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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人物传,恽代英生平事迹,恽代英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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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恽代英,又名蘧轩,字子毅,笔名代英、英、但一、天逸、稚宜、FM等,祖籍江苏武进。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二日(旧历乙未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里。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二。其父恽爵三 (号乐夫) 为清朝“候补府经历”①,常闲居在家,当恽代英出世时,家境渐渐穷困。

恽代英从小酷爱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是母亲陈葆云。陈氏出身于“士宦之家”,颇有旧学根底,经常教儿女读唐诗宋词。恽代英长大后能填词赋诗,即受其母亲的影响。他在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上学时,勤奋好学,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奇男儿”。

恽爵三夫妇特别钟爱聪颖伶俐的恽代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时代的潮流,将恽爵三夫妇的希望淹没了。恽代英成了旧社会的叛逆者,新时代的开拓人。

一九○九年,恽代英十四岁,其父恽爵三在鄂西老河口盐务局任职。恽代英随母从武昌迁居老河口。由于该处没有学堂,只好在家自学。在父母的指导下,恽代英读了 《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 、《战国策》 等书。他从这些书籍中,吮吸着“修身”、“立志”之类的思想。经常萦绕在他脑际中的还是爱国兴邦的“中流击楫”和“揽辔澄清”的人格。后来他读了梁启超的 《饮冰室文集》 ,受到了西洋新学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开始突破封建社会士人修身立志的樊笼。他推崇矢志变法的谭嗣同,经常吟诵谭在狱中写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激励自己爱国的志向。

一九一三年,恽代英随家回到武昌,考入中华大学预科一班。翌年他在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三号上发表了 《义务论》 。这篇处女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他把“今之持论者”分为义务论和权利论,而权利论者是“天下争攘之泉源也”。他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是一伙权利论者。揭露列强标榜的“自卫”,实为“侵犯”的代名词;列强鼓噪的“文明”,是“巨大之军舰”、“猛烈之炸弹”、“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激情呼喊: “天下之人,如真欲治平者,请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世界,不求而自现矣。”

一九一五年恽代英进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这一年陈独秀创办了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 《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 《新青年》 )。恽代英欢呼这个进步刊物的问世。他经常给陈独秀和 《新青年》 写信,表达自己敬仰的心情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他称 《新青年》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①他倾泻着革命的热情,在 《新青年》 、《东方杂志》 、《青年进步》 、《妇女时报》 、《光华学报》 等报刊上,撰写和翻译了约八十篇文章,热情讴歌新思潮,无情批判旧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斗士。他的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泛,有宣传近代唯物主义的 《我之人生观》 、《新无神论》 、《物质实在论》 等; 有针砭时弊、纵论天下事的 《原分》 、《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之大任务》 、《谁为造时势之英雄乎》等; 有抨击夫权、张扬女权的 《论女权》 、《女子自立论》 等;有宣传新教育观的 《家庭教育论》 、《改良私塾刍议》 、《小学校职业教育实施法》等; 还有介绍保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文章。虽然他那时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和俄国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社会观还没有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则是颇为鲜明的。

一九一五年,正当袁世凯急于黄袍加身,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恽代英组织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检查日货,号召国民抵制日货。

为了救国,必须组织进步团体。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恽代英和他的挚友黄负生、梁绍文、冼震商议,成立以 “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不久林育南、刘仁静等同学陆续加入,年底便发展到五组十九人。互助社是当时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

恽代英目睹当时不少同学沉醉于吃喝嫖赌之中,感到十分气愤和忧郁。他认为: “品德不好,即有学识也于社会没有好处,甚至学识反而成了作恶的工具。”①所以他在互助社里提出了“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智,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制定了 “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②社员们经常开会,自我反省,检查自己是否做到以上“八不”。他们互相鼓励、互相观摩,以振奋精神。恽代英还利用假期,邀约社员登蛇山,游黄鹤楼,泛舟月湖,旅行至青山、谌家矶等地。借以锻炼体魄,陶冶精神。

九一八年五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屈辱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恽代英和互助社的社员,立即发动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他写了 《力行救国论》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卖国的勾当,呼吁民众奋起反抗。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这时他“始剃全头,不戴东洋头之义也”。③在互助社的影响和发动下,健学会、日新社、仁社、诚社等进步小团体相继成立,从而推动了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向前发展。

同年春,恽代英遇到了很大的不幸,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沈葆秀因难产去世。他十分悲痛,给亡妻连写四封信,表现出他对妻子真挚的爱情和深切的怀念。他“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①,要为亡妻守义。他这样做不只是个人私事,而是向“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宣战。正如十年后,他在武昌珞珈山亡妻坟前说的那样: “葆秀,你离开人世已有十年,我为你守义也守了十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看: 人间还有真情在”。②

这年暑假,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校长陈时一向十分器重他,聘请他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即校长)。恽代英因受“教育救国论”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切实的工具”③,所以欣然受聘,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二)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风暴,席卷了沉寂的武汉。

恽代英立即挺身而出,以互助社为核心,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和林育南、施洋陈潭秋等先进青年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以急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战斗在历史大转变的舞台上。

五月六日 《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当天恽代英写了 《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连夜和林育南赶印出六百余份,准备第二天散发。

五月七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怕学生闹事,实行了特别戒严。这天中华大学举行运动会。恽代英带着传单走向运动场,途中遇到互助社社友魏以新。

“代英,快看晓峰①的信! ”魏以新十分兴奋地扬起手中的信。

“是黄晓峰的信吗?”恽代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信中“叙京校学生示威及各界骚动事”②,使他激动万分,热泪盈面。他立即请林育南将此信张贴在中华大学的“揭示栏”上,让全校师生了解此事,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

随后他到运动场上散发了传单。传单上写着: “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③这传单象革命的火种,点燃起了学生们心中的反帝怒火,一时学生们悲痛欲绝,振臂高呼,爱国口号响彻云霄。

从这天起,恽代英忧思国难的灼热的心,同武汉地区民众掀起的壮烈雄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九日,他代表武汉学界向北京学界发出声援电,同时联络武昌各大中学,筹备武昌学生团。十日,为武昌学生团拟了约四千字的《宣言书》。十一日,武昌学生团成立,他为学生团代拟了致北京军阀政府及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和欧洲和会电,要求争回山东主权。十二日,又为学生团拟致督军、省长、教育总长、北京各校校长、各省议会公函,热情赞扬北京学生的爱国精神,痛斥卖国贼的罪行。十七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宣告成立。学联会拟发行《学生周刊》 。恽代英亲自为这份周刊拟定办刊宗旨。学联会决定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游行。

五月十八日,武昌的大街小巷,从阅马场到草湖门,从巡道岭到粮道街,到处响起了爱国的口号。汉阳门上,黄鹤楼前,紫阳湖畔,到处飘散着五颜六色的爱国传单。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三五成群,有的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有的破指血书:“还我青岛! ”……

为了推动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五月二十一日,恽代英和互助社的社员们,发起组织“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他拟定了《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办法大纲》。在他们的推动下,武汉地区迅速展开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活动。

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王占元的极度恐惧和不安。他多次传见各校校长,命令他们对学生要严加管束,不得再生事端,若学生胆敢罢课,扰乱治安,则“格杀勿论”。

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威胁,武汉学联决心以京、津学界为榜样,于六月一日实行全市学生总罢课。恽代英鼓励学生们的这种爱国热情,提醒他们在罢课斗争中,“则宜准备受捕,受捕之后,宜照常继续进行。”①

六月一日清晨,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将各校门口堵围,主要街道巡逻的军警“首尾相衔、不绝于途,交通几为之断”②,全市笼罩在恐怖中。但爱国学生毫不畏惧,大门出不去,有的从高二、三丈的墙上,一跃而下; 有的毁垣冲出。他们从四面八方冲向街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天,武汉学联公布了《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布罢课的理由及严正立场。恽代英对爱国学生的革命精神高度赞扬,称颂这一天是“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①

王占元凶相毕露,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旋即又采用釜底抽薪的毒计,勒令各校提前放暑假,限学生三天内全部离校。恽代英立即揭露王占元的阴谋,领导武汉学生坚持斗争。六月三日,爱国学生再次游行演讲,复遭镇压。在这两次血案中,数十名学生受伤,无数学生被拘捕。

事态的发展使恽代英认识到: 爱国反帝运动单靠学生是不够的,必须和民众相结合。他和施洋律师等人,筹商武汉各界联合会。六月七日,他在武汉各界联合会上发言,号召商界罢市,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恽代英、黄负生还巧妙地在白纸折扇上写了《为什么罢市》、《罢市的目的与方法》 ,挨店挨铺传阅,号召爱国商人罢市。六月十日,汉口商人首先罢市。与此同时,武汉各轮船水手、伙夫举行同盟大罢工,使汉口上海间的交通“全然在杜绝状态”。②罢工、罢市有力地声援了学生爱国运动。武汉地区的学生再次举行罢课,“三罢”斗争汹涌澎湃。

武汉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北京军阀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北京军阀政府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三)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作为新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恽代英和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恽代英是在茫茫黑夜里探索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道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都如闪光的星体吸引过他。

早在一九一三年,恽代英就开始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传到中国后,恽代英又曾做过“共同生活”的“梦”。他幻想着在乡村找一个立足点,“盼望这样便可以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的天国”。①恽代英有这些思想并不奇怪,这是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他思想中的反映。但他没有就此止步。为了救国,他在不断地探索真理,“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②

正是这种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的信中说: “你们中间很是有能实际为社会做事的人,而且,我看你们的会员通讯,亦觉得真是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①并希望全国进步团体联合在少年中国学会内。

一九二○年二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设在武昌胡林翼路横街头十八号 (今横街)。书社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社员们把书社看成是“修养社会的结晶体”和“服务社会共同生活的刍型”。②当时武汉地区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利群书社。书社是长江中上游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它和《新青年》杂志社、湖南的文化书社等进步团体联系密切。

一九二○年春,恽代英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建立了联系。四月,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他在致学会同人的信中,认为所编丛书“应为社会不可少的书”、“应为社会急切需要的书”。③为此,提出了一个研究书目,并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等列入研究项目。尽管书目中仍有罗素及其学说、杜威及其学说、克鲁泡特金及其学说等,但他把马克思及其学说列为研究书目中的首位,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里,他的思想更迸发着明亮的火花。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他曾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产生怀疑。他说: “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欲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投井救人的诬说。”他对马克思关于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表示“很信”①,并准备另文陈述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逐渐摒弃无政府主义,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

这年秋,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在《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期上发表。他在《译者志》 中写道: “英哲尔士(即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这几句简洁的话,表达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崇敬心情。下半年,他受《新青年》杂志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中期著作 《阶级争斗》 ,由新青年社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出版。这本书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曾这样回忆说: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 《阶级争斗》 ,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 ,柯卡普著。”②这本书对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影响也很大。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回忆,恽代英曾将《阶级争斗》一书的主要内容介绍给利群书社的社员,使他们第一次懂得了要推翻黑暗统治,必须搞阶级斗争。

一九二○年十月,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新村”的设想,说明这时他对新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还没有分清。一九二○年十二月二日,刘仁静从北京给他写信,宣传了俄国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提出乡村教育“难以收效”,乡村企业亦“不可靠”,“中国的社会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①一九二一年六月初,林育南在北京给恽代英写了一封信,对他们过去的思想提出了批评: “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呵! ”②这些见解对恽代英世界观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湖北黄冈八斗塆浚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沙文化书社的易礼容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在恽代英起草的文件中指出: “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③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七月下旬,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恽代英闻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申请加入党的组织。从此,他就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而战斗。

(四)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夏,恽代英从江城到皖南宣城,从泸县到成都,以学校为阵地,教书为职业,开展革命活动。他走到哪里就将革命的种子播到哪里。

一九二○年十一月,恽代英应章伯钧的聘请,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任教。宣城师范的学生得知恽代英前来执教,都异常兴奋,纷纷跑到码头去迎接。恽代英却脚著草鞋、自挑行李,带着李求实、吴华梓两名附读学生从芜湖经旱路到达宣城。他们进校门时,门房工友以“脚夫”而拒之门外,费了一番口舌,方得进门。

皖南的宣城,远离大都市,消息闭塞,旧的教育制度戕害广大学生。恽代英任宣城师范教务主任兼教国文和教育学。他力主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提倡学生走向社会; 他将全校三百多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学生自治会。在学生中组织进步团体,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宣城先后成立了“求我社”、“觉社”、“新群社”等进步团体。他还亲自为学校中和县和含山县籍学生组织的“和含学会”写祝词,鼓励学生到农村去,改造乡土,改造自己。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宣师举行国耻纪念大会,适逢两位朝鲜流亡志士来到宣城,应邀参加了大会。他们在大会上用亲身经历痛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朝罪行和国土沦陷的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恽代英接着发言,他说: “朝鲜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如再醉生梦死,帝国主义就会很快的来侵略我们。中国腐败政府,只知仰赖帝国主义,任其宰割,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捆锁四万万人民的一条大铁链。”他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扣动了听众的心弦,激发起他们爱国的热情。爱国学生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走上街头,开展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活动。古老的宣城顿时沸腾起来了。

恽代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宣城地方反动势力的憎恨。他们联名打电报给安徽省反动当局,密告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安徽反动军阀闻讯后,令宣城县政府逮捕恽代英。恽代英得到消息,离开了宣城。

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围绕着少年中国学会方向问题,大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坚决主张学会应确立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这些正确的主张,却为不久就成为国家主义派头子的曾琦所坚决反对。一些改良派则主张把年会变成脱离政治的纯学术的团体。这场斗争教育了恽代英。为了避免学会分裂,起初他“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①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感到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了,在大会结束时,作了题为 《学会前途的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 的演讲,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久,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钟健的信中写道:“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②

同年十月下旬,在金风送爽的日子里,恽代英由陈清③介绍,风尘仆仆来到四川泸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

其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传播到川南师范,学生中思想十分活跃。有的学生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作为新思想而加以吸收。为了将学生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恽代英深入学生中,用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循循善诱地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还利用教外文的机会,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常把自己翻译和保存的马列经典著作秘密地在进步师生中传阅。在他的组织下,川南师范不久便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党团组织播下了种子。

这年寒假,恽代英将教员六人、学生二十四人组织成讲演团,徒步旅行川南隆昌、内江、自流井、富顺、南溪、宜宾等县巡回讲演,“往返一月,行近二千余里,讲演二十余次,沿途考察社会状况”。①每天清晨,恽代英背着行李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脚板起了血泡,但他总是精神振奋,经常哼起他所喜欢的“梅花三弄”的曲子。他们每到一处,向广大民众进行爱国宣传,传播革命思想。

一九二二年四月,恽代英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他进一步对学校进行改革,聘请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教师到校,解聘了一些顽固守旧的腐儒。他主张师生平等,组织学生参加校务委员会,鲜明地提出“择师运动”、“经济公开” ,打破了陈腐的教育制度,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新四川通讯社一篇报道所说的那样: “该校教师,大多是富有新思想之教育家。教育制度上采用新学制,适合新教育原理,教材采用适应新思潮之课程,校内组织采取委员制,委员会由学生与教职员共同组织,凡事均由委员会决定。凡有束缚学生之思想、身体的一切不良管理,必须打破。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对于校内外秩序极端遵守。学暇时,常与教职员互相探讨关于学生之讨论,教职员偶有错误,学生每而(面)斥其非,教职员不以为迕,而学生每有意见,教职员亦竭诚容纳交付委员会。”①

川南师范的教育改革影响是很大的,在四川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赞扬,但也遭到了守旧派的攻击。

这年暑假,军阀赖心辉乘泸县杨森东下之机,攻占了泸县,任旅长张英 (挺生)为永宁道尹。②泸县的反动势力勾结张英,趁恽代英在上海为学校置办图书仪器之机,抢占了学校地盘。他们造谣诬蔑恽代英: “他是外省人,挟重财远离泸州,又值换防,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张英借此撤了恽代英的职,委任了新校长,撤换了进步的教师。

反动军阀的行动,激怒了川南师范的师生,他们举行了罢课。九月一日,全校二百六十四名学生,又发出了 “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英的罪行,强烈要求恢复学生自治的权利,将新校长和私聘教员请出校外,由学生另行推举,坚决表示:“非到目的,宁死不止。”

恽代英在上海办完公务,即给川南师范回电,告知不久将返学校。全校师生接电欣喜万分。当他回到学校时,师生们含泪相迎。恽代英的返校戳穿了反动派的谎言,更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张英气急败坏将恽代英扣押起来。张英这一举动,使得愤怒的师生将监狱团团围住,要求释放恽代英。张英见事态严重,一方面被迫宣布撤掉新校长,由自己兼任; 另一方面开除罢课学生一百余人,并嘱省内各校不许收留被开除的学生。这些学生到河北、江苏等省,到成都、重庆、合江、巴县等地,揭发张英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重庆、川东、巴县、成都等地学校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川南师范学生的正义行动。泸县二百余所学校也一致起来声援,一场“择师运动”波及全四川。

色厉内荏的张英,慑于革命学潮的威力,只好请求知名人士吴子俊出面斡旋,并请他出任代理校长,以求缓和矛盾。同时请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和吴子俊出面,保释恽代英。十一月八日,恽代英回校。

一九二三年初,恽代英辞去了川南师范学校的职务,应吴玉章、王右木①的聘请,经重庆到成都,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任教,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夏,他离开了四川。恽代英虽离川,但在他辛勤教育、帮助和影响下,张霁帆②、余泽鸿③、曾润白④等一批革命战士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郭沫若后来回忆恽代英这段历史说: “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①

(五)

一九二三年夏,恽代英应邓中夏之约,来到了东海之滨的上海,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执教。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团的宣传工作。

十月二十日,在邓中夏、恽代英的精心筹划下,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半月刊问世了。《中国青年》 是广大青年最喜爱读的革命刊物之一,发行量很快激增到三万册。它犹如闪烁在中国夜空上的启明星,指引广大革命青年前进的方向。

恽代英是 《中国青年》 的主要编委之一。为了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呕心沥血,精心编辑,并亲自撰写文稿,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四、五十封通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广大青年,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婚姻恋爱等问题,在广大革命青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 上发表的文章,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用具体材料,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进一步宣传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恽代英在 《何谓国民革命》、《农村运动》 等许多文章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①农民 “是革命的大力量”,中国革命“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农民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②小资产阶级有其革命的一面,但“每是怯懦而自私的”③,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出路,否则将坠入反革命的泥淖。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必须保持警惕,要“善于应付” 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④大商买办阶级则“一定是反革命的”。⑤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我们不打倒军阀,便不能组织革命的人民政府,以引导全国的民众,以反抗帝国主义; 同时,我们不打倒帝国主义,便不能灭绝外国的经济侵略,便不能求本国实业的发展。”①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只“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②他特别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任何革命,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根基“必须建筑在被压迫的农人工人的上面,他一定是代表着农人工人的利益,而且一定要简直是农人工人的团体”。③党的组织则是“各种民众中的进步分子所组成”。④

恽代英的这些思想有益于增强广大革命青年的斗志,明确前进方向,也为形成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恽代英关心青年、热爱青年。他在 《中国青年》上撰写了许多文章,引导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 和“切实的路上”。⑤他教导青年,要硬起自己的脊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他针对有些青年受胡适、梁启超“学术救国”论的影响,以为社会科学没什么用,建设国家靠自然科学,因而埋头读书,不关心国事的错误倾向,先后写了 《学术与救国》 、《再论学术与救国》 、《怎样研究社会科学》 等文章,耐心地引导青年,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他指出,中国将来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国家不独立,纵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①所以,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②他号召广大青年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并为青年详细列了应研究的书目,还提出三项具体的要求: (一) 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 (三) 有收入时至少捐出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③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两个月后,成都的张霁帆给恽代英写信,向他汇报了自己按三个要求实践的情况。

恽代英主张青年研究社会科学,但极力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研究,他说: “我想与其从理论的书籍入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入手。”④要求青年在实践中改造自己。“五卅”运动中,他号召学生队伍走上南京路,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阶级的罪行。他带领青年学生深入厂区工棚,与工人相结合。他经常勉励青年知识分子要在爱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锻炼自己,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弱点和缺点。他还不辞辛苦地奔波于沪、宁之间,点燃起反帝爱国的星火,发动学生走出课堂,做上海工人阶级的后援,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作斗争。在他的发动和领导下,沪、宁一带的爱国学生,积极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恽代英对青年的学习、工作、婚姻等切身问题极为关切。有的青年不满当时社会现实而烦闷忧愤; 有的青年为封建包办婚姻而苦恼伤心; 有的青年学生为毕业即失业而惆怅茫然。他满腔热情地写文章,帮助这些青年认识和分析产生这些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给他们指明出路。有位青年读者因经济困难,怕随时有失学的危险,写信给恽代英,希望能帮助他找到职业。恽代英复信给他,希望他安心读书,在学校中团结同学,共同参加革命。只有整个国家改造了,青年中的普遍的失学失业问题才能解决。他一个人是无法替青年代荐职业的。他循循善诱地开导那个青年: “至于我们怎样能改造国家,还须要我们随时随地组织民众,民众是改造国家的军队,只有这可以改造国家,只有这可以救自己,你要自救吗?不是请求我乃至任何人,是要靠你自己努力。”①恽代英就是这样善于抓住青年的思想苗头,启发他们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结合起来,投入到工农群众的伟大斗争中去。

恽代英不仅用文章与青年交朋友,而且还通过书信与广大青年保持密切联系。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青年读者的来信。对于这些来函,他不管多忙,都和其他编辑一起写信回复。有典型意义的则在刊物上刊登,以期引起讨论。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登门求教。对于慕名来访者,他都是热情接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九二四年,革命青年杨闇公为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四川到上海,与恽代英晤谈,收益非浅。他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称赞恽代英“谈话时很有一部分真理在,他所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故我很有动于中。”①杨闇公上海之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返川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恽代英还通过 《中国青年》 指导各地青年建立进步团体,帮助一部分进步青年与青年团建立联系。例如湖北黄梅的宛希俨、浙江宁波的卓恺泽等,都是曾受过恽代英的影响,找到党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后来都成为党、团的重要干部。

恽代英主编 《中国青年》 期间,反动的国家主义派掀起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阵阵恶浪。恽代英和肖楚女等以《中国青年》 为主要阵地,对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

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原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分子。一九二三年当他们初次出版《国家主义的教育》 ,开始鼓吹国家主义的时候,恽代英就敏锐地“感觉他们有 ‘唯心’ 的弊病”。②继而在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南京年会上,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国家主义派以 《醒狮周报》为喉舌,祭起“全民革命”的黑旗,以“国家民族”为幌子,鼓吹“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派要“抗”的是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要“除”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痛斥道: “今日有眼睛的人都看见苏联是最以平等待中国的国家,共产党人最艰苦奋勇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过他们的革命生活。”他质问国家主义派: “今日不努力攻击现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却专来无理取闹想出苏俄怎样侵略中国,共产党怎样卖国的话,攻击苏俄和共产党,究竟有何道理?”他针对国家主义派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事实,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如《醒狮周报》在被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通行无阻,便在这一点,醒狮派诸君亦当反躬自省,不好随着流俗悠悠之口,被识者耻笑。”①几句幽默的绝妙之笔,将国家主义派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工具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国家主义派拿国家的观念来压阶级观念,疯狂反对阶级斗争,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欺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恽代英在文章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劳资阶级的严重对立,阐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论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 “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了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 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 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要更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 “我们要求全民族的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②这就彻底驳倒了国家主义派散布的抽象的反动的国家观。

由于国家主义派打着爱国的旗帜,喊着迎合民众心理的革命词藻,故在一部分青年中颇有市场。恽代英和肖楚女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青年》上撰文分析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实质。“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一种极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大战的损害,逼得他们发狂了,……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争斗的最凶猛的后备军。” “中国的国家主义也是乘中国工人在国民革命中渐取得领导地位而兴起的”,“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①这一针见血的揭露,给予国家主义派以致命的打击,使广大青年和革命群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

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培育和影响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整整一代青年,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和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恽代英为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六)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月十五日,恽代英在致施存统的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的这一政策,并提出在统一战线中,须注意 “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②的意见。国民党“一大”后,他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恽代英担任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新建设》月刊,为促进统一战线作了许多工作。

国民党的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的激烈反对。一九二四年六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活动,恽代英写了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等文章,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十分尖锐地指出: 所谓排斥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右派“威胁异己的一个武器,根本便是要扫灭国民党中一切比较进步的势力罢了。”①

恽代英清楚地看出,改组后的国民党,逐渐起了左、右的分化,这“是国民党自身的一种进化。”我们在这种进化过程中,必须以党建国,“所以要改造国家,首先要改造党。今天与国民党右派的奋斗,便是改造党的必要步骤。”他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要不顾一切困难,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为了改造国民党,为了改造中国而奋斗”。②

恽代英在与国民党老右派作斗争的同时,又挑起了批判戴季陶主义的重担。他写了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族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阶级斗争》、《真三民主义》 等论文,痛斥戴季陶的反动理论。

戴季陶标榜相从孙中山十余年,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他在所著的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等小册子中鼓吹“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 ,借以反对中国共产党。恽代英针锋相对,首先从分析什么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入手,揭露戴季陶的反革命本质。他说,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一定要无论如何艰难危险敢与帝国主义相奋斗(民族主义)”;“一定要打倒军阀为全体人民争回政权,不许政权落于资产阶级少数人之手(民权主义)”; “一定要很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实行 ‘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 ,不许在中国有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民生主义)”。而戴季陶之流既不敢提打倒帝国主义,也不敢提打倒军阀,连“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都不敢说,这种人哪里配得上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呢? “只是有意作践三民主义,有意作践我们的总理与我们的国民党罢了。”①这就彻底戳穿了戴季陶“真正三民主义信徒”的画皮。

戴季陶大肆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根本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的对立,说什么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与不觉悟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所以中国革命根本不需要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只要用“仁爱”之心,“诱发”资本家、地主和统治者,使其觉悟,幡然改进,尊重工农利益、为工农谋福利。恽代英驳斥道:“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从古已然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斗争亦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为这种资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应当反对这种斗争。”②他严正指出: 要统治阶级为被统治阶级谋利益,抛弃他们的阶级地位,这只能是“空想”。①

戴季陶主义的核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鼓吹“单纯的国民党运动”,狂叫共产党的运动不适合中国的需要,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恽代英痛斥这种反共的叫嚣,尖锐指出说这种话的人,“一定连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亦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懂革命是什么东西。”他质问戴季陶一伙: “共产党因见到渐进于共产主义,必须先联合各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这是他们的主张,亦便是国民党的主张,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各种活动呢?”②他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进一步揭露: “季陶等自己不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躬亲导率反革命势力掀起党内大波”。③

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恽代英在上海十分沉痛地写了《悼廖仲恺先生》,号召中国青年继承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 “哪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不为反革命派所忌恨呢?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能够免于反革命派所污蔑诬陷暗算的呢?革命的青年,勇敢些罢! 他们有他们的鬼鬼祟祟的计谋,我们有我们堂堂正正的战斗。”④

廖仲恺遇害后,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之流纷纷麇集北京,于十一月在西山召开了所谓的 “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并设立伪中央党部于上海。

恽代英对西山会议派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他和张廷灏等联名在 《申报》 上刊载启事,严正指出西山会议派将“中央委员会”移设在上海是非法的。并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希望他能发表“公正之谠论,以壮我声势”。①柳亚子立即仗义执笔,力持正论,痛斥西山会议派,沉重地打击了右派的猖狂活动。

西山会议派视恽代英等为眼中钉、肉中刺。十二月二十日,上海伪中央党部公然声明将恽代英等“共产派分子”开除党籍。同年底,恽代英、沈雁冰等人奉命组织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市党部,与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恽代英和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七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时,恽代英发表了重要演说,再次痛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工农民众的种种诽谤,义正辞严地说: 我们“要真正为总理的主义来奋斗,那才是真正的国民党”; “如果国民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 ”②

恽代英的演讲博得了大会的热烈掌声。他铿锵有力的话,不仅是对国民党右派的当头一棒,也是对那些还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分子的严厉警告。

国民党“二大”后,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派恽代英担任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任军校中共的党团书记。是时,蒋介石正加紧搜罗喽啰阴谋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黄埔军校内扶植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恽代英和熊雄等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针对蒋介石企图将军校变成个人篡权的工具,恽代英强调:一个革命的军队,既要服从党纪,又要服从军纪。服从党纪“是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 服从军纪“是要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 “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当拿出党纪来制裁他。”①

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恽代英留守广州,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做了大量的工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大好形势下,恽代英提醒人民: “我们必须预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及其他恶势力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北伐时机摧残农工的行为,必须预防他们借一切小题目来进行他们多年梦想的破坏本党②与CP合作的阴谋。”③强调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联合国内被压迫各阶级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注意 ‘被压迫’ 各阶级”,必须加强左派的势力,反对右派的势力。他指出,对于国民党右派是必须反对的,但只要统一战线还没有完全破裂,“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间,工作上若还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仍旧要尽力取得合作的机会,我们与他们革命的一方面合作,与他们反革命的一面反对,这是并行不悖的。(若他们本无革命的一面,借这种合作亦可以暴露他们的虚伪的面孔。)”。①这些论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

(七)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恽代英奉令回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中央军校) 的工作,后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

一月十六日,恽代英与沈葆英②结婚,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守义”生涯。

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革命阵营也在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收买下叛逆日著。在南昌控制中央政治会议,拒不服从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非法扣留途经南昌赴鄂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二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和特别市党部成立时发表演说,狂叫“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恽代英和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团结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在临时联席会议上提出“提高党权”、“集中党权”、“反对独裁”等口号,展开了一场提高党权①的运动。

三月十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正式开幕。恽代英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大会提案委员。他在大会上愤怒谴责了反动派制造的赣州惨案②和阳新惨案③,要求将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杀害陈赞贤的刽子手倪弼“解送中央”。必须“追究”阳新惨案的 “凶手”。他和吴玉章、邓演达、毛泽东等人一起参加了《对农民宣言》 和 《农民问题决议》 的修改和审查工作。恽代英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他说: “农民运动不止是帮助党的,也即也(自)行改善与解放,解放须农民自行起来组织,以及以自己力量来拥护党; 有人以为战时须要农民帮助,而战后不要农民的思想皆属荒谬。”④

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通过了废除主席制、改选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和恽代英提议的“将军人部裁撤”①等决议案,免去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确认武汉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沉重打击了蒋介石。

三月十日,蒋介石在武汉中央军校的爪牙制造“三·十”反革命事件。这天湖北省总工会在血花世界(今汉口民众乐园) 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当与会工人群众高呼“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威信”、“一切权力属于党” 的口号时,武汉中央军校中的反动学生以维护蒋(介石)校长威信为名,闯入会场,擅自拘捕了四名工人。事件发生后,恽代英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召集武汉中央军校的国民党员举行临时紧急大会。会后派出学生代表慰问被捕工友,过江到总工会道歉;并以军校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宣言,谴责反动分子的罪行,同时还要求蒋介石速来武汉表明态度,向民众解释。武汉中央军校在恽代英领导下进行了整顿,逮捕了十三名蒋介石的忠实爪牙,拘留十五人,开除 (国民) 党籍十八人,还给其他有关人员六十余人以不同的处分。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的势力,三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武汉中央军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校长制 (原校长为蒋介石)改为委员制,正式委任恽代英和谭延闿、徐谦、邓演达、顾孟余为委员,实由恽代英负责。恽代英立即大刀阔斧整顿军校,将隐藏在学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民社和壮年团等反动分子清洗出去。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招收到军校工作或学习,壮大了革命力量,使这所学校变成“革命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恽代英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于二十日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织讨蒋大会筹备会,在 《武汉同志同胞公鉴》中,愤怒谴责蒋介石为“党贼”,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不容“丝毫之姑息”,誓“与蒋贼作百倍之奋斗! ”①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恽代英和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四十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联名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阴谋,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同日,中央军政学校各期学生和武汉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参加大会的达三十余万人,会上群情激愤,高呼“打倒叛党的蒋介石! ”武汉三镇掀起了反蒋高潮。

在讨蒋声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站在一起,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危机开始表面化,汪精卫的叛迹也日渐明显。五月十七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首先在宜昌叛变。由于国民革命军主力调往河南前线,武汉后方空虚,情况十分危急。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动广大民众保卫武汉。恽代英将中央军政学校的学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整编为中央独立师,亲任党代表,率部参加了讨夏斗寅的战斗。二十二日,经过激战,讨夏军队克复咸宁。重见天日的咸宁人民当天举行了五千人的祝捷大会。恽代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热情称颂叶挺和国民革命军,并分析了胜利的原因,指出: “我们所以胜利,是因为不怕死,人人都有死的决心,而且我们每次打仗都得着工农的帮助,……我们很自信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一定是胜利的,无论那一个再要来压迫人民,我们是仍要继续打倒他的。”①

继夏斗寅叛变,又发生了“马日事变”,接着汪精卫举行了“分共会议”,开始镇压革命,武汉三镇沉浸在白色恐怖中。

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还在七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代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职权。“七·一五”事变后,临时中央派恽代英和李立三、邓中夏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八)

恽代英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令二方面军中“著名的同志退出C.P”。②是坐以待毙,还是举行武装起义?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李立三、邓中夏等商议,并征得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树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回击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接到恽代英等的建议后,立即向临时中央报告。临时中央常委会分析了敌我形势,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派周恩来赶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

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来到九江,传达所谓“国际来电”,企图阻止起义。恽代英、贺昌关向应等立即反对。恽代英愤怒地说: “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当张国焘继续鼓噪时,他警告张说: “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①

三十日清晨,恽代英和张国焘一同乘车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继续散布机会主义的调子说:起义有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能动,要持慎重态度。他甚至要贺龙、叶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部离开部队,把军队交出去,免得树大招风。张国焘的发言遭到委员们的反对。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 起义不能拖延,更不可停止! 恽代英气愤地对张国焘说: “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 ”②张国焘十分孤立,迫于形势只得同意起义。

八月一日凌晨,“叭——叭——叭”,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一队队身穿灰色军装,胸飘红色领巾的起义部队冲上南昌街头,向反动军队展开了猛攻。黎明时分,枪声停息,城楼上,起义部队的战旗光彩夺目,迎风飘扬,南昌沉浸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中。

这一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 (未到) 、周恩来、贺龙、叶挺、恽代英等二十五人组成,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未到)、恽代英、郭沫若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八个单位,恽代英担任宣传委员会的代主席。同日南昌的 《民国日报》 刊登了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 ,宣言说: “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

南昌起义使反动派惊慌失措,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诬蔑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叛党叛国”,“均著开除党籍及褫夺职权” ,并下令 “缉拿讯办”。①南京、武汉的反革命势力纠合起来扑向起义军。

面对强大的敌人,前委决定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北伐。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部队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南征。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骄阳似火。部队艰难地行进在赣南山区。天气酷热,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们不明行军的意义,有一部分部队士气低落,不少人开了小差。行军仅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

“怎样才能振作士气呢?”恽代英认为必须加强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他对起义军宣传队的女同志们说: “你们要善于把我们的革命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就会得到胜利。”①行军途中,他身先士卒,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战士们,激起他们的革命激情。他身患肺病,组织上照顾配给他一匹马,但他将马让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骑,自己与战士一起行进在山间小道,战士们深受鼓舞,他们说: “既然恽代英同志都不怕苦,我们还怕什么苦! ”②

九月下旬,起义军进到广东潮汕地区,不幸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终因众寡悬殊而遭受了挫败。起义军被打散后,恽代英从海滨小镇——甲子港乘船到达香港。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领导人也陆续抵达香港。

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仍由张太雷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省委常委,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 。随后,恽代英回到广州,协助张太雷工作。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十二月初的一天,省委又召开紧急会议,解决起义准备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恽代英在会上宣读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以及事先草拟的政纲、宣言、告示等,经讨论,大会依次通过了这些文件。会后,代表们各赴工作岗位,迎接革命风暴。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一时许,原由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官教导团一千多人,在驻地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会上,恽代英继张太雷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叛变了革命,撕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穷凶极恶地屠杀我们工农群众。他们是新军阀,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和希望都落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肩上,我们要把这重担坚决地担当起来。”①

恽代英讲完,由叶挺布置战斗任务。

三时三十分,起义的士兵和工人纠察队,冲向伪公安局、军营、邮电局……。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广州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当天,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炮火中诞生了,恽代英担任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蜂涌而至,猛攻广州。十二日张太雷牺牲。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恽代英的身上。他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他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鼓励周围的同志们说: “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 “我们干它三十年,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 ”②

十三日深夜三点钟,恽代英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了总指挥部,迎着晨曦踏上了新的征途。

(九)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撤退到香港,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流散在港、九的同志,将他们安全转移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的火种。同时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 《红旗》杂志。不久,沈葆英从汉口也来到香港,协助恽代英工作。

当时,由于坚持地下斗争,党的经费常常中断,因此他们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异常艰苦。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非常乐观地对沈葆英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他们互相鼓励,把真挚的夫妻感情建立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中。

一九二八年六月,恽代英化装成风水先生,从香港赴广西贵县,作为中央代表出席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他的指导下,会议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广西省委,选举新的省委,并通过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决定。

党的“六大”以后,恽代英被调到上海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要负责编辑党刊《红旗》。他在该刊上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宣传党的“六大”路线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鼓舞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这一时期,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尤其对蒋介石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杀民众,实行个人独裁的罪恶行径深为不满,但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因此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辟一条中间道路。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则迎合这部分人的心理,打出将国民党改组为“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党” (即改组派)的旗帜,作为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资本。当时不少人没有识破汪、陈的反动实质,赞同并积极参加改组派,其组织一度发展上万人。

恽代英为揭露改组派的实质是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新旗帜”①,并驳斥改组派的种种谰言,撰文强调中国民主革命“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为主力”,才能获得胜利。而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纯是汪精卫等辈欺骗民众的“一句鬼话”。小资产阶级若脱离无产阶级,必然“投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一九二八年底,英国公使乘英国军舰到南京,与蒋介石缔结了中英关税条约。恽代英写了 《英国的船又在南京开炮了——又是一个“南京条约”》,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阴谋。他写道: “英国的船又在南京开炮了!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卖国贼为庆贺他们双方的成功而开炮,然而每一炮都打在我们中国工人农民的身上。每一炮都打在我们中国工人农民的心上。”①

当时新军阀混战,烽烟四起。恽代英指出这种因“分赃不匀而相打”的狗咬狗的战争,使人民“陷入困苦颠连之境”,他大声疾呼: 只有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建立我们工农兵士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 ”②

恽代英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歌颂了工农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迫害、屠杀。恽代英愤怒地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针对帝国主义的法权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当局应改良监狱的谰言,鲜明地写道: “革命群众所要的,是根本毁坏现在的监狱,根本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决不仅仅是要求监狱改良——改良一点,然而仍旧保留着这种东西,好让人家来关禁他们自己。”③

恽代英在这个时期的文章,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第三党等方面,也还存在一些“左”的情绪。

一九二九年末,恽代英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他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各省书记来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无法分身时,均由恽代英去接谈,并直接作出决定。恽代英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总是表示同意或照办,从未提出异议。当时大批干部从莫斯科回国,为了使他们尽快熟悉国内情况,明确工作任务,党中央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恽代英担任班主任,主持班务工作。他和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同志担任教师。训练班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了大批得力的干部,使党的各级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那时,沈葆英生了一个男孩,恽代英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作管仲那样的人,便给他取了希仲的名。沈葆英身体很弱,奶水不足。恽代英每天工作到深夜,还继续开夜车译书,得来一点稿费,给孩子买奶粉。他经常鼓励沈葆英说: “目前困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我们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①

(十)

一九二九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军阀又重新开战。中国革命力量乘时发展起来。这时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李立三头脑渐渐膨胀起来,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主张全国暴动。

恽代英首先觉察出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作了抵制。一九三○年春,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福建省委“在中央代表代英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很顺利完成了大会的任务”。①这次大会决议虽然也有“全省总暴动”之类“左”的词句,但在制定具体任务时,却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决议”强调福建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的工作。特别是“决议”明确指出闽西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闽南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照李立三的主张向敌人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这些正确的意见遭到了李立三的严厉批评。他在以中央名义给福建省委的信中,指责恽代英犯了“策略错误”,强令福建省委推行左的冒险主义策略,要红四军“出击梅县、大埔,向韩江下游发展”②,作为他将全国红军集中夺取武汉、广东的左倾冒险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会后恽代英视察了闽西苏区,亲眼看到“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驱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分配了土地,改良了工人的生活”。③这一切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他饱含激情地写了 《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 、《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 两文,发表在一九三○年二、三月 《红旗》 第八十三、八十七期上。

四月初代英回到上海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了李立三左的错误。李立三不仅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反而给他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

五月六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 (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 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遇上“抄靶子”。①他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机智地称自己是“王作林”,但巡捕见他“带眼镜,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钱”②,遂生疑心。随后又在他的附近搜得传单一包,便将他押至巡捕房。后以共产党嫌疑被引渡到上海伪公安局,复又转押到龙华伪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押往南京江东门外的伪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监房。反动派虽没识出他是恽代英,但仍以“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 ,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

狱中生活极其恶劣,饭不足量,里面还夹杂着砂粒和其它脏物,有时甚至从饭里拖出老鼠尾巴来; 开水也不够喝,经常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为了改善狱中生活,反抗虐待,恽代英领导难友们起来与反动当局作斗争。“八一”纪念日那天,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鼓舞难友们的斗志。他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

在狱中,恽代英还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狱中诗》 :

浪迹江湖数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①

这是恽代英的绝笔。这气吞山河的诗句,蕴含着他对战友深厚的情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一九三○年八月,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当事情有些眉目,组织也通知他准备提前出狱时,不幸被叛徒顾顺章出卖。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当时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 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他为了活命,除了将党中央的组织情况密告敌人外,更首先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狱中。蒋介石得此确讯后,又惊又喜,急令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查对。

四月二十八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向恽代英劝降。恽代英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 ”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将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智”字单人监房。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亲下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枪决。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箸望着过道。

“啊,代英! ”难友们看到刽子手们押着恽代英走过来,热泪夺眶而出。恽代英神色泰然,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来到狱中菜园地边

“恽匪代英跪下受刑! ”前来监刑的王震南嚎叫着。

“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 ”恽代英严词拒绝。他面对黑暗阴森的监狱和国民党士兵们,发表了演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 ……”

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使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执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也扳不动枪机。伪执刑官无奈,只得换一个姓朱的看守开枪。

恽代英临危不惧,振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砰,砰……”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恽代英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在他逝世十九周年时曾题词赞扬说: “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沈葆英、吴华梓、郑南宣、恽耀苍、恽希仲、胡治熙、夏之栩、温济泽、易礼容、刘仁静、魏以新、胡毓秀等同志。

注释

①《恽氏年乘》 (残片)。府经历为知府下属正八品官。没有补授实缺的府经历,称为候补府经历。

①恽代英1919年9月9日日记; 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

①冼百言: 《恽代英烈士青年时代的片断》,原件存武汉文物管理处。

②《互助社的第一年》; 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19页。

③《恽代英日记》第686页。

①恽代英1918年3月1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297页。

②沈葆英: 《忆代英》,见《长江日报》1981年8月31日。

③恽代英: 《敬告高等师范教职员及学生》,见 《少年世界》 第1卷第4期,1920年4月1日。

①晓峰,名绍谷,字啸峰、晓峰。湖北保康人。中华大学附中二班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恽代英有书信联系。

②恽代英1919年5月7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37页。

③恽代英1919年5月6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36页。

①恽代英1919年5月23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49页。

②《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1日。

①恽代英1919年6月1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52页。

②《晨报》1919年6月13日。

①代英: 《未来之梦》,见《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②恽代英: 《怀疑论》,见《少年中国》 第1卷第10期,1920年4月。

①恽代英1919年9月9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621页。

②《利群书社》,见《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第124页。

③恽代英1920年4月22日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见 《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会员通讯”,1920年5月15日。

①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

②埃德加·斯诺(美): 《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1页。

①刘仁静1920年12月2日致恽代英的信,见 《少年中国》 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②林育南致恽代英的信,见《我们的》第6期,1921年。

③《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①②恽代英1921年11月致杨钟健的信,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第1期,1921年8月——1922年3月。

③陈淯,字愚生。四川泸县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①《四川会员近况》,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7期,1922年2月1日.

①转引自张至皋: 《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见 《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永宁道管辖川南25县,道府在泸县。永宁道尹为永宁道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明清时的道台。

①王右木,四川江油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务长。

②张霁帆,字洵卓,四川宜宾人,川南师范第14班学生,由恽代英介绍入团,后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1936年8月在徐州被捕,后病死于南京狱中。

③余泽鸿,字世恩,笔名晓野、性因,四川长宁人,川南师范13班学生,1925年入党。曾任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等职,1935年在四川江安县被敌杀害。

④曾润白,四川泸县人,川南师范第15班学生,经恽代英介绍入团,入党后曾任中共万县县委书记,1928年牺牲。

①郭沫若: 《由人民英雄恽代英想到“人民英雄列传”》,见 《中国青年》1950年第38期。

①但一: 《上海日纱厂罢工所得的教训》,见 《中国青年》 第70期,1925年3月14日。

②但一: 《何谓国民革命》,见《中国青年》 第20期,1924年3月1日。

③代英: 《农村运动》,见《中国青年》 第37期,1924年6月28日。

④代英: 《五四运动与阶级斗争》,见 《中国青年》 第103期,1925年11月28日。

⑤代英: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见 《中国青年》 第73期,1925年4月4日。

①代英: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见《中国青年》第35期,1924年6月14日。

②④代英: 《怎样进行革命活动》,见《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22日。

③代英: 《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见《中国青年》 第53期,1924年11月15日。

⑤《中国青年〈发刊词〉》,见《中国青年》 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①②代英: 《学术与救国》,见《中国青年》 第7期,1923年12月1日。

③代英: 《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见 《中国青年》 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④代英: 《怎样研究社会科学》,见《中国青年》 第23期,1924年3月23日。

①代英: 《复托荐职业者的信》,见《中国青年》 第56期,1924年12月6日。

①《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8页。

②代英: 《评醒狮派》,见 《中国青年》 第76期,1925年5月2日。

①代英: 《评醒狮派》。

②代英: 《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见 《中国青年》 第82期,1925年7月18日。

①记者: 《国家主义是什么?》,见《中国青年》第133期,1926年9月7日。

②代英1923年6月15日致施存统信,见 《先驱》 第23期,1923年7月15日。

①但一: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见 《中国青年》第41期,1924年7月19日。

②FM:《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见 《中国青年》 第57期,1924年12月13日。

①恽代英: 《真正的三民主义》; 见《三民主义讨论集》,三民印刷所1927年3月初版。

②FM: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见《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

①代英: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见《中国青年》第87期,1925年8月8日。

②FM: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

③恽代英1925年底致柳亚子的信。

④见《中国青年》第90期,1925年8月25日。

①恽代英1925年底致柳亚子的信。

②恽代英: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执会1926年4月印行。

①恽代英: 《党纪与军纪》,见《革命军》 第10期,1926年2月20日。

②本党指国民党。

③代英: 《北伐期中怎样巩固后方》,见《黄埔日刊》1926年8月4日。

①恽代英: 《国民党与国民革命》,见 《革命军》 第13期,1926年12月30日。

②沈葆英是沈葆秀的四妹。沈葆秀和沈云驹先生(沈葆英的父亲)相继病殁后,沈家陷入困顿窘迫之中。恽代英常鼓励沈葆英在艰难生活的环境中自立。在恽代英的教育帮助下,沈葆英进步很快,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①此节的党是指国民党。

②赣州惨案: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的党代表倪弼,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

③阳新惨案: 1927年2月27日,湖北阳新县以朱仲炘为首的一伙匪徒,在国民党右派的旨意下,对县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突然袭击,将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成子英和县总工会秘书曹树光等九人绑架,堆起干柴浇上煤油,活活烧死,这一反革命事件,史称阳新县惨案。

④《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

①《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大本营”。

①《革命生活》第63期,1927年4月26日。

①《汉口民国日报》 1927年5月25日。

②叶挺: 《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载《党史研究》 1980年第4期。

①参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93页。

②《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版第36页。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①胡毓秀: 《第一批女兵》,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初选稿第1卷第1集。

②1979年8月13日访问胡毓秀记录。

①刘政: 《广州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58页。

②陈同生: 《恽代英同志给我的教导》; 见《老共青团员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①代英: 《新的军阀混战与改组派的作用》,见《红旗》第22期,1929年5月21日。

②代英: 《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见《布尔塞维克》第4期,1929年2月1日。

①见《红旗》第7期,1929年1月2日。

②代英: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见《红旗》第17、18期合刊,1929年4月13日。

③稚宜: 《打破中国的监狱》,见《红旗》 第45期,1929年9月16日。

①1981年7月访沈葆英记录稿。

①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建党代大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转引自连尹:《恽代英同志在福建二、三事》,见《理论与实践》 1981年第2期。

②中共中央1930年3月11日给福建省委的信。

③代英: 《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见《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①抄靶子,即搜查行人。

②恽代英1930年5月在狱中给党中央的信;见《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73—274页。

①恽代英的《狱中诗》原件尚未发现,解放后发表的均为后人的回忆。对这首诗有两个出处,一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狱中诗; 一为周恩来1953年亲笔录的狱中诗(见《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 。这两首基本相同,但有两个字不同,第1句第5个字,前者为“忆”,后者为“数”,第3句第2个字,前者为“摈”,后者为“拚”。我们取周恩来抄录的狱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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