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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克之是什么人?华克之后代—华克之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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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信徒

华克之,原名华睕,1902年12月20日出生在江苏宝应县氾光湖五里埠的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华小东是晚清秀才,他从《诗经·小雅》“睆彼牵牛”句中取了一个“睆”字给儿子命名。睆者,星光明亮也,希望儿子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华小东虽然才华横溢,但一向不满清廷的腐败,无心科举,以后又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的激进思想对华克之早年道路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

华克之九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家庭也迭遭巨变,先是慈母去世,尔后,哥哥华雨生夭折,两位姐姐相继出嫁,父亲也为辛亥革命成天在外奔走。一个温暖的家庭,转眼间只剩下华克之独自一人。

守寡的婶母将华克之接去抚养。她把小华克之当作自己的孩子,关心他,体贴他,又处处严格要求,谆谆诱导。在华克之的心目中,婶母既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又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他在婶母家过了整整五年,勤奋读书,刻苦学习。他仰慕书上那些不畏强暴、正气凛然的英雄人物,崇敬他们重义轻利的高尚品德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又从婶母那里汲取了礼让、温厚、大度等立身处世之道。

华克之聪颖早慧,悟性极高,且办事干练。无论在宝应县安宜高小读书的三年,还是在后来的南京一中,他都是全校公认的优秀学生。不仅门门功课高居全校第一,而且还是深得人心的学生领袖,成为省立南京一中的学生会主席。一中毕业后,又被保送进“名甲东南,誉满海内”的陵大学。

华克之高小毕业、进入南京一中读书期间,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中。受这场爱国运动以及父亲行为的影响,他把孙中山先生当成自己的楷模,开始搜求和阅读孙中山的著作,要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越是钻研,他就越被孙中山著作中所蕴含的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为他所提出的救国方案所折服,从而立志要做一名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他尤其钦服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青年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人生格言,并以此为座右铭,发誓将毕生坚持不渝。

1920年,华克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华克之作为工作人员随江苏省代表来到广州,亲眼目睹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的召开过程,为中国革命出现的新气象鼓舞不已。他服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愿意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南京的华克之和共产党员朋友们激愤不已。中共南京地委和南京国民党左派党部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南京各校学联负责人在金陵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华克之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南区党部委员、金陵大学学联理事,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会议商量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发动全体学生和广大市民开展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后援会由宛希俨任总负责,华克之任后援会总务。

宛希俨是中共南京地委负责人之一。华克之在一次市学联召开的会议上,认识了东南大学学联代表宛希俨,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至交。在共同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华克之还和曹壮父、萧楚女、侯绍裘等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受他们的影响,华克之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这使他在精神上与共产党人更加接近了。

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为了解决学生游行的交通问题,华克之等人首先来到南京火车站,向广大铁路工人宣传,得到工人的支持,保证从下关到城南免费运送游行学生,公共汽车公司的经理也同意为学生联络员免费开车。 接着,华克之又去做南京市商会会长甘仲琴的工作,以情动人,劝说他同意动员全市各商号罢市三天,并向全市人民通告:不用英国纸币,不乘英国船只,不进英国货物,以实际行动支援反帝斗争。

因为在反帝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华克之进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担任青年部长。市党部共有七名委员,其中四名是共产党员,三名是国民党左派,国共之间合作融洽,整个领导班子给人以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强烈印象。 在这个集体中,华克之如鱼得水,工作倍加努力。

但是,这种局面没能持续多久。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实力也迅速膨胀,他公开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进行血腥屠杀。

在南京,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市党部被捣毁,宛希俨、侯绍裘等一大批与华克之交好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捕、失踪,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雨花台上每一块石头,华克之本人也险遭毒手。他痛恨蒋介石,愤然发誓,“我为国民党感到羞愧,我为孙中山先生感到难过,我和这个国民 党的叛徒不共戴天!”[1]

蒋介石大局既定,着手收买人心,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别人的推荐下,他派人找到华克之,劝说他放弃三大政策,归顺蒋介石政权。

华克之怎么可能放弃信仰,投入独夫刽子手的怀抱?

他毅然拒绝来人,并在一首诗中写道:“可绝六亲求民主,怎为五斗事暴君?坚持三民三政策,钟山雨花有知音。”[2] 表达自己坚持真理,不为权势所动的决心。华克之不愿为蒋反动政权效力,因此三入监狱,备受折磨。幸亏国民党内的几位朋友多方营救,甚至请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向蒋介石求情,这才得以脱困。

华克之是一个意志坚强、信念坚定的人,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更引起他的愤恨,出狱后,他继续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服膺三大政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崎岖的反蒋道路。

注释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2]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决心诛杀独夫民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动的统治,耳目遍布,华克之感到继续留在这里不仅无益于反蒋活动,而且还会连累一些关心帮助他的朋友,于是决定离开生活近十年的南京。

上海的租界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还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警察、法院和监狱。租界的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当局共同主持,实际上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鱼龙混杂,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 这些都为华克之从事秘密反蒋活动提供了便利。

上海作为中国和远东最大的城市,经济发达,信息灵通,便于联络同志,也为营救被捕人员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反蒋人士。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 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华克之在这里进行反蒋活动的“安全系数”。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非常适合从事秘密工作,因此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下,不仅许多反蒋爱国人士纷纷来到上海活动,中国共产党也将其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而华克之也选择了这里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的法政大学对面,有个叫新新南里的狭长里弄,地处人烟繁密的居民区。在1929年夏秋之交,这里232号的小楼上,搬进来一个器宇轩昂的青年男子,他就是华克之。

华克之给232号的小楼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危楼”,自称“危楼楼主”。听起来会以为这小楼是将倾的危险建筑,其实是暗指华克之和他的同志们,正置身险境而不顾,时刻准备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常住在危楼的,是几位与华克之年纪相仿的青年。最初是华克之的同乡好友陈惘子,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的同乡张玉华也放弃了南京金陵大学的文凭,来这里寻找革命出路;然后粗识文字的孙凤海也来了,他是江苏徐州人,淞沪抗战时在十九路军做过排长。

危楼的客人也不少。素有“暗杀大王”之称的上海安徽帮首领王亚樵,老同盟会员、南京钟英学校校长李怀诚,国民党南京政府官员任庵,南京花牌楼书店经理陈光国,南京法政大学教授葛天民等,都常常光顾这里。

这些人的身份地位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国民党左派,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不屈的反蒋斗士[1]。

朋友们聚在一起,关心时局,忧愤国事。谈起蒋介石对内排除异己,压制抗日民主力量,对外一味妥协、致使中华民族的危机加深加重等种种行为,无不咬牙切齿。谈到痛处,声泪俱下,有人甚至主张干脆杀死蒋介石。

每当这时,华克之倒显得格外冷静,总是劝大家不要性急,要切实计划,给蒋介石和他的政权以最大的打击。

国家的局势却朝着大家所最不愿看到的方向迅速发展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离东北,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淞沪抗战,却被国民政府 以一纸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葬送……

危楼里的朋友们越来越坐不住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个事,促成危楼志士从反蒋走向刺蒋。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与十九路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宣布与红军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消息传到危楼,大家异常振奋,感到这是联合各方力量,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绝好机会。受反蒋人士王亚樵和李怀诚之邀,华克之欣然前往福建。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对华克之一见如故,十分赏识他的才华。

华克之来福建前,已经通过关系,对福建政府的内外情况作了比较周密详细的调查。特别是了解到,蒋介石收买了十九路军的许多军官和将领,企图从十九路军的内部进行瓦解。仅仅一个十九路军,蒋介石并不太在意,他所顾虑的,是十九路军和红军的谈判,因此派专人潜入十九路军打探底细。 因此,华克之一见到李济深,便将上述情况一一告知,力主撤换离心人员,加强与红军的合作。

但是,李济深虽然有抗日反蒋热情,却没有军权;掌握实权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被亲蒋派包围,态度犹豫不决,以致贻误了战机;各省实力派除少数来电支持外,多数见形势不利,反而通电反对,甚至采取敌对行动;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奉行下层统战政策,对十九路军上层疑虑重重;蒋介石乘机调兵遣将,以优势兵力把福州三面围住。 在里应外合的攻势下,福建人民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便遭颠覆。

1934年2月,华克之扮作港商,绕道香港、厦门,返回上海,向危楼里的孙凤海、张维报告福建政府失败的经过。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使华克之和朋友们感到,蒋介石根基已经非常牢固,要消灭这个独夫民贼,只剩下唯一的办法:刺杀蒋介石!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得救不在于杀死某一个人,关键是消灭剥削制度,但是蒋介石就是国内最大的反动派,除掉这块革命的绊脚石,一切就顺利多了。

于是,一个刺杀蒋介石的决定在新新南里232号“危楼”里形成了。丹阳人贺少茹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来到南京,开始动手筹备。

注释

[1] 强剑衷:《华克之回忆南京晨光通讯社刺汪经过》,见《刺汪内幕》。

搏浪一击

能够到处打听消息,随时跟踪和掌握蒋介石的动向而不被人怀疑的,只有新闻记者。因此,几个人决定在南京成立一个通讯社,以此为基地,刺杀蒋介石。

成立通讯社,不仅需要一大笔开办费,还得有长期经费来源,以保证新闻的采访编发等各方面的开支。仅靠这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被迫流亡到香港,他们对蒋介石也恨之入骨,对这几个人的刺蒋行动应该会有兴趣,因此几个人商量准备请李陈帮忙,筹集经费。

当下作了分工,华克之负责筹款;张维、贺少茹、孙凤海负责搜索蒋介石的一切行踪;而刺杀蒋介石的任务,则由做过军人、枪法极准的孙凤海一力承担。

1934年11月初,在南京市陆家巷23号的后院里,一个名叫“南京晨光通讯社”的新闻社成立了。

在申报成立晨光社的表格中,华克之成了晨光社社长,化名胡云卿。张维化名张玉华,贺少茹化名贺坡光,而孙凤海只改了一个字,叫孙风鸣。

晨光的名字是孙凤海取的,他说:“晨光是希望之光,我们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刺蒋,而不是对现实悲观失望才去铤而走险的。”

晨光社成立后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精心策划了多次刺蒋行动,都因为蒋介石戒备森严无法接近。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时,他们钻尽门路,取得进入中央党部采访的“特别通行证”,准备伺机刺杀蒋介石。

按大会议程,9点20分左右,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步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

这是刺蒋的唯一机会,一旦摄影结束,委员们开始预备会议之后,就不可能再下手了。但是,等中委们都到齐了,蒋介石不知何故却没有出现,在第一排就座的只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

大约9点35分,摄影结束。委员们开始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时机稍纵即逝,容不得孙凤海再犹豫,他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击三枪: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射中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开枪还击,孙凤海胸、肺连中两弹倒地。

国民党中央党部突然响起的枪声,震惊了全国。这次事件,无论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刺杀的对象,还是刺杀的后果,都是一桩情节严重的政治暗杀巨案,全国上下十分关注。蒋、汪之间素有矛盾,蒋介石遂成为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试想,在戒备森严、军警林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除了蒋介石暗中指派的特务,谁有本事能畅通无阻?因此人们产生种种推测,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场抓住蒋介石又哭又闹,不依不饶;而桂系头子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事出突然,弄得蒋介石百口莫辩,非常被动。

无端受了一顿冤枉,蒋介石大发雷霆,找来戴笠严加训斥,令他限期破案,务必查出真相,以洗清自己。

行刺之前,孙风海早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他被击倒后,特务从他身上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一枚。另有一张新闻记者证,号数是63号,上书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1]。

华克之等人在这次行动之前作了周密的安排,除孙凤海之外,其他人都妥善隐蔽了。华克之本人也按计划于第二天乘夜车离宁赴沪,到香港筹集经费,安排孙凤海的亲属,接济隐蔽的战友。然而事情却坏在晨光社一位公勤人员谷子丰身上,他在北站不慎被捕后,将志士们的线索一一供出。缺口由此打开,孙凤海的妻子崔正瑶、晨光社的贺坡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来往的人一一被捕,乃至与晨光社无关的亲友故旧也被株连入狱无数。

孙风海的妻子崔正瑶在戴笠严刑拷问一无所获后被杀害了。

帮助华克之筹款的王亚樵被指为“主谋”也遭暗杀。

完全没有参与此事的共产党员陈惘子也在探望崔正瑶时被捕,敌人将他杀害后又将他的尸体投入镪水池中。

大量逮捕的人员中,只有贺坡光、张玉华等少数几名交法庭审理,大多数遭到非人的折磨与残酷杀害。

华克之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军统大特务沈醉奉戴笠之命,穷追不舍,务必将他捉拿归案,有几次险些抓住,又被他巧妙逃脱。沈醉不甘心之余,把华克之的名字列入专用本子里,贴上两张照片,照片下详细地记载了案情,准备随时缉拿[2]。

晨光社功败垂成,以及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给华克之带来了巨大的打 击。他强忍悲痛,冒险从香港潜回上海找律师为被捕战友辩护,商量营救办法。

此时的华克之,思想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朋友们及无辜者的鲜血,让华克之痛切地认识到,靠几个人的力量,对中国的坏分子搞暗杀活动,不仅对革命没有多大帮助,反而会招致反动派疯狂的报复。

1936年冬天,他在香港发表了揭露刺汪真相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宣称11月1日刺杀行动的目标是蒋介石,目的在于为中国革命搬掉阻路顽石,只可惜蒋介石没有出场,只得刺杀第二号卖国贼汪精卫。他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革命志士的罪行,大声疾呼:“与共生而待之,孰与伐之。”最后,他总结晨光社事件的惨痛教训,深刻提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中国最后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1]。

华克之把宣言用九龙总商会的信封挂号寄给蒋介石,“敬请蒋委员长亲启”,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将悬赏金额由五万大洋提高到十万大洋。然而华克之此时已经作出了他人生重大的抉择——投奔延安。

注释

[1] 彭革陈:《汪精卫被刺目击记》,见强剑衷等编《刺汪内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3月版。

[2] 沈醉:《追缉华克之》,见《刺汪内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3月版。

[1] 华克之1982年11月的回忆,见《刺汪内幕》。

投奔延安

1937年4月,全面抗战前夕,华克之得到了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帮助,作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使,来到了延安。

一进延安城,扑面而来是浓郁的抗日救国气息。满街的标语“拥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动员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一队队的青援会员、妇救会员、儿童团员在街上雄赳赳地走过;一批批的干部战士正整装出发去抗日前线。

华克之在延安受到了非常的礼遇,住的是单人房间,吃的是小灶。早上是稀饭馒头,中午晚上都是两菜一汤,上等白米饭。当时延安军民的伙食标准都很低,因此这种待遇,可以说已经很高了。

将李济深等的信函交给中共后,华克之请求中共派他到抗大或陕北公学去学习,他要像当时那些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献身抗战事业,献身革命。但是,出乎华克之意料,他这位来延安寻求出路的朝圣者,竟然受到了 如此的关照——他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1]!

这是一次令华克之终生难忘的会面。1937年5月4日下午3点半,一位同志把华克之带到一间瓦房内。在那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这位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伟人非常亲切、温和,让华克之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平缓了下来。

华克之向毛泽东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履历和晨光通讯社的经过。他说,蒋介石的通缉令遍布全国,戴笠动员各地的军统特务,在海内外缉拿他,希望中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为抗日救国工作,他将再行战斗,万死不辞。

华克之的情况,毛泽东略有了解,也看了华克之送上的《告全国同胞书》,他频频点头,显然对这位敢于刺杀蒋介石的孤胆英雄很有兴趣,对华克之的转变很欣赏,对华克之急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战事业的心情也很理解。 但是,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华克之,他不宜呆在中共控制的区域内,尤其是抗大和陕北大学。

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延安的很多,其中绝大多数都热情纯真,但也说不定会有国民党的特务混在里面,如果华克之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当局来文要求逮捕,送南京法办,共产党就被动了。交出华克之吧,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交吧,国民党可能以此为借口,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情就大了。

因此毛泽东请华克之仍然回华南,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身边工作,做延安与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他请华克之转告李济深等人,现在大敌当前,中共和华南与蒋介石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应先放下,双方都有责任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渡过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因为蒋介石不是完全投降日本的,他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把他杀了,国民党的亲日派会乘机抬头,反而对抗日不利。最后,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告诉华克之,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统一起来共同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说不定等华克之回到华南,全民族抗战就已经爆发。

在华克之的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华克之的这次谈话,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让他看到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刺蒋失 败后沉郁徘徊的心情豁然开朗,对个人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注释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

1939年4月的一天,一位戴着金边眼镜、中等身材、儒雅潇洒的男子来到这里,要求会见办事处处长廖承志

这个人,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潘汉年。几个月前,他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这次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的眼疾不久就在一家著名诊所的积极治疗下得到痊愈。病愈后,中央任命他为中社部副部长,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又指定他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掌握和领导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内的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在上海设有庞大的机构。日本侵占上海后,在这里设有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立了一个专门情报机构“岩井公馆”,汪伪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特工机关——极司菲尔路“76”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称为“孤岛”的英法租界里,英法美等各西方国家仍在继续利用其殖民机构从事搜集情报等特工活动。苏联和第三国际也同时在这里设有情报活动据点。

按照中社部的要求,潘汉年首先把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任务担负起来。 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从廖承志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各方面调了不少干部充实情报战线。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对华克之在上海从事秘密反蒋活动的经历知之甚详,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品行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

秋风送爽的一天,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无时不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盼 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

华克之一口应承,并且宣誓似地念出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中的一句话:

“烙铁烙在你的身上,打断了牙齿,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组织上的一个秘密。”

就这样,华克之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1939年华南情报局成立后成为该局的情报骨干。华克之这个名字不能用了,他化名为张建良。从这时起,他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一干十多年,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直到革命胜利。

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与华克之一起担任沪、港之间交通和联络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轻女子,她是香港大银行家的女儿,以董事长小姐的名义,穿梭于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堂而皇之地进行活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大富豪的女儿竟会是中共情报人员。董慧后来成为潘汉年的终身爱侣。

通过华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共港沪两地情报据点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打入周佛海公馆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张子羽(叔平),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华克之呼任庵为兄,连他的名字“克之”,也是这位兄长赠送的。华克之一生用过的名字多不胜数,然而只有这个名字终生使用。

晨光社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成了买卖旧书古玩的商人。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任庵对受到连累的事并不介意,反而安慰华克之不必内疚。两人在订交时曾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兄长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爱国的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一如既往的支持。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在任庵的帮助下,华克之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任庵也直接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

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

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公然落水,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为抗战效力的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占领区加紧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积极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根据地经济、政权建设,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以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怎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搜集到日蒋之间幕后活动的情报以适应中央的需要 呢?潘汉年想到了任庵。潘汉年知道,任庵过去与周佛海很有交情,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还派人四处找过他,颇有接纳之意。而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更是关系很深,由他出山,一定能够担此重任。通过华克之,潘汉年已经同任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任庵也获悉了潘汉年和华克之的共产党员身份。 但是,任庵对要求他与大汉奸周佛海接触之事颇感为难,他是洁身自好之人,一旦与汉奸沾上关系,自己也会为世人所共弃。华克之劝他,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事业,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名誉。潘汉年也保证,只要任庵肯出山,将来由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把事情全部解释清楚,恢复任庵的清白。

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为了抗日事业的需要,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落水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甚至决裂而颇感失落。任庵这位名士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当下摒绝宾客,与任庵剪烛夜话。两人寒暄之后叙乡谊,叙乡谊之后又回忆彼此在南京中央军校共事的生活,谈得十分投机。周佛海将任庵引为知己,向他大谈自己所谓“曲线救国”的苦心,甚至自己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与前主子蒋介石暗通款曲的事也毫不避讳。

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不久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他们不仅与周佛海亲厚,还得到周妻杨淑慧和妻弟杨惺华的信任。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都由华克之向党组织一一作了汇报[1]。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常驻在周公馆。太平洋战争后,周佛海成为日蒋幕后活动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2]。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个渠道。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 亲信大将、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这位司令长官将邀请他作江西之行。周佛海一听,正中下怀,马上拜托任庵向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意”。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邀请任庵,也有他的目的。司令长官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汪伪政府现任上海市长周佛海的保护和照料,因此在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向他建议,请他派一位名誉声望俱佳、又与周佛海有历史渊源的人驻在上海,作为长官的秘密代表与周佛海联系,并且大力推荐任庵,司令长官欣然接受。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通过任庵在周佛海和司令长官之间穿针引线进行沟通和联络,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渠道从此又多了一个。任庵成为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以某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直接打入了日伪蒋勾结内幕,周旋于江西、重庆与上海之间,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司令长官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益显重要,华克之和任庵的工作也越来越忙。蒋介石曾通过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绝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特别在抗战胜利前的十个月中,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沦陷区的财富,司令长官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动。

注释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2] 周之友:《周佛海浮沉录》,见《大汉奸传奇》,团结出版社1984年版。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背后

借助任庵的特殊地位,华克之还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抗战后期, 浙东的新四军三五支队遭到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三面勾结包围,形势危急。华克之利用任庵在周佛海身边的便利,巧妙离间伪军谢文达师与国民党军统高鹤飞之间的关系,使其反目为仇,从而一举粉碎了敌伪顽三方面联合围剿三五支队的阴谋,兵不血刃地解除了三五支队的巨大危机。

李白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和通讯战线上的卓越战士。许多人都知道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是李白,但是李白一生曾三次入狱的事却鲜为人知,李白第一次入狱,就是多亏了任庵和华克之的搭救。

李白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1931年他进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刻苦钻研,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无线电技术,成为中共早期优秀的无线电专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被派到上海,参与建立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秘密通讯。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决定、指示与文章及时抄送传达到上海地下党;又将上海及周围地区中共情报人员搜集到的日伪蒋方面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传到延安。

日军占领上海后,对电台的管理非常严格,凡电器器材,特别是通讯器材,一律登记封存。购置民用器件,也一律经过日本宪兵审查、批准。对于私设的电台,更是一经发现,立即取缔。

1942年8月,日本的电台侦测人员在上机侦听时突然发觉一个没有登记电台的电波,立即利用其先进的技术进行跟踪,终于测出电台的方位,在福厦里路一间小阁楼上将李白逮捕,押送到日本宪兵队。

作为秘密电台机要干部,李白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情报和众多同志的通讯联络,他的被捕,使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但李白不愧为历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尽管受到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身体迅速地拖垮,却始终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半年来,受中共地下组织委托,与李白在同一个系统工作的季建石与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为了营救李白,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却始终没有效果。 任庵是季建石的姨父,季建石不止一次想过求他帮忙。但是由于任庵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的政治面目,季建石并不了解任庵背地里的所作所为,因此一直不敢贸然行事。季建石清楚华克之与其姨父的深厚友谊,也知道华克之的秘密身份,于是去找华克之。华克之立即答应帮忙。

这件事只能靠任庵出面。但是以任庵的特殊身份,不可能直接或间接去营救一个共产党。因此必须先得到李白在狱中的口供资料,才能据此决定营救的办法。

幸好李白始终没有承认他有政治行为,一口咬定是某某商人托他收听国际广播,了解世界经济行情,彼此做点投机生意赚钱。

通过关系,得到了李白的口供,华克之放了心,他和任庵商量,请任庵以重庆方面的名义,向大汉奸周佛海设法,与日本人交涉要求释放李白。

于是,任庵找了个机会向周佛海提起,自己有部与重庆联络的电台,报务员在一次发报时被日本人发现抓走,请周佛海设法搭救,他还利用周佛海好拉关系的心理,告之李白也是湖南人,与周是同乡云云。

周佛海一听,觉得此事惠而不费,既可讨好重庆,又能示好于任庵,立即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同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熊谷和日本宪兵总部通话,要求照顾,还指定一名机要秘书同日方不断联络,直到报务员释放为止。

1943年6月,在日本宪兵队的人间地狱里被关押了十个月的李白同志出狱了。不久,李白和裘慧英转入华克之所属的系统工作。中断了一段时间的电波,又流畅地从李白的指尖下转送到延安。任庵作为那位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所接触到的一些机要情报,也都由中共地下组织交给李白发向延安[1]。

后来,李白知道了任庵和华克之出面营救的事,对二人心存感激,而李白憨厚朴实的性格、坚定的信念也赢得了任庵和华克之的好感和友谊。在秘密工作许可的范围内,他们不时来往,彼此相处融洽。李白夫妇生活上有困难,华克之、任庵也不时给予资助。

抗战胜利后,一些打入汪伪集团的同志奉命撤退到上海,李白在之前不久又被捕过一次,按原则他可以回解放区,但是上海的工作更需要他,组织上对他讲明这种情况,询问他的意愿,李白毫不犹豫地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留在上海坚持工作。1948年,敌人经过长期侦察,发现了李白的电波并抄录了电报,李白因此第三次入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批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下令将李白杀害。

华克之自全面内战爆发,随潘汉年转移到香港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白。解放后他才得知李白牺牲的消息,深感悲痛和惋惜。

注释

[1] 陆米强等:《李白烈士遗书》,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二辑,总第39辑。

新四军的特别军火库

抗战甫一结束,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在全国各地抢占战略要点,又四处接收大中城市。

但是,上海地处东南,距离重庆千里之遥,国民党想在短期内全面接收也不可能;而日本人龟缩在军营之中,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早失去了统治上海的资格。一段时间内,上海突然成为权力真空,失去了往常的秩序,陷入疯狂、迷乱之中。各种投机分子乘机大肆活动,上海滩真正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浑水好摸鱼!华克之想,新四军武器装备老化,弹药匮乏,正需要大量的补充。而日军在上海储备有许多军火,不如趁目前混乱的局面,在国民党尚未来到上海受降前,利用日本人惶恐无主,前途难卜的心理,为新四军搞到一批军火[1]。

这时潘汉年已经回到淮南根据地,由华南情报局总管内勤和机要的张唯一直接领导华克之。张唯一代号老太爷,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克农对他都很熟悉和信任。老太爷完全同意华克之的计划。

但是,向日本人搞军火需冒很大的风险,不能运用组织内部的关系,否则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华克之反复琢磨,想到了郑德升。郑祖籍宁波,却在上海土生土长;深谙上海世情,能说会道、聪明机变,是个玲珑剔透的人物。他在上海滩里做些投机生意,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此人没有上过大学,因能操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就对外自称自己是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如果真正碰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也不怕,谈起斯坦福大学的情况来,如数家珍,让对方以为真的遇见了校友,倍感亲切。其实这些情况都是他从美国杂志里了解到,拿来作招牌、唬洋鬼子的。华克之和郑德升交往多年,通过他给苏区运过盐,还营救、保释过几位被捕的同志,深知此人同情共产党,敢作敢为,有正义感,非常可靠。

华克之找到郑德升。没多久,郑德升就结识了一位名叫冈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此人既参加了静安寺路成都路口军火仓库的管理,又是另外一个军火仓库的唯一负责人。

当时,冈田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是标准的武士道分子,不愿面对战败的现实,更不愿屈从战俘的命运,此时的他,更希望有所作为,去唤醒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华克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让郑德升以同情日本的面目出现,两人果然交谈得十分投机。

郑德升告诉冈田,他反对蒋介石,但是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认为两者对中国都没有好处,因此自从日本宣布“停战”后,他就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前途。

言谈中,郑德升有意透露,他有一位中将朋友,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心腹,司令长官已经在豫西南划出20余县的地方,驻扎了心腹部队,并派这位中将到各地将接收到的日军较好的武器集中到那里,现在已经有许多日军中的有志之士带着武器前去投效。

郑德升的话让走投无路的冈田隐约见到一丝希望,于是他使劲地催问第五战区收容日军的用意。

郑德升这才告诉冈田,司令长官有意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另起炉灶,领导中国反共兴亚的事业,因此大量招兵买马。讲到这里,他有意打住了话头,冲冈田意味深长地一笑。

冈田果然上当,表示也想加入司令长官的事业中来,还一个劲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中日合作的真正曙光。于是郑德升暗示冈田手中保管的军火对他加入这个事业并且得到重用有莫大的关系,冈田马上答应认真考虑,但提出想见见郑德升的这位中将朋友。

为了避免冈田怀疑,华克之通过关系专门找到一辆特别牌照的小汽车和中将军服,与郑德升一起驱车登门造访了冈田。

冈田与华克之交谈的结果使他非常满意,觉得这位中将果然气度不凡,谈吐出众,能做大事。对这位中将身份更加深信无疑。

几天后,冈田交给郑德升一份军火库的清单,上列10万支步枪,数百万发子弹,这些足够装备新四军20多个师,对于装备奇缺的新四军战士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华克之非常激动,马上按着清单上的地址到静安寺成都路口军火库实地观察。果然看到一所很气派的西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广场,朝着静安寺路的门前,有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站岗,的确是一个军火仓库。

冈田很卖力气,但是在与静安寺军火库主任交涉时出了问题。那主任说, 上海不属于第五战区,按规定军火不应该交给他们。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除非符合下面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接收军火者,是由重庆国民政府指派的大员;第二,或者有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正式批准手令;第三,或者能由南京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派人证明从河南来的这位中将的身份。

华克之心想也只有这第三条,或许还能想点办法。他立即打电话找到任庵说明情况,请他想好说辞找周佛海帮忙。

这时南京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都已垮台,只有周佛海因为早与蒋介石暗中勾结,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保安副司令,依旧门庭若市。

任庵刚把事情向周佛海一说,还没提出请求,周便苦笑着摇摇头,表示他这个副总司令有名无实,一举一动受到军统的监视,任何事都要经过他们点头,才能决定。

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这件事不能让军统知道,否则只要与第五战区一联系,非露馅不可。

幸好冈田那边还好解释,说事关重大,要等中将回河南向长官请示后才能确定。冈田听了不但没生疑心,相反还积极地表示,还有一个满储TNT 的黄白色炸药仓库,由他独自管理,不受别人牵制。问中将是否有兴趣? TNT是当时威力最强的炸药,是制造军火不可缺少的原料。

华克之向老太爷作了汇报。很快就得到新四军方面的回答:军方十分需要TNT。根据地原料缺乏,兵工厂造的都是一些硝石、硫磺、木炭混合的黑火药,威力不大。如果能搞到大批TNT,可就帮了根据地兵工厂的大忙。

新四军军部还派来了联络员孙明,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邮递员。

由于新四军派不出车子渡江接运,孙明和华克之分头搜求,共筹集了五辆载重卡车,孙明还从根据地调来了五个司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到达上海,军统的人员虽然很多,但注意力暂时还没有放在军火上,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仍然是日军和伪军。

为防出现意外,华克之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一、由冈田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小分队押车,倘若日本军方有什么问题,由冈田出面交涉,至于那些长期患有“恐日症”的伪军、警,日军押车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二、所有运送炸药的车辆全部换了牌号以防将来追查,而且加足汽油,检修内部机件,免得路上出现意外。三、临时找来一位懂日语的同志充当翻译。此人名叫叶文津,同华南情报分局有工作关系,与郑德升还是旧交。

一切准备就绪。炸药库在路旁的一条不宽的巷子内,两边均是三四层高的楼房,一边是国民党空军临时办事处,一边是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到了装货那天,华克之仍然坐了特别牌照的小汽车,带着警卫,由郑德升陪同前往炸药库。五辆遮篷卡车紧随其后。

冈田已经等候在那里,十余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枪上刺刀,立在四周站岗。卡车一停稳,立即开始装货。在搬运时,军火库两旁楼房的窗口上国民党空军临时办事处和中央通讯社的人不时朝这边探望。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忍不住出声询问,被叶文津冒充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官员蒙混过去,这才避免了事情的暴露。除此之外,整个搬运过程非常顺利,五辆卡车共装了540板箱TNT 满载而去。

这一批炸药运出后,冈田认为后退有路,不仅可以避免成为战俘,而且还可能有新的出路,这使华克之想到,不如趁热打铁,继续在冈田身上下功夫。

冈田果然存有私货,在郑德升的游说下他索性将埋藏应变的武器全部贡献了出来,那是在日本天皇下令投降后私埋在客厅地下的194挺机枪,他表示愿意送给司令长官作为第二次献礼。这194挺机枪的威力可丝毫不比那十万多支步枪差!郑德升一听大喜,立即举杯向冈田致意,赞扬他有真正的武士道精神,两人振臂高呼:“中日平等合作万岁!”半夜时分,两辆卡车开到冈田家,在冈田的两名勤务的帮助下,郑德升和孙明悄悄将武器从地下取出,装上卡车,再清除挖出的垃圾,重新放好地毯,恢复客厅的原貌。天色已经大亮,两辆卡车离开了冈田家,在孙明的率领下,在街道上急驰,不久就驶出了上海市区,到达江边。在那里由地下党的交通线将机枪转运到新四军军部。

半个月后,老太爷转给华克之一封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新四军军部发来的。上面用毛笔郑重地写道:

华克之同志:

你运来的炸药,已经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两年三年。194挺机枪,全是新的。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

致以革命的敬礼! [1]

注释

[1] 刘人寿:《敌区斗争中党的情报工作》,见《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租用美国登陆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在上海积压了大量物资,急需运到北方解放区。 北方青岛和石岛两个海港,都为我军控制,本来可以为解放区进行物资交流服务。但是,美国装备的国民党海军不断在海上骚扰,港口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没有机会运出去,外面的东西也运不进来。尤其是盐,南方许多地方食盐奇缺,价格很高,而解放区的盐只能囤积在码头仓库,没有船敢运送。只有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才能在海面上畅通无阻。

针对这种情况,老太爷张唯一指示华克之,设法去搞一条美国船,将新四军积压在上海的物资运到青岛或石岛,再从青岛或石岛把盐运出来。

华克之接到任务后,立即想到一个能帮助他同美国人打交道的合适人选。 此人名叫曹霖生,毕业于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他在西点毕业生中算是前辈,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只比他高一期,而曾任中国战区副总司令的史迪威上将,与他是同期。哪知曹霖生学成回国后,发现国内军队派系森严,西点出身的人根本不受重视,加上他长期居住美国,熟悉了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因此处处碰壁,在军界无所作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曹霖生认识了张学良将军,代表张学良向美国财团借了一笔巨款,作为葫芦岛建港的资金,张学良赠他中将军衔,人们便习惯称他为曹将军。

张学良被软禁,曹霖生作为张派人物受到排挤,逃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华克之。华克之帮助他剖析世情,总结成败经验,对他不通国情、盲目乱撞,总是耐心劝说,竭力帮助。华克之成了他真正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曹霖生是自由主义者,华克之同他的交往只论世情,从来不涉及自己的工作。因此只是告诉曹霖生,想做一趟生意,看能不能想办法租到一只美国船。

同美国人打交道,曹霖生确实驾轻就熟,不几天他便打听到,美国为帮助国民党打内战,送了一批二三百吨至八千吨的登陆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 国民党当局因为海员不足,短期内无法接收。现在这批船仍由一名美国海军上尉负责保管。这是一个很好的门路,华克之吩咐曹霖生继续打听。

曹霖生正巧在四马路的美国总会门口碰上了一位西点军校的故人约翰。 约翰是曹霖生西点时同宿舍的好友,现在已经是位中将,也算美国军中的耆宿。华克之非常高兴,两人商量举办一次宴会,盛情款待老友约翰中将。

华克之亲自出面安排,将筵席摆在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六楼。 临时布置了一个很大的餐厅,当令的珍品齐备,中菜、西餐,分食、合食,客人可以自便。陪客中有曹将军的夫人及两个女儿,华克之的朋友、新新公司总经理肖家俊夫妇,刚从美国归来的肖氏的弟弟和弟媳,以及两位懂英语、熟悉西方礼仪的女士,等等。肖总经理还特地吩咐,当晚一律播放美国最流行的音乐,为客人助兴。

到了约定时间,约翰中将带着随员、卫士,在曹中将的陪同下,欣然赴约。

曾经做过“中将”的华克之,此刻成了曹中将的副官,正按照中将的吩咐,里里外外地张罗布置,招呼贵客。两位中将畅谈军校的生活、过去的情谊,倍感亲切。主人热情周到,客人兴致勃勃,一派融融气氛。

按照华克之的布置,曹霖生告诉约翰,国民党军队门户森严,非保定、日本士官或黄埔出身一概不用,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国内根本没有前途,连唯一一个西点毕业的税警团总团长王赓,因为是宋子文的亲信,蒋介石不放心,也借故撤去,换上自己的人。因此他早已灰心仕途,一心做生意。约翰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

华克之事前分析,约翰是中国战区副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手下,人所共知,蒋与史一向不和,约翰想必也不会对蒋介石有什么好感。因此让曹霖生放心地大发牢骚。果然得到约翰的应和,两人更加亲热。

曹霖生趁机向老友提出了帮忙租用登陆舰。事有凑巧,负责管理登陆舰的那位上尉正好是约翰中将的学生,他立即为曹霖生写了一张名片,让他交给上尉。大意是“某某同学,兹介绍曹将军为租船事来访,请予大力协助。 一切由我对你负责。至于手续,请按照商业公司办理,并予优惠。余由曹将军面陈”。[1]

因为有约翰的关系,上尉非常爽快,表示短期内出租一次问题不大,让曹将军过两三天来听具体的答复。

华克之立刻把这一情况向老太爷作了汇报,请他尽快将解放区派来负责 联络的同志介绍给自己,以便及时让曹霖生认识,办妥租船及运货事宜。

正在这时,潘汉年从东北返沪了。潘汉年自抗战胜利后,曾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央调到东北,参与领导东北局情报工作。返沪后,继续领导情报和统战工作。他告诉华克之,由于形势的需要,许多人都必须向香港撤退,让华克之去香港一趟,进行观察和布置。

出发前,华克之为曹霖生同解放区来人作了介绍。他私下要求曹霖生,在盈利的分配上,别同来人计较,有什么意见都等他回来再说。又同老太爷一起,向解放区来人详细介绍了曹霖生的为人和作风,祝他们合作成功。

不久,华克之就随潘汉年撤退到香港。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与上海所有的同志、亲戚和朋友都断绝了往来。解放后,他听说,曹霖生租到了一艘5000吨的登陆舰,在上海满载货物北去,又运了3800吨盐回来,圆满完成了任务。

注释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一次危险的慰问

1946年6月底的一天,潘汉年约华克之在上海四马路一家广东馆子见面。 这里常有许多商人来喝早茶并谈生意。

两人一边用餐,一边轻言细语地交谈。看上去好像两个商人在谈生意。

其实他们谈的是华南情报局奉命安慰刘善本家属的事情。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队第六中队上尉飞行员兼飞行参谋,因为厌恶内战向往革命,于6月26日利用由昆明飞往成都运军火的机会,在同机组人员配合下摆脱地面控制,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投奔了延安。中共中央对刘善本的义举非常赞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接见刘善本和机组人员。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怒,不仅逮捕了许多涉嫌人士,刘善本家属也被软禁在住宅里,日夜监视,行动不得自由。为了安慰刘善本,中共中央又专门去电指示华南情报局务必要找到其家属。

华南情报局领导感到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如果派人去,简直是自投罗网,如果不派人去,就无法答复中央,中央也无以安慰刘善本。完成这件任务,不仅要有超人的智慧和胆识,还要作好被捕牺牲的最坏打算,因此必须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潘汉年考虑了许久,最后决定派华克之去。潘汉年深知,华克之从事危险工作的经验丰富,而且对党忠心耿耿,即使被捕,也绝对不会泄露半点党的秘密。

华克之慨然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临别时,潘汉年深情地叮嘱他一切当心,并且约定下午4点钟在这里等他的消息。

华克之出了馆子,沿着四马路慢慢踱着,急于想出一套行动的方案。

这种时候,只有记者出入刘家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怀疑。正好华克之有位极要好的党外朋友名叫马良,是上海有名大报《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笔,该报由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一手创办。马良与孔祥熙的儿子是同窗好友,深得孔氏父子信任。不久前华克之用常庭坚的化名弄了一个《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的职位,正好扮成无冕之王,智闯虎穴。华克之考虑到,马良是社会名流,交游甚广,他的朋友中,并不乏著名的共产党员,事情即使败露也不会给马良造成太大的灾难,孔氏父子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怀疑马良是共产党的奸细。

华克之赶到报社,借出主笔专用的小汽车,到刘善本家所在的虹口狄思威路麦那里弄口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华克之交待司机老陶,如果一个半小时后他还没回来,就不用等了,直接把车开回马主笔家里。

华克之手持拍纸簿,前胸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俨然一副新闻记者的打扮走进麦那里。麦那里全是东洋式的房子,没有石库门和天井。刘善本的家就在弄口。正是午休时间,一缕阳光射到客厅里,在灰蒙蒙的光柱旁倚墙坐着一个半大的女孩子。客厅、楼梯和厨房都没有板隔,从前门望去一眼可见后门有几个便衣装束的大汉,或坐或立,正指手画脚聊天。

华克之脚不停步,毫不犹豫地跨入刘家大门,问那个女孩子谁是刘夫人。

“太太在那边。”那女孩子手指着楼梯口。华克之抬眼望去。一个面带忧色的少妇站在楼梯口,似乎有着身孕。

华克之抢上前去,对少妇说道:“刘太太,我是《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

没等刘善本夫人会过意来,华克之低声向刘夫人表明来意,他是中共中央派来看望刘太太的,刘善本在延安很好,中共中央和刘善本都非常挂念刘夫人的安危,让他设法营救。

刘善本夫人也很机警,立即低声告诉华克之,她家里全是特务,非常危险,让他快走。然后故意大声说道,她虽然是家属,但是刘善本有什么事从不告诉她,因此她没有什么事情可讲。

两人说话这工夫,后门口的几个特务全部拥了出来,将华克之围在当中。 为首的一个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询问华克之的身份和来意。

华克之掏出名片,满不在乎地递给为首的那个特务。那特务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印着《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常庭坚几个字,下面地址电话等列得清清楚楚。华克之接着说明,对刘善本驾机叛逃一事,外面传闻很多,因此他想来采访刘善本家属,听听家属的看法。特务知道《上海时事新报》与孔祥熙的关系,见华克之的架势,对他将信将疑,但也不敢轻易得罪,面色稍和。

这时华克之反客为主,反问几个特务与刘善本的关系,当听到对方答复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善本家属时,他立即取出拍纸簿和自来水笔,摆出一副急欲探知内幕的样子,问刘善本驾机起义的详细情况。他目中无人的派头,使几个特务更辨不清真伪。好半晌为首的那个家伙才勉强答复,他们只负责照顾刘善本家属,要知道真实情况,请到空军司令部去,实际是想把华克之带到空军司令部详加盘查。

华克之根本不理这一套,继续端足架子,表示不劳麻烦,他自己备有车子。说完懒洋洋地收起自来水笔和拍纸簿子,向刘夫人和几个特务打声招呼,转身走出弄口,径直往小汽车走去。为首那家伙对身边一个小特务使了一个眼色,小特务便跟着华克之出了门,尾随华克之穿过马路,其余几个特务也跟了出来,站在弄堂口。

看见华克之过来,司机老陶打开车门,华克之旁若无人地跨入车内坐下。 那个小特务也自动打开车门,在老陶旁边坐下,却不敢坐到后座华克之身边去。站在弄口的几位特务见华克之果然是乘着自备汽车来采访的,也害怕真得罪孔院长什么人,踌躇着不敢过来。

华克之见此情景,眉头一皱。用比较严厉的口吻告诉小特务,他自己认识司令部,不必送。他还要先回报馆,让小特务先下去,但是小特务一动不动。司机老陶火了,对小特务大声地吼叫起来,接着用力一推,小特务踉跄着跌下去了。老陶“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启动马达,扬长而去。

车子开到马良的住所,马良午睡方起。华克之约略说明了一下情况,又交待若有人问起,马良就承认今天的确派了人到刘善本家里采访。华克之还风趣地告诉马良,别忘记替他谢谢空军司令部的那些先生,让他们费心了。

当华克之重返四马路广东馆子时,潘汉年还没有到达。之后,华克之向潘汉年详细汇报了在刘家的所见所闻,潘汉年非常满意,由衷地赞扬了华克之不畏牺牲的精神和超群的智慧胆识。

巧取绝密军用地图

1946年6月27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向中原人民解放军所在地鄂东宣化店地区发起进攻,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了。

当时尚留在上海的中共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兵分三路: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坚持地下工作;一部分人转移到香港去从事情报、统战以及其他文化宣传工作;一部分人则撤退到延安和苏北根据地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

潘汉年被周恩来派往香港,继续主管香港、上海等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和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他到香港不久,就陆续将张唯一、华克之、董慧等人调到香港,重新组建了一个基本的情报班子,收集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情报。

这么多同志转移到香港,要吃、要住,有的还要找份职业作掩护,都少不了钱。潘汉年找到华克之,要他想办法弄些钱来,安顿香港的同志,同时照顾留在上海的同志。

了解华克之的人都知道他生财有道。一来他关系多、门路广,常得到亲友的资助;二来他会做生意,常在工作之余,注意金融和商业行情,搞点证券买卖,不但自己解决了生活问题,多年来还在香港和上海为组织共赚得经费42万元港币,折合黄金约4200余两[1]。但是华克之自己却没有任何私蓄,始终保持了他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无私品格。1955年因为潘汉年案被牵连抄家时,家里所有的钱还不到50元人民币,银行里更没有存一分钱。

接受任务后,华克之便通过一位叫杨建平的颇有经济实力的民主人士,跑到上海搞到了五万元港币。不到几天工夫,华克之就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交到潘汉年手中,动作如此迅速,潘汉年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后来,杨建平也加进潘汉年的系统,根据潘汉年授意,出面组织一个“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联络了一批香港工商实业界进步人士帮助解放区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949年初,华克之、杨建平建议,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由潘汉年挂名任董事长,杨建平任副董事长,华克之与董慧具体掌握资金和财务工作。这家公司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发展对解放区的贸易,同时为情报工作提 供有利的条件。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场逐渐由解放区转移到国统区,中共中央军事首脑机关迫切需要一批准确、精密的国统区的军用地图,以帮助指挥作战。然而这样的军事地图在解放区内根本找不到,中央得到消息说,日本人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曾经制作过一批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日本投降后将这批地图移交给了国民党当局。因此中央指示华南分局,要求他们设法搞到这样一批军事地图。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华南分局领导会议,建议把任务交给华克之,分局其他领导也一致认为华克之是最佳人选。

华克之果然有办法。没多久,他便通过一位对国民党军政界熟悉的朋友了解到,国民党当局也非常重视这批军事地图,日本投降的时候,蒋介石亲自下令让冈村宁次严密保管,后来移交给了国防部。

华克之有个连襟兄弟叫陈光彬,是国民党荣军教养院院长,领少将军衔。 又曾在中央军校任教,关系很多,这件事情找他帮忙最好。陈光彬的哥哥陈光国是国民党左派,与华克之非常要好,彼此政见相同,主张一致。就因为这层关系,刺汪案发生时,没有参与此事的陈光国也被戴笠逮捕并秘密杀害。 华克之对此一直心怀愧疚。陈光彬是恩怨分明的人,虽然伤感兄长之死,对华克之却毫无芥蒂,只对蒋介石滥杀无辜心存怨恨。华克之到上海找到他后,他仍然像当年那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学生,对华克之充满了依恋之情。两人回忆起大革命时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往事,又谈起现实的种种不如意,言语之间十分相投。这位世人眼中前途无量的年轻少将,眼见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各派将领之间仍然互相倾轧,不思进取,对时局日益心灰意冷。在华克之的劝说下,他答应帮共产党做点事情。

陈光彬调查到,这批军用地图测绘精确,国民党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因此国防部非常重视,专门在第二厅设了一个科来保管。谁要领取,不仅要办理许多手续,而且最后要经过第二厅的厅长郑介民亲笔批准。

但是,陈光彬也有意外的收获。国防部专门管地图的那个科长叫程志锐,竟然是他过去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华克之分析,凭陈光彬与程志锐的关系,跟程志锐要一两张地图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想要成批的拿出来,恐怕就办不到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愿将地图献出来。而要让程志锐瞒住郑介民私下将地图给陈光彬,必须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程志锐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一直渴望去战场建功立业;以求飞黄腾达。 但他被分到国防部当了个小小的科长,整天困在案牍之中,眼看许多不如自己的同学都升迁了,颇有几分怀才不遇的感觉。针对程志锐的这种心理,华克之给陈光彬精心设计了一套说辞。

陈光彬回到南京,第二天就打电话把程志锐请到自己家里。陈光彬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热情接待。师生相见,自然有一番亲热。话题逐渐转到时局上来,两人谈起几次大战役的惨败,都有些感慨。陈光彬认为,共产党军队能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重视游击战,将游击战辅之于运动战,变被动为主动。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程志锐深表赞同。

华克之接着告诉程志锐,他正准备与人合作,组织一支两三万人的游击部队,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帮助正规军作战,想创立一片新的天地,为党国赢得一个生存的空间。陈光彬察言观色,见程志锐露出羡慕的神色,便邀请他一起下去打游击,并说只要他愿意,等呈报委员长后,可以给他一个师长的名义。程志锐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出人头地,听了这话满心欢喜,忙点头答应。

陈光彬又说,程志锐手里的那些地图很有价值,与其搁在国防部里成废纸,不如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让程志锐取一些出来,平津以南的都要。 但是最好别让郑介民知道,免得节外生枝。程志锐正愁没有见面礼。取地图虽然担些风险,却是惠而不费,正好讨好老师。于是便立即答应下来。

几天后,陈光彬从南京回上海,兴冲冲地找到华克之,递上一大捆二万五千分之一中国军事地图。两人一同观看,这种地图很大,一面较小的墙壁挂一张就满了,无论城乡峰谷、山沟土丘、远近距离都绘得非常清楚。 的确是好地图。

地图是拿到了。但是,怎样将地图送到香港,其困难之大,并不亚于取得这些地图。潘汉年事先交待过,地图拿到后要先运回香港交给华南分局,再通过海上交通运到解放区去。当时国民党在前方战场屡吃败仗,对后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无论邮局、海关,对违禁物品的检查都十分仔细。如果没有特殊方法,就不可能把这些地图安全地送到香港。

华克之苦思运筹了多日,终于想出了一个稳妥的途径。

按国际法规定,各国驻外使馆的邮件,只要经过该国大使签字,东道国 的一切机构、个人均无权拆检。如果能够利用外国大使的外交免检邮袋,将地图送至香港,便可免去海关以及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检查。

他找到一位名叫季常的朋友,此人与某国驻华大使有很深的交情,父亲曾是驻欧洲几国的公使,妹妹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工作。作为一名西化极深的中国人,季常对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本已不满,加上父亲被军统特务诬指为汉奸遭杀害,更看清了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转而同情共产党。季常和华克之相交以来,华克之虽然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凭季常的阅历和眼光,也猜出了八九分,不过他仍然给华克之提供种种方便和掩护。这次也一样,华克之一提出请求,季常便答应了。

可是,大使凭什么借出这种有莫大干系的邮袋?

季常告诉华克之,大使是商务参赞出身,对国际贸易很有兴趣。华克之提出,既然如此,如果伪称与大使的国家合作做一桩很有利益的生意,再相机提出使用邮袋,以大使对季常的信任,应该不会拒绝。季常也很赞同,并且讲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龙井茶是大宗,在欧洲和北非等地都十分畅销。建议华克之扮成杭州龙井茶种植主,向大使提出合作在欧洲开辟茶场,种植龙井茶。这样大使一定愿意接见。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华克之并不懂龙井茶的种植。他立即找来一大堆资料,有中文、有外文,全是有关龙井茶种植与经营的专著和文章,开始闭门读书,在书桌上种植他的龙井茶。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悟性又好,短短几天之内,便将这些资料翻阅完毕,谈起茶经来,居然头头是道,俨然一个娴于经营的茶叶种植园主。季常出了许多题目考校他,不但没有把他难住,倒被他纠正了许多不准确的说法。

一切准备妥当,华克之便同季常一起拜会大使。华克之告诉大使,他因为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以及害怕共产党,所以决定将资金撤到国外并寻求合作。 言辞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在季常的竭力担保下,大使欣然同意合作。

开辟龙井茶园必须要完备的资料,但是国家禁止种植龙井茶的资料出境。 华克之趁机提起,他曾经带过一箱资料到欧洲,结果被海关扣留,这次必须另想办法。大使略一思索,便爽快答应将资料放在使馆邮袋里,先寄到香港,再转运出去。如果资料体积较大,一次装不完,还可以分批包装邮运。季常也表示,可以先寄到香港交给驻港领事馆负责人一等领事鲁君,他是季常的朋友。

地图一共分为五批寄送。每次均用蜡纸、纱布以及光滑的白布层层包裹,细针密缝。然后由季常在邮袋上用火漆加上季常的图章密封,并用英文写明:

“敬请驻香港领事馆领事先生转交张颂南先生亲收”

“上海季常谨托”

为防万一,季常又专程陪同华克之一起到香港,介绍他认识鲁领事,取到了第一批地图。以后又安全地将其余四批地图交给潘汉年,通过海上交通送到解放区交给党中央。这批军事地图以后在解放战场上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陈、季二位都没能等到新中国建立的那一天,季常不久在香港一家酒店的三楼上失足坠死;而陈光彬在香港病逝。

注释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中共中央与宋庆龄的信使

1948年初冬的一天,华克之化装成一位港商,拎着一只精致的小皮箱,登上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住进专供货主使用的客房里。这是一艘名字叫“生”的英国货轮,大约三千吨左右,它只载货物,不载旅客。从香港开往青岛,途中除在上海上下货物外,其他港口一律不停靠。

小海船在大海上航行了三天三夜到了上海,停泊在怡和码头,港商模样的华克之拎着小皮箱下了船。当时国民党军警特务盘查虽紧,但注意力集中在客轮上,对这种不载客的货轮从来不多加留意,只有海关人员查货及办理上下货报税手续。因此,当华克之下船时,一个身穿制服的海关人员看他一眼,见小皮箱并不沉重,也就放他过去了。

出租车在静安寺附近的百乐门饭店门口停下,华克之走进饭店,住进陈设豪华的房间里。在他的小皮箱里,有一盒英制的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看上去与任何新买的巧克力一模一样。但是只有华克之知道,那里面还装着一封信——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写给正在上海居住的孙夫人宋庆龄的信。

信中的内容大意是:奉毛泽东主席指示,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滞留上海,全党上下为之深感不安。兹派干员专程来上海,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然后北上……

华克之就是信中所说的专程来沪护送宋先生赴港的那位“干员”。

事关重大,潘汉年交待任务时,强调这次任务如何重要,中央如何重视,华南分局党委又是如何一致决定由华克之去承担这个任务。最后,潘汉年加重了语气说,这是关系到宋先生安危的大事,而宋先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 特殊地位以及对国家的重要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完成这项任务不仅是要对这位伟大的杰出的女性负责,而且也是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负责。千万不能出差错。

潘汉年的话让华克之悚然自慄,他表示感谢中央及领导对他的信任,他将倾全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如果因为他思考不周,布置疏漏,而导致宋先生发生意外,他将自杀以谢中央和宋先生!

现在中央给宋先生的信是安全到达上海了,按计划,接下来就要去见宋先生的秘书柳无垢,请她把这封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转交给宋庆龄先生。

第二天一早,华克之按潘汉年所给的地址来到辣斐德路,从辣斐坊往东,相隔几个门牌的一栋门外有一圈竹篱笆的旧洋房,这就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的家。柳无垢是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

华克之谨慎地往四周望望,没有尾巴,遂举步朝大门走去。应门的是位老年妇人,柳无垢不在家。华克之只得告诉老妇人他明晚再来。

第二天晚上,华克之再次来到柳家,和柳无垢接上头,华克之交出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写给宋先生的信,请柳无垢转交宋先生,并代他向宋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问候。华克之表示,他为能够护送宋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感到非常荣幸,请宋先生放心,他将全力保证宋先生的安全。

柳无垢听完后,感谢华克之冒险为宋先生送信,并表示她会将信亲自交到宋先生手里,请华克之五天之后再来,听取宋先生的答复。

从柳家出来,华克之看到不远处暗影里晃动着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他哪里把这些小角色放在眼里,径直往前走去。几个小特务紧紧跟随着穿过几条街道,华克之突然钻进弄堂,三拐两拐,干净利落地甩掉了特务。回到百乐门饭店后,他立即退掉房间,另外找了一个住处,全力谋划下一个更艰难的步骤:如何护送宋先生安全赴港。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大批民主党派人士拥护党的号召纷纷动身前往解放区去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际,宋先生的去留肯定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更会密切关注。特务对宋先生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如何让宋先生避开特务的耳目安全出门,如何选择稳妥的交通路线让宋先生安全到达香港,这一切都不能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经过紧张策划,华克之确定了一套缜密的行动方案,并最后选择了一家外国邮船作为交通工具。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出乎华克之的意料。五天之后他按约定时间到柳家和柳无垢见面,柳无垢郑重地拿出一封信交给他,告诉他这是宋先生给周恩来先生的回信。宋先生认为现在旅行不易,一动不如一静,她将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华克之恭恭敬敬地接过宋先生的信,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也不好再说什么。中央早有明确交待,宋先生是否北上,将由宋先生自己酌定。宋先生决定留在上海,自然有她的考虑。

华克之事先已经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可以对宋庆龄的回信也进行改装,并了解信的内容。根据华克之的回忆,宋庆龄这封英文信中就中共的邀请作了如下答复:“接到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安全的关爱,至为感谢。经长时间考虑,仍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好,热烈地在上海欢迎解放,和诸公在上海握手。据我的预料,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求勿念。”[1]

这次上海之行,华克之虽然没有实际担负起护送宋先生的重大任务,但总算把中央领导人对宋先生的深切关怀直接传达到了,也将宋先生的回信安全地带回了香港,也算是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

作者:[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尾声

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往来于港沪之间,利用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党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大量不为人所知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华克之仍然在隐蔽战线上继续工作。然而,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中,他的老上级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诬入狱,紧接着,一大批在隐蔽战线中与潘汉年共事的战友和部下相继牵连入狱,华克之也未能幸免。他被称为潘汉年的“二号黑干将”,罪名也是“反革命”,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11年。1979年,在廖承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得以平反。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郑重宣布,“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根据这个精神,公安部门对华克之的案子进行复查,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彻底平反,并重新作出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 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1]

面对这迟来的结论,华克之感慨万千,这时他已经80高龄,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不问世事,安享晚年的年纪,但是华克之却十分欣赏叶帅的一句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他拼命利用有限的时光,为党和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98年,这位96岁的老人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注释

[1] 韩厉观等:《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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