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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人物传,董必武生平事迹,董必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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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

董必武,一八八六年三月五日诞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董必武的父亲董基文,在兄弟八人中排行第三,与四弟董基明先后考中秀才,二人均在黄安、麻城一带教塾学为业。董基文为人正直,鄙视趋炎附势,足不涉公门,在当地有耿直之名。董必武的母亲蔡氏,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劳动妇女。董必武诞生后,全家大小近三十人的生计,主要靠父亲、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父、二伯父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一些钱来维持。家中虽然人口众多,但兄弟间都能互谅互让,和睦相处。

董必武小时,常跟父亲到塾学中去。五岁那年,父亲在县城广善庵教书,学生中有背不出或背不全《三字经》者,他常在窗外朗声代答,一字不差。父亲惊喜他聪明好学,就让他跟读。九岁,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十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此前,离张杰湾不远的宋埠镇,发生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所谓“宋埠教案” 。这事是因为外国传教士欺侮中国妇女引起的。当地人民愤然烧毁了教堂,打死了传教士。事情发生后,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赔款白银四万二千两,答应重修教堂,并把两位农民带头人判刑投狱,许多人受到责打。当地人民愤愤不平,就把这事编成了花鼓戏、皮影戏到处演唱,歌颂两位农民领袖的勇敢机智和民族气节。董必武看过这些演出后,在他幼小心灵中产生了对横行霸道的传教士的强烈憎恨和对农民英雄的无比崇敬。

以后,董必武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在此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友借阅了不少演义小说和历史著作,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已能写一手文字通达的文章,几次参加县的“观风”①考试,都名列前茅。

董必武的学业日益长进,父亲、四叔及家里其他人都希望他考得功名,改变家庭的贫困境况。一九○三年,十八岁的董必武,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应试,中了秀才。按照当地习俗,中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他却故意绕道回了家。

同年秋天,武昌新办的武普通中学堂招生。董必武想弃文习武,便前去报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省城,各种事物他都很感新鲜。一次路过抚台衙门,他好奇地走近探视,还未走到门前,就被卫兵抓起来痛打一顿,使他怒火满腔。接着,在武普通中学堂参加口试时,因他长得黑瘦,又穿着父亲一件旧长衫,显得老气些,被考官认为“年岁太大”,未予录取,遂怀着对清朝官吏的仇恨心情离开了武昌。

返回家乡后,董必武开始在黄安城内一所高等小学校任教。由于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加上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使他不能安心把书教下去。一九○五年春,他放下教鞭,再次来到武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文普通中学堂。因学堂下半年才开学,他就与另两位同学一起在武昌司衙巷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自学。这期间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成了他寻求新知识每天必去的场所。

日知会的司理刘静庵,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该所被清政府封闭,就隐藏在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名义,广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并组织星期日演讲会,鼓吹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主张。武汉的革命党人和关心革命的仁人志士,一时纷纷云集这里,痛贬时弊,抨击朝政。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的报刊和新书,眼界大为开阔。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名声很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当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主张,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的文笔流畅、富有感情所吸引,一时成为这些著作和报刊的热心读者。

一九○五年十月,董必武正式进入文普通中学堂。他学习刻苦努力,因原来文史基础较好,得以较多精力攻读英文及数理学科,考试成绩总列第一,受到该校监督(即校长) 纪钜伟的赞赏。这个学校在当时也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阵地之一,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都是该校学生。董必武与这些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他虽未加入秘密的革命团体,却赞成他们的思想,同情他们的活动。董必武入文普通中学堂后,仍利用课余时间,去日知会阅读新报刊及一切能见到的秘密印刷品,思考研究当时纷纭的革命主张。刘静庵见他是个有作为的朴实青年,主动给他介绍和提供图书,指导阅读,其中《扬州十日记》①、《嘉定屠城记》②给他思想以深刻影响。董必武把刘静庵看做是自己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师益友。后来,刘静庵被捕,虽遭酷刑拷打,数次昏死,仍坚贞不屈,醒后继续痛骂清朝官吏不止,慷慨就义,被人们誉为“铁汉”。这一高大形象,长久深印在董必武的记忆之中。

正在这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在日本创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接着,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一九○六年四月 《民报》第三号专门出了号外,列举两派分歧的根本问题,对改良派展开了全面讨伐。董必武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两派的纲领和主张。经过反复对比,他认识到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的地方,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 而孙中山主张采取革命手段,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还政于民,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自然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的先进的纲领。于是,他毅然摈弃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了。

董必武在文普通中学堂进入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纪钜伟办文高等学堂。纪想把文普通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是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 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优,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 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监督纪钜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初步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一九一○年十月,董必武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在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纪钜伟和学校的教师都很器重他,希望他继续深造。但他“家无担食之粟,野无附廓之田,食指几三十人,仅赖家大人与季父笔耕以度日……”①,无力供养他继续求学。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他应黄州府中学堂校长陈逵九的邀请,到该校任英文教员去了。

投身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正在黄州教书的董必武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立即赶赴武昌。当他到达武昌时,武汉三镇已被起义部队占领,他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这时,清军正在调集大量部队向汉口反攻。十月十六日以后,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董必武从武昌奔赴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他后来回忆说: “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①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②。他精神振奋,在前线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十月下旬,因为清军援军不断增加,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孤城,陷于险境。他又积极参加了保卫武昌的战斗。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援和响应,终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

十一月二十九日,武昌军政府改组,董必武和张国恩、姚汝婴一起转到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在此期间,董必武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积极参予了重建同盟会湖北支部的工作,并在十一月间被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一九一二年初,他被派赴黄冈为军政府筹款。完成任务返任后,武昌军政府改为湖北省军政府,他被任命为省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一月,董必武离开财务司,先后到宜昌川盐局和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任职。同年夏天,孙中山回国策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他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组织队伍,准备响应。但是,“二次革命”在江西、南京、广东等主要地区刚刚发动,就遭到袁世凯的镇压而失败。黎元洪借机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不能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一九一四年一月,他得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大学学习期间,孙中山正亡命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但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丧失信心,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数百人。董必武深感国民党散漫不统一的弊病,非常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在《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 “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 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励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①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他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中。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五月,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实现他做皇帝的美梦,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国内反日反袁的声浪迅速高涨起来。六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回国,路经上海时与潘怡如等取得联系,准备回湖北在部队中策动反袁的军事行动。

当时驻守武昌南湖的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同乡和旧友。他们到武汉后,就与李愈友等秘密联络同志,策动起事; 同时致函辛亥革命时的旧友姚汝婴,希望共同努力。但因布置不周,起事计划泄露,他们的处境异常危险,不得不暂时潜回黄安老家。

董必武与张国恩回黄安不久,被叛徒告密。张国恩乘隙走脱; 董必武被黄安县反动知县逮捕入狱,后来由于陈逵九等人上下疏通,三个月后,得以保释回家,但仍受反动当局严密监视,不准出城。同年十二月,袁世凯为加紧防范革命党人反对他称帝,命令各地爪牙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安的反动知县接到密令,再次将董必武与张国恩逮捕,监禁在黄安监狱。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也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黎元洪接任总统后,宣布恢复国会,承认临时约法,各省议会也都要恢复,内务部还通报各省凡在袁世凯当权时因政治关系取消议员资格者都一律恢复。董必武这时出了狱。他到武汉与许多革命党人联系,为詹大悲 (原湖北省议员,也因反袁入狱刚刚获释) 当选议长进行了大量活动。但因湖北督军王占元以詹的议员资格系由议会除名的,不同意恢复,于是詹大悲的议长当选了,而议员资格还没有恢复,以一场滑稽戏而告结束。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在此期间,他开始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毕业返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他们因承办的第一个案件处理迅速而又获得胜诉,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定声誉。

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了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自川返鄂于次年三月抵鄂西,应驻防利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约任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驻在川鄂边界的靖国军黎天才、唐克明部,早有争夺鄂西地盘、吞并蔡济民部队的野心,只因蔡济民的地位和声誉,才使他们不敢轻易下手。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唐克明勾结川军旅长方化南,乘蔡不备,袭击蔡部并将蔡枪杀。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赶了回来,人们尚不明事件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开了案件的黑幕。同事们对这种革命阵营内部的残杀都感到无比愤怒,公推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

董必武经武汉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孙中山早在先一年五月被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事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可施。董必武遂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申述了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了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申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巴黎和会正在召开。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属战胜者一方,但在和会上却处于被处分的地位。上海街头,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警察仍在耀武扬威、横冲直撞; 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仍然挂在门口; 无数忍饥受冻的难民,仍然风餐露宿,流落街头。面对此情此景,董必武心如刀绞,悲愤万分。

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春,董必武暂住上海期间,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军 (实际大部分也是军阀) 经过几年混战,双方正在上海议和。各省区不少革命党的活动分子云集上海,在上海组织各该省区的善后公会。湖北省善后公会成立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处房子做会址,公推董必武与张国恩主持会务,住在会所。这样就使他得以接触不少革命党人,了解到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给他总结过去革命的教训,寻求新的道路,提供了方便。

“五四”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很多。正在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的董必武,读了这些杂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示。恰好这时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国,住在湖北善后公会附近,常来会所与詹大悲、董必武、张国恩恳谈。李汉俊热情地讲述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来的一些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出版的书刊给他们看。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二八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 “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主倡这种启蒙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当时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且只有文字上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当时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①。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那年夏天,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差不多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议论天下大事。由于经济上没有接济,为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他们将蚊帐甚至身穿的衣服都典当了,有的人仅剩得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因此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次日再穿,长衫两人共用一件,谁外出谁穿。但他们不管这些,一心一意地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董必武在读书时还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经历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把清王朝推翻了,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中国天空中仍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经证明很难实现; 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朋友们也有倾向这种思想的,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 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①。他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还进一步思考了中国革命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他回想在过去的革命中,虽然也常讲唤醒民众共同奋斗,但只喊在口头上,却不去做实际工作。例如,做部队工作,却不去发动士兵和下级军官,仅去争取上层军阀,而这些上层军阀在革命失利时,常常投敌叛变,另寻新主; 在革命发展顺利时,常常又另有打算,排挤打击革命力量,篡夺革命果实。由于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常常弄不清楚,所以革命终无结果。俄国的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及上海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都证明了民众力量的重要。他认识到,要革命,没有民众参加是不行的②。因之,他得知潘怡如应孙中山的召唤,去作“联段反桂”的上层兵运工作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③的主张。这时,他已经初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考虑国家与革命问题了。

董必武与李汉俊、詹大悲、张国恩等商量,认为急需做两件事: 一是办报纸以宣传人民; 一是办学校以培养干部。关于办报纸,他们议定要在武汉办一个决不为军阀所左右、而专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江汉日报》,并用白话文起草了宣言和募款章程。董必武从孙中山给他的返汉川资中拿出一部分钱,印了股票、章程和宣言。八月间,董必武、张国恩返回武汉筹办报纸。由于原来积极支持办报并答应出一些钱的人中途变卦,撤销了支持,使《江汉日报》终因筹措不起经费而未能办成。办报不成就着手筹办学校。董必武和张国恩、陈潭秋等联合几位进步教师,借用湖北省教育会旧址的几间房子,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大家议定,开办费由创办人捐助,董必武为此在当铺当掉了身上穿的皮袄。一九二○年三月,私立武汉中学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两个班,共一百多人。

私立武汉中学是一所崭新的学校,教师领取低薪或只拿生活费; 向学生收费少; 男女生同校同班; 国文教学文言白话兼用,准许学生用白话文考试; 班设班主任,辅导学生自习和课外阅读; 引导学生注意国际国内时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 组织学生参与学校的校务领导。董必武教国文,经常选用杂志上的白话文为教材,宣传新思想。这所学校在董必武的领导和推动下,不仅是湖北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后来又成了湖北党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从一九二○年开办到一九二八年遭桂系军阀封闭,八年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一九二○年六、七月间,董必武和张国恩收到李汉俊和刘伯垂自上海的来信。信上说,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他和张国恩同陈潭秋商量后,迅速复信李汉俊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 (数月后又退出小组) 、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 (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 、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参加,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

不久,李汉俊又介绍俄籍共产党员马迈耶夫夫妇从上海来到武昌,帮助共产主义小组工作。董必武与他们接谈,并商量筹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请他们教外文,以作掩护。但因当时武汉要求学俄文的人很少,计划未能实现。不久,马迈耶夫夫妇即离开了武汉。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它周围。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后,曾多次与利群书社联系。一九二一年初,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为利群书社最早入党的两位同志。

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开始在武汉中学把董必武、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国事,接近工人,联系青年。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一九二一年六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小组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讨论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时,他发言反对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统称为“一丘之貉”的说法,指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有原则的不同,应区别对待。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八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以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一九二二年初,武汉党的工作委员会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五个支部,并在武昌黄土坡下街设立了区委机关,董必武任区执行委员。

一九二二年,武汉中学设立了二部,董必武除教书外,兼管校务,还先后在启黄中学、湖北女师、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以教授国文课的便利,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他还组织学生到附近的纱厂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及其子弟上学,教他们学习文化,同时又对工人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受到工人群众的极大欢迎,连远在数里之外的震寰、裕华纱厂的工人,也都赶来听课。董必武还通过各种关系接近工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他在汉阳铁厂熟识了很多工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大冶铁厂的工人仇国升,经过对仇的认真了解和帮助后,发展他入党,并帮助他很快建立了该厂的党支部。这是湖北厂矿中建立较早的党支部。董必武多次倡导并亲自组织各校学生利用假期回县的机会,进行农村调查,开展移风易俗、改革教育、革新政治的宣传。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取得农民群众的信任,逐步发动农民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活动。

董必武、陈潭秋等以武汉中学、湖北一师等校为阵地,在学生中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经认真的审查和选择,先后发展了王健、王秀松戴克敏、魏人镜、陈步云、邓中赤以及王尚德等一大批党团员。一九二三年冬,他将黄安籍的党员王健等组成中共黄安工作组派回黄安,通过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等各种活动,使黄安的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初步开展起来。被派去的这些学生党员,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都逐渐成长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一九二四年又组织了中共麻城工作组,到麻城开展革命工作。同时,他还要求各学校发展的党员先后返回各县,开展革命工作,创建党的组织。这些革命火种,后来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迅速地遍布了整个湖北大地。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湖北省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汉口特别市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十七个县的国民党组织。“从统一战线建立起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止,全省的国民党员发展到一千八百七十七人,其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就有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中,工人党员占大多数,第六、七两区党部的党员,几乎完全是工人。”①一九二五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组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董必武在建立和发展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动各界群众。一九一五年前后湖北地区相继成立了湖北工商联合会、国民会议湖北促进会、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湖北省教育会、湖北妇女协会、各法团外交后援会、武昌律师公会等团体,并先后出版了《武汉评论》、《湖北农民》、《湖北妇女》和《湖北青年》等多种革命刊物。一九二五年初,董必武遵循党的“四大”关于开展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各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黄冈、黄陂、黄梅、黄安、麻城、汉阳、天门、阳新等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到北伐前夜,湖北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七万二千人,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的组织。

在此期间,湖北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二四年八月,中共湖北省党组织发出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号召,立即得到武汉学生联合会、武汉国民对外同志会等团体的热烈响应。九月五日成立了武汉反帝大同盟,董必武、陈潭秋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武汉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下,九月七日 (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日) 在武昌阅马厂举行了各界人民群众反帝示威大游行。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各界人民在董必武等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援助“五卅”惨案运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十月,我党在汉口开始筹办《楚光日报》,由董必武化名任经理,共产党员宛希俨任主编,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公开发行。《楚光日报》利用合法地位,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经常刊登有关工人、农民、学生的消息和报道,描述他们的困难,反映他们的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鼓舞他们的斗志,很受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在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国民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湖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二月中旬,董必武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二月底,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代表身份出席并指导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接受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以及发展农民运动等决议案; 还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名义联合发表宣言,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湖北政权,反对吴佩孚非法任命其死党陈嘉谟为湖北省督办、杜锡钧为湖北省长。他向会议提出了召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全省政治问题; 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的省政府; 统一军队; 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 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十四项主张,有力地打击了直系军阀在湖北的反动统治。

三月,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派遣前往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和他的部队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功。五月下旬,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七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界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七、八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八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还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九、十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以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形成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战斗的根据地”①。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董必武遵循我党方针,又致力于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工农群众运动。

董必武继一九二五年十月经办《楚光日报》后,又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创办了 《汉口民国日报》,自任经理,并请宛希俨、沈雁冰等先后任主编,公开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以及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

为了明确新时期斗争的工作方针,一九二七年元旦,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人束缚……,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民主势力向封建势力革命,封建制度的铲除,不仅在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封建制度的基础土豪劣绅。”①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 “湖北境内党的责任,一方面是团结全省民众的势力,防备反革命势力进攻与袭击,而谋巩固全国革命之新根据地; 一方面是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民众作一切自身利益的斗争。”②最后,他被大会选为实行常委制的省党部三常委之一(其他二人是钱介磐、何翼人) ,主持省党部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使武汉的工人运动达到高峰。一月七日,董必武以反英大会总主席的身份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的二十万人反英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指出:“现虽英租界收归我政府派军队管理,而束缚我们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尚多,英帝国主义者仇视我民族益甚,所以我们要求生存,就要……集中力量,继死难同胞精神,与英帝国主义继续奋斗。”③代表中国人民表示了奋斗到底的决心。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董必武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国民革命就是要大多数的民众参加,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是谁?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①他认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普遍发动农民运动。国民革命没有农民参加和拥护,是不会成功的。他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的身份,把许多共产党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派往各地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份达四十余个; 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二十余县; 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掀起了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潮。

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一九二七年三月,董必武积极地支持并协助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又将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全国各地招收了八百名学员,学习农运理论,从事武装训练,并直接参加革命斗争。这些学员毕业后,坚决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

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极力破坏、镇压农民运动。董必武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他针对地主豪绅在阳新等地杀害农运干部的事件,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讨论援救阳新、监利惨案的办法。按照会议决定,省党部会同省农协等组织共同派出专人和两连军队开赴阳新,镇压了豪绅暴乱,并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十多人。这次行动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长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使阳新农会会员由数万人猛增到三十万,成为全省农会会员最多的一个县。

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农村的大革命,镇压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提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施行。这两个条例,给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以法律武器。

为了总结经验,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湖北省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天下午,武汉各界为庆祝农代会的召开,在阅马厂举行三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董必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情洋溢地赞扬和支持了农民运动。大会通过了地租、雇工、县政、武装、工农联合、查办土豪劣绅、农协组织和组织全国农协、加入农民国际、促成省农民会议等三十五项决议案,并选出了新的省农协执行委员。这次大会的召开,把湖北的农民运动推向更加深入发展的阶段,到一九二七年六月,湖北农协会员已达到二百五十万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立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其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各级国民党党部一万五千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厂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 “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①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三月十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通过了提高党权,提高民主,废除主席制,撤销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等重要决议; 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对总司令的职权作了一定的限制。这次会议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三月十二日,武汉一百万群众在阅马厂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努力国民革命” ,“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独裁” ,“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 ,“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②,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月四日,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作了《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的报告。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分析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阐述了“革命非武装不可”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光辉思想,指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排除封建势力,“虽然在形式上这是两个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排除妥协分子;我们排除妥协分子,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他明确指出,妥协分子的代表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的方法与利用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的。”从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新军阀的反动本质。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严重的时期,不但是国际间的危险,而且是国内的危险,更使我们痛心的就是党的危险。各位同志,如果想免除这种危险,要想保持革命性” ,就要提高警惕,“党员要武装化”①,作好充分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在反蒋斗争新形势下,董必武代表省党部写信给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历数其执行庇护土豪劣绅的错误政策,指出: “半年以来,除经广大群众直接打倒之土豪劣绅外,迄未见贵会依法惩办一人。所谓依法惩办,亦仅徒闻斯语,是政府方面对于土豪劣绅过于优容,适予彼辈以反动之机会。因之阳新、监利、汉川、麻城、夏口、钟祥、潜江等县捣毁党部,焚杀党员之惨案,遂接踵而起。风声所布,蠢蠢思动者,乘机爆发,将更濒于不可收拾之势。此种责任,应由政府负之。”②四月十日,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当选省政府三常委之一 (其他二人是孔庚、张国恩)并兼农工厅长,主持省政府的工作 (实行常委制,不设主席) 。董必武运用他担任省党部和省政府常委的有利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革命斗争。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同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蒋怒潮。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 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领的第一集团军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①四月二十三日,武汉的革命群众举行了三十万人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在武汉以及两湖地区,波澜壮阔的反蒋斗争,正蓬勃兴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勾结其他军阀,联合封锁和围攻武汉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在他的指使下,湖北地主豪绅走卒、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于五月十七日率部叛变,想乘机袭击武汉。为了揭露和声讨夏斗寅的反革命罪行,五月十八日,董必武主持召开省市两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讨论对付办法,议决通电声讨; 武汉三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夏斗寅叛党罪状; 发表告十四师士兵及各界宣言;推定董必武、詹大悲代表省市党部,出席中央政治会议等六项决议。五月十九日,武汉三镇在阅马厂举行五十万人讨夏群众大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 “夏逆为蒋介石的小走狗……今天讨夏的意义,便是表示革命民众对反动派决不宽容,与之誓不两立,夏逆打出拥蒋的旗帜,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①与此同时,我党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叶挺率部前往抵抗,经英勇反击,打退了夏斗寅部的进攻。

五月中旬,董必武指出,张联陛等在鄂北叛变,杨森向鄂西袭击,夏斗寅潜袭武昌,许克祥称霸长沙,他们都是受了蒋介石的勾结和唆使,以扰乱北伐的后方。为了深入反蒋,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六月二十二日,召开了湖北第一次省县市联席会议。会上,董必武作了政治报告,谴责国民党中央对帝国主义的让步妥协,对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隐忍不言,未能及时讨蒋。他号召对外反帝,对内讨蒋,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运兵华北,迅速讨伐蒋介石,肃清土匪溃兵,建立乡村自治政府等六项主张。六月二十八日,董必武主办的《楚光日报》,明确指出: “目前中国革命的出路:(一) 打倒蒋介石,(二) 铲除封建势力,(三) 打倒土豪劣绅,(四) 实行农工政策,(五) 拥护政府最近对土地问题的新策略,(六) 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出兵华北。”②七月九日。湖北省党部发布讨蒋宣言,指出: “我们讨伐蒋介石,在目前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是革命的存亡问题”。“蒋介石是各阶级民众的大敌,是总理的叛徒,是本党的敌人,是革命军的敌人,是土豪劣绅的保护者。”③

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汪精卫集团的怂恿下,麻城县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地主武装红枪会上万人,发动了围攻麻城的反革命暴乱。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麻城县委派王树声前往武汉告急。董必武听取汇报以后,立即召开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主持组织了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命令原在黄安县剿匪的一个警卫营,火速赶往麻城,支援麻城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后,董必武又和毛泽东共同商定,派出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百名武装学生,星夜驰援麻城,迅速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五月底,汪精卫集团又通过武汉国民政府擅自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黄冈和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 。针对汪精卫集团破坏农民协会的罪行,六月十九日,董必武在省农协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指出: “现在革命确实到了很困难的时期,可是我们就要设法克服这些困难,打破困难的营垒。”①大会宣言驳斥了所谓农民运动“过火”的谬论,向全省农民发出号召:“此刻不是退让的时候,而是要整齐我们[的]步伐,向敌人猛烈进攻。”②接着,中共湖北省委通过湖北省政府颁布了《农民自卫军管理条例》,指示各地迅速地建立起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湖北的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加深入的阶段——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协会差不多普及所有的乡村,黄安、麻城两县还相继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并通过董必武在武汉购买了一批枪枝弹药。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七月十八日,董必武向国民政府辞去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农工厅厅长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的职务。他在辞职书中说:“钧府设立农工厅于本省,原为保护农工利益。日来工会被蹂躏者,时有所闻; 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无有; 听之不忍,救之不能。似此情形,实属有辜重寄。现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惟有辞职。”①严词痛斥了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

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经长征到陕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府均重悬赏通缉董必武。董必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地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董必武虽未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他与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二十二人,联名在八月一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为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十一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十二月十七日,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遭到残杀。鉴于情况危急,董必武根据党中央要他去苏联学习的指示,在袁范宇弟兄的掩护下,化装成水手乘轮船取道上海去日本。董必武离开武汉后,武汉的寓所被查抄,跟随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并被投尸江中; 黄安老家被查封,家产被没收,房屋被拆毁,家人流亡在外地,有的被害致死。董必武在避居日本期间,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回忆录①,回顾了 “五四”时期同李汉俊、詹大悲等一起接受新思潮的经过,总结了同封建军阀及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残杀革命人民的反动暴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一九二八年夏季,经我党在日本的负责人杨贤江接通关系,董必武办好手续,离开日本经海参崴赴苏联。同年八月间到达莫斯科,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原名莫斯科中山大学) 特别班,与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同班学习。一九二九年春又转入列宁学院,至一九三一年冬,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学习,于一九三二年三月离莫斯科返国。

一九三二年夏,董必武经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经汕头、大埔、长汀,于中秋节前后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因身患重病直到冬季稍有好转才开始工作。一九三三年二月经中央苏区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常会通过,董必武被委任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后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项英调离后,任代理主任。这年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即中央党校) 。三月,董必武调该校任教务长,后任副校长。他很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当见到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实事求是,不可盲从,因而及时避免了学员中因思想幼稚可能产生的偏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遭受“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调党校任教务长,董必武同他多次交谈,鼓励他大胆工作。董必武在与毛泽东、徐特立等见面时,经常深谈交流思想,为此遭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他表示宁愿不做党校校长,也不能作不实事求是的检查。董必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践经验,亲自给学员讲课。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他联系中国情况,深入浅出,生动通俗地讲授巴黎公社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他还联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系统地讲授党的建设。学员一致反映,他讲的课内容充实,别开生面,给大家的印象很深。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先后召开。董必武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他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被任为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多次亲自主持审判工作,严肃处理了那些破坏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违反革命法纪的犯罪分子。他要求办案要有严格手续,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防止畸重畸轻。他虽因此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为“文牍主义者”,也毫不在意。由于他严肃地强调了党纪和法制,使根据地内各单位的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和机关工作都得到改善,提高了党的威望。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未能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红军被迫长征。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龄参加了长征。开始,他被安排在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与年近花甲的徐特立担任正副队长,带领三十来名女同志、六十副担架,负责沿途雇请和管理民工,收容、照顾和教育伤病员。他们不顾年老体弱,与队员同甘共苦,克服黑夜行军,天雨路滑,担架多,负荷重,民工少等种种困难,带领伤病员前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又面临敌人的重兵围追阻截。在危急关头,董必武积极赞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改向贵州前进的主张。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中央发现董必武在妇女队工作负担太重,调他到没收征集委员会,后又到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对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的决定,董必武竭诚拥护。一九三五年二月后,在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险行程中,年老体弱的董必武,匍匐着爬过铁索桥,拉着马尾巴登上陡坡,始终没有掉队。为了照顾伤病员,他经常把组织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拄着拐棍,安步当车。他还乐观地为百草繁茂但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和长达百里的色既坝设想了一幅将来大可改造的美好远景。他说: “革命胜利后有专人来这里考查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①在部队缺粮、少衣,不断减员的情况下,他组织干部,为筹粮、筹款、打土豪和扩大红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六月下旬,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严肃斗争的关键时刻,董必武又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边,积极支持北上抗日的方针。他明确指出: 张国焘的退却逃跑,是分裂党,是错误的。只有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八月,他调任上千队政委。十月,长征胜利结束。董必武在回忆长征时豪迈地说:“十三个月的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两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尽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①

长征到达陕北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极需培养大批党政军干部。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决定,在瓦窑堡恢复中央党校,并任命董必武为校长。

中央党校是在一无校舍、二无桌椅和粮盐柴草奇缺的艰苦条件下创办起来的。董必武面对物质上的困难,坚持与学员同甘共苦,和学员一样吃野菜和小米,住窑洞睡土炕,穿破旧衣裳,处处以身作则。他亲自给在树林、空地席地而坐的学员讲授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并采取先召集散居在各点的班主任集中到校部听课,再回去分别传授给学员等办法,弥补教员的不足。对文化水平低的学员,除一般课程外,还辅以语文、算术等文化课。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方面军党校并入中央党校后,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批判。有的学员对此认识模糊,董必武及时教育大家,把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严加区别,正确处理和团结四方面军干部,使学员们卸掉包袱,团结一致地学习和工作。党校迁到定边后开办了民族班,增加了蒙古族、藏族、彝族、瑶族等兄弟民族的学员。董必武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既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又教育他们适应革命环境接受改造。西安事变后,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张学良杨虎城部下的军官和从上海等地来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的人员,以及通过国共谈判从南京监狱释放的一批革命者,也到延安学习。因为这些学员情况比较特殊,中央决定专门成立红大(后为抗大) 四大队,着重团结与教育广大知识青年,董必武兼任该队政治委员。

在陕北期间,董必武除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外,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处理陕北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书记。五人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负责纠正陕北地区肃反扩大化错误,平反了许多冤案,解救了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一九三七年年中,在林伯渠赴西安筹备八路军办事处期间,董必武曾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的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民面临着“怎样救亡,如何抗日,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 的严重而尖锐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董必武在党的 《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一文,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十年内战的历史经验,提出“国共重新合作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惹人注目的问题”。他说: “只有重新合作,才是抗日救亡的前提,才能符合广大群众的希望,才能与世界和平阵线接近。”针对当时国民党方面有人提出共产党必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与国民党合作等不利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论调,他以大量事实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以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描绘和马克思主义者依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所描写的最合理最幸福、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进行了对照,赞颂了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认为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自当竭其力之所至以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促使国民党竭其力之所至以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争取平民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争取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的民生主义。这在抗日革命战争中是极端需要的。”董必武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辟论述,为破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之思想障碍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国共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于九月先期来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他任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主管群众工作组,负责统战工作。

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首先加紧筹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很快开展了工作。一九三七年底,他和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在武汉“八办”商谈了建立新四军和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他还为筹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重建湖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而积极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以董必武为首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不久,在他的领导下召开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湖北省委,下辖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区委;同时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在董必武、郭述申领导下,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湖北地区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作了《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两次讲演,还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宣传动员、组织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起来参战的重大意义。一九三八年一月,董必武又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和《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两篇文章,深刻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开放民众运动”,只有“给全国民众以充分的爱国自由才能把全国民众坚固组织起来,才能给他们以训练,并武装他们,使民众和政府、军队打成一片,结成一个不可消蚀的力量,在持久的艰苦的神圣抗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①十月初,董必武向新华日报社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和本报》的讲演,又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指出敌人存在的弱点和我们存在的优点,“乃是持久战可以战胜敌人的条件,握住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点,一定可以使抗战持久下去,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获得最后胜利。”②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我党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的伟大的战略任务,董必武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首先,他十分重视组织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工、青、妇各级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组织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在农村,他通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领导和组织了鄂中农村工作社、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中国农村社等抗日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斗争,使湖北从城市到乡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其次,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工作。董必武亲自会见辛亥革命老友、国民党湖北省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 (立三) 、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和国民党上层知名人士李书城、李范一等人,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他们共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商国共合作和抗日救国的大业,推动他们抗日。同时,他对广大华侨捐金献物和回国参军参战的爱国行动,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多次在办事处热情会见侨团代表,勉励他们为支援祖国解放事业而斗争。他还致力于发展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经常接见各国访华团体、友好人士及援华医疗队,向他们介绍我国抗战形势及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周恩来一起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前往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许多国际友人通过实地考察,同中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一九三七年冬,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遣彭康、方毅在黄安县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学员毕业后,一部分输送到新四军; 一部分分配到农村,准备发动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夏,董必武和湖北省委还委托陶铸通过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的关系,以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名义,由李范一出面,在应城县汤池、京山、皂市一带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举办期间,同国民党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同我们党内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涉也进行了不少斗争,坚持办了三期。这些学员毕业后,以合作指导员名义,分赴各县农村发动群众,准备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军部成立后,董必武同周恩来、叶剑英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传达了我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并要求他们从黄安七里坪、河南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鄂豫皖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①。王明借口华中与华北的条件不同,对中央这一重要指示置若罔闻,拒不执行。董必武果敢地抵制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五月,汤池训练班被迫解散后,董必武指示陶铸把训练班的名称改换为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培养干部。鄂中沦陷后,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学员,在陶铸、杨学诚领导下建立了鄂中游击区。董必武还派人到香港购进一批驳壳枪,送给鄂中游击区,有力地支援了鄂中的敌后游击战争。

五、六月间,董必武和边章伍等由武汉前往安徽舒城,做长期坚持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高敬亭(即高俊亭) 的工作。董必武到舒城后,经过一周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使高敬亭提高了认识,表示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听从新四军军部的指挥,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七、八月间,董必武通过武汉大学教授、河南鸡公山林场场长李相符的关系,以办园林试验农场为掩护,在鸡公山举办武装训练班,训练鄂、豫边区党政干部。董必武指示训练班的领导人,要大搞武装,要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造成全国的抗战形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持久战。学员毕业后,分配在农村,发动农民,开辟敌后根据地。十月底,武汉失守后,鸡公山训练班结束,学员全部转到大洪山打游击。从此,鸡公山和大洪山地区成为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董必武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武汉失陷前夕,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南方局统战委员会主任。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九三九年六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突袭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留守通讯处,制造了“平江惨案”,杀害该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干部六人、家属四人。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八月,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平江嘉义留守处遇害烈士启事》和《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五律四首,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平江惨案”的真相; 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歌颂了涂、罗诸烈士忠贞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 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兵戎相见、残杀我军的反动罪行; 庄严地表示了抗战到底,把日寇赶过鸭绿江的决心。在八月十三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追悼涂、罗十烈士大会上,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严正提出: 为遇害烈士雪冤; 以国法严惩凶顽; 揭破敌寇汉奸破坏团结的阴谋;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团结危机和坚持抗战等条件,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和准备投降的阴谋。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重庆的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一月十八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董必武同样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江南一叶是奇冤”的诗句。周恩来、董必武的题词和诗,歌颂了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卓著功勋,表达了对新四军殉难指战员的沉痛哀悼,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严重罪行。

三月一日,蒋介石为了制造团结、和平的假象,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我党毛泽东、董必武等七参政员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对于“皖南事变”之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要求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等。三月二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邓颖超以中共在渝参政员名义发表公开信,要国民党立即停止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 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释放新四军全体被捕人员;发还所有枪枝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由于国民党未接受这些条件,我党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从而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利用这次参政会粉饰太平,以挽救其政治危机的阴谋。

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周恩来奉命回延安后,董必武肩负起领导南方局的重任。九月十八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这时,我党参政员因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皖南事变”,已有一年多拒绝参加参政会议。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单枪匹马地出席这次大会。会议开到第四天(二十一日) ,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了自己不在会上进行反共的诺言,在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十八集团军“不顾大局,扩充实力,袭击友军,破坏抗战”。董必武听完之后,立即提出质问,并用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援助友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巨大功绩。他的有力反击,使何应钦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乃唆使CC分子捣乱,使会议无法进行。董必武愤然退席,并声明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在场的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对董必武这种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和勇敢机智的斗争精神,无不衷心赞许,极表敬佩。

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根据当时的形势,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的方针。董必武在传达这一方针时指出:荫蔽是为了保存力量,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决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消极荫蔽。每个党员要更好地把大胆和细心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我党在国统区正确执行这一方针,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而且有计划地安排了一部分同志的转移和开辟新的工作阵地,有效地发展了我党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我党的活动受到更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地下斗争、统一战线中上层工作和群众运动有机地密切结合起来,通过讲演会、纪念会、座谈会、聚餐会、祝寿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争取了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大量工作。

为了广泛团结各党派人士,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四年元旦,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提前为董必武作六十大寿,并从延安发来贺电。贺电说:“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彻了辛亥、五四、北伐至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二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①。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元旦那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全体同志集会,祝贺董必武六十大寿,重庆各界领导人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张申府等纷纷到会庆贺。大家在祝寿活动中,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磋商联合起来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的策略,并利用祝寿机会,先后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作诗、撰文,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誉董必武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而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夕,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革命力量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广大群众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董必武代表人民的要求,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各党派人士举行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上指出: “民主是讨论宪政的先决条件,民主更是今天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加强团结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不能实现人民总动员,也不能认真的由人民研究宪草,宪草也就不可能实现”②。接着,董必武分别和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张申府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频繁接触,努力促成在宪政问题上的联合阵线。为了把宪政运动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四月初,董必武出席了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王云五等人举行的宪政促进会,讨论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和开放言论自由等问题。五月中旬,董必武和张志让、张申府、史良、章伯钧、沈钧儒等三百多人举行宪政座谈会,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证言论自由。当时掀起的这股民主与宪政的洪流,有力地冲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的独裁统治。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十二月,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彻底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腐朽、没落的本质。广大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纷纷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董必武先后派出我党代表同民盟和西南、广西等地方实力派会商,共同提出: 实行民主政治,废除一党专政; 驱逐日寇出中国,恢复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实行中央、地方之分权制,在民主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加强与美、苏、英及其盟国之邦交,共同消灭法西斯,争取实现世界民主与正义、和平等五项斗争纲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由林伯渠、董必武于九月间分别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和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会议上,适时地提出召开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宣言,举行集会,表示拥护。十月十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国统区各界社会知名人士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冯玉祥、李济深、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广大工人、爱国志士、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我党号召。到一九四五年春,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向前发展。

在重庆期间,董必武对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方针,密切联系了各党派领袖人物,除个别接触外,还采取座谈、聚餐等方式,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他也做了许多争取工作,象冯玉祥、李济深等,后来都成了我党的朋友。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他除亲自同他们会谈外,还派我党干部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络,为解放战争后期争取他们起义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讨论和制订联合国宪章。国民党慑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同时还趁机打破国民党历来对解放区情况的新闻封锁,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向全世界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我们的政治纲领。旧金山会议结束后,董必武和随同前去的章汉夫、陈家康等继续在美国会见了华侨代表、美国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上层人物,向他们介绍了中国解放区情况和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本质,争取了华侨和各国人民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因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未能出席,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我党中央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刚刚由美国回来的董必武,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地停止内战的三项建议,并要求他们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前停止向我军的进攻。为实现我党的这一正义要求,董必武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先后拜访了黄炎培、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史良、李公朴、邓初民、李烛尘等,阐明我党的立场和主张,揭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真相,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参加反内战联合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的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他反复强调: 目前主要的议题,应该是停止内战问题,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动员起来,采取各种办法,坚决制止内战。

由于我党代表团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国民党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我党签订了 《停战协定》。同日,国共双方分别下达了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上,董必武和我党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围绕军队和政权问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月十四日政协第四次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董必武针对国民党在《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中提出的“国府委员人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出,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以及“国民政府主席有指定权、否决权、紧急处置权”等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提案仍然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保障个人独裁的方案。接着,他再次提出我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及改组政府的具体方案。他说,改组政府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 结束训政,国民政府委员会应为各党派参加的最高决策机关,要有权决定人选; 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席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防止手令制,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要经过会议通过方为有效。一月十五日,董必武又在政协第五次会议上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对施政纲领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人民应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以及实行地方自治,改组军事委员会等一系列代表广大人民要求的积极主张。在军队问题上,董必武按党中央指示,明确提出: 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他说,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目的是要吃掉人民军队,解除人民的武装。同时,他还针对中间势力提出的“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共产党在军事上做些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做些让步”的错误主张,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指出: 这种主张在客观上就是帮助蒋介石用军队国家化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董必武和我党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又一次教育团结了中间势力,从而极大地孤立了反动势力。经过激烈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五项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董必武和王若飞于二月十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会议情况。根据党中央对谈判整军问题的原则,他们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 一、中国革命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军队在手;二、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才能在内战发生时有力量制止内战,切记不能忽视掌握武装之重要;三、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基础上的统一,丧失了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基础,全国民主也难争到; 四、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五、他的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等等。这些意见立即得到了党中央同意,毛泽东在批示中曾给予高度评价: “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①汇报后,董必武和王若飞于二月十三日返回重庆。

国民党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就没有诚意,达成的协议对他们又十分不利,于是,便冒天下之大不韪,指使暴徒破坏二月十日在重庆召开的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较场口事件”。接着又在二月二十二日,借口所谓东北问题,再次指使特务暴徒诱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在重庆掀起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示威游行” ,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了报社工作人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系列极端严重的挑衅,董必武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一起,立即挺身而出,和特务暴徒展开了说理斗争,并向受欺骗的青年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号召受骗青年起来制止内战,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经过说服教育,不少受骗青年认清了国民党的阴险面目,有的立即反戈一击,和特务暴徒展开了斗争; 有的给《新华日报》写信,慰问受伤的同志,并表示今后决不再被人利用,也决不饶恕特务们的卑劣行径①。

三月间,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秘密策划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董必武得知后,立即公开提出: “必须坚持政协的一切决议,目前应召开政协综合小组讨论,保证原有政协决议,不能有任何动摇。”②三月二十一日,董必武向新闻界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我们预料本届参政会对政协之一切决议,一定会在各种掩饰下加以动摇,重复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各幕活剧,以谋不利于团结。因此中共参政员决不参加本届参政会”③。随后,他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目的是“推翻政协决议,企图仍以 ‘五五宪草’ 的体系来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这是今天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是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幕丑剧。”④他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识破国民党的阴谋,为使中国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而奋斗。

国民党反动派在撕毁政协决议的同时,公然违反停战协定,妄图用封锁、围困的办法,扼杀我中原解放区。从一月停战令发布至四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个地区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侵占大片土地,并在该区四周赶修碉堡工事,不许我方采购人员自由出入于中立区采购粮食,致使中原解放区广大军民处于无衣少食的严重困境。党中央派董必武前往慰问中原解放区广大军民,并帮助解决粮食问题。董必武接受这一任务后,于三月二十四日离开重庆到武汉。在武汉停留了数天,解决了粮食问题,当即赶赴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他不顾连日来的疲劳,立即深入到边区广大军民之中,详细了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困给边区军民造成的极大苦难,对边区军民进行亲切地慰问,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原解放区犯下的种种罪行,激励并号召全体军民发扬八年抗战中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董必武的到来,我党中央的关怀,给中原军区军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董必武在和军区首长商谈、安排好各项重大问题之后,四月七日离开宣化店,取道汉口,十八日回到重庆,便立即向记者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不断蚕食进攻解放区的真相。

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也随之来到南京。从此,董必武和周恩来又并肩战斗在南京和上海。

六月,蒋介石借口让黄河回归故道,部署在花园口堵口,企图水淹冀鲁豫解放区并割断各解放区的联系。董必武和周恩来及时向中外记者揭露了蒋帮这一毒计,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与我方就黄河堵口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先修复河道,将居民安全转移然后堵口放水的协议。但背信弃义的国民党政府,在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六月二十三日,悍然下令堵口放水。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进行交涉的同时,电告冀鲁豫党委对此项关系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必须时刻注意,不敢丝毫懈怠,要加紧进行复堤工程。从而使国民党堵口放水的阴谋未能得逞。

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下关惨案”,打伤了上海赴南京请愿的代表马叙伦等; 七月中旬又连续杀害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一起更为严重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七月二十八日,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争民主的牺牲》一文,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文章指出: 反动派已不敢采用宪兵、警察、监狱、法院等公开的工具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甚至连希特勒式的审判的诡计也不敢采用,而是乞灵于美国秘密传授的无声手枪,偷偷摸摸地进行卑鄙的暗算。但是无论反动派怎样疯狂与残暴,决不能挽回它垂死的命运。一个坏政府想靠特务的恐怖手段来维持其黑暗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人民是不会容忍的。他号召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勇敢地举起民主主义的光荣旗帜胜利前进!

七月,蒋介石公然违反政协会议关于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擅自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催促各在野党于九月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九月六日,董必武以个人名义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指出,此举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我们坚决反对,并郑重声明: 中国共产党决不接受这种未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单方面的决定。随即对来访记者揭露了国民党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反动本质,指出: 中国的反动派装出一副要民主的样子,但始终不肯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参政会不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装点“民主” 门面的一个花瓶。五人小组的商谈,亦不过是以谈掩打的迷人烟幕。国共谈判总是谈不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

内战全面爆发的头几个月,蒋介石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疯狂进攻东北的同时,又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市及其附近地区。董必武对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谴责,并多次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交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进攻。九月三十日,他和周恩来、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联名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备忘录,指出: “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①。

国民党反动派敢于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疯狂地发动大规模内战,是由于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董必武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内战比赫尔利来华时,规模要大得多。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军队已动员,美制之飞机、坦克、大炮现正与人民作战,在中国人民身上起毁坏作用。如无美国的装备、运输,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①美帝国主义除直接出兵出钱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外,还操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大量救济物资送给蒋介石作为发动内战的资本。董必武以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的身份,多次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其远东分署提出强烈抗议。他指出:解放区受敌伪损害最大,难民最多,占全国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三,而所获救济物资仅占二百分之一。这完全违反了联总规定的不得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之原则,致使救济物资不能分配到应该得到的解放区灾民身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不仅操纵了救济物资的分配与发放,利用救济物资武装军队,藉以扩大中国之内战,还派飞机故意轰炸运往解放区的救济物资,蓄意封锁解放区之救济口岸,使本已极少的救济物资无法运进解放区。他强烈要求联总采取适当措施,大公无私与合理地分配救济物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伪国大,最后关死了和谈的大门,国共谈判彻底决裂。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从此,董必武就担负起领导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的重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第二次下令在花园口堵口,二十七日挖开两条引河向解放区放水,妄图以此阻挡我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董必武立即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分别致函国民党水利委员会、行总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对国民党好战分子破坏历次黄河堵口、复堤工程之协议,破坏我方工程之进行,抢劫我方治理黄河之物资,不顾下游人民死活向故道放水等严重罪行,提出强烈抗议,并在一月五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黄河水患问题的讲话。随后,他于一月八日专程赴上海,与联总中国分署署长会谈有关黄河问题,并亲自向国民党政府及水利委员会提出质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不顾以往各项协议,急忙堵口放水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从而使国民党玩弄的黄河归故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

董必武十分注意争取、教育、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工作。当时中小工厂为了自救图存,成立了中小工厂联合会。董必武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告诉他们: “反动政府是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他们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任意摧毁民族工业,无恶不作。你们建立中小工厂的联合组织,就是要维护民族工业的生存。”①他帮助他们分析了中小工业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庇护下,养肥了官僚资本,摧残了民族工业”②。同时,他还针对中小工联部分会员只着眼于经济方面的思想,进一步指出: “各自为政,不过问政治是不行的。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繁荣就没有可能。”③使他们认识到要争取经济民主,必须首先争取政治民主。逐步引导他们参加到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洪流中去。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反动派最后撕掉了和谈的假面具,强迫中共代表团于五天内撤离南京、上海,并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代表团驻地。董必武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热抗议,指出: “褫夺中共人员自由,系非法活动。包围办事处的军警必须撤走。”①他同时教育办事处全体人员,要坚持革命气节,宁死不屈,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

董必武接到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宁、沪办事处全体人员于三月七日撤离南京。行前,他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国民党这一举动,显然企图配合政府之改组,俾求得美国政府公开的大量援助,借以鼓励前方颓落之士气,镇定后方动摇之人心,并残酷迫害日见猛烈之民主爱国运动”②。“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民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好战分子行将自食其恶果。”③ “目前虽战祸蔓延,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④。临上飞机时,董必武向送别的各界人士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⑤历史的发展正如董必武所料,在两年零一个半月之后,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这个被国民党盘踞二十二年之久的城市,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领导华北人民政府,支援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党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中共中央机构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分别负责指挥战争和领导解放区各项工作,任命刘少奇为工委书记,朱德、董必武为工委常委。刚刚从蒋管区归来的董必武,根据党中央决定,立即离开延安,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投入了为统一华北各解放区,准备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紧张工作。

为了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展生产,集中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一九四七年四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接受了这一任务后,立即赶赴邯郸,参加华北财经会议,就统一财经问题和各解放区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他指出: 必须积极促进财经工作的统一,但不可操之过急,要真正做到把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统一起来,还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此后,董必武向所属各级干部反复强调统一财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各战区内部联成一片,各战区间也联接起来了。要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范围的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财经工作必须统一。今后财经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并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要求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这一工作①。与此同时,他又和华北财办的干部一起研究了华北各解放区原有的财经工作的决定、法令、工作计划、出入口贸易、币价比值等等,并于八月二十五日亲自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明确提出华北财办的任务是: “制定华北各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 审查各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调剂与管理; 掌握各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 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等等。为完成上述任务,董必武领导华北财办,先后召开了军工生产、金融贸易等一系列工作会议,研究制定统一财经工作的办法、措施和切实可行的步骤; 撤销了各区间的关税壁垒; 规定了各区货币兑换比较合理的办法;增进了各区民间贸易的往来; 协同各战略区负责人调剂了贫富区的财政; 确定了战时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基本路线; 批判了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等等,调整了各解放区间的相互关系,解决了各区财经工作间的矛盾,逐步完成了统一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任务并为筹建中央财政准备了条件。为保证支援规模空前的人民解放战争和发展华北解放区的生产,迫切需要统一交通运输。华北财办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军工生产及交通会议。董必武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统一交通运输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交通运输的方针必须是:“一切为着争取战争胜利,一切服从战争需要。”①从而推动了华北、西北和华东各解放区公路、铁路、河运、邮电工作的统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董必武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 土地改革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前已提出来了,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彻底解决。这次土地会议就是要解决二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强调: “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才能胜利”。会议期间,董必武受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对农民分得土地后,如何减轻他们的负担,进一步调动他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八月十七日向大会作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农民获得土地以后合理地解决生产与负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假使新翻身的农民只获得了土地,而依然缺乏生产资具,假使农民感到负担太重,那就必然减少农民对于利用土地来从事生产的兴趣。所以生产和负担问题,必须和土地与民主问题同时解决,才符合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接着,他又针对农村经过土改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三项补救办法,着重论述了“在自愿原则下,把农村的全劳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组织起来互相变工的好处,和在自愿原则下,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的优越性。”他在谈到土改后如何公平合理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时,指出:“整理村财政、节约民力、减轻战勤负担,以及用改良制度、调整人事、民主讨论等办法,来达到负担的公平合理,这是今天解决负担问题最实际的办法,也就是公私兼顾、军民两利的办法。”他还说:“不顾战争需要,单纯要求减轻负担,这种‘仁政’ 观点,对革命是有害的,也是损害群众整体的久远利益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指挥之下,实现华北的全面统一。五月成立了华北中央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

经过一系列准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在石家庄开幕,董必武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他在开幕词中指出: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因此,它是一次划时代的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正式合并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并于八月十八日选举董必武、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等二十七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九月二十六日,董必武率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并在就职大会上讲话,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明确提出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 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从各方面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华北解放区党政军民各界,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响应华北人民政府的号召,立即掀起了空前的生产和支前的热潮。董必武在总结支前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时,十分满意地指出: 由于党政军民上下团结一致的努力,只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就动员、组织了四千七百余万人力、一千七百余万畜力支援前线,供应了各种军需物资八亿七千多万斤,有力地保证了平津、徐州、晋中、察绥、淮海以及大军南下、西进等重大战役的军需供应,保证了各路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增加支援前线的力量,必须在统一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上,迅速统一华北、西北、华东等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以减少军队在行进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不便。为此,党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任命董必武为部长。他遵照中央的指示,为统一华北、西北与华东三区的货币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他还带领中财部的干部审查了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研究了各解放区执行财经政策的情况,调剂了各区之间的财政收支及财经关系,提出了统一各区财经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为尽快实现三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党中央决定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作为三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由董必武兼任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立即主持华北财经委员会,研究统一三区货币的具体办法和步骤,决定先将晋冀鲁豫边区之冀南银行与原晋察冀边区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固定比价,互相通用,成立华北银行; 接着又于十二月决定,将华北币与山东、西北各区原有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在各区货币统一流通的基础上,又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同时,又进一步调剂了各地区的财政,统筹了各地区的贸易,审查并建立了各种经济法规,收集整理了有关财经工作的大量资料,初步实现了华北、东北、华东三区财政、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的统一。

董必武十分重视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他在就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所建议的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首先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十月六日,他在人民政权研究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权。他认为以往我们在解放区建立的革命政权,一般还是军政府性质的,还没有取得建设完备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经验,这就需要通过实践加以摸索,逐渐完备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此。他提出在整顿基层政权的同时,要积极为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作好准备,并在土改已经完成的地区,进行了用普选的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重点试验。经过一系列的摸索和试验,董必武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对村县政权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具体的步骤。他说: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村级,小村可用村人民大会,大村可用村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村人民政府;县级要用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县人民政府。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搞好政权建设工作,必须注意发动群众和加强党的领导①。在以董必武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华北地区普遍进行了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选举工作,为人民政权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董必武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他曾明确指出: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就要创建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来维护新的社会秩序②。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他提出了建立人民的法典与健全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号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北人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颁发了《废除国民党法统及其<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令》的训令。董必武亲自领导司法部门举办司法干部训练班,帮助司法干部确立革命的法律观点,批判旧法思想,总结人民革命多年来的政法工作经验。为了促进中国的法学研究,董必武还发起建立了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并当选为领导人。

为了培养足够的干部适应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迎接全国解放,董必武明确提出教育必须向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并首先从整顿和发展中、小学教育入手,切实搞好中、小学的教育改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华北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批评了工作中存在的游击作风和无纪律无制度现象,要求学校教育必须以提高文化为主,把教育工作提高一步①。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董必武当选为主任委员。他多次主持召开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研究讨论高等学校的招生原则、毕业生的训练与分配、文物与图书的管理以及大学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问题。

在抓大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董必武还大力提倡开办冬学和民兵夜校以及在新解放的城市举办干部学校,把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市政管理和建设干部,为作好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我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为准备建立全国的人民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起下,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开幕。董必武参与筹备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参加制定共同纲领的同时,还担任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的组长,首先起草了 《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对国家名称、政权性质、最高政权机关及其组织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随后在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董必武还领导、动员华北人民政府的干部努力工作,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他对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作了《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和职权,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代表中国人民做政治协商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各界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必须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接着,他又论述了团结民主人士,发展壮大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我们联系得愈广泛愈紧密,我们的敌人就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顺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①。“为了孤立反革命势力,必须争取可能争取的一切人士归向革命”②。

在我党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政府的号召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及海外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并陆续来到华北解放区。董必武以高度热情和诚挚态度进行了接待,并向他们表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解放战争中,曾得到各方民主人士的支持,现在残敌就歼为期不远,全国解放已经在望,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繁重任务,急需群策群力扶助,希望更加团结起来,共同奋斗①。

为了动员广大知识分子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大力推动并促成组织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董必武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并于七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必须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方针,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服务。此外,董必武还在全国自然科学、全国社会科学以及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胜利开幕。董必武在会议进行的第二天,作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这次会议,依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全国政权。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当时,国民党政府逃跑后遗留下来的党政机关人员和档案、图书、财产以及各种物资急待接管。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政务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一切接收事宜。董必武受中央指派参加了该委员会工作,并参与制订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条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率华东区工作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进行接收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接收、训练、安置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各系统的旧人员二千多名,接收了各种档案、图书等六千多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察哈尔北部发现鼠疫。董必武奉命于十月二十七日召开紧急防疫会议,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讨论并制订了各项紧急防疫措施。随即成立了防疫总队,组织四千多名医务人员开往疫区,进行了防疫灭灾的大量工作。在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防疫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迅速制止了鼠疫的蔓延。这期间,董必武还多次主持召开各种救灾工作会议,对因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破坏较严重的河北、山东、苏北、皖北、陕北等地四千万灾民,进行了救助。在他的建议下,十二月下旬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他立即主持制定了中央救灾委员会组织通则,并在一次会上指出: 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受的“灾”,正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祸”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中国人民贫穷和灾难的总根源。他明确提出: 救灾工作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互助自救,政府给灾民以必要的和可能的救助,有计划地采取救灾与生产结合及以工代赈的办法,把救灾工作与兴修水利、治河、植树和增进农村副业结合起来。随即派出工作组到灾情严重的地区慰问; 同时发起组织城市节约劝募运动,为灾区募集了大量的寒衣和救济物资,调拨了灾区所需的口粮和种子。由于措施得力,工作扎实,使大批灾民得到救济,并为灾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政府还拨出一部分经费并号召各地工会、工厂、机关、学校、部队捐助,进行了城市的失业救济。一九五○年夏初,中央防汛指挥部成立,董必武兼任指挥部主任,因指挥及时,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洪水灾害,并督促了各地的堵口、排水和种麦工作。

为了迅速战胜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一九五○年开始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董必武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领导政法部门主持并积极推动了各项运动的开展,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人民法庭组织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多种法规和条例,保障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董必武一贯十分重视政权工作,不止一次地论述了政权和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革命者所以重视政权,因为他们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摧毁旧政权机关,依照革命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新政权并加以巩固。这些都是建设新社会的先决条件。”①而且只有建立新政权机关,才能实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彻底解放; 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才能保障我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董必武协助周恩来将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机构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并领导制定了《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组织条例》、《惩戒违法失职人员暂行条例》及《任免国家机关人员条例》,建立了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公程序,加强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接着,他便担负起领导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地方政权的繁重工作。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采取了由解放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再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作法。董必武对这一新生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十分重视,他说: “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个制度是最便利于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形式,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最好办法。”②他还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目前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最合时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为了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参与领导制定了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农村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为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后,董必武派政法委员会干部到北京、山西、察哈尔、河北等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政权建设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一九五○年七月,董必武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搞好建政工作,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提出了目前建政工作的重点在县,应首先把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以示范区、乡,并带动区乡。

为了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董必武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向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县长会议,以便先从华北地区开始,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大行政区。经过一系列准备,华北县长会议于九月二十三日召开,董必武在会上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重要报告。报告指出: “目前我们国家政权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因为人民代表会议如果开得好,就能广泛地动员人民起来管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事务,就能使广大人民积极地和我们一道去完成当前诸般工作任务,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能监督我们的工作,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以便及时加以纠正。”①当前,“在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应以开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关键。”②他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因此,要加强国家政权,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党领导国家政权,决不是说党可以代替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直接向国家机关发号施令。党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应当理解为经过它,把它强化起来,使它能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

华北县长会议后,董必武又根据县、乡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三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毛泽东写信,提出“各地建政工作除必须党来领导外,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较好些;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①毛泽东对这些意见极为重视,第二天就给董必武写了回信,信中说:“我认为你给华东局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②

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在当年召开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 (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月六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 (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重要讲话,论述了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而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必然发展。这样人民权利的充分发挥,将更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更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使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更加完备,更加巩固,使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的实现,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会后不久,董必武就从政法委员会抽调干部,到济南市进行普选工作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试点,总结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

一九五三年九月,党中央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投入了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为了使政权建设促进并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董必武于十月三十一日在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作了《认真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好民政工作》的报告,着重论述了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 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愈强化,就愈能有力地领导和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是保证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必要条件。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董必武在大会上作了《五年来政治法律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加强守法思想问题》的发言。他说:“从一九五三年起,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普选运动,使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更充实更完备的新阶段。五年来政权建设的经验证明,凡是认真发扬了民主,把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提交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或小组会议上展开讨论,并且充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那里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得到发挥。政府工作就有朝气,就可以少犯或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在大力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又致全力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他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作过多次极其精辟的论述,指出: 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一经脱离了战争的影响,司法工作和公安工作就成为人民国家手中对付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工具。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的新法制这一紧张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政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完善的法律。接着,他参与或领导制订了《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全国犯人劳动改造条例》,以及民法、刑法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和法令。

董必武对中央与地方政法机关的建立给予高度的重视。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他就协助周恩来,迅速地建立了政治法律委员会以及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等政法部门。不久,各地司法局以及公证机关、律师制度等也先后建立。一九五一年五月,董必武领导政法委员会讨论决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负责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察署、法院、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并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

随后,董必武又以很大的精力领导了司法队伍的整顿和建设。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央政法部门按照董必武的指示,组织了四个联合视察组,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北进行有重点地调查研究,发现司法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他立即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改造全国的司法机关和干部队伍。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支持下,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董必武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在运动中,他多次作了重要讲话,论述了建立与健全司法机关的重要意义,指出司法工作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的直接工具,是组织与教育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他还论述了彻底改造与整顿各级司法机关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将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从审判部门中清除出去。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底,全国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结束。这次运动使全国司法干部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提高。

在改造旧司法人员的同时,董必武非常重视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政法工作干部。他多次指出: 加强培养政法干部,是我们党领导政治法律工作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他针对全国解放以后政法干部极为缺乏的状况指出,过去对政法干部的培养问题注意不够是可以理解的,若今天再注意不够,政法建设就很困难了。又说: 对于干部培养,如果现在不考虑到将来工作发展的需要,等到事到临头再筹办,是会赶不及的。因此,董必武一开始就积极抓紧政法干部的培养和政法院校的筹建工作。一九五○年五月,董必武主持召开的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第一次会议,就研究了对大学政法院系的课程改革问题。一九五一年五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设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建议,并亲自领导筹办和调配干部、教师等工作。一九五二年十月,他又全面具体地提出了训练政法干部的意见: (一) 各大学的政法院系: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训练; (二) 政法干部学校:对政法干部进行轮训; (三) 各省市开办政法干部轮训班。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撤销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董必武得知后,立即指示必须恢复与重建。他亲自给北大法律系调配了领导干部,对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意见。在他的关怀与推动下,北京、上海、重庆陆续成立了政法学院。他还提出办中级政法学校,在普通中学设立宪法课,配备宪法课教师等一系列积极的主张。

为了促进法学研究,加强同各国法律团体的交往,扩大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影响,经他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四月成立了政治法律学会,他被选为会长。他以这个身份,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我国法律建设的成就,广泛交流了经验。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法学杂志《政法研究》于一九五四年创刊,法学研究所和法律出版社也相继建立。

为了总结司法工作的经验,研究司法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董必武于一九五三年四月领导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并作了《论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报告,明确提出了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他指出: “目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司法工作更加繁重,今后应加强司法工作,以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一九五五年三月,董必武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他说: 司法工作的锋芒是“通过审判活动,配合公安和检察工作,镇压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特务分子,打击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分子,同时通过工矿企业中的责任事故案件的处理,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守法教育。”他还要求各级法院把审理有关经济建设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漏洞,向有关方面提出改进工作和预防犯罪的建议。

为了保证法院能正确、合法、及时地处理有关经济建设的刑、民事案件,遵照有关法律规定,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铁路、水上运输审判庭; 各省市法院设立了经济建设保护庭 (组) ,并加强了对这些专门审判庭 (组) 工作的监督和检查,使其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公证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了。这些机构的建立和公证工作的开展,对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以及提高审判质量和政策观点,都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搞好审判工作,提高审判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董必武十分重视实事求是地总结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在他亲自主持和直接领导下,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最高人民法院派出工作组与下级法院结合,对十四个大城市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总结。在此基础上,他亲自拟定了起草刑事诉讼法指导思想的提纲。与此同时,他领导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各地调阅刑事案卷一万九千二百多卷,并邀请立法、司法部门和政法院校的专家进行座谈和研究,对有关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还利用外出开会的机会,了解各地法院的工作情况,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或重大案件作出原则指示,及时发现并纠正一些错捕、错判的案件。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在由新疆返京途中抵达兰州时,听取了甘肃省法院和检察院负责人的汇报后,纠正了两起重大错案。他针对乡干部由于强行制止农民为求雨唱戏拜神遭群众殴打,有关领导部门认定群众殴打干部是现行反革命的活动,将四个农民判了死刑、一个判无期徒刑、两个判长期徒刑的重大错误,指出: 农民有封建迷信思想,只能靠细致的思想工作去消除,而不能靠政府下令制止。干部强行干涉是不对的,怎么能把这些农民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和徒刑呢? 他还进一步指出: 法院办案要注意两个界限,一个是要弄清有罪还是无罪,不能把无罪当有罪; 一个是要弄清该杀还是不该杀,不该杀的杀了,错误就难以挽回了。董必武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精神,使广大政法干部深受教育。

为了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董必武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法制宣传。一九五四年五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再次提出必须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认识“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照规定的程序制定出的,是全国人民的意志经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又经过一定的手续讨论通过的。” “它的意义是庄严的,通过它的手续是慎重的。” 因此必须注意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他进一步论述了要教育人民守法,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成为守法执法模范的重要意义,指出: “目前应该很严肃地提起国家工作人员的注意,大家应该守法,并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这对贯彻我们党的总路线有重大意义。”

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作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再次论述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说: “为了实现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党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一切违法犯罪的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只有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在论述怎样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时,董必武明确提出: “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说: 要做到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执行,按照规定办事; 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违反。” “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他还说: 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定期讨论,定期检查。党的监察委员会要关心法制工作,认真的监督党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董必武的这些论述,对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为人民造福鞠躬尽瘁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七十四岁高龄的董必武,早在一九五六年即开始向党中央提出申请: 鉴于自己年事已高及身体状况,不要再安排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主要职务,以便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创造接班条件。

经再三申请,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批示同意改换他的工作,并希望他勉为其难,为党担负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严肃认真地挑起了一个高龄老人难以承担的重担。首先,作为国家副主席,他肩负起接待国宾和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大量的外事活动; 还以中国政法学会会长的身份接待许多外国法律工作者的访问; 同时作为党政领导人之一出席党和政府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参加一些部门的工作会议,并在这些会议上认真地贯彻党中央有关重大问题的决议精神。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先后出席了政法部门召开的全国公、检、法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残废军人、烈军属、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两个会上分别作了《正确总结经验,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和《做出更优异的成绩》的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政法部门取得的成绩,要求把政法工作提到更高水平。针对某些人过分强调我国立法工作不完备的说法,他指出:“……我们不追求形式。只要合乎马列主义原则,合乎实际需要,……草创伊始,不会那么完善。……只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不断地修改,就一定能够一步步完善起来的。”

董必武在一九六五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时他已年届八十高龄。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先后到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视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北起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南至南海之滨的海南岛,东到烟台,西至新疆,都留下了他的辛勤足迹。他视察了各地的工矿企业,水利工程,边疆民族自治区,以及各地人民公社。每到一地,都深入到车间、工地、食堂、大队,调查了解了这些单位的生产、科研、群众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赞扬了一些单位高速度生产、施工和改变生产面貌的成绩,并对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抓好生产、搞好生活提出了积极建议,有时还身体力行,促其改进和实施。他在每次视察之后,都及时地与有关同志一起把了解到的情况系统地加以整理向中央汇报,供中央指导工作时参考。一九五九年视察东北地区时,他了解到传统的黄金产区生产下降的情况后,便和同去视察的朱德、林枫等联名向中央报告。此后,又多次向冶金部的主管人员了解我国解放后黄金生产的情况,指出在国际市场上黄金是最自由的外汇,增加黄金生产是最大的积累,是扩大进口技术设备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建议凡是有条件生产黄金的都应积极安排生产; 还建议规定超产提成制度,允许地方在提成范围内从国外进口一些地方上需要的设备,藉以鼓励发展生产,促进国计民生。他非常关注这项工作,直到一九六四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出有关发展黄金、白银生产的意见。他在视察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对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文化教育,进一步建设民族区域自治,都作了赞扬和鼓励。在内蒙古视察时,还对昭君墓作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的题词。他在视察中,了解到许多地区农村烧柴很困难,便积极设法解决。当他在报纸上读到沼气可用于做饭、照明和发电的报道后,便向湖北沼气利用研究小组和农业部主管沼气工作的同志了解沼气情况,并亲自到利用沼气较好的县、市实地调查,还查找有关沼气的技术资料。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他得出结论: 在农村推广沼气,经济上合算,技术上可行,既能解决烧柴困难,还可照明发电,能节省大批柴草、稻麦秸、煤炭、煤油和植物油,同时有利于积肥和环境卫生,是一举多得,其利无穷的大好事。于是他建议先在湖北省的几个县试办,取得经验有了把握,尔后逐步扩大范围。从而推动了沼气的广泛利用和推广。

董必武对植树造林工作花费了更多的心血。他在各地视察中,特别是一九六三年视察了宁夏和内蒙古自治区后,对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前的工农业生产,而且关系到子孙万代。一九六三年底,在二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植树造林的专题发言。此后直到一九六六年,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工作。他要求把植树造林工作由过去多从国家、人民现时需要着眼,提到进而为农业保持水土、改良土壤、防旱防涝、防风固沙、促进农业丰收,更进而为改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造福子孙万代着想的高度。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植树造林工作的设想,建议把广大农村充分利用四旁植树和铁路、公路利用两侧隙地植树作为重点,号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农户大办林业;铁路、公路要把植树作为本身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设想,如果按五千余万农户,每户年植十株树计算,每年可植树五亿余株; 又据铁路、公路章程规定,路两侧应留隙地十五米宽,除去不能植树的地段,按十七八万公里计算,每公里可植八百到一千株树,三十年成材可得六百五十万到八百五十万立方米木材。他还设想各省区利用驻屯军队有计划地在荒山荒地植树,再动员学生作为植树造林的一股巨大集体力量。他在同年六月份给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的信——《植树造林工作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就如何解决植树造林中的思想问题,如何建立各种制度、做出规划、确定林权、收益分配,甚至连育苗、经费、技术指导等等细节,都提出了具体措施,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各级领导。他亲自到广东、广西、湖北、山东等许多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部队、学校以及林业部、交通部,做各级领导的思想工作,抓各种植树造林的先进典型,并把他们的经验进行交流推广。在董必武的推动下,植树造林在很多社、队,在铁路、公路两侧和后方驻军中开展起来,并取得显著效果。湖北、广西、烟台驻军和河溶中学等,都纷纷向他报告植树造林成绩。林业部、交通部召开全国公路绿化经验交流大会时,他亲自写了贺词。为了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的宣传工作,董必武还把关于植树造林的设想写成通俗易懂的长诗; 并且为林学院写了《为林学院补壁》七言绝句两首:“秃岭荒山须覆盖,河滨河坝要经营。环村尽有空闲地,树木栽培志士争。” “利在将来常被忽,效生左右会当寻。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年动乱开始的前夕,他还在抓植树造林经验的总结、推广。

董必武从改变农村面貌,提高社员生活水平着想,非常重视多种经营。他曾为推广蓖麻蚕亲自做试验,取得成功后又由小及大逐步推广到红安、湖北河溶中学等三个不同条件的地方进行试养,并在选蛹、选蛾、选种、保暖过冬等一些关键问题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一再嘱咐试养的地方,待取得实际效果以后再建议当地党政领导部门向农村推开,以保证农村能获得实际利益。

如今,植树造林、沼气利用、饲养蓖麻蚕、黄金生产等等事业,都已在董必武辛勤耕耘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这些既有利于当前国计民生又能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比起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它却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董必武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洞,党要用我去补,我就把它补起来。轰轰烈烈的工作固然需要人去做,但补洞洞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俗话说: ‘小洞不补,大了二尺五。’ 补洞洞的工作搞得好不好,有时也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董必武在八旬高龄的晚年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人民奔波劳碌,却自谦为负重的老牛。他以“驽骀荷重难胜任,唯望鞭驱使凛竞” 的诗句,鞭策自己除了 “吃点草料” 之外,不应再向主人索取什么了。他处处为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着想,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勤俭节约,对一粒米、一张纸、一点汽油、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常珍惜。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再教育人们说: 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人浪费一点,就要给国家增加很大的负担。

董必武对青年一代寄予极大的期望。他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接见《中国青年》杂志记者访问时指出: 青年是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应在祖国建设事业中贡献更大的力量。要搞建设没有学问,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青年时期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和锻炼身体,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理论水平,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增强自己的体质,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青年要立大志,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它和运用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改造客观世界。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又红又专。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自觉性,要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不怕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要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革命动力①。

董必武虽然离开了领导实际工作的主要岗位,但他并没有卸下自己的担子,而是以更高的热情为党分挑重担。他说“要演好一场戏光有主角、配角,没有跑龙套的,戏就演不成,主角要认真演,配角和跑龙套的也要认真演才行。”他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把一些人们不大注意,甚至被人们轻视的工作承担起来,并且认真负责地把它干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必武虽然在党的“九大”、“十大”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十大”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甚至对外以国家代主席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很多重要会议、重要决定根本不通知他。就连“亲切长征伴”、“堪为我辈师”的徐特立逝世的消息,也是在五天后从《南方日报》上读到讣文才知道的。非但如此,他自己也屡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一九六八年,他同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被诬为“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准备搞武装叛乱”,“要搞政变”,遭“勒令检查交代”。一九六九年林彪、江青一伙又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强迫他离开北京到了广州。一九七○年除夕,他喜遇叶剑英,当即赋诗: “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发出了无限感慨。一九七二年,他对“立功丰不伐,求艺广多成”,“忆昔比邻住,曾为倒屣迎,訚訚谈国事,了了述边情”的陈毅被折磨病死,发出了“栋折我忧压,伊谁继直声”的忧虑。董必武对党和国家的不幸心急如焚,为战友被逼相继去世无限悲愤。但他既未向林、江一伙屈服,也未对中国革命丧失信心。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以多种形式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 “老牛负重耕荒地,斑豹韬文隐雾坳” ,示以注意警惕坏人的阴谋诡计; 并以“风来有迹叶微动,潮退无声滩渐明”的诗句,教育他们坚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当他看到造反派小报上诬蔑许多老同志是“叛徒” 、“特务” 、“投机分子” 时,便对身边的同志说: “经过党多年反复地审查和考验,绝大多数叛徒、特务、投机分子在党内存不住身,早被历史淘汰了。”就在很多老干部遭受林、江一伙的围攻时,他在自己所属的党支部会上,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根据自己在党内五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向全体党员追忆党的历史,赞颂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当九届二中全会揭穿林彪、陈伯达等人的阴谋时,他赋诗“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必露,岿然牯岭孰能冲。”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在林彪及其死党叛逃坠机死亡时,他写了 《观坠机中尸影》诗,无情痛斥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好话说尽如新莽,坏事做绝似法西”。董必武对林、江等一帮的独裁统治无比气愤,他在给一些老同志和某些单位题字时,多次写“群言堂”三个字的大字横幅,示意人们要同林、江一帮人的独裁统治斗争,疾呼不要窒息民主,不要堵塞言路。

董必武没有被林、江一伙的嚣张气焰压倒。他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参加一些对党、对国家有益的工作和活动。一九六六年八月,他遵照“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命他编写党史的指示,提出组织党史编辑委员会及其人选,准备编写党史,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能实现。他积极参加对外的国事活动,增进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谊,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为了搞好这些活动,他总是在事前认真查阅有关国家各方面的资料,充分进行准备。会见时常常一、两个小时,必要时以更长的时间进行交谈。有时甚至忍着病痛,用药维持也从不延误预定的接待活动。一九七五年初,他已经九十高龄,且身染沉疴,但还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后,他置身体病痛于不顾,仍参加了对外的国事活动。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董必武写了 《九十初度》 自寿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阐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坚贞信念,对党对祖国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无所畏惧的乐观胸怀。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因肝癌不治,与世长辞。

编辑组附记:

一、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一)董必武的有关著述

1. 为蔡济民洗雪公电。

2.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报告。

3. 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

4. 在武汉三镇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5.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惩治、审判土豪劣绅等二个条例的说明。

6. 给何叔衡的信。

7. 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

8. 怎样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9. 关于参政会五要案向中央的报告。

10. 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发言。

11. 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驳斥何应钦的发言。

12. 接见中小工业界代表时的讲话。

13. 就宣化店之行的任务及国民党围困、进攻中原军区的罪行等问题答记者问。

14. 为呼吁立即停战实现和平等问题给国民党代表的信。

15.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黄河水患问题的讲话。

16. 在晋察冀边区干部会上作关于蒋管区一般情况及民主运动的报告。

17. 在华北人民政府草拟施政纲领和计划专门委员会上的讲话。

18. 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 就察北鼠疫停止蔓延、开放京绥路交通事给铁道部的信。

20. 政务院第六次会议上所作关于华东区工作团的报告。

21. 在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机关会议上所作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

22. 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几项重要工作。

23. 关于成立政法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24. 关于建议建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给刘少奇并毛主席的信。

25. 关于东北地区情况和问题的报告。

26.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黄金、白银生产问题的发言。

27. 关于植树造林、养蓖麻蚕等问题与湖北林业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

(二)董氏族谱。

(三) 内阁官报。

(四)董必武同志少年时代在麻城宋埠张杰湾的读书活动及宋埠教案的调查报告

(五)黄安县志

(六)李维汉、王震、杨尚昆、熊瑾玎吴德峰、郭述申、茅盾、何长工、夏之栩、刘昂、袁浦之、侯政、潘琪、许涤新、曹靖华、董献之、周梦萍等的回忆录或访问材料。

二、本传略由吴大羽主持,刘廷晓(分担第一、二、三章)、张永远(分担第四、六章)、曹为 (分担第五、十章)、马鸿儒(分担第七、八、九章) 参加,集体编写修订完成。牛立志参加了第一稿的第十章、谭玉轩参加了初稿的第九章的工作。董良羽参加了全稿的讨论修订,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并承中央档案馆,重庆、湖北、南京和上海等省市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注释

①清代学政及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士子,称为“观风”。

①《扬州十日记》,清扬州人王秀楚著。1645年清军南下,史可法率全城军民坚守扬州,进行抵抗。城破后,清兵曾大肆屠杀十天。王秀楚身历危境,就所见所闻而记之。

②《嘉定屠城记》,清朱子素著。记叙1645年清军南下,嘉定人民公推黄淳跃、侯峒曾为领袖,坚守城垣,奋战十天,终因众寡悬殊为清兵所破。清军破城后,三次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①转引自董献之:《董必武青少年时期生活片断》,载 《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②董必武: 《辛亥革命三十周年》,载1941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 (重庆版)。

①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载1938年3月20日《新华日报》 (武汉版)。

①董必武: 《忆友人詹大悲》,本组存有影印件。

①参见董必武: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 (原件存本组)和 《忆友人詹大悲》等。

②参见董必武: 《忆友人詹大悲》。另见海林·福斯特·斯诺:《董必武小传》,载《中国共产党人传记》,1972年美国格润乌德出版公司出版。

③董觉生: 《潘怡如先生墓表》。

①董必武: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

①1927年1月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董必武: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载1927年1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宣言》,载1927年1月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1月8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董必武: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载1927年1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2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3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本段引文均见董必武: 《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载1927年4月5、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湖北省党部给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信》,载1927年3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4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5月20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6月28日 《楚光日报》。

③1927年7月9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②1927年6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7月19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指董必武的《忆友人詹大悲》,1928年写于日本。《忆友人詹大悲》是我们拟在正式发表时采用的标题。

①董必武: 《从毛儿盖到班佑》,载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编辑的 《红军长征记》。

①董必武:《长征中的女英雄》,载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编辑的《红军长征记》。

① 董必武: 《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载刘天囚编《抗战报告丛书之三》,1938年1月初版。

② 董必武: 《目前形势与本报》,载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 (重庆版)。

① 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 (1938年5月22日)。

①毛泽东: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0页。

①《中共中央电贺董必武同志六十大寿》,载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 (重庆版)。

②1944年2月2日 《解放日报》。

①王若飞、董必武:《关于整编军队问题的书面意见》,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参见1946年2月《新华日报》及李金德的回忆材料。

②董必武: 《在宪草审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载1946年3月19日 《新华日报》。

③《董必武就中共参政员决不参加本届参政会事,答新华社记者问》,载1946年3月21日 《新华日报》。

④董必武: 《答〈七七日报〉记者问》,载1946年4月6日 《七七日报》 。

①《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就国民党军队若不停攻张家口,应负国共关系最后破裂的责任事,给蒋介石的备忘录》,载1946年10月6日 《解放日报》。

①董必武:《评马歇尔离华声明》 ,载1947年1月13日《新华日报》。

①②③徐崇林: 《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1辑。

①董必武: 《向上海市长、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局长提出的书面抗议》 (本组存有复制件)。

②③④董必武: 《撤离南京时的书面讲话》,载1947年3月7日《解放日报》。

⑤刘昂: 《董老领导我们战斗在虎狼窝里》,载《红旗飘飘》第17集。

①参见董必武: 《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

①董必武: 《适应形势发展,做好交通工作》。

①参见董必武: 《关于农村建政问题的谈话》 (本组存有复制件) 。

②参见董必武: 《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参见董必武: 《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载194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①②董必武: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参见董必武: 《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的讲话》,载1949年3月2日《人民日报》。

①②董必武: 《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②董必武: 《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①董必武:《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华东局的信》,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毛泽东给董必武的复信,载《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参见董必武:《立大志》和《怎样培养和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分别载于1960年第1期和1963年第3—4期《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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