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共人物传 正文

王文明人物传,王文明生平事迹,王文明评价

扫码手机浏览

王文明

王文明是琼崖(海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琼崖地区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琼崖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他对海南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海南革命斗争史上一面光辉旗帜。

(一)

王文明,字钦甫,1892年出生于海南乐会县第四区益良乡 (现为琼海县阳江区益良村) 。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名贡生,长年在家乡当私塾教师。王文明5岁即随父亲到私塾读书。1906年,他考入了阳江小学。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升学,只好跟随兄长王文元经商。

1915年,王文明在兄长的帮助下,考进了设在琼山府城的琼崖中学,继续读书,立志走读书救国的道路。他珍惜时光,勤奋攻读,成绩优良,平日又能尊师重友,得到了老师同学的称赞,被同学们推选为学校学生会会长①。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海南后,立刻得到了海南广大爱国学生的热烈响应。5月中旬,海口和府城地区各校学生代表在琼崖中学聚会。会上,代表们一致决议成立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各县分别成立分会,以统一海南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王文明参加了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由于他品学兼优,在学生中享有声望,因而在各校学生代表会上,与杨善集等9人当选为十三属学联会的常务理事①,成为五四时期海南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王文明、杨善集等学生领袖的发动与带领下,海南各地、特别是府(城) 海 (口) 地区的爱国运动热烈开展起来。5月20日,在王文明、杨善集等主持下,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在琼崖中学操场举行了有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参加的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会后,学生们列队到府城、海口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严惩卖国贼”、“抵制日货”等口号。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促进了各阶层群众的觉醒。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在海南各地展开。各界代表共同成立了一个抵制日货会,王文明被选为抵制日货会的会长。抵制日货会设立了纠察队、宣传队、日货检查队等,积极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日本商人胜间田父子在海口开办的两间洋行,不顾爱国学生的劝告,拒绝将店内的日货进行登记,并勾结其他不法商人继续从事暗中贩售日货和走私等不法活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抵制日货会决定派出一批学生,与工人们配合,将他们的住宅包围起来,日夜轮流值班,限制他们的非法活动。一向趾高气扬的胜间田父子,在爱国群众的面前不得不低头认输。

王文明从琼崖中学毕业后,应聘到琼东县双庙(现属琼海县塔洋区)高小任校长。他在学校门前挂着一个写有“大启文明”四字的牌子,表明自己的办学宗旨。他向学生讲授文化知识,又同时宣传科学民主的道理。他的教学方法与过去旧的一套不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22年,罗汉①等到海南进行革命活动,与杨善集、王文明等取得了联系。在琼东开明县长王大鹏的支持下,他们在琼东筹办了一所专门招收工人、农民出身的青年学校,以培养人才。为了筹措办学经费,王文明曾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向那里的琼籍侨胞募捐,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赞助。

1923年初,学校筹备基本就绪,命名为加积农工职业学校,罗汉任校长,王文明任教务主任。李应春、苻节等人任教员。学校门口两旁分别写着“劳工神圣”、“男女平等”的大字,表明学校的宗旨。学校开学之初,学生人数不多,他们便以学校作为聚集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演唱进步歌曲、排演白话剧的文化活动场所。附近不少追求进步的青年渐渐地被吸引过来。

至当年秋季,学校正式开课。第一期共有学员50多人。开设工农两科。工科设木料加工、藤竹编织、刺绣染织等课程;农科则设瓜果种植、柑桔栽培等课程。此外还设有时事政治、体育等课程。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边干边学。在学习过程中,王文明等教师分别向学生讲授社会发展史、讲解时事政治,抨击时弊,宣传革命道理。晚上,他们与学生一道,开展富有进步意义的文娱活动。周围一带的群众也都赶来观看节目,从中受到了教育启发。

(二)

1924年,国共两党正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国内开展起来。海南不少青年在这种形势下,纷纷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同年,王文明与郭儒灏、许侠夫、陈垂斌、黄昌炜等进步青年离开了家乡,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学学习。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革命大学。王文明所在的社会学系,瞿秋白任系主任。社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

王文明通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革命理论的学习,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他与其他海南籍同学在中共党组织的指引下,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组织了琼崖青年社。郭儒灏回忆说: “1924年,我们遵照党的指示,组织了上海琼崖青年社,出版《琼崖青年》月刊,作为团结教育海南‘留学’ 沪宁学生的宣传工具”①。同年,王文明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广东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海南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徐成章周士第等一批人,在广州筹备成立“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以团结旅穗琼籍青年,开展活动,进行宣传教育,并组织他们日后返回海南工作。徐成章等写信给正在上海学习的王文明,请他返回广东,参加“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的筹备工作。王文明取得学校中共党组织的同意后,欣然离沪南下,返回广东。

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于1925年夏正式成立。王文明任大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大同盟团结旅穗琼崖青年开展各种活动,并积极参加广州地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当时,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正轰轰烈烈地进行。8月间,海南不法奸商周某与军阀邓本殷狼狈为奸,竟然从海口用船运载了一大批牲畜到香港,帮助香港当局摆脱困境。事情传到广州后,在王文明等主持下,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立即发出了声讨邓本殷一伙破坏省港大罢工的通电。9月间,由广东新学生社倡议,广州地区各青年团体,其中包括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在内,共同成立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9月26日,邓颖超代表新学生社主持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正式通过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的宗旨为“本国民革命之精神,联合青年肃清一切反革命派,以实现民族解放”①。会上,王文明当选为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具体分工负责政治部的工作。

在此期间,王文明还经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7月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 《工人之路》,发表了王文明撰写的题为《我们应认清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①的文章。文章指出: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除了武力侵略以外,还有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文章深刻分析说: “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往往只看到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略及经济侵略,而对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文化侵略,却往往忘却了。甚至有时只看到帝国主义者以枪炮扫射我们才算是侵略,而对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却往往忽略了。”文章还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时要“除去美国”的观点,着重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严重性,具体列举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海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活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

1925年10月初,李济深奉命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人罗汉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罗汉邀请王文明到军中做政治工作。王文明应邀赴任。不久,李济深率第四军一部参加东征,罗汉亦随军出发,四军军部仍留驻广州。王文明受罗汉委托,留在军部代为主持政治部工作②。

国民革命军出师东征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又下令派遣国民革命军出师南征盘据粤西和琼崖一带的邓本殷反动势力。11月下旬,李济深又奉命率领第四军一部参加南征。王文明调四军十二师任党代表兼主持政治部工作③,亦随军参加南征。南征部队士气旺盛,作战勇敢; 沿途又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因而节节胜利,进军神速。十二师在师长张发奎、党代表王文明等率领下,于11月间抵江门;12月上旬连克恩平、阳江等地; 中旬,部队又兼程出发高雷,参加南路作战。下旬,十二师进抵雷州。1926年1月中旬,十二师等部渡过琼州海峡,向海南岛进发。17日,十二师两个团在新杭港登陆,攻占铺前圩后,随即向府城发动进攻,于22日占领府城、海口。盘据海南地区的邓本殷反动势力乃告崩溃。

不久,王文明奉中共党组织之命,离开军队,从事琼崖地方工作。他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负责组织恢复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等工作。海口市工人早年曾成立过各种工会,开展过一系列活动,后在邓本殷镇压下,被迫停止了活动。国民革命军攻克琼崖后,在王文明等人的指导和支持下,海口各工会积极着手进行恢复工作。“工会的工作都是由王文明同志和全国总工会特派员曹俊升直接指导下进行的”①。1926年1月29日,海口总工会于海口市得胜沙崇本学校举行恢复大会时,王文明特派一名得力干部前往指导②。在王文明等的努力下,几个月内,海口市20多个工会相继恢复或成立起来。王文明与其他共产党人“经常召开各界群众会议或革命演讲会,时事报告会,进行反帝反封建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③。2月5日,海口市各群众团体代表二三千人于海口大同戏院联合举行琼崖公民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苛捐杂税、严惩贪官污吏、清查逆产等八项决议,最后“由王文明等相继演说而散”④。

王文明十分关注青年学生运动的开展及青年们的成长,大力支持、指导他们的活动。王文明、杨善集等“经常给青年学生做关于政治形势和革命理论、社会进化史的演讲,效果很好,给青年学生很大启发、教育与鼓舞”①。广东第六师范学校(前身为琼崖中学) 是王文明的母校。他时常抽空参加母校的一些活动。“每逢节日时,他们(指六师师生。——引者)请来王文明等发表演说,介绍大陆的学生运动与革命形势”②。

在此基础上,王文明等积极着手进行发展中共党员和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26年3月间,在王文明、罗汉等主持下,于海口市成立了中共琼崖特别支部。特别支部成立后,又在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中继续发展党员,并先后在府城、海口、文昌、琼东、乐会、澄迈、万宁等市县建立了党、团支部或者党团小组。在他们的主持或指导下,还在海口、府城和加积等地举办了一些党、团员训练班,对党团员进行关于党的知识和革命形势等方面的教育。

同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返回海南指导工作。当月,在杨善集、王文明等主持下,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海口市举行。大会根据海南当前形势,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一致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政治、军事工作等问题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琼崖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王文明当选为地委书记。

琼崖地委其他委员有罗汉(兼国民党工作部部长) 、许侠夫 (兼宣传部长) 、陈垂斌 (兼组织部部长) 、黄昌炜 (兼组织部副部长) 、罗文淹 (兼工人部部长) 、周逸 (兼农民部部长) 等。

琼崖地委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海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各县农民协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至1926年底,农民协会遍及全琼13个县市,农会会员共达10万人,农民自卫军1000多人。王文明返回自己的家乡乐会县第四区,带领农民“组织了乐四区第一个农会——门榜乡农会”①。农会成立后带领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护田等斗争。同年秋天,琼崖地委在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增设军事班,培训农运干部和农民自卫军骨干。学员们经过三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仍回原地工作。在琼崖地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各县妇女协会亦相继成立,妇女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在此期间,王文明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活动。1926年夏天,国民党广东省党务委员会聘请王文明等二人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指导员,组成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指导部,具体指导海南地区国民党党务工作的进行。6月间,王文明为此赴广州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有关会议,7月返回海南后,“遂与琼崖特别委员会各委员开会,决定指导党务计划”②。会后,王文明赴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具体“指导各县党部工作”③。针对海南各地国民党党部存在的组织不健全、不少组织为当地土豪劣绅、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等所把持,任意欺压群众,为非作歹等问题,王文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工作步骤分为三期进行: “第一期是指导各级开始切实整理党部,并定工作方法;第二期是指导负责同志实行所定工作计划,切实训练党员;第三期是发展党的组织,使本党实为群众化”①。在整理各县党部工作过程中,王文明特别强调要各县“党部行政机关与人民合作的联合战线政策,以谋除去党部行政与人民间之隔膜”;同时强调“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政策,促 (使)各县党部切实帮助组织各种人民团体,再加以农工商学大联合,以巩固后方基础”②。

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人部原由黎竟民负责。1926年8月,黎竟民调离海南,工人部特聘省党部指导员王文明负责该部工作。王文明着重抓住统一工人运动工作,以“图工人力量团结”,解决“工人力量分散”,各工会组织及工人之间不团结等现象,使“一齐统一于总工会之下”③。与此同时,王文明还抓了工人教育问题,“特设工人教育宣传委员会,担任工人教育事宜”,“并设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养成工运的中心人才”④。王文明主持出版了一份《琼崖工人》,作为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各工会组织和工人们交流工运经验,以及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意义的阵地。王文明还花了不少精力,对一些厂店存在的劳资之间的纠纷问题,进行调处,维护工人们的合理要求。

(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地区的反动派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4月22日,琼崖地区国民党三十三团在团长黄镇球及参谋长叶肇等率领下,倾巢出动,对海南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进行大肆搜捕和屠杀,使海南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海南“四二二”反革命政变前几个小时,王文明接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发出的关于撤离城市、应付事变的紧急指示。他及时通知一部分地委领导干部转移,撤入农村继续坚持斗争。王文明、陈垂斌等撤到海南东路乐会县第四区;许侠夫、罗文淹等撤到中路的文昌;冯平事前已到西路的临高地方工作。当时担任海口区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的冯白驹,革命立场坚定,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深为王文明所器重。王文明从海口撤退前,冒着危险,赶到琼山县云龙冯白驹家中,将当前形势及今后革命斗争任务告诉冯白驹,勉励他一定要战胜困难,坚持斗争。他对冯白驹说: “事变是革命斗争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奇怪。斗争是要继续下去的,革命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依靠人民群众,做好工作,领导群众斗争,我们就能够取得胜利”①。王文明还对琼山县委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指定冯白驹、陈秋辅、冯裕江三人组成新的县委,由冯白驹任县委书记。冯白驹没有辜负王文明的托付,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在琼山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王文明撤退到乐会第四区 (简称乐四区) 后,琼崖地委领导机关也设在那里,继续领导全岛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坚持革命斗争。4月下旬,乐会、万宁两县党组织接到琼崖地委的指示后,分别率领两县农训所的学员,相继开到乐会、万宁边界,待命行动。不久,原在海口高级农训所学习的乐会、万宁县学员及两县部分农民自卫军也先后转移到这里集中,总共有200余人。5月中旬,在王文明主持下,在乐四区军寮村将其中160余名武装人员进行统一编队,成立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王文明任命陈永芹为大队长。

不久,驻乐会、万宁县交界处的分界圩地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两排兵力向革命武装驻地袭击。王文明命令部队在军寮岭迎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次战斗坚定了部队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决心,使海南人民知道中共琼崖党组织仍在坚持着革命斗争。

6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再派杨善集回海南工作,以加强琼崖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杨善集以省委特派员身分,与王文明一起,于乐四区宝堆村召开了地委紧急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当前琼崖党的中心任务是: 迅速恢复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想方设法收集武器,武装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琼崖特别委员会(简称琼崖特委) ,由杨善集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杨善集兼任军委主席,王文明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会后,杨善集与陈垂斌等特委领导成员留在设在乐四区的特委机关,领导全面工作。王文明到定安县七区,领导乐会、万宁、定安等地区的工作。许侠夫、罗文淹等到琼山、文昌一带。冯平则到西路的澄迈、临高、儋县一带领导工作。经过一段努力,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等县相继成立县委,并成立了革命武装,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9月上旬,琼崖特委在乐四区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响应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举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号召。会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了两个月来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于9月间举行全琼范围的武装暴动。会上还制订了9月暴动的具体计划,以进攻海南东路重镇加积为重点,由杨善集、陈永芹统率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由王文明统率琼山、定安讨逆革命军协同作战,冯平则在西路统一组织指挥澄迈、临高、儋县三县的暴动,互相呼应。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会议决定充实军委机关,要求各县亦相应成立暴动委员会。杨善集、王文明等还制订了攻打加积镇的具体作战方案:首先清除加积外围的敌人据点,然后集中兵力攻打加积镇。

9月中旬,讨逆革命军司令部命令琼山讨逆革命军一个连,立即开往定安七区,与王文明率领的定安革命武装会合;乐会、万宁各一个连则开往特委机关驻地集中待命。总指挥部还采取了封锁道路、破坏交通阻止敌军行动等措施,以保证暴动的顺利实现。

9月23日,琼崖工农革命武装进攻加积外围椰子寨圩的战斗正式打响。王文明于战前按预定计划,带领琼山、定安讨逆革命军两个连,借夜幕掩护,从椰子寨对岸的丹村地方,冒雨分乘几艘木船渡过万泉河,向椰子寨靠近。杨善集等率领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两个连,从特委驻地出发,向椰子寨挺进。杨善集一路由于夜间冒雨走路,道路泥泞,行军速度受影响,未能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王文明在预定时间未见杨善集一路到来,当机立断,当即向椰子寨守敌发动进攻。敌军遭到突然袭击,匆忙应战,结果不支溃逃。革命武装歼灭了一部分敌人,胜利攻占了椰子寨。随后,杨善集、陈永芹率领部队亦赶到了椰子寨,与王文明会合。

翌日上午,王文明与杨善集等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由王文明带领原部队渡河返回丹村,以迷惑加积方面的敌军,待机行动;杨善集、陈永芹则带领部队留在椰子寨,宣传发动群众,另派出一部分队伍开往加积方向的加所坡地方警戒。当天上午,敌军疯狂向椰子寨反扑。杨善集、陈永芹指挥部队与敌人战斗,但因武器质量低劣,又缺乏子弹,难以抵挡敌军的猛烈炮火,只好撤离椰子寨。杨善集、陈永芹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此情况下,部队乃停止执行进攻加积的计划,撤回乐四区。不久,王文明率领部队也开往乐四区,主持特委工作,继续挑起领导全琼革命斗争的重任。9月23日王文明、杨善集等发动领导的椰子寨战斗,打响了海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后来被定为琼崖工农革命武装的诞生日。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制订了一个 《经营琼崖计划》,决定加强与扩大海南地区的武装暴动。计划“派军事人员将原有农军依军队编制训练;秘密调广州工人纠察队600名往琼崖;设法将子弹及制造炸弹原料机件运往琼崖”①。为此,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先后派遣广东省委常委杨殷、海南籍的军事干部徐成章、刘明夏等到琼崖,加强军事领导力量。11月上旬,在王文明主持下,琼崖特委在乐四区白水泉村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杨殷到会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和《新的军事计划》,决定在琼崖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军事方面,决定集中一部分工农革命武装,夺取东路的陵水、万宁、崖县;另集中一部分革命武装在西路夺取儋县、临高,然后两路兵马会师,“与全琼民众做一个热烈的暴动,去夺取全琼崖”①。为加强军事方面的领导,特委决定将琼崖讨逆革命军②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由冯平担任,党代表则由王文明担任。各地工农革命武装分设为东、西、中三路总指挥部。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还调整与补选了特委领导成员,由王文明、罗文淹、陈垂斌三人任特委常委,王文明任特委书记,冯平任军委主任。琼山县委书记冯白驹当选为特委候补委员。

在王文明的主持下,琼崖特委做出决定; 在特委机关所在地乐四区成立苏维埃政权。

1927年12月中旬,乐四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乐四区苏维埃政府。翌年1月,乐四区开展土改,从一般的暴动、烧地契、斗土豪,发展到分配土地。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制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既没收地主土地,又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贫雇农分到了土地,中农的利益受到了保护。1928年1月由王文明主持写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乐四区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 “一、土地权归农会,耕种权归农民;二、所有一切地主(土地) 及公田 (如祖尝田)除酌给其家属耕种外,余者收归农会; 三、当未切实调查户口、从新划分土地经界以前,所有自耕农原耕之田地,仍暂由耕者耕管,但须向农会领取耕田证;四、所有贫农未得田耕或耕而不够食者,可切实向农会报告发给;五、所有一切实业,如橡胶、槟榔等一律收归区农会,由区农会分配给各乡农会收管;六、所有债项一律不还,以后借赁由农会担保”①。这些规定虽有缺陷(如地权归农会而不归农民) ,但从总体来看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土地革命中的首创精神,也体现了王文明等的领导水平。

与此同时,在王文明领导下,还“进行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工作”②。这样,在海南地区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血腥屠杀的形势下,海南地区的革命斗争非但没有中止,反而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中,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四)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支配地位。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的广东省委,对海南地区的局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认为琼崖的工作虽有很大发展与进步,“但仍有很多缺陷,仍没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看不出真正(武装)暴动的情形”,仍是“旧式的军事投机办法”①。因此,1928年1月20日,广东省委指示琼崖特委说:“琼崖客观的环境既然有充分发展暴动的可能,所以特委应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在短期内完成全岛的暴动,肃清全岛的反动势力”; “务要马上竭全力去发动群众的暴动,完成全岛的革命。”广东省委在指示中还强调此项计划“应该至多在两个月内实现”②。

王文明等特委领导人接到广东省委的指示后,结合海南当前的斗争实际情况,认真地进行了分析讨论,认为琼崖“各地有特殊的情况”③,要在两个月内完成全岛的暴动是不可能做到的,“要切实讨论,然后才能决定”④。为了对海南革命事业负责,特委准备于2月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进行讨论。琼崖特委随即将上述意见向广东省委报告,并请求广东省委派人前来海南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指导一切”⑤;同时请求省委速派一批有经验的得力干部来加强海南的军事领导力量。

1928年2月18日至21日,琼崖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乐四区阳江圩召开。广东省委派省委委员李源、黄雍两人前来参加大会,进行“指导”。李源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到会代表们就暴动、政权、土地分配、职工和兵士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了决议。大会一方面认为“琼崖政治目前可说颇为险恶”,“我们军队方面,因子弹之缺乏……不能帮助民众作大规模的暴动,肃清反动势力,目下只得零碎的继续暴动”①。因此在斗争策略上,应该区别各地不同情况,组织必要的进攻或退却。但另一方面,在李源支配下,会议又批判“以前琼崖的暴动,过去都是取一种单纯军事行动,到最近虽有些改变,但仍系充满了军事投机和机会主义观点”②。会议还把必要的退却视作“含有失败主义的观念”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会作出了“改守为攻”、“夺取全琼崖政权” ④的错误决议。

在干部路线方面,大会也作出了“左”的决定,过分强调工农干部的领导作用,贬低一些久经考验、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的作用。大会改选了特委,由李源、黄雍(由省委派定) 、王文明(知识分子)、郭经绪(农民) 、王绰余(工人) 等5人为特委常委。李源任特委书记。但不久,李源奉命调回广东省委工作,离开了海南。王文明再次接任为特委书记。

这次党代表大会虽然在军事方面作出了脱离琼崖实际的错误决定。但在会后,由于王文明等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骨干的努力,坚持从海南实际出发进行工作,因此海南各路的军事斗争还是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必要的进攻或退却,避免盲动,因而使得当时琼崖地区的革命斗争,仍然稳步地继续向前发展。

4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改选了省委领导机构,王文明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为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几个月后,又补选为省委委员。

1928年3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遣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领所部及谭启秀独立团从大陆开抵海南,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扬言“决计于最短时间内,消灭琼崖红军,安定全省的政治局面”。海南军民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

琼崖特委根据当前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提出了东路红军就地机动作战,军民配合反击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中路红军负责策应东路红军,保卫乐四中心苏区的抗敌方针,并相应作出了部署。但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红军内部的王昭夷①、张梦安②等相继叛变投敌,而红军一些优秀军事领导人冯平、苻节等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牺牲,也就使得各路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失利,苏区范围日渐缩小,红军活动困难,形势极为不利。

6月5日,在王文明主持下,中共琼崖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乐四区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如何改善和加强反“围剿”斗争的领导,研究和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动员群众投入反“围剿”斗争等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最近总的工作大纲》,对反“围剿”斗争的组织、宣传和政权等问题,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为了更深入、广泛地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投入反“围剿”斗争中,琼崖特委决定要继续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必须尽量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成立苏维埃、各县区乡苏维埃,用以领导民众实施一切”。“一切民众运动及地方政治,都以苏维埃来领导”①。大会改选了特委,王文明继续担任特委书记。

琼崖党的三大召开后不到半个月,广东省委派了省委候补常委黄学增到海南主持工作。他在主观主义和“左”倾情绪支配下,对海南的革命局势没有作深入的客观的调查了解,便主观武断地认为“琼崖工作过去太坏”; “琼崖特委对琼崔工作之指导,不但是没有斗争经验,并且无斗争勇气”②。他指责琼崖特委没有执行广东省委关于“实现琼崖全岛暴动”、“夺取琼崖全岛”的指示,认为琼崖本来有机会可以夺取全琼的,但特委“竟将机会轻轻放过”。黄学增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及琼崖红军反“围剿”失利而处于困难的局面,不切实际地认为“我们绝对是有办法可以反攻,一直至于消灭敌人”,“马上即可消灭敌人,而至夺取全岛”。他还片面地认为琼崖特委在海南“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后及时把斗争中心转移到农村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特委在乐四区实在是盲目一样,不能指导全琼工作。”因此,他主张立即把特委机关搬到城市,以城市为党的工作中心,夺取海口市,“特委已决定在最近一个月内移去琼山”③,并派出人员前往布置搬迁工作。

黄学增还对琼崖党内存在着的一些不同意见,不恰当地夸大说成“党内显然分出两个派别,一个是‘文派’ ——王文明,一个是‘反(王)文(明)派’ ”,指责“特委太无能力而且权力平日太过集中(于王文明、罗文淹)”①。为此,黄学增到海南工作后不到几天,就立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宣布对特委进行改组,由黄学增自己担任特委书记。“我(黄学增)明白指出王文明与罗文淹两人须退出特委,以文明去当琼崖革委主席,文淹调去省委,另由省委分配他的工作”②。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文明离开了琼崖特委的领导岗位,去负责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

(五)

从1928年7月起,王文明主要负责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他以大局为重,对受排挤时被安排的这项工作毫无轻视怠情之意,而是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极力部署对乐会苏区发动进攻的紧张环境下,他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总结前一段在乐四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结合海南的实际,主持起草有关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苏维埃政府方面的文件、政策和制度等。

8月12日,在王文明主持下,全琼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乐四区高村举行。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有关问题, 宣布成立全琼苏维埃政府,一致选举王文明、梁秉枢、陈垂斌、陈骏业、罗文淹、苻明经等人为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一届委员,王文明担任第一任全琼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维埃政府下面,设置财经、文教、交通、合作、军事、青年等部,积极开展工作。

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王文明主持和领导下,颁布了临时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保护工商业条例以及税收条例等法规。保护工商业条例规定保护与鼓励商人到苏区贸易。税收条例则规定要废除苛捐杂税,按政策合理地收取一定税款。为解决琼崖红军的给养及各方面的需要,琼崖苏维埃政府规定: 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要设立经济委员会,负责苏区的税收,没收反动派、土豪劣绅财产,向殷富商人募捐或借贷,发动群众捐献等项工作。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改善苏区人民生活,团结苏区各阶层群众,支援红军战争需要,保卫苏区等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但由于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苏维埃政府工作计划的实现受到了很大限制。

王文明等政府工作领导人积极发动与领导人民群众,为配合红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卫苏区和保护人民而战斗。在与敌人作战过程中,琼苏政府向敌士兵宣传土地革命的内容与政策,号召“敌军内的贫苦兄弟们,掉转枪口,和苏区人民一道,为保卫工农兵政权而奋斗”。一些进犯苏区的敌军士兵,受到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感召,携带武器起义,投奔红军 。

11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沈光汉部1000余人,又向乐会、万宁苏区发动进攻。敌人对苏区人民实行残暴的烧杀政策,强迫移民,实行五户联保制度,断绝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在此情况下,红军的给养日益困难,活动范围不断缩小,处境日趋险恶。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却无视这种实际情况,仍然一再指示琼崖特委要继续执行关于“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错误方针,认为琼崖红军反“围剿”斗争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工运、兵运工作没有搞好,“对于农民运动则过于重视”①。广东省委指示琼崖特委“在南路应注意海口、北海二大城市工作的发展”,“将南路、琼崖二特委合并迁往海口,指挥琼崖全属及南路各县工作”②。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教条地贯彻广东省委上述指示,决定亲自率领特委机关迁往府 (城) 海 (口) ,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运和兵运方面,以海口为中心,指导全琼工作。王文明对黄学增这一做法持不同意见,但不为黄学增采纳。于是兵分两路,黄学增带领特委机关离开乐四区,迁往海口,王文明则与梁秉枢 (红军东路总指挥) 、罗文淹 (琼苏政府秘书长) 等率领红军100余人、琼苏政府直属机关、附属单位军械厂、印刷处、交通处、医院等共600余人,向母瑞山转移,开辟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母瑞山位于海南中部定安县境,方圆一百多里,是五指山脉向东延伸的一个分支,海拔约500米。母瑞山地势险要,四处悬崖峭壁,谷深流急,山高林密,生长着一片片原始森林,山道崎岖,难以行走。母瑞山周围有二三十个村庄,聚居着汉、苗等族同胞约共千人。他们勤劳纯朴,生活贫苦。一年前,王文明曾到母瑞山附近的第七区开展过工作,初步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联系。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母瑞山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此母瑞山回旋余地较大,是一个开辟为根据地的理想地区。

王文明率领部队进入母瑞山区后,首先与当年联系过的一些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取得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在群众支持下,他们披荆斩棘,搭盖了一批草寮,安营扎寨,居住下来。红军指战员们同时在进入母瑞山的各处道路要口处,设置各种防御工事,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国民党反动派获悉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后,立即调遣军队追踪而至。1929年1月,红军在王文明、梁秉枢指挥下,打退了敌军的一次进犯,打死敌军十多人,缴获了一些枪枝弹药。敌人遭此打击,以后不敢轻易进犯,于是在母瑞山外围村庄建筑碉堡、派出军队控制各路口,封锁交通,强迫群众离开家园,迁往别处,以断绝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母瑞山中。

由于敌军严密封锁母瑞山,严禁群众与山上红军联系,因此红军给养来源断绝,处境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王文明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克服困难,坚持斗争。有一次,王文明带领12名战士偷偷下山,绕过敌人碉堡到山外筹粮,当时只随身带了12个饭团,准备在路上充饥,中途临时加上一名向导,用饭时,王文明就将自己的一份饭团让给向导吃。战士们对王文明这种崇高行为十分感动。没米下锅了,他们就在山上摘取可吃的野果、野菜充饥。后来,王文明与战士们给他们经常食用的一种野菜起名为“革命菜”。王文明经常教育鼓励战士们说:“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什么困难都会得到解决”①。有一位干部从海外回海南参加革命工作,经交通员带路上了母瑞山。王文明接见他时,满怀革命信心地说: “我们上山并不等于革命失败,全国革命形势好,琼崖也会好的。我们要有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①。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困难,坚持革命斗争,王文明等领导人发动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生产自救。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山上缺乏劳动工具. 大家就把木头一端砍尖,用来点播山兰②。战士们还开垦了一些山地,种植木薯、番薯和瓜菜等。耕种水田时,几十人用双脚在水田中将泥土踩烂弄松,再播下谷种。稻子收割时,没有碾米工具,干部战士们有的用圆木滚压稻谷脱壳,有的用木头槌椿脱壳。就这样,经过大家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在母瑞山上先后办了三个农场,从而使粮食供应逐渐好转起来。

王文明十分重视对干部战士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教育干部战士们坚定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提高斗志。农忙时,开荒生产;农闲时,则进行学习与练兵,或者开展文娱活动。晚上大家三三两两,互相谈心,讲述革命故事,或自编自演革命歌曲和琼剧等。后来,王文明等还倡议成立一个红军剧团,使干部战士们的文化娱乐活动搞得更有声有色。

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是敌人无法彻底破坏的。母瑞山上红军经过不断努力,与山下群众的秘密联系又渐渐恢复了。特别是1929年四五月之后,蔡廷锴调离海南,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统治力量相对削弱了。王文明及时派遣干部到周围村庄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和宣传群众。5月间,母瑞山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大山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及时展开了土地革命。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分配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因而拥护和支援红军的热情进一步被激发起来,积极给红军送粮食、衣物及食盐。当初红军进入母瑞山时所带的印刷设备与军械维修设备等,在地方政权的帮助支持下,重新组装起来,相继恢复了生产。军民团结,革命力量日渐增强,革命形势日渐发展。海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母瑞山根据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王文明早年患过肺病,在长期艰苦的革命生活中得不到治疗和休养;特别是带领干部战士进入母瑞山后,日夜操劳,又饥寒交迫,缺医少药,身体更加虚弱,病情进一步发展。但王文明把个人的健康与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工作与斗争。他爱人邢惠学为他的病情感到难过。王文明却胸怀坦荡地劝慰她说:不用为我的身体担忧,当前我们更要信心百倍地与大家一道,同心合力,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别的领导人也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劝他注意休息,不要过分劳累。他一面感激同志们对自己的关怀,一面仍一刻不停地工作。大家都为他这种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高贵品德所感动。

在此期间,王文明等领导人乘蔡廷锴调离琼崖、岛内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时机,派遣干部战士下山,到附近各县联系散处各地继续坚持斗争的干部与红军人员,还派一些干部潜回原籍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海南岛内各地的革命力量又渐渐恢复与发展起来了。在此基础上,王文明等决定将母瑞山红军加以扩充,成立了一个独立团,命梁秉枢任团长,王文宇任副团长。散处万宁、乐会、陵水等县的红军与赤卫队的活动也日渐加强,就地开展游击斗争,袭击反动武装与土豪劣绅,与母瑞山的红军互相呼应。

由黄学增率领的琼崖特委迁到府 (城) 海 (口)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很难开展活动,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日夜搜捕革命人员,破坏中共党组织设立的秘密机关。1929年3月,设在海口的特委机关遭到破坏,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遭逮捕。黄学增、官天民(时任共青团琼崖特委书记) 等因去省委汇报工作而幸免遇难。特委在府 (城) 海 (口)方面的工作因此陷于停顿状态。

广东省委得悉上述消息后,决定由官天民担任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改任广东省委巡视员,命他们迅速返回海南,尽快恢复琼崖特委,领导全琼的革命斗争。

六七月间,黄学增、官天民相继返回海南。黄学增不是本地人,抵达海口后,找不到中共党的机关和人员,连栖身的地方也找不到。他只好借口患病住进海口一家美国人办的福音医院。但他入院的当天晚上,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不久英勇就义。官天民后来到医院找黄学增接头时,遇到了守候在那里的反动军警,当场被打死。这样,广东省委关于恢复琼崖特委的决定一时无法实现,海南地区因而陷于没有特委领导的局面,中共海南党组织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亦因此一时中断。

当时担任中共澄迈县委书记职务的冯白驹,知悉黄学增等领导人相继被捕遇害的消息后,立即向各县县委通报,同时亲自赶到母瑞山,向王文明报告。他向王文明建议立即召开各县联席会议,以便互相交换情况,研究今后的斗争方针与工作部署,并“产生新的特委来统一领导海南人民的革命斗争”①。

王文明接受了冯白驹的建议,9月问,由王文明主持在定安县境内的内洞山召开了琼崖党团和各县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革命局势,研究讨论了当前工作任务,一致认为应该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恢复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红军的武装斗争。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琼崖特委临时委员会,以领导全岛的革命斗争。特委临委会由王文明、冯白驹等9人组成。12月上旬,临时特委写给广东省委的报告说: “特委常委联会拟定王文明、冯继周 (即冯白驹) 、傅佑山三同志负责常委,以王文明同志为书记”,请“省委核准指定”①。由于王文明当时病情加重,难于坚持工作,乃委托冯白驹代为主持临时特委。

1930年1月17日,王文明病情骤然恶化,于母瑞山上逝世。当天,琼崖苏维埃政府为王文明的不幸逝世,发表《告群众书》说: 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的逝世,“使琼崔革命运动前途损失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个凶耗传来,琼崖数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实在感到无限的悲痛! ” 《告群众书》介绍了王文明为琼崖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光辉历史,指出: “他这样英勇奋斗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刻的印在琼崖群众的脑筋里,成为琼崖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最爱护的领袖。” 《告群众书》号召琼崖人民“一致起来,继续他的未竟之志,打起万二分的精神,扑灭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夺取琼崖,完成工农革命。这才是我们哀悼王文明主席的严重意义!”

2月15日,王文明的故乡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亦为王文明的逝世发表了题为《追悼王文明同志告民众书》,号召人民“不要悲观消极,而要加紧团结起来,在王文明同志所创造的苏维埃旗帜下,继续他的热烈精神奋斗,消灭一切敌人,实现工农革命。这才慰得王文明同志在天之灵,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

①肖焕辉: 《海南人民早期的革命斗争》,载《广东党史资料》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版。

①王业隆: 《六师的学生运动》,载《琼岛星火》 第9辑。另一说为王文明当选为学联会会长(琼海县文化馆: 《王文明传略》 ,载《琼岛星火》第4辑)。

①罗汉在大革命失败后变为托派。

①郭儒灏: 《五四运动前后的海南青年运动》,载《琼岛星火》第4辑。

①《工人之路》 第96、97号,1925年9月28、29日。

①载《工人之路》第27号,1925年7月21日。

②1925年10月14日 《广州民国日报》。

③马白山: 《春雷震荡海南岛》,载《琼岛怒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①王炳桂: 《海口早期的工人运动》,载《琼岛星火》第2辑。

②1926年2月6日 《广州民国日报》。

③黄定美: 《海口早期革命运动点滴》,载《琼岛星火》第9辑。

④1926年2月19日 《广州民国日报》 。

①李黎明: 《琼崖革命斗争的回忆》,载《广东党史资料》第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王业隆:《六师的学生运动》,载《琼岛星火》第10辑。

①中共琼海县委党史办公室: 《乐四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载《琼岛星火》第17辑。

②③王文明等: 《中国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指导部报告》 ,1926年11月。

①②王文明等: 《中国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指导部报告》 ,1926年11月。

③④王文明: 《工人部总报告》,1927年1月1日,载《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0、11期合刊。

①冯白驹: 《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载《广东党史资料》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转引自 《南方局给中央的信》,1927年10月24日。

①《中共琼崖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7年12月27日。

②海南1927年“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后,六七月间,琼崖特委将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讨逆革命军,由冯平任总司令,陈永芹任副总司令,杨善集任党代表。

①《琼崖特委一月份总报告》,1928年1月25日。

②《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②《中共广东省委致琼崖特委信》,1928年1月20日。

③④⑤《中共琼崖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2月3日。

①③《中共琼崖特委关于第二次党代会情形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2月26日。

②④李源就琼崖党“二大”情况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2月25日。

①王昭夷,原系海南陵水黎族首领人物,初时投靠琼崖红军,任陵水农军总指挥;后为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收买,于1928年3月叛变,袭击我红军。

②张梦安,原为一名土匪,后接受红军领导,改编为十一路军,张任指挥员,并曾任红军反攻陵城总指挥,1928年5月投敌。

①《中共琼崖特委最近总的工作大纲》,1928年6月。

②黄学增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16日。

③以上均引自黄学增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10日,琼山县城府城靠近海口。

①②黄学增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16日。

①广东省委常委《广东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11月16日—24日。

②广东省委给琼崖特委信,1928年11月29日。

①转引自《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转引自李汉: 《艰难的历程》,载《琼岛星火》第14辑。

②山兰是海南地区一种稻谷名称。

①冯白驹: 《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载《广东党史资料》第5辑。

①《琼崖特委报告》 (第一号),1927年12月9日。

更多信息:

本文由谋略学网整理发布,转载请保留本文链接。

//www.mouluexue.com/zhonggong/2020065270.html

大家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