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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人物传,陈延年生平事迹,陈延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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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

(一)

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县人,一八九八年诞生在安庆城里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

陈延年的祖父陈衍中,字象五,以教书为业,一八八一年病逝。叔祖父陈衍庶,字昔凡,清末举人,曾在奉天 (今辽宁省) 任过县官、州官。陈昔凡还是安庆著名的国画家之一。陈氏家族从怀宁乡下迁至安庆城居住后,家境逐渐富裕。延年出世时,陈氏家族已成为安庆城里的“名门望族” 了。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字仲甫,性格刚强,才能出众。年轻时就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母亲高晓岚,安徽霍丘人,亦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高晓岚共生子女五人,延年居长,其妹玉莹次之,三弟乔年,四妹幼年即殇,五弟松年。

陈延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安庆度过的。其间,他也曾随叔祖父陈昔凡去过东北、北京等地,但为时甚短。大约五、六岁时,祖母和母亲便送他入私塾读书,十二三岁才进新式学校,先后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延年浓眉大眼,皮肤粗黑,平时沉默寡言,大人们都说他不象一个读书人。实际上,他不但学习用功,而且十分聪敏,记忆力极强,凡先生规定的书,都读得烂熟,师友们常夸他能“过目成诵”。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借书来读。当时,有一个名叫汪洋的老先生,是陈家的近邻,家中藏书甚多,延年便常去他家借书。经过短短的几年,陈延年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典籍。

一九一三年,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回安庆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当时,为响应孙中山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的号召,陈独秀协同安徽都督柏文蔚举名讨袁。不久,讨袁失败,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攻占安庆,下令通缉柏文蔚和陈独秀。柏文蔚和陈独秀被迫亡命日本。倪嗣冲抓不到陈独秀,便派人到陈独秀家搜捕其子。这时,延年刚满十五岁,乔年才十一岁。幸好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急忙逃往怀宁乡下,才未遭逮捕。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不久,他把延年、乔年兄弟接到上海继续求学。延年和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二十一号。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延年和乔年仍留在上海读书。

起初,陈延年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专攻法文。两年后,考入震旦大学。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法语水平提高很快。据陈独秀的朋友吴虞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日记记载: 陈独秀的长子“法文桎佳”①。

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父亲赴京以后,延年和乔年的生活十分艰苦。父亲曾委托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钱,给延年兄弟俩作生活费。这点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他们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据延年的同乡潘赞化后来回忆,当时延年兄弟曾一度“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 (四马路亚东图书馆) 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同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①潘赞化还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寒冬的一天夜晚在马路上遇见陈延年的情景,他写到: “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的小羔羊。我以手抚其肩背,仍服袷衣。”②陈延年早就立志,要“自创前程”。他认为,艰苦的生活是对自己最好的磨练。延年的这种志向,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也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③当时,延年在安庆的老家尽管几次遭劫,但接济他们上学还是有能力的。有一次,延年的叔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找到延年兄弟二人。谢氏见他们衣着破旧,生活艰苦,十分疼惜,甚怪陈独秀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谢氏当即要给他们添置衣服用具,并提出以后由家里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延年兄弟却谢绝了叔祖母的好意。

陈延年在上海的那几年,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在全国蓬勃展开。年轻的陈延年也很快被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所吸引。他怀着探求真理的急切愿望浏览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新书刊。他读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如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天义报》、《新世纪》等。由于陈延年的法文较好,他还直接阅读了不少法文版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如《巴枯宁全集》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而无政府主义却已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实际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因其标榜反对资本制度的黑暗统治和实现一个所谓人人幸福的新社会,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陈延年十分憎恨旧社会,也有志于创立新世界。因此,当他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后,便受其影响,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他特别崇信《互助论》一书中阐述的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把它当作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他还先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将他们引为自己的“同志” ,常与他们交往。

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和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创办了《进化》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该杂志由陈延年任主编,郑佩刚负责印刷和发行,黄凌霜等则是主要的撰稿人。《进化》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互助论》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著作。陈延年也以“人”的笔名,先后在《进化》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编辑余话》 ,又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较长的专论,题为《为什么我们要发刊“师复纪念号”? 》①在这些文章中,陈延年一方面推崇无政府主义学说,驳斥各种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议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则对协约国帝国主义强盗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号召人们起来“拿一副极坚强的奋斗精神”反抗“恶社会”。陈延年还强调革命必须“排患御困,勇往直前”,即使“进了黑屋子,上了断头台”①也在所不借。他严厉地斥责某些所谓的无政府党人以“主义”为幌子,实则钻狗洞,谋官发财的可耻行径。这表明,陈延年虽然在探求真理的漫长征途中走了一段弯路,误信了无政府主义,但他毕竟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立志改造黑暗社会的青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军阀政府查禁《进化》杂志,仅出了三期,便被迫停刊。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陈延年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但他却热烈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时,他曾对潘赞化说: “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②五四运动中,他父亲在北京因上街散发革命传单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后,潘赞化问他: “你有无恐怖?”陈延年回答说: “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在革命斗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份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③

(二)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当时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以“勤于作工,俭于求学”为号召,受到国内大批想出国求学却又无法筹集昂贵学费的青年的欢迎。陈延年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议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他和乔年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吴稚晖对延年兄弟也颇为器重。为了介绍延年、乔年等人赴法,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沈仲俊写信,对延年、乔年备加赞扬,说: “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所敬佩。”①吴稚晖还希望华法教育会对延年兄弟予以帮助。

同年十二月下旬,从黄浦江启锚的一艘法国邮船载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又一批赴法的青年,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于次年二月初到达法国马赛港。二月三日,陈延年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法国后,陈延年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二十二号。他和乔年以每月一百二十法郎租了一个房间。当时巴黎的生活费昂贵,为了省俭,兄弟俩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

陈延年到巴黎后即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该校教员多系巴黎大学的教授兼任,每天上课四小时,所学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和法国文明史等。陈延年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他除认真听课并完成作业外,还充分利用该校的条件,博览群书,决心在半年或一年内修完该校规定的课程,争取投考巴黎大学。然而一年后,因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再予以资助,陈延年再也无法筹集学费以继续在巴黎大学的学业,不得不另谋生路。他时而到里昂,寻找机会做工,时而回巴黎,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处境十分困难。

陈延年初到法国时,仍参与了留法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派的活动。他曾编辑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工余》,与法国早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儒常有往来。但此时的陈延年对某些留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华法教育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已有不满, 认为他们“都无头脑”, 对科学“似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研究”①。

从一九二一年起,陈延年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法国是资本主义建立较早、发展也较快的国家之一,资本制度的腐朽、反动,社会的黑暗,使陈延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相当的势力,但它不仅没有对改造法国社会起任何积极的作用,相反却愈来愈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这使陈延年大失所望。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②

对无政府主义的失望,促使陈延年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他开始摒弃无政府主义的偏见,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陈延年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较深的理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他震动更大。他开始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一九二二年,陈延年曾颇有感触地说: 过去自己“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 ,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精力,全用在这个研究之上。”①这是他走了弯路以后所获得的宝贵认识。

然而,促使陈延年对无政府主义信仰发生根本动摇的,还是实际斗争的严峻考验。一九二一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共产主义者蔡和森赵世炎等人领导下,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斗争,即二月底的“二·二八”运动、六月的拒款斗争和九月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在这三次斗争中,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及当时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等人,不但不支持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行动,反而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对勤工俭学学生加以残酷的迫害,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人强行驱逐回国。这对于曾经天真地崇拜过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陈延年来说,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陈延年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无耻行径愤慨至极,毅然和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站在一起,同吴、李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与继续坚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断绝关系。据当时在法国的陈公培回忆: “留法勤工俭学生同吴稚晖等的斗争,考验了无政府主义派。该派平日和我们不作正面斗争。这次运动,则使他们起了分化。陈延年、陈乔年等在斗争中认识了吴稚晖的面目,从此脱离了无政府主义派”①。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活动时,获悉陈延年、陈乔年的思想有了转变,便满腔热忱地争取他们参加即将成立的团组织。这年四月,赵世炎给陈公培写信说:“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②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信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③。在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参加了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设法在巴黎开办了一个推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的中国书报社。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延年和陈乔年出席了旅欧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旅欧共产主义的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被选为“少共”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会后,“少共”的领导机构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里。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移住在这里。当时,周恩来经常往返于柏林和巴黎之间,李维汉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便回国内,因而专职作“少共”领导工作的,主要是担任“少共”书记的赵世炎和担任“少共”宣传部长的陈延年。

在“少共”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出版了“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该刊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和刻写钢板,王若飞、陈乔年等晚上作工回来后协助印刷、装订。尽管当时设备简陋,工作条件艰苦,但《少年》不但按时出版,而且内容丰富,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秋,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 (胡志明) 介绍,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肖三 (肖子璋) 等五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 “少共”的工作。

(三)

一九二三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三月十八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一面办理护照,一面参观柏林的名胜。四月中旬,陈延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

陈延年到莫斯科后,入东方大学学习,住在普希广场特维尔斯卡雅街五十三号东大宿舍。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培养东方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共产主义干部而设立的。该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职工运动史、自然科学、俄语等课程。教师授课主要用俄语,有时也用法语。陈延年对所有这些课程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尽管由于他不懂俄语,学习上困难颇多,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不断地克服困难,认真刻苦地学习。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 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他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陈延年、赵世炎等到莫斯科前,我党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领导人为罗亦农、彭述之等。陈延年、赵世炎抵莫后不久,即参加了支部的领导工作,赵世炎任支部委员,陈延年为支部干事,负责组织工作。据和陈延年在一起的饶竞群老人回忆: 陈延年既能热情帮助别人,又严格要求自己。他发现同学有一点好的表现就当众表扬,有错误或不正当的言行则当面予以批评。他这种对人的诚恳态度是深得人心的①。在法国时,他曾因张申府的某些缺点,在团的代表大会上坚持要求开除张的团籍。到莫斯科后,旅莫支部作出决议,明确指出开除张的团籍是不对的。陈延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即在支部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因此,同志们都称赞他是“善于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榜样”②。

一九二四年夏,因国内革命形势渐趋高涨,党急需大批干部领导革命斗争。党中央决定分批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七、八月间,陈延年和部分旅俄同志离开莫斯科,借道海参崴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九月下旬回到阔别了五年的上海,不几天,即奉命去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四)

一九二四年十月上旬,陈延年抵达广州。当时,周恩来也从巴黎回国,先延年一个月到广州。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陈延年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他们同住在东山恤孤院路的一幢楼上。

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区委的一些负责人多数因兼做党的工作,无暇过问团的事务,加之经费缺少,团区委的活动无形中陷于停顿状态。陈延年到广州后,立即根据团中央的训令,物色干部,筹集经费,为改组团的区委、恢复广东团组织的活动而积极筹划。经过他的努力,粤区团区委兼地委干部的人选便大致确定,并计划于十一月初召开粤区团的改组大会。十月二十八日,陈延年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报告了粤区团组织下一步的工作设想。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为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协议,派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调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一九二五年春,周恩来随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后,不再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 (仍兼区委军事部长) 。中央又任命陈延年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正式接替周恩来主持区委工作。陈延年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离开广东时为止。

陈延年认为,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打开广东地区工作的局面,必须首先将广东区委建设好,将区委领导机构健全起来。经陈延年建议,成立了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 (后叛变) 、邓中夏、穆青杨匏安、蔡畅和谭植棠等人组成的区委主席团 (即常委会) 。接着,又建立了区委的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处理区委的日常事务。此外,还设立了区委的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军事部等领导机构①,以分别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及武装斗争,并在广州文明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作区委机关的办公处。

在加强区委领导机关建设的同时,陈延年还领导区委大力发展党员和扩大党在广东的各级组织。他坚持在斗争中考察和吸收新党员,认为: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②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多次在区委有关会议上强调,要在重大的革命斗争中物色发展对象,将真正经得起实际斗争考验,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吸收到党内来。陈延年还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学校,亲自介绍先进分子入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一九二六年九月,广东区的党员中,工人党员达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八,农民党员则达到百分之三十点一四①。

陈延年还派了许多同志奔赴香港、广西及福建南部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春,陈延年派黄平到香港,组建了直属广东区委的香港支部。同年四月,在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陈延年又派彭湃去海陆丰,建立了海陆丰特别支部,并于同年底在海陆丰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汕头地委。陈延年还派人分赴琼崖、北江、西江地区建立了中共琼崖地委、北江地委、西江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县委。到一九二六年年底为止,广东全省都有了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陈延年又委派谭寿林、龙启炎、钟山等人先到广西的梧州、怀集等地开展活动,并于一九二六年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随后又在南宁、桂林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底,陈延年派罗善培、罗扬才、李觉民等去福建厦门、漳州等地,发展党员和筹建党的组织,成立了党的支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进军福建后,陈延年再次派罗善培到闽南,组建了中共闽南特委。

经过陈延年领导下的广东区委的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有的几百人增加到五千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②,而党的各级组织则遍布广东全省、广西和闽南的重要地区,初步改变了党组织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状况。

陈延年也很重视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他常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党员思想状况定期举办学习报告会。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恽代英、彭湃、肖楚女、邓中夏等许多党的著名活动家都轮流在报告会上作报告。这些报告联系实际,针对性强,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受教益。当时在广东工作过的许多党员至今还记得,陈延年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问道:我们大家都立志要做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员,但是,列宁式的共产党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员呢? 接着,他又以生动的事例阐述了列宁式共产党员的标准及如何努力的具体途径。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暗杀以后,党内有些同志,甚至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因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产生了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动向,陈延年及时地在报告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怕死? 然后,他又十分严肃地说道:“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①这些话铿锵有力,使许多同志懂得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革命精神。

一九二六年春,广东区委决定在广州举办党课训练班,以培训党的干部。参加学习的除广州市部分党的干部外,还有西江、东江、北江、南路以及海南岛等地党的干部。每期学员数十人,学习时间约一个月左右,由区委组织部长穆青主持,陈延年负责上第一课——《党的建设》。此外,还有《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目前革命形势》等课程,分别由区委其他同志讲解。这样的党课训练班大约办了三、四期,训练了一大批党的干部。

同年九月,在陈延年的关心下,广东区委又创办了一所党校,以训练基层支部的干部为主。党校校址设在省农会内,由区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共同主持。党校第一期于九月一日开学,正式学员六十人,分二班上课,每班还可吸收一些“旁听生”。第一班每周上课一次,每次三至四小时。第二班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三小时。每期学习两个月,学习内容分为理论、党务、政治、工作方法等。学员们经过短期学习,思想觉悟都有显著提高。这对搞好党支部的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二六年二月,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陈延年、张太雷创办了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人民周刊》的编辑出版事宜,具体由区委宣传部和张太雷负责,但每期重要稿件都经过陈延年审阅和修改。陈延年还经常为该刊撰写社论、评论和署名文章。

同年九月,区委又创办了仅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陈延年亲自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告同志》,指出: “我们的党现在广东领导一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为求工农群众生活之改良及民族解放运动之巩固与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奋斗”,“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客观事实的表现,革命潮流的高涨往往超过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这不是因为我们同志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切实的教育与更好的训练。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行这个小册子。”① 《我们的生活》也同《人民周刊》一样,成为教育党员和干部的重要阵地。

广东区委在陈延年的坚强领导下,成绩卓著,迅速成为广东地区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陈延年亦被大家誉为广东党“开疆辟土的拖拉机”①。

(五)

陈延年十分重视军队中党的工作,首先是黄埔军校内党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一月,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入学后,党员人,数增至四十多人。陈延年和周恩来便及时将原党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②,直属广东区委领导,直接向周恩来或陈延年汇报工作。同年二月,根据区委的指示,黄埔军校又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左权王一飞等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校内外的左派革命军人,与右派作斗争。陈延年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十分关心,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他以“民族解放协会”的代表陈东的名义列席了在广州大沙头举行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陈延年和周恩来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决定组建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了确保党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陈延年、周恩来特意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了共产党员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又从别处调来熟悉军事的共产党员廖乾五曹汝谦等,具体负责铁甲车队的工作,还动员了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到铁甲车队当兵。铁甲车队建成后,车队的党组织直属广东区委领导,该队的一切事情,包括军政工作和干部的调动、配备等,都直接向陈延年和周恩来请示汇报。这样,铁甲车队实际上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铁甲车队建立后不久,陈延年又对“飞机掩护队”进行了改造。飞机掩护队驻扎在距离大沙头铁甲车队不远的地方,原属广州革命政府航空局领导。但原飞机掩护队队长是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经常暗中与帝国主义及滇桂军阀勾结,进行阴谋活动。一九二五年三、四月间,陈延年征得广州革命政府和航空局的同意,派共产党员周士第 (时任铁甲车队队长)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派共产党员赵自选任该队党代表,并将原队长调离。当周、赵二人准备去飞机掩护队接任时,陈延年反复叮嘱他们,要做好工作,力争和平接管和改编,注意不要引起武装冲突。陈延年还从铁甲车队抽调一批队员到飞机掩护队充任班排长。他还指示周、赵二人在飞机掩护队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小组。由于陈延年和去飞机掩护队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飞机掩护队很快被改造成我党直接领导的又一支革命武装。

一九二五年夏,在广州发生了滇桂军阀叛乱。六月初,杨希闵、刘震寰叛军控制了广州市区及广九、粤汉铁路,革命政府已完全处于叛军的武力威胁之下,随时有被倾覆的危险。陈延年力主采取紧急措施彻底剿灭杨、刘叛军。他针对广州政府中的右派企图与杨、刘妥协的软弱态度尖锐地指出,如不彻底解决杨、刘反动武装,势必养虎贻患,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陈延年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促使广州革命政府决定火速调东征军回师广州,歼灭叛军。陈延年亲自指挥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坚守大沙头,以掩护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机关顺利撤往广州市珠江南岸。同时,他派刘尔崧杨殷等去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及各重要工厂,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切断叛军的交通; 发动电报工人罢工,以阻碍叛军各部之间的通讯联络; 发动兵工厂工人罢工,使叛军的枪枝弹药得不到及时供应; 发动自来水厂、电厂工人以断水断电给叛军制造困难。还派了阮啸仙等人到广州市郊,组织各地的农民自卫军配合革命军作战。当平叛战斗正式打响,回师的东征军主力和黄埔在校学生军一起向杨、刘叛军发起总攻时,陈延年又指挥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从猎德附近渡河,攻击敌之背后,给叛军以突然袭击,打乱了叛军的阵脚,使叛军大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当亲率东征军作战的周恩来身穿戎装,佩着红布臂章赶到区委机关向陈延年报告平叛战斗获得胜利的消息时,陈延年连忙迎上去同周恩来亲切握手,并且兴奋地说: “这是第一个武装斗争的胜利,可喜! 可贺! ”①

杨、刘叛乱平定后的第二天,广东区委在陈延年的主持下,及时发表了《对于广东时局宣言》。《宣言》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不仅依靠了革命军的奋战,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工农被压迫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战斗,作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的坚强后盾,这是平叛战斗迅速获胜,广州革命政权得以巩固的最主要的原因。《宣言》还向革命政府提出了反映人民利益最低限度的二十条要求,敦促革命政府予以实现。

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革命政府又调集革命军南讨反动军阀邓本殷,以彻底扫除广东境内的反动武装。为确保南讨战斗胜利,陈延年派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张善铭担任南讨军主力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以加强第四军的政治工作,还派共产党员黄学增、韩盈、王文明杨善集等人分赴粤南、琼崖等地发动群众,扰乱邓本殷部的后方,以配合革命军作战。

同年十一月,广东区委决定建立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独立团。陈延年、周恩来商定以原铁甲车队为基础,另外再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独立团充任各级骨干,并任命富有军事经验、威望较高的共产党员叶挺为独立团团长。陈延年和周恩来还在独立团里建立了直属区委领导的特别支部,在各营和团的直属队分别建立党的小组,因而使这支部队成为党领导的、政治觉悟高、作战能力强、纪律严明的革命劲旅。

(六)

陈延年初到广东时,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陈延年努力深入到工人中去,学广东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曾多次与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等等。陈延年看到后,却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 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①。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曾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 陈延年根本不象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象一个道地的苦力。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五卅”惨案。五月三十一日,惨案的消息即传到广州,激起广东的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慨。当晚,陈延年主持召开了广州全市的党、团员大会,详细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和广东的时局。大会决定,为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帝斗争,党和团的广东区委联合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六月二日,临时委员会联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省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六大团体在广东大学广场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声援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斗争。参加大会的一万多群众一致通过了组织广东工农兵学商援助沪案大同盟 (后改名为广东对外后援会) 、组织讲演队、宣传抵制英货、日货等决定。大会以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为进一步在广东掀起反帝斗争的新高潮,陈延年又主持召开了广东区委会议。会议决定发动香港和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会议还决定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去香港,冯菊坡、刘尔崧、周文雍等人去沙面和东山,分头发动工人,秘密建立罢工领导机构。六月十五日,即平定杨、刘叛乱的第三天,广东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发布了《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全省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参加反帝罢工斗争。六月十九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开始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正式揭幕。罢工实现后,香港的罢工工人冲破了英帝殖民当局的封锁和阻挡,纷纷离开香港返回省城。

六月二十三日,为进一步扩大省港大罢工的声势,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等领导广州市的工人、士兵、学生、郊区农民以及返回省城的香港罢工工人十万多人举行集会。陈延年、周恩来等先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地谴责英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号召广大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会后,出席大会的数万群众再一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陈延年、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这次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一带时,英帝国主义者竟再一次命令水兵、巡捕用机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群众死伤甚众,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沙基惨案”。走在队伍稍后的陈延年得到前面出事的消息后,无比愤慨,立即带着区委工作人员郭瘦真赶到出事现场,与周恩来等人一起,迅速指挥群众撤退,并及时调查群众死伤的情况。当日深夜,陈延年召开了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继续扩大罢工。会后,他又连夜找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人磋商,力促广州革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支持革命群众。广州革命政府根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要求,正式向英、法帝国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对英经济绝交。

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在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下,进一步扩大。截止六月二十九日,罢工人数达到二十五万 (其中十多万人陆续回到广州)。罢工工人成立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开始对香港实行全面封锁,使香港的经济活动很快陷于瘫痪,“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陈延年十分重视工人纠察队,他从黄埔军校抽调了好几名懂得军事的共产党员到纠察队工作,担任队长和教官,并亲自检查工人纠察队的训练。有一次,他检查了工人纠察队训练后回到区委高兴地说: “我们的武装队伍真好,又精神,又熟练,比之萎靡不振的军阀部队大不相同。”①

为了加强党对罢工的领导,广东区委决定在公开的罢工委员会内建立一个秘密的党团特别委员会,由邓中夏任党团特别委员会书记,李森任副书记,直属广东区委领导,向区委和陈延年汇报工作。罢工中一切重大决策,都经陈延年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商量,或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后作出,再通过特别委员会予以贯彻和实施。

罢工初期,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行了全面封锁香港的策略,禁止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出入广州,这对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这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不加区别的做法不利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孤立当时最顽固的英帝国主义,也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广州经济的发展。据此,陈延年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商议,并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及时地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将原来“禁止任何国家轮船出入广州”的规定改为“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结果,那些不愿和英帝一起直接与国民政府为敌的美、日等国商船便纷纷向广州政府申请领取“特许证”,直接开来广州,从而打破了英帝拼凑反革命联合战线的企图,也改善了广东的财政经济状况。起初,有些罢工工人对改变策略不理解。陈延年便热情地向他们作解释。他对工人们说: 我们从前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现在“只单独对英”,这“譬如打仗有时要进攻,有时要退守”,“要看政治情形来决定我们的进行”,这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以退为进”①。

在领导省港罢工的过程中,陈延年十分关心罢工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教育。他认为,安排好工人的生活,做好工人的思想工作,这是将罢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当时,许多香港工人回到广州,生活上困难很多。为解决他们的吃住,陈延年派了许多党员协助罢工委员会开办罢工工人食堂。为加强对罢工工人的思想教育,他选派了得力干部为罢工委员会办起机关报《工人之路》,办起罢工工人训练班,还邀请党的负责干部到工人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在第三十三次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亲自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教授的名义,向工人代表们作了一次生动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以通俗的语言阐明了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罢工工人不仅是为工人阶级自身谋利益,也是为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他还强调: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尽管暂时还很强大,工人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暂时还比较弱小,但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敌人的力量就会逐渐削弱,革命的力量就能逐渐强大,我们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②。

省港大罢工共坚持了十六个月,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宣告胜利结束。同日,在陈延年主持下,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总结了罢工斗争的经验,热情地赞扬和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宣言强调指出: 罢工工人的英勇事迹和不朽功绩“将永远不会被中国民众所遗忘”①。

(七)

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期间,极重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就在致莫斯科诸同志的信中指出: “农民运动非常重要,现只有广东在做。”②他在区委设立了农民部,以彭湃、阮啸仙等有丰富农运经验的共产党员负责农民部的工作,并不断地选派优秀的党、团骨干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分赴广东各地农村,进一步发动全省农民,组织各级农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区委领导下,彭湃首先在海陆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使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总结和推广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全省的农民斗争,陈延年和周恩来热情鼓励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的出版在广东和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农民部领导召开了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农工联合、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七个重要决议案。大会以后,区委又选派了几十名党、团员充当农运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地,并在全省增设了六个农运办事处 (东江、北江、南路、西江、中路和琼崖),领导各地农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陈延年还热情支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农讲所开办的初期,缺少必要的理论课教材,陈延年便写信给当时仍在莫斯科学习的王若飞等人,要他们设法将东方大学的听课笔记“整理好寄回来使用”①。一九二五年底,区委派罗明到福建为农讲所招生。罗明临行前,陈延年反复叮嘱说: 农讲所很重要,这对发展各省的农民运动,将起很大的作用。你们去招生,要招收符合条件的,要拥护党的,要注意政治条件,要愿意下农村同农民一起斗争的②。为了提高农讲所的教学水平,陈延年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亲自担任农讲所的兼职教员,多次到农讲所给学员作报告。他还提议农讲所开设军事知识课,并选派唐澍、赵自选等军事干部到农讲所指导各届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使他们结业以后能担负起创建和领导农民革命武装的重任。

一九二六年八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了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幕时,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发表了致会议的公开信,详尽地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农民解放的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决没有成功的希望”①。区委的信还针对农村中反动势力对农民革命进行反扑、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号召各级农会和农民革命武装“要镇压摧残农民之武装团体”,“抑制反革命的势力,实现农民最低要求的目的”②。

为了回答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陈延年还以“林木”的笔名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忍不住了! 》的文章,指出: “广东最穷苦的农民,只希望有裤子穿,有粥喝,起来要求减租,但这对于地主残酷剥削的利益是有损害的。因此,在朝的人便骂他们为土匪。”③然而,“一切劳苦群众,为稍稍改善其惨苦的生活而起来斗争,这是客观必然的事实,不管你赞成不赞成,需要不需要,为他们自身利益,为整个革命利益,即为推进整个革命运动,即为增加整个革命力量,他们必须做这种斗争,并且谁也限制不住”④。陈延年还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农运的叫嚣,表明了真正的革命党人对农民运动的鲜明立场: “革命党只应而且只能领导这种斗争,不应而且不能反对这场斗争、不要这种斗争。”⑤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已经开始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陈延年对此完全支持,并开始呼吁全党同志予以重视。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近来鲍罗廷同志的讲演常常提到土地问题,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土地问题无疑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对于这问题的疏忽,是很错误的,我们应该唤起同志来注意这一问题。”①

(八)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陈延年很注意维护我党的独立性。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讲: “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 ‘轿子’ ,不要做国民党的 ‘姨太太’ 。”②他坚决反对当时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能处于帮助国民党的地位,只能充当革命的苦力的错误观点。他曾严肃而气愤地说: “苦力主义”是要不得的③!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前夕,陈延年同周恩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决定在会上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打击右派势力。他们计划在大会上开除“西山会议派”分子及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时,使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陈延年将上述计划报告上海党中央,待中央复电同意后,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当时,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占绝对多数,因此,实现这一计划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却不赞成这一正确主张。他们在上海与孙科等右派分子举行谈判,将戴季陶、孙科等人“请”回广东参加“二大”。为使戴、孙等人能赶上“二大”的召开,陈独秀、张国焘还特意要求广东的同志将“二大”开会的日期推迟,并派张国焘到广州担任我党出席“二大”代表的党团书记,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作出让步。陈延年对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国民党“二大”以后,他又以区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强烈要求抛弃退让政策,改取向右派进攻的正确方针。但陈独秀、张国焘却再一次拒绝了陈延年的正确意见。

国民党“二大”开过不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新右派就在广州发动了“三·二○”反革命事变。事变发生前两天,陈延年从上海刚刚回到广州。当时,毛泽东主张由我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并联合所有反蒋的军事力量坚决反击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陈延年与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立即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与苏联顾问进行磋商 (鲍罗廷此时不在广州)。陈延年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提高警惕。党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仍不同意毛泽东、周恩来和陈延年的意见。苏联顾问也不赞成反击。陈独秀又派张国焘赴粤,强令广东区委和陈延年执行退让政策,结果丧失了反击蒋介石新右派势力的大好时机。

同年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整理党务案”。党中央代表张国焘再一次强迫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提案。对此,陈延年和广东区委的许多同志纷纷指责张国焘等人向右派投降,并领导广东的党组织予以抵制。当时,黄埔军校的同志曾请示陈延年,是否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将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陈延年坚定地回答: 凡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持常态,决不能将名单交给国民党①。广东各级党组织都遵照陈延年的意见,没有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

陈独秀还经常指责广东区委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是“胡闹”,批评广东的农民运动是“轻举妄动”。对陈独秀的这些右倾错误观点,陈延年都坚决反对并采用各种办法予以抵制。他曾在一次区委会上对同志们说: “老头子 (指陈独秀) 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要他来广州看看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依靠组织和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不仅不能团结更多的革命左派,而且会使现有的革命左派不敢跟共产党走,不敢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②他还强调指出: “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③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出师北伐。陈延年积极地领导和动员群众支持北伐战争。北伐军出师前后,陈延年日夜奔忙,亲自筹划,动员和组织了几千名省港罢工工人随军出发,担任北伐军的运输队。

(九)

一九二六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陈延年便向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提议,邀请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先生来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根据陈延年的意见,向中山大学提出了邀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任职的要求,并争得了同意。随即,中山大学向鲁迅发出了正式邀请电。鲁迅先生复电同意赴粤。陈延年获悉鲁迅接受邀请、即将来粤的消息后,亲自召集有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任卓宣 (后叛变)、李求实、徐文雅 (彬如)、毕磊施存统等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欢迎和团结鲁迅先生。会上,陈延年首先对鲁迅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鲁迅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鲁迅是一个“自由人”,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 ,而是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其走狗一直进行着不调和斗争的“自由人”。陈延年强调指出: “鲁迅过去是一贯面向真理,站在革命方面; 根据他的发展趋势,是完全应该争取,而且一定可以争取过来的。”①与会者一致同意陈延年的分析。会议决定,一定要好好做鲁迅的工作。为此,陈延年亲自指派当时任广东区委学委书记的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公开出面与鲁迅先生联系。他指示毕磊和徐文雅,对鲁迅最好的帮助和支持,就是将中山大学和广东的情况如实地介绍给鲁迅。陈延年认为,鲁迅先生只要真正了解到广东和中山大学的真实情况,他自己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的。

鲁迅到“中大”后,得到了我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鲁迅问徐文雅: “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他接着又说: “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①鲁迅还亲切地称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后来,徐文雅将鲁迅的话告诉陈延年,陈延年很高兴,称鲁迅是他的“父执”。一九二七年三月,鲁迅又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陈延年得到毕磊的汇报,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里会见了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毕磊和当时区委的秘书任曙。

一九二七年春,陈延年离开广州去武汉。临行前,他又特地召集毕磊和徐文雅等人开会,指示他们继续支持和帮助鲁迅。他说: “前一段我们对鲁迅的工作做得有成效,以后还要继续做好。”②当时,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蒋介石已在加紧准备公开背叛革命。因此,有些同志对鲁迅不了解,担心鲁迅的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陈延年却十分坚定地说: “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③

(十)

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会议(时陈独秀仍在上海,未参加) ,研究上海及江浙区的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赶赴上海,组织一个特务委员会,传达贯彻中央决议案,讨论江浙区委执行中央决议案的具体办法和计划①。

陈延年等人接受中央委托后,立即分头从武汉动身去上海。四月十三日,陈延年等途经南京时,即已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于是,他连夜乘火车赶至上海,几经周折,辗转多处才找到江浙区委罗亦农、赵世炎等人。

四月十六日和十八日,江浙区委两次召开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延年、罗亦农、李立三、周恩来、赵世炎、尹宽等人。会上,李立三首先说明了中央派他和陈延年等来上海的目的和任务,宣布了由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罗亦农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接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反蒋的新方针及江浙区党组织如何执行中央方针的问题。讨论时,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等先后作了重要发言。陈延年在发言中,着重阐明了中央决议中决心反蒋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反蒋打蒋,必须乘蒋的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稳固时迅速进行,才有胜利的希望。他还认为,对上海的工作,最要紧的是使此地同志了解中央的决议案,集中力量准备反蒋。其他同志的发言也都就反蒋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对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一致推选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起草《致党中央意见书》。该意见书通过后,由与会者陈延年、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周恩来等分别签字署名②。《致党中央意见书》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分析了“四·一二”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促使当时武汉政府“迅速出师,直指南京”①,东征讨蒋的正确主张。

四月二十二日,李立三、罗亦农离开上海去武汉参加党的“五大”,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四月底,党的“五大”开幕,陈延年因上海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但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蒋介石在江浙和上海地区疯狂“清党”,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上海的党和工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陈延年和赵世炎等冒着生命危险,为迅速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而日夜奔忙。环境越是险恶,他愈是显得沉着、冷静。当时,陈延年住在赵世炎家里,每天利用早饭前的时间和赵世炎商量工作,饭后即分头外出活动。他时而去党的秘密机关开会,部署工作; 时而找失散的同志谈话,恢复和重建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由于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和不懈努力,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在白色恐怖中不畏艰险,坚持斗争,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逐渐恢复,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

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党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六月二十六日上午,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一百零四号 (现山阴路恒丰里九十号)召开干部会议。会上,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会议正进行时,有人报告,说有一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委机关地址。于是,王若飞迅速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宣布散会,与会者陆续离去。下午三时左右,陈延年、郭伯和和韩步先等因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又一起回到恒丰里探视。他们见机关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不料,他们刚坐下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反动军警包围。陈延年、郭伯和等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便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冲入房内的反动军警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入狱①。

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因他身穿短衣,与一般做粗活的工人无异,故敌人信以为真。党组织得知他被捕和尚未暴露身份的消息后,立即通过济难会的同志与敌办案人员交涉,准备以八百元将他赎出,敌方亦已答应。与此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也在设法营救陈延年。汪孟邹与陈独秀是世交,与陈延年也很熟悉。汪得知陈延年被捕后,便天真地请求胡适帮忙。不料,胡适立即将此消息报告了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惊喜若狂地大叫: “好了! 好了! 老陈 (指陈独秀) 没有用,小陈可怕; 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②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贺函” 中说: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巨憝就逮,佩贺之至,……。”③吴稚晖还恶毒地毁谤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①,并竭力纵容杨虎对陈延年下毒手。本来,杨虎并不知道捕到了陈延年这样重要的共产党人,接到吴稚晖的信,也惊喜万分,便立即严加审讯。结果,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叛变,当堂供证了陈延年,并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址,致使赵世炎也遭逮捕。吴稚晖的告密和韩步先的叛变,使党组织的一切营救活动失效。

陈延年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妄图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他始终如钢铁一般坚强,宁死不屈。敌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需要的东西,遂决定杀害他。

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敌人行刑时,刽子手们喝令陈延年跪下,他却傲然挺立,根本不理会敌人的嚎叫。几个刽子手上前用强力将陈延年按下,然而,当刽子手们刚一松手,挥刀欲砍时,陈延年却突然乘势一跃而起,使刽子手的砍刀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狂叫着一拥而上,再一次将陈延年强按在地,以乱刀将他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极其壮丽的。他的英名和伟大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朝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①《<吴虞日记>摘录》,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0期。

①②③潘赞化: 《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载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辑。

①师复即刘师复,中国早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①陈延年:《为什么我们要发刊“师复纪念号”?》,载《进化》1919年第3期。“黑屋子”指监狱。

②③潘赞化: 《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

①《吴稚晖致上海华法教育会沈仲俊先生的信》,复制件存本文作者处。引文中的“弟”,系吴稚晖的自称。

①②《陈延年君由巴黎致本校同学丁肇青君函》,载《北大日刊》,1920年4月14日。

①《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载《工余》第16号,1923年4月。

①陈公培: 《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载《“一大”前后》 (2)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7页。

②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二陈即陈延年和陈乔年。

③赵世炎: 《致吴明的三封信》,复制件存清华大学党史教研室。吴明即陈公培。

①②饶竞群: 《陈延年革命英姿正气磅礴》 (1980年7月),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①广东区委的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军事部,又称工人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②陈延年: 《告同志》,载《我们的生活》创刊号,1926年9月。

①②《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①《袁振英的回忆》,载《“一大”前后》(2)第477页。

①陈延年: 《告同志》。

①赖玉润: 《陈延年烈士的革命风格》,原件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

②陈延年: 《给乔年、若飞、一飞、罗觉诸同志信》 (1925年1月5日),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①赖玉润: 《在广东革命洪流中的一段回忆》,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①参见梁养吾: 《广东区党委革命活动回忆录》,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①梁养吾: 《回忆陈延年》,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①②参见《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教授陈东先生政治报告》,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09期,1925年10月11日。

①中共广东区委: 《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 (1926年10月10日) ,存广州市博物馆。

②陈延年: 《给乔年、若飞、一飞、罗觉诸同志信》 (1925年1月5日),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①陈延年: 《给旅莫支部的信》 (1925年2月19日) ,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②《访问罗明记录》 (1973年) ,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①②中共广东区委: 《致广东省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信》(1926年8月),存广州市博物馆。

③④⑤林木: 《忍不住了! 》载《人民周刊》 第32期,1926年11月26日。

①筱林:《陈延年印象记》,载《社会新闻》第7卷第20期,1934年。

②③《饶卫华谈陈延年》(1979年12月),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①饶竞群:《陈延年革命英姿正气磅礴》(1980年7月),原文存本文作者处。

②③罗明、谭天度等: 《回忆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①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事实》,载《光明日报》1961年9月21日。

①②《徐彬如谈陈延年》(1980年5月),原件存本文作者处。

③沈鹏年: 《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事实》。

①②参见殷子贤:《<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的由来及有关资料》,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①周恩来: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

①参见《二十六军捕获共产党经过》,载《申报》1927年7月7日。

②胡允恭: 《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载《红旗飘飘》第23辑。

③《铲除共党巨憝》,载《申报》1927年7月5日。

①《铲除共党巨憝》,载《申报》192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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