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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人物传,李立三生平事迹,李立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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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有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清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月十六)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含冤逝世。一九八○年三月二十日,党中央召开李立三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王震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①

渌水之滨的“忧国子”

李立三的家庭是一个每年能收二十担左右租谷的小土地出租者。他的父亲李昌珪(字镜蓉) 是晚清秀才,一生以教私塾为业。李立三六岁时被送进“名臣祠”蒙童馆里读书。他记忆力很强,先生指定的书,他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背诵下来,余下的时间就读《三国演义》、《水浒》、《精忠传》之类的“杂书”。后来,“名臣祠”蒙馆改成了渌江初级小学,李立三成为这所新式学堂的学生。但他父亲还让他背唐诗,对联句,写诗填词; 读完四书五经,又教他读《御批通鉴辑览》。这使他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古汉语基础。

一九○六年,李立三七岁时,同盟会的刘道一、蔡绍南和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领导了萍、浏、醴起义。起义很快遭到失败,许多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所捕杀。幸存的同盟会员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李立三读书的学馆中,就有一个名叫孙小山①的“坐间学生”②。他时常利用课余散步的机会给李立三等几个蒙童讲革命故事,李立三就是从他的口里第一次听到了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事迹。李立三后来回忆说,孙小山慷慨激昂的讲述,“极大地震动了我刚刚八、九岁的童心。”③孙小山还向他们着重讲解过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和含义。这些讲述,使李立三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

一九一二年左右,李立三从渌江初级小学毕业后,越级升入了醴陵渌江中学。

醴陵是湖南省的一个富县,又地处交通要冲,因而成为军阀混战必争之地。内战就象拉锯一般,今天“北军”打来,明天“南军”打去,使人民倒悬于水火。这一切,给少年时代的李立三在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他在一次兵乱逃难中,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诗:

连天烟雾掩峰岗,

羁旅怀归百断肠。

乳燕呢喃惊客梦,

栖乌群集趁斜阳。

袁山到处篁丛绿,

庄埠连阡麦正黄。

漫道桃源多逸趣,

应知故国有流亡①。

国家战火连年,百姓流离失所,使生性活泼的李立三产生了忧伤情绪。因此,中学时代的李立三给自己起了个“忧国子” 的笔名。他时常以忧国的心情写出救国主张的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壁上,博得同学们的赞赏。他还经常把观察研究国家大事的心得体会讲给同学们听,政治敏感的同学都愿意和他交往,因而无形中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一次在校长叶沛棠身上爆发了出来。叶沛棠辛亥革命后虽然剪了辫子,当了新式学校的校长,但是他拥护袁世凯,维护封建思想,每天坐轿子上班,象对待犯人一样苛待学生。李立三带领同学搞罢课,终于把他赶出了学校。

一九一五年,长沙成立了长郡联立中学,渌江学校也并入该校,李立三开始来到长沙读书。他这时结交的一个要好朋友,就是浏阳来的罗璈阶(罗章龙) 。这一年,罗璈阶第一个响应“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结为好友,并介绍李立三会见了毛泽东。

后来,李立三从长郡联立中学转到广益中学,于一九一七年初毕业,回乡当了几个月小学教师。这期间,由于他无情地揭露了仍任县教育会会长的叶沛棠徇私舞弊的恶行,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李立三一气之下跑到衡山,投了当时被湖南人称为“最革命”的程潜①的护国军,当了一名士兵。他在离家时,写了这样一首五言诗:

浩气横牛斗,

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

投笔效班侯②。

不久,李立三升为连部差遣使(相当于文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程潜发现他们之间不仅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父亲还是自己的“同年”③。从此,他就对李立三另眼相看了。过了一段时间,程潜送给李立三一些钞票,要他去北京读书。李立三一九一九年夏天到北京以后,因钞票贬值,不够交学费,进不了大学。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发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门路,于是就去报名,进了法专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预备班设在北京西郊的酒醋局,只管教课,不管食宿。李立三寄宿在碧云寺里,每天往返步行四十里去听课,余下时间就在山寺中念法文,法语很快取得了优异成绩,准备出国了。

克鲁梭史乃德钢铁厂的翻砂工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李昌珪卖掉祖传土地十六亩,为儿子筹得银洋二百元作路费。李立三在上海登上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

“今朝呕尽心头血,添得海涛千丈深。”①

李立三和赴法的其他同学坐四等舱,航行了四十多天,饱尝了海上颠簸和晕船的痛苦,终于到了法国的马赛港。随后又经巴黎转蒙达尼,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在蒙达尼,李立三一面作工读书,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据《时事新报》记载,一九二○年四月下旬,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法国的同学以 “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同学大会。会上,刚从国内来法几个月的李立三,继许德珩、徐特立之后发表演说,主张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发表中国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②。他思想活跃,善长讲话,对旧世界充满憎恨。每当与同学讨论国内政局,提及军阀政客时,他总是愤懑地大声喊叫: “推翻! 打倒! 杀掉! ”①

到法国初期,李立三曾经倾向无政府主义,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陈毅等过从甚密。但是,他很快就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他的法语水平较好,能直接阅读法共的《人道报》 ,攻读法文版的《资本论》 ,不长时间,就埋头读完了好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李立三在蒙达尼公学补习了一个时期法文,从家里带来的钱花光了,他就离开了学校,到三侠孟一家纱厂去做工。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由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发起了一个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的示威运动,史称 “二二八” 斗争或“求学运动”。在这次斗争准备期间,李立三和蔡和森发生了意见分歧。蔡和森认为我们要革命就要学习,而通过勤工俭学坚持学习是办不到的,应当用群众斗争的方法迫使中国政府给学生发津贴,解决学生入学问题。受蔡和森影响的工学世界社的同学,都持有这种观点。而李立三则认为,通过勤工俭学坚持学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学生在法找工作,虽然由于战后经济萧条比较困难,但是只要肯于吃苦,不挑拣工种,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来达到读书的目的,是办不到的; 在法国能够比较方便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这里有十万华工,中国学生应当在他们中进行工作,为将来中国革命准备干部。因此,不仅已经在法国的同学要坚持勤工俭学,还要动员更多的学生来法勤工俭学。

最初,蔡和森等人的看法,在勤工俭学生中是无人反对的,而李立三的不同观点则比较孤立。但是他顽强地坚持这一看法,并在《旅欧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署名 “佐夫”的文章,公开宣传了他的主张①。不久,徐特立写文章表示赞成李立三的观点②。几天后,李立三收到了赵世炎的一封来信,信中不仅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还约定时间从三得建到三侠孟前来会见。两人第一次见面,谈得很投机,观点完全一致。接着,在工厂做工的刘伯坚、刘伯庄、吴明 (陈公培) 、罗汉、周钦若、鲁易、袁庆云、熊自难等,也参加到坚持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来,从而初步形成了一支力量。李立三和赵世炎两人这时还酝酿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打算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学中倡议,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作为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核心,但是由于有人对此有所保留,因而未能实现。稍后,他们改换名称组织了一个劳动学会。这个团体一成立就明确提出其目的是要革命,而革命的第一步是要把在法的华工组织起来。

劳动学会和它影响下的勤工俭学生没有参加 “二二八”示威运动。但是,当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勾结法国警察、残暴镇压示威学生的事件发生后,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勤工俭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他们提议并且着手建立勤工俭学学会,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很快参加进来,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多数人报名参加了这个组织。赵世炎、李立三是勤工俭学学会的主要领导者,而劳动学会又成为勤工俭学学会的核心。

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后,它的领导成员马上带头离开巴黎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史乃德工厂去做工,李立三带领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先来到工厂,赵世炎在安排了巴黎方面的工作之后也来到工厂。这是一个大型的机械工厂,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主要用来作厂里的杂工,搬运钢铁,装卸货物; 另一部分调往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锻造车间做工。这些工种劳动强度大,工伤事故多,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十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李立三被分配去当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面对着白热的铁水,经常搬动百多斤重的铸件和工具,“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他的法国工人师傅是法共党员,对他不畏艰苦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关系越来越亲密。李立三后来回忆说: “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①又说: “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②为了探求解决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李立三等决定到华工当中去活动。

在克鲁梭有华工二千多人,李立三和赵世炎首先在华工中建立了华工俱乐部,创办了 《华工周报》 ,赵世炎亲自刻版,李立三印刷,在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学会规定,它的会员每周要用一天的时间到华工中间去为华工服务,交工人朋友。赵世炎和李立三还为解除一些华工的包身合同进行了有效的斗争,许多华工因而获得了自由。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同工人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和赵世炎研究了和蔡和森以及工学世界社的同学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同志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决定由赵世炎写信给蔡和森,并在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去蒙达尼同蔡和森会谈了三天。双方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会谈以后,赵世炎和李立三写信给蔡和森建议开始建党工作,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以统一领导勤工俭学运动和华工运动。蔡和森回信建议成立“少年共产党” ; 李立三、赵世炎表示不计较名称。从此,双方统一了建党的意向。一九二一年六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会,李立三应邀作为劳动学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蔡和森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讲话表示同意。这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完全克服了以往的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以后,共同参加和领导了 “拒款斗争” 和“争回里大” 的斗争。特别是后一斗争,在李立三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募捐筹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一九二一年夏天成立了。但是成立后,他们专门从国内招收有钱有势人物的子弟入学,而不准勤工俭学生入学。为了争回里大的入学权,李立三、赵世炎等克鲁梭工厂勤工俭学生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动员。然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先遣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九月二十一日进驻里昂大学。这个行动遭到了法国当局的镇压。法国警察将一百多名学生拘留到一个军营里。李立三和赵世炎、蔡和森散发传单,向法国人民揭露了法国当局的无理干涉,并作了大量的团结内部坚持斗争的工作。这一年的“双十节” ,被拘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绝食斗争表示抗议。此事吓得陈箓和吴稚晖慌了手脚,吴稚晖出面向被押学生讲话,“说服”勤工俭学生放弃入学要求。李立三和赵世炎发言痛驳了吴稚晖的滥调。吴稚晖狼狈离去。接着,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商定,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李立三和赵世炎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认为留法学生回到国内,可以找党,参加革命斗争。但是,法国的留学生和华工需要有人留下加以领导。李立三建议作为勤工俭学学会主要领导人的赵世炎应该留下来。两人商定后,赵世炎就在法国当局采取行动的前夕,混出扣押学生的兵营,留在了法国; 而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一百零四人,被法国警察强迫押上轮船遣送回国。李立三将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就此结束了。

安源路矿大罢工的组织者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旬,遣送一百零四名中国留学生的法国邮船到了香港。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等同学提前在香港下船,去广州找党。他们在广州和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得知陈独秀已经去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又马上动身去上海。十二月中旬,李立三、蔡和森由陈公培介绍,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向陈独秀汇报了在法斗争情况和各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李、蔡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①。陈独秀留蔡和森在党中央作党的宣传工作,派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派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工作。

李立三到长沙,立即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去见湘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并向他介绍情况说,湘区党正在按照“一大”的决议,集中主要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安源地处湘赣边界,有株萍铁路连接,和湖南省关系密切。那里有矿工一万三千多人,还有株萍铁路工人一千多人,他们受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富于革命传统,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党的“一大”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湖南党组织已经和那里的工人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那里迫切需要党去领导,他希望李立三去那里开辟工作。李立三听后非常激动,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去安源的任务。毛泽东还告诉他,我们首先需要利用合法的方式,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接近,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而最好的合法形式就是去搞平民教育。长沙有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六如在那里工作,你去他那里办一个给萍乡县知事的公函,事情就好办了。李立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好了去萍乡的手续后,毛泽东又亲自偕同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等三人一起去安源。当火车经过醴陵的时候,李立三只从车窗上望了一眼离别已经三年的祖屋②,就直奔渴望已久的战斗岗位。

到安源,毛泽东、李立三等以湖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的身分,“考察情形,开始活动” ,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接触,并向他们“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①。

李立三到安源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官府通行的四六体文体写了一个给萍乡知县的呈文,说为了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要在安源开办一所平民学校。县知事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会的公函和李立三的呈文,觉得这个办学宗旨“有利地方,符合要求”。他很欣赏呈文的文字,又听说李隆郅是归国的留法学生,三天后就找李立三谈话,批准了办学的要求,并应李立三的请求,把那个四六体的呈文添头加尾作为布告贴在街头,以示县衙门的保护和支持②。

李立三得到了这个合法的身分,在工人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在安源五福巷租到一所房子,挂上平民小学的牌子,招收了三四十名八、九岁的工人子弟,就正式开学上课。他白天给小学生教“人、手、刀、尺” ,晚上去访问家长,整天在工人区里转来转去,热心劝工人学文化。工人们最初称他为“游学的李先生”。在李立三的动员下,平民小学的人数很快猛增到五六十人。特别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些活动,和许多工人交了朋友,组成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积极分子。李立三向他们提出,并且通过他们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这所学校由工人凑了些长短高低不齐的桌凳,只有二十几个学员就开学了。这时,党的湘区委员会又派蔡增准来安源帮助李立三办学,李立三就可以集中力量注意对工人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了。他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巧妙的结合起来。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会学员认识这两个字之后,就把工人两字一上一下写在黑板上,向工人说: “工人两字连起来就是‘天’字”。这不仅教会工人认识了第三个字,还借题发挥说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批判那种瞧不起工人阶级的反动思想,提高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再比如工人称他李先生,他就教学员先认识一个“牛”字,然后在牛字下边划一横,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着他风趣地说: “先生” 也不过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先生” ,并不高明。以后你们就不要称我先生,就叫我隆郅吧。从此,工人都亲切地称他老李或能至①。

李立三为了学习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曾写信给在北京从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老同学罗章龙,表示愿意抽时间去那里“取经”。在得到罗章龙的回信后,他就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间去了北京。罗章龙带他参观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铁路工人俱乐部,向他介绍了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搞工运的经验,并介绍他和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认识。北京《工人周刊》第一次刊登的安源成立工人补习学校的消息,就是李立三这次带去的。

李立三从北京回到安源,加强了工人补习学校的马列主义宣传工作。对外,他们使用的是当局规定的国民课本,实际上使用的是自编的教材。李立三自己动手刻蜡版搞印刷。“阶级斗争”、“劳工神圣”、“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何谓帝国主义”、“为什么要革命”、“社会主义”等等题目,都是教材的内容。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人周刊》在补习学校也可及时读到。通过宣传,使大家认识到“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关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决压迫之必要与可能”①。李立三还为工人编写《工农联盟歌》 ,配上旧谱子,教会工人们唱:

我们工农创造人类衣食住,

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把我们欺。

起来! 起来!

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定是工农的。

直到现在,它还是安源老工人能够哼唱的一首历史的战歌。

一九二二年初,李立三吸收八名先进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第一个团支部。不久,又从团员和先进工人中发展了周镜全、李涤生等六名党员,同年二月建立了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他经常用一双筷子容易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说明工人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革命道理,“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话者日众,最后乃共同集议组织俱乐部。”①三月十六日召开了有十多人参加的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推选产生了五名筹备委员,李立三为筹备会主任。四月一日又召开第二次筹备会,专门讨论俱乐部报县衙门立案的呈文。呈文由李立三起草,他把“联络感情,函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写进了俱乐部的宗旨,以便争取合法地位进行活动。筹备会讨论通过后,由李立三、朱少连蒋先云等十人联名报送县衙门,很快得到批准。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决定五日一月正式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选举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大字匾牌在牛角坡五十二号门外悬挂起来,并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俱乐部成立大会。会后,补习学校的学员和俱乐部部员由李立三带领,冒雨举行了安源历史上第一次工人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传单。沿途有许多工人携带家属参加进来,使得出发时一百多人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游行归来,李立三登台作了讲演,他说: “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 我们这次的游行很成功。现在宣布一件大事件: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要知道,职员是边饭碗,我们是泥巴饭碗。职员的金边饭碗找不到,我们泥巴饭碗打烂了到处可以找。所以我们不必怕丢掉这只饭碗! 团结起来,我们一定会胜利! ”②群众队伍中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的口号声。晚上,俱乐部在广场上为群众演出了 “文明戏”和各种游艺。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报刊报道了这个消息;党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也提到: 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①。由于它宗旨明确,方法得当,很快赢得了广大工人的拥护,短短四五个月,入部工人就达到七百多人。

俱乐部成立后,李立三又在俱乐部干事会上,提议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合作社于七月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除了经营油盐米茶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尤其是后一项业务对免除矿工所受奸商剥削有极大作用,深得工人欢迎。

俱乐部的迅速壮大和工人斗争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路矿当局的恐慌。这一年九月初,矿局乘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汇报工作和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离开安源之机③,勾结军阀,以“杀身之祸”恐吓俱乐部临时负责人蒋先云和朱少连等人,企图赶走他们,以便借机封闭俱乐部。党支部领导工人坚决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之后,矿局又请萍乡县知事“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路矿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纷纷要求起来斗争。

就在这时,毛泽东来到安源。他召开了党组织会议,听取了汇报,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领导罢工斗争的策略作了指示。九月九日,李立三从长沙回到了安源,立即向工人表示“誓死不离安源” ,坚决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

九月十一日,俱乐部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同时发表致萍乡矿长函,揭露和斥责了路矿当局破坏俱乐部的阴谋,向当局提出了 “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和七日内偿清积欠工人的工资等三项要求,并且限于十二时以前作出满意答复,否则“当为最后之对付。”

十二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罢工问题,决定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指挥部,并决定李立三暂时隐蔽指挥,让新到安源的刘少奇常驻俱乐部应付一切。会议还讨论决定了复工条件十七条,作为全体路矿工人斗争的共同目标。与此同时,俱乐部收到了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声援罢工的来函和毛泽东的指示,鼓舞他们率领工人群众作“义无反顾的斗争” ,“不要为官威所降服! ”同时又要他们注意斗争策略,提出 “哀而动人” 的口号。根据这一指示,李立三和刘少奇提出了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罢工口号。

九月十三日,全体党团员和俱乐部骨干动员起来,紧张地进行了大罢工的最后准备。他们指出不举行罢工,工人已无出路,必须准备罢工; 俱乐部罢工命令一下,就要齐心协力听从指挥,才能胜利。他们还在工人中组成工人纠察队并进行了必要的训练。

安源一带红帮势力很大,很多工人参加了红帮。为了争取红帮对罢工的支持,这一天,李立三提着一只公鸡和其他礼品,由两个加入过红帮的工人带领,去见当地红帮头子。红帮头子一见工人俱乐部主任来见,十分高兴,连称李主任光临十分荣幸。两人喝完鸡血酒,李立三说,我们要罢工,罢工是为保护穷人,为穷兄弟谋幸福,请你讲义气,多帮忙。红帮头子拍着胸脯说: 一定帮忙。李立三立即向他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一) 鸦片馆关门; (二) 街上赌摊收起来; (三) 不发生抢案。红帮头子连拍三下胸脯,表示三项要求都包下了。随后他写出布告,把一二两项要求写上去,要全体红帮徒弟遵守。

十三日午夜,罢工总指挥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震动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九月十四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实现后,路矿当局和官厅都十分惊慌,赶紧调来军队成立戒严司令部,企图寻机镇压。军队曾一度占据工人俱乐部,但被愤怒的数千工人奋力夺回。矿上反动工头们出高价收买一些“亲朋好友”入窿破坏罢工,又被工人纠察队制止。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悬赏六百元,派人刺杀李立三,但李立三早已隐蔽起来。工友们还发表宣言,指出如李能至被害,“当使路矿职员不得生离安源”①。

十五日路矿当局派出全权代表同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会谈。他们提出先开工,后商条件,当即被李立三严词拒绝,会谈毫无结果。十六日,路矿当局要求俱乐部派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刘少奇任全权代表出席这次谈判,军阀戒严司令用杀头威逼他接受“先复工后谈判”的条件。刘少奇临危不惧,厉声痛斥军阀无理。此时,外边数千工人包围会所,吼声如雷,迫使军阀软了下来,表示愿作双方调停人,从速解决罢工问题。十七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都因燃料告罄而出现停机的危险,这几处一旦停机,所有矿井就将报废,迫使矿长李镜澄出面,提出由路矿当局、商会、俱乐部三方代表,以俱乐部所提十七条为基础,商谈复工条件。当晚,李立三出席三方代表会议,谈判到十八日凌晨二时,完成草约十三条,天亮后签订了正式条约。历时五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①

十八日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场召集庆祝大会,到会工友一万多人。李立三在工人持旗簇拥下来到会场,全场掌声雷动,执帽欢跃,以欢迎之②。李立三登台宣布罢工胜利后,发表了演说,指出这次斗争的胜利只是我们出头的第一日,还有许多痛苦留着以后去解决。他号召工友们“保持这次罢工的团结战斗精神,保持今日的热度去上工”③。工人们三呼劳工万岁,随后燃放爆竹,由李立三前导在新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入部工人猛增至一万余人。李立三被选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被选为窿外主任。

安源罢工的胜利,震动了全国,特别是华中地区的工人阶级更受到了直接的鼓舞。同年十二月,李立三主持了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实现了由安源煤矿、下陆铁矿、汉阳钢铁厂、大冶炼铁厂以及长江轮驳公司等五大企业的工人大联合。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一片反革命白色恐怖,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势力,使反动当局不敢冒然镇压,成为全国工运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①。

李立三在安源工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在罢工胜利后形成的一首民歌《罢工歌》②中,歌颂他说:

工人受苦难尽表,

有一英雄天下少。

名号隆郅李先生,

出洋俄(法) 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

祖籍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

要救工人出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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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

“二七”罢工失败后,党中央调陈潭秋林育南、陆沉、庄有仪等去安源工作,同时通知李立三担任党的武汉区委书记,要他速去那里重建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此时,安源的反动派布置了暗杀李立三的计划。在党组织和工人同志的周密保护下,他化妆成火车头上的烧炉工,同他的夫人李一纯同车秘密离开萍乡,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底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他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武汉做秘密工作九至十个月,没多大成绩,只是恢复了一些支部。”①党的三大以后,李立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武汉开始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但据包惠僧回忆: “实际李隆郅在湖北的人事不熟悉,又加以国民党右派分子如张桓九、雷大同等从中作祟,李隆郅对这一工作是一筹莫展”②。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党中央和孙中山商定指派李立三、廖乾吾和刘伯垂作为武汉国民党代表出席大会。会后,李立三没有再回武汉,被党中央调到上海担任党的上海地委 (后改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③。

上海是我国工人最集中的大城市。但由于党员人数太少和没有成功经验,工运还是很薄弱的。上海地委曾向中央扩大执委会议报告,“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④。李立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上海来的。他到上海后,和邓中夏一起,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⑤,然后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合法机关进行活动,从一九二四年三、四月开始,逐渐在上海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七处办起了职工夜校。李立三、项英、蔡之华、恽代英杨之华刘华、李一纯等同志,都先后担任过平民学校和职工夜校的教师。作为党的上海地委工委负责人,李立三每个星期轮流去每所职工夜校上课一次。他不分昼夜奔走在全上海的各个工厂区,扎扎实实地办教育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基层逐渐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党组织真正在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子。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党组织首先在小沙渡创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接着成立的还有吴淞工友俱乐部和沪东工人进德会。李立三除了抓全面工作之外,还亲自兼任吴淞工友俱乐部主任。就在李立三同邓中夏一起乘火车去吴淞筹建工友俱乐部的时候,邓中夏对李立三说: 你这个李隆郅的名字太难认难写了,是不是改一下? 李立三接受了邓中夏的建议,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立三。从此,“李立三” 这个名字,便很快为上海工人阶级所熟悉①。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沪西区内外棉八厂的日本监工野蛮殴打女工引起工人的反抗,并举行了抗议罢工。八厂工人呼吁其他日本纱厂工人给予支援。这个消息经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渠道,迅速传播到沪西各个日本纱厂中去。各厂工人纷纷酝酿斗争,支援八厂兄弟。党中央和上海地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调上海大学的杨之华、郭伯和、刘华等同志去潭子湾,在李立三、邓中夏领导下,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二月十日,罢工工人在潭子湾荒地召开群众大会,李立三第一次在上海工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工人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老工人回忆说: 听了李立三讲话,看见他的热情而诚恳的态度,很为感动①。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罢工斗争迅速扩展,同盟罢工从内外棉五厂开始,席卷了十一个内外棉纱厂。到二月十八日,上海市有二十二家工厂、三万五千多工人卷入罢工斗争的洪流。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罢工坚持了二十多天,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央请中国商人出面调停,劳资双方签订了复工协议,罢工于三月初胜利结束。这次罢工迫使当局和厂方实际上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存在,保证不准随意殴打工人,并全部释放了被捕工人。这在上海工运史上是空前的胜利。

二月罢工以后,日本资本家对工人实行疯狂的报复和反扑。他们拒不履行复工协议,无理开除工人,引起纱厂工人再次罢工,以示反抗。五月十五日,内外棉七厂日本职员枪杀带领群众进行说理斗争的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

这一天,中共上海地委召开会议,听取李立三关于小沙渡罢工的详细情形和党应采取的政策报告。傍晚时分,会议得到小沙渡日本纱厂枪杀顾正红的消息,当即议决派李立三“即赴小沙渡”指导行动。李立三到小沙渡后,立即以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刘贯之、陶静轩及全体二万五千工人的名义,写了一个《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 ,印成传单,在全上海广泛散发。这个传单揭露和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新罪行。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根据党的决定,五月十八日在会文路荣业里召开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选举了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①。五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上海政治形势和党的行动策略。李立三向会议报告了日本纱厂罢工斗争的形势,向会议提出建议说: “在这种形势下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②蔡和森提出了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的正确主张,得到李立三等多数同志的坚决支持。会议决定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并决定了联合资产阶级反对租界当局“四提案”的策略。为了统一指挥这次示威,党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设立在二马路的一个旅馆里③。

五月三十日,二千多名学生在党的组织号召下,分头去公共租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 的传单,发表演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上海租界的“四提案” ,形成了广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开枪,杀死上海大学生何秉彝等十三人,伤几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党中央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组织各阶级联合战线,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和“四提案” 。李立三又连夜召集各工会干部在宝山路宝山里开秘密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部署了三罢的斗争①。

三十一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上海二十一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会议公推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 (不久,刘少奇来上海任总工会总务主任)。会址设在宝山路宝山里(后迁共和新路),公开挂牌办公。上海总工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上海各行各业全体工人实行总同盟大罢工,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六月二日,霹雳一声,全上海实行了罢工、罢课、罢市。

六月四日,根据党中央决定,总工会推动召开了各界团体联席会议。会议公推李立三主持,研究“三罢”期间统一各界行动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市反帝运动。

六日,党通过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同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并公推李立三、林钧和梅电龙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十七日,总工会等二十团体在闸北召开十万市民大会。李立三在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上海人民坚决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大资本家所控制的总商会擅自篡改十七项条件、破坏爱国运动的行为。

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和李立三,成为当时帝国主义反动派最仇恨的目标,上海公共租界殖民当局说: “工部局心目中的罢工领袖为下列六人: 1. 林钧: 浦东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联重要分子……; 2. 刘一清: 安徽人,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联的重要分子; 3. 李立三: 总工会主席,经常散发大批款项给罢工工人……。工部局认为倘将上述六人看管并严加惩处……则目前的紧张局势即可结束”①。在这样背景下,破坏总工会,刺杀或逮捕李立三的阴谋很快就到来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反动派先派出一个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工贼到总工会李立三办公室,企图用谈话稳住李立三,等待流氓打手的到来。李立三发觉这个没完没了纠缠他的人有问题,立即机警地托词出来,向初到上海不久,一般人都还不太认识的刘少奇布置,要他赶快去调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报告党中央,又叫会计赶紧把现金锁在保险箱里。这时,流氓打手已经从前门打了进来。李立三布置完工作见大门无法走出,就赶紧上楼,翻上屋顶,又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下到了一个工人家里。好心的工人老奶奶把李立三锁在阁楼里藏了起来。李立三托老奶奶在邻近找来四五个工人,又让工人分头去通知各工会办事处立即派二百名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动员所有纠察队保护各办事处;并部署第二天举行全市工人大示威,反对捣毁总工会。接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工人保护下赶到上海戒严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迫使戒严司令部派兵把流氓打手驱赶出总工会。李立三率领工人纠察队抢救了被打伤的七八个工人后,即去党中央,报告了他的应急的措施。中央同意了李立三意见,第二天举行了工人大会和抗议大示威。但时隔不久,奉军戒严司令部终于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

为了推动北方的群众运动和保障李立三的安全,党中央派李立三于八月二十七日动身去北京②。十月下旬,中央又派李立三和蔡和森、向警予、李一纯、沈泽等民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李立三以Чцн кон—Ю的化名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支援中国革命。会后,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①。

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总指挥和南昌起义的政治保卫处长

一九二六年四月下旬,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广州,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李立三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分出席,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邓中夏、刘少奇一起,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李立三先后作了三次报告,即五月三日的《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 报告、五月四日的《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报告和五月十一日的《罢工战术》 报告。五月十二日,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个概括的总结: “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后,发生了 ‘二七’ 运动,这个运动是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先声。第二次(劳动) 大会以后,发生了 ‘五卅’ 运动,这一次运动是工人领导国民革命的表现。这次大会——第三次——之后,必有更热烈的运动的发展,现在可以预料的” 。大会选举李立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①。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后,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成立,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办事处直接领导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会组织,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已迁来武汉办公②。李立三以全国总工会主要代表的身分,活跃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

同年十二月,李立三参加了党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湖北区委兼汉口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工作。李立三参加区委兼地委,分工负责职工运动③。他和刘少奇、项英等人组成了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李立三任书记。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讲授《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和《国际职工运动》等六门课程④。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汉口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群众集会,刀杀我国工人一人,伤十多人,引起群众示威抗议运动。

一月四日晚上,中央临委讨论决定群众示威可以进入租界。一月五日,李立三主持在汉口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群众大会。大会正在进行时,李立三接到张国焘代表中央临委写来的指示,命令他在指挥群众游行时不得进入租界,以避免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李立三按照这个指令,宣布了群众游行的路线,并在进入租界的各个入口处布置了纠察队。但是游行开始后,愤怒的群众自动冲进了英租界。鉴于这种情况,李立三也随群众队伍进入了英租界,支持和领导了群众的行动。工人纠察队占领了英国巡捕的捕房,拆毁了殖民当局设置的路障和墙堡,造成了收回租界的既成事实。随后,英帝国主义被迫和武汉政府谈判,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

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到武汉,李立三任“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总指挥,并代表武汉工人在大会发表演说。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种种污蔑,表示了工人阶级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还针对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阴谋特别指出:“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立刻迁鄂,亲自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①

一月上半月,李立三、项英、刘少奇等主持召开了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李立三向大会作报告并致闭幕词。大会原选举李立三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由于职务太多,他辞去这一职务,改由向忠发担任,他担任外交主任。

二月十六日,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开幕,李立三代表全总致词;十九日又向大会作了国际职工运动概况的报告。二十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又在汉口召开了全国总工会扩大执委会议。三月四日,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三月九日,他在邮电总工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三月十四日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出席军民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说。三月十五日,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出席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三月三十一日,全国总工会欢宴国际职工代表和苏兆征委员长来汉办公,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致欢迎词。

四月上旬,中央临委三次开会专门研究讨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问题,作出了 《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 ,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组成一个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特务委员会,贯彻中央决议,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斗争。李立三等一行四人于四月十三日,即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来到上海。四月十六至十八日,他们连续开了三天的特委和江浙区委联席会议,李立三向会议传达了中央决议精神,宣布了特委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决定: 与会者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出兵东征讨蒋的意见书①。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尹宽、周恩来六人签名,发给了党中央②。

四月下旬,李立三回到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四月二十七日大会开幕,李立三被选为大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并在会上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五大”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月三十日,中央常委会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成立以李立三为首的由七人组成的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李立三还兼任全总党团干事会书记①。

五月中旬,太平洋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此时,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公开出版。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同志主持和领导了这次大会。李立三为大会致开幕词,作了政治报告,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②。

七月十二日,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央政治局改组,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中央常委作出了中央机关转赴九江、上海的决定,并派李立三先期赴九江了解情况。李立三和邓中夏于七月十七日到达九江,不久谭平山亦到九江。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人在九江开会研究了全国和南昌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一致认为应该把我党掌握的军队集中南昌,联络贺龙的二十军一道行动,实行武装暴动。李立三把他们的意见写信报告了中央。随后李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于是,他们提出了二十八日军队集中南昌的建议,并急电中央。中央根据李立三的报告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重大决定,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等为前委委员。八月一日,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李立三兼任前委政治保卫处处长。

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同时也负责情报和民运工作,负责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为部队搞运输等等。在南征路上。一次,李立三率领战士出外工作,途中和国民党反动军队遭遇。我军立即派兵援救,打退了敌人,但却不见了李立三。大家都说他牺牲了,于是由周恩来为李立三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正在进行中,李立三带着一些战士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驻地。

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李立三和其他同志分散从甲子港乘船经香港转上海,向党中央写了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详细叙述了起义和南征的主要经过,总结了这次起义政治、军事、土地政策、财政、宣传、党务等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是研究南昌起义历史经验的珍贵文献。

在 “六大”前后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认为,南昌起义的前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因而没有获准参加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同南昌起义前委的全体成员一起受到了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所给予的警告处分。此后的一个多月,李立三在中央招待所,等待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和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后,中央决定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立即赴香港设立广东省委,恢复广东省党的工作,并继续全面贯彻执行十一月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各项政策。

十二月下旬李立三来到香港,立即召集在港的同志开会,恢复了广东省委,开始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并决定一月一日召开省委会议①。

经过几天的调查,十二月二十八日,李立三写了 《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详细汇报了广东省各地党组织状况和斗争形势,指出: “现在广东客观情形,革命仍是高涨,所以决定继续暴动策略,第一步在西江、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②这个报告整个精神是贯彻十一月会议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左”倾论断和普遍暴动的冒险主义政策。但是李立三看清了广州起义后,城市革命形势低落的客观事实,因而把发动暴动的地区转向有农运基础的农村和县城,提出了“农村割据”和“包围广州” 的战略设想,在当时情势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月一日至五日,在香港召开了广东省委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了 《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 ,根据李立三的报告明确规定: “当前主要策略是要极力发展各种农民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同时恢复广州的工作,积极领导工人的斗争”③。在这次会议上,贯彻执行甚至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十一月会议的各项“左”倾思想和政策,极其激烈地攻击了广州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负责同志。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决定执行“政治纪律”,严厉处分了几乎所有的起义领导人。会议还强烈攻击知识分子党员的所谓“机会主义”,李立三甚至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①,因而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不适当地安排了一些缺乏领导经验的工人同志参加省委领导工作。李立三还把许多受处分的领导干部派遣到各地基层去发动暴动,继续使一些同志遭到不应有的牺牲。

在这种情绪下,会议还对广州起义作出了与中央不同的估计,并写进决议中去。李立三根据省委决议写信给中央,强烈批评党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的确与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指责中央决议是根据参加暴动的外国同志的报告写成的,而这个报告是“虚报中央,掩饰自己的错误”,“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要求惩罚这个同志②。

党中央接到广东省委决议和李立三来信后,立即发通告指出:“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完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了。”③鉴于李立三、广东省委同党中央的意见分歧需要解决,中央于一月二十五日下令调李立三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省委书记。李立三回到中央以后,经过讨论和批评,在根本问题上和中央取得了一致意见。广东省委取消了一月决议,党中央也根据事实对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作了一些补充和订正。事实上,李立三和当时的中央并不是不同政治路线的争论,正如李立三自己所说: “我是第二次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是第一次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①他贯彻执行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各项政策,而在对待广州起义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他在实际工作中搞得更“左”一些。

同年二月,邓中夏在香港被捕,广东省委、军委和交通处也全被敌人破坏。二月二十四日,李立三奉命回到香港,“一切均须从头作起”,第二次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织的艰苦工作②。这以后,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政策由于受到党内多方面的反对和抵制而得停止执行了,广东省党的工作也逐渐恢复起来。

四月,党的各地组织都已接到了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和选举“六大”代表的通知。李立三率领广东省代表团赴苏,出席党的“六大”。六月十八日大会开幕,李立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和文件起草工作,并且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 《关于农民问题》 的报告。

“六大”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历史经验和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上,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批评瞿秋白 “左”倾冒险主义问题上,大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和许多同志,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当时已是低潮的形势。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斯大林曾经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主席团成员。李立三在斯大林面前仍然争辩说全国各地还不断地发生工人农民的起义斗争。斯大林循循善诱地用铅笔在纸上画上表示高潮和低潮的曲线,然后在曲线的最低点又画几个波浪,说低潮时也会发生几个浪花嘛! 斯大林说服了李立三以及与会的所有同志,“六大”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虽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没有回国参加工作; 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委员项英等同志回国主持领导全党工作。由于总书记向忠发政治水平很低,因而李立三在党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这以后的两年间,党中央和李立三在总的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了“六大”的正确路线,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李立三回到上海,以肖伯山的化名租了一处房子,以古董商人的身分为掩护,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当时,传达贯彻“六大”决议,转变十一月会议以来的“左”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成为党中央的中心工作。李立三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年四月的一年半时间内,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和《布尔塞维克》三个党的刊物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六十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在这些文章里,他宣传了“六大”的各项正确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李立三指出: 中国无产阶级“能坚决的实行革命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能吸引农民的同情,吸引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建立广大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的解放。革命的前途固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它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所不能执行的任务——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①

关于革命形势,他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一样的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 “我们主观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②

根据这样的形势,李立三提出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只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 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在将来新的革命高潮中才有胜利的保障。”③

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李立三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 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暴动”、“罢工”、“推翻国民党”。他指出,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煽动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号召我们的同志要深入群众中去,发现和领导群众的“小斗争”,即领导群众解决日常生活痛苦的斗争,“如打人,罚工钱,在车间吃饭,放工不开大门,马桶不置盖……,这些问题是群众时时刻刻感到痛苦,每个人都感觉到的痛苦,很易发动起来,同时也易为得到胜利。”①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李立三写了一篇题为《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逐条批驳了“革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党没有办法”、“现在的人(指党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种种悲观论调和消极情绪。他指出: “很明显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利[厉]害的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样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 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睡在树底下毫不动手,只说果子不到口里来,这是极可耻的懒汉”。“果子生长在树上快要成熟了,赶快准备我们的梯子,上树去摘吧! ”他号召党员不要成为群众的落伍者。他说: “俄国多数党在 (一九○五年)失败后许多不正确的倾向的反映是列宁主义克服的; 我们党没有列宁,这就要全体同志起来负起这个使命一致努力啊! ”①

一九二九年八月,李立三为党中央写了 《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发表在党的机关报《红旗》上。他正确地指出托陈取消派的危险在于他们忽视农民的作用,反对土地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死灭,坐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提出了 “他脑袋中空想出来的议会运动”。李立三说:“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斯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作一个实际的革命家。”②

“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 “ (一九二九年) 三月朱毛占据了长汀、上杭,在闽南一带发动了广大农村斗争,同时也就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四月初朱毛由长汀退出,折古城,至瑞金,于是赣南的豪绅地主大起恐慌……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③。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央给云卿 (贺龙) 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 中,他介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经验说: “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的经验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①,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一九二九年九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到中央参加会议和汇报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一起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和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汇报。他们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党和红军建设问题系统地表示了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中央对红军的“九月指示”,成为后来红四军古田会议的指导思想的基础。

李立三接任蔡和森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之后,特别加强了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文委,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吴亮平从莫斯科回国后任中宣部秘书,也参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统一对敌的决定。李立三亲自到中宣部秘密机关找吴亮平,向他说明,文艺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已内部不应争吵不休; 不要攻击鲁迅,要尊重鲁迅,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群众组织。他布置吴亮平通过冯乃超同鲁迅联系,向鲁迅转达党的决定并征求意见。吴亮平和冯乃超在内山书店约见了鲁迅,经过会谈,鲁迅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潘汉年和冯雪峰在此前后也同鲁迅谈过话,除了团结对敌的意见外,还把李立三关于准备成立的文艺团体称为“左联”的提议也征得鲁迅的同意②。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在中央文委具体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 (他没参加具体工作) ,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 、吴亮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十二人筹委会,积极进行成立“左联”的筹备工作。两个多月后,即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的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是两人商谈过的。“左联”的成立,统一了党领导的文艺队伍,进行了有力的文化反“围剿”斗争,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取得了伟大成就。

一九二九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反对派 (指托派) 在党内的活动,更须予以理论上的指斥,组织上的制裁”①。李立三根据二中全会的精神,写了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其中仅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一章中,就列了“帝国主义怎样统治中国”、“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三个题目,引用大量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材料,系统地批驳了陈独秀所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等谬论,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特别是坚持土地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

“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党的产业支部发展到一百多个,说明党的基层组织,在极端困难的白色恐怖形势下,经过艰苦的斗争,已经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三○年六月,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十万多人,在全国三百多个县开展游击战争,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大小不等的十几块。同时期,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发生了反动统治的危机。这种形势使得无时不在渴望革命高潮的李立三,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内普遍危机和世界革命高潮正在生长,关于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论断,特别是它一再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倾向,强调要开展反右倾、反尾巴主义的斗争,为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实际上,从一九三○年三、四月开始,李立三的“左” 的思想倾向就日益发展起来。这一年三月,他写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一文,就明确说: “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而提出了建立“力争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的任务,并说“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但他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①。四月,他又进一步说: “现时形势,无疑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而且“只要是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②不久,他又提出了 “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③。一九三○年五月,李立三把上述意见编在一起,写成《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提出了 “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且按照这些“左”倾错误思想,开始部署一系列“左”的诸如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等冒险主义的群众运动,在实际工作上,开始改变了 “六大”以来的正确政策。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他六月九日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它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个决议中,李立三把上述“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历史上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这个决议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决战的可能”; 要求以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决议认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认为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因此要用主要力量搞城市政治罢工和暴动,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心环节,反对 “以乡村包围城市”和“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的“极端错误” 观念。

这个决议重弹“不间断革命”的老调,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那种认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革命的转变,是“严重的错误” 。

决议号召坚决反对党内“怀疑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的极严重的右倾观念。”①

《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无怪这个决议传到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说: 李立三发痴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代表罗伯特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不同意决议的提法,建议不要下发。李立三说罗伯特右倾,防害党的领导工作,不理会他的意见,强行通过和发表了这个决议。这以后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发来一系列函电,表示了不同意见,批评中共中央不尊重国际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六月二十一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了抗议信,除了为六月十一日决议辩护外,还要求停止罗伯特在中国的工作。七、八月间中央政治局又几次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或打电报,要求批准中国党的武装起义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全世界发动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给中国革命以积极的和切实的援助,甚至要共产国际改组远东局。

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何孟雄、林育南等一开始就反对李立三冒险主义,但都遭到李立三的压制,有的则当做右派给以严厉的处分。

这个决议通过后,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七、八两月部署了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以便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 同时调动红军向武汉进军,配合武汉暴动夺取武汉,想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当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统治中心,我们党手中最主要的力量,只有由共产党员曾中生所掌握的一个学兵营。李立三通过南京市委部署学兵营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机关,夺取整个南京城,任命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曾中生向组织反映,仅以学兵营的兵力占领南京,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起义不可,也应在起义后把部队拉出南京去打游击。李立三七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暴以占领南京为目的,绝不是逃跑。因此必须以攻打国民政府,推翻其最高指挥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党内反对这个布置的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予以党纪的制裁。李立三主观地认为南京兵暴最为成熟,最有把握,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他甚至重新部署进攻武汉的工农红军得手后,不必向东发展了,因为南京兵暴肯定解决了南京的问题; 红军只从武汉出兵北伐打倒冯玉祥,然后沿陇海路东征,夺取整个中原,配合北京、天津等地的起义,实现全国胜利①。遵照中央的命令,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抓紧发动南京兵暴,并且一开始就采取公开发动群众的办法,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致使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暴露,引起敌人的密切注意,遇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六月至十月,市委机关两度被搜查,全市党员被捕一百多人”,“近百名党员被杀害”;“宪兵连、军官团、学兵营等国民党士兵支部的党团员,由于搞兵变而暴露,遭秘密杀害的至少有四十人,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②。南京兵暴的计划终成泡影。

武汉暴动的命运也是如此。当时武汉仅有党员二百多人,赤色工会会员一百五十多人①。按照李立三的布置,长江局组织起义的结果同样使党组织暴露,党员被捕牺牲很多。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载《武汉警备司令部十九年度办理共案分类一览表》统计,从一九三○年六月到十二月,他们共捕获地下共产党员六十人,其中省委级干部五人,特科人员一人,农民运动干部十三人,学运干部三人。被国民党杀害三十七人,判处徒刑十二人,病死一人,自首八人,待判一人。显然,这里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奉李立三命令准备攻打武汉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改变了他的军事部署,在“占领岳州,作打武汉的实际准备”的口号下,七月初攻占岳州,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七月二十六日,乘胜占领了长沙。长沙占领后,李立三觉得他“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是有把握的,从而使立三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达到了顶点。

七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发出了 “争取三省总暴动胜利”的号召,并下令调动红七军和红八军攻占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红四军联合会攻武汉,红十军进占九江。

八月一日和三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部署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他说: “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在武昌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他甚至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于是世界革命爆发,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胜利。他还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它的决定不一定正确; 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同他们讲话。根据李立三讲话精神,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八月六日,李立三在总行委成立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为了更敏捷,更迅速,更巩固的领导各地暴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要更集中与严密的指导。因此,不仅中央成立总行委,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省委也要成立总行委。从此,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停止经常工作,合并起来,成立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力量搞武装暴动。

这时,传来了红三军团退出长沙的消息。李立三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情况,严厉批评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右倾错误,并下令红一军团西进,会合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

“立三路线”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也是全党起来反抗“立三路线”的时候,不仅党的领导机关有越来越多的干部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广大奋斗在第一线的党员干部,也坚决要求党中央停止“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于同年七月下旬,在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下,作出了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一系列主要问题表示了正面的意见,含蓄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错误,也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远东局的态度。八月,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八月下旬,共产国际发出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电报。电报同时还要求李立三去共产国际汇报。经过瞿秋白、周恩来两同志的工作,李立三承认了错误。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致国际电,表示接受国际七月的决议和指示,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电报说立三同志态度坚决,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

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会上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与策略上的错误,他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 “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李立三被撤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旅居莫斯科的十五年

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立三路线” 问题的信。这封信突然改变同年七月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的调子,说李立三的错误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还说李立三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右叛徒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立场” 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这封信不仅把立三错误升了级,而且暗指党的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没有真正执行国际决议。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承认李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也承认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立即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他预料到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国,因而行前与即将临产的妻子商量,让她产后把孩子送给一位老工人。安排好这件事后,他抛下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①,于十二月五日匆匆启程。

一九三○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立即参加一连串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会议。他在这些会上,对于自己的错误作了反复、全面、深入的检查批判,表现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库西宁说:“我应该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立三在这里很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但是,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为着 (惩) 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之中去学习。” “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②

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改用李明的名字,还起了一个亚力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名义进入了列宁学校。一九三一年秋,王明充当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国内来到莫斯科。李立三虽然被王明吸收为代表团成员①,但是他把打击李立三作为提高自己威望和吓唬别人的手段。李立三回忆说: “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②即使这样,李立三仍然毫不气馁,随时按照王明的需要,参加批判“立三路线”的各种会议,作自我检查; 同时又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分配给他的一切工作。

一九三四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中断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一九三五年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指派率领一个技术组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他到阿拉木图后,曾派两批人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由于地理和技术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他又派刘长胜带上由他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一九三六年秋,长征后的党中央第一次打电报到了莫斯科,但是译不出来。康生把已去南俄休养的李立三找回来翻译,这才重新建立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从这时起,李立三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同时主编《救国时报》③。他工作十分紧张,时常坚持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 待人谦逊,作风民主,关心和团结同志,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④。这期间,他还在该报上发表了 《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党与宗教》等署名文章,阐明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一九三五年七月,李立三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王明曾经策划召开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充当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通过这个非法的会议选举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派人动员李立三签名作这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李立三严词拒绝了这个提议,并采取行动进行抵制,使王明的阴谋破产①。这使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第二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路上丢了一个皮包,王明借机严厉批评他丢了 “机密文件”,成为后来逮捕李立三的一个“理由”②。一九三六年开始,苏联内务部正式指定专人监视李立三的行动。

李立三这期间曾经在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为中国党干部开设的军事学院兼课,具有副教授的职称。他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丰富具体,批判深刻,给听课学员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回国,原定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但在启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留下。王明走后两个月,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了李立三。从此他在苏联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内务部人员开始审问他,问他的名字、身分等等。他说: “我叫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使内务部人员十分吃惊,赶紧把他关进一个单人牢房里。事过不久,他们又审问他,说他是日本特务,任务是刺杀斯大林,等等,并且对他实行了肉刑。李立三严厉驳斥了内务部的无稽之谈,并写信给斯大林揭露了苏联监狱的不法行为。但这一切都是无效的,他被先后转移了几个监狱,生活条件极端恶劣。

李立三爱人李莎①,当时在莫斯科外语师院学习。她每月从二百五十个卢布的助学金中拿出五十个卢布,买些日用品给李立三按时送去。李立三靠李莎的支持维持着生命。他在监狱图书馆,借到许多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阅读学习,大大提高了他的文学和俄文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秋天,李立三的案子急转直下。监狱负责人找李立三谈话,再不谈日本间谍的事情,而是说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说“中共 ‘六大’决议是机会主义的”等等。李立三申明他要控告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这个负责人对李立三说: 周恩来最近到了莫斯科,你是否到他那里去谈谈?李立三说,我不想干扰周恩来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苏联内务部人员把李立三送回家去,对李莎说: “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宣告了对李立三的无罪释放。李立三在李莎协助下,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用俄文写了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控告书。十一月十一日,他把这份控告书,送到共产国际,并且会见了周恩来和任弼时。十一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李立三的控告。周恩来出席了一次会议,中间插话支持李立三的一些论点。但周恩来不久就回国了,李立三的案件被拖下来,直到一九四○年三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说: 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通通搞清了,但他在中国党内问题,还得中国党去作结论。因此决定停止李立三的党籍。

李立三出狱后,没有工作,户口也不准落在莫斯科,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金生活。他求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许多部门,都不受理,最后得到共产国际秘书曼努意斯基的帮助,才得以回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部去当翻译。此后,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党中央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以普通居民的身分参加挖战壕和防空警戒。在最紧急时期还曾一度随着出版社机关撤退到恩格斯城。粮食严重缺乏,他每年要到莫斯科郊外种植马铃薯。

一九四五年六月,郭沫若到达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据郭的日记记载,李立三曾三次会见他,作长时间叙旧。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同志,并请他对自已所翻译的《俄罗斯人物》和小说《考验》提出批评意见。在郭沫若启程回国前,李立三请他转致党中央一封信,要求党中央向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

郭沫若回国不久,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外联络部干部找李立三说: 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为了作回国准备,让他先去阅读中国报纸,了解国内情况。这时期他读了 《论联合政府》,知道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消息。苏共负责人还问他对于被捕事情有何意见,他说: “被怀疑是难免的,现在弄清楚了,苏联是正确的,斯大林是英明的。”①一九四五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八九点钟,当人们正在欢渡除夕、迎接新年的时候,苏共中央联络部打电话把李立三找去,由部长潘友新和其他两个干部陪同接见谈话。他们一见李立三就十分热情地站起来,祝贺他当选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并且无条件的准许他回国。李立三晚上十一点回到家里,心情万分激动,当即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告诉了李莎。祖国没有忘记他,党没有忘记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能比这更激动人心吗?犯了大错误,在异国羁旅十五年的李立三,他想的是只要能够回国作一个普通战士,参加祖国的解放斗争,就算实现自己的最大心愿了。李立三后来回忆说: 这“当然给了我莫大的振奋,但是,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①

一九四六年新年过后,李立三立即打点行装,办好手续,于一月十六日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转乘苏联军用飞机,回到了祖国。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局城工部长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李立三回到哈尔滨,见到了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身分在哈公开活动的李兆麟。接着,他从哈尔滨去滨县,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李立三和陈云是老战友,早在五卅时期,陈云就是上海印刷工会的负责人,曾和李立三并肩战斗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一九三五年,陈云长征到川西后由党中央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后去苏联住过一个时期,同李立三交往密切,是参加李立三和李莎婚礼的少数几个中国同志之一。李立三在滨县住了十多天,从陈云那里系统地了解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党的历史,了解了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由衷地敬佩。他心情激动,百感交集,革命热情又焕发出来了。李立三根据他回国后初步了解的情况,向陈云建议说: 我们应该在哈尔滨公开亮出牌子,进行党的活动,以便迅速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陈云说,苏联红军受外交问题的限制,对外不承认有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因此我们还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你又犯了急性病。谈话后陈云对其他同志说: “此人革命精神可嘉,方法未变。”①陈云还把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延安出版的《整风文献》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介绍给李立三,希望他认真地读这些书。李立三回忆这次读书的感受时说:“对于我这个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斗争十五年之久的人来说,这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 ; “就好象乡下人进城一样,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 “知道了我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②。

三月初,李立三同陈云、高岗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去南满,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于三月六日在抚顺召开,后因国民党进攻抚顺,又撤退到梅河口继续举行。会上在讨论是否占领大城市、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另一种意见是,放弃某些大城市 (必要时哈尔滨也可能退出) 和主要铁路线,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农村 (包括中小城市)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李立三同意了前一种意见,并且在会上提出了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发来“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实际上支持了后一种意见。李立三认真学习中央指示,很快发觉自己又主观性急了,遂主动作了检讨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饶漱石来东北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三人小组)我方首席代表,并带来中央指示,要东北局派干部参加三人小组工作。东北局决定派李立三和伍修权等人前去。四月,李立三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三人小组工作。五月中旬,李立三随同饶漱石乘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六月三日,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报告——《东北情况》 ,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一开始就谈到自己的“立三路线”错误,汇报在莫斯科十五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激党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他还请求给延安干部讲一次话。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朱德派自己的警卫员孟进跟随李立三,负责保卫工作。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要他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配他的工作。不久,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中央干部和党校学员二千多人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的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称颂毛泽东思想伟大,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并表示了自己今后的决心。听过李立三这次讲话的同志,普遍反映他自我批评精神不错,态度诚恳,有很大的革命干劲①。

六月中旬,李立三到南京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讲了国共谈判的形势和方针,分派他继饶漱石之后,负责东北地区的三人小组工作。不久,李立三返回东北,立即以东北三人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和林彪代表的身分,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郑洞国、廖耀湘、杜聿明等将领谈判实行停战协定的具体事宜。李立三根据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东北地区我军必要的一段休整时机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六年秋天,李立三回到哈尔滨,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部长职务。这期间,他负责同美国联系,领导了数万日侨的遣送工作,接待了美国的“鲍莱代表团”,处理了被我军俘获的美军顾问人员等。同时,他还负责处理同苏联的联系,经党中央同意,从苏联调回并安排了廖焕星、贺子珍、林莉等人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五月,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②。

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大反攻,派遣人员进入蒋管区去搞敌军情报,以及争取和瓦解敌军工作。在东北敌军中,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是来东北的滇军,即曾泽生率领的六十军和卢濬泉率领的九十三军。李立三先后派遣刘浩(原云南人,九十三军中党组织负责人) 、刘生、叶伟、李竞等人携电台,利用一切关系去吉林、锦州、长春进行瓦解敌军工作; 还派遣吴铎等人去南满专任城工部长,并写信给大连市委书记韩光,要他亲自过问,“不惜资本开辟这一工作”①。我军发动夏季攻势攻打吉林时,李立三带领城工部干部到吉林外围指挥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攻打四平的战役,李立三也亲自到前线领导这一工作。辽沈战役开始后,被我军围困在长春城内的敌六十军,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感到走投无路,派人同我第六纵队谈判起义问题。李立三派刘浩进城同曾泽生谈判,获得成功,六十军宣布起义。此期间,李立三住在长春外围解放军的六纵队司令部,为组织六十军起义和接管长春,作了大量组织工作。

一九四七年,东北局成立了由李立三领导的、有林莉等人参加的编译小组,一九四八年初就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等翻译成俄文,出版后在国外发行。随后,李立三又报告中央,任用了从苏联回国的徐介蕃等人充实编译组的力量,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中文原版为晋察冀解放区出版),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发行。李立三和夫人李莎始终参加了译文的校审工作。他们还参与了许多中央文献的俄文翻译工作。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工委发出指示,在哈尔滨召开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成立解放区工联,并指定由李立三负责主持这次大会。后来中央决定改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经过一段筹备,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八月一日在哈尔滨开幕,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报告。大会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陈云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朱学范、李立三、刘宁一为副主席,李立三担任常务副主席。陈云说: 李立三同志是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会后首先成立了东北总工会,李立三兼任主席。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立三路经北平前往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受到了会议的好评。中央指定王明发言检查错误,王明敷衍推托过去,而李立三主动检查错误,恰成鲜明对照。刘少奇在会议总结时表扬了李立三。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回到北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要从事全国总工会工作。同时,他还协助周恩来组织南下工作团,争取国民党谈判代表和负责同苏联方面的联系外事工作,为我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

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身兼数职。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部党组书记、中央劳动工资司司长、中央对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委会委员等等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人民防空十人领导小组,李立三担任秘书长,并主持城市防空训练班。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回忆说: 一九五二年前,李立三经常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重要会议,常常是晚间前去,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略事休息,又紧张地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建国之初,李立三主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建立和健全各行业和各级工会组织,明确工会任务和方针政策,制定法令和工会工作的规章制度。李立三指出,毛泽东所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为此,工会首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搞好生产①。全总和劳动部在国营企业中发动工人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贡献力量。李立三总结和推广鞍钢工人发展生产的经验,开展了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树立了郝建秀、王崇伦、马恒昌小组等先进典型; 在私营企业中贯彻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组织工人搞好生产,同时确立工人参加工厂管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全总按照党中央、政务院的决定,参加筹备和召开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全国评选劳动模范,推动了全国工人劳动竞赛运动。

全总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努力从事工人的工资福利事业。李立三主持召开劳动工资会议、劳保会议,在开办工人疗养事业和救济失业工人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李立三注意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他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也反对党委包办一切,取消工会的错误。他主持制定了《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保证工人群众物资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政策法令共六十八项,为我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工会建设作了大量的奠基工作。

建国后,李立三十分注意工人群众的生活问题。每到一地工厂视察,他都在大食堂同工人一起进餐,检查工厂的卫生保健和车间保险设施,指示有关部门改善工人的食宿卫生和劳动条件。但是,他对自己在生活方面却要求极严。他的锅炉工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从后勤部门要了一个闹钟,他发现后立即让退回去,然后自己出钱给买了个闹钟使用。他的一件大衣的毛皮是活用的,冬天挂上御寒,春秋拿下来仍然穿用。“三反” “五反”运动开始后,他彻底检查自己周围的不合理待遇和浪费现象。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扩大的党组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 ,认定主持全总工作的李立三犯有狭隘经济主义、严重工团主义和工作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等错误,并且强调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 ,“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有害的。” 陈伯达对这次会议的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李立三在建国初期关于工会工作的一系列的主张和实际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全总这次会议及其决议是错误的。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结果,使工会干部由于害怕犯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错误而不敢发挥工会的作用,助长了党委包办一切的错误作法①,影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

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以后,离开总工会,专门负责劳动部工作。一九五三年三月,他去武汉作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深入手工业作坊、烘炉,同手工业工人和业主谈话了解情况,在硚口召开武汉地区管理手工业的干部座谈会,然后写成报告,向党中央建议发挥手工业的作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李立三积极参加揭发批判高岗反党活动的斗争。周恩来在他的一个发言稿上写了批语,指出李立三同志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灰心,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组国务院领导机构的时候,为了照顾民主党派的席位,李立三被免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不久,他得到党中央的允许,去南方休假。几个月里,他回了醴陵的老家,但是为了防止人们对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歌颂,他没有去安源,也绕过了南昌。

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建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征求他对这项工作的意见。他对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同志。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么? 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同志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担任副部长,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一九六○年。李立三不计较地位的高低,尊重李雪峰的领导; 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中央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一九五六年,中央工业部经过调查研究,结合我国特点,主张改变仿效苏联的一长制原则,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得到中央批准。李立三为制定和推行这一体制作了大量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李立三准备在会上的发言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只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改动,批示可用;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同志都没意见。李立三在大会上的发言再次深刻检查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并且着重检查了思想根源,深刻批判了自己的 “猖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他以自己切身经验,充满情感地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表示了感激党的信任和继续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李立三的发言是感人的,发表后在大会内外都得到了良好的反映。

一九五八年初,李立三去黑龙江省的北安庆华厂、齐齐哈尔建华厂 (都是军工厂)调查研究,然后在哈尔滨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的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他提出了 “两参一改三结合”①的思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在全国推广。一九六○年,毛泽东把它规定为“鞍钢宪法” ,为促进我国工业体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九年六月间,李立三到东北抚顺调查煤炭工业情况,纠正了那里在“大跃进”中实行破坏性开采的错误,指示他们必须恢复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他回到北京后,又按照中央通知,赶赴庐山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时,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已经开始。他对中央突然从纠“左”转向反右很不理解,但也在小组会上作了表态性的发言。

中央工业部撤销后,建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李立三自愿去华北局,继续作李雪峰的助手,担任了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

六十年代初期,为了贯彻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李立三曾经去太原钢厂和大同煤矿作调查,及时把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帮助克服了焦炭生产的困难,解决了继续生产的关键问题。回京后,他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工业管理条例 (七十条)的起草工作,其中有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部分,是由李立三负责起草的。

从一九六○年起,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李莎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的高度信赖,以及多年培养起来的深厚情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于一九六二年底交出了手中的苏联护照,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是,李立三仍因李莎的问题受到影响,处境更加困难。他有时主动抓些工作,但常常感到领导上对他的戒备。一九六四年底,他申请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得到批准,去河北省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两公社长期蹲点,后来又去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实际上不再管华北局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立三就被戴上 “老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的帽子,列为批斗对象。但是,人们认为他是“死老虎”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立三还以革命领导干部身分,向华北局机关干部作了一次诚恳的自我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所谓“历史上的罪行”。他们找到李立三,让他“交代”同刘少奇的关系,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李立三同这个联络站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地讲了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和武汉政府三个时期同刘少奇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针对他们给刘少奇加上的“工贼”和“叛徒”的莫须有的罪名,明确地说:“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①。不仅如此,凡是刘少奇在这期间所作的革命事迹他都如实地列举出来。这期间,各种各样的 “造反联络站”络绎不绝地来找李立三,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材料。他以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不怕得罪林彪、江青,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被调查者的历史功过。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为给“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作平反工作,查阅材料时,发现李立三当时所提供的证言都具有这个特点。但是,李立三那时这种正直的态度,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叶群抛出了 “李立三反对并企图谋害林副主席”的谣言; “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在接见“造反派”头头们的会上,公开点名说李立三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 。于是,六月五日成立了一个有各地五十八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 ,宣布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斯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六十八岁的李立三从此被连续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严重的折磨。他头晕,手脚麻木,已经不能支持。他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他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再接受群众批斗,但是得不到任何答复。六月二十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说: “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他准备从全部党的历史过程中,说明自己的错误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事实。但是他还没写完,来揪他的“造反派”已经走进房中,他把没写完的这封信藏在床单下边,就被揪走了。此后,他被连续批斗,看管在三里河一栋楼房的一个房间里。六月二十二日中午,李立三吞服了大量安眠药,提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走上了自杀的道路,犯了又一个“罪行”; 但是他申明“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含冤死去后,看管他的人以“服毒者李明”的名义把他的遗体火化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一大批和李立三有工作关系的同志都被株连,坐牢达七八年之久,有的人病死在狱中。一九八○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开追悼会时,已经无法找到他的骨灰,骨灰盒里只装上他生前所戴过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的烈火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历史证明,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贞不渝的。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脚注中已列者外,还参阅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北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一大”纪念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和资料室等单位提供的或公开出版的有关资料; 以及访问何长工、徐彬如、赵君陶、张维桢、张金宝、易礼容、黄玠然、师哲、罗章龙、李一纯、谭天度、郑超麟、吴克坚、卢竟如、魏抱一(李石)、吴诚、张报、张锡俦、李泽、邓清仙、王家元、苏纯古、甘田、高原、赵朴、姜沛南、曾宪林、赵洵、林莉、陈石林、姚卫华、刘仲衡、李佩群等和李立三的家属李莎、李人纪、李人俊、李竞、李英男、李亚兰、李人扬、李人琳等的谈话记录。

注释

①中共中央《李立三同志的悼词》。

①孙小山,原名孙筱山,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文中所提到的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牺牲。

②私塾里在单独房间里读书的年龄大的学生叫“坐间学生”。

③李立三: 《读<访秋瑾故居>以后》。

①李立三一家当时逃亡在萍乡的温泉。袁山即萍乡; 庄埠即醴陵。

①程潜,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以后又领导一支护国军在湖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时被湖南人看作最革命的人物。

②转引自李人纪等: 《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 ,1980年7月11日 《人民日报》 。

③前清科举同场考中秀才的人互称同年,互相间以师兄弟一样看待。

①李立三赴法途中所写家信中附诗的一句。

②见1920年5月20日 《时事新报》。

唐铎: 《回忆李立三》 (未刊稿)。

①佐夫: 《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 ,《旅欧周刊》 第67号,1921年2月19日出版。

②徐特立: 《驳蒙达尼同学公启》,《旅欧周刊》第68号、69号,1921年2月26日、3月5日出版。

①李立三1952年填写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

②李立三: 《对赵世炎的回忆》。

①李立三1950年3月4日所填写的 《干部简历表》 上说: “1921年冬季从法国回来,直接在上海入党,没有介绍人,没有候补期。”

②李立三家住阳三石,就在醴陵火车站附近的铁路边上。

①少奇、少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②《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①隆郅和能至谐音,而能至二字比较好写好认,因此李立三在安源通行的名字是李能至。

①少奇、少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①少奇、少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②《红色的安源》第101页。

①《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 (1922—1926)第7页。

②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中指出: “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

③《长沙大公报》1922年9月6日关于长沙土木工会成立的报道。

①少奇、少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①②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③《红色的安源》,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9页。

①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②《罢工歌》(又名《劳工记》)是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一首长诗,有多种流传的手抄本,这里引用的是1952年工人李桂荣整理的本子,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①李立三1967年6月12日《答 “红卫兵”问》 (记录稿,未刊) 。

②包惠僧:《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 (1954年2月9日) 。

③中共中央《李立三同志的悼词》和李立三几次填写的干部履历表。

④《中共中央三届三次执委会文件·附二: 上海地方报告》,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1922—1926)》第31—33页。

⑤《民国日报》1924年3月17日。

①同时期,李立三还用过李成的名字,见于党内文件和会议记录上。

①刘贯之: 《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载《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

①《上海总工会呈报筹建经过》(《国民通讯》稿)和《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

②上海地委会议记录。

③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说党组织了行动委员会; 李立三《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说叫秘密指挥部; 李立三答《“红卫兵”问》说自己任示威总指挥。

①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

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

②刘少奇在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上说李立三去北京是为了催促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见《上海总工会会议记录》。

①参见向青: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集。

①见《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

②日本支那事情社编: 《长江流域之劳工运动》,1927年4月23日出版。

③见《十二月特别会议关于三省党务决议案》。

④《工人运动讲习所课程》,1980年在武汉发现。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①参见《上海特委会议记录》。

②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①赵朴: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②1927年7月10日天津《大公报》。

①《广东报告》 ,《中央政治通讯》第17期。

②③《中央政治通讯》第19期。

①周恩来: 《关于“六大”的研究》 。

②李立三1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③《中央通告第三十五号》,《中央政治通讯》第26期。

①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

②李立三给中央的报告: 《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1928年2月29日)。

①李立三: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2期,1928年12月1日出版。

②李立三: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 ,《布尔塞维克》 第2卷第5期,1929年3月出版。

③李立三: 《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 ,《红旗》 第1期,1928年11月20日出版。

①李立三: 《每日的教训——十二月二十四日》 ,《党的生活》第1期,1929年1月出版。

①《党的生活》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②《红旗》第36期,1929年8月3日。

③李立三: 《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7期,1929年7月出版。

①参见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 ,这里略去一段。

②吴黎平: 《长念文苑战旗红》 ,载《左联回忆录》,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①《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9期,1929年8月1日出版。

①《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②李立三: 《论革命高潮》,《红旗》第94期。

③李立三: 《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红旗》第96期。

①以上引文见 《六大以来》 (上册)第83—92页。

①参见1930年8月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②参见南京市委档案馆有关资料。

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 (1930年10月) 。

①此时李立三的妻子是李崇善,李立三走后曾经被捕坐牢,现在已经去世。她同李立三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李立三生前没找到他的三女儿。

②以上参见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于立三路线的讨论》,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①李立三此时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②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大”会上的发言。

③最初称《救国报》 ,后改名 《救国时报》 。

④张报: 《党在国外的报纸——〈救国战报〉》,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5期;又见张报:《回忆李立三同志》 (未刊稿)。

①李立三1967年6月12日《答“红卫兵”问》; 又见李立三1967年6月给毛泽东的信。

②事实上皮包里没有任何机密文件,李立三拒绝了王明的批评。

①李莎,苏联人,1933年同李立三相识,相处三年后,由于非常赞赏李立三充满浪漫主义的革命活动而同他结合。

①李立三1967年6月 《答“红卫兵”问》。

①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党的“八大”会上的发言。

①刘达: 《李立三的一些情况》 (1968年11月6日) ,未刊稿。

②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党的“八大”会上的发言。

①李立三1967年6月12日 《答“红卫兵”问》。

①师哲谈李立三(1980年7月16日访问记录)。

②东北局敌工部成立于1946年秋,李立三兼任部长; 1947年5月改敌工部为城工部,李立三专任部长。

①《李立三给韩光的信》。

①见1950年3月4日李立三亲笔填写的《干部简历表》。

①李立三1951年4月11日在北京各机关党委和《学习》杂志联合主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①参见 《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复查结论》。

①“两参”即工人参加管、干部参加劳动; “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

①《李立三接见“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林如海、王小华谈话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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