄，不再密藏在家中，干脆锁在办公室里，这样更安全。她盼望着有一天上级党组织来人联系……
从1942年到1945年，整整3年，沈安娜和华明之在苦苦等待着，盼望着。在陪都重庆的迷雾中，他们默默地上班、下班，带孩子，买油盐柴米。 他们是芸芸众生中两个普通的公务员，与常人一样地生活。谁也不知道深藏在他们心头的焦灼、痛苦与期待。
九
漫长的3年过去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不久，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都从延安来到了重庆。沈安娜与华明之都相信，他们盼望的日子就要来了。
一天晚上，有人敲响了他们的家门，来人竟是他们朝思夜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吴克坚！
3年了，好不容易终于盼到了亲人。沈安娜悲喜交加，热泪盈眶，心里好多话说不出来。吴克坚看到他们激动的样子，安慰说：“今天我来接头，与你们恢复组织关系!”他一边抱起他们的小儿子逗着玩，一边听他们简要地汇报这些年的情况。听完后，他赞许说：“你们应付得好，坚守了岗位。”他向他们说明，徐仲航被捕后，组织上要冷静一段时间。他也在1943年去延安了，对他俩的情况，组织上都知道了。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徐仲航被捕后，受尽了特务的严刑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吐露只字有关共产党的秘密。1944年，周恩来指示，由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名人士、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中共秘密党员）等人出面，将徐仲航保释出狱，安全送离重庆。1945年8月，周恩来指定专人对徐仲航进行审查，最后由周恩来作出结论。这之后，周恩来和中央情报部李克农才派吴克坚来同沈安娜他们恢复了联系。
同中共上级组织的联系恢复后，沈安娜马上将国民党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有关情报交给了组织。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3年时间里，他们搜集情报的工作不间断，联系一旦恢复，就马上发挥了作用。吴克坚来取情报时对他们提出，为了进一步保密，保护好沈安娜这个坚持已久的情报岗位，今后不 再以他们家为联络点，而改在外边碰头。时间、地点的约定，由华明之去同他联系。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陪都重庆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召开。沈安娜白天担任政协大会和分组会的速记，晚上担任机密的国民党党团会（即国民党政协委员小组会）的速记。
会议开幕这天，沈安娜坐在国民党代表席位一侧，看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中共代表陆续走进会场来。多年不见的亲人出现在眼前，她心头顿时激情翻涌，眼眶都湿润了。但她马上控制住自己，不露出一点激动的神色。
周恩来走进会场，那浓眉下炯炯有神的目光一眼就看到了沈安娜。他环视一周，一面向其他代表颔首致意，一面注意着周围动静，在旁人难以觉察的一瞬，暗中向沈安娜投去一个问候的眼色。邓颖超进来后，目光漠然地从沈安娜身上晃过，然后两手背在背后，转过身去，轻轻地摆了两下。其他人这时正在相互寒暄，谁也不会留意到周恩来、邓颖超的目光和手势，只有沈安娜明白，他们是在向她致意并暗示她不要打招呼。在会上，沈安娜听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大义凛然地慷慨陈词，沉着机智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她暗暗感到高兴和敬佩，也感到说不出的痛快——她有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在政协会议期间，每天晚上国民党代表都要召开党团会议，根据蒋介石规定的原则、范围，策划第二天如何对付中共，在发言中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谁唱红脸、谁唱白脸，如何讨价还价，要价过高形成僵局时，由谁来提折中方案等等。这种会议都是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她当晚回家后，赶紧将有关情报写下来，马上由华明之送出去，在约定地点交给吴克坚，吴克坚即迅速送到周恩来手中。
本来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下，在这样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中，国民党要顽固坚持一党独裁就输了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高屋建瓴，义正辞严，常常使国民党代表难于招架。再加上沈安娜的情报所起的辅助作用，中共代表团就更是知彼知己，胸有成竹。国民党代表准备好的发言程序很快就乱了套，有的人只好自作聪明临时发言，却又遭到有力驳斥；有的人本应出面作折中发言，到时候却又阵脚大乱，插不上嘴……
这样，到了晚上的国民党党团会议上，国民党代表们就互相埋怨、责怪，吵成一团。这些情况和他们策划的第二天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又被沈安娜及时报告给了中共代表团。
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这在长期由一党独裁的中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加上参加政协会议的又都是各党派及陪都各界名流，因此在政协会议期间，不少会议工作人员都准备了纪念册，请会议代表题词留念。沈安娜和华明之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以往因隐蔽的需要，他们家中不能有一点与中共有关的东西，而这次却可以正大光明地向中共代表们“敬求墨宝”，给自己留下一点中共领导人的题词，以便作为激励自己的纪念品。
于是，沈安娜便自己装订了一个浅绿色封面的本子，由华明之写上“纪念册”三个美术字，周围还画上花边，写上她的名字。在第二天会议休息时，她跟在同事们身后，先找国民党代表题词。这些国民党代表给她的题词都是“温柔敦厚”、“端庄贤淑”等套话，在题词的抬头上都称她为“同志”。然后她走到周恩来面前，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把纪念册送上去，向他“敬求墨宝”。 周恩来双手接过纪念册，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地看了沈安娜一眼，含笑说：“写什么呢？”他凝神片刻，挥笔写下了“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一行字。 在题词的抬头上称她为“女士”。随后，沈安娜又找了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一一题词。他们都写些勉励的话，也都只称她为“女士”。
晚上，沈安娜把纪念册拿给华明之看。他们一起反复翻阅着这些题词。 国民党代表在题词中都称她为“同志”，而中共代表这些真正的同志却都只称她为“女士”，两人觉得真是有趣的错位。
十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按照惯例，每次召开大型会议，因会务繁忙，一次会议下来后就得马上翻译、整理成文字。 沈安娜和速记科长两人忙不过来，就要到其他机关借调几个速记员，轮流上台速记，这样，有一部分会议沈安娜参加不上，对会议内容无法全部了解。 虽然她跟中央党部印刷股的人都很熟，可以去翻看印好的材料，发现有重要内容，可以找机会悄悄取回，但这样仍难全面掌握会议情况。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内部规定，在召开大型会议时，只要经中央党部秘书或机要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其他单位的直系亲属来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和华明之 商量，利用这个规定，把华明之借调来，就可以多搜集到一些重要情报。
由于沈安娜和机要处长、速记科长关系都很好，华明之平时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谦虚谨慎、沉着稳健、处事大方、不问政治的人，得到他们的信任。 这样，华明之就顺利地借调到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大会速记室协助工作。 华明之的任务，主要是帮助速记科长做记录翻译稿的修改、润色、校对、编辑等工作。这样，别人记录的内容，华明之也可以看到了。
但是，华明之在速记室里只能看，不能摘抄、记录，靠脑子又记不住多少东西。为了更好地搜集到重要情报，沈安娜又进一步提出：白天干不完的事，他们得晚上加班继续干。若是到办公室加班，家中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后又无人照料。于是，速记科长便同意他们把一部分文件、材料拿回家去继续整理，只是叮嘱他们一定要注意保密——他怎么也想不到沈安娜是怎样为这些绝密文件“保密”的。回到家里，华明之立即将有用的情报用蝇头小楷摘抄下来，若有多拿回来的文件就原件剪边，一起密藏，连夜带到约定地点，送交吴克坚。
不久，根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剿。在会上，主要确定了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犯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等。一些顽固派将领在会上狂妄叫嚣，凭着400万“国军”实力，再加上美国供应的大量新式武器，以及日军投降后所获的109万人的武器装备的优势，足以压垮区区百万“土八路”。
蒋介石不可能想到，这些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都经过他身边这位速记小姐，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联合支部的“支部委员”沈安娜之手，送到了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共中央根据所掌握的情报，作出了相应的兵力调动，及时派遣干部加强重点战线，为保卫解放区人民的胜利果实进行了有效的自卫准备。
这些日子里，夫妻俩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们心中却十分愉快。因为他们3年间的苦盼苦熬终于有了结果，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正是由于他们按照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教导，坚持长期隐蔽，等待时机，最终顺利地发挥了作用。
一天晚上，华明之去送交情报后回到家里，悄声对沈安娜说，刚才吴克坚告诉他：周恩来对吴克坚等同志领导的1月至4月这一时期的情报，当然包括你们提供的重要情报，给予了“迅速、准确”的嘉奖。夫妻俩都感到欣喜不已。“迅速、准确”这四个字的评价，是他们从事这一危险工作所期望得到的最高奖励。
1946年5月至6月，因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各中央机关相继迁回南京。 周恩来也率中共代表团迁驻南京。吴克坚也将去上海领导沪、宁、浙、闽等地情报工作。临行前，他给华明之介绍了另一位联系人何以端，并决定到南京后由何以端负责领导华明之和沈安娜的工作。因为沈安娜长期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认识她的国民党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确保她的隐蔽、安全，决定何以端不与沈安娜见面。情报一律由华明之与何以端在约定时间、地点后到外面交接。
不久，沈安娜带着两个孩子乘中央党部包机先行飞往南京。华明之则随他的所在单位资源委员会飞往南京。到南京后，华明之先去何以端告诉他的一个地址接头，那里是何以端领导的一个地下情报人员葛亦远的家，十分安全——因为葛亦远当时的身份是军统局武装特务部队交通警察总队的一个官员。
在南京安顿下来后，沈安娜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去探望公婆。多年未见面的亲人终于相见了，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激动。她急着要见到大儿子庆来，婆婆跟她开了个玩笑，让庆来在外边弄堂里和另外两个同年龄的孩子—起玩，叫她去辨认，认对了才让她领儿子进门。她急匆匆跑到弄堂里去，拉着那3个孩子一个个仔细辨认，终于认出了儿子。当她知道自己认对了时，激动得一把搂过9年未能见面的庆来，流下了充满苦涩与喜悦的泪水。
随后，沈安娜又找到了长期坚持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二姐夫舒日信。她早已从家人信中得知，二姐伊娜已于1942年不幸逝世。舒日信带她到暂厝于一家殡仪馆里的二姐灵柩面前，默哀悼念。
在南京，沈安娜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全会和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后恢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速记工作，还兼任了国民大会、立法院院务会议的速记。按照何以端传达的吴克坚的指示，她着重搜集了军事情报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报，尤其是各派系头目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他们在主战、主和上的分歧，以便中国共产党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集中打击最反动的顽固派。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10月，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召集 的协议，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拒绝参加。 11月中旬，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正式召开，并通过了维护蒋介石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他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率中共代表团乘美军专机离开南京，撤回延安。
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速记员的沈安娜，每次大小会议上充斥她耳朵的都是令她恶心的反共叫嚣。蒋介石一次在中央训练团作报告时得意地宣称：“一年可以消灭共军，请大家放心。”当台下的人们热烈鼓掌时，沈安娜默默地埋头于记录本上，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愤怒。
1947年3月15日到24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称与中共关系“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不能坐视变乱不加制止”。这次会议通过的宣言宣告与中共彻底决裂，称中共是“国家统一、政治民主、经济建设之最大障碍”，要采取最坚决迅速的措施加以遏止、消弭。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的3月13日，胡宗南部开始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举进攻。会议期间，当胡宗南军3月19日进占延安的消息传到会场时，与会人员一片欢呼雀跃。蒋介石坐在主席台上频频点头微笑，按捺不住得意之情。沈安娜坐在他一侧，看在眼里，默不作声，心里却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决不会失败，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尽管在公开的报纸报道里国民党还在封锁消息，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沈安娜却听到了一个个国民党军战败的消息。就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两个月之后，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一战中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式装备的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消息传来，国民党上层大为震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也不得不提到这一惨败事实，十分伤心地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阵亡，使我很痛心。”接着他指责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们不懂战略战术，不读书。他说他正在研究中共军队的小册子《战略战术问题》，号召各级指挥官都要研究中共军队的战略战术。他还严厉地宣称：“今后提升，首先要看战绩，其次才是资历。”
6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沈安娜在会上听着国民党高级官员们互相指责，争吵不休。陈立夫、谷正纲、梁寒操和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叫嚣要“讨伐”到底，还要肃清后方，稳定军心，争取美援。 以邵力子为代表的主和派则认为军事上再打下去没有把握，美援有限，财政开支太大。陈诚宣称“三个月打出名堂”，有人挖苦陈诚是“常败将军”，张继还公开骂陈诚只会“吹牛”。蒋介石当然出面为其亲信陈诚开脱，他先是装腔作势批评陈诚几句，然后叹息说：“唉，也不能全怪辞修，我也有责任……”国民党元老丁惟芬马上不耐烦地打断他说：“你老当然有责任，责任还大着呢!”蒋介石被这一顿抢白气得无法再往下说，忿忿然拂袖而去。
沈安娜看到这样的场面，心里当然是十分痛快的，但是她一点也不让自己表现出来。在这乱糟糟的会场上，人们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当局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8月2日又发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在各大城市掀起了逮捕共产党嫌疑犯的恐怖浪潮。这些情报，沈安娜都及时报送给了中共上级组织。这时，国民党各机关组织职员进行所谓“戡乱宣誓”，沈安娜自然也向中共上级组织请示后跟着参加了。当她举起手宣誓的时候，心中默默念诵的誓词却是要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
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党、政、军、特关键问题时，他常会突然宣布：“下面这段话不要记”。每到这时，全场人员都得停下笔来。沈安娜当然也不例外。但她知道，蒋介石不让记的讲话，自然是更高的机密，更需要记下来汇报给中共组织。在这种时候，她手中的笔虽然停下了，但心里却更加紧张，她得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听清蒋介石的每一句话，并且把主要内容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休息的时候，借上厕所的机会，再悄悄拿一张小纸片以速记符号记下来……
与此同时，按照何以端的指示，华明之在南京还联系了另外3个中共地下情报员，从其他方面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
——时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上校专员兼办公室主任的王黎夫，经常搜集到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军需调动等情报。还在淮海战役前，两次参加徐州一带视察，搜集到国民党军有关兵力部署、军需调运方向和数量、坦克等重型武器的配备情况等情报……
——接受过军统局高干训练、在全国警察总署任上校处长的葛亦远，提供了军统局在其头目戴笠死后局机关的改组、人员变动情况和今后任务与安排、潜伏特务的布置情况；全国警察总署的内幕、动态、署长唐纵的活动；交警总局十八个交警总队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和布防情况；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审讯民主人士的案情和准备逮捕进步人士的紧急情报……
——时任江苏省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主任秘书的汪志道，从军粮供应中 了解到国民党军和省保安团的数量、驻地、兵种、装备等情况……
华明之将这些情报汇总后送交何以端。这些由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决策层。
为了确保情报工作的安全、隐蔽，这几位秘密战线上的战友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从不打听华明之的家庭情况和住址。华明之也从不跟他们谈起妻子沈安娜的情况。一天，沈安娜与华明之走在街上，华明之忽然侧过身子将沈安娜遮挡住，推着她迅速往一边走。沈安娜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马路对面走过了葛亦远。华明之不愿让葛亦远看到跟他在一起的沈安娜。
沈安娜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多年，一直不会跳舞。直到抗战胜利后，到了南京，社会上风行交际舞，她和华明之商量，为了不显得超尘脱俗，引人注意，才开始跟着同事们学跳舞。他们也从不参加打麻将——既拿不出钱来输，也更赔不起那么多时间。
随着战场局势的恶化，国民党中央党部加强了对文件的管理，规定不准将文件及机要记录本带回家。但是，因为沈安娜在中央党部工作已久，上下左右各方面关系都处得很好，深得上司的信任和倚重，所以，没有人会检查她的女式手提包。她照样将速记记录本带回家中，整理出情报，由华明之送交党组织。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行政院长张群在政治报告中哀叹美援太少，外交上国际地位低下，军事上损失严重。沈安娜最感兴趣的是国防部长白崇禧所作的3次军事报告，其中详细介绍了各战场战况，并作出了下一阶段战略部署。为了消除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日益白热化的内部矛盾，加强国民党的力量，这次会议通过了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的决定。蒋介石在讲话中呼吁国民党要加强统一团结，他说：“共产党几年来力量增加了十倍。他们是原始叛乱集团，但组织严密，意志顽强。而我们则相反，抗战胜利后，大小官员忙于接收日产发财，意志衰退。”他在讲话中还严厉谴责一些官员“腐化无能”。
散会以后，沈安娜听到一些高级官员针对蒋介石的讲话发牢骚说：“说我们腐化无能，那是无能的总裁领导的。”
1948年4月4日至6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主要讨论在即将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中选举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因迫于美国要求“实行民主”的压力，蒋介石表面上假惺惺“坚决辞让”做总统候选人，但实际上却紧紧抓住最高权力不放。有人提出选美国中意的胡适做候选人时，马上就遭到拥护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们的反对。一些人认为应该听从蒋介石的意见，不再提他为总统候选人，另一些人则认为总统只能由党的总裁担任，两派争执不休。中午休会时，陈果夫、张继、戴季陶、邹鲁等元老纷纷到蒋介石休息的总裁室去，恳求他改变不当总统的提法，继续当总统。邹鲁还说得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全会被迫停开，改开了一天的中常会，上午专门讨论总统候选人。争论到最后，有人提出，蒋介石的坚辞只是因为“宪法”对总统权力作了限制，当了总统会失去实权，便又提议在宪法外增设临时条款，授予总统在“戡乱时期”有“紧急处置权”。蒋介石这才答应当总统。围绕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各派也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林森路国民大会堂召开第二届非法的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蒋介石在作施政报告时，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失利，在华中战场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军队的威胁。但他宣称：“我必定在三至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蒋介石在施政报告中假惺惺地表示要“还政于民”，有的“国大”代表就真的上台去行使“民主权利”，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谁知马上就遭到蒋介石的亲信的围攻，说这是“对总裁最大的不敬”。一时间嘘声四起，有人高喊“把他拉下来!”有人狂叫“滚下去！滚下去！”也有人喊“让他讲下去嘛!”会场上吵成一团，互不相让的两派人甚至大打出手。一些从未见到这种场面的女代表吓得哭起来。一些会场工作人员跑去劝架，将双方拉开。不料有几个“国大”代表又把一个拉架的工作人员当成了对手，将他打得头破血流……
这场闹剧，把蒋介石的“民主、团结”的假面具彻底撕破了。会场上有的工作人员和宪兵见到这一幕，在一旁暗自发笑。沈安娜赶紧用手帕捂住嘴，不让人发现自己也在笑。
在“选举”副总统的过程中，又因为蒋介石想要操纵选举，不让李宗仁当选，内部矛盾激化，致使两个候选人程潜、李宗仁先后宣布“放弃竞选”，以示抗议。另一候选人孙科也不得不声明退出竞选。这样一来，国民大会陷于瘫痪状态，直到蒋介石出面调停，才又重开……
在“国民大会”闹剧上演的同时，另一场闹剧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就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竞选。当上立法委员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国民党内不论是有钱有势的当权派还是失意的军阀、官僚、政客，都趋之若鹜。 为了当选，有的人大肆进行拉选票、发传单、登广告、招待记者等活动。
有趣的是，默默无闻的沈安娜，竟然差点被推上这出闹剧的前台。
沈安娜自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后，就逐渐了解到国民党内派系复杂，稍一不慎，卷入派系纷争，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以致失去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个重要情报岗位。她知道国民党元老派在国民党内资格老，影响大，各派都得让他们三分。因此，她与其他派系保持距离，却总是很注意同元老派搞好关系，平时对元老们很尊重。会议期间，遇到他们看不清的文件字句，她也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讲解。她还曾向于右任、吴稚晖等“敬求墨宝”，把他们书写的条幅挂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吴稚晖住在她家隔壁，她的孩子见到吴稚晖都很有礼貌地叫“爷爷”。在元老们面前，她是一个谦恭有礼、勤恳能干的晚辈，因此他们对她十分信任。
在筹备立法委员竞选时期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常会会间休息时，沈安娜照例去向元老们表示关心。这时，张继、居正、于右任、吴稚晖等人纷纷对她说，他们愿意联名推荐她竞选立法委员。沈安娜一点也没料到这样的事会落到她的头上，这些元老们并不是在开玩笑。她明白，有了他们的推荐，立法委员的位子自然是可以坐稳的。但她马上想到的是，当了立法委员，就不可能再作机要速记员了。立法委员的职位虽然也可以获得一些情报，同时还会给她个人带来许多好处，但是所能接触到的机密显然不会比机要速记员多，这将给情报工作造成损失。她和华明之商量后，决定为了革命的利益，放弃这一能给个人带来好处的机会。她向元老们谦恭地婉言谢绝说：“承蒙各位先生器重，但我年龄还轻，阅历也浅，让我再努力两年，再请各位先生栽培。”几位老先生听了都很满意，对沈安娜称赞不已。
沈安娜从1935年参加革命，到1949年上海解放结束隐蔽工作，一直安心于作一名默默无闻的速记员。后来，邓颖超大姐见到她时，还以赞扬的口吻打趣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啦!”
十一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已经明显走上了穷途末路，上层核心内部的争吵也更加激烈。在1948年11月召开的两次中常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互相指责，吵个不停。在另一次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上，沈安娜听到国民党的中央大员们纷纷哀叹前途不妙。不少人预料南京难保，有人甚至说：“年也不好过了。”主和派的邵力子大声叹息着：“完了完了，都是好战的结果!”这次会议争吵的时间最长，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两点以后。
1949年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最后一次中央常委会议。这时，蒋介石已经被迫在《元旦文告》中提出求和，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著名的评论《评战犯求和》，揭露蒋介石妄图利用和平谈判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白崇禧、程潜又先后通电敦促蒋介石“下野”，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次中央常会气氛非常紧张。
当参谋次长萧毅肃在报告中说到“共军大炮可以直接轰到南京，诸位应早作准备”时，全场一片哗然。沈安娜看到有的官员呆若木鸡，有的唉声叹气、摇头顿足，还有的惶惶不安地交头接耳。在休息时，她听到中央大员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议论，一些悲观沮丧的话语不断飞入她的耳中：“你的宝眷应先去广州……”“你的孩子小，要早些安排呀!”……沈安娜看到这些昔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高官们，此时却如丧家之犬，心中暗自好笑。
这次会议上还议定，各机关文书档案要尽快分类处理，特别重要的一类要马上运往广州。沈安娜奉命负责整理机要处要带走的绝密文件。她借此天赐良机，又十分顺利地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情报。
1947年以后，因何以端的工作十分繁忙，而沈安娜所获情报多，时效性强，何以端无法经常抽身与华明之联系。为了不影响情报的及时送达，他向华明之提出，物色可靠的人来担任沪宁之间的交通。华明之介绍了他的弟弟华藻。华藻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长期担任苏北新四军在上海和苏北之间的交通员，富有地下交通工作经验。而且，华藻同华明之是亲属，相互来往关系自然，不易引起怀疑。于是，吴克坚批准华藻专职担任华明之、沈安娜与上海地下情报机关之间的政治交通。
解放战争后期，何以端指示扩大军事情报来源，沈安娜考虑到哥哥沈勤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可靠，便托人介绍他到国民党联勤总部运输署找了一份工作。先只是从他的谈话里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军的有关情报，后来经何以端批准，正式发展为情报关系，明确提出搜集国民党军运输情报的任务。
1949年初，国民党各党政机关纷纷南逃广州。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组 织决定：华明之和沈安娜不必再随国民党机关南去，酌情由南京撤至上海。
2月，华明之先行随其工作单位资源委员会撤到了上海。沈安娜仍留南京，将继续搜集到的情报，借回上海探亲之机亲自带回。她的哥哥沈勤这时也由联勤总部航运司调派到上海港口司令部航运组从事联络、统计等工作。他陆续将上海港国民党军的军运调度、各地水运情况、港口舰只、运送部队的番号和数量等情报交给华明之上报组织。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沈安娜以回上海看孩子为借口，安全撤回了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5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共中央情报部通电嘉奖了在吴克坚领导下的地下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在这一大批无名英雄中，自然包括了沈安娜和华明之。
5月25日，他们夫妇俩欢欣鼓舞地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地下工作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了。沈安娜在国民党核心机关隐蔽十多年的地下情报工作，终于胜利结束了。
当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沈安娜在上海公开露面时，过去的速记同行见了，无不大为惊讶地说：“想不到沈小姐竟是共产党!”资源委员会的同事得知华明之是共产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军管会接管工作时，也都十分惊喜。 有人感叹说，就从他们夫妇二人身上，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在中央机关工作，曾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现已离休。字数：30321注释
[1] 中央档案馆有关历史档案中，还存有1945年8月23日王世英向中共中央作的《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其中就提到派沈琬（沈安娜当时用名）到浙江省政府的事。
[1] 沈安娜：《在周恩来教导下坚持隐蔽战斗》，《红岩春秋》1998年第1期。
[2] 沈安娜：《在周恩来教导下坚持隐蔽战斗》，《红岩春秋》1998年第1期。
[1] 沈安娜：《在周恩来教导下坚持隐蔽战斗》，《红岩春秋》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