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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人物传,林伯渠生平事迹,林伯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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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 (农历二月十五) 生于湖南省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 (今临澧县修梅乡) 凉水井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一九二○年底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参加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我党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同 盟 会 员

林伯渠的故乡,是湘西北澧水河畔一个偏僻的山村。他的家庭,是远近闻名的世代书香门第。其曾祖林长槐,曾出任四川宜宾、邻水县令,不久,家道中落。其父林鸿仪,是个学问渊博、对劳动人民富于同情心的秀才,虽为前清副贡生,却终生不入仕途,一直赋闲乡里,仅以教书糊口。母亲李氏,系一农家妇女。家有祖田八石,林伯渠兄弟四人,各分得两石 (约合十二亩) 。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极力主张变法,改革中国社会,把自东汉以来长期湮没不彰的公羊学派的学说(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器) ,加入西方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作为他们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这种维新思想,对林鸿仪有过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及于他的孩子们。后来林伯渠在日本留学时听讲《公羊传》后写道: “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①

林伯渠幼年体弱,十岁时才随父入私塾读书。不久,入道水书院 (今临澧一中) 寄读。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乡下,群情激愤,李鸿章等人“富国强兵”的主张对一部分青年颇有吸引力。不久,湖南创办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西路设在常德。开办时,令各县选送二人。林伯渠在其父的支持下,毅然放弃科举考试,怀着一片救国救民的热忱,通过县考,于一九○二年入西路师范 (今常德市一中) 就读。

古城常德,地处湘西门户,水陆交通方便,市井繁荣。这对于来自闭塞山村的林伯渠来说,大开了眼界。西路师范附近,有一家启智书局,经常贩卖香港和上海出版的新书。其中以广东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的《中国魂》影响最大。同学们大多来自乡间,孤陋寡闻,忽然接触到这些文字浅显、笔锋犀利的警世之论,无不振聋发聩,心醉神服。

这时候,朦胧的仇恨清朝和富国强兵思想,在林伯渠心中已非常强烈②。他经常和蒋翊武、覃振等思想激进的同学们聚会,研讨救国救民道理。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他决心立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学习极为用功,很快由乙等班升为甲等班。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习两年后,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几石薄产,仅够维持一家吃饭,生计维艰。正在这时,学堂准备选派办学人员赴日留学,林伯渠因考试第一,深得该校监督熊希龄赏识,被选赴日本官费留学。

浮槎东渡后,他于一九○四年春考入东京弘文学院。“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若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①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正风行日本。该刊宣扬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的尖锐批评,曾一度对林伯渠产生很大影响。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志士和被清廷追捕的亡命者,革命思潮相当蓬勃。这对林伯渠无疑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陶冶。

一九○五年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因为林伯渠早就通过覃振与宋教仁、黄兴熟识,在同盟会成立那天,得以聆听孙中山先生关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演讲。他对这次演讲,一直记忆犹新。“那天到会的人很多,拥挤不堪。地址在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阪本金弥别庄。中山作了一篇很 (有) 煽动 (力) 的演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它是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 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试验成功了。政治上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 这岂不是最愚蠢的车吗?”②

在这之前,林伯渠已从书报中知道了一些关于欧美民主政体的概念。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后,觉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比梁启超的思想进步,于是很快确立了民主革命思想。不久,经黄兴、宋教仁的介绍,他毅然地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一反清秘密团体。

尽管这时林伯渠“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的问题”①,然而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

同盟会的成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朝政府对此极为不安,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并且限制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同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应清朝政府的要求,由文部省颁布了所谓《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严令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诋毁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甚至辱骂为“放纵卑劣”。因此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愤慨。当时,林伯渠积极参加了留学生的罢课斗争,抗议日本政府这一反动法令。特别是富有民族气节的陈天华,悲愤之余,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义愤。学生们群起抗议,决定全体罢学回国。当然,这一决定是在一时激愤之下作出的,留日学生总会领导人不愿负责,留日学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但林伯渠则坚决地站在力主回国的秋瑾等人一边,于一九○五年年底愤然回国。从此,他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开始走上职业革命者的漫漫征途。

林伯渠回国以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负责同盟会秘密宣传品《民报》等的发行工作。这期间,为了掩护身分,他先后在长沙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 (后改兑泽中学) 任职、任教,并与谭人凤、黄兴等人保持联系。

林伯渠回国之前,黄兴、刘揆一等革命党人曾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组织湘鄂赣闽四省会党首领在湖南浏阳普迹集会,密谋于次年慈禧“万寿节” (十月初十)在长沙起事,并约湖南各州县及闽、鄂、赣三省同时响应①。不料消息走漏,黄兴等逃往日本,马福益被捕。马在监狱中受尽酷刑,于一九○六年春在长沙就义。林伯渠对此无限感慨。他在重九日 (十月二十六日) 所作《游爱晚亭》诗中写道:

到处枫林压酒痕,

十分景色赛天荪。

千山洒遍杜鹃血,

一缕难招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锦绣,

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②亦有关河感,

不信沉沙戟已深③。

诗意以凝重的笔调,哀悼革命志士,同时坚信革命终将再起。

这一年秋天,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积极策划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浏阳再举起义。由于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起义于年底终告失败。因同盟会组织的几次起义接连遭到挫折,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临困难,于是同盟会主张边疆革命。孙中山、黄兴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也于一九○七年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

如何在东北立足,林伯渠思谋良久。正在这时,新任吉林巡抚朱家宝,四处招募善办教育的新政人才,林伯渠认为这正是进入吉林的好机会。于是,他便通过以前在朱家宝处做过文案的姑夫汪德植为之力荐,终于得以和朱家宝见面。因为他是学师范的,又曾留学日本,当即受到朱家宝的重视,并作为朱家宝的随员,同往吉林。

由于要和朱家宝同行,林伯渠从长沙来到南京 (朱家宝原为江苏臬台) 。这时候,他满怀信心,认为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有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地斗争,胜利总会到来。他在一九○七年春所作《过金陵》这首诗中,激情满怀地写到:

“冬冬腊鼓逼岩城,

露冷征衫酒微醺。

隐约山川龙虎踞,

频烦车马剑书轻。

乘时未许甘泉石,

入海还期斩鳄鲸。

莫为六朝空叹息,

行看原上草重生①。

林伯渠来到吉林不久,很快被荐至提学使吴鲁处,以“学务精通”被委任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①; 同时“主持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②。他借此机会,以查学为名,到各处活动,与绿林频繁来往。

正当林伯渠全力投入东北革命斗争的时候,一天,他突然接到妻子司马殿凤③暴卒的噩耗,使他痛心不已。他尽管蒙此不幸,但没有因此而消沉。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母亲,自己仍为联络革命力量奔走于松花江畔、长白山麓。

林伯渠和同盟会派往吉林的另一周姓同志,曾前往延吉与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拜访东北著名的“马贼”首领韩登举。这时,韩虽已招安,仍有枪四、五千支,一派江湖气概。林伯渠抵达后,备受招待,并被介绍前往哈尔滨、长春等地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这批人在东北势力很大,由于革命党人的影响,辛亥革命时,即离开清朝独立。

在当时的吉林劝学所中,还附设了教育研究会。林伯渠经常邀集各中、小学教员,研究教育行政、劝学宣讲等事宜。一年后,他任提学使图书科一等科员,兼作劝学总所及宣讲所会办。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对苛征租税不满,与蒙租柜④差役发生口角,遭到毒打。该校学生闻讯后,三十多人赶到蒙租柜,砸毁门窗,并殴伤蒙员五人。为此,吉林提学使多次电令该校监督将“在场滋事”的学生一律开除,交府看管,听候惩办,并派林伯渠与省视学詹珏前往查办。

林伯渠赶至长春后,一面与地方官按“成命”办理,一面设法保护学生。后来,通过林伯渠极力周旋,长春府十余名士绅联名上书,向提学使说情,方使几十名学生的学籍得以保留。这次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在当地很有影响。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势力不断侵入我国东北,延吉地区亦时有日韩浪人侵入。一九○七年,日韩当局公然提出领土要求,指定要我国图们江以北、老爷岭以南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安图、敦化六县 (日人称为间岛),作为他们的“下船地点”。然而,这里水道虽多,但河流浅急,且多曲折,并无舟楫之便。更何况这里远离海峡,日韩的所谓“下船”,纯系侵占领土的借口; 而清政府采取屈辱态度,竟打算割让。由于林伯渠等革命党人和延吉边务帮办吴禄贞 (后升督办) 一道与延边人民力争,促使清政府于一九○九年与日韩当局订立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 (亦称间岛协约)。这个协约虽然允许日本在该地区设立领事馆,取得领事裁判权和修筑铁路等特权,但迫使日人确认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上述六县为中国领土。一九○八年冬,林伯渠曾冒着严寒来到敦化境内,并作《游鄂达里台》诗记述此事:

故老争传鄂达里,

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白,

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饮烟控朔漠,

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

满眼狐乌雨雪诗①。

一九一○年,林伯渠在友人的介绍下,结识了在吉林任教的青年女教师伍崇贤②。通过一段交往,二人友情笃深,不久结为夫妻。伍崇贤是江苏南京人,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堂,父母亡故后,由兄长带来东北。由于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解放,且性情贤淑。结婚后,成了林伯渠得力的内助。

林伯渠在吉林工作三年半,直至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两湖地区又革命在即,他于八、九月间被同盟会总部召回湖南。

林伯渠回到湖南后,随即和同盟会员一道,分头到各地新军巡防营中从事军运工作。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湘西驻八营,常德驻三营。林伯渠在西路师范的旧时同学,多在营中担任文书等职。于是,他便和廖湘芸一道来到常德,奔走于各营防地之间,从事革命宣传。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于十月二十二日最早宣布独立,不几日,湘西各县也全部反正。

湖南独立后,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对此,长沙的地主豪绅极为仇视,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的反动势力秘密集议,阴谋夺取政权。不几天,焦、陈二人便惨遭杀害。所谓湖南独立,仅仅一形式而已。林伯渠因愤于焦、陈被害,邀集几个同志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南京。数月之后,袁世凯用阴谋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林伯渠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孙中山迫于时势,虽与袁世凯妥协,但也估计到了袁世凯将要发生变故,因此特别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孙中山将同意这种见解的革命党人,一一布置于各军事要塞。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指使其爪牙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革命党人发起讨袁,进行“二次革命”。林伯渠即回湖南与同盟会旧友举起反袁旗帜,敦促湖南反袁独立。战斗中,他出任以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但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他便被袁世凯通缉,于一九一三年五月逃亡日本。

在护国护法运动中

林伯渠从第一次留日到第二次来到日本,已历十个春秋。十年过去了,他虽然是那么坚决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但辛亥革命的失败,不免使他感到失望、痛苦。他曾深有感慨地说: “转瞬十年,依然故我。家国身世之感,其曷能已”①,“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②。可是他并不灰心,他从经验中得知,“凡事只应向前作去,总有好处”③。只要继续坚持斗争,革命事业就一定会向前发展。一九一三年冬,他在东京新宿区寓所里作《宗楼看雪》一首,真实地抒了自己当时那种沉重痛苦而又忠诚于革命、决心继续战斗的情怀:

沉沉心事向谁说,

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

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

到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浑不语,

明朝有意弄晴晖①。

林伯渠虽然置身异国,却认为这也是自己发愤学习的好机会。除了攻读经济学和法学,还广泛地研究财政学,对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也潜心研究,渴望着在中国“实行新经济学理”。为了通晓日语、英语、广采博闻,他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每天读书时间、上课内容和学习心得等等,都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他认为:“过人者,学力过人耳。”因此,他从不使时间有一刻的虚度。同时,与革命党人频繁来往。

不久,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精神,再次兴起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手印,立誓约,“附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①。这时,不少知识分子和军界的旧党员对按手印、宣誓的方式表示反感,并以此理由拒绝参加新党,另外成立欧事研究会,别树一帜。但林伯渠为了革命的大局,毅然地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后来,吴玉章回忆说: “当然,打脚模手印并不是什么先进办法,但孙中山在没有学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之前,他只能采取旧社会这类秘密结社的办法以谋求团结一致。那些出身高贵并已显达的人物既不屑于顺从孙中山,结果只有廖仲凯、林伯渠等少数同志能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地追随孙中山左右。”②对此,徐特立后来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 《祝林老六十大寿》诗中写道:

辛亥革命后,

同盟会崩溃。

中华革命党,

欧事研究会,

伯渠于其间,

严格辨泾渭。

纪律打手模,

黄兴出反对。

伯渠重大节,

小节无所谓。

慷慨打手模,

峥嵘山岳碎①。

一九一四年,和林伯渠一道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还有他的堂兄林修梅。当时,孙中山对于他们兄弟的支持,极为感激,曾对人说: “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②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林伯渠一直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

一九一五年春,林伯渠奉命回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不久,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反袁,湖南的革命力量也组成部队,林伯渠担任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积极奔走于湘鄂之间。

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被驱逐出湖南后,谭延闿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被委任为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随后又代理政务厅长。但他并不留恋这一官场地位和社会声望,而是继续组织革命力量,探求革命道路。他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神州学会筹备会,并同中华革命党人一起,以正谊社为核心,团结各界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一七年八月,北洋军阀段祺瑞用武力迫使谭延闿下野,另委傅良佐督湘。林伯渠愤然辞去在省公署的职务,准备前往美国考察财政③,当他回临醴老家暂住后准备启程时,得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湘军旅长林修梅,为了护法,已于九月十八日联合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划湘南二十四县为戒严区。于是,林伯渠放弃出国计划,迅速赶到衡阳参加起义,并出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不久,湘粤桂组成联军,配合作战,大败北军。十月十七日,林伯渠奉孙中山之命,任湘南护法军劳军使,代表大元帅府往各地慰劳起义将士。十月二十日,孙中山复程潜、林修梅等嘉奖起义讨贼电称: “段逆窃柄,国法攸。 衡永独立, 万方警省。 既开天下之先, 已褫奸人之魄。会师武汉,直在指顾。疆场贤劳,曷胜系念。兹林祖涵驰往存问,藉致拳拳。惩奸回之奰逆,我武维扬。系国本于苞桑,共拜嘉贶。”①此后,林伯渠随部队参战数月。

傅良佐被赶走以后,林伯渠任湖南省署财政厅长。一九一八年春,北京政府向湖南疯狂进攻,林伯渠随部队退至衡阳。在衡阳支持了一个短时期,败退郴州。

这次护法运动,形式上是孙中山领导的,但他的处境却十分艰难。一九一八年五月,由西南军阀操纵的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为此,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回到上海。他在辞职通电中说: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瘏口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林伯渠仍能明察秋毫,对南北军阀暗中往来、借议和之名行分赃割据之实的阴谋,坚决予以披露。同时,对程潜等人,则竭力说服。对此,孙中山极为感动。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复林祖涵论分赃割据之和议必须力诛函》中说: “来缄诵悉。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和议以遂其分赃之阴私者,此于国家何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此民国耳。颂云①果有悔改之心,本于自觉而为奋斗,文自所乐予赞成。当此多难,相期立功报国耳。维转致斯意。”②

不久,护法军政府权柄完全落入桂系军阀和一班国民党右翼手中,护法运动终告失败。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革命不断遭受挫折,使林伯渠陷入迷惘、彷徨之中。这些时候,他常常被一些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苦恼着。“从同盟会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③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林伯渠得到了新的启示。这时候,他认识到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连的。他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如李大钊等寄来的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品中得来的。

林伯渠和李大钊的友谊,是一九一四年亡命日本时开始的。李大钊那时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当时,除中华革命党外,还有两个著名的反袁团体。一是李大钊等人发起的中华学会,一是湖南易象等人组织的乙卯学会。由于两个学会宗旨大致相同,不久合并为神州学会,由李大钊任评议长。林伯渠是乙卯学会会员,曾积极参与两个学会的合并工作,并且经常去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等人切磋学问,交换志趣,相互启发和激励革命斗志。这样,他和李大钊结成了“最好的朋友”①。从此,两人常有书信往来。

一九一八年春,林伯渠连续接到李大钊几次来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他的见解。林伯渠深受启发,写下了这样热情奔放的诗作:

春风作态已媚人,

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

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

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

与君携手共芳辰②。

也正是从这时起,林伯渠开始知道发动群众和组织工农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这时,林伯渠更加“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①。是年,他离湘赴粤。一九二○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冬天,来到上海。这时,他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了。

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注。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八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经过李大钊的介绍,林伯渠于十二月间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他们交谈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共产主义理论。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②。嗣后,他又和陈独秀、沈定一、李汉俊邓中夏等进行了几次座谈,讨论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会议文件③。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林伯渠到了广州,仍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同时,经常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人聚会,研讨共产主义理论。一九二二年,他参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曾担任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财政部审计股股长④。

林伯渠革命思想的转变,与李大钊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对此,他极为感激,两人的革命友谊也与日俱增。对于李大钊在国内最早传播共产主义真理的历史功绩,他后来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

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

敢抛热血护新生①。

林伯渠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后,以崭新的革命的姿态投入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他的思想转变,对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堂兄林修梅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九二一年夏,林修梅被任命为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军队,积极准备北伐。这期间,他俩经常聚会,共同研讨革命理论。林修梅也有感于自己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十数年,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仍然未能使中国走向光明。亲身所历的痛苦实践告诉他,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但自从和林伯渠一起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及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发表了 《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等著作计二十余万言。林修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不幸,这位思想激进的将军却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因牙疾感染而早逝。

对于林修梅的不幸暴卒,林伯渠极为悲痛,曾作诗哭道:

六柳①依然未改颜,

谁怜零涕湿栏杆;

流传勋业方朝日,

新涨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为盐米累,

一棺犹阻道途艰。

卅年兄弟兼师友,

审抚遗篇墨未残②。

为了悼念这位堂兄,林伯渠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将其著述辑成《林修梅遗著》一册,亲自作跋,在广州出版。他在跋语中写道: “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往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社会主义事业。”①此外,他还回忆了林修梅准备资助他“往游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参考。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②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国共合作的桥梁

十月革命照万方,

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

还仗伯渠作桥梁③。

这是吴玉章评价林伯渠一生的组诗中的一首。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开过不久,经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马林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接着,林伯渠又遵照李大钊的意见,预先与孙中山联系,年底,安排了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

一九二二年八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叛乱,孙中山被逐离广东,避居上海,心情十分郁闷。这时,林伯渠又几次安排了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会见,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回忆说: “在上海,林老看望孙中山先生时,他常是我们家受欢迎的客人。”①

不久,苏俄政府的特使越飞来华,经过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国民党人张继等联络、介绍,先由越飞的代表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见到苏俄使者,“极为喜悦”,当即在楼上书房开始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与会见。“其后凡是孙中山和苏联代表的接谈,都有伯渠同志参与其间。”②一连多次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设军队以及苏俄如何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会谈之后,又经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进一步磋商,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由于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支持工农运动,并开始接受共产党关于反帝的某些主张。一月二日,国民党重新推选干部,共产党人林伯渠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处理改组国民党的有关事宜。

对于孙中山的倚重,林伯渠十分感动。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升迁,这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不在于个人拥有俸禄优厚的地位,而是有了一个更有利于致力国民革命的战斗岗位。二月二十日,他曾致信给孙中山说: “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之强盛,确立东亚之和平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③。

这时,中国共产党正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以便实现同国民党的合作。由于林伯渠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常常通过他将自己的主张向孙中山转达。林伯渠与孙中山的会谈,总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宋庆龄回忆说: 在上海“每次他来访,我总是不在场的,因为我在另一屋里有指定的工作要做。因此,从未听到他们的讨论。林老和其他来访者在楼上图书室,我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什么。因为,图书室未得邀请是不能进入的。在广州林老来访和上海一样,甚至任何秘书也不能听他们的谈论。”①

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以后,主要是负责筹建全国各省党部,工作极为繁忙,他曾找了共产党员张太雷担任干事。在这以前,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几乎没有什么基层组织,多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才开始在一些省份建立党部的。当时,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还处于秘密状态。林伯渠和各地负责发展国民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工作的覃振,曾就如何组织国民党湖南省支部的问题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伯渠说他有办法。因为从湖南来了一批青年人,有毛泽东,还有夏曦,他可以和他们接洽。后来,湖北、山东、河南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在这个秘密时期在林伯渠等人的帮助下搞起来的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曾致信林伯渠、彭素民,述说了湖南支部的组织情况。信中称: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关于本党③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④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 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 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 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 ,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①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 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②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③成立,林伯渠积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七月,区委会确定把他编入第三组(西门组) 参加党的活动,并指定为教育宣传员。他和张国焘负责演讲政治问题,瞿秋白、邓中夏负责讲理论问题。不久,区委会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同国民党合作、发展社会上各种进步力量参加革命工作事宜,林伯渠、张太雷均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年底,林伯渠回到广东,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一道,积极支持和协助孙中山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粤海关关税余额收入的活动。随后,他即以全副精力投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国民党改组以后,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担任了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他上任后,便推荐共产党员彭湃为农民部秘书,并授予他代拆代行的权力;同时,将共产党员阮啸仙、罗绮园等也请来农民部工作。为了培养农民干部,由林伯渠提议,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在广州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任所长由彭湃担任,教师有毛泽东、肖楚女周恩来李立三等著名共产党人。

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汉口执行部,以指导湖南、湖北、陕西等省的党务。林伯渠认为汉口执行部的建立至关重要,因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辞去农民部部长职务,“调办汉口党务”。

林伯渠抵达汉口后,尽管环境非常恶劣,但他和共产党人李立三、包惠僧、许白昊、刘伯垂、项英等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把汉口执行部建立起来。在执行部里,他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执行部成立不久,他便和包惠僧等商量,委派刘少奇为湖南职工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学生部主任,大大加强了共产党人在湖南的影响。

直系军阀对汉口控制极严。这一年的五月,吴佩孚指使湖北督军肖耀南逮捕了刘伯垂、许白昊等人,并查封了执行部。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行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不久,林伯渠奉命回粤,将主要精力用于筹建国民政府监察院上。

十一月,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执委会,因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捣乱而没有成功,遂回广州开会。回粤后,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委员①。七月,国民政府监察院成立,林伯渠又担任了监察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分子合谋暗杀,林伯渠遂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在广州仅谭平山、汪精卫、林祖涵三名常委) ,兼任农民部部长,并负责筹备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之前,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邓泽如、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和林森五人组成。其中林森已离开广州,邓泽如因故不愿与会,于是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完全由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负责。在大会代表总数二百五十六席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九十席)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省级地方干部差不多都名列其中。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让步,使得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大会领导权。后来,林伯渠和吴玉章每每谈及此事,总是痛心不已。

这期间,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林伯渠,又兼任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为培训革命干部,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设在东皋大道,条件非常简陋。后经林伯渠与谭延闿交涉,让出伤兵医院,将农运讲习所迁到那里。农讲所为全国农民运动培育革命种子,学员经过培训,仍返回原地开拓工作,因而农讲所到顽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去招生,就困难重重。每逢这种情况,林伯渠就让招生人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分前往,从而大大减少了阻力。一九二六年三月,农讲所第六期学员陆续到达广州,可是农讲所的经费还很成问题。林伯渠立即召开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会议认为: “现在国库虽然支绌,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等重要。”①决定立即函请预算委员会从速解决。经过林伯渠多方周旋,经费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为农讲所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此同时,林伯渠还与毛泽东、李富春等在广州主持开办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是一九二五年年底由林伯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上决定的。会议指定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工作。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湘籍高级领导人组成,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他受托主持这个讲习班以后,推举了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谭延闿、程潜、陈嘉佑和鲁涤平等七人为理事,录取了男女青年三百余人。学员多系湖南籍,段德昌杨开慧等都是这个讲习班结业的。学员结业以后,一部分派回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一部分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担任连队指导员。他们大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林伯渠之所以如此热心农民运动,主要是他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民革命斗争有较为透彻的了解。他在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运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中说: “中国数千年来,内受封建制度遗毒,及近代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遂激起革命而要求人民大多数之解放,最大多数的,就是农民。” “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

林伯渠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从来不尚空谈。除了充分履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部的职权,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他还经常到各地潜心考察,结交大量的农民运动领袖。当时,毛泽东、彭湃、郭亮,阮啸仙等,都是他家里的常客。

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开过不久,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起来。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五月,他又提出并由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所谓《整理党务案》。随后,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均被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

当时,革命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工农群众运动和总的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广东革命政府已决定出师北伐。林伯渠离开国民党中央以后,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程潜任军长)。他早就主张共产党要掌握军队。在成立第六军时,就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要多建几个师的正确意见。但当时在省委作军委工作的同志,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将林伯渠的意见斥之为“军阀思想”①。结果,虽给了第六军三个师的建制,但兵员远远不足。

第六军的前身是攻鄂军,战斗力比较松懈。为了纠正部队中的混乱思想,教育士兵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林伯渠作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担任党团书记; 他在各师、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无党派开明人士担任政治工作; 他在会议上经常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等。这样,这支队伍就变得纯洁多了。当时的广州报纸曾这样报道: “国民革命军 (第六军) 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自奉政治部委任后,现专力于该军政治训练工作。先从团部训练着手,每团设一训练委员会,设有委员四人,负调查每团之士兵及组织各级党部之责,限三 (个) 月内为初步训练,三(个)月之后,遵照政治委员会之各军党代表组织法,切实履行。所有师、团、营、连均派党代表一人,负责训练党员军人教育及改良士兵生活等责任。训练务求严密,使成为革命军主力旅。”②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北伐军在广州誓师,第六军编为总预备队,开赴萍乡、浏阳、醴陵一线集结待命,以支援第四军攻打武汉。林伯渠一直随军行进。部队到达长沙后,第四军叶挺部已打下湖北贺胜桥、汀泗桥,武汉天险可守。第六军转向攻打江西。中秋节前夕,一举攻克南昌。蒋介石目睹这支由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队伍逐渐壮大,耿耿于怀。为了剪除后患,他企图假军阀之手消灭第六军。当时第六军驻守南昌的部队,北有孙传芳部,南有方本仁部,情势十分危急。而蒋介石却密令第二军军长朱培德不予支援,守城部队粮弹奇缺,孤军奋战,最后只得冲出重围,退守九江。后来,第六军军长程潜从醴陵调来几个预备团,并经林伯渠等人锐意整顿,战斗力得以恢复,再度联合友军,才稳定了江西局势。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这时,蒋介石为了阴谋攫取军权、党权、政权,实行个人独裁,无理要求中央迁往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与共产党人一起,极力反对。对此,蒋介石恨之入骨,对邓演达等人蓄意加害。在邓演达将要抵达第六军驻地九江时,蒋电令程潜将其扣留。程潜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当即表示: 蒋介石的意图在于阻止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邓演达是一位重要人物,不仅不能扣留,还须加意保护。当邓演达来到九江时,林伯渠即与程潜商议,派程潜的随从副官冯家璧带三个班,十八支驳壳枪,负责警卫邓演达的住处。林伯渠还特意交待,除本军几个师长外,任何人不得进入邓的住宅。后来,有两个冒充邓演达学生的刺客来到九江,要求见邓,经盘查被发觉,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二七年三月,林伯渠参加筹备并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不久又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会议筹备和进行期间,他同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以及与会的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一道,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结果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议期间,第六军挥师东下,与第二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了南京。鉴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迹象日益明显,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派林伯渠前往南京,利用慰劳前方将士的机会,“截获蒋介石归案法办”①。林伯渠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的捉蒋密令缝在衣缝内,于三月二十七日偕许甦魂、唐生明等离开武汉,在九江稍停,三十日下午抵达南京。他将来意告知程潜后,程潜认为事关重大,推说力量不够,不敢下手,答应随林伯渠一道回武汉妥商。经多方说服不果,林伯渠遂于四月一日与程潜同返武汉。这时,程潜深为蒋介石所蒙蔽,还声称愿自荐为“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的调停人”②。

程潜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随林伯渠去武汉的时候,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收买了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这时,十九师正在采石矶一带担任江防任务,突然接到总司令部命令,要他们开赴苏州补充兵员,进行整训。第六军留守人员曾致电程潜请示,程潜和林伯渠商议后,即电令部队暂不撤离。可是电报被蒋介石布下的特务扣压,部队只得于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开动,步行至神策门时,早有一列长长的火车停在那里。待官兵上车后,列车即被严密包围。如果贸然抵抗,必遭惨烈牺牲,于是只得缴械。这支部队便被蒋介石解决了。

对于第六军的瓦解,林伯渠痛心不已。因为未能说服程潜而使蒋介石逃脱了人民的法网; 继而,这支颇有希望的革命军队又断送于蒋介石之手,自己作为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遗憾。当然,中国共产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投降主义也是导致第六军瓦解的重要原因。本来在四月初,武汉政府曾决定派第四军东下,援助南京的二、六两军和刚刚举行了武装起义的上海工人阶级,林伯渠对此异常兴奋。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又临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对上海工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随后,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在国共分裂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有些人向国民党右派妥协了,有些人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此刻,林伯渠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四月十八日下午,林伯渠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汉口举行的会议,与出席会议的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谭平山、邓演达等十余人,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宣告蒋介石反革命罪状的中央训令及宣言,撤销了蒋介石的职务。

此后,蒋介石曾许以重金,安排了一个和林伯渠共事多年的老友对他进行收买说: “你是国民党的元老啦,何必跟共产党跑呢?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蒋介石那里我可以担保,你仍然可以保住你的地位。”林伯渠当即严正回答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你可以走你的路,我是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我们共事多年,将来也许还有共事的机会。”果然,后来这位友人在解放战争中,脱离蒋介石举行了和平起义。

林伯渠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毅然同他们决裂,并与之坚决斗争。六月下旬,他极为繁忙,除了处理军委会日常事务,还用大量精力安置第六军瓦解后前来武汉的十七、十九两师政工人员,甚至“因事忙触发脑病”①。令人痛心的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猖狂进攻,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却一再妥协让步,更加助长了汪精卫反动集团阴谋叛变的罪恶活动。七月十四日夜,由汪精卫操纵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和共产党分家,公开叛变了革命。这次会议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凡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国民党干部,均被排斥会外。为了探知会议消息,林伯渠和吴玉章当晚在家中等候到深夜,才从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左派彭泽民处得到分共会议情况。随后,接到中共中央要他们分别离开汉口的通知。撤离武汉前,林伯渠镇静沉着,嘱咐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分的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经理处负责人谢晋,设法给刘伯承等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提前拨出重款②。几天以后,他便赶赴江西,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

从南昌到莫斯科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反共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林伯渠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来到南昌,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于八月一日凌晨爆发。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二十二人,发表了 《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 (按: 指孙中山) 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同日,在以共产党为主体、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翌日下午,他与其他委员一起,在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宣誓就职。

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林伯渠随队溽暑行军。这时他年已四十开外,须发斑白,但精神抖擞,从不后人,且肩负着筹款等财政工作的重任。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组建,采取何种筹款政策,成了一个问题。开初,革命委员会几乎一致主张改变过去每到一地即行提款、派款和借款的旧政策,采取向地主、反动派进行征发、没收的新政策。后来,执行过程中遇到严重困难。林伯渠和谭平山等感到在行军途中,情况不明,环境复杂,主张暂时沿用一下老办法,但很多同志不同意,所以有一段“筹款方法极为混乱”②。后来,时而沿用旧政策,时而改用新政策,最后还是“一仍旧贯”③,用老办法。

从搬出南昌至潮汕失败,不足两个月,政策数度变化,又是在敌人跟踪追击的行军路上,作为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工作极为繁重、辛苦,但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完成了部队的财政任务。

到十月初,起义失败。主要领导成员在广东普宁县的流沙开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命令,对起义军人员的去向作了安排。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彭湃等化装潜入香港。当时,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归罪于第二军和第六军,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因此,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他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拟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等同往莫斯科。但两次在上海乘船都未成功。后来,他独自辗转到日本,通过在西京大学读书的同乡邓伯粹和林定平的帮助,办妥去欧洲的护照,从日本敦贺港搭船到海参崴,于一九二八年秋抵达莫斯科。

林伯渠到莫斯科后,很快遇到了亲密战友吴玉章。他们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而今异国重逢,分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他们一同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原名中山大学) 中国问题研究院,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他们经常一起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查阅各种资料,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他俩合写了一本题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的小册子,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财产资本的土地经济制度,是阻碍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驳斥了托派卡尔·拉狄克说中国从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不是封建制度,因而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谬论。

一九二九年二月,林伯渠和吴玉章进入该校的特别班。同在特别班学习的还有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江浩方维夏、夏曦等人。这些学员都是受过教育、具有较长革命经历的战士,并且大都年近半百。因此,这个班外语课时较少,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学的重点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林伯渠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和国际职工运动史等课程。他还经常和李立三等去听工人运动专题课。在学习中,林伯渠认真听讲,仔细作笔记,积极完成作业,答好课堂提问。他还起早睡晚,坚韧不拔地攻读俄文。他用 “快速学习法” ,投身于紧张的阅读俄文报纸、散文和俄语语法的学习,很快地掌握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词汇,大大方便了看书、听讲和查阅图书资料。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特别强调理论上的思考和对实际问题的讨论。林伯渠经常和“老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疑难问题。平时他好安静,独自攻读,潜心思考,但在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讨论重要原则问题时,他积极发言,热烈争论。

根据学校教学的要求,林伯渠还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们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去参加工人和农民的会议,听取他们对苏联经济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与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趣事,一一写在日记里。此外,林伯渠和吴玉章、何叔衡、徐特立等,还经常接受由叶剑英任教官的军事训练,准备毕业后回国参加武装斗争。

林伯渠十分关心年轻的中国同伴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是徐特立的学生,她去看望老师时,也去看望林伯渠。林热情和她谈心,解答疑难问题,生活上也关怀备至。当一些中国学生向他了解国内情况时,他认真地介绍和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谆谆告诫他们: 要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一些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志回忆林伯渠这段生活时,都说:“他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奋”; “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搭界。”①

一九三○年夏天,特别班结业了。当时,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从留苏的中国工人中培养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被先后派去工作。为了工作需要和便于参加政治生活,林伯渠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加入苏联籍,转为苏共党员②。他在这里教授中国语文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针对学生原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他采取“分进度教学”的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反复向学生讲解,直至弄明白为止。课余,他还经常下到班里进行个别辅导,深受学生的欢迎与爱戴。

当时,党校的中国教职员工和当地的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极感兴趣,但对中国情况却不甚了解。为此,党校在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人的积极倡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这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图书资料,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态势的图表,通过展览、墙报等形式广为介绍。在研究室定期举行的报告会、座谈会上,林伯渠往往是中心主讲人。通过他的辛勤劳动,使中国问题研究室逐步成为党校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逐步加深了苏联人民和在苏联的中国工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了解。

当时,苏联办这类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林伯渠被挑选出来协助党委书记工作。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深得同学们的赞扬。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他常被邀请参加社会活动,如出席在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举行的某些大型集会和文娱活动。他很重视调查了解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扫除文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难后,深感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在这时,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扫盲。于是,林伯渠、吴玉章同苏联语言学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组成了苏联远东区汉语拉丁化促进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中,会员发展到十万余人,召开了两次新文字代表大会,编制了一本汉语拉丁化教科书和一部词典。随后,便用拉丁化汉字出版报纸和书籍,并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汉字扫盲。通过这些措施,以及林伯渠等的认真教学和富有成效的推广工作,对远东以及在全苏的中国工人的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工作,确曾起过良好的促进作用。

为 革 命 理 财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正当蒋介石纠集六十三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紧急时刻,林伯渠毅然放弃了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趁赴南俄养病的机会,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商量回国事宜。经批准,他回到海参崴,交代好工作,即启程归国。这时,他“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①。

林伯渠辗转回国后,在上海逗留了一个短时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取道香港,经汕头、大埔进至中央苏区的边境。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在晚间偷渡时,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到达了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瑞金。

这年四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第十号训令,确定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林伯渠被任命为部长,下设粮食调济局等机构。他一就任,即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中央根据地的经济情况。当时,根据地部分地区因一年前受灾,粮食歉收,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根据地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到敌人抢掠和烧毁;而红军已扩大到十万人,大量需要粮食。根据上述情况,林伯渠感到,在粉碎敌人进攻的许多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①。因此,他一面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进行收集粮食的工作。五月二十日,国民经济部发出第一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及妇女代表参加讨论,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济局,以应急需。鉴于当时禾苗长势良好,夏粮丰收在望,于是他又通过国民经济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倡导办粮食合作社和建造谷仓。随后,又制订出《谷仓管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等,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后来粮食的收集和贮存,均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同年八月十二日,林伯渠在叶坪主持召开了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他致开幕词后,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 (第) 五次“围剿” 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作了 《发行三百万 (元) 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经过几天讨论之后,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 (白区) 贸易、筹款、培养干部、加强边区与新区工作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开展。

大会以后,林伯渠兼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就在这时,蒋介石纠集五十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李德、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对此,林伯渠联系自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半年以来的亲身体验,深感王明等“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①,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但是,为了大局,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走极端,不去伤害和打击同志。同时,也不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

毛泽东指出: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又指出: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②。林伯渠通过财政部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白区) 贸易,把坚持革命战争同加紧经济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开源节流,双管齐下”的口号下,一方面成立没收征发局,以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兼任局长,在地方和部队成立下属机构,“向一切封建剥削阶级进行没收或惩罚”,即向苏区和白区的地主、富农筹款; 另一方面,通过银行适当增发纸币,由银行代理金库,想方设法提高苏区纸币的信誉,并帮助政府和部队各机关建立与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因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并使前方部队、后方部队、后方机关、学校的生活,均能维持并略有改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总结了两年来苏区在战争环境中进行切实有效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的任务。在大会期间,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大会以后,他按照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指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问题。一次,他走入一老百姓家,进屋便闻到炖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毛泽东支持林伯渠的意见说: 是啊! 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暂时解除了群众的缺盐之苦。林伯渠对待财经工作非常认真细致。他要求银行每天将收支情况列表报送给他,然后查看每一个数据。所以,苏区不同时期财政金融的基本数据,他随时都可背诵出来。

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开展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的运动。为此,林伯渠亲自与同志们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 他用的办公纸正面写了反面写,一个信封用后翻过来再用。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只就节约一项而言,“除了各级党与政府及各团体机关的行政费平均比较以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以外,各国营企业、机关、工厂等的工人节省工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自带伙食及其他种种节省的数目,已有很大的成绩,这给战争经费以有力的帮助”①。

但是,由于军事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最终也给财政经济工作招致了无法挽救的损失,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①。

在 长 征 途 中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 (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林伯渠随军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出发前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西江的一个庙里召开各部负责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和组织编队工作。林伯渠和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同志坐在一起,神情沉重。林伯渠深情地说: “几年来,我们和根据地人民在一起,同甘共苦。他们支持着我们,养育着我们,也依靠着我们,和我们一起享受了胜利的快乐,经受了挫折的考验。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一块地方了,这里的人民一定会遭受白匪的摧残和屠杀,会吃更大的苦头。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说到这里,他泣不成声,与会的许多人也热泪直流。沉寂一会后,他接着说:“我们一定要设法减少苏区人民的损失,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自卫武装,和红军游击队一起战斗,打击敌人。……苏区人民和我们是心连着心的,我们是不能忘记他们的,我们也一定要回来的”②。

中央确定林伯渠随军出发,何叔衡与瞿秋白等留下坚持斗争。临行前夕,何叔衡在他的住地梅坑,备清酒、花生,邀林伯渠作竟夕谈,并将身上的毛衣见赠。林伯渠感慨万千,作《别梅坑》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①。

出发前,他一直忙着处理财政部的工作,解决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家属所需的物资、经费问题,而他自己的家却未能顾得去安排。他的爱人范乐春,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是一个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好同志。撤离前夕,她刚生孩子。在决定去留问题时,组织上考虑到闽西根据地工作的需要,也考虑到她带着孩子的实际困难,便决定把她留下。林伯渠匆忙回到家里,范乐春心情难过,默默无语。林伯渠抑制着感情,安慰她说: “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匪的罪恶啊! 不然,爸爸怎么能离开你们呢?”临别时,林伯渠又语重心长地对范乐春说: “你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要保持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本色,不能有任何特殊。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你就能开展工作,脱离了老百姓,你拿了钱也没处用……”。他还特别鼓励范乐春说: “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①范乐春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她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一起,坚持领导了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五月,因劳累过度,肺病加剧,不幸逝世。

长征开始了,林伯渠随党中央机关和政府机关及军委后勤等部门组成的军委二纵队行动。年近半百的林伯渠,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在敌人前堵后追、空中飞机轰炸的枪林弹雨中,白天或者黑夜,经常每天步行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日行一百余里。出发时,组织上给了他一匹马,但后来这马因一次吃食过多而被胀死了。有马时,他也很少骑坐,总是用来驮军需品或让给伤病员使用。对此,警卫员黄秋胜和饲养员周仁非常着急,多次请他上马。他却风趣地说: “大家都是用两条腿,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 (拐棍) 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 ”还说: “行军带上五件宝 (棍、帽、草鞋、粮袋和军包) ,不怕目的达不到。”每次行军,他总是一手提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或前或后的照顾着同志。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 “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安全地通过去。黄镇同志在长征中的那幅素描,画着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朝前,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①

长时间的行军生活,使他面容日益消瘦,颧骨隆隆凸起,头发更加发白,胡须垂到胸前。但他却忘记了自己的一切,时刻关心着同志们的情绪和温饱。谁有牢骚怨气,他就耐心地找谁谈心; 在缺粮饥荒的日子,他吃草根树皮,把节省下来的一点青稞麦分给伤病员; 在准备越过严寒的雪山时,他把在贵州打土豪分得的一点棉布,送给警卫员和马夫做了棉衣; 他还特别通知各部队,要为女同志多准备点特需品,要给她们发卫生纸,多发一条衬裤,等等。部队行进川黔少数民族地区时,一次,李维汉突然生病发高烧,直想水喝。在那丛山峻岭之间,前不见村,后不靠店,上哪里去找水呢? 正好林伯渠的警卫员小黄在打土豪时缴获到一个暖瓶,灌有一瓶水,准备留给林伯渠喝的。林伯渠知道李维汉病了之后,立即要小黄把那瓶水送给了李维汉。急人之急,细微之中见精神。事隔四十多年,李维汉仍清晰地记得这难忘的一幕。

在二万五千里的途程中,林伯渠不只是跟随队伍艰难地走过来了,而且肩负着繁重的战斗任务。他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没收国民党反动派、官僚、地主的财产,向各军团分拨战利品。每到宿营地,他总是立即安排筹集粮款的工作,并严格要求部属注意调查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他常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护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①一次,林伯渠和部属一起去筹粮。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人也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约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说明,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后来,经过调查和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普遍农民。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将粮食过秤,把信和钱压在坑边,然后才把粮食背走。

林伯渠在长征路上,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后,他非常拥护党中央的新的正确领导,坚决跟随党中央北上抗日。后来,他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语,长时期萦回在一些同志的记忆里。他说: “过去我们反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反两次盲动主义,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启发和帮助。这次反对国际进攻路线影响下的王明冒险主义,是靠我们自己来反的。这就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成熟了。”②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红军左、右路军分别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九月,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林伯渠奉命用 “打粮”的名义率部出发。当时,政府机关的后勤挑子,虽经数次轻装精简,仍较前方部队为多,加之一部分同志外出“打粮”未归,要把无人挑的担子分别搭配挑走,颇费周折。林伯渠忠于职守,临险不乱,拾掇好全部东西,分配给挑夫上路,自己也迅速赶上了大队。同月十二日,他出席了党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之俄界村召开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十月间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林伯渠以极大的义愤,作诗斥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径,其中写道:

巨猿解缆技殊巧,

野虻射人事可嗟。

前路纵遥知马力,

谁予便利敢分家①。

十月,红军继续北上。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不久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林伯渠于二十日到达吴起镇,他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目的地、实现了与陕北红军会师而无比激动,与战士一起举行了同乐会。

二十五日,林伯渠出席了毛泽东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一年来情况的报告。他的长征日记记载了这次报告内容的提纲:

“毛主席报告:

(1)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是党领导正确。

(2) 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

(3) 任务:

(A) 军事政治教育;

(B) 争取群众,扩大红军;

(C) 改善生活,充实被服。”①

毛泽东《长征》诗传诵出来以后,林伯渠异常激动。他回顾长征奇路,瞻望革命前途,也写下了纪念长征的历史诗篇:

一年胜利到吴旗,

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

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

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

阳光坦荡已无歧。②

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主席和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

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国守军奋起抵抗。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十七日,林伯渠奉党中央派遣,与周恩来、秦邦宪一道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我党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成立,随后出现了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于九月六日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任命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此后,林伯渠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兼顾两地的工作。

林伯渠在西安时,住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办事处设在七贤庄,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西安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公开斗争的前哨。院内有一间小小的厢房,里面摆着几件简单的家俱,这就是林伯渠的办公室和卧室。

当时,我党在西安的机构,除八路军办事处外,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社会部 (对外称农委)。这三个单位各有电台与延安联系,而在西安的事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则由林伯渠统一负责。他领导陕西省委负责健全和发展全省各级党组织; 指导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 帮助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活动,工作十分繁忙。

林伯渠经常要接待很多的来访者,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妇女以及文化教育人士,也接见过爱国知名人士李公仆、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洲、高崇民等人。然而,他更运用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力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程潜等国民党的将领以及华侨领袖人物进行统战工作。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和董必武一起,在重庆曾家岩与川西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将领刘文辉会晤,向他分析国内外形势,阐明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启发教育刘文辉。次年三月,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飞抵重庆。几天以后,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到嘉陵招待所访晤了他,双方就国共两党摩擦事进行了几小时的交谈。越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岩村办事处举行了一百多人的茶会,欢迎陈嘉庚等,林伯渠、陈嘉庚、叶剑英等相继在会上致词,增进了双方的友谊。与此同时,林伯渠也不放过向国际友人做工作的机会。一九三九年九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况,以及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林伯渠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制宜,深入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他还经常引用历史掌故,如讲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来说明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

林伯渠是我党派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本来与我党提出的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为了团结抗日,我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人,应聘为参政员。一九三八年七月,林伯渠与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五位中共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会议充满着斗争,但由于林伯渠等和爱国民主人士参政员们的坚持,会议还是明白的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宣布了实行民主、保障民生的必要,因而会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后,随着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国民参政会逐渐成为国民党独裁政权下的一个虚伪的欺骗人民的御用机构。但尽管如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还是尽可能出席一些会议,以利用这一公开讲坛,采取合法手段,团结各阶层人士,教育广大人民,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二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可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问题一无表示,对前两次参政会的决议毫未见诸行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更坏。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会议采取了冷淡态度。在十八日的会议上,董必武提出 《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案》 ,要求国民党政府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无端反对。董必武当即退席,以示抗议。林伯渠等支持了董必武的正义行动。

在西安时,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有人在会上攻击八路军搞“摩擦”。林伯渠很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搞摩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是啊! 搞摩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方英勇抗战,流血牺牲; 后方却有人故意搞摩擦,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说明谁在搞摩擦呢? ”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我们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堡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反驳说: “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堡的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 “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太乱,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这个副官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而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 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陕甘宁边区,这难道叫做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这一席话,使得那位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式地说: 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最后,林伯渠给了他一个下台的梯子,他说: 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①。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又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全国各地的任务。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常在这些事情上制造摩擦。林伯渠毅然领导办事处的同志进行了反摩擦斗争。一九三八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途经草滩时被扣留,情况十分紧急。林伯渠与办事处伍云甫处长迅速商量后,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带上两个警卫,挂上中校徽章,乘坐小汽车前往。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 “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没等对方答话,转身向青年们下令说: “跑步! 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了,国民党连长见王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 (按: 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 ,说明这件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①后来终于使这批青年安抵延安。

林伯渠还曾营救过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部队到达兰州后,党中央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电告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新兵团” 一到西安,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迅即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向他们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他们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后,分别编入八路军各部队①。

从延安出来,经西安转赴抗日前线的干部,也常遭到国民党的无理阻挠。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共北方局派到延安学习的陈希愈、张越、杨清华 (原名陈毅) 、李克坚等同志,结业后返回晋冀鲁豫边区,行至咸阳,被国民党军警羁留于西安新城几个月。后来陈希愈等教育了一个姓李的小勤务兵,送信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获悉,利用他与行营主任程潜的旧关系,迅即前往交涉。程潜同意释放,亲下手令说: “陈希愈等六人要求赴前方抗战由,已饬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处理巳。”②林伯渠持回手令,派人将陈等接至办事处,开会欢迎,然后安排他们返回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从西安到延安的军车、卡车,三天路程通行无阻。可是在这以后不行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林伯渠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欣赏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日的精神。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登门拜访,以诚相待,且多次邀至办事处作客。万福恩非常感动,曾说: “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此后,万福恩经常给八路军提供方便,支持抗日事业。有一回,办事处在洛阳购得一批奶牛,费了许多周折运至临潼时,国民党武装特务捣乱,打伤了押运排长,企图阻止通过边卡。林伯渠商请万福恩设法,万立即与该大队在延安的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决定由医疗大队出面,给我们一个路条,说这批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买的,顺利通过了边卡①。

西安铁路局有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笔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激。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 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毕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 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使办事处未曾发生过油荒②。

林伯渠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他将同志们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 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西安,竟有四千五百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同办事处来往的人们,跟踪盯梢我们的同志。为了加强同志们的纪律性和警惕性,林伯渠联系实际逐条向同志们讲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妄图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拉拢腐蚀我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橘颂》等诗词,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领导建设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年十一月,林伯渠从西安回到延安。边区政府委员会开会欢迎他的归来。此后,他以主要的精力领导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四○年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 (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 、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 (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政府中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为了贯彻这个指示,一九四一年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指示,详细分析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阐述了边区实行三三制的必要,规定了选举的重要事项。随后领导边区进行了普选,使县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地建立起来。第二年,又完成了乡选举。

“三三制”的普选是一次广泛的民主运动。当时,不少人对“三三制”不理解。尤其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要把曾经被我们领导群众打倒的、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绅士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很不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比如当时边区政府拟遴选绥德县的一个著名绅士、大地主作参议员,党内一些同志就是不同意。林伯渠耐心细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曾找绥德的县长说: 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团结抗日,请他们出来当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并说明了他们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经过这样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干部的思想也就通了。许多县、区、乡把开明的绅士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来,绥德那个著名绅士也当了边区的参议员①。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和正、副主席,林伯渠连选连任主席,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副主席。当时参加边区一级政府和参议会的开明绅士和民主人士,还有安文钦、李丹生、白文焕、贺连成、霍子乐、李建侯等。在工作中,林伯渠很注意同他们合作共事,尊重他们的意见。

李鼎铭分管边区的财政工作,他曾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陕甘宁边区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精简了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各事业单位的人员,改进了公文制度,减少了经费开支,提高了工作效率。开明绅士、民主人士虽然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同实行民主政治,但对减租减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时表现抵触情绪。林伯渠耐心地进行解释和帮助,使他们很快转变了看法①。

林伯渠经常教育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来确定工作任务和计划预算,并保证执行。他主持的政府委员会,每半月举行一次,必要时提前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再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他在主持讨论问题时,争论是常有的,但反对搞个人攻击。如在建政、司法和审干问题上,曾有过一些原则性的争论,林伯渠一般是不直接参加争辩的,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谈出各种看法,等到是非将明时,他以长者的态度表示支持那些正确的意见,否定错误的意见,但允许保留个人的不同看法。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判别的带理论性的争论,他十分慎重,常直接去请示毛泽东主席,然后作出适当处理。

“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出现某些隔阂。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 “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划行。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对此,林伯渠与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均感到意外,因而决定由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李鼎铭从他受到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演讲的感动而出来工作说起,侃侃而谈,一直到最后尖锐地提出: “你们党上决定了……”,“干部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②。这次谈话表明,问题的症结就是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是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 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上”而说“我们团体”了。后来,中外记者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谈话,边区政府给他配了个翻译,让他自己直接找李鼎铭谈话。在谈话中,这个英国记者问李鼎铭: “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爽朗地笑了,回答说: “我有职有权。”这位英国记者事后说: “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①

在“三三制”的政权中,有时也发生原则性分歧。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的边区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条例中有一条说: “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将“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虽经反复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林伯渠同秘书长李维汉等一起商量,认为原则要坚持,但方式可以灵活,于是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李鼎铭也表示同意②。

林伯渠和以他为首的边区政府党组,坚决服从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他是西北局的常委,对于日常工作中的问题需要请示的,在开常委会时提出,或者派党组秘书去接洽。全区性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措施,政府党组讨论后,无不向西北局和毛泽东请示,而毛泽东和西北局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从而使边区政府的工作能够沿着党的正确方针不断向前发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陕甘宁边区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封锁下,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一九四一年在边区征粮二十万石,引起群众怨言。第二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的报告,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林伯渠召集了边区一级党、政、民、学各伙食单位管理生产工作的干部,举行联席会议。他在报告中指出,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因为边区一级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几年来已经获得很大成绩,今年要在现有基础上求得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他说,我们必须以最大的热忱和积极性参加生产。这不单是为了改善后方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保证健康的革命体魄,坚持抗日工作,同时也是对于前线抗日的支持和配合,保证战争的供给。

怎样来完成这一任务呢?他说: “第一,需要总结去年的生产经验,订出今年的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立即开始实行; 第二,各机关重要负责同志须亲自参加,提高大家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并领导大家努力干; 第三,要利用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和方法,抽调强有力的干部从事专门生产,并勖勉生产干部廉洁奉公,不贪污,不浪费。”①

林伯渠一面号召大家参加大生产运动,一面亲自深入志丹、安塞两县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与要求,倾听群众意见,并写出了《农村十日》①一文,号召大家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 你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啊! 这次农村小住十日,觉得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他这次下农村,确实获得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当他发现安塞县的卫家塔大变工队有效地组织了劳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便用这一事实向群众宣传变工的好处,使原来变工搞不起来的地方先后都搞起来了。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移民垦荒政策,决定新开荒地三年免征公粮,并对劳动模范给予奖励;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力提倡劳动互助,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积极发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 在甘泉、富县、延长、延川等十余县号召并组织种植棉花; 发动群众将食盐运出边区,换回布匹等日用品,等等。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执行,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林伯渠不仅领导边区生产,而且带头参加生产。一九四四年新年,他在边区政府的墙报上发表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主要内容是: 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 (用变工合作方法) ; 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三、从一月二十五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下面这样一首生产节约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

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

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

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

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

变工扎工唐将班①。

林伯渠严格要求自己,订出计划就坚决执行。当地有个叫惠疙瘩的农民,见林老每天早上拾粪,便领着儿子挑起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 “你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帮你拾了。”林伯渠说: “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还要坚持每天拾粪。虽然我年纪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②

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等的组织领导下,边区的农业、工业生产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形势。一九四二年比抗战前夕耕地由八百万亩增至一千二百万亩,植棉九百万亩,民间手工业开始发展,公营工厂由两个发展到六十二个。到一九四五年,耕地扩至一千五百万亩,植棉三十五万亩,民间纺织业有纺妇十五万人,织妇四万余人,工业上能年产布十五万大匹,造纸一万余令,还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制造三酸、玻璃和瓷器①。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多数家庭的生活都有改善。而部队、机关和学校的干部、战士和学生的供给标准,也大有提高。

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林伯渠很注意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他常说: 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生产建设,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现在抗战,财政确有困难,但要舍得办学校,这方面不要卡得太紧。他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总是尽力给予支持。陕甘宁地区原来的教育事业是落后的。由于林伯渠的大力提倡、推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几年时间,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除创办了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以外,有中学和师范六所,完小、初小共四百四十余所。一九四四年边区政府为了普及小学教育,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边区各县有村学五百七十多所,私立小学一百五十多所,读报识字组三千三百多个,夜学或半日学校二百三十所,还广泛开展了冬学运动。林伯渠和吴玉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新文字协会,推行拉丁化汉字,一时边区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纷纷出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边区原来的卫生水平很低,疾病和死亡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一些地区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两千多巫神到处招摇撞骗。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大力培养中西医生,发动他们到民间服务,改造巫神,改变群众不卫生的习惯,发动群众广建猪圈、厕所,改进饮水,消灭虱子,实行新法接生等,从而使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有明显提高。

林伯渠也很重视边区的文学艺术活动。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他发起成立了怀安诗社,将从外地到延安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边区的一些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喜爱诗词的干部,组织到诗社中来。诗社定名 “怀安”,是取“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之意,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及我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诗友们披襟述怀,吮毫抒愤,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颂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和光辉业绩。即使酬唱赠答、互相勉励之作,也多洋溢着革命豪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诗社到一九四九年才停止活动,历时八年。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怀安诗选》,收录了二百五十二篇诗稿,其中有林伯渠的二十七篇。

一九四二年以后,林伯渠同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发动和鼓励边区的文艺团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秧歌、秦腔、说唱、京剧和歌剧等,创编反映群众斗争和生活的新剧、新歌。不久,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出现了一批象《白毛女》 、《逼上梁山》、《兄妹开荒》 、《夫妻识字》、《翻身道情》等好节目。这些节目的演出和推广,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在大生产运动的带动下,边区的工作欣欣向荣,条条战线上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边区政府经过请示报告,有准备地先后召开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以及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是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共同主持的。林伯渠频繁地找代表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这几次会议对于发展边区生产,实现“耕三余一”,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团结新老知识分子,开展文艺工作,推广民办小学和识字运动,破除迷信,改善卫生条件,发展中医药治疗等,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边区工作之所以成绩卓著,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楷模,是由于有党中央、西北局的指导和边区政府的集体领导,林伯渠也尽了极大心力。他在工作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很为干部、群众所称颂。他非常注重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他主持边区工作时,除了仔细听取汇报外,还经常深入到各县去调查研究。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发表以后,他率领一个工作团到甘泉、富县一带去调查,发现近年来雇农人数大大减少,很多雇农成了贫农,他向有关同志提出了农村工会的存在是否必要的问题。后来又调查了五、六个县,情况大同小异。于是决定将区一级工会干部撤回,把力量集中到工厂和合作社事业方面去。有一次,他发现富县在完成运盐任务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毛驴背部压烂受伤,有的甚至死在路上,群众的利益蒙受损害,口有怨言。他一面及时向西北局反映情况,一面找干部和群众商量,从当地劳动力和牲口运输习惯的实际出发,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了问题,维护了群众的利益①。

林伯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干部。他每次从西安或是重庆等地回到边区政府后,总是拄着一根棍棍,后面跟个通讯员,挨个窑洞走去,向同志们了解各厅、处、院的情况,同他们商讨工作,研究问题。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有时他还带回一些书籍和毛笔之类的文具送给同志们,买点东西送给有孩子的妈妈。所以,在同志们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慈祥的长者。

林伯渠知人善用,信任干部,爱护干部。一九三八年四月,两个岭南大学农学系毕业学生,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得知他们是搞农业研究的,十分高兴,亲自把他们带到延安,让他们去三十里铺办起了农场,以后又不断从外地给他们带来一些专业书籍。一年以后,因该地气候土质不适宜,林伯渠骑着毛驴同他们一道选择新场址,还从全边区调来二十几个技术员,在杜甫川办起了光华农场。农场除种好粮食作物外,还开展了多方面的科学实验,引进了几十种蔬菜种子,并种上了许多树木花草,成了延安有名的风景区②。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但康生横蛮无理,不让他阅读中央电报。林伯渠抵制了这个荒谬决定,无论收发电报,他都要问一句: “罗 (指罗迈,即李维汉)秘书长看过没有?”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后任副主席)是边区本地干部。他向林伯渠汇报时,往往是反映他工作过或熟悉的地方的情况。林伯渠热情诚挚地帮助他,指出,对你熟悉的地方要多注意它的情况变化,而更要注意了解你不熟悉的地方,这样才能掌握全局。刘景范后来回忆说: “我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所以在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与林老的热心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看待干部不是看他的一时一事,而是看他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有一次,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个科长,负责料理一个病逝同志的后事。入殓时,他把死者的钢笔留下自己用,被人发现,党支部开会批评他。有些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主张开除他的党籍,一时这种意见占了上风。这时,林伯渠郑重地说: 本来,把死者的钢笔留下来给一个同志用,是可以的,但要向组织打个招呼,经组织同意才对。没有向组织打招呼,这是个缺点,应该批评帮助。但开除党籍,就重了。因为看一个同志要历史地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是长征老干部。他在长征中冲锋陷阵,几次爬城,都被敌人打下来,又爬上去,同敌人搏斗,非常勇敢,现在的工作也勤勤恳恳,是很努力的。顿时,会场空气变了,这个同志作了检讨,大家也就再不提开除党籍的事了。

林伯渠宽以待人,但严于律己。他勇于解剖自己,对缺点错误,从不姑息、隐瞒。边区政府某个部门在工作中有了缺点和错误时,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的缺点。同时,发现了缺点就主动作自我批评,勇于改正。一九四二年他下去检查工作时,曾对鄜县县委书记秦力生和县长谢怀德说过,鄜县群众工作基础比甘泉县差一些。可是事隔多年,他在绥德雷家沟见到谢怀德时说,一九四二年我讲你们鄜县工作不如甘泉,但事实证明,鄜县的干部在战争中百分之九十坚持下来了,我那个批评不合事实。我要通过你向秦力生同志和其他干部讲清楚,我向大家道歉。谢怀德说: “不必了,我们的工作也确有缺点。”林伯渠又认真地说: “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①

林伯渠生活简朴,克己奉公。他在延安一直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所在地的两孔普通土窑洞。有关部门为他砌了三孔石窑洞,他坚持不住,后来只好作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他睡的是木板床,盖一床白粗布的棉被,穿的衣服也常是补过的,一件老羊皮袄连布面也没有。冬天冷了,同大家一样,只是烧一盆木炭火,并且还经常只是早晚烧一烧。饮食也很简单,常常去食堂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在西安或重庆工作的日子里,同志们想给他买点较好的食品和生活用品,都遭到他的拒绝。平时,他经常用“老实”二字评人论事,他自己正是一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

参 加 整 风 运 动

一九四二年初,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林伯渠立即投入了这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他认真地回顾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深入地解剖自己; 同时,也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掩盖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襟怀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他还说过,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帮助有毛病的同志,在那“天人交战”的关头,有走向正确方向的勇敢精神①。吴玉章后来回记说: “林伯渠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所表现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②

同年秋,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了把边区干部的思想水平再提高一步,彻底克服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缺点,中共西北中央局于十月十九日至翌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进行了整党、整政、整军、整民 (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 、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 、整财和整学,在这七整中特别贯彻了精兵简政政策。会议过程中,林伯渠就整党、整政、整财等问题,作了多次长篇发言。

当时,在如何认识陕北苏区党的历史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林伯渠肯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陕北苏区的功绩。他说,由于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白区的党十分之十都失败了,许多苏区也没有了,只有这个苏区存在着。这使得革命事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全世界人类改造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今天还继续着。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我看,我们陕甘宁边区是堪当这句话的意义的,因为在这里保留着民族的阶级的不亡的一线生机”。他还说:“今天边区不仅是仅存的一个苏区,而且有很大的力量”,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担落在我们每个党员的肩上,我们要使党员的“质量更精一些”。他指出,在边区党内有许多坚强的很好的干部,使得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然而也的的确确还有那样一些人,在思想上享乐腐化,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这样的人就不象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耻辱”。“如果教育后他还不改正,那就不能不用纪律和一些别的办法来处理。”①

这次高干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接受了林伯渠的许多正确意见,讨论了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以往边区党的斗争历史的认识,检查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又确定了边区党的中心任务。

党中央于一九四三年决定审查干部。直接主持这一工作的康生,在这年夏秋两个多月中搞了所谓“抢救运动”,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 ,大搞逼、供、信。他把河南、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把一些地方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当作反革命进行“抢救”;并且胡说边区政府中外地来的干部多,不可信任,甚至指名要揪一些同志。林伯渠坚决抵制,不许他乱怀疑、乱整人。他说: 来边区的青年绝大多数是要抗日、要革命的,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对来历不清的人应该进行审查,但要调查研究; 一时搞不清的慢慢搞,还要看他们的表现,不要乱戴帽子,不能逼、供、信。当时,老同志张曙时也被扯上了“红旗党”。林伯渠挺身而出,说: 张老是我们的老同志,是经过党长期考验的,大家不要乱怀疑。从而避免了一大冤案。后来,边区政府有几个同志被送到党校第三部学习和接受审查,林伯渠不是歧视他们,而是亲自去看望,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安心学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在被审查时要实事求是,绝对不要乱说,乱说不仅对组织、而且对自己都会造成麻烦,使问题复杂化。

通过整风学习,林伯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九四五年他在党的“七大”会上发言时,说他很早就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即使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也“不懂得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有些盲从”。接着,他用大量史实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赞同搞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如何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组织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民武装,如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幅员辽阔的中国,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全党同志应当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

林伯渠尊重党,尊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党内同志对他也是很尊敬、很信赖的。还在一九三八年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即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大”时,又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当他六十寿辰时,中共中央给他致送祝词,称赞他“是我国革命的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说他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而在统一战线方面,“成绩尤为显著”。祝词还表彰了他“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号召党员和干部向他学习①。

他生日的那天,中央办公厅假延安杨家岭礼堂为他祝寿,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委员会、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都亲临祝贺。会场悬挂了各种祝词和贺联。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贺联是: “鹤发童颜,老当益壮。”李鼎铭的贺联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 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中央管理局的贺联,称赞林伯渠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晚间欢宴席上,林伯渠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正如他自寿诗中所说: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当天,他向党中央写了致敬信,感谢党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教育,感谢同志们的祝贺、勉励和关怀,表示“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①

在 谈 判 桌 上

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一举动钩起了蒋介石“招降”中国共产党的幻想。六月间,他亲笔写信给毛泽东,约请毛泽东赴重庆“当面谈一切问题”。信件通过张治中托林彪带回了延安。半年过去,中共方面没有回音。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为了公平合理地调整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利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知我党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者三人同时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二月二日,国民党复电表示欢迎周、林、朱三人同往。十七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说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多次召集陈布雷、陈立夫、何应钦、潘公展等八大要员,会商林伯渠来渝的对策。随后又制定了阅后必须“收回焚毁”的《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十条,要求其下属“注意林氏到西安后之活动,并密派员随车来渝”; 抵渝后,“两统局 (按: 指中统、军统) 密切注意其活动,尤其对外人之来往,与对各党派之来往” ; 在宣传上,对“《新华日报》之宣传计划,予以针对之应付” ,“但以不露痕迹为原则”;“推定与林氏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内人士若干,……以私人资格予以招待” ,一是“探询其此来之真意”,一是“相劝其来归”; 最后要求大家“对林氏此来必不希冀有何良好结果” 。蒋介石还发表训令说,此次谈判首要的是在军事方面,“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 ; “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 ,但必须贯彻“国民政府所颁行之一切法令规章” 。国民党对这次谈判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偕王若飞、伍云甫等从延安启程,五月二日抵达西安。同一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到达西安。四日,两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请问究竟如何解决。张、王两人避而不答,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判。于是林伯渠提出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是: 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 四、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 五、恢复新四军番号。张治中和王世杰不同意,主张就两党目前有关军事及边区问题进行商谈。于是林伯渠说,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二百二十万民兵,请国民政府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张治中、王世杰只允许四个军十二个师。以后又谈了几次,最后商定将历次会议双方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代表签字后,各方报告自己的中央,由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五月十一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在纪录上签了字。可是张、王二人竟不顾事实,说纪录上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他们不签字。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一同飞往重庆。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方案中提出了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施地方自治等二十条意见。二十二日,林伯渠将这个提案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认为所提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足以使人生气”,故不肯接受,希望进行修改。

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党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近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出了估计。六月三日,党中央复电,同意林伯渠等对形势的估计及所提的谈判方针; 同时,把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发给他们,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六月四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便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中央已复电指示,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小问题改为备忘录。随信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张、王二人将国民党政府《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面交林伯渠。“提示案”坚持只给我四个军十个师的编制,对我党的合法地位不予承认。至于各党派的地位,人民的集会、结社、人身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更是只字不提。

六月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国民党的“指示案”,与我党所提十二条,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二人将我党十二条转报国民党中央。他再次声明,西安谈判纪录是“为最后共同作出的初步意见”。八日,张、王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前面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 西安谈话纪录,既经过你修改、签字,应作为你的意见,且已将此件上报,政府的“提示案”已尽量容纳了你的意见,希望能够完全接受。

十一日,林伯渠又写信给张、王二人,说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与西安谈话纪录是略有出入,但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和西安谈话纪录亦有出入。谈判过程中的出入,双方都有,不足为异。同时指出,张、王拒绝将我党的正式提案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对方个人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十二条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这一来,谈判遂成僵局。

同年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十五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发言。他在谈到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军有四十七万余人,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而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十个师,并要“限期集中”,而编余的则要“限期取消”;我方要求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解放区; 我方要求我党和各党派有公开合法的地位,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但都未能做到。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严重分歧呢? 林伯渠曾在八月三十日给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指出: “ (国民) 政府负责诸公,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①

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最后指出: “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②林伯渠代表我党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积极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

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林伯渠于一九四五年冬,领导边区人民举行了乡、县、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运动。边区群众在投票选举参议员时议论说:“白胡子老头林主席,一心一意为咱们老百姓办事,经验多,领导好,一定得选上。”①在次年四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再度荣任边区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领导开展了减租和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作了一定的物质准备。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动员令,运员边区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在九月十六日检阅边区自卫军的大会上,他发出号召: “全边区人民要武装起来,积极训练自卫军,防止蒋石介的进攻。”②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派遣胡宗南等部二十三万兵马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而我西北解放军仅两万余人。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这时,林伯渠已是六十一岁了,党中央照顾老同志,想要他东渡黄河去华北。但他觉得自己是边区政府主席,坚持要留下来,同边区人民一起战斗。三月八日延安举行万人动员大会,林伯渠致开会词,号召边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粉碎敌人的进攻。三月十四日,他率领边区政府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开始了一年多的转战历程。

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林伯渠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率领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陕甘宁边区是个约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解放区,可是由于“胡祸”以及干旱、雨涝、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灾民竟达二十五万之众。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放救济粮,成立生产救灾会,召开各种会议,组织生产自救,并亲自检查救灾工作。他在绥德检查救灾时,以一日两夜的时间找人谈话和批阅材料,然后召集分区党政负责同志二十余人,对当地救灾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他还领导边区政府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方。边区政府在转战期间先后动员了数万青壮年参加主力军和地方兵团,一万余人参加游击队。还组织群众进行救护伤员、运送物资、缴纳军粮军草、缝制军鞋、拥军优属等项工作。由于部队调动频繁,粮秣运输存在困难,特别是马草需要量大,调拨运输更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边区政府曾动员干部每人割一百斤草,作为生产任务。林伯渠白天紧张工作,晚上经常行军转移,身体又不大好,大家劝他不要参加割草劳动,他不听,坚持拿着镰刀、绳子同同志们一起上山割草。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十一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绥德县义合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会议有些“左”的倾向。林伯渠对土地改革和干部政策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等一套作法,有着不同意见,并始终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鉴于当时有些群众受“左”的影响,他适当地很有分寸地从党的基本政策上加以解释说明。会后在绥德雷家沟的试点工作中,他毫不犹豫地纠正了排斥中农和吊打地主等一些“左”的作法。陕北大地主安文钦,比较开明,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这次土地改革分了他的土地房屋,“扫地出门”。林伯渠得悉后,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认为有些作法不妥。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亲自处理了这件事,退还了他的一些房产,并向他道歉。安文钦十分感谢,说共产党不忘旧情。这件事,对于纠正土地改革初期某些“左”的做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使党在各阶层人士中赢得了威望和信誉。

同年十二月,林伯渠出席了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重要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事实证明,他对土改工作的看法,完全符合“报告”的精神。

一九四八年四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支援下,光复了延安。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勉励大家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蒋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五月十一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机关回到了阔别一年多、而今已是满目疮痍的延安,立即投入了领导边区人民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战斗。他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 当初敌人占领延安的那股乌云,没有掩没共产党人的伟大气概,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度过灾荒,创造了解放大西北的光明局面。今后,一定会更快地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送到坟墓里去。

十二月间,党中央调他去担任新的工作。边区召开欢送大会,许多干部、群众泪眼莹莹,依依不舍。十六日,他怀着极不平静的心情,离别了奋战十三个春秋的陕甘宁边区,前往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受党中央重托,奔走于天津、沈阳和北平之间,广泛地同各民主党派人士进行接触,并将一些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迎至北平,就有关争取全国胜利的大事交换意见。三月,他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四月,他参加由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代表团在北平谈判。一次,南京代表团中有人吹嘘蒋介石“完成北伐及领导抗日的功劳”,林伯渠愤然而起,列举大量亲身经历的事实,严词予以驳斥,使得对方“面红耳赤,流汗”不语①。

谈判破裂后,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作战,大陆解放指日可待。从这以后,林伯渠悉心投入紧张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六月十五日,全国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他担任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八月下旬,常委会秘书长李维汉因病住院后,他代理秘书长,频繁地与各方面人士洽谈,多次参加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歌、首都等问题的研讨与修改工作。九月二十二日,他代表筹备会向全国政协报告了筹备经过。三十日那天,他除了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选举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外,还亲自到天安门精心地检视了大会会场,为开国大典作好充分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日子里,林伯渠格外忙碌。上午,他到车站参加迎接以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下午二时,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主席身旁,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当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亲自升起广场中央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林伯渠这位从参加同盟会开始,历尽艰辛,走过漫长曲折道路而银发苍苍的老人,真是满怀激情,思绪万千。他观看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至晚上八时半才离开天安门,去参加九时举行的欢迎苏联代表团的宴会。

鞠躬尽瘁晚节弥坚

建国初期,部分地区的解放战争仍在继续,战争创伤亟待医治,真可谓百废待兴。林伯渠忠诚履行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职责,协助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十分繁忙。这期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先后在全国展开。而这三项运动,在一部分民主人士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使他们理解党的政策,改造世界观,全国政协成立了学习委员会。鉴于林伯渠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社会联系广泛,中央确定他担任学委会主任。他与有关同志一起,制定学习计划,组织报告会、讨论会,并教育工作人员要有耐心,倾听人家的意见,让别人把话说完; 要领会人家没有说完的话,辨别那些是真话,那些是违心的话,然后加以分析,以便改进工作。他还亲自参加小组会,抽空找人倾心交谈,循循善诱,以达到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这时,林伯渠年事已高,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火纷飞的年月,生活艰苦,工作紧张,因而积劳成疾,身体逐渐衰弱,经常吃药打针。但他仍力疾从公,发奋工作,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巩固和壮大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竭诚贡献自己的力量。

林伯渠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德高望重,备受尊敬。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在“八大”会上发言时,针对国家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现实,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 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而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得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从而提醒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防止主观主义。

林伯渠从来是一个实行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疾苦。还在一九五○年冬,他陪同宋庆龄副主席到东北视察了一个月,行程四千多公里。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他虽已是古稀老人,还是豪情满怀,精神矍铄,先后赴湖南、湖北、内蒙古、旅大、宁夏、广州等地视察,听取省、市、自治区各条战线上的负责同志汇报; 找县里的、乡里的工作同志座谈,一九五五年夏在湖南视察时,一次就找来三十三位县里的干部开座谈会。他还深入到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学校中去作调查; 有时甚至深入到民户进行个别访问,将一些调查材料记载在日记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地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大会,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他在大会上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自治区成立以后,只要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够使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地发展起来,就一定能够为自治区开拓光辉灿烂的前途。”①

林伯渠十分关心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他在政府工作中与党外爱国人士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也很怀念一些老朋友。他曾二十年赞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对他的先师始终十分崇敬。每逢孙先生诞辰,他总是去北京碧云寺或中山堂参加纪念仪式,和老同志、老朋友,一道缅怀孙先生的革命事迹; 同时,也很关心云散在台湾或异域的一些旧友的情况。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到碧云寺纪念孙先生九十二岁诞辰,休息时,与何香凝、李济深等诸老忆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当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回溯前尘、感慨万千、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的时候,林伯渠深表同情,只是觉得于先生诗中的“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未免过于消极伤感了。白首壮心的林伯渠,当即步于诗原韵,挥毫亲书一绝:

不怕扫墓人白头,

中山陵树绿悠悠。

当年黄埔分明在,

风雨同舟忆旧游①。

该诗表达了他希冀在台湾的旧友们能够深明大义,和祖国人民一起,团结在枝繁叶茂的中山陵树之下的殷切期望。

建国以后,林伯渠从事过许多外事活动。一九五一年曾率领中苏友好协会参加苏联“五一”节观礼代表团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说中,祝贺苏联人民在战后的五年计划中获得辉煌胜利,同时也介绍了新中国的重大成就。一九五七年四至五月参加了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活动。一九五九年八月底至九月初,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邀请,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在那里除同蒙古领导人进行会谈外,参观了工厂、农牧场、合作社及文化设施,接触了牧民和各界人士。一九六○年四月参加了接待以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扬勒·贾尔卡赛汗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增强中苏两国、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物质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但是林伯渠仍旧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进城后由于接待外宾、外出工作和参加大型会议的需要,先后做了两套毛料衣服,但他一回到家里就换上了旧服装,有些还是从延安带来的。在北京,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维修,他不同意,说这房子比农民住的不知好多少倍,国家还困难,要把钱用到建设上去。一直拖了将近十年,到了再不加固就可能发生危险时,他才同意维修。后因嫌维修费用过高,又不让维修,直到答应降低维修费用,才同意。

林伯渠对自己的子女,一贯注意严格教育和要求。在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在待遇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伙食上。林伯渠只要发现从家乡来的子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特殊,就立即关照秘书、警卫员说,不让他们违反制度吃小灶。最小的儿子林用三,六岁时就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一般干部、战士一起吃饭; 上学后让他住校,和同学们一起过集体生活;看戏不许抢前排; 在外面不准吃群众给的东西。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前夕,有些孩子从学校被接走了,八岁的用三也想回家,而林伯渠却要他跟学校行军,好好锻炼自己。进北京后,林用三上高中时,林伯渠不主张他上干部子弟学校一○一中学,要他通过考试上四中。一九四六年深秋,阔别八年的三女儿林利从苏联回到延安,林伯渠抓紧时间给她讲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要从思想上入党的教导勉励她。第二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让林利参加保卫延安的斗争。当组织上决定林利去东北时,又再三叮咛她到东北后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一定要争取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建国后,子女大多在北京,但都忙于工作,只有节假日才能聚会。尽管他们年纪都不小,作父亲的仍然不放过教育子女的机会,甚至一连三、四个小时给他们讲马列主义的道理,针对各人的情况提醒他们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林伯渠革命到老,学习到老,从不自满。他曾说过,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列主义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使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不至于左右摇摆。不管是在中央苏区、行军路上,还是陕北窑洞里,他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学习。他在六十寿辰的前夕,曾向毛泽东请教,提出“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多做工作”的问题,并吟《六十自寿》七律一首,其中有句云:

不惯装腔作样子,

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筹愧乏治平策,

励志惟存马列篇①。

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广州的时候,由于工作劳累而眼睛出血,医生不让他看书,他还每天叫别人给他读几个小时的文件和书报。晚年,他经常同子女和一些同志谈到他生平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自己不善于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他说当初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马列著作,他也都读过,但没能象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了就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自己的思想易于停留在表面,思考问题不深入。他还常谈到他熟识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长处,认为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他总觉得自己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比别的同志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加强党性的锻炼。

正由于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不断增强党性,因而在我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坚定地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在“大跃进”的年月里,他虽然歌颂过“三面红旗” ,但也不止一次地提醒别的同志注意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和与会同志一起总结了近一年多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强调要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全面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他的一首《庐山即景》写道:

五老峰头气象新,

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

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

阴阳终古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

自有群众做结论①。

在庐山会议后期,即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批判彭德怀等的会议上,林伯渠也发了言,但他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陈毅是他的战友,又是诗友、棋友,曾在悼念林伯渠的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

在国庆十周年大庆时,林伯渠瞻望祖国前途,信心满怀,在一首七律中写道:

白首壮心驮大海,

青春浩气走千山。

波涛万顷望无极,

稳掌南针总向前①。

翌年春,他兴致勃勃,不辞劳苦,视察了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回到北京后又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这时,他感到不适,医生诊断他是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劝他住院。他不同意,笑笑说,我就是感到心口闷得慌,开点药吃吃就好了。后来经大夫、工作人员和家属一再劝说,才勉强去住院治疗。上车前还一再嘱咐秘书说: “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政治局开会要通知我,文件要送给我。”并要秘书替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病魔夺去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的生命。六月二日,首都一万余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刘少奇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作者附记:

1.本文主要资料来源,除《林伯渠自传》、《林伯渠同志诗选》 、广州《民国日报》、中央苏区《红色中华》、延安《解放日报》、北京《人民日报》、吴玉章《回忆林伯渠同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等公开出版的书报资料外,还参阅了 《林伯渠日记》 、《林伯渠在党的“七大”的发言》 、《宋庆龄致罗叔章信》等几十万字的未刊稿。

2.在征集资料过程中,承蒙林伯渠同志生前的战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李维汉、王首道、习仲勋、吴亮平、曹菊如、朱蕴山、李世璋、李坚贞、刘景范、常黎夫,陈永清、谢怀德、张锡畴、王荫圃、区棠亮、朱洁夫、朱明凯、陈凌凤等五十多位同志,提供了宝贵的回忆资料。

3.在编写过程中,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秉元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她多年来辛勤收集的大量资料,特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林伯渠日记》(1913年11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林老谈辛亥革命》,载1942年10月10日延安 《解放日报》。

①《林伯渠自传》,载《人物》1982年第2期。

②《林老谈辛亥革命》。

①《林伯渠自传》。

①民国《醴陵县志·大事记》。

②兰成,即庾信。南北朝时梁朝人,出使西魏,被留住不放,梁朝灭亡了,他曾作《哀江南赋》怀念乡关。

③《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1页。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2页。

①引自 《提学使札委林祖涵为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印的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 第66页。

② 《林伯渠自传》 。

③司马氏系澧州人,1903年与林伯渠结婚。

④清末时蒙古统治者曾占有东北大片土地,并在各处设立租柜,向当地人民苛征租税。

① 《林伯渠同志诗选》 第5页。

②伍崇贤,名复明。1910年与林伯渠结婚后,曾随之迁徙于东北、长沙、上海、广州各地。南昌起义失败后,林伯渠被派往苏联学习,“九一八”以后两人失去联系。因为断绝了经济来源,伍崇贤便携儿女返回湖南老家,担任小学教员,以微薄之薪抚养子女。抗战初期,送三个子女往延安,并先后介绍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去陕北。1971年病逝于临澧。

①②③《林伯渠日记》 (1913年10月24日、11月23日)。

① 《林伯渠同志诗选》 第6页。

①邹鲁: 《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5月版第1册159页。

②吴玉章: 《回忆林伯渠同志》,载《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②朱蕴山的回忆,见1979年林秉元、涂绍钧访问记录。

③《林伯渠日记》 (1917年8月25日)。

① 《国父全集》 第3册第479页。

②《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1085页。

①即程潜。

②《国父全集》第3册第580页。

③《林伯渠自传》。

①《林伯渠自传》。

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页。

①②③林伯渠: 《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④广东省《青年周刊》1924年第9期。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4页。

①林修梅在广州的寓所前有六棵柳树,当时曾自戏称“六柳居士”。

②此诗系1921年冬所作,林伯渠当时曾教九岁的女儿林秉衡每日诵读。文中所引是林秉衡1979年追忆。全诗除中间一段遗忘外,林秉衡仍能背诵如初。

①②林祖涵: 《林修梅遗著·跋》。

③吴玉章: 《悼伯渠同志》,载《十老诗选》。

①宋庆龄1980年1月21日致罗叔章的信,原件存罗叔章处。

②吴玉章: 《回忆林伯渠同志》,载《吴玉章回忆录》。

③转引自李云汉: 《从容共到清党》。

①宋庆龄1980年1月21日致罗叔章信。

②林伯渠: 《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指中国国民党。

④即夏曦。

①指当时国民党最高机关。

②毛泽东: 《致林伯渠、彭素民》,《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③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除领导上海市外,还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组织、指导工人运动等事务。

①《林伯渠自传》。

①1926年4月15日广州 《民国日报》。

①林伯渠: 《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②见1926年4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专访: 《第六军政治部之训练工作》。

①见 《吴玉章回忆录》 第188页。又: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程潜对谢慕韩撰 《关于“东征” “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 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给我的。” “蒋与武汉不和,到沪后,召开会议,我在会中,力主调和,愿赴汉劝合,旋即单身赴汉,劝合不成,乃潜赴采石矶,调六军赴汉,为蒋所发觉,至此,蒋对第六军必欲剪除,并派徐培根追我。”

②1979年5月林秉元、涂绍钧访原第六军政治部秘书(代主任)李世璋谈话记录,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室。

①《林伯渠日记》,(1927年6月30日)。

②谢自洪藏 《谢晋自传简历》。

①1927年8月1日南昌 《民国日报》。

②③李立三: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①吴黎平: 《深切怀念林伯渠同志》,载《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

②据当时任过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教务主任的张锡畴介绍: 1926年下半年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按苏共党的系统过组织生活,但还不是苏共党员。从学校毕业后留苏联工作,若不是苏联籍公民和苏共党员就很不方便,因此,当时在苏联的很多中国同志,都加入了苏联籍,转为苏共党员。

①《林伯渠自传》。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载1933年5月20日 《红色中华》第81期。

①林利: 《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载《红旗飘飘》第19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②《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①《中央财政部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载1934年4月13日《红色中华》 。

①《中央关于反对敌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935年1月)。

②李坚贞: 《手举马灯照万人——回忆长征中的林伯渠同志》 ,载 《新湘评论》 1980年第2期。

①见《林伯渠同志诗选》。

①李坚贞: 《手举马灯照万人——回忆长征中的林伯渠同志》。

①李坚贞: 《手举马灯照万人——回忆长征中的林伯渠同志》。

①李坚贞: 《手举马灯照万人——回忆长征中的林伯渠同志》。

②《访问罗明同志谈话记录》 (1981年12月23日),现存近代史研究所林秉元处。

①见《林渠伯同志诗选》。

①林伯渠《长征日记》 (1935年5月31日——11月30日),藏中央档案馆。

②见《林伯渠同志诗选》。吴旗,即吴起镇。

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编。

①见《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

①《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②王荫圃: 《统战工作的模范》 (未刊稿)。

①②王荫圃: 《统战工作的模范》 (未刊稿)。

①刘景范: 《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载1981年6月26日《光明日报》。

①刘景范: 《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

②李维汉: 《回忆同林老在一起的时候》,载1980年5月30日《光明日报》。

①②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 (1982年征求意见稿)。

①《边区机关生产动员会,林主席号召加紧生产改善生活并援助前方》,载1943年1月23日《解放日报》。

①载1943年5月30日 《解放日报》。

①载1944年1月28日 《解放日报》。

②刘景范: 《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

①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载1946年4月9日 《解放日报》。

①董纯才等: 《呕心沥血抓建设——关于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片断回忆》,载《新湘评论》 1981年第1期。

②访问朱明凯、陈凌凤谈话记录。

①王首道: 《白首壮心松柏操》,载《峥嵘岁月》 第3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王首道: 《白首壮心松柏操》。

②吴玉章《回忆林伯渠同志》。

①本自然段引文见林伯渠1942年11月2日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①本自然段的引文,见1945年3月28日 《解放日报》。

①《林伯渠同志函党中央致谢》,载1945年3月29日 《解放日报》。

①见1944年9月20日《解放日报》。

②林祖涵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全文,载1944年9月17日 《新华日报》。

①王首道: 《白首壮心松柏操》。

②1946年9月17日 《解放日报》。

①见《林伯渠日记》。

①1958年10月25日 《人民日报》。

①见《林伯渠同志诗选》。

①见 《林伯渠同志诗选》。

①见《林伯渠同志诗选》。

①见《林伯渠同志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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