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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求实人物传,李求实生平事迹,李求实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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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求实,原名国纬,字北平,乳名伟生,笔名伟森,求实是他参加革命后取的名字。一九○三年生于湖北武昌口镇一个日趋潦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秉之,虽为晚清秀才,但屡次乡试不中,在求实出生不久,举家迁居武昌,以教书为生。母亲赵氏,于一九一八年去世,家务由继母主持。李求实有兄弟姐妹九人。大哥李国纲客死他乡,二哥李国纪不幸溺死,三哥李国经因婚姻失意自杀,大姐李国梅出阁不久病故,二姐李国兰因对婚姻不满和生活艰辛,服毒自尽,还有一个妹妹早丧①。家庭经济的艰难和兄弟姐妹中的不幸,曾在李求实的心里烙下痛苦的印记。因此,他从小就懂得艰苦,爱惜衣物,以减轻母亲的劳累。他每天上学,总是将稻草裹在布鞋上,不使鞋底磨损。散学归家后,又将稻草藏好,以便明天再用。后来母亲知道此事,曾流着泪对人说: “我的几个孩子里,只有这个小儿子最懂事,最能体谅人。”①

李求实求学勤奋,为师生所称道。他无钱买书,常于课余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武昌出售部博览群书。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即报考武昌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有人笑他“不自量力”,但揭榜时却名列前茅。他的领悟力特强,一年竟把高商三年的课程全部学完。一位曾被他请来教数学的老师看到他一学就会,十分惊叹道: “象你这样的学生,我怎能教你,你还可以当我的老师呢! ”②

这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荡涤神州大地,李求实也深受其影响。他反对学校在学生中鼓吹孔孟之道; 愤怒谴责封建礼教使他的二姐李国兰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并画了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跪在地上作祈求状的画,以表示对二姐的同情。他经常鼓励幺妹李国楀应该自立,敢于做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并投入到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去。

(二)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李求实和高商的同学们,同恽代英林育南一起,积极行动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参加集会游行,足迹遍阅马场、司门口、黄鹤楼等处。特别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发生后,面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血腥镇压,李求实和恽代英、林育南等进步青年,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紧密地团结各校学生,背着铺盖,夜卧街头,将湖北督军署团团围住,要求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学生,终于迫使王占元作出让步,答应释放被捕学生。随后,他们又发动武汉商界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进一步迫使王占元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后,李求实受到恽代英计划组织青年在一起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尽所能,各取所需”①的新生活的影响,也想脱离学校,去寻求新的生活之路。他在一封给高商校长的信中,尖锐地抨击旧教育制度是“腐败透顶,贻误青年”,表示以弃学来与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他写道: “全部讲义原封退还,幸好我未沾染它的一点气味!”②不久,在恽代英的帮助下,他离家到湖北黄陂县北乡木兰山余家大湾正谊小学教书。离家时,他给父亲写了一封近万言的长信。“信中痛诋旧社会的罪恶,罄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欺压人民的事实,分析多数中国人贫困的原因,明白地提出改革旧家庭的具体意见。”③这封信情真意切,真挚感人,以致他父亲将孩子们召集一起,反复朗读,舍不得放手;邻里、师友闻讯,也“踵门索取,争相阅诵”④,无不为之动容。

同年秋、李求实去湖南活动。他先到常宁水口山铅矿调查,写了《水口山铅矿调查记》,发表在《湖南》第一卷第三期上。这篇调查,详细介绍了该矿的组织、历史、近况以及工人工资等情况,并“尽情而吐,无所忌讳”地提出了对该矿的改进意见。

一九二○年二月,湖南长沙学生开展没收和焚毁日货的斗争,遭到军阀张敬尧兄弟的镇压。李求实目击此事,胸中极为愤慨。他针对张氏兄弟说什么“没有对不起湖南人民的地方”的虚伪表白,撰文讥讽这种演说是当众撒谎,“尤为可笑”;并痛诋张敬尧之所谓“仁慈礼让”、“爱护学生”、“积极筹办教育”,不过是用以掩盖他搜刮民财的“手段”而已①。

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后,李求实继续揭露其“搜刮民财,以充个人的欲望”的罪行;一面为湖南的善后提出意见。他在撰写的《湖南善后问题》一文中,认为湖南经过张敬尧的历年搜刮,“真可谓民穷财尽矣”。而医创伤的方法,只有从开源节流,整理财政入手: 如“裁减军队”; “裁并厘金关卡”,“增加出口”; “整理湖南银行,以巩固金融之基础”; “整理田赋”等。当然,他并不认为这些都是能做到的好方法,所以他在文章最后提出,要谋求湖南“今后之解放,亦在湖南人自身”②去求解决。

这时的李求实,虽然对社会政治有着力求改革的进取精神,但多少染着改良主义的色彩,这在他写的《争自由》和《自治乎人治乎》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文章一方面深刻地指出自民国以来,国家内乱、人民受苦的根本原因,在内是“武人弄权,政客捣乱”③; 在外则是西方列强的“干涉”,尤以“日本干涉为最”①;另一方面提出中国要达到自治自强的途径,只有提倡言论自由,实行临时约法,推行责任政治等。不久,李求实回到武昌,参加了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利群书社除代售《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外,还出售《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书,是长江中下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李求实因而有机会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并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年秋天,恽代英应章伯钧的邀请,赴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执教。李求实同吴华梓、刘茂祥三个利群书社的成员,随恽代英来到宣城师范当附读生,实际帮助恽代英工作。他和同学中的积极分子郑求坚、王子堂等,组成“求我社”、“互助社”、“觉社”、“爱智社”、“新群社”等进步小团体,作为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这些团体中的青年,后来大都成为安徽党组织的最早成员。

一九二一年五月,恽代英被宣城反动势力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而下令通缉,只得离开宣师。李求实同吴华梓等六、七个青年学生,跟着恽代英在泾县南陵及黄山山区作了为时半月的农村调查,初步懂得了农村的经济情况、农民同地主的租佃关系和剥削关系,对农村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后,李求实去湖北黄冈浚龙山浚新小学教书。浚新小学也是恽代英等创办的又读书又劳动的新生活据点和实现乡村教育的试验场地。李求实同利群书社成员唐际盛将浚新小学办得十分活跃,仅招收女生入学一事,就在黄冈乡间引起很大的震动。

社会的实践,使利群书社的多数成员逐渐认识到他们以前的种种作法,不过是一种空想,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阀豪绅地主的统治。他们决定仿效苏俄革命党,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组织。在恽代英等的倡议下,七月十六日到二十日,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四名青年聚集于浚新小学,讨论成立“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宗旨的“共存社”①。李求实任总务股编印干事。“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这些进步青年的世界观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同年十月,恽代英受聘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李求实又跟随恽代英去那里附读,继续帮助恽代英从事革命活动,并由恽代英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共产党②。

(三)

李求实入党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秋,他从四川回到武汉,参加中共武汉区委的工作,负责编辑《日日新闻》,从事武汉地区工人状况和工人斗争的报道。十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教育副主任委员。十二月十日,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汉冶萍工会在汉阳三码头老街举行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称颂“劳工神圣”之后,着重提出工人在同资本家、军阀、官僚作斗争中应该注意的两件事: 第一,工人解放运动,“不是说把资本家、军阀、官僚推倒,工人自己起来做资本家、做军阀、做官僚,来掠夺、压迫、防阻其他人”; 第二,要特别注意混迹于工人中的工贼,一旦发现,“应该不饶他,应该把他驱逐出工界,不承认他是神圣的劳工,至少应该不许他参加我们工人的解放运动。”①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晚,李求实同陈潭秋施洋、林育南、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武汉各工团以及新闻界、学生界的代表一百余人,从江岸乘车北上,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全体代表冲破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军警的封锁,齐集普乐园戏院会场,按时召开大会,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下,举行了总同盟罢工。二月七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求实根据党的指示,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动员各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二月中旬,当施洋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的消息传到上海,李求实“于万分痛悼之余”,连夜奋笔疾书,写成一篇《施洋底死》的战斗檄文。文章首先讴歌了施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英雄业绩,指出: “施洋在 ‘五四’ 运动中是中坚分子,在湘鄂自治军驱王时也曾效力军前,在一年来的湖北劳工运动中,老实说,却也很尽了一番心力。他对于为民众争自由、去蟊贼的种种运动中,真算得 ‘鞠躬尽瘁’ ! ”然后,文章极力鞭挞了军阀肆意屠戮工人群众的累累罪行,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谋我们大家的幸福”! 文章最后针对吴佩孚、肖耀南说什么“杀了施洋,湖北可无工潮”的叫嚣,庄严宣告: “施洋的死,乃是全国民众合力打倒军阀、建设新国家的导火线。”①

这年四月,李求实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派遣,来到安源,担任安源团地委的宣传科长。他认真调查情况,编写宣传材料,并到团员和青年中去演讲。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富有哲理,深受欢迎。譬如,他把有的工人抱有盲目骄满情绪,比做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如果乱撞乱碰,就要撞死别人,也要毁掉自己。他接着引申说,无论做什么事,盲目骄傲,有勇无谋,终于是要失败的。在安源,他还兼任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文书股长,并主编《安源月刊》,工作做得有条有理。俱乐部代理主任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报告中,谈到文书股时说: “文书股五易其人,各种文件及手续算是糟极,全无一点整理。往来公函布告杂件等底册,均无完全保存。各股的报告及表册统计等,也无一个很整齐的规划。但自李求实君任股长后,前弊已消除。”②

为了加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李求实协助刘少奇对俱乐部成立以来组织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写成了《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对俱乐部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采用“民主集中制——极严密地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拚,才有战胜的一日。”①九月,当安源路矿工人庆祝大罢工胜利一周年时,李求实在参与写作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中,明确地告诫工人不要骄傲,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不仅是同欧美无产阶级一样只须从资本家镣铐中解脱出来就算完事了,还须加倍努力,更非解除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殊不足以言解放。”②在李求实主持编写的纪念传单里,更清醒地指出: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和资本家争斗最有效力的武器是团结起来。我们去年有了团结坚固的俱乐部——就是团结坚固的一万工友——我们才能压倒军队的气焰,战胜资本家的压迫! ” “我们今天以后唯一的依傍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今天以后唯一重要的责任便是拥护我们的俱乐部! 我们应该把俱乐部当自己的生命一样拥护他! ”③

李求实在俱乐部里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工人群众的赞扬。在安源工人中广为流传的一首长篇历史叙事诗——《劳工记》④,曾对他这样称誉道:

部里秘书李求实,

一切文件他写出。

上海报馆调得来,

罢工文件早安排。

……

求实秘书好调对,

传单宣言早准备。

派人四处发传单,

使得各界把心安。

……

(四)

一九二三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李求实出席了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即由安源调到上海团中央工作。

次年四月,团中央局常务委员会成立,他任农工部主任。这一期间,他对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历史进行了研究,先后写了《煤油与国际政治关系》、《爱尔兰独立战史》、《俄国革命与农民》等论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李求实被派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期间,他还任团中央驻莫斯科总代表,并经常去帮助在莫斯科的中国工人同志补习文化。后来,他在回忆这次学习情况时说: “这次学习对自己教育意义很大,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共产主义曙光,明确了今后的道路,对今后工作有决定作用。但可惜时间太短,一切还要靠今后的继续努力。谁要认为到了莫斯科这革命圣地,就取得了真经,自认为了不起,不是狂妄,便是糊涂,毕竟会害人害己,要辜负党的培养的。”①

一九二五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后,李求实奉团中央之命,中断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提前回国,在上海编辑《中国青年》杂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认清当时的形势,他在《中国青年》上先后发表《特别关税会议》、《政治之最近一幕》、《十四年之回顾》等文章,对民国十四年来的形势作了深刻分析,对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奴役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作了有力的揭露。他指出: “所谓民国的十四年,只是一卷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着祸国残民的影片而已。军阀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总不惜任何牺牲——国家的主权呵,人民的生命呵,什么也值不得他们顾忌! 于是帝国主义乃得利,用他们以扰乱宰割中国。……近十八年来,尤其是民国以来,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早已是中国政治舞台的后台老板,一切骚乱的根源。”①他还针对一些青年对北京政府的糊涂认识,着重指出:“北京政府和军阀是一伙儿的” ,而“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者藉以侵略中国的工具。”②这些透彻的分析,有助于广大青年提高认识,并积极投入爱国反帝斗争。

在青年应当怎样才算爱国的问题上,李求实还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御用文人胡适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年九月,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和《答刘治熙》的信,说什么“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 青年学生“跟着大家去呐喊,只能算是发发牢骚,出出气,算不得真正的爱国”; “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个东西” ,完成“救国事业的准备工夫”等等。

为了驳斥这些谬论,李求实特意写了《评胡适之的“新花样”》①的著名论文。他指出: “真正的民众运动是有力量而且能持久的,因为它有共同的目标、严密的组织、领袖和继续不断的努力。”因此,青年们“应该努力参加民众运动——明显地指出他们——民众——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严密地组织起来,为他们寻出忠实的领袖,继续不断地加以鼓励”。他还指出,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简直是帮助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来分散民众的革命势力”。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势已经到了极危殆的地步,犹如根基已不稳固的一栋破旧房屋将要倾塌一样,不是一点零碎修茸所能挽救的,而须根本改造。中国的病,目前不可能乱投药,而只须一剂最有效的圣药来医治,这剂圣药便是组织民众起来从事革命。” 因此,即使在学校里读书的青年,由于经济和环境的限制,也很难安心学习。“中国今天所需要的 ‘有用’ 的东西,是真能 ‘到民间去’ ,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并能领导民众的革命者,革命者只有在革命活动中才能铸造成功的。”

这年冬,李求实离别上海,来到河南开封,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河南区委书记。开封为中原腹地,故国古都,黄河擦城而过。每逢下乡,他总要到黄河大堤上散步。千里奔腾的黄河,激动着他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他用《黄河大堤晚眺》为题,曾写下如下的诗篇:

大河经百徙,

故道尚微茫。

白苇连岗蔓,

金沙卷地黄。

壮观惟叠浪,

乡思在遐方。

笔阵凌空起,

桑乾渤海旁。

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李求实又调到上海,担任《中国青年》主编。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最激烈的时候,他即以《中国青年》为阵地,陆续发表文章,针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驳斥。

首先,他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包办群众运动”,说什么“与共产党难于合作”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并不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包办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用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因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的民众的幸福” ; “是为的被压迫的民众,他们没有纯粹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是民众的,失败亦是民众的”①。因此,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们,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包办不包办的问题。他还指出,共产党和青年团是致力于各党派的合作的,是致力于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过去他与工人、学生、商人、士兵各界的合作都有相当成绩,并没有人怎样觉得共产党是难于合作的”①,恰恰相反,不要合作的正是国民党右派、新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派。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他们的眼中钉;共产党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去做反革命,他们便高叫共产党难于合作了”②!

其次,他针对国家主义派别有用心地散布“不要迷信什么领袖”,否则群众运动便“有被人利用的嫌疑”的谬论,严肃地指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有领袖,而且必须有领袖。“我们应该知道,革命运动即是一种战争,所以革命的民众应如军队一样,亦需要司令部与参谋部”③。而共产党所以成为革命民众的领袖,是因为共产党员愿意牺牲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并且制定出正确的方略,因此,革命民众愿意奉共产党为领袖。

再次,他为了彻底撕破国家主义派自称“彻底革命者” 、“青年运动领袖”的假面目,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思想落后的 ‘士子’ 们,受不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压迫与欺凌,但又缺乏革命的勇气和决心,以致彷徨无主,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因而催眠之、利用之。结果,这些 ‘士子’ 们便都倒到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怀里,做着他们的忠臣,专一与革命的势力为难!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说广东赤化了,这些 ‘士子’ 们也应声说广东赤化了;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说五卅案完全是共产党人闹的乱子,这些 ‘士子’们也应声说 ‘这是正确’ 的……”④。这就将国家主义派作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应声虫的嘴脸暴露无遗。

李求实对一切反动的思想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对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却极力加以讴歌和颂扬。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写的《红色的五月》①一文,倾注了对人民革命的真挚感情,给人以振奋和鼓舞。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节录:

在约六年前,东方的被压迫者已经遥见了一座红色之塔,他们挣扎着,奋斗着,他们投入了他们最初牺牲的肉和血,红色之塔已经在每一个东方劳动者的眼帘中显现。我们在各地都听见了 “五一” 示威的呼声——每一年更雄伟更激越的呼声! 东方劳动者喊出了他们百十年的沉冤,他们要求得人的生活,他们要——还多呢! 实在,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有钱人的大对头,他们真像一匹睡醒了的狮子一样——不呵!他并不曾睡,他以前只是被人压迫着,束缚着,现在他自己要挣扎了,同时和他同命运的狮子都要挣扎了,吼声已经震破了 “主人” 的耳鼓,“主人” 张惶失措,“主人” 要丧命在群狮的趾蹼之下了!

五四运动——这次是庚子以来,中国被压迫民众反抗外国有钱的人压迫、求自己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第一声!这次运动使我们 “红色的五月”之塔放出了新的光焰! 从新的光焰当中,我们更寻出了新的出路。

从此革命潮流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当中奔腾澎湃,急转直下,遂爆发而为惊心动魄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将我们的“红色的五月”之塔培修到光芒万丈直冲云霄了!

在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春天,我们是朝日,我们也会遇着雨雪,我们也会遇着云霾,然而我们的生气是日益蓬勃的,我们的光芒是永远四射的,只要我们看过去一年中各地民众运动的兴起,我们是毫不疑虑地相信我们自己的光明之前途的!

李求实热爱青年,关心青年,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在编辑《中国青年》时,特别注意对青年运动、青年的学习和斗争的指导。例如,青年学生应怎样认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就理论上说,学生多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本身并无经济基础,对于一切的政治观念,极易动摇,他们可以革命,也可以从事反革命,但是在今天这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学生自然都要趋向革命的”。“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出学生几乎是站在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上。”①同时,他也指出青年的缺点和不足,说: 青年中最大的缺点是“耽于空谈,怯于实行,好理论,恶行动” 。例如谈到“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实行全民革命” ,“青年应该到民间去”等问题时,雄辩滔滔,煞有其事; 可是一到应该“干” 的时候,便不见了他的踪影,仿佛他的责任只在“空谈”,“实行”则是另一部分人的事一样②。他认为,这是妨碍青年前进的一个最突出的缺点。

怎样克服这个缺点呢?他指出,关键的问题就是能否“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他还提出许多与工农结合的具体办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革命目的、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的对象等。二,做好切合实际的宣传工作,办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情。如利用暑假组织讲演和演戏团体,印刷标语传单、发展党团组织,在乡村设立暑假补习学校或平民学校①。三,参加群众性的斗争。一方面可以为被压迫民众争取到一些实际利益,进而取得群众的信任; 另一方面则可以检验自己指导群众运动的方针策略正确与否,从而获得实际工作经验。四,注意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他指出“青年中许多活动分子在工作中的态度不适当,如喜出风头,爱摆架子,脸上挂出革命的招牌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反而会使群众掩鼻而去,必须及时改正,才能接近和联系群众,真正“走到民间去” ②。

(五)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李求实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担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他到达广州时,北伐军已经挺进两湖,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两广的青年运动,却给他一种“沉闷” 的感觉。如私塾多于学校,学校盛行读经;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着青年的婚姻; 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充塞着青年的头脑,而对工农运动不参加,有时还常表示不满或愤懑。这种情况,说明青年尚“被围困在封建宗法社会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双层铁桶中”,必须设法去“溶解那坚固的铁板,去救出那重围中的人们”①。为此,他主持创办了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为了适应青年的需要,《少年先锋》辟有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歌曲、通讯等许多栏目,内容以反映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为主,兼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目的在于唤起青年群众“注意自己的问题,引导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②为刊物撰稿的有恽代英熊锐、李春蕃、元暎等人。而李求实既是作者,又是编者,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李求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当时革命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革命者应当怎样观察政治军事形势。他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是,一方面是革命军的北伐已经直趋武汉,革命的烈火照澈了南北东西; 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相勾结,美帝国主义与孙传芳相联系,新的“反动势力联合战线已经向我们开始进攻了。”③而就革命势力方面来说,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北伐,只是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工作,大部分的民众还没有组织起来。即使就军事行动本身来说,由于原非革命的军队参加北伐,他们自身有许多弱点,甚至完全失去对敌作战的力量与决心。因此,革命内部潜伏着一定程度的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认为: “加强我们的战斗力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准备给予敌人以最后的一击,这是我们目前最严重的问题”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引导他们走向最后的决死斗争——革命那方向去。”②

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他提出要坚决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完整,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要及时地进行揭露和斗争。一九二六年九月间,英帝国主义故技重演,企图以“炮舰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在武汉的英国军舰直接炮击北伐军,在沙面的三艘军舰强行驶入广州省河,在长江上游的英国军舰,又制造了“万县惨案”。对此,李求实指出,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 ,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已经被逼到了墙角里,只有 ‘反噬’ 一条路可走” ; 另一方面又表现他们“愚蠢” ,“没有认清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他说,如果说八十多年前,由于中国民众完全被压服在专制的清朝之下,英国的“炮舰政策”还有效果的话,那么今天已不同了。“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中国的民众已经觉醒了! 五四以后,民众的力量逐渐加强,革命的空气开始弥漫到遍地。”他号召全国人民亲密地牵着手,共同奋斗,反抗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决“不能容许这强盗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地盘上如此猖狂! ”③

一九二六年十月,为纪念辛亥革命十五周年,李求实写了《小子之辛亥革命观》①一文,深刻地提出革命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问题。他指出: “一种革命,必须先有一极健全的领导革命的政党; 必须有一个真正能代表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纲,藉这政纲的宣传,取得极广大的民众作革命的基础;他具有雄厚的真正忠于革命的武力,用以扑灭敌人的势力,强制政纲在省县乡镇中切实施行。”而辛亥革命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失败。

同年十一月,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九周年时,他又写了《十月革命的礼物》②一文,阐述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他指出: “一个能战斗的革命的政党,在这个新的时期,实在是最迫切的需要。这个党必须很勇敢地去领导无产阶级作夺取政权的斗争,很有经验地在复杂的环境中分析解释一切,而且很敏捷地与所有一切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暗礁作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党,我们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并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他号召先进青年加入革命党,并且“切实地为党努力,完成他在这 ‘新时期’ 中的责任! ”

李求实在主编《少年先锋》过程中,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针对广州学生运动领袖中一些人好高鹜远、喜欢空谈革命理论,而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实际工作,以致脱离学生群众,造成学生领袖与群众隔离的情况,指出从事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必须明白: “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去领导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而第一步工作则是号召学生群众为本身利益而奋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群众,才能使他们团结成为一种能战斗的力量。”而“从事学生运动的人,必须自己在学生群众中间,能够了解其痛苦与要求,能够察知其优点与弱点,能够获得学生群众的熟识与信任。”①只要这样做了,学生领袖与群众的隔离也就自然消除了。

他还针对广州各学校学生会和学联会因对时局等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出现了派别之争,影响了学生之间的团结的情况,积极地进行疏导,并指出: “学生群众所要求学联会和学生会,不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不是树的派的或非树的派的,而是能够真正站在学生群众利益上,领导他们去奋斗的。” 因此,“只是为了少数人争权而不顾学生群众利益,都是应该指责的,不管这少数人是被叫作右派或左派,树的派或非树的派! ”②在他的耐心教育下,学生会和学联会中的派别之争很快冰释了,学生之间团结也加强了。

为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李求实特地写了《告失恋和迟婚的朋友们》③一文,满腔热情地回答了青年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告诉青年,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里,真正的婚姻恋爱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革命不彻底成功,社会不彻底改造,恋爱对于多数青年是没有胜利可言的” 。因此,青年们的第一步便是要起来革命,首先向社会取得生活的保证,取得全部的教育权。他希望那些已婚却不满意的青年,要用“更多的力量去致力于革命事业,为未来的青年 ‘武装’ ,准备他们的幸福”; 那些已经过了婚龄的“失恋”或“迟婚”青年,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终日幻想着什么玫瑰的梦,不要终日在那儿迟疑徘徊” ; 至于那些没有达到婚龄的青年,则不要轻易闯进“性”的战场,而“应该用全力去学习,……革命成功了,你们可以尽情恋爱去,你们每一个青年必定可以获得你们理想的伴侣——但决不在今天。”

李求实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文章,不仅在内容上能够把握住青年的思想脉搏,给予及时的指导,而且在形式上能够做到适合青年的特点,使青年们感到具体、生动、亲切、自然。如在《开学以后》一文中,提出学生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课程是否完全切于实际?课本和讲义的内容是否切实、新颖、合乎时代潮流?教师是否具有进步的思想,长于教授?各种革新运动、爱国运动是否可以自由进行?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学校的实验设备、文体设施是否完全?等等。在《捉狐狸精》一文中,他用人们所熟知的狐狸精善变的故事,来揭露广州学生运动中一些不断变换手法、分裂学生队伍、破坏学生运动的“狐狸精”的行径,教导革命学生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这些,都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少年先锋》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受欢迎的革命刊物之一,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朵鲜花。李求实作为这朵鲜花的培育者,对中国青年运动,特别是对两广青年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二七年一月,李求实奉调去湖南长沙,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在长沙期间,他为了适应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举办了团干训练班,着力培养从事工农运动的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工农运动史、时事政治、共青团的任务等。他除了担任编课和讲课外,还亲手制定了湖南团组织发展的蓝图。每逢群众集会,他都主动参加。有一次,因时局紧张,纠察队员怕发生危险,不让他进会场,他笑着说: “我们团省委是领导革命的机关,不是脱离群众的队伍,更不需要保险公司为我们作人寿保险! ”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求实被调到武汉。五月,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兼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马日事变”发生。当他得知与他共同战斗过的湖南团省委负责同志田波扬、史训川等惨遭杀害时,悲痛万分,并且说: “我们必须战胜万恶的军阀和一切吃人的野兽! 誓为死难烈士报仇! ”②

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政局异常险恶的情况下,李求实坚定地提出: 第一,“我们要积极地发展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把反帝运动发展到穷乡僻壤去,彻底赶出帝国主义在下层民众中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势力” ; 第二,“我们要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若不倒蒋,则继续北伐只是骗骗人罢了! ……我们若不先打倒蒋介石,我们将会被他消灭”; 第三,“我们要发展并整顿工农的组织” ; 第四,我们“要武装自己”,“北伐军的胜利的重要条件是武装,革命之失败也是因为缺乏武装。”③他的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正确的意见是很难被接受的。

李求实不仅是我党的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的领袖,还是革命的文学家。大革命失败后,他随团中央机关撤往上海。大力从事革命文学和出版工作。青少年时期的李求实,就鼓吹进步的文学,运用文学这个武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十九岁那年,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发表了新诗《小儿的怨语》。这是目前发现的他最早的诗作。这首诗通过对一对男女青年恋爱心理活动的描写,告诉青年们在恋爱过程中要真诚,要忍耐,要经得起考验。后来,他还翻译了法国美国、英国进步作家的一些小说,鼓吹新思想。他特别推崇俄国著名作家契可夫,将契可夫的小说《范伽》①介绍给中国人民,使读者从这部小说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进而起来斗争,推翻人剥削人的世界。

一九二六年夏,李求实编辑了我国最早的一本 《革命歌集》,辑录了《国际歌》、《少年先锋歌》、《国民革命歌》、《马赛曲》、《赤潮曲》、《二七纪念歌》、《纪念五一歌》、《劳动儿童团歌》等十五首革命歌曲。所有的歌曲均用五线谱和简谱刊印,于同年十二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们呈现这小册子的礼物于广大被压迫青年群众面前。这册子里面,奏着的是简单而激越的曲谱,唱着的是朴质而壮烈的歌声,通篇燃烧着的更是一片叛徒们不平的反抗的火焰。”其中《国际歌》是他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学会了由陈乔年和肖三翻译的歌词,回国后再参照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修改而成的,是我国最早的《国际歌》的另一种译本。他自己还写了 《前进歌》的歌词,号召中国民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作斗争,“拚此热血,洗净乾坤! 前进! 冲锋陷阵! 不胜,不停! ”

一九二八年,李求实因患肺病被迫到沪郊江湾休养。在病中,他毅然拿起战斗的笔,编写了 《俄国农民与革命》一书,翻译了 《十年来之俄罗斯》一书,重译了 《朵思退夫斯基》一书,并且在《语丝》和《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了许多文学译作,为当时文化荒芜的中国,增添了许多激励人民革命热情的读物。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上海地区党的机关报——《上海报》①创刊。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李求实任该报主编,参加编辑的还有谢觉哉等。当时,正值革命低潮,为了办好《上海报》,他和全体编辑部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出刊。公开的报馆被查封,就改在秘密的报馆工作; 原来的报名被禁止,就改换新的报名; 编辑和发行人员被逮捕,但报纸仍能照常按时送到读者手里。正如他自己所说: “本报一年来实在是在火线上与敌人肉搏,这是没有丝毫虚伪的! ”②

《上海报》创刊一周年后,李求实认真总结了办报经验,进一步提出了 《上海报》的编辑方针: “一,新闻的敏捷、正确、充实; 二,材料的适当分配; 三,文字的简短明白。”③他还拟议建立一个以工农通讯员为主的采访网。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上海报》的通讯员曾达到近百名,订户仅上海一地就有一千八百至二千户。工农群众称赞这张报纸“是社会的明灯,是工人的出路”,“是领导无产阶级的导师”,“是无产阶级的喉舌,中国革命的曙光。”①在此期间,他还指导上海总工会创办《工人日报》,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 “苏代会” 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李求实以中共文委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他特别强调左翼作家要深入工厂、农村,去倾听埋藏在人民心底的呼声,鼓励人民起来斗争。针对党内许多同志对革命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的情况,他曾对一位红军同志语重心长地说: “对于文艺这个武器,我们好象秀才用枪一样不灵。我们必须学会既能用枪又能用笔,我们才配称为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武全才的革命者。”他还说: “学会使用文艺这武器,非常重要。我近一二年有很深的体会。一篇思想正确内容丰富的能鼓舞人心的小说,其作用往往在一篇普通论文之上。”他殷切希望这位同志回红军后,能更多地注重文艺战线上的活动②。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由他编译出版的著作还有《俄国革命画史》、《动荡中的新俄农村》、《〈上海报〉周年纪念册》等。

在纪念“五卅运动”五周年的火红日子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后,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积极选出代表,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六月,李求实被选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海办事处书记。他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各工厂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代表; 推荐左翼作家冯铿担任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 经常同老战友恽代英、林育南、何孟雄等交换工作意见; 经常向瞿秋白、周恩来等请示工作,从早到晚,不肯休息,被誉为“是个踏踏实实的人”①。当有人看到他身体不好,劝他休息一段时间时,他总是回答说: “现在是我们同敌人作生死斗争的时候,我们休息一分钟,即等于饶恕敌人一分钟,让他们多活一分钟,即等于让民众多受一分钟的罪。这对革命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②

一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上海创刊。李求实又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主管工农通讯小组,组织和编写了有关苏维埃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闻报道,讴歌党领导的红军战争和土地革命的胜利。通过办《上海报》的实践,他对搞好工农通讯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刻的体会。红军战士马宁曾为《红旗日报》写过一篇关于江西苏区红军的报道,以后中断了。李求实特意在《红旗日报》上发表寻找马宁的启事。后来马宁到上海找到他,他对马宁说: “写工农通讯是很重要的革命工作。每一个作家应该深入工农群众当中,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爱憎。每一个作家要学会写工农所关心的问题,写他们爱读、读得懂的文字; 但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这却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上天可摘星星,下海能捉大鲸,便可达到 ‘笔若游龙,无施不可’ 的地步。”他希望马宁参加工农通讯工作,不要中断新闻报道的写作。五十多年过去了,当马宁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时,仍然感慨地说: “李伟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不随便讲话,但他的话一出口,却有份量。他象个金石匠,惯于把他的讲话,凿在听者的心扉上。这就叫我敬而爱之。”又说: “李伟森长我几岁,但他讲话时,风度象个长者,口气很坚定,可也没有丝毫使人感到他是装腔作势吓人的。听了他的话叫你耳朵发热,心里痒痒。” 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借口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李求实和林育南、何孟雄、龙大道欧阳立安、张金保等及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旋即开会,商量办法,发表声明,揭露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反对王明阴谋夺权②。他们还建立了“文化革命联合会”(简称“文革联”) 的组织,与王明进行斗争。“文革联” 的“纲领是李求实写的,其内容是如何发动文化战线的工作者对内反对王明集团及其错误路线,对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文革联’ 的负责人有李求实和谭寿林。”③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大搞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统统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 (后因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被捕,故未作出书面决议)。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并没有屈服于王明的政治压力,他们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斗争。

(七)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林育南等七同志在上海三马路二二二号 (现汉口路六六六号) 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问题。由于叛徒出卖,不幸于午后一时四十分,被公共租界捕房探捕与国民党市警察局联合组成的行动队逮捕。李求实不知道东方旅社已经出事。第二天天刚亮,他按原先与林育南的预约,来到愚园路庆云里三十一号 (现十五号)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机关,找林育南商量工作。刚进门,李莲珍 (林育南的爱人) 、胡毓秀 (苏准会秘书)便心情沉重地告诉他: “大哥①昨天上午出去,现在还未回来。”他顿感诧异,急着向外走,说: “我去找找! ”他不顾李莲珍、胡毓秀的劝阻,于上午九时来到东方旅社,即被继续探守在那里的便衣特务逮捕②。两天之中,敌人在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等地还先后捕去了何孟雄、欧阳立安、龙大道、柔石、冯、 胡也频、殷夫等党的重要干部和革命群众共三十六人。

李求实等先羁押于老闸捕房,十九日早上转到北浙江路的公共租界特别法庭,旋即“审讯”。开庭时,法官简略地宣告了被告的姓名、年龄、职业及“罪状”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长就要求把李求实等全部“罪犯”引渡。于是,他们被推上囚车,押送到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十一时,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便开庭分别审判。李求实等志士在敌人的法庭上坦然自若,毫无惧色。他们乘敌人暂时还没摸清情况之机,各自编出了一套假口供。李求实当时用笔名李伟森,被列为第十号被告。

下面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审判笔录》中记录的李求实的“供词” :

我十七日由鄂抵沪,预备到北新书局拿稿费,他们欠我一百多元稿费未给,现在因我女人快生产了,所以来取。十八日早上去得太早,书局没有开门,就到新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找同事同学李长寿君,跑到五马路新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没找到,又到三马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去,我一看名字不对,隔壁有人问我,就把我捉住了! 我十三号收到北新书局叫我来拿稿费的信,现在没带到身上。

敌人没有从李求实等口里得到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遂于二十三日,将他们全部转移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李求实和林育南、何孟雄等把监狱当作特殊的战场,利用一切可能,互通消息 互相鼓舞,研究和敌人斗争的方法,坚持继续和敌人斗争。其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秘密建立有党的组织。他们入狱不久便由李求实和柔石设法和狱中支部取得了联系①。他和林育南还给党中央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他们的被捕经过及斗争情况②。

由于叛徒的指认,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很快就知道李求实等是一批共产党“要犯”,并从缴获的会议记录中知道我们党内的一些情况。他们一面向南京邀功请赏; 一面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伪装“善心好意”,妄图进行所谓“感化”工作。李求实等虽然受到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但他们对党没有丝毫的抱怨情绪,不给敌人任何一点可乘之隙。在又一次审讯中,李求实针对敌人挑拨离间,妄图拉拢的阴谋,愤怒地指着敌人大声说道: “禽兽! 闭住你们的臭嘴! 共产党人不象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废料; 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自己和自己的党,永远不会出卖的。”③当敌人以死相威胁时,他付之一笑,轻蔑地说: “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斩不尽,杀不绝!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你们更无法斩尽杀绝! 你们要当心的,倒是你们这一小撮衣冠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最后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④

敌人立即露出了凶残的面孔,对李求实等采用酷刑,将他们的双脚铐上二十五斤重的铁镣,作为要案处理,还宣布不准保释,不准会见亲属。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正是二七大罢工八周年。这天深夜,国民党反动派诡称将李求实、林育南、何孟雄、欧阳立安、龙大道、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人押往南京。当他们被绑着双手,拖着脚镣,走过荒地,来到一座小桥旁时,等在这里的国民党法官立即慌忙宣布他们死刑。李求实等昂首挺胸,视死如归,不约而同地一齐唱起《国际歌》,并肩走向刑场。这时,行刑队射出了密集的子弹①。李求实等二十四人英勇地倒在血泊中,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作者附记:

本文除已标明出处者外,还查阅了 《大汉报》、《汉口新闻报》 、上海《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中国青年》 、《少年先锋》 、《上海报》 、《红旗日报》 等报刊; 访问了烈士生前的同学、战友、知情者及亲属吴华梓、张金保、罗章龙、陈修良、胡毓秀、胡治熙、郑南宣、李国楀和刘仁静、郑超麟等。廖鑫初同志曾参加了搜集资料的工作。

注释

①1982年12月22日访问李国楀记录。李国楀为李求实的幺妹,原武汉市三十八中教师,现退休在家。

①参照陈修良: 《回忆李求实烈士》,见《党史资料》 1955年第1期; 农菲: 《忆念李求实同志》,见《老共青团员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②1982年12月22日访问李国楀记录。

①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74页。

②③④见陈修良: 《回忆李求实烈士》。

①李求实: 《湖南学潮之前因后果》,载《湖南》第1卷第4号。

②求实: 《湖南善后问题》,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4号,1920年7月25日。

③求实: 《争自由》 ,载 《东方杂志》 第17卷第16号,1920年8月25日。

①求实: 《自治乎人治乎》,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1920年9月10日。

①见《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②李求实入党的具体时间、地点待考。据吴华梓回忆,他是1922年由李求实介绍入团入党的,李求实是恽代英介绍入党的。由此推定,李求实入党时间当在1922年。

①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185页。

①以上见1923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2页。

①②④见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第46、110、130—131页。

③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

①转引自农菲: 《忆念李伟森同志》。

①求实: 《十四年之回顾》,载《中国青年》第100期,1925年10月10日。

②求实: 《政局之最近一幕》 ,《中国青年》 第96期,1925年9月21日。

①载《中国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

①求实: 《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20日。

①②求实:《五卅什话一束》,《中国青年》第126期,1926年7月10日。

③求实: 《近来颇有些妄言家》,《中国青年》第126期,1926年7月10日。

④求实: 《国家主义派的“实际行动”》,《中国青年》第125期,1926年7月3日。

①载《中国青年》第121期,1926年5月30日。

①求实: 《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

②求实: 《怎样才能“到民间去?”》 ,《中国青年》 第128期,1926年7月24日。

①求实: 《怎样利用今年的暑假》,《中国青年》 第124期,1926年6月20日。

②求实: 《怎样才能“到民间去?”》。

①求实: 《“革命根据地”与落后的两广青年》,《少年先锋》 第1卷12期,1927年1月。

②求实: 《寄元暎》 (代发刊词) ,《少年先锋》第1卷第1期,1926年9月1日。

③求实: 《从此开始“赤化”了》 ,《少年先锋》 第1卷第2期,1926年9月11日。

①②求实: 《从此开始“赤化”了》。

③以上见求实: 《炮舰政策——英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少年先锋》 第1卷第9期,1926年11月21日。

①见《少年先锋》第1卷第5期,1926年10月11日。

②见《少年先锋》 第1卷第7期,1926年11月1日。

①以上见求实: 《危机——学生领袖与群众的隔离》,《少年先锋》 第1卷第9期。

②求实: 《学生群众所要求的学生会与学联会》,《少年先锋》第1卷第8期,1926年11月11日。

③载 《少年先锋》第1卷第8期。

①②农菲: 《忆念李求实同志》。

③求实: 《本年暑假的环境与青年的责任》,转引自陈修良: 《回忆李求实烈士》。

①译文载1922年5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①《上海报》第1期报名为《白话日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还先后用过《天声》、《晨光》、《沪江日报》、《海上日报》等名。1930年8月,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合并为 《红旗日报》 。

②③求实: 《本报一年工作之回顾》,载《〈上海报〉周年纪念册》。

①见《“上海报”周年纪念题词》,载《〈上海报〉周年纪念册》。

②参见马宁: 《左联五烈士别记》,《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①马宁: 《左联五烈士别记》 。

②农菲: 《忆念李求实同志》。

①马宁: 《左联五烈士别记》 。

②1979年8月13日访问张金保记录。

③罗章龙: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文学史料》 1981年第1期。

①林育南时任“苏准会”秘书长,为应付环境,迷惑敌人,“苏准会”实行机关家庭化,他为一家之长,称大哥,李莲珍与胡毓秀以姑嫂相称。

②根据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1931年1月19日 《审判笔录》。

①根据龙支雯1964年8月22日访问柴颖堂的谈话记录。

②黄理文: 《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 ,1949年12月6日 《人民日报》 。

③④见农菲: 《忆念李求实同志》。

①李求实等牺牲的具体情节,参考资料有: 1931年2月12日 《红旗日报》 报道,题目是 《二七纪念日龙华司令部秘密枪杀二十三名战士》 ; 黄芝冈: 《永远难忘的二月七日晚》 ,载1951年2月25日 《文汇报》 ; 郑择魁: 《柔石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载 《新文学史料》 1981年第1期;巴金: 《他们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心里》 ,载1951年2月26日 《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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