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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绮云人物传,宋绮云生平事迹,宋绮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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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宋绮云,原名元培,字复真,一九○四年生于江苏邳县果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宋家祖祖辈辈给当地豪绅杲氏当长工,终年劳累仍不得温饱。勤劳善良的父母及兄长盼望改变贫境,把希望寄托在小绮云身上,一家人含辛茹苦,积攒一点点钱,供他上学读书。

一九一七年宋绮云就读于离家十多里的土山峄阳小学,因家贫无力缴纳膳费,只得隔几天回家拿些粗粮饼、山芋、咸菜等,带到学校食用。因为贫穷,经常受到富家子弟的耻笑凌辱。他沉默寡言,奋发苦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业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①。

一九二○年,宋绮云高小毕业后,步行三百余里,考进清江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时江淮地区为军阀马玉仁所盘踞,人民生灵涂炭,加上水灾连年,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六师校长徐慕杜,思想守旧,治校专横,学生在其威严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称他为“小皇帝”。一次周会上,他又借训话之机,吹捧马玉仁的所谓“德政”。宋绮云非常愤慨,毅然登上讲台,列举军阀罪恶,据理驳斥了他的谬论,受到了全校同学的赞扬。一个星期六的晚间,宋绮云又约集同学数人,在清江西关普应寺古庙中集会,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一九二一年暑假期间,宋绮云和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进步学生郭子化、丁毅忱、李觉民、吴钟英等,在郭子化家中聚会,研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绮云说: “当前我们的国家,内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则列强觊觎,肆意欺凌。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若不急起推翻军阀,与民更始,举国团结,外御其侮,则前途不堪设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舍此别无他途。”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六师全校师生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宋绮云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了极大的悲恸,并对临时执政、封建军阀段祺瑞误国殃民行为作了义正词严的指责。

一九二五年六月,宋绮云于六师毕业,返回邳县,任县立土山高小国文、历史教员。在课堂上,他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在课余,他经常组织学生阅读报纸,讨论时事,给学生教唱和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介绍秋瑾等辛亥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教他们朗诵爱国诗词。

一九二六年初冬,宋绮云接郭子化自武汉来信,得悉北伐军已于十月上旬胜利攻克武汉。这一喜讯使他深受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奔赴武汉,经郭子化引荐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一九二七年三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回师武汉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七月,武汉政府叛变后,他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八月三日部队到达九江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指示一批党员返回原籍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宋绮云和石玉如、张风石等被组织派遣到南京,与南京地下党员康靖人、郭清洁、曹冷泉等秘密成立了南京党的临时组织——清凉山小组。后,党中央派孙津川来南京整顿党的组织,在浦口南面芦苇滩里,召开了中共南京市委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孙津川、宋日昌、宋绮云、康靖人、姚佐唐、曹冷泉、傅凯、贺瑞林等二十余人。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在当时形势下的工作,并提出了“不遗余力地打入敌人内部,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行动方针。宋绮云由组织安排在南京市伪警察局任警察大队长,以便掌握敌情,掩护斗争。一九二八年春,南京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决定逮捕宋日昌的密令恰好落到宋绮云之手。他连夜赶到宋日昌的秘密住所通知转移,使敌人逮捕计划落空。组织鉴于宋绮云也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于是调他离开南京到邳县工作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宋绮云回到邳县后,参加以李超时为首的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李超时调东海县后,由他主持特支工作。同年秋,建立中共邳县县委,宋绮云担任县委书记。他通过关系打入伪邳县警备大队,任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长。在这期间,他同大队副徐怀云、第一中队长宋学珍及姜景义等同志,组成四人军事小组,以极大的精力做团结士兵的工作,并在警备大队中发展了四十多名共产党员。他还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深入各区,了解民情,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全县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当时邳县各中、小学校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县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是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县党部也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控制,革命力量迅速增强①。一九二八年十月,宋绮云与他的战友,邳县县委委员、妇女会长徐林侠结婚。

邳县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震惊。一九二九年一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监察委员段木桢到邳县坐镇,指挥镇压革命力量。段指使徐州“剿总”刘峙驻扎运河的梁华胜团,星夜行动,拂晓包围了县城,逮捕了教育局总务主任李培南、县立中学校长佟虚吾、教导主任张继超、训育主任李广深、土山小学教师许又新、许运涵姊妹等六人。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宋绮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步行一百五十余里,赶到铜山县,在贺村佟虚吾家中商讨营救办法,后又赶到东海县,向中心县委书记李超时汇报。不久,宋绮云带着党的指示,返回邳县。

宋绮云回到邳县后,首先在土山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部署斗争策略,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转移。这时,敌人反共活动异常猖獗,七月底,邳县党组织又遭第二次大破坏,县委委员徐林侠、县教育局局长戴蔚侠等十一人被捕。宋绮云外出活动归来,刚进入县境,即被敌人发觉,武装军警跟踪而至。他昼伏夜出,机智地应付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为了保存力量,宋绮云接到上级关于“所有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要离开家乡”的指示,召集尚留在县境内的党员李觉民、宋学珍等会面,布置安排了转移工作。

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

一九二九年秋,宋绮云在敌人严密搜捕下,离开家乡潜赴北平,等待组织重新分配工作。在此期间,他一面向《大公报》投稿借以维持生计,一面到北大文学系听课,并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一九二九年冬,经党组织批准,投往河南南阳杨虎城部队。一九三○年初,经郭乐三、陈子坚等引荐,担任了 《宛南日报》总编辑。一九三○年十一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冯系军阀宋哲元、刘郁芬由陕西败退山西,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率师返陕,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绮云亦随军前往西安,主编《西安日报》。蒋介石对杨虎城早存戒心,他为控制大西北,派兵进驻陕西华阴、华县一带,在潼关设立行营,任命亲信顾祝同为行营主任。顾祝同为制造反革命舆论,在西安办了《西北文化日报》。一九三一年夏,由于安徽、江西、湖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顾部被调离陕西前往“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北文化日报》为杨虎城接收,改为第十七路军的机关报①,任命陈子坚为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由于陈子坚是十七路军办公厅主任,社长仅是挂名,报社的一切工作均由宋绮云负责。从此,宋绮云就以《西北文化日报》为舆论阵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直到一九三七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他才被逼离开《西北文化日报》社。

顾祝同在《西北文化日报》社安插了不少特务和亲信。该报被十七路军接管以后,这些人采用辞职、怠工、造谣等卑劣手段,企图把它搞垮。面对这种情况,宋绮云除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参加报社工作外,还吸收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进来,乘机把反动分子清除出报社。从此,《西北文化日报》逐步以崭新的版面和进步的内容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张报纸每日出版对开两张,发行五六千份,畅销全国各省,并远销到南洋等地。另外,报社还办有《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地下新闻》等刊物。《边闻通讯》于一九三三年创刊,在银川、兰州、天水、西宁等地都聘有特约通讯记者,并派旅行记者经常到西北各地采访,每日发稿一份,供全国各大报采用。《西北画报》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刊载西北各地文物古迹照片,深受各阶层人士欢迎。不少历史学家、古文物收藏家纷纷提供珍贵文物资料,对宣传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起了很大作用①。

“西安事变”以前,陕西虽然在杨虎城的控制下,但它与其它国民党统治区一样,反动势力仍极猖獗。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宋绮云利用 《西北文化日报》这个阵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经常采用或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揭露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反映红军的胜利,把党的声音传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一九三二年夏初,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三年元旦全国各大报纸在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控制下,在其“新年献词”中都大肆吹嘘南京政府的所谓“胜利”,唯独《西北文化日报》发表宋绮云亲自署名的元旦社论: 《危机严重之新年》。这篇社论剖析了蒋介石连年内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特别指出了由于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致使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他尖锐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 “其将何以克服未来之危运?! ”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西北文化日报》的《边闻通讯》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为“围剿”我陕北主力红军,专程赶来西安视察军事部署。那一天,西安各大报纸都按反动当局的规定,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标题报道了“中央社”的消息;而《西北文化日报》却按宋绮云的指示把它安排在第二条位置上,并将蒋字去掉了草头,标题成了 《将委员长飞抵西安》 。当天的《西北文化日报》很快销售一空,人们争相传阅。一时,“蒋委员长丢掉脑袋”,成为全城争相传说的笑料①。为此,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立即召见宋绮云,对其大加训斥。宋绮云沉着应付,以校对马虎难免出错为由,予以搪塞。由于省府害怕承担责任,也就未敢大肆声张与追究。

日寇入侵华北以后,蒋介石借口“攘外必先安内”,向日本帝国主义妥胁投降,先后秘密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阴谋,激起人民抗日情绪,宋绮云连夜带领进步工人翻印“何梅协定”原文,并提笔撰写了编者按语,邮寄散发给西北各地学校及各界知名人士,促进了西北地区对国民党妥协卖国罪行的揭露和声讨,使反动派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何应钦之流气急败坏,限令陕西特务机关定期破案,但他们既想抓到揭发他们卖国丑闻的革命者,又不敢大声嚷嚷。

宋绮云就是这样,以笔作刀枪,以报纸作阵地,在古城西安,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投降政策和欺骗人民的伎俩,进行着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他撰写的《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八周年》、《今年国庆所感》、《何处是中国的出路》、《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彻底肃清汉奸、拿办法西斯蒂》 、《九·一八五周年》 、《敬悼鲁迅先生》、《募捐援绥运动》 、《纪念总理与解救国难》、《危机严重之新年》等文章,对提高群众觉悟,激发西北地区革命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文化日报》在宋绮云的领导下,以更加鲜明的旗帜,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回报社后精神无比振奋,连夜赶印出两期号外和传单。十二日上午九时蒋介石被抓回西安后,西安军民就及时了解了张、杨兵谏的经过和实质,以及八项政治主张的内容。十三日,《西北文文化日报》又发表了 《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全面论述了“西安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社论指出:“自上月暴日驱使匪伪汉奸侵入绥远以来,举国愤慨,万众齐起,前方将士,既浴血而战,后方民众,更毁家而纾难,如此阵线,实为救亡图存的唯一办法。”“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发为义举,举行兵谏,号召全陕全国同胞迅起响应。”这一天,《西北文化日报》还发表了宋绮云署名的《呼声》诗一首:

千万重的压迫,

千万重的毒怨!

民情沸腾了,

民情喷涌了。

火山上谁能施着压力!

四万万同胞,

兴起! 兴起!

我们去饮敌人的血!

四万万同胞,

兴起! 兴起!

我们去食敌人的肉!

只要我们铁似的意志,

山可倒,海可倾!

时候到了,

渡过这血潮,

那即是倭奴授首的时候了

十三日以后,《西北文化日报》又根据事变需要,连续发表社论和专文,有《双十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双十二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一片民众解放声》、《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 、《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从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到自力抗战》等等。他在《剿共之停止、抗日联军之成立》为题的社论中说: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天下也! 谁领导我们抗日,收复失地,我们就拥护谁。”明确提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造成日寇入侵、国困民穷的根源,只有联合抗日才是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的唯一途径①。

当时在南京的反动文人罗家伦之流,配合亲日派的所谓“讨逆”,炮制告张、杨的传单,用飞机在西安大量散发,公然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辩护,对张、杨二将军的义举进行恶毒攻击。《西北文化日报》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专门发表了《汉奸理论之贫乏》的社论,指出: “罗家伦之流所以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过是为了将来日本军阀来了还可以做个名流学者、幕僚政客……,其利害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结合在一起而已,罗家伦自以为代表民意,丑颜抛向光亮洁明之西北天空,谁不知道他是早已被人强奸过了的!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等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西安,向张、杨及其将领宣传党的“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使他们接受了我党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和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本人进行了责以大义的谈判和坚决的斗争,迫使蒋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西安有一部分军民认为放蒋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宋绮云根据周恩来关于只要我们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只要我们抗日救国的方针不动摇,我们就不怕蒋介石翻脸的指示精神,及时发表了《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等社论,反复论述依靠团结、依靠群众、依靠斗争、依靠武装逼蒋抗日的方针,明确指出: “目前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在于继续发动斗争、开展斗争、坚持斗争! 而斗争之力量在于民众,民众为一切力量之源泉,民众为一切力量之动力。……唯有武装,更能增加民众斗争的力量,更能增加抗日斗争的力量。”这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舞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宋绮云领导的《西北文化日报》,不仅是战斗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一个秘密据点。他先后安排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在报社工作,如邵幼和、丁毅忱、周西林、曹绶祉、曹冷泉、陈翰伯、边西巩、张从仁、张熙嘏、刘渺森等。这些有较高革命觉悟和斗争精神的同志,以宋绮云为核心,组成了 《西北文化日报》的基本队伍,战斗在革命的新闻战线上。

《西北文化日报》利用一切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中去,能在报纸上公开登的文章就公开登出去,不便刊登的文章就秘密印成传单或小册子广为散发,有时还直接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口头宣传。报社除经常编印《地下新闻》外,还先后秘密印发了瞿秋白著的《中国政府向何处去?》、云峰著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宋绮云撰写的《辩证唯物论》、《辩证法初解》等书籍,这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北文化日报》经常遭到敌人的捣乱破坏。报社不少同志遭受逮捕监禁,严刑拷打。特务机关的新闻机构常借新闻检查名义,不让发表一些带有革命词句的文章。宋绮云领导大家作了巧妙而坚决的斗争,或者用“开天窗”来抗议,或用锤子将字迹敲打模糊,使有心的读者从模糊的字迹中仍可看出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敌人气急败坏,使出了特务的看家本领,偷偷纵火焚烧报社。宋绮云亲自带领编辑人员和工人抢救、整理,保证了报社业务照常进行,使报纸发行一天也没有停止。

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宋绮云在西安的战斗岁月中,除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外,还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从多方面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三二年冬,鄂豫皖苏区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进军陕南、四川,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慌忙命令四川军阀刘湘、驻甘肃的亲信胡宗南和驻陕西的十七路军,从四面包围川陕根据地,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在此形势下,争取和团结十七路军,就成为这次反 “围剿”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央指示西北地下党努力做好杨虎城的工作,积极配合苏区红军的行动。宋绮云和进步人士杜斌丞一起,说通了杨虎城,并派武志平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促成十七路军孙蔚如部与红四方面军的谈判,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①。宋绮云还通过武志平给红四方面军送去了川、陕、甘、宁、青军用地图和情报资料,以及蒋军的口令、信号和密码本等。当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接到这些材料时,激动地说: “感谢西北地下党的同志,你们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给予我们这么巨大的支援,真是雪中送炭,这对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最大的支援。”根据红四方面军的要求,宋绮云还通过在汉中的武志平,建立了一条西安经汉中到川陕的红色交通线,全国各地报刊、通讯器材、医药用品等就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被敌人封锁的红四方面军中,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为止①。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杨虎城的欢迎。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赓派谢华、徐彬如等到西安,和在西安坚持工作的宋绮云一起,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 ,谢华为特支书记,徐彬如、李木庵、金闽生、宋绮云、童陆生等为特支委员。西北特支开始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派张文彬来西安负责特支工作,并明确特支工作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 积极贯彻党的“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 积极开展西安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支援中央红军。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以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为组织西北军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北特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杨虎城的积极支持下,按照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组织章程,组成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 。西北特支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西救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宋绮云任“西救会”宣传部副部长并负责总务和联络工作。他选派《西北文化日报》的得力编辑人员,创办了“西救会”的会刊《救亡周刊》,并由《西北文化日报》社代为印刷和发行。不久,张学良指派由东北来陕的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在西安发起成立了东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简称“东救会”) 。

在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在“西救会”、“东救会”的共同组织下,一九三六年,西安地区群众革命风潮接连不断①。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西安文化界准备开会悼念,反动当局极力设法破坏。宋绮云按照西北特支的决定,巧妙地骗过敌人,以文化教育界的名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宋绮云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他说: “鲁迅先生是坚定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的,因而他强烈地同情于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的革命政党。”“他强烈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因而他也强烈地痛恨向日寇屈膝投降的汉奸卖国贼。” “鲁迅从来反对空喊革命的空头革命家,他近年以来,以病危之身,垂暮之年,犹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要求我国同胞,无条件地接受革命政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呼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于国家民族无限忠诚的表现。” “我们必须化悲痛为救国的力量,无负于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希望。”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华军侵占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的大部分地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绥远驻军在傅作义领导下,奋起抗敌,重创日寇。全国人民纷纷发起援绥抗战运动。宋绮云连续在 《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号召援绥抗战的社论和文章,还亲自组织为绥东将士的募捐活动。七月十八日,以各救国会和各校师生为主体进行援绥抗战示威游行,参加者万余人,极大的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领陈诚等南京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策划“围剿”陕北根据地。这时,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西北特支成员,利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机会,组织各救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蒋介石的住地临潼华清池进军。张学良害怕群众遭到镇压,赶到十里铺阻拦,并答应一周内一定给予满意的答复。西安革命群众的这次爱国示威游行,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特别支部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报告事变的经过和情况,请求中央指示。在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北特支通过“西救会”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将省党部的牌子换上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牌子; 宋绮云负责接管了中央社陕西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秦风日报》等宣传舆论工具; 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员有董英斌、吴家象、高崇民、郭维城、宋绮云等,这是三位一体的指挥机构①;他们营救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的政治犯出狱,宋绮云除组织募捐购置一百八十多件棉大衣给难友外,还派出记者采访他们,并以《女政治犯访问记》、《奔腾在大海里——政治犯速写》为题,在《西北文化日报》上报道了特务机关迫害政治犯的真象。同时,他还以救国会的名义,组织进步学生到工厂、机关、街道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宋绮云亲自编写了 《抗日救亡宣传大纲》等在报纸上发表。特支还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基层成立了起卸夫业救国会、木泥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运粮业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还出面联合西安各报业同人,发起组织了西安新闻记者救国会,制定了救国会章程,发表了《新闻界救国会宣言》,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十二月十六日,特支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了规模庞大的庆祝大会,支持张、杨兵谏,声讨蒋介石不抵抗罪行。张学良、杨虎城亲临讲话。西北特支成员与杜斌丞等商讨,将西安到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县份,如长安、三原、耀县、洛川、渭南、延安等县的县长,调整安排由爱国分子、救国会成员或地下党员担任。特支还组织慰问支援张、杨兵谏而进驻西安附近的红军主力部队。十二月十六日到渭南慰问,受到彭德怀 任弼时、陆定一等的接见。十二月二十日,宋绮云和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等,受杨虎城的委托,到咸阳慰问红军第十五军团,并同徐海东夫妇合影留念。周恩来来西安后,对西北特支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接见特支成员时说: “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起来的,张、杨受到群众的推动,加上你们把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得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 ‘西安事变’ 的母亲。” “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央指示,在西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宋绮云为临时省委委员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违背了他对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当即软禁了张学良,随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压迫、收买、分化瓦解。一九三七年春,撤了杨虎城的职,令其出国“考察”。这时宋绮云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十七路军中留下去了。他于上海送杨虎城出国后,本来打算接受杨虎城的劝告和馈赠出国留学,但适值芦沟桥事变发生,在这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不愿离开苦难的祖国和人民,不愿离开火热的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又毅然回到西安。

一九三八年初,宋绮云被陕西省委派往鹿钟麟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负责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这期间,他在晋东南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汇报了工作。朱德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他在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指示他如有条件应继续去那里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难民服务团任总干事。他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向难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后因受到特务的威胁限制,无法开展活动,遂于一九三九年撤回西安。同年底,经党组织批准,他又回到杨虎城旧部第四集团军,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政治教官。他利用这个讲坛,向学员灌输抗日救国思想,痛陈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他讲的《抗日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学员受到很大的激励,纷纷要求上前方,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正如他对朋友们说的: “我所以出来任教官,就是希望由我教出来的军官,都能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宋绮云的革命行动,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极度仇视。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宋绮云在第四集团军军部突然接到一份“家中有急事,请速回”的电报。他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特务机关施展的诱捕奸计。当他匆匆赶回已搬至陕西长安县蒲阳村的家中时,即被埋伏的特务逮捕。后来特务机关又诱捕了他的爱人徐林侠和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宋振中①。

宋绮云被捕以后,敌人软硬兼施,妄图动摇其革命立场。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面设宴款待,许以高官厚禄,要宋绮云为蒋介石反动政权服务。宋绮云庄严宣布: “本人抗日无罪,除非无条件释放,别无可言。”敌人恼羞成怒,报请处决。蒋介石不忘宋绮云在西安事变中的揭底之恨,又不肯轻易丢掉共产党的这一重要人犯,结果批复“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他们先后将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关押于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和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

宋绮云在被监禁的八年中,三易重庆监牢,二次被押赴贵州。在长期囚禁生活中,他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始终心情开朗,精神充沛,并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仍然尽量吃饱肚子,睡好觉,每天坚持学习和锻炼身体,并教会了不少难友打太极拳。他经常从狱中的国民党报纸上,找到人民革命胜利的喜讯,来鼓舞大家。难友梅含章回忆宋绮云这段历史情况时说: “他象一团烈火一样的激励着我们去顽强地斗争。”宋绮云经常对难友说: “一个人活着得有骨气,有志气。”他经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但从不叫苦,更不屈服。他受酷刑后吟诗明志: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白上九霄。” “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 “我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我出狱,他们休想在我身上捞到什么东西。”

宋绮云在狱中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拿出已经少得可怜的衣物,援助其他难友。狱中临时党支部决定让韩子栋越狱,宋绮云即叫体弱多病的爱人徐林侠赶缝衣服和布口袋,通过“小萝卜头” (即宋绮云的幼子振中)送到韩子栋的手中,作为越狱途中之用。狱中临时党支部书记罗世文,由于狱中营养不足,不幸染上瘰疠病,病情不断恶化,威胁着生命,同志们忧心如焚。在狱中有“峨嵋山人”之称的宋绮云沉思了几天,终于想起了早已忘记的治疗瘰疠病的配方,经难友们拍卖衣物买来了药品,但狱中没有捣碎工具仍制不成药膏,需设法到狱外去制作。当时适逢“小萝卜头”头上长了一个大疖子,宋绮云有意叫妻子把“小萝卜头”的疖子尖挑破并用生水洗。结果疖子大肿,“小萝卜头”哭喊不止,取得狱外治疗的借口,并乘机在狱外制成了治瘰疠病药膏,因而治愈了罗世文的病。有些难友曾一度悲观动摇,宋绮云得悉后,即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帮助,使他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有一个同志因一时受刑不过,给特务写了悔过书,表示出狱后要“戴罪立功”。后来经宋绮云的教育,这个同志认识了错误,并坚决收回了悔过书①。

宋绮云对杨虎城将军夫妇也十分关心。一九四三年宋绮云一家三人转入贵州息烽监狱不久,得悉杨虎城也囚禁在息烽一个山洞里时,曾要求去拜访,但未获准。杨虎城得知后,心情十分激动,向看守所所长周养浩假说宋绮云是他的“秘书”,要求宋绮云同他住在一起,但因戴笠不同意,终未如愿以偿。一九四六年他们转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监狱后,杨虎城仍然提出要求同他的“秘书”宋绮云同住,但特务们仍然不予答应。宋绮云虽然无法与杨虎城面晤,但却时刻关心着他,曾托也被监禁的黄显声给他带去诗、信,鼓励他们夫妇坚持斗争。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监狱曾囚禁着国民党“青年将校团”的六名发起人员,他们是王凤起、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和胡翔。这些国民党少壮派军官,不满蒋介石的腐朽无能,崇拜法西斯主义,欲仿效日本少壮军人的“二·二六”事件,秘密组织“青年将校团”,以陈诚为靠山,准备推翻蒋介石以取而代之。后因事泄,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当时监狱临时党支部认为,“青年将校团”虽不倾向革命,但同蒋介石有矛盾,只要善于引导和教育,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决定让宋绮云去做他们的统战工作。

这些青年军官被捕入狱后,深感个人的“光辉前途”不能达到,因此神志颓丧,萎靡不振。宋绮云利用同他们是黄埔军校先后期老同学的关系,经常同他们接触,给他们谈古论今,启发教育他们。由于宋绮云的博学健谈,和蔼可亲,很快就获得他们的尊敬,被称为宋大哥。彼此感情融洽后,宋绮云即根据他们当时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开导教育他们。宋绮云首先帮助他们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年纪青、热情高,但缺乏冷静的思考。他对他们说: “热情高非常好,热情象熊熊的火焰一样,是一切的动力,有了高度的热情,才会有伟大的革命行动。但如果缺乏智谋,就会迷失方向,变成盲目的行动。只有热情与智谋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为此,他希望他们多读鲁迅的书。为了鼓励他们继续奋斗的精神,他还经常对他们说: “蒙难本身就是光荣,战胜困难就能推动事业前进。”这些青年军官由于长期受到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影响,认为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内部,没有一个统一巩固的后方,是不能一致对外的。宋绮云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们说: “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军队,他们来自人民大众,又为劳苦大众服务,蒋介石镇压与屠杀的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这个 ‘内’ 是永远也‘安’ 不完的。”他又以“九·一八”以后蒋介石的不抵抗致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以及后来的察哈尔、绥远、华北大片土地沦陷等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终于深刻地认识到蒋介石欺骗人民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

一九四六年戴笠死后,这些青年军官经多方活动,终于有释放出狱的希望,宋绮云得悉后非常高兴,进一步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出狱后要为全中国劳动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不要忘记几年铁窗之苦,要参加打倒蒋家王朝的斗争。他真挚地对他们说: “有恩不报固非君子,而有仇不报定是无能之辈,决不能忘记坐牢时受的折磨和侮辱,要坚决与彼斗争到底,不决雌雄,不显男儿本色。”当知道王凤起有出狱后出国经商的消极想法时,宋绮云即对王说: “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你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假如你能在打倒蒋介石的正义战争中做出贡献,其价值比随波逐流花天酒地不知要好多少倍! ”王凤起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按他的指导行动。他们获释出狱时,宋绮云满怀深情以诗相赠,鼓励他们为国为民坚持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给王凤起的诗曰: “羡君壮志夙凌云,运筹帷幄实惊人。英雄当为正义战,阋墙幸勿助波尘。”给梅含章赠了一首激动人心的长诗——《送含章同学赴金陵》,表达了他自己一生信仰马列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坚信共产主义必胜,蒋介石国民党必败的信念,并希望他们出狱后为了真理,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投向人民。他在长诗的“序”中写道: “社会进化,自有其伟大之动律,一、二人之喜怒,何与于奔腾澎湃之潮流乎?!一人之利害得失,从自我立场观之,固不为不大,如从整个历史进程观之,直如沧海之一粟,诚渺乎小哉! 昔司马公所谓之 ‘天’ ,即今之所谓社会也。从整体言之,人类之残害倾轧,无不足以促进社会之进化,是个人之利害得失,有助于人类社会也不亦大乎?!西谚有言: ‘最后笑者,乃善笑之人’ ,至哉言也! 含章之行也,余既为诗以留纪念,复为文以壮行色。固不禁抚髀雀跃,更为之歌曰:

青山葱葱,

绿水泱泱,

今日之别,

敢云忧伤?

日之升矣,

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 ”

寥寥数语,道出了宋绮云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这些青年军官为了报答宋绮云的真情厚意,表示出狱后要尽力活动搭救他出狱,宋绮云笑着说: “我是不能出狱的,‘西安事变’ 后,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他是一个心毒手狠的家伙,对他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要人民的解放事业得以胜利,我就会高兴的。”王凤起等对宋绮云怀着深深地感激和惜别之情,回赠诗一首:

牢里相处亲又亲,

共话肺腑期有成。

临别千里铭座右,

誓将热血报知音。

出狱以后,他们利用其特殊身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王凤起和夫人富平成为我地下工作者,一九四八年五月在沈阳成功地策动了新一军新五十三师和沈阳第二守备总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梅含章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协助策动江阴要塞起义,打破了匪首汤恩伯吹嘘的所谓攻不破的长江防线,迎接百万雄师横渡天险,解放南京。宋绮云虽身在狱中,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梅含章在解放后缅怀宋绮云烈士时曾说过: “我其所以能够转变立场,投向人民,在解放战争中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一些贡献,完全是绮云烈士对我启发教育的结果。他是我走向革命的指路人,是我的启蒙之师,我走向革命,完全是他长期地耐心细致地循循善诱对我进行教育的结果。”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胜利的曙光已经映红了天际,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但是,雾都重庆仍处在黎明前的极端黑暗之中。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终于对杨虎城将军,对革命志士下毒手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宋绮云同杨虎城和其他难友一起惨遭杀害。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的第二天,即查找到他们的遗体。重庆军管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大殓仪式和追悼会,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共一千余人参加追悼,表示了对烈士的深切悼念。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阅了米暂沉、曹冷泉、武志平、匡厚生、蒋听松、童陆生、徐彬如等的文章和回忆材料; 郭子刚、丁毅忱、李觉民、王迁升、王凤起、梅含章、韩子栋等的回忆材料; 烈士的部分遗文; 烈士亲属宋振平、宋振西、宋振镛、宋振苏、宋振华、宋振亚等的回忆文章; 还参阅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地质学院党史教研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所提供的资料。

注释

①参考宋绮云之二兄宋曜坤的回忆材料。

①参考丁毅忱、李觉民的回忆材料。

①参考曹冷泉等的回忆材料。

①丁毅忱、李觉民的回忆材料。

①参见米暂沉: 《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郭子刚、曹冷泉等的回忆材料。

①曹冷泉、郭子刚的回忆材料。

①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①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①以上根据武志平的回忆材料。

①以上根据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①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①以上根据徐彬如、米暂沉的回忆材料。

①烈士生前警卫员王迁升的回忆材料。

①韩子栋的回忆材料。

①以上根据王凤起、梅含章回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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