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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人物传,邓中夏生平事迹,邓中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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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字仲澥,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 (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邓锡锦亦农亦商,逐步创下小康家业。父亲邓典谟,清末举人,曾任清朝浙江省温州、台州两府学务佐治员,北洋政府诠叙局主事、衡山县知事、湖南省参议会候补议员,南京国民党行政院三等书记官、一等书记官等职,晚年回乡教书,并从事著述。他为官数十载,只是留有为数众多的诗集文稿。他有子女七人,六男一女,邓中夏排行第二。

(一)

一九○一年,邓中夏发蒙读书,就读于族办私塾——增经门学。一九一一年考入宜章县城閤邑高等小学堂,为该学堂唯一获甲等廪生者。因成绩优异,邓中夏提前于一九一三年春考入郴县第七联合中学。举家欢喜,深望他能学优入仕,光宗耀祖。

在第七联合中学读书期间,邓中夏各科成绩均列甲等前三名,是宜章在该校的特等生,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该校有位由日本留学归国的陈姓体育教师,给邓中夏以深刻的影响。陈老师在给学生上体育课时,讲了他在留日时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有一次,日校举行游泳比赛,规定凡是取得前五名的学生,可以免缴一年的学杂费。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比赛结果是他得了第一名。但他不但没有享受到免缴学杂费的优待,反遭日本学生的一顿痛打,唯一的理由是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不配得第一名。邓中夏听后愤慨不已。他从此一直以这件事鞭策自己,坚持体育锻炼。

一九一五年夏,邓中夏借用哥哥的文凭,改名邓康,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文科乙班,与蔡和森同学。他早诵夜读,刻苦用功,开始对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中的民族思想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中的爱国思想发生兴趣。同时,他也受到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新思想的影响,还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鼓吹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是年冬,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他感慨赋诗,斥责权奸,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一九一七年夏,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师,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入校后,他一心攻读古文,是个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潮激烈斗争的场所。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名流到校任教和工作。蔡元培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学生自由选课,提倡学生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支持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活动。这个办学方针使得北大的学术讨论和自由争辩之风盛行,从而使得长期钻古书堆、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的邓中夏深为震动,很快的觉醒过来,志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参加哲学研究会,并组织该会一些同学成立哲学自学小组,不时地探讨中西哲学及时事问题。他给自己取笔名“大壑”,即要象峡谷那样容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开始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曾毫不犹豫地将一位同乡花三块银元买来送他的王先谦所注《庄子》撕得稀烂,并且明确表示: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不能再埋首书堆,要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九一八年五月,北大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课请愿,邓中夏是此次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事后他又积极参与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并被选为负责人之一。但不久,学生救国会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压。事实教育了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使他们认识到救国光靠学生的请愿是不行的。正好这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学生走向社会;李大钊也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等文章,极力号召青年到民众中去,进行民主主义宣传。一九一八年底,邓中夏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和几位同学一道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现实生活的体验,使邓中夏愈加感到提高 “民德民智”的迫切性,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遂逐渐产生“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协助李大钊将学生救国会改组为国民社。翌年一月创刊《国民》杂志,邓中夏任编辑干事,拟定该刊宗旨为: “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①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邓康君致校长函》,主张为平民广设阅书报室,“以负大学转移风气,指导人民之责”。在一月到四月的《国民》杂志上,邓中夏针对国内外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南北和会、国防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权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向广大民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为把“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①的运动向前推进,三月二十二日,邓中夏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被选为总务干事。四月三日至五日,讲演团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连讲三天。邓中夏接连两天登台讲演,题目是《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很受群众欢迎。那两天,北京刮大风,“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②

一九一九年五月初,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收回中国山东权益等七项要求,并且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大学,爱国学生被激怒了。五月三日晚,在北大学生大会上,邓中夏愤慨地说: “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③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月四日凌晨,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队伍刚走出校门,北洋政府教育部一个次长匆匆赶来劝阻: “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邓中夏大声喊道: “交政府去办! 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他指着那位次长说: “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五四的爱国示威游行,遭到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多少学生血染街头,身陷囹圄。邓中夏参与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后,也险遭逮捕。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又召开大会,决定: 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学生,并进一步组织起来,继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会上,北大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编《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主任。

五四那天的浴血奋战,邓中夏壮怀激烈,赋诗云: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姊妹们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光明和愉悦的地带。

兄弟姊妹们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①?

强大的号召力,使人振奋,催人向前。邓中夏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五月五日起,他率平民教育演讲团走向街头,连续讲演十多天;他自己讲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等。五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了湖南学联,发动并参加领导了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暑假,邓中夏回到湖南宜章故乡,向乡亲们进行反帝爱国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并且坚决拒绝了父亲为他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找到的一个待遇优厚的差事,明确地表示: “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是要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绝不为个人自私自利,单独发财。”②他的父亲被激怒了,从此再也不出钱供他上学。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邓中夏开始以主要精力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当时,“国内各种期刊报纸,从《新青年》 、《建设》、《晨报副刊》 、《觉悟》 、《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到《东方》、《今日》、《亚细亚》,只要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俄国革命后的情况的文章和资料,他都细心阅读,重要的还摘录在笔记本上,并经常剪报贴报,分别归类。”③他还组织几位懂德文的同学集资,汇到德国去购买马克思的原著,想系统地学习马克思的学说。为此,他自己首先拿出相当于三个月伙食费的二十块银元。书买到后,他又组织同学阅读翻译。后来,他听说日本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著作,便马上办了一个日文补习班,自己带头报名参加,努力学习日文。

一九一九年十月,邓中夏组织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倾向马克思学说的进步学生,租下离校不远的东黄城根达教胡同四号大院,建立曦园公寓。“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新村’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为宗旨。”①他们订购了许多报刊、杂志和新书,依据不同的爱好和学习专业,组成各种学科的研究小组。这些研究小组主要是阅读有关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他社会新思潮的著作,互相讨论,交流心得。

五四运动以后,曾经英勇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北大学生,组织过各种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如开办国货商店的商业救国活动,试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工读互助团。这些活动有如昙花一现,纷纷破产。邓中夏耳闻目睹这一切后,更加有兴趣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毅然谢绝胡适保送他出国留学的厚爱,决心留在国内搞社会改造运动。

一九二○年三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和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报告会,组织会员搜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称为“亢慕尼斋” (亢慕尼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 。邓中夏每天一早就到北大第二院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是年四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与研究会成员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十二点钟后才就寝。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的强烈要求①。

邓中夏在研究会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他积极响应李大钊提出的“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②的号召,领导同人对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强调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③。一九二○年四月二日到八日,邓中夏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第一次乡村讲演。这次讲演分三组出发,他带领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一带,围绕着“国耻纪念日”、“救国方法”等题目,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

一九二○年五月一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邓中夏又率平民教育演讲团赶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演讲。他们的讲题有“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历史”、“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并向长辛店的广大铁路工人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群众: 从今以后,要“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凡不作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的劳工朋友呵! 快快起来”①。这表明,邓中夏等一批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优秀青年,已经转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一九二○年九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李大钊的具体领导下,以邓中夏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被选为书记。邓中夏作为小组成员之一,一开始就积极协助李大钊的工作,并介绍朱务善等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他到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波涛汹涌的洞庭湖时,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写了《过洞庭》一诗: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②这表明邓中夏已经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节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委托邓中夏负具体编辑责任。他在创刊号上撰文阐明刊物的宗旨是: “劳动者要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作为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③十二月,邓中夏率领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部分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力图通过浅显的道理和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邓中夏主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免费招收学生,学生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夜班为工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王铮、吴容沧当长驻教员。邓中夏对他们说: “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目的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认识字,有了文化,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他还说: 我们不能用吴稚晖的《平民识字课本》,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的生活、劳动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等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 ‘老虎钳’ 三个字怎么写,‘锉刀’ 是哪两个字。”①

邓中夏经常来劳动补习学校讲课。他以通俗的语言,生活的事例,向工人群众讲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常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共产党》等,也都在这个学校里出现了②。有一次,邓中夏给大家讲“工人最伟大”的道理。有个工人想不通,就问: “做工的人伟大,我怎么不觉得伟大?”邓中夏笑呵呵地说: “大家想想,火车谁开的,机器谁造的,工厂谁盖的,布谁织的,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了。大家说说,工人伟大不伟大! ”提问的工人不住的点头。另一个工人还不明白,就问: “做工的伟大,为什么这么穷! ”邓中夏愤慨地说: “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厂主把我们剥削穷的。军阀、厂主吃香的、喝辣的,哪一样不是工人的血汗换来的。工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都被军阀、厂主吃了、喝了,工人怎么能不受穷呢?!工人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却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这时,有个工人又问: “怎么做,做工的才不受穷呢?”邓中夏高兴地说: “大家抱个团体,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象泰山,谁也搬不动。”①在邓中夏等的努力下,劳动补习学校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一九二一年初,邓中夏征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意,受聘于保定高师,在国文科教授新文学。他编选的教材中,一小部分是古典名著,绝大部分为五四以后介绍新思潮、提倡新文学的论著,如李大钊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钱玄同的《尝试集序》、郭沫若的《儿童文学研究》和他自己写的《文学与社会改造》等。他要求学生“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更莫忘了社会改造”。他发动学生组织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亲自为新文化研究社的成员拟定必读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 、《社会主义史》等七十本,冀图使他们通过阅读上述论著和进行对比研究后,认识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总的改造,达到“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②的道理。这表明邓中夏巳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邓中夏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的身份③,主持学会的会务。该会于一九一九年七月由李大钊发起成立,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邓中夏是最早的会员之一。由于该会会员成份复杂,对“创造少年之中国,应否采取某种主义”的问题争论不休。邓中夏主持会务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始为“改造组织、明确主义”而斗争。二月十九日,邓中夏在执行部会议上提出,应当专门“讨论学会采取何种主义的问题”①。执行部决定在七月份的南京大会上,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并接受邓中夏的建议:“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以备吾人参考。”②

这年四月中旬,邓中夏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托,赶到长辛店,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创办长辛店工会。他找到劳动补习学校的驻校老师和工人活动积极分子史文彬、陈励茂、王俊等,商量创办工会之事,决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宣布工会成立。

五月一日那天,长辛店工人举行纪念大会,正式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邓中夏和工人们一起游行庆贺,兴奋不已。回到北大后,他奋笔疾书,写了一首九十多行的长诗,歌颂工人阶级的力量。诗的末尾,记述了他与工人活动骨干分子促膝谈心,共商大计的情景:

坐灯光底下,

作扪虱之谈。

“人生”、“社会”,

“阶级斗争”、“世界共产”,

都是我们的话料③。

六月初,邓中夏又火速赶到长辛店。原来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官僚政治集团交通系指使其在长辛店的爪牙——工头邓长荣,出面组织了一个由工头、员司、路警参加的“工会”,想把邓中夏组织的工会搞垮。邓中夏与史文彬等人开会研究对策,决定一方面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上发表文章,揭露邓长荣的横行霸道;另一方面以长辛店全体工人的名义,叫邓长荣滚出长辛店。经过工人们齐心协力的斗争,终于打垮了“员司工会”。这次斗争使邓中夏认识到清理和加强工人组织的重要性。他与史文彬等人又开会讨论,决定将长辛店工会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且规定俱乐部只要工人,不要工头、员司和路警,俱乐部由十一名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邓中夏和高君宇等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二次年会着重讨论以何种主义为学会宗旨的问题。会上,马克思主义者要求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国家主义者要求以国家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邓中夏就这个问题多次发言。他说: “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学会有共同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①。针对有人具有“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因大家意见不同而引起分裂” 的顾虑,邓中夏坚定地表示:“苟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②他还明确说道: “我所谓主义,是指共同所要择定的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而言”,坚决主张确立社会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

同年十月二十日,学会执行部召开工作常会,“议决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由邓中夏负责组织工作。”①十二月初,邓中夏筹备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强调会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为目的。研究会确定研究的题目有: “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克’ 、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之现况、社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②这表明邓中夏已经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和基本核心,开始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造中国社会相结合的问题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创刊,邓中夏参与负责编辑。他以“重远” 的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宣传共产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给当时不少划不清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视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青年以极大的启迪。

(二)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他总结北方工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的名义,向大会提出《工会组织原则案》。提案首先指出: “工人阶级斗争力之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然后,提案建议: 一,凡是“有新式产业的企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因为它能“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二,凡是“手工行业应当以职业组合为原则”。三,全国总工会应当建立在地方总工会的基础上。提案写道: “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①这个提案得到大会通过。从此,产业组合和地方组合相结合的组织原则就成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在这次大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七月十六日,邓中夏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著名的党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订。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二二年夏的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重开国会,制订宪法”。邓中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他提出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是: 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开办劳动补习教育。根据这些原则,邓中夏主持制订了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以“保护劳工”为标榜的北京政府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大纲还对劳动者的工时、工资、假日、教育等权利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个大纲既重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

大纲发布后,邓中夏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举行招待会,招待国会各位在京议员。邓中夏在会上宣传了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他提醒诸位议员: “我们中国在此国际资本主义掠夺与压迫之下,想照欧美资本家那样发达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与劳动阶级携手,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他又告诫工人群众:“国际的资本主义不打倒,军阀也难打倒,而我们劳动立法上的幸福也实难享受。”①邓中夏实际上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必须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劳资统一战线的观点,丰富了中共二大所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到上海。由于党的事业的需要,邓中夏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前往上海,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活动。抵沪后,党组织要他去上海大学工作。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对校方贪污经费、管理不善和课程复古强烈不满,最后将校长、副校长王理堂、陈织云等人赶走,恭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于欣然应允,并请他的留日同学李大钊给予帮助。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决定同国民党合办上海大学。李大钊便推荐邓中夏任该校总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着手实现党的培养人材的计划。

四月,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职,改名邓安石,决心学王安石锐意革新、进取不息的精神。他抓了三件大事: 确定教育方针和教学目的、要求;改革学校建制,草拟上海大学章程; 聘请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及进步教育家、文学家来校任教。

邓中夏在《上大之使命》一文中明确提出: 上大的宗旨是: “养成建国人材,促进文化事业。”他特别赞同瞿秋白提的上大“应该具有划时代性和革命性,以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责任①” 的主张。他强调学生要“读活的书,让学生走上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把学到的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②他在上大设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院设社会科学系,文艺院设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德文系、绘画系、音乐系等;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李达、沈雁冰、肖楚女李立三杨贤江陈望道、郑振铎、丰子恺等来校任教。他们大多数是尽义务,不拿薪水。

上海大学的进步学生走着一条崭新的道路,课内课外,生气勃勃。“课堂里是殚精竭虑的讨论,街头巷尾是如火如荼的讲演,舞台上是民族的血泪魂灵的活动,刊物与传单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器中吐出来。”他们“一心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③

邓中夏还改变上大以往收取高额学费的做法,对思想进步、追求革命的有志青年,实行免费入学。中华书局印刷厂学徒刘华,就是这样进入上大中学部半工半读的。

邓中夏在上大的革命活动,遭到以上大中学部主任陈德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在校内到处宣传反共思想,破坏国共合作。邓中夏和瞿秋白等联合学校中的国民党左派将陈赶走;不久,国民党右派、学校教务长叶楚伧,英文系主任何世桢也自动离校,上海大学完全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大学”。帝国主义者曾经惊呼: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一百三十二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校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党的政治信仰。”①在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下,上海大学的学生如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王稼祥张琴秋杨之华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少优秀战士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邓中夏在上海大学工作了两年,给上海大学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之华回忆说:“邓中夏同志是我们的总务长。他的头发很黑,眉毛浓而长,眉心很宽。当他抬起头来看人的时候,两眼闪闪有光。他常常喜欢讲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是我们敬爱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②

一九二三年六月,邓中夏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上海地方区委会委员长。

同年八月十二日,邓中夏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周刊) 于十月份在上海创刊,邓中夏为主要编辑。他亲书刊名“中国青年”四字,并在繁忙的工作中抓紧时间写文章,批评当时部分青年学生和文学青年中的一种错误倾向。五四运动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大量传入,使一部分青年醉心于当“艺术至上”、“爱情至上”的所谓“新诗人”,对当时火热的革命斗争漠不关心,不闻不问。邓中夏在 《中国青年》第七期和第十期上连续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两篇文章。他首先指出: “我们不反对新诗,我们不反对人们做新诗人,我们是反对人们这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这种新诗和新诗人“不明白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他们的作品要么是“厮混男女交际场中,肉麻的讴歌恋爱的新浪漫主义”;要么是“混沌的欣赏自然的所谓 ‘为艺术求艺术’ ”。这种风气“若长此下去,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这不是此辈新诗人之罪吗?”他要求广大青年诗人:“第一,须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说: 新诗唯其如此,才能“抬高民族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公开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某些“左”的“太幼稚太急躁”的思想,以为中国革命立刻就能取得胜利。二者都不能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的道路。为此,邓中夏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银行公会反对收回粤海关主权之索隐》、《论士兵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方法等基本问题。

怎样看待二七罢工失败后的政治形势?邓中夏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国工人运动“这么一枝刚刚含苞发蕊的劳动之花,却经前年冬间和去年春间几阵狂风骤雨,摧残得零落殆尽了。虽说它的根蒂现在还是孕育滋长着,不免有含苞发蕊以至于尽情开放的一日;但是无论如何,终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了。”①因此,他一方面批评右倾情绪,说他们因京汉路工人罢工的失败,就看不到中国革命的花朵终将有“尽情开放的一日” ,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发生“动摇”,“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他指出,如果“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那么,“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②。

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提醒“要免除幼稚和急躁这两个弊病”。因为患有这些弊病的人,完全不懂得中国革命“终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 ,因而只是“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不愿意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容易“引导劳动者走向纯经济的斗争道路”①。

究竟应当依靠哪些社会力量来复兴中国革命呢?邓中夏从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中看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②中国过去的民主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作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③为什么这“三个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呢? “自然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谚所谓 ‘狗急跳墙,人急反噬’ ,他们不能不断然的趋向而且硬干起来”④。

在工农兵三种力量中,邓中夏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尽管二七大罢工失败了,革命由进攻转入退守,革命的政策可以有所变更,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否则就象“建屋于沙土之上”,永远“不能成功”⑤。他用大量的事实阐明,只有工人阶级 “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⑥。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同欧美产业先进国的工人比较起来还有许多短处,但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领袖地位的。这是因为: 一,工人阶级是同“新式工业”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发展缓慢,但是外国资产阶级却在这里大力投资,“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①;二,中国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的压迫”,是“最勇敢而坚决”的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剥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因此,“以心理断定它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②;三,工人阶级同机械化的大生产相联系,这种劳动条件便于他们组织起来,使之富于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二七罢工失败以后,各地的工人组织虽然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但“大部分还仍旧存在”③; 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数目虽小,而他在社会里所占据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一举手,一投足,皆可使社会蒙受极大的影响。”比如说,“香港海员一罢工,可以使欧亚的交通断绝;开滦煤矿一罢工,可以使秦皇岛的轮船开不出渤海口;京汉铁路一罢工,可以使整个中国南北隔阻。”这样就不能不使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军阀势力“胆震心惊”④。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上述一系列特殊的优点,当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共计罢工不下二三百次,却无一役不具足表现他们阶级斗争的精神,以致前仆后继,“百折不回,没有屈服,没有妥协”⑤,这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欧洲劳动运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有近代意义的革命的劳动运动,还不过近十年来的事。并且除掉俄国以外,其余各国恐怕还没有及上中国的。”⑥

当时,邓中夏已经看到,要获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首先是领导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他说: “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①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中国农民运动只是在南方少数省份的个别地方开始崭露头角,还没有引起党的重视。邓中夏列举一九二一年浙江肖山的农民,一九二二年江西萍乡的农民,一九二三年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和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出,痛快淋漓地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泻出来”②的事实,明确指出:“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用什么方法能够争得此领导,就是哪个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对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应该结成坚固不拔的联合战线。”③

邓中夏还指出: 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商业资本 (买办资本) 、银行资本(官僚资本) 和工业资本。买办官僚资本是附属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之动机”。这种革命动机“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而“不能坚持到底”,最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④。他以上海资产阶级曾经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之资格,要求修改税则,废止厘,废督裁兵、制宪、组织民治委员会等作例子,指出他们缺乏“革命到底”的“大胆和魄力”,“终至妥协”①。因此,他得出结论:“殖民地的资本家因其与外国资本有关联故不能使他取决然的革命手段,这是客观的经济条件使他不得不然”②; 而“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③

邓中夏从广东、湖南等地兴起的农民斗争迅速遭到反动势力的武装镇压这一血的实事中看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应该有自己的武装。他说: “组织民团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人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召募的民团,……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如此层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如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④

总之,邓中夏认为: 国民革命运动必须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如果“把普遍的国民运动置之不理,而一味专靠军事活动,那就革命的方法未免太简单太幼稚了。至于兵士运动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⑤因此,我们必须“自造党军”、建立“工人纠察队”和“组织民团”,切实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应当说,邓中夏是中共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

邓中夏上述的思想观点,是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提出的,它为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迎接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讨论工人运动新的任务”。会议批判了二七大罢工以后党内出现的取消工人运动的倾向,决定加强党对工运的领导。会后,邓中夏仍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邓中夏召集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分析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很少获胜的原因。他经过分析考虑后指出: 上海是由极富有反革命经验的帝国主义统治着,而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太弱,党员数量很少,大部分又是搞学生运动的,搞工人运动的寥寥无几,因而难以对付凶残狡猾的帝国主义者。他要求上海党组织采取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工人党员和牢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几项重要措施,以实现党对工人运动的有力领导。他自己更是率先身体力行。

首先,他将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所办的小沙渡两个工人补习班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了沪西工友俱乐部。这年秋季,他经常来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们讲课,讲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些老工人至今还记得他讲“剥削”这一课的动人情景。

邓中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剥削” 两个大字,然后教工人读了两遍,就问大家: “做一天工,有多少工钱?”工人们有的回答一角多,有的说两角。有个工人不解地问: “邓老师,工人做工,老板给工钱,从来就是这样,工钱和剥削有什么关系?”邓中夏严肃地说: “工钱和剥削,有密切的关系。工钱,不是老板 ‘给’ 工人的,是工人出卖劳动力得来的,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哪里去了?”他扳起手指头,给工人算起“剥削”帐来: “比方说,一个工人一天干活十二个小时,纺出十斤纱。按照市面价格,十斤纱可以卖十块钱。除掉纺十斤纱花费的成本、机器折旧等六块钱外,剩下的四块钱,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工人只能拿到两角钱,剩下的三块八,全被老板装进腰包,这就叫剥削。”工人们听了恍然大悟。他们说: 怪不得工人天天做工,累死累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老板却越来越富,工厂越办越多。被人剥削,这就是我们工人穷困的根源。

当时,沪西工友俱乐部有些做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见工人运动难搞,就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邓中夏认为这种情绪可能在全国许多地区存在。因而,他除了找个别同志谈话,做较详细的思想鼓励外,又在《中国青年》第十三期上发表《胜利》一诗:

哪有斩不除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豺虎?

哪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诗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他又写了六千多字的 《列宁年谱》,发表在《中国青年》第十五期上,详尽生动地记叙了列宁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领导俄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感人事迹。

沪西工友俱乐部既教工人读书、识字,又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进步工人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经过邓中夏辛勤地工作,短短三个月时间内,沪西工友俱乐部已经在华商、日商等十九个纱厂中建立了秘密组织,部员发展到近千人。党的基层组织在产业工人中扎下了根。

一九二五年一月,邓中夏出席中共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大闭幕后,邓中夏为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日夜奔波。

同年二月,由于上海内外棉八厂的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该厂粗纱车间五十个男工,工人怒不可遏,立即罢工。他们又派代表去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党组织发动其他各厂工人予以支持。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决定抓紧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受党组织的委托,立即召开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会议,分析当时形势,研究罢工策略和措施。邓、李在会上先后发言指出: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开展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日本纱厂利用纱价低落,花价奇涨,纱业发生恐慌的时机,加紧打击、并吞中国纱厂,造成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罢工,能够得到各阶层人士,包括资本家的支持,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是有可能获胜的。但是,从敌我力量的组织程度对比来看,还是敌强我弱。日本人在国内、国外开设的纱厂,都属于纱厂同业总会管辖。内外棉八厂罢工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纱厂同业总会立即致电上海日本纱厂“严厉对付,誓为后盾”。最后,罢工委员会决定: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出面领导这次罢工,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大罢工规模; 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等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口号,号召各阶层人士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资本家; 内外棉八厂应当迅速建立工会和工人纠察队。

沪西工友俱乐部代表内外棉八厂工人,提出了反对无故辞退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六项要求,要厂方作出回答,结果遭到日本厂方的横蛮拒绝。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二月九日,全厂工人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的内外棉五厂、七厂、十二厂也于同一天宣布罢工。第二天,九厂工人宣布罢工。第三天,十三厂、十四厂工人罢工。

罢工后不久,日本厂方宣布: 罢工期间,凡是到工厂报到的工人,不论开工与否,每天发给三成工钱。有些工人因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厂里报到。邓中夏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罢工委员会进行讨论,决定采取两个解决办法: 一,向进厂报到的工人进行教育,派人家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表示关怀和慰问;二,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各社会团体募捐,援助罢工,切实解决罢工工人经济上的困难。自此以后,再无工人去报到了。邓中夏总结这个经验,向罢工委员会的同志嘱咐道:对于罢工的工人,一方面要注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方面要不断激发士气,稳定军心。应当每天召开一次大会,向群众宣布有关罢工的消息,散发俚歌式的传单,解释道理,揭破谣言,传播消息,鼓舞斗志,

邓中夏还亲临斗争前线指挥。有一天,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大会时,上海警察厅派了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将群众包围起来,妄图驱散集会的工人。在同警察的搏斗中,邓中夏英勇地站在一个坟顶上,振臂高呼: “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他被捕后,不顾个人安危,鼓励其他被捕工人说: “他们能捉住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 ”后经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营救,他得到释放。

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罢工委员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了共有二十二家日本纱厂的三万五千人参加这次大罢工。工人群众的斗争不仅得到上海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日本厂方害怕这次罢工发展成为民族斗争,在中国掀起排日运动,不得不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不虐待工人等四条协议,罢工胜利结束。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工人阶级的联合,动员全国工人群众参加国民革命。邓中夏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所以被指定去主持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四月初,邓中夏到达广州。他从多方了解情况,起草各种文件,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提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目的是: 总结近年工人运动的“一切丰富的经验” ,以便“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确定的观点与指导”。他认为当时工人运动的重要问题有六个,即组织问题; 经济斗争问题; 争取自由运动的问题; 参加国民革命的问题; 工农联合问题和国际联合问题。他明确指出:工会组织应有阶级性和系统性; 经济斗争应当服从于政治斗争; 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争得政权以便进行社会革命; 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都必须依靠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观点。邓中夏提出的上述六个问题,都被大会筹备组接受,作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

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共通过三十多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中夏提出的六个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次大会弥补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不足。

邓中夏出席了这次大会,任大会秘书长,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又被执委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工作。

(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这标志着大革命高潮和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 待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刘杨叛乱后,发动省港大罢工,并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去香港作罢工的筹备工作。六月上旬,邓中夏、苏兆征与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书记的杨殷抵达香港,住九龙油麻地柏街三十一号四楼张克青家,策划罢工的各项工作。

当时香港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当弱,全港共产党员不到十人,团员十一人; 工人阶级的力量虽较雄厚,全港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各工会领导人的思想政治情况极为复杂。邓中夏和苏兆征等,在认真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个别走访、谈心等方式,对各工会领导人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既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解除不同的思想顾虑; 又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终于争取了绝大多数人赞成罢工。原来少数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逐渐有所转变。接着,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正式召集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省港大罢工问题,决定在六月十九日举行罢工,并通过了罢工宣言。

十九日清晨,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电车、华洋排字、洋务、海员等工会首先发难; 紧接着,起落货、煤炭等工会也陆续宣布罢工。香港华人机器工会的工人勇猛地冲决会长韩文惠的束缚,自动宣布罢工。两天以后,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也宣布罢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省港大罢工终于爆发了。

省港大罢工提出的条件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 第二部分是对香港当局的六项要求,即政治自由; 法律平等; 普遍选举; 劳动立法; 减少房租; 居住自由。

六月二十四日,由邓中夏主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名义出版的《工人之路》周刊开始发行。邓中夏为 《工人之路》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审定重要稿件,并且根据罢工时期各个阶段中不同的任务、方针和策略,亲自撰写各种评论文章共七十五篇。《工人之路》周刊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创刊,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被迫停刊,共出版五百五十三期。该刊文字通俗简洁,观点鲜明准确,议论生动形象,成为省港罢工工人团结战斗的旗帜。

根据广东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着手组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五十人选一人的原则确定大会代表,否决了黄金源所提由各工会选派代表的提案,共选出八百多名工人代表。六月二十六日,邓中夏、苏兆征主持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邓中夏主持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并且决定会后由邓中夏负责草拟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规划和指导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七月三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会址设于广州东园,由十三个委员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聘为顾问,并任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书记。中共党团成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干事局,下设文书、宣传、游艺、交际、庶务、招待、交通等办事机构,并设财政委员会、纠察委员会、审计局、会审处、拘留所、劳动学院、工人医院,又将《工人之路》周刊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

邓中夏亲手组建的工人纠察队于七月五日正式成立。它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武装,有两千多名队员、两百多条枪,其任务是: 封锁香港、截留粮食、扣缉仇货、逮捕走狗。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支工人武装,委派军校学生徐成章唐澍等人任军事教官,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邓中夏兼任工人纠察队的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广东沿海一带的农产品一向销往香港,农民再从香港换回日用品。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后便和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因而出现部分农民偷运粮食出口的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罢工工人和沿海农民的团结,于罢工斗争十分不利。邓中夏立即撰写《怎样实行工农联合》一文,发表于《工人之路》第三十四期上。他以农民兄弟所受的压迫与剥削的事实告诫罢工工人,“农民是我们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我们须得亲密地联合起来”,才得“以打倒一切压迫我们的特殊阶级”。因此,他提出对于部分农友的做法,可以通过宣传教育,使之明白“工农联合是工农谋求解放的基础”①。根据邓中夏的建议,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东农民协会决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为期半月的训练班,培训农村宣传员。经过培训的宣传员携带《工人之路》、《罢工画刊》等宣传品,向沿海农民和纠察队员广泛宣传“工农联合”的道理,使沿海农民自觉参加封锁香港的行动。此后,汕头、汕尾、北海等十九个港口联成了一条铜墙铁壁似的封锁线。

由于广东历来是一个依靠从海外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地区,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给广东人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也使广州商人无生意可做。资产阶级对罢工日益不满,英帝国主义也利用这种情况,竭力拉拢各国共同反对中国人民。

这种状况极有害于罢工斗争。邓中夏从广东海关近年贸易统计材料上看出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广东市场的矛盾,向省港罢工委员会提出应该区别对待英、法、日、美等国,建议实行“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对英国以外的各国商船,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商品,不经过香港,可颁发“特许证”准许他们在广州贸易。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特许证”制度正式实行,取得很好的效果。各国商船均按规定来广州领取证件,恢复贸易,平均每天有几十艘外轮。这样做,促进了广东的经济繁荣,保持了商人的中立,稳定了广东政局,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盟。

“特许证”制度实施后不久,广州商会便向邓中夏等人反映说,商人对此仍有意见,因为“特许证”是由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商务厅、公安局共同签发的,没有商会参加,收费较多,手续亦较麻烦。邓中夏认为这种状况仍然可能使罢工斗争失去商界的支持,给帝国主义进行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于是,他又建议罢工委员会取消“特许证”,改由罢工委员会发“出入口证”,不必再经外交部、商务厅、公安局等签字,手续费也一律免除。“出入口证”的实行,进一步改善了罢工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邓中夏从这件事上联想到,应当建立一个组织,加强工农商学兵的联合,以共同对付敌人。他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国民政府建议,在广州建立工农商学联合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广州工农商学联合会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邓中夏被聘为该会顾问。此后,他经常到工农商学联合会和商民大会作政治报告,阐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商人要得到解放,唯一出路要打倒帝国主义。工人要得到解放,唯一出路也要打倒帝国主义。目的相同,所以工人商人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成功”①的道理,驳斥英帝国主义要以十万大兵进攻广州的威胁与恐吓。正确的工商联合政策和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广东商人由对罢工采取中立转变到积极支持。如一九二六年春,当香港政府拒绝接受复工条件时,广东四商会便召开大会,坚决表示: “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②

广东国民政府自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成立后,其内部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斗争相当激烈。邓中夏积极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参加这场斗争。他于这年七月、九月、十月连续著文,表明省港罢工工人坚决支持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驳斥省港罢工委员会内部出现的工人阶级不应拥护支持国民政府的“左”倾观点。他指出:“我们工人阶级明知现在的国民政府,并非工农自己的政府,但仍要给以坚决支持。”我们支持的原因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需要一个真正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谋中国民族解放之国民政府。”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 国民政府的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都离不开省港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应当侧重两点:“第一,应立即实行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应诚恳为工农阶级谋利益。”唯其如此,“我们绝对多数之国民——工农阶级自然愿出死力为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国民政府的后盾。”③九月二十四日下午,邓中夏参加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解决罢工问题的专门会议。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 解决罢工问题很简单,“就是要香港政府承认罢工工人的条件”; 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以省港罢工工人和全国人民为后盾,“压迫香港政府承认罢工工人条件”①。会议决定邓中夏参加起草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谈判的协议。协议草就送交香港政府后,香港政府不仅拒绝接受,而且阴谋策划利用东江反动军队陈炯明进攻广州。十月五日,邓中夏写了《香港最后之一政策》的时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陈炯明虽有香港政府的帮助,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号召省港罢工工人积极帮助国民革命军东征,因为“东征的胜利,便是罢工的胜利。东征的胜利,香港政府之最后一着失败,它就将被迫承认罢工工人的条件。”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同国民革命军挥师东征,于十月底克复东江。十一月初又大举南征,打垮邓本殷部,至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坚持省港罢工斗争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邓中夏总结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工会论》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的表现就是工会。”怎样组织好工会?文章简要地阐明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工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工人利益而奋斗”②。因此要“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③,以实现党对工会的领导。第二,工会是“工人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其责任有三: 团结工人“与资产阶级斗争”; “教育训练工友,使他们有阶级觉悟”; “养成工人有管理生产机关之才能”。第三,工会组织以产业组织为主,职业组织为辅。第四,工会组织的系统应以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相结合。第五,每一工会内部的组织系统应以委员制代替会长制,以免个人专制。第六,全国劳动大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统辖各地工会。第七,每一工厂的工会之最高权力机关为工厂委员会,工厂之每一车间设支部委员会,支委会下应设小组①。这篇文章指导着当时省港地区各工会组织加强自身内部的建设和相互之间的团结,它又是中共早期有关工会运动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 创刊,邓中夏任编委。他为该刊拟定的宗旨是: “本报的使命是要唤起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参加民族运动,并指导革命民众——特别是工农自己的阶级的组织之发展”②。

三月三十一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邓中夏致《训词》。他讲述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特征及斗争经验之后,明确指出: “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将来中国工人政府的先声”,强调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夺取和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现在就要通过省港罢工委员会学习建设政权的知识与经验,“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③。

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联合开幕,邓中夏任大会开幕式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他指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 “集中我们的力量并与各阶级建立联合战线”①。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宣言及决议案,会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常委,并代表全总任广东工农商学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和宣传部主任,参与起草联合会章程。

六月十七日,全总决定成立劳动学院,邓中夏被聘为院长兼省港罢工课程教授。他要求学院“以各工会领袖为学生”,在讲课中反复阐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只有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邓中夏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有余,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香港政府被迫于七月十五日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谈判。七月下旬,邓中夏连写两篇文章——《中英谈判中的我见》、《中英谈判总评》,阐述对谈判的要求和希望。文章指出: 排英既是阶级斗争,又是民族斗争,需要民族团结;各界人士应当全力支持政府的谈判斗争。文章又肯定国民政府能够代表民族利益,驳斥英国政府种种诬蔑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谬论,要求国民政府坚持民族正义立场,毫不妥协。

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结识了亲密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英。邓中夏平时给李英讲革命道理,指导她读书; 李英为邓中夏料理生活琐事。两人在革命斗争中相爱了,并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结婚,简朴的结婚仪式是在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的。邓中夏情深意长地对李英说: “妹妹,要记住: 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②

十月初,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考虑到,由于北伐军出师节节胜利,改变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总形势,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取消对港封锁,并决议对各国入口货物增收二五附税,即在原有关税之上加收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作为结束罢工后津贴罢工工人的费用。国民政府同意此项决议,并从十月十一日起,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机关,开始征收附加税。

一九二七年二月,邓中夏著文《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文章总结了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经验,比较深刻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的问题。他说: “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①。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因为国际国内的条件决定“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②邓中夏说: 以第三种形式建立的反帝联合战线政权的国民革命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国民革命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社会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劳农专政”; 国民革命“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 ‘工人政府’ 或 ‘无产阶级专政’ 预为准备。”因此,只有完成国民革命的“初步解放”,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全部解放”。而

“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向,“就目前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它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①就相互联系而言,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此,“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以“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 “绝不容许中国有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存在”②。邓中夏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联合战线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有力批判。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邓中夏赴武汉参加筹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中国革命形势急骤逆转。中共五大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汉口召开,邓中夏参加了大会,和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等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央委员。

六月十九日,邓中夏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组织委员会和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他被选为全总执委会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大约在六月二十四日,经政治局正式决定”,调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③,负责处理繁重的中央日常事务。

大革命失败后,鉴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唐生智矛盾较深,又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合共产党返回广东的打算,中共曾有“集合我们的力量,随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的计划①,故派邓中夏和李立三于七月十九日去九江与叶挺等研究此事。七月二十日左右,邓中夏、李立三和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开会,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一致认为七一五政变后,张发奎也有“清共”打算,回粤计划已难以实现。况且,即使与张发奎同回广东,他也不会让共产党达到“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②。邓中夏与诸同志一致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叶挺应即刻联合贺龙率领的“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 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③。会后,邓中夏等立即“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④。邓中夏同李立三又“赴庐山和 (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⑤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中夏、李立三的多次电报和瞿秋白的口头汇报,经过研究,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

七月底,邓中夏从九江回到武汉,受中共中央委托,筹备召开八七会议。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邓中夏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表示坚决拥护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⑥。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地下省委书记,并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会委员。

八月中旬,邓中夏受党的指派,去上海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历尽周折,终于找到时任省农委书记的王若飞,初步了解情况后就马上开始工作。邓中夏首先着手恢复县一级党的组织。他从城市中“调一些本乡本土的同志下乡,又调一些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黄埔军校学生、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本地工人等充实县委”①一级的领导。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江苏全省就有八个县恢复了县委; 十一个县建立了独立支部,九个县派驻了党的特派员②。到一九二八年夏,在江苏六十个有农村党组织的县中,有五十五个成立了县委。在县委一级党组织恢复的基础上,省委又将全省划为六个地区,陆续建立了淞浦、沪宁、南通、淮盐、徐海、扬州六个特委。省委决定,各县县委书记均参加特委会③。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会议,邓中夏到会作报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他要求与会同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起来举行暴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这个报告一扫党内当时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同志们重新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这年十一月一日,中共领导宜兴一千多贫苦农民首先打响江苏秋收暴动的第一枪。暴动队伍占领县城,宣布成立宜兴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组成工农法庭,惩办罪恶累累的土豪劣绅。宜兴暴动后,党又领导了无锡、海门、江阴、崇明等地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缺乏斗争经验而遭到失败。邓中夏经过调查了解,知道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所谓“一暴二移”的错误做法,即暴动时只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分完财产后就把积极分子带到别处再搞,群众接着就散伙,缺乏坚持原地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邓中夏专门召集省委工作会议,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他说:这是流寇主义的做法,“搞农民暴动、武装斗争,要坚持原地斗争,不要脱离群众”; “最好几个地方联合起来暴动,不要这边起来那边又息下去了,这样才能壮大暴动声势,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①。在省委领导下,一九二八年江苏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就改变了这种做法。如苏北的如皋、泰兴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时,打土豪、分钱财,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武装游击队,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游击队日渐壮大,逐步发展成为红十四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疯狂屠杀工人领袖和工会干部,取消革命工会。他们还组织“白色工会”,即所谓“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 (简称“工统会”) ,强迫工人入会,对入会工人实行连保连坐,并规定工人罢工须经“工统会”驻厂指导员的允许,否则即行逮捕。当时,中共党内在如何对待“工统会”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发动工人退出“工统会”,驱逐“工统会”所派的指导员,以恐怖手段打击“工统会”委员; 另一种是让中共党员打进 “工统会”,在其内部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邓中夏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主张,决定“以外表灰色的党员打进工统会”②,逐步夺取工会组织的领导权,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斗争。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一九二八年,上海工人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二十一万四千多人(十二月份尚未统计在内),比一九二七年二十三万余人只少一万六千人,比一九二六年二十万零二千余人还多一万二千人①。这期间,邓中夏还将在罢工斗争中已经暴露的工会骨干,通过中共中央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大学去学习深造。

一九二八年二月,党派邓中夏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接替李立三的职务。在广州起义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英勇牺牲后,中共中央曾派李立三接任,处理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当时广东党内部分同志因对广州起义的失败缺乏正确理解而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李立三未能加以正确解决,工作难以开展。邓中夏到任后,通过个别了解和小型座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结合自己从中央掌握的材料,详尽地阐明了广州起义的全部过程和失败原因,并正确地评价了广州起义。他着重指出: 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它“给了我们丰富无比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绝不能因此互相埋怨而影响党的团结。他强调,只有加强党的团结,才能“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强组织力”,去“战胜”各种“反革命的势力”②。经过邓中夏一连串的工作,广东党内同志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又开始干劲十足地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邓中夏参与领导中国工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国工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会组织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反抗人民公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英勇斗争事迹,阐述了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战略和策略。”①在这次大会上,邓中夏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参与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的领导工作,并参与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六月十八日,邓中夏出席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对许多问题都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参加了各种重要决议案的起草工作”②,并明确表示: “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把大革命断送了,这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的教训;但我们也应该反对非无产阶级的 ‘左’ 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的统治,因为这种机会主义也会对革命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害。”③他向大会报告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大纲》得到顺利通过④。他被大会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七月十七日,邓中夏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主席团建议,要求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和研究,如将《马克思全集》和《列宁全集》译成中文; 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应当加强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将在莫斯科的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调至该会; 一九二八年二月停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应当复刊等等①。他的这些建议,大都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采纳。会后,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全总给邓中夏的具体任务是: 向国内“介绍国际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同时,也向国际“介绍中国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建立中国赤色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所属之各国工会(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联系。”②邓中夏先后写了《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等文章,在《赤色职工国际》月刊上发表。《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一文,还被德国、美国的进步刊物和《太平洋工人》月刊转载③。这篇文章明确提出: 大革命失败后,党要深入到黄色工会去,与国民党争夺对一般工人群众的领导。为此,必须既反对“左”的幼稚病,又反对右倾思想。“我们相信这是中国革命高潮再来可以取得稳固胜利的保障”④。

从一九二九年初起,邓中夏开始写《中国职工运动史》一书。这本书他打算写三十章,后因国内斗争需要立即回国,就只写了十三章。在已经写成的十三章中,邓中夏总结了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各次重大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工人运动的有关理论,受到党的极高评价。延安解放社在一九四三年出版此书时,特在《再版声明》中指出: “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①

一九二九年秋,邓中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劳动会议,参与大会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对“革命工会组织如何参加反帝斗争,如何反对当时已露征兆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如何实现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会组织的统一战线和团结等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中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被指定为第一个在大会上作长篇的“报告性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既有事实数据,又有理论分析,使与会的各国同志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充满信心”,并以大会名义致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致以“极大的敬意”和“慰劳”③。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向中共中央诬告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老党员俞秀松、董亦湘组成了“江浙同乡会”反党派别集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邓中夏协助瞿秋白前往中山大学调查此事。他们经过反复调查了解,向中央报告实无此事。这个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的认可④。

米夫、王明等又将中国工人运动的“老英雄”李剑如、余笃山打成“工人反对派”反党集团,并使中山大学的 “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邓中夏等与王明一伙作坚决的斗争,先将上述两位老同志保护下来,再向中山大学提出抗议,指出壁报之事“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从此,邓中夏受到王明一伙的恼恨。

这年年底,米夫、王明等决定利用苏共中央清党的有利时机“打垮代表团”。米夫、王明等先将中山大学一批学生诬为组成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反党集团,然后再将瞿秋白、邓中夏发表在共产国际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断章取义,以作为他们“反国际路线”和支持“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的“证据”①。联共中央派一中共委员到中山大学调查,米夫通过上层关系对之施加压力,结果,这个中央委员的调查报告作出错误定论: “第二条路线联盟基本上是反党的”,瞿秋白、邓中夏等“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②。联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也于一九三○年春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为问题决议案》,赞同联共中央的调查报告。接着中共中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代表团,命瞿秋白、邓中夏随时准备回国。

一九三○年七月十九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党组织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不久,由于工作的需要,党又任命他作为中央代表,去湘鄂西苏区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邓中夏接受任务后于八月下旬离沪,日夜兼程赶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区是中共创建不久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它包括洪湖、湘鄂边、巴(东)兴 (山) (秭) 归等几块红色区域;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是一年前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共有一万多人,五千支枪①。

邓中夏抵湘鄂西后,即面临着如何搞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新课题。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一边熟悉地理环境,了解风土人情;一边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经过一段工作,他发现苏区一些地方“左”倾急躁情绪给革命带来不少损失,如农民“反水”问题和赤白区群众对立问题等。

有个时期,监利有不少农民在国民党的欺骗、煽动下,竟帮助白军攻打红军和工农民主政权,甚至举行“暴动”来残害共产党员和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当时有人把这些“反水”农民与反动派同样看待,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结果是火上加油,问题愈加严重。邓中夏根据自己的调查,认为这些农民“反水”也与我们经济和土地政策不妥有关。有些地区的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只是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转给原来的佃户,而大量的雇农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未得到实际利益;同时还普遍存在着把中农当富农,对富农打击过重的现象,加上苏区政府中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使不少群众容易接受国民党的恶意挑拨。邓中夏把情况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汇报,并在工作中坚持说服教育,争取群众,控制农民的“反水”。

由于国民党的欺骗、挑拨和煽动,一部分白区群众见到赤区群众就抢、就杀。赤区群众则以牙还牙,导致在赤区和白区交界的地带,形成了荒无人烟的“仇杀区”。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反而认为这是赤区群众觉悟高的表现,不仅不加制止,相反还鼓励这种做法。邓中夏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道: “赤区、白区的对立,是赤区、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两个阶级的对立,不是群众的对立。仇杀白区群众,会使白区群众仇恨赤区,赤区就不可能发展。”①他要求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一定要带头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后来,红二军团攻打白区仙桃镇时,抓到会道门的门徒五百多人,经过宣传教育,全部释放,有力地争取了白区群众。

九月中旬,红二军团奉命进攻监利、沙市,连连受挫②。但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仍命令部队去进攻武汉,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红二军和红六军之间“大有分家倾向”③。邓中夏得知消息后,连发四封信给红二军团负责人,“嘱其将军队调回,先集中洪湖附近,俟开军事会议后”再确定部队的下一步行动④。他又向中央如实报告:红二军团奉命进攻武汉,“惟据我观察,第二军团是否能担此重任,尚是问题,因其战斗力实属有限,从上次进攻监利失败,此次进攻沙市无功可证”⑤。九月二十日,邓中夏赶到洪湖地区的周家嘴,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他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下监利,以振士气。九月二十二日,部队一举攻克监利,歼敌两千余名,缴枪千余支。

九月二十四日,邓中夏在监利召开了原特委与原前委联席会议,选出由二十一人组成的新的湘鄂西特委。邓中夏建议推举周逸群为特委代理书记,并决定由周逸群兼任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集中精力抓地方工作。在新选出的二十一名特委委员中,有七人是红二军团的同志。为了加强军队中的集体领导,经邓中夏提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由参加特委的七位同志组成红二军团党的前委,前委书记由军团政委邓中夏兼任。他强调前委要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用公开方式与各种不正确倾向斗争”,并“从组织方面尽量消灭可以引起不平的现象(如经济分配问题、补充问题等)”①。联席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经济政策、苏维埃联县政府建设、根据地党的建设、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

为着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联席会议结束后,邓中夏又在监利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根据联席会议上讨论的几个主要议题,通过了由邓中夏等人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经济政策决议案》、《苏维埃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等。这些决议对全国政治形势的估计,虽有李立三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但对苏区具体政策的规定却是正确的,纠正了原来许多“左”的错误。如《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就具体地划分了农村各阶级,提出了党在农村必须“抓住雇农及贫农、联合中农”的路线,明确规定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绝对不应侵犯中农。“大纲” 要求加强宣传,加紧准备,依靠基本群众,使苏区平分土地的工作于本年内实行。《苏维埃经济政策决议案》又明确提出: “赤区经济务需与白区流通,封锁是自毁政策”; “经济流通与赤区工业品供应,必须以商人做中间”,“要允许中小商人正当营业,对中小商人不要过于苛刻限制”。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促进了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正确开展,工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军队的壮大。红二军团由一万多人发展到两万人,枪枝由五千多支发展到一万二千多支。

一九三○年十月中旬,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进攻岳州。十月下旬,邓中夏等率红二军团渡江南征。进入江南后,在苏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三座县城;十一月又克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共歼敌万余名。但这些城镇不久又被敌人占领。十二月初,红军再度猛攻津市等城镇,由于敌军死守,何键部“两师以上”的兵力又赶来与我军决战,红二军团受挫后主动退到松滋县的杨林寺一带。这时,邓中夏提议采用“集中兵力、选择阵地” 的战术,以 “打破敌人大举包围” ①。他的意见得到前委的同意。但杨林寺一战使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强”②,加上部队因战斗未能赶回洪湖,洪湖根据地惨遭敌人摧残,到一九三一年秋才由红军重新夺回。

血的教训使邓中夏开始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他给中央的报告说:“我们要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以至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失,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今后当然应努力纠正这一错误。”③这说明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识已经提高了一步。

邓中夏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决不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是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完全负责。”他还说:“事实已经很清楚,洪湖赤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的削弱,都应由我负责。”①这些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正视错误、严于律己的高度责任感和坦荡胸怀。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全党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并对各苏区政府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实行大改组,对一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年夏天,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

一九三一年冬,邓中夏被调回上海作“检查”。王明的惩办主义使这位长期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忠诚战士,一到上海就遭到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几乎陷于绝境。没有分配他任何工作,也不给他任何经济援助,连吃饭都成问题。李英当时在上海做党的情报工作,得知消息后,强烈要求和邓中夏生活在一起,但竟遭到拒绝。李英再三要求说: “只要邓中夏是共产党员,他就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这个愿望虽然得以实现,但她却被从党的情报机关调出到日本纱厂做学徒工,每月挣得七元钱,除三元交房租外,用剩下的四元钱,艰难地维持着他们夫妇的生活。每天,李英早出晚归,干着十分劳累的活。邓中夏主动地承担起琐碎的家务,如生火、做饭、买菜、洗衣等,什么都干。就是这样,遇到那些受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生活没有来源的同志,他们还要尽力接济,以至把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几件象样的衣服都送进了当铺。但对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也无力抚养,只好忍痛送人。邓中夏深情地对李英说: “我们现在只有这点钱,要先救济同志们,不能再顾孩子。孩子送给群众养,你放心吧! ”

一九三二年初,邓中夏得知组织给他分配了工作,很是高兴。尽管这工作是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板,印传单,他“仍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①。后来,沪东区委又要邓中夏编印油印小报——《前锋》。他把小报办得有声有色,战斗力很强。当时,上海党组织内许多人都知道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一位同志很会写文章②。

一九三二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上海地下工会准备发动工人游行,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宣言稿。组织上叫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妇女工作的帅孟奇按照联络暗号,去找沪东区委宣传部那位“很会写文章”的同志帮助修改。帅孟奇去求见时大吃一惊,想不到她要找的竟然是邓中夏这位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她的眼眶湿润了。邓中夏连忙制止说: “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说着,他便埋头帮助她修改“宣言”,使帅孟奇感动不巳③。

一九三二年秋,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国赤色互济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它的任务是: 动员和组织各阶层的力量来营救被敌人逮捕和关押的同志及朋友;照顾和救济死难烈士的家属。

这个组织曾受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亟待恢复。由于互济会的工作常常需要出头露面与各方人士商谈接洽,同志们考虑到邓中夏曾长期在上海工作,而且影响很大,容易暴露身份,所以一致要求他不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邓中夏笑着说: “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①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和江苏省委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市中心举行“飞行集会”和大示威,并令邓中夏发动革命群众参加。邓中夏鉴于这种错误做法已经使党受到严重损失,便再三向上级组织说: 革命群众刚刚组织起来,力量还很薄弱,“有的厂里党员不过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参加赤色群众团体的也不到全厂工人的百分之二、三”②,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再拿群众的生命去冒险。“我们刚刚反对了立三路线,这样做与立三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呢?”③但是“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拒绝接受邓中夏的正确意见,反而责备他说,“这是党的决定,……是不允许怀疑的”,“你怀疑党今天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是立三路线吗? ”④事后,邓中夏感慨地对其他同志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些同志,这些自以为理论水平很高的同志,才能真正懂得只有长期积蓄力量,才可进行决战的真理呢?”⑤

五月十五日晚,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

五月十六日,设在法租界的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讯。邓中夏利用法租界尚未搞清自己真实身份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并请史良等著名律师帮助辩护;党组织得知消息后也多方设法营救,迫使法庭判处邓中夏五十天监禁。但是,林素琴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后,随即叛变,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蒋介石得知消息,大喜过望,亲自派人以现洋一万元买通法租界各级官吏,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命令高三分院将邓中夏引渡给上海公安局,而且立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邓中夏被关进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后,蒋介石先派余飞(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后背叛革命)前来“劝降”。余飞曾与邓中夏共事数年,企图以旧友的感情和现身的待遇说服邓中夏,但被邓中夏骂得狗血喷头,狼狈而去。国民党一中央委员又阴险地利用王明一伙对邓中夏的残酷打击,伪善地为邓中夏鸣不平,以离间邓中夏与共产党的关系。邓中夏义正辞严地驳斥道: “我要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很高的自信力,我们敢于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够克服它。我们懂得错误较诸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你们还有脸来指责别人的缺点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①这些批驳痛快淋漓地表达了邓中夏对党的热爱与忠诚,对敌人的蔑视与嘲讽。但蒋介石还是不死心,又派一个国民党的所谓“理论家”前来说降。邓中夏与之唇枪舌剑地斗了几个小时,最后笑着说:“请告诉你们的中央委员,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你们的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的辩护律师可由我自己担任。最后,谁若在事实面前被说得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宣布向对方投降。” “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便不敢这样做”①。

监狱的同志见邓中夏接连几天都以“贵宾”的身份被国民党请去,便以监狱共产党地下支部的名义,通过一位难友对邓中夏说: “同志们很关心你,问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 “问得好,应该问。一个革命者到这个时候,同志们是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的。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②

国民党反革命派又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一次严刑毒打之后,一个特务还对邓中夏出言不逊。邓中夏怒骂道:“你们活着狂吠的日子不多了。中国人民和英勇的红军会消灭你们的!”那个特务不解地吼道: “你还这样强硬,难道你不想出去了吗?”邓中夏凛然道: “我没有进来以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的。现在进来了,却从未想到会出去。”③国民党当局终于意识到共产党人是不可征服的。

同监狱的难友们很敬佩邓中夏。大家凑钱让他吃外面的“包饭”,请他给难友们上党课。邓中夏把每次收到的包饭都分给体弱病残的同志,自己坚持吃“狱饭”。他给同志们上党课,讲马列主义,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气节,讲工人运动。有一次,他刚受完重刑回到牢房,稍息片刻,便接着讲上次未讲完的斯大林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讲着讲着,牵动嘴角和鼻子边上的伤口,血不断地流出来。但他一边揩血一边讲,坚持讲完那一课。听课的难友忍不住泪湿衣衫,更被他那坚毅的精神所激励。

邓中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坚持学习,阅读一本借来的通史。一次审讯过后,他估计到那是最后一次审讯,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在给同志们上完最后一次党课后,便抓紧时间读完那本通史。他说: “我还来得及读完这本书。”当他读完这本书后,又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 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①

果然,第二天黎明,即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晨,按照南京政府的批示,国民党反动派将邓中夏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邓中夏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注释

①《国民》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出版。

①1919年3月27日 《北京大学日刊》。

②1919年4月11日 《北京大学日刊》。

③《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辑,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①转引自郭长征: 《邓中夏与文学》,《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②转引自邓隆烈: 《邓中夏片断事实记》,《宜章人民革命斗争史》第9期。

③杨东莼: 《回忆邓中夏》,1959年5月9日 《光明日报》。

①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第66页。

①周子信: 《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其成员》,载《党史通讯》 1986年第7期。

②李大钊: 《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第23期。

③1920年3月16日 《北京大学日刊》。

①转引自《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98页。

②邓中夏: 《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

③《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页。

①②《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62、265页。

①参见《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第28页。

②邓中夏:《三个月的教程》,保定高师油印件。

③《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集第273页。

①②《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1921年3月出版。

③《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第32页。

①②《南京大会纪略》,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出版。

①《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集第277页。

②《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集第391页。

①《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

①《邓中夏文集》第18页。

①《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85页。

②③《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期第53、54页。

①《上海大学瞿秋白等活动》,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24年12月《警务日报》。

②杨之华: 《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①②《邓中夏文集》第66、44页。

①②③④⑤⑥《邓中夏文集》第67、40、40—41、43—44、102页。

①②③④⑤⑥《邓中夏文集》第43、101、94、67、144、143页。

①②③④《邓中夏文集》第132、50—51、371、101页。

①②③④⑤《邓中夏文集》第101、107、102、57—58、64页。

①《向导》周报第117期,1925年6月6日出版。

①《邓中夏文集》第155页。

①②③《邓中夏文集》第239、652、150页。

①《邓中夏文集》第249—250页。

②③《邓中夏文集》第363、458页。

①《邓中夏文集》第179—182页。

②《人民周刊》第1期,1926年2月7日。

③《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纪念刊》,1926年5月出版。

①《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5月。

②《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第113页。

①②《邓中夏文集》第373页。

①②《邓中夏文集》第129、373页。

③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4页。

①②③⑥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通讯》第7期,1927年10月。

④⑤邓中夏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①黄逸峰回忆邓中夏在江苏省委(1961年7月)。

②③《建国前二十八年江苏革命斗争简要情况》,《江苏社联通讯》 1981年第15期。

①②黄逸峰回忆邓中夏在江苏省委(1961年7月)。

①②《邓中夏文集》第380、421页。

①杨放之: 《邓中夏同志在红色工会国际的革命活动》(1977年8月) 。

②③罗章龙: 《回忆邓中夏同志之二》 (1961年12月)。

④《中共党史资料》 1981年第3辑。

①④《邓中夏文集》第375—376、390页。

②③《邓中夏、余茂怀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1929年5月28日) 。

①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史》,延安解放社1943年出版。

②③杨放之:《邓中夏同志在红色工会国际的革命活动》(1977年8月)。

④《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230—232页。

①②参见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244、247页。

①《红军第二军军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7月22日)。

许光达: 《红六军历史材料》(1945年7月)。

③⑤《邓中夏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 (1930年10月15日)。

①④《邓中夏文集》第648、640页。

①《邓中夏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15日)。

①②③邓中夏: 《关于红二、六军转至湘北后作战情况及行动方针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2日)。

①《邓中夏报告的总结》(1931年12月)。

①②匡亚明: 《关于邓中夏烈士的一些情况》 (1972年1月29日)。

③帅孟奇: 《工运的明灯、革命的中坚——纪念邓中夏同志》 ,1980年2月19日 《人民日报》。

①②③④⑤陈农菲: 《邓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①陈农菲: 《邓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①陈农菲: 《邓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②郑绍文: 《回忆邓中夏纪事》 (1959年7月3日)。

③《夏明关于邓中夏第三次被捕遇难情况的调查》。

①《湖南革命烈士传》(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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