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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人物传,邓恩铭生平事迹,邓恩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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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又名邓恩明。曾用名,黄伯云。水族人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也是山东、青岛党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水家娃子 立志出山

邓恩铭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诞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堡寨。

邓恩铭出生之前,家中七口人,三间房屋,二亩田,常年产量八、九挑 (每挑一百斤) ,难以吃饱穿暖,又佃种田五、六亩,才得勉强维持一家衣食之需。他的出生,给家庭添了一张口、多了一层困难。

瑶山苗岭盛产药材,恩铭的祖父懂些医术,在城里有一栋木房,挂牌行医。恩铭的父亲邓国琮为了从父学医,常常从水堡跑进城里,伴父同住。后来他也于农闲时节,走村串寨行医。

邓家的女人为了糊口,也都参加劳动,恩铭的祖母到街上卖一点酸菜营生。恩铭的母亲,每晚挑灯做鞋。但因制作费工,无利可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生发豆芽出卖、磨豆腐、摆药摊维持生计。

越是全家苦累,越使邓国琮念念不忘“唯有读书高”。恩铭是长子,他想让恩铭读书,将来做些大事,改变悲愁的命运。就在恩铭四岁时,请布依族先生蒙旦初来给恩铭“发蒙” 。恩铭便成了水堡启蒙读书最早的一个娃子。

水家娃子无论男女,都早早学会了挑担赶场(乡镇集市)。恩铭五岁起就开始做家里的帮手了。他常常于赶场天(即逢集市贸易之日) 帮奶奶去卖饭卖水。大山大河天地广阔,路上场上见闻很多,渐渐引起他的思考。有时在赶场的路上,有时在家中的火窿边,恩铭爱听奶奶讲述民间传奇的动人故事。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整个贵州的各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号称“洪苗”,造了二十年的反。水族英雄潘新简领导 “水家苗”,联合各族人民,于同治五年攻破荔波县城,杀了贪官污吏、恶霸豪绅,委派了县长,建立了政权,真叫水家扬眉吐气。民族英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奶奶本是三都县有名的水家歌手。“砍柴一刀刀,担水一挑挑。谁知一餐饭,多少眼泪抛! ”①“我在山这边,望到你那边。手儿难伸延,心儿紧相连。”②她把这些歌的寓意给恩铭讲解得很细切,使恩铭逐渐明白了“吃穿来之不易”、“民族隔阂不好”一类的浅显道理。后来,恩铭自己也编儿歌唱:

下大雨,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抓住大龙角,

鲤鱼、虾子逃不脱! ①

这首儿歌不仅富有孩子的情趣,或许还有稍深一层的意思吧。

一九一三年,邓国琮卖掉了祖传的几亩薄田,带全家搬进荔波县城住,自己专做郎中 (医生) ,此时,恩铭已随爷爷住在荔波,进了一座六年制的完全小学——“荔泉书院”。那时候,各族人民缺吃少穿,不得不流浪乞讨。乞丐讨到邓家,打着竹板唱道: “打大雷,下大雪,可怜麻雀树上歇。麻雀还有一身毛,可怜鲤鱼水上漂。鲤鱼还有两根须,可怜穷人无吃的。”②恩铭听到后十分同情,恨不得多给乞丐一些。

荔泉书院里除了有客家的孩子外,还有许多苗、水、布依等族的娃子。学生都会唱本族的民歌。有一天,一个学生咿咿呀呀地唱旧歌谣,恩铭听到了,便凑过去说: “来,我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子! ”随即唱道: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③

这支由恩铭填进新词的水家谣曲,很快就在同学间流传开来。歌声惊动了恩铭的老师高梓仲。

恩铭在学习上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在品质上,更是人人敬佩。高梓仲老师认为,邓恩铭在待人接物上确乎有古人所称道的: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气度;但是,敢于吟讽社会的不平,实在惊人。高老师身居僻地,颇有怀才不遇的感慨,如今见到这位学生作为不凡,心里无比高兴。他手挽恩铭,以当地人最上等的礼节——火锅宴会来款待自己的学生。从此,恩铭成了梓仲先生家中的常客。

高家四代教书,家境清寒,唯有藏书满架。少年恩铭到了高家,如同乘舟游进书海,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书本中,见识天地。高梓仲听凭恩铭翻检阅读,而且常常与他谈今论古,兴致勃勃。

高老师对当时社会十分不满,尤其痛恨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多才多艺,能画善写,且有祖传嵌银技巧。恩铭便从师学诗,学画,学雕刻,学镶嵌手工。对诗,老师不主张受格律的束缚,很欣赏民歌风味,这种见解对恩铭是有影响的。不久,如 《悯农》一类的诗,便由恩铭等咏唱在荔波学童们的一幢幢竹楼木屋。

那时的荔波封建落后,男尊女卑,妇女倍受虐待。有一天放学的路上,恩铭看到一个汉子毒打他的老婆,一个长辈模样的人还在一旁振振有词地数落那个可怜的妇女,说什么“女子出嫁不从夫就是失德,一妇失德全家不和,一族人也面无光彩,还成个体统?”恩铭忍不住挺身向前质问:“现在是共和的天下,提倡男女平权,你还讲古代前朝的三从四德,这不是反对共和、复辟专制吗?这成不成个体统! ”人小理端,问得对方目瞪口呆,打人的只得住了手。这件事传遍了荔波城的大街小巷。

又有一次,高梓仲随校方祭孔,不带女儿玉鸾。玉鸾倚门啼哭,恩铭安慰她说: “孔夫子是专制皇帝的圣人,他从来就不喜欢女子读书,你为什么还要去祭他?现在共和了,男女平权,女子一样可以读书,一样可以立足社会,你该象你祖母一样,当女教习①。你看汉朝班昭,帮助他哥哥班固修 《汉书》; 木兰替父从军,立了汗马功劳,真是扬名史册的奇女子。你也要为女子争光! ”

一九一七年,邓恩铭上小学六年级,年龄大些了,他考虑得也更多、更深了: 多少朝代过去了,当今中国为什么不能自立?内忧外患,兵连祸接,人民的悲惨处境久无改变,原因在哪里?出路在何方?每当这些问题萦绕脑际,他就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岳飞、文天祥秋瑾……充满了追怀之情,希望在他们中间寻求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但他更敬佩李自成,有一首联句写到了他的政治见解和大胆设想;

甲午战役丧海军

辛亥革命推满清;

勾通外国那拉氏,

直捣皇陵李自成。②

恩铭求进心切,立志出山。但由于家境不好,眼看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这使他一度双眉紧锁。后来,在山东做事的亲戚接到他辞意恳切的书信,慨然成全其出山之望。

按当时的习俗,出远门要祭告祖宗、辞别亲友。山民父老难舍难离,怕他受山水迢遥之苦,更盼他“衣锦还乡”。恩铭录诗赠别,情深意长: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不顾安危……①

他还将古诗略加修改,引吭高歌: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②

农家八月,丹桂飘香,秋色斑斓,坝坝开镰。荔波城门口,几抱粗的老榕树下,一群送行的小伙伴叫着喊着: “邓哥呀,你这一去,啥个时候回来啊?”

恩铭想了一想,作歌答道:

君问归期未有期,

乡关回首甚依依。

春雷一声震大地,

捷报频传不我欺。①

翻过山岭,恩铭向前来送行的父老师友深深鞠了一躬,大踏步下了山岗。

爱国学生 探求真理

邓恩铭自荔波出贵州,经两广到香港。乘轮船到上海,再坐津浦铁路火车经江苏、安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间伴随叔母、堂弟,到达山东济南。

济南素有泉城盛名,是邓恩铭思慕之地。可是摆在眼前的济南,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下,秋风萧瑟,民生凋敝。富人作威作福,穷人乞食流落,甚至比荔波更糟。

邓恩铭所投奔的亲戚黄泽沛,又名黄云从。其父原名邓锦臣,与恩铭的祖父邓锦庭为同胞兄弟,自幼过继给姑母家而改姓“黄” ,到泽沛已姓黄两代。尽管如此,黄、邓仍为一家。如: 黄泽沛又名邓国瑾,邓恩铭曾用名黄伯云,字仲尧。在叔伯排行中,国瑾系国琮堂二弟,恩铭呼为“二叔”; 泽沛之子黄幼云呼邓恩铭为“大哥”。恩铭的家境清贫,无力继续升学,这是恩铭投奔黄泽沛的客观原因。但是,做过家庭教师的黄泽沛,此时正任山东仪阳县帮审,是一个低等小官,家境也不富裕。

这年年底,乍落寒雪,生于南国的恩铭感到生活不习惯,写信向老家要钱购买御寒衣服。邓国琮接信之后只能寄去五元钱。幸好何少伯器重邓恩铭万里求学的精神,经常予以资助。

何少伯是黄泽沛的岳父,荔波朝阳板告人,布依族,清末进京考取进士,先后在山东胶州、东阿等地当过县长。黄泽沛当初就是靠他在官府谋事的,多年来一直受其接济。直到民国八年,黄泽沛出任青城县长,后来又陆续任胶县、淄川、益都、沂水各县县长,其家才富有起来。

邓恩铭作为一个水家后代,幼尝艰辛,目击弊政,胸怀读书救国的志向来到山东,自然不象人们心目中的“侄少爷” 。他保持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并把这精神用于刻苦攻读上。黄泽沛是旧知识分子,家中有不少书籍,他爱侄胜过己出,又特意花四百元购置《四库全书》一套,造成良好的学习环境。邓恩铭视书如命,常常通霄达旦,秉烛不寐,每当感到困盹的时候,“学业不成誓不还” 的自励诗句便重回心间,使他奋然振作。

他一向对劳动人民富于同情。一次,黄家人发现,做零工的李生偷偷用布袋盛了一点粮食拿走了。他便拦住家里人说:“不要再去追了,他家中一定有困难,说不定揭不开锅了……”家里人道: “那可是我们的粮食呵! ”邓恩铭又劝说: “别分你的、我的,李生拿走点粮食,是为生活逼迫的,只因这社会太黑暗了! ”

当了“侄少爷”的邓恩铭,本色没有变。那时叔叔家收养了一个小女,乳名来燕。来燕长到十岁,便进学堂读书,叔叔和婶婶非常溺爱,每天早上都买香甜的点心给她吃,经常做新衣给她穿,爱若掌上明珠。邓恩铭觉得那样做将会害了来燕。他对婶母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燕妹妹年纪小,不要娇生惯养。”他又对来燕说: “天下还有很多没有饭吃的穷人,冬天没有衣穿,下雪天还要到外面做工,有的冻死在大街上。咱们有饭有衣,可要常常想到那些没饭吃、没衣穿的人,将来让他们也有饭吃、有衣穿。”后来他还写了一首儿歌,贴在来燕的房间里:

早晨来燕去上学,

简简单单吃馍馍。

一个铜板不乱花,

普普通通过生活。①

来燕在恩铭大哥的指教下,果然学会了勤俭过日子。

邓恩铭到山东不久,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国革命成功之后的各种消息陆续传到中国,首先在北京引起了反响。科学和民主的空气非常浓厚。

九一八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当时能够在这所有名的中学里读书非常不易。

进入一中,顿觉耳目一新。尽管校方不欢迎同学们议论政治,可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久被德国压制的济南人民谁不为国事忧心忡忡? “科学”、“民主” ,这些新鲜的字眼,一旦吹进一中校院,便“春色满园关不住” 了。邓恩铭开始操着浓重的贵州乡音,参加同学们的议论。

邓恩铭的议论往往是有独到见解的,因为他在故乡时,就和比较进步的高梓仲老师,以及留学日本而具有爱国情感的高东新老师来往密切,培养了对新事物勤于思考的习惯。他介绍贵州人民的深重灾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贵州人民的残酷荼毒,引起了同学们的惊讶、愤慨和同情。

一九一九年春天,邓恩铭开始钻研《北京大学日刊》,有时在学校里,有时在家里,他把《日刊》中反映的新思想,讲给同学们听。

自从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以来,邓恩铭忧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果然,令人气愤填胸的消息传来了: 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把胶济铁路和青岛主权从德国手中转给了日本。中国广大人民满腔愤激,青年们走上街头,奋臂高呼:“外争国权! ” “内惩国贼! ”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尽管反动派封锁消息,然而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邓恩铭等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得知了北京发生五四运动这一振奋人心的事件,便奔走传告: 中华民族要奋起! 救国救民,必须学习北京青年的榜样!

大明湖在激荡,趵突泉在喷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响彻整个泉城。这时,邓恩铭因深受同学拥护,被选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兼出版部长。

五月七日,山东各界代表在济南召开以学界为主体的国耻纪念大会,邓恩铭率领一中同学奔赴会场,响应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

五月二十四日,邓恩铭执行济南学联决议,响应北京学联罢课宣言,组织一中参加了济南学界一致举行的罢课运动。

六月十日黎明,邓恩铭带领一中学生涌出校门,冲破军警的封锁,结队向日本人较集中的商埠一带进发,劝说商界罢市,抵制日货,反对当局干涉。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

一个多月的紧张的斗争,邓恩铭不断奔走于学联和一中自治会之间,传达命令,指挥行动。

七月二十一日,济南学生打击了安福系所办的反动报纸《昌言报》报馆。八月三日,又结队去督军署请愿。进一步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邓恩铭简直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期间,北京的李大钊曾派人来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邓恩铭也曾被选派为学生代表,去北京和天津,与北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运动的问题,学到了不少经验。

五四运动的汹涌波澜,把先进的知识分子推上了革命的潮头。在这场斗争中,邓恩铭,这位贵州水族青年,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王尽美结识,在共同的战斗中成为亲密战友。这年秋季开学,邓恩铭听到王尽美于假期期间,在家乡山东莒县组织“十人会”,领导开展抵制日货的革命活动情况,内心对王尽美更加钦佩。

为了进一步扩大“五四”影响,他们打算组织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

他们决心以学习新文化为号召,仿照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 ,组织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此后,他们便同育英中学教员王翔千以及济南一师、一中、育英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积极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五十人,会集在公园大厅,宣布“励新学会”成立。王尽美为学会拟定了会章,邓恩铭也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

励新学会经常研究新思潮。邓恩铭在学会举办的学术茶话会上,热烈发言,介绍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对劳动人民寄予无限同情。学会还积极发行 《新青年》 杂志,并出版了《励新》半月刊,由王尽美担任主编。邓恩铭也积极地给《励新》 写文章。

不久,励新学会开始分化,一部分会员倾向三民主义或信仰无政府主义。邓恩铭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王尽美、王翔千非常赞赏邓恩铭刚直坚定的信念。一九二○年四月,共产国际派威斯基等人来中国,以山东旅俄华侨杨明斋为翻译,先到北京,在由京赴沪时路经济南,与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商谈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①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进一步吸取外地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的经验,决定让励新学会的方向更加明确。

一九二○年夏秋之交,济南贡院墙根街的济南教育会②门口,挂起了一个大牌子: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王尽美、邓恩铭同王翔千、王辩 (黄秀珍) 、王钝嘏、王志坚、方鸿俊、马馥塘、贾石亭 (贾乃甫) 、段子涵、明少华、王全 (王复元)等十余人,宣布济南研究会成立。他们绝大多数是济南各校的学生,研究会成立后,经常来这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并且每星期六集会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气氛非常热烈。

在研究会的活动过程中,邓恩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提纲,热情洋溢地参加讨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成为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和核心成员之一。

研究会健康地向前发展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李大钊委派陈为人①来济南同研究会加强联系。

陈为人参加了济南研究会的第四次集会。他在会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情况。王尽美、邓恩铭也介绍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陈为人对济南研究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表示赞赏,并根据当时的斗争实际,阐明了研究会大力宣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这就使济南研究会一些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思想得以改正。陈为人还与王尽美、邓恩铭商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

一九二○年十月十日,邓恩铭在省立一中出版部的《灾民号》,发表了《灾民的我见》一文。文章开头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他指出: “要有彻底的觉悟。”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邓恩铭又在《励新》第三期《山东教育号》发表了《济南女校概况》 。他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当时中国女子教育的弊病,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各国的女子教育要算中国为最坏,而山东这地方的女子教育又是中国之最坏的了” 。

邓恩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成为青年中很有威望的人物。

先锋战士 突飞猛进

一九二一年初,山东警察厅下令取缔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理由是: 超越了学术研究范围,鼓吹“过激思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这时只好由公开转入半公开。这场波动使会员的思想产生了分化。而邓恩铭却一如既往,坚守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更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八月左右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是年冬春之交,发函转致王尽美、邓恩铭等人,邀约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于是,邓恩铭便和王尽美、王翔千,在半公开的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联络了几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进步青年,秘密组织了山东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小组。邓恩铭是小组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宁直接领导的第三国际派马林尼科洛夫斯基来中国。他们到达上海,与上海党的发起组联系,建议早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不久山东共产党小组接到了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通知,让他们于七月派二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这两名代表就是王尽美和邓恩铭。

上海,这座工人集中的重要城市,在七月下旬聚集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十三人。他们自称“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在座落于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下榻,其实是来自散布在国内和日本的七个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了五十多名党员。

邓恩铭来到这个地方,认识了他先前未曾相见却又非常敬仰的一些同志们。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位活泼的最年轻的代表。邓恩铭这时还是一个中学学生,尚未毕业。他和王尽美本着学习的精神,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还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邓恩铭以专心致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的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党纲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邓恩铭和王尽美回到山东,迅速着手建立山东党组织。党中央派遣陈为人到山东,帮助工作,不久即正式成立了中央直属山东区支部,党员十余人,王尽美任书记,邓恩铭任委员。

山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党的宣传、工运和建党工作,并很快地在工厂、学校、印刷业、理发业中展开了职工运动和学生运动。时间虽短,但山东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正当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召开重新瓜分中国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的时候,共产国际在列宁的倡导下,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①,以与华盛顿会议相抗衡。应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印尼、爪哇等远东国家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众团体代表共三十余人组成中国代表团。这是与会代表团中人数最多者,当时张国焘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主席。

邓恩铭作为山东各团体代表之一加入代表团,和王尽美等一起,取道满洲里,辗转到达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等待开会。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邓恩铭和代表们都为能去“赤色首都”而非常高兴。在激昂的国际歌声中,远东各国代表受到了热烈欢迎。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大会在莫斯科正式开幕,到二月二日在列宁格勒闭幕为止,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到会发表演说、致贺词或集体献旗,会场一百六十多名代表情绪高涨,气氛热烈。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邓恩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

远东大会结束后,邓恩铭等代表留在苏俄参观。展现在他眼前的苏俄,历经四年欧战、三年内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虽然已被击溃,但远东个别地区还有小股白匪出没,其经济状况创巨痛深、百废待举,粮荒格外严重。有的代表面对苏俄的状况,不免疑虑重重,无政府主义者代表黄凌霜很表失望和不满。邓恩铭却把逗留苏俄近半年的时间看作是珍贵的学习机会,仔细地了解苏俄各族人民的情况。他回国之后经常对党员、工人谈论苏俄人民艰苦奋斗的情况。

苏俄共产党工作人员的大多数充满克服困难的自信,不顾一切地与数不清的困难进行斗争。他们领导苏俄人民实行“新经济政策”①,热情地奔走宣传党的方针,精神抖擞地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些,都是在与人民一起饿肚子的情况下进行的。邓恩铭目睹实情,深受鼓舞。当时,只含五、六成、甚至二成面粉的黑面包实行限额分配: 士兵每天二磅、工厂与铁路工人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一磅,而共产党员每天只分四分之三磅。这个分配数字,格外引人深思。

邓恩铭和代表们在苏俄参加了各种欢迎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在生活上,享受特别款待。他从中领受了苏俄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邓恩铭满怀喜悦,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

见到列宁,更使邓恩铭激动。列宁同志朴实平易,完全象个普通人,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最高革命领袖。列宁以身作则,每天按共产党员的供应标准领取黑面包——四分之三磅,这件事使邓恩铭终生不能忘怀。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代表们按中国代表团的秘密计划分批起程回国。一九二二年春天,邓恩铭经满洲里,安全回到山东。

七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去苏俄的代表同志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汇报共产国际大会的精神。邓恩铭受邀参加了“二大” 。

参加“二大” 的代表们,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和他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讨论了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共产党人 撒播火种

邓恩铭参加“二大”后,不久就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先到淄博去开展矿区工人运动,后去青岛开展建党工作和工运工作。

淄博张 (淄川、博山、张店)煤矿当时是山东最大的富源,位在胶济线上,自清朝末年德国建立“路矿公司” 之后,因运输便利,煤矿开采日见繁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日本力图鲸吞这个煤矿,其实力已逐渐在矿区盘踞,如黑山矿东和公司,就是日矿商经办的,在淄博张独占鳌头。还有一种汉奸商人,暗领日本人开采,称为“中日合办”,如西河月开公司。中国也有矿商,但竞争不过实力雄厚的外资。

邓恩铭对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有切齿之恨。而当他来到矿区之后,心情更沉重了,那里的工人多苦呵! 他在《淄川博山矿业工人生活调查表》①中写道:

“……各矿掘煤工人,有自外县招来的,以章邱、莱芜等县最多,再就是本地人。当下班时,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右手提着篮子,盛有余剩的食物,浑身上下都成煤色,仅露有雪白的银牙。各人都到肮脏且窄狭的池塘内沐浴。完毕,离家近的回到家去,或助农作,或赌博; 有的节省,每日还能剩下少许,留作家用,有的当日就用尽。来自外县的,下班有工头预备的黑暗的屋,里面极窄狭,有的还有铺的席,有的就是土地,……”

最使邓恩铭痛心的是,受压榨的工人更落在受愚弄、受欺凌的苦水里,“每日除睡觉,即吃酒赌博,非将所得工资用尽不可,没有此等习惯者甚少”②。

邓恩铭非常同情这些憨厚纯朴却又辛苦麻木的工人。他就在矿区住下来,随时深入矿区、附近的农村,了解矿工家庭生活。在百里矿区,他风尘仆仆往来奔波,在数万名机器工人、石匠、铁匠、水夫、火夫、头役……中间开展工作。

马克思主义比矿灯更亮,能驱散矿工心中的黑暗。渐渐围拢在邓恩铭身边的矿工,听到了闻所未闻的革命道理,慢慢觉醒着。一些沉溺于赌场的矿工,受到先进思想的潜移默化,逐渐戒酒戒赌,后来参加了由矿工自己组织的“淄川矿业研究社”,学习、研究采矿工艺。

邓恩铭为工人的觉醒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讲的是将一把筷子合在一起不易折断的道理,他用来教育工人向帝国主义者、资本家进行斗争,使矿区家喻户晓。

由于邓恩铭积极组织,煤矿工人决心团结起来。一九二二年入夏,在矿区的一个漆黑小屋里,矿工们点起了油灯。灯光下,一群矿工围坐在邓恩铭的身边,倾听着他的讲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澎湃兴起,象一把把钥匙启开了矿工的心扉,使他们见到了党的阳光,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七月初,工人们兴高采烈,庆祝“矿业工会淄博部” 成立,他们称之为难忘的记事。

矿业工会的发起会之前,邓恩铭起草了许多传单,作为通知,在矿区到处散发。参加会议的代表从大路小道络绎赶来,有二、三百人,旁听的则不计其数,占满了整个宽大的场院。代表们公举了大会筹备员,组织了临时交际团。演说者痛快淋漓,听众精神贯注,会场上常常掌声雷动。王尽美为此事专门写了文章,兴奋地欢呼: “真是中国劳动运动中之曙光呵! ”,“真是山东劳动界中空前之胜举呵! ”①。

受矿工们信赖的邓恩铭,为党此后在这里开展运动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他离开淄博以后,煤矿工人在工会组织下,配合了第一次中国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潮,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涌现出许多工人积极分子。一九二三年八月,以张如芝为书记的淄博矿区的第一个党组织——洪山矿党支部建立起来,领导着淄博张地区的革命斗争。

青岛,原是一处渔村,为山东的咽喉之地,早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一八九七年,作恶多端的德籍传教士在曹州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于十一月三日派兵将青岛强行占领,又强租胶州湾。从此,德国人野心勃勃,建炮台,设兵营,筑码头,修铁路,划分工、商、住宅区,开办教堂、学校、医院……,大肆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中国人民洒尽血汗,青岛渔村变为城市。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即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于十一月七日攻陷重镇青岛。此后,日本人又对青岛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掠夺。德国曾陆续建成电厂、铁路工厂 (四方机厂) 、电汽厂、缫丝厂、蛋厂和窑厂,日本人步其后尘,又投资建立了内外棉工厂、大日本纺织工厂 (大康纱厂) 、宝来纱厂、富士纱厂、长崎纺织工厂(隆兴纱厂) 、钟渊纱厂,以及面粉、火柴、丝织、砖瓦、制油等十二个轻工业厂。同时,民族工业也随之发展,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争回青岛主权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二年四月,在中国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国终于从日本手中收回了被德、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先后蹂躏多年的青岛。

青岛的行政权收回了! 胶济铁路收回来了! 当时一般的中国人欢欣庆祝。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认真分析了与山东党工作直接关联的形势,以及在青岛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利条件,认为此时必须抓紧机会展开活动。

一九二二年底,邓恩铭接受调派来到青岛。蓝天、密树、层楼,碧波、银浪、飞鸥,明珠璀璨,美不胜收。可是,欧战之后的青岛,已成众所瞩目的政治漩涡,外国蟊贼在这里撕拚争夺,达官贵人搜刮民脂民膏,大好河山遭受涂炭,千家万户民不聊生……。邓恩铭怒火中烧,径直投向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

职校校长王静一,属于当时的进步人士,他对学生的言论自由,并不加禁止。邓恩铭就住在这里,执行党所交给自己的使命。

邓恩铭以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栖下身来,第一步便是开展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

他是第一个到青岛从事党的工作的人。为了在青岛尽快地打开局面,他深入到四方机厂、纺织厂、火柴厂、油厂……,一面推销《向导》周报和《新青年》月刊,举办演说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从中发现有斗争觉悟的先进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壮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由于邓恩铭的“职业”关系,首先有一批知识分子向他靠拢。王静一校长很尊重邓恩铭,因为他为人热情,对人和蔼,平日不大说话,象是讷于言词; 但讲到革命道理,却能侃侃而谈,明辨是非。公职学校的学生似乎得到了校长的默许,都愿与邓恩铭接近洽谈。有一次,他约了七、八个学生,到工程事务所所长唐恩良家里聚会,当即散发了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从此,革命思想在公职学校传播开来。这在青岛的学界来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后来,公职学校的学生单独发动了几次运动,如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北洋宪法、反对“金佛郎”案。这几次运动,都得到邓恩铭的指导,唤醒了不少人,有了爱国思想。

邓恩铭的工作重心迅速落在四方机厂和胶济铁路沿线。他很注重调查研究,而且调查工作非常细致,因此摸清了青岛产业工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后写下了 《青岛劳动概况》一文①。

邓恩铭在“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中间活动时,春秋穿一件浅灰大褂,冬天穿一件深灰棉袍,落落大方,象是英俊而严肃的学者; 每到各个工厂开展工作,就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穿的是粗布短裤褂,谦逊敦厚,极象一个朴实地道的工人。他对青岛十几万工人寄予无限同情,而对资本家则恨之入骨,当谈到这帮为富不仁的家伙时,愤愤然说: “嗟! 万恶的资本家! ”②于是,工人们见到邓恩铭,极愿意向他揭发资本家的内幕,能够帮他分析情势,把自身的疾苦、内心的希望推心置腹地告诉他。

经常出现在四方机厂的邓恩铭,很快在这里找到了阶级的知音。他经常走访穷苦工人,在工人成群的地方召开半公开的演讲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培养了积极分子。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由他发展了延波真(延白真、延伯真,后被开除出党) 、王象午 (后脱党)等入党,稍后又发展了赵鲁玉、丁祝华、孙秀峰 (后叛党) 、赵玉璋(后脱党)等青年为团员,后来又分别吸收他们入党。

中共直属青岛支部极快地于一九二三年一月正式成立了,邓恩铭任书记。青岛第一批中共党员与他接头的地点设在前海附近的湖南路五十一号。

党的组织成立后,邓恩铭对党团员的学习抓得很紧。他专门安排丁祝华担任党的通讯工作。丁祝华开始在普济医院当护士,夏天又到“中国青年会”模范小学教书,由她传递党的文件、推销进步书刊,比较安全、机密。邓恩铭常到学校去,为了安全,化名丁友民,和祝华姊弟相称,以作掩护。

党的队伍仍须扩大。邓恩铭就在工人掩护下,于四方机厂附近的四方村创办了一处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他把这里当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巩固壮大党组织的阵地和联系党团员、领导工人斗争的指挥所。

有一次,他以反对军阀战争为题,向工人展开政治宣传鼓动。他说: “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战争,铁路工人是能左右其胜败的关键,没有铁路工人的运输,战争很难进行。兵力运输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 ①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邓恩铭在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吸收了傅书堂、李俊泽、纪子瑞、王廷兰、尹振帮、马相阶、于伟功 (于维公)等十二个青年为青年团员,并成立团支部。随之,四方机厂党支部就在团支部的基础上发展成立,傅书堂任支部书记。此时,邓恩铭以四方机厂为“大本营”,在胶济铁路各段也开展着教育群众、建立组织的工作。

入党的工人积极分子热衷于党的壮大发展,他们在青岛其他地区主动组织工人斗争,为建立新的支部打基础。例如: 胶澳商埠水道局工人党员张洪礼、李德根,在阎家山村发起组织的水道局工人俱乐部,表面上是组织工人文娱活动,实际是在酝酿成立工会一类的组织。

青岛市的产业工人饱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共青岛支部发挥党员的智慧和力量,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带出了新的积极分子,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其中,胶济铁路沿线的一些党员,在青岛支部的领导下,利用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事件对本路工人进行教育,启发他们觉悟,在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鼓动着胶济铁路工人的斗争情绪。一九二三年冬,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几个机务段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归属青岛支部和“胶济铁路党团”的双层领导; 其他各段的党员也在通过组织各种球队、读报组、俱乐部和“个人接近”的灵活方式积极进行工作。……

一九二四年春,中共青岛支部由于党员队伍的壮大、活动范围的扩展,更名为中共青岛市委员会,邓恩铭同志担任了市委书记。

中共青岛市委在邓恩铭的领导下,加紧为工运高潮创造条件,主要做法是: 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会的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引导工人由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自觉的政治斗争。

在这期间,邓恩铭介绍郭恒祥入了党。

郭恒祥是四方机厂的钳工,在工人自发斗争中成为领袖人物。旧中国民间手工业传说: 铁匠有祖师老君,木匠有祖师鲁班,油漆匠有祖师葛贤翁。每逢祖师们过生日,各行手工业者凑钱唱戏、喝酒,借此联络感情。郭恒祥就利用这个旧形式,联络四方机厂的铁、木、油工,团结了厂里的大部分工人,为争取年终奖金、春节工资、年度火车免票,组织了一个“圣诞会”。会章共两条:一、崇敬祖师,二、互敬互助。郭恒祥被推选为会长。

邓恩铭初到四方机厂时,了解了“圣诞会”,接触了郭恒祥。“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成立的“五路联合会” ①也派王荷波同志②与郭恒祥取得了联系。在邓恩铭、王荷波的教育下,“圣诞会”由带有迷信色彩的行会组织,逐渐发展成政治性组织,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

王荷波离青岛后,邓恩铭和“圣诞会”不断往来。“圣诞会”接连向反动厂方进行了一些斗争。如: 要求发工作制服,为木工纪子贞具棺装殓、起运灵柩,惩罚警戒打骂工人的领班……。一九二四年的一天,因反对厂方诬赖工人偷盗,发起了一千二百人的罢工,迫使铁路管理局释放了被捕的工人。但在这次罢工后,“圣诞会”被路局封闭,郭恒祥等四名领袖被厂方除名。

邓恩铭认为“圣诞会”举办的罢工虽然只限于改善工人自身受压迫的状况,但它却为有组织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郭恒祥也确实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恒祥等人被开除后,由工人们帮助开了个“会仙居”饭馆,仍被编入中共四方机厂支部参加活动,继续领导工人斗争。

秘密组织工会的活动,就在“圣诞会”被查封后,首先在四方机厂紧张地开展起来。有几个月,邓恩铭深入四方工业区,晚上到夜校讲课,课后经常在普通工人家里夜宿。

邓恩铭屡次强调工人的团结。他的语气镇定,感情深沉:“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 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呵。” 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的一天晚上,邓恩铭来到四方机厂支部,在四方三义学校内,以 《胶澳日报》 记者的名义,召集三十多名积极分子开会。他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继而根据党的“三大”关于 《劳动运动》 的决议案谈到青岛市和四方机厂的工人运动。他鼓动说: “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工人应该有工会。我们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如果不组织起来,象一盘散沙,就受人欺辱,组织起来就有力量。”②大家情绪高昂,他又说: “咱们机厂的‘圣诞会’,为工人办了许多好事情,得到工人拥护,我们这次组织起来,就改名叫‘工会’! 工会要吸取‘圣诞会’的教训。‘圣诞会’组织不严密,入会手续不慎重。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这次组织工会,不准工贼混入,凡愿意参加工会的工人都由二人介绍,签名盖章。严密的组织才有战斗力! ” ③

一九二四年底,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四方机厂秘密盖章加入工会的就有八百多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那时工人自豪地称之为“赤色工会”。

在邓恩铭为首的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以铁路局、四方机厂、四方和沧口各纱厂为重点,工人运动的春潮,酝酿在黄海之滨,胶州湾畔!

二八罢工 首战告捷

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胶济铁路工人掀起了青岛市空前规模的工人运动。

这以前,胶济铁路当权者之间发生了南北两派争夺局长职位的内讧。以局长赵德三为首的“北派”,代表山东地方势力,山东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是其后台; 以副局长朱庭琪为首的“南派”,背后由交通系撑腰。两派都想挤掉对方,虎视眈眈,对峙不让。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关口,内讧借着“断桥事件”①爆发了。交通系控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趁机撤掉赵某,派交通系阚铎走马上任,伙同朱氏倾轧山东籍员工,充实南派党羽。南派占了上风,北派不甘示弱,便抬出机务处长孙继鼎,一边策划如何操纵工人,一边扬言发起“罢运”、“罢工”来要挟交通部。

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召集市委成员进行了分析,统一了利用敌人内讧领导工人进行罢工的意见。

暮色苍茫,邓恩铭急急赶到四方,传呼四方机厂党支部成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二十余人,在私立培育小学开会。经研究,认为完全可以利用反动统治者内讧狗咬狗的矛盾,顺水推舟,发动罢工。这样既能打击军阀、买办阶级,也能够显示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邓恩铭又向与会的同志们分析说: 仅仅由铁路工人罢工,势必因战线过长而显得力量分散,只有在四方机厂发动声援罢工,配合铁路沿线的斗争,才能以强大的声势迫使铁路局向工人低头让步,从而争得罢工的胜利。他在会上分析了罢工形势,对四方机厂到会的干部要求: 行动必须迅速,铁路一罢工,机厂紧跟上!

市委决议: 刻不容缓地发动全路工人罢工,争取改善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

邓恩铭一面按决议在铁路工人中部署罢工斗争,一面派机厂支部书记傅书堂带领几个积极分子去同山东地方势力派的两个处长商谈工人参加罢工事宜。机厂支部其他党员和赤色工会干部则依照邓恩铭的指导,一起活动,立即在厂里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宣传队,并把复工的条件在工人中广泛宣传。

工人代表找到孙继鼎的秘书,首先提出工人参加罢工的条件。但地方势力派不接受工人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却侈谈什么“鲁人治鲁”、“驱朱赶阚”一套鬼话,工人代表当即表示反对,谈判就此破裂。

代表们向邓恩铭汇报了谈判经过。当时山东地委负责人王尽美正好也在场。他是以孙中山先生特派员的身份来青岛主持“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 ,从福禄寿电影院赶到邓恩铭住处的。根据当时情况,王尽美鼓励工人代表们说: “我们同他们合作是一种手段,谈判破裂很好,这正表示我们工人自己有充分的力量。”①这话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于是,党组织就在胶济铁路各段通知工人,准备独立进行罢工斗争。

二月七日夜深人静,邓恩铭又赶到四方机厂,秘密召开了特别会议,代表市委对独立罢工进行了十分周密的部署。

二月八日夜十二点,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开始了。铁路工人个个斗志昂扬,用枕木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的炉火……,各站各段的工人。一律停止了工作。未开出的客车、货车一律不开出; 已开出的,在夜晚十二点开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不再开动。由青岛开往济南的客车停在高密站上;由济南开往青岛的,原地“闭气”,未能开动。

胶济铁路,全线瘫痪!

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振奋了全路工人的斗争情绪。铁路沿线党支部按照邓恩铭的布置,发动工人争取主动。济南段,向管理局提出夜班干一小时应抵两小时工作,并增加工资; 高密段则提出: 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反对裁减工人,发给工作服等九个条件; 其他各段也提出类似条款。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车务处长大村卓一,杀气腾腾地命令日本司机开车。车上载有一批铁路人员,打算每开到一站,就把所载人员留下一部分,代办车站业务。但是,列车只出一站,到达大港,就被一片喊声吓住了。工人们在党员的带动下,团结一心,人山人海,拦截火车,粉碎了大村的阴谋。

第二天清晨,四方机厂的工人都按点到厂,机器却不开动。罢工宣传队、纠察队同时进行活动,散发传单、口头宣讲、维持秩序。整个工厂呼声喊语,一片沸腾。其时,工会干部、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代表工人找厂长谈判,提出五个复工条件①,义正辞严地宣布: “我们工人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罢工的,要我们复工的话,首先得答应我们的条件! ”

反动厂长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溜下楼去哄骗守卫机器的工人开机器,但得到的回答是: “没有代表命令不能开! ”后来厂长又唆使工贼唐太春开了电门,工人们怒吼“打走狗! ”,顺手操起各种工具,追得工贼无处藏躲,一头扎到他主子身后。人海怒潮,声势浩然,反动厂长目瞪口呆,狼狈不堪。

工人士气大振! 当天晚上,邓恩铭在四方三义学校召开了工会大会。他提高声音一再地说: “只要团结起来,罢工一定能获得胜利! ”

在斗争中,工会威信空前提高,先前未加入的工人纷纷签名盖章,一致申请入会。邓恩铭及时要求四方机厂党支部,乘机展开广泛宣传,进行阶级教育,公开组织工会,将罢工期间参加斗争的工人全部吸收为会员; 扩大了的工会划分小组,公开选举工会小组长,公开进行讨论,明确表示: 不达胜利,决不复工。

胶济路全线停运第三天,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只得把赵某调往陇海路任职,阚、朱调回交通部,另委李钟岳任新局长。铁路工人取得部分胜利,才恢复通车。中共青岛市委分析,只要机厂坚持罢工,胜利一定属于工人。因此,四方机厂继续罢工。

厂长和新到任的局长,开始对工人软硬兼施。

第七天,铁路局方派警务处长带领一队路警,荷枪实弹,往四方机厂镇压。满面凶相的反动处长狂叫: “罢工有罪! ”并当场命令卫兵拔出匣子枪,枪口对准工人胸膛,施行恫吓。这时,工人、团员伦克忠挺身而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 “罢工有罪?借问处长先生,路局领头罢工的处长有没有罪?把我们工人逼向死路的先生们有没有罪! ”伦克忠的有力反驳,代表工人讲了话。于是人声鼎沸,你一言,我一语,质问不绝。反动处长被顶得瞠目结舌,警察们收起了匣子枪,灰溜溜地溜了。

第九天。偌大的四方机厂还是没有一台机器开动,没有一根烟囱冒烟。厂长从局里开会回来,满脸堆笑地问工人: “贵代表先生现在何方?”他低头哈腰找到了工人代表,称兄道弟,表示答应复工条件。代表要他回去静候全体工人的决定。

在罢工的九天中,邓恩铭坚持于每天晚上到四方机厂工会听取汇报,对情况的发展进行分析,并指明第二天如何行动。当厂长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后,邓恩铭便说: “斗争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要适可而止,只要达到百分之六十的条件就是胜利。就鼓舞了咱们工人的斗志。咱们还要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①经过研究,决定第二天复工。

二月十七日上午,工会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说明厂方答应复工条件的情况,动员复工。工人们听了,齐声拥护工会的决定。午饭后,鞭炮声炸响春寒料峭的四方机厂上空,工人们欢天喜地,庆祝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并照了一张全体工人参加罢工的大幅照片,留作纪念。

经过这场斗争,四方机厂一千四百多人全部加入了工会,并公开挂出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会”的牌子。

复工后不久,工人们每人每天增加了工资七分,年终奖金补发了,以后也加盖了宿舍。党抓住这一时机,又对工人进行了加强团结的教育。

罢工期间,邓恩铭还召集了胶济铁路各段党员代表会议。他号召全线工人,趁此大好形势,成立总工会。罢工胜利后,胶济铁路总工会就在中共山东地委的帮助下,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四方机厂内 (以后移到四方庙旁办公),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共六个分会。从此,胶济铁路工人完全组织起来了。

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震惊全国,青岛市的工运也顺势向前推进。紧随胶济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水道局、电话局、啤酒厂、烟厂、铁厂、木厂……,都成立了工会,准备举行罢工,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资本家甚怕,便赶紧找工人谈判,对工人代表说: “你们要增加工资就增加好了,不必罢工。”不等工人正式宣布罢工,他们都被迫“识时务”地给工人增加了日工资七分。

胶济铁路大罢工对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影响尤大。从这以后,党的工人运动重点又转向四方工业区的纱厂一带,向日本垄断资本家展开了斗争。

邓恩铭在“二八”大罢工中起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一九三○年邓中夏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对“二八”罢工作了高度评价: “……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纱厂工潮 大得胜利

胶济铁路大罢工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青岛各界的劳苦大众,启发了青岛纱厂的三万纺织工人的觉悟。

一九二五年的青岛纺织业的发达,与上海不相上下。青岛名义上从日本政府手中收回之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实权仍操于日本人之手,其政治势力并无丝毫削弱,经济掠夺反而变本加厉,投资额迅速增加,工人仍挣扎在生死线上。邓恩铭曾对各纱厂进行调查,沉痛地描述了工人的生活:

“……查日人在青岛四方境内,开设内外棉、大康、隆兴三纱厂,平日虐待工人实属暗无天日。工人在厂工作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一角。工资如此低微,其何以为生?工人稍有过失,动辄罚薪,疾病生育亦不给假,十天不到厂即行开除,因公受伤及残废者亦不抚恤。男女工人多有倒毙厂中者,然亦不过给予二十元而已。厂中并无吃饭之休息时间,一面摇铃一面吃饭。‘中国奴’、‘亡国奴’是日监工平常辱骂工人之名词,殴打工人则拳足交加,皮破血流者几无日无之,而尤以十龄幼童子、缠足妇女,或因饥饿或因精力不足,稍示疲倦,即受重殴。冬天则捉工人之颈,置之冷水管之下而淋之,必至鼻破血流,浑身结冰而后已,此则尤为日厂之特刑。幼童妇女因力不胜任,昏倒在地者,亦被日人视为假装而受殴辱。凡此种种,数不胜数。呜呼!人世间最腐败之监狱,最恶毒之刑罚,又孰有甚于此者?”①

一九二四年之前,日本纱厂也曾发生过自发性的小型罢工,可惜屡遭压迫未能成功。日本资本家唯恐罢工再起,相互勾结来对付工人,哪知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

一九二五年四月,爱国的大康纱厂少年练习生,既愤恨日本厂主的虐待压迫,又受到胶济铁路工人组织工会进行“同盟罢工”的启发,便暗中联络工友,力谋抵抗。这时大康纱厂已有党的组织,该厂工人就在党员司明章、苏美一等人的指导下,在小村庄秘密组织工会。事情被发觉,名册被军警搜去,落到日本厂主手中。穷凶极恶的厂主大为震怒,私行逮捕工人,拘禁拷打。青岛反动政府助纣为虐,不仅不制止日本人的非法行为,反而派遣军警,向工人耍威风。眼见帝国主义分子猖獗无忌,工人群情激愤,纷纷提前停车下班,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得知后,向市委紧急汇报。邓恩铭立即赶往四方,准备发动罢工,展开斗争!

他与李慰农分析了大康纱厂总的情况,估计了罢工时可能出现的问题。由工人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会罢工执行委员会,在邓恩铭等人的指导下研究了攻取退守的策略,并计划按人数组成工会支部干事会,选拔有胆略的工人任干事会的支部书记,担当罢工的基层领导。为了维持秩序,设纠察队站岗,捕捉工贼; 为了唤起工人同仇敌忾,设讲演团,分头向工人和市民宣传; 为了安排好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问题,设捐款分配委员会,救济困难的工人; 又为了分化瓦解敌人,联络下层军人,特设军警招待委员会。一切就绪,大康纱厂工人罢工,便于四月十九日爆发了。

工人在工会罢工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下,十人编一组,三组一个支部干事会,支部书记上通下达,一时间聚起了四、五千人。

多年来耀武扬威的日本资本家,做梦也没想到罢工声势如此浩大,面对工人提出的十六条要求①,一时慌了手脚。四、五千名纺织工人愤怒呼吼,特别是参加罢工的三千名童工无休无止的口号声,使他们心烦意乱。

在大康罢工的同时,内外棉、隆兴二厂的工人也推选代表,发表宣言,誓为后援,以迫使资本家屈服。可是这三厂的资本家也紧急串通,收买勾结地方官府,调来中国警察保安队,包围大康纱厂、封闭工人宿舍、断绝工人伙食,对工人采用威吓离间的手段。这时工人一天只能吃到六个铜板的饭,夜间露宿街头,但斗志不懈,不断派出代表,据理力争。不料反动军队又将内外棉和隆兴二厂围困,胁迫声援工人。于是工友们便“一不做二不休”,内外棉工人在党员阎思栋带领下,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全厂罢工,隆兴纱厂继于二十四日中午罢工。紧接着,沧口的钟渊、富士二纱厂和市内的铃木丝厂,也举行了“同情罢工”。罢工的战士骤然增加,达到一万八千余人。

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了反动政府,又派军警镇压。各工厂工会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的军警招待委员会向军警们申明大义,军警受到感动,都只虚装干涉样子,搪塞上司。

“反帝国主义者”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一天高似一天。青岛市委起草的《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引起了社会上各界人士广泛的同情。中共青岛市委还在邓恩铭的领导下,主持成立了“后援会”,组织各界予以声援。舆论影响很深广,不仅各地工人给予很大的实力和经济上的援助,就是其他的团体,如学生会、报界、商会、市民,也纷纷予以舆论上的声援和经济上的资助。特别是《公民报》主编胡信之先生,受到邓恩铭的启发,愤然执笔写文章声援工人,使《公民报》变成了工人的喉舌,为罢工呐喊助威。

在罢工的大浪潮中,邓恩铭奋勇参加斗争,他带领市委的部分委员沿街散发传单。不料,他在这一活动中被捕了。

起初警方不知所捕者何人,尔后知道了,惧于罢工力量,只得把邓恩铭关押了十几天后,由警察武装押送他“驱逐出境”,并一直押解到济南。

邓恩铭刚落脚济南,就借口家事须约亲戚南去贵州,而到了淄川。他心里记挂着青岛纱厂工人的大罢工,马上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信:

“……三爷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没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寿如到荔,问他就知道儿一切情形了。儿明天回青岛,仍就原事。……回家事虽没定,但亦不可告人。”①

写罢家信,邓恩铭乘车悄悄潜回青岛。

青岛纱厂工人已与日本资本家斗争了二十一天。工人们在邓恩铭离开以后的十几天里,又在新任市委书记李慰农的领导下,团结得坚如磐石,罢工坚持不殆。外强中干的日本厂主,不得不表示答应工人们提出的十六个复工条件。邓恩铭返达青岛的当天,即五月九日,就指导罢工工人与日本厂主签订了九条条约。

条约刚刚签字,惨败的日本资本家又强施淫威,派人张贴布告,乘车散发传单,片面宣布五月十日早晨复工。工人愤愤不平,纠察队员气冲冲地撕毁布告,当场捕获四名撒传单的日本人。邓恩铭等青岛市委的负责同志支持工人的勇敢果断的举动,但同时又冷静地与各厂工会商讨,取不亢不卑的态度,要军警当局出面斡旋,取保释放破坏条约的日本人之后,再按工会决定,在十日夜间复工。

五月十日下午,邓恩铭、李慰农、刘俊才(刘子久)等许多同志在四方村召开了“纪念罢工胜利大会”。当时一篇报道如实地反映了庆祝罢工胜利的盛大场面:

“……十号下午三点开纪念罢工胜利大会,到会的人数,约万人左右,每人手中都执小旗一面,上书罢工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维护工会……种种旗帜;另有极大的红色旗帜二面,上写罢工大得胜利字样。开会时演说的人很多,每一人演说后,即大呼工会万岁! 工人团结万岁! 工人胜利万岁! ……等口号,欢呼之声,摇撼宇宙。散会后,结队游行并举行工会悬牌额典礼,工人簇拥三工会的牌子为前队,两傍均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工人高唱胜利纪念歌,一时爆声震天,欢声雷动,三个纱厂工会的牌子,高悬于他们的会所门口了。” ①

反帝运动 波澜壮阔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开始的青岛纱厂第一次大罢工,持续二十二天,是胶济铁路大罢工的继续。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在这一时刻来到青岛。这对正处在斗争高潮中的青岛工人,是一鼓舞。

五月中旬,刘少奇到青岛后,住在四方机厂“西公司”职工宿舍②。他在四方机厂党员会议上,对如何领导工人斗争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这次纱厂工人罢工胜利了,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只疯狗。大家想想看,敌人能从此甘休吗?必须估计到他们可能来次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准确地认清时局。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③

刘少奇离青不几天,果如所料,日本纱厂资本家片面撕毁他们亲手签订的条约,停止履行各项条件,并且唆使中国反动当局封闭工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来迫害工人。

日本纱厂的第二次罢工斗争,于是又爆发了。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青岛警察厅长陈韬率领军警包围大康纱厂,悍然摘下工会的牌子。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厂的工人遵照工会决定,不到一小时内全部停车。

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了胶澳督办(青岛市长) 温树德,于五月二十九日黎明前调动了三千反动军警,层层包围了三个罢工的纱厂,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这次事件中,八人饮弹牺牲,十七人重伤,轻伤者无数,七十五人被捕,三千多人被押解回籍而失业,甚至有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暗杀或抛入大海者。

李慰农把惨案发生的经过写信向刘少奇汇报,不久得到了回信,中华全国总工会捐款二百元、北京学生捐款二千元,以救济失业的工人。

此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反帝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青岛日本纱厂惨案发生后,四方机厂工人纷纷捐款资助纱厂罢工工人,一千七百多名机厂工人又于六月五日清晨,举行了罢工游行,支援纱厂工人的斗争。全市人民掀起了反帝风暴。

六月八日,中共青岛市委发起组织“沪青惨案后援会”①,并发表“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四项决议。在市委的领导下,当天,全市大、中学校罢课,支持后援会成立; 十日,全市市民大会; 十一日,七千学生游行。

六月十五日,青岛市各工厂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游行中,工人们冲破了武装军警的封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杀人凶手”和“反对洋奴”等口号,使反动当局惊慌不已。六月十六日,全市各界三万多人借助全市工人浩大游行的滚滚洪流,举行了悲壮慷慨的雪耻大会,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上了高峰!

青岛市反帝运动的指导者邓恩铭和李慰农配合密切。李慰农重点发动工业区的后援斗争,邓恩铭则不畏艰苦,夜以继日地奔波于青岛各区各界。

邓恩铭很早以前就以教员、记者等身份,接触了青岛上层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三大”以后,他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的“一大”召开后,他又参加了组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山东临时省党部的工作。这时,为了扩大反帝统一战线,他利用自己在“社会贤达”之中的威信,积极争取了报界的《青岛时报》经理王育民、学界的小学校长酆洗之、商界的济众医院院长李之坡等名流人士,引导他们为青岛人民做好事。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全市人民,壮大革命力量,中共青岛市委又在邓恩铭的指导下,由傅书堂出面联络各界代表性人物,成立了“青岛市各界联合会” 。

联合会中的青岛纱布商,与日本纱厂资本家素有密切的经济瓜葛,这时向日本人暗送秋波,借口“制造‘五卅’惨案的是英国人”,在六月十七日于青岛商会召开的各界联合会上弹弄“只对英不对日”的荒谬论调。邓恩铭等市委领导人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工人、学生代表大义凛然地驳斥了布商代表: “在上海枪杀顾正红的正是日本人,在青岛制造惨案、屠杀工友的还是日本人,据此,青岛应该和日本实行经济断交!”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国资本家代表被迫答应“对日对英经济绝交”。

日、英两国在青岛的经济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反动统治者闻听洋货滞销,惊惶沮丧。他们一面勾结联合会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捣乱; 一面向警察厅长面授机宜,以政界身份打入联合会。中共青岛市委看到这一变化的形势,深感于工人不利,当机立断: 退出联合会,旋由工人、学生代表组成“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不久,由邓恩铭出面,以胶济铁路总工会为基础,迅速联合另外几个工会,成立“青岛市总工会”,使党对反帝运动的领导有了稳固可靠的指挥部。

这期间,工会、后援会组织的宣传募捐队频频活动,在由青岛直至济南的各城镇、乡村中,大力鼓动宣传,取得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广泛同情。宣传队还到达上海,在上海总工会的积极支持下,于杨树浦召开工人集会,取得了上海纱厂工人的热情支援。

七月中旬,邓恩铭去济南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山东党部“第一次省代会”。国民党省党部趁反帝运动热潮中成立起来,邓恩铭被选举为省执行委员。

青岛纱厂第二次大罢工虽然遭到血腥镇压,然而纱厂工人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援。为了抗议日本人无故毒打童工,大康纱厂工人又于七月二十三日愤怒地掀起了罢工。次日,内外棉、隆兴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在七月二十五日联合发表宣言,痛斥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提出了十项正义要求①。

正当纱厂罢工浪潮再起的时候,奉系山东军阀头子张宗昌到了青岛。日本领事和日本资本家勾搭青岛商会,以三十万元巨款,贿买了张宗昌。七月二十七日,张宗昌指使后方司令任锡吾率领反动军警,捣毁了四方各纱厂工会,捕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慰农和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长赵石恪等十三人,在沧口和市内捕去工人十余人和学生七、八人。七月二十九日,李慰农、胡信之壮烈就义于团岛海滩。

青岛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被残酷镇压了,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敌人张贴通缉令,缉捕邓恩铭、傅书堂等六百多名反帝先锋战士,准备狠下毒手。

邓恩铭不得不转移外地。敌人在青岛全市大搜捕,造成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还在胶济铁路沿线布设了六百多个暗探,对旅客跟踪盯梢,沿线军警凶神恶煞般地盘查行人,邓恩铭只好化了装,徒步奔走七、八十里逃出青岛,从城阳、蓝村一带的小站,登车远去。转移前,他为胶济铁路总工会拟写了《泣告书》,呼吁社会“奋起援救”,愤怒指控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罪恶行径。《泣告书》说: “……日人素视青岛为其囊中之物,安肯泰然失之,故必杀尽青岛之爱国人民而后快。国人对之,惟有卧薪尝胆,一息尚存,亦必誓死反抗之。独我当局竟不惜为日人负屠夫之任,此则更可痛者,亦为我国人所万不能忘者。”①

邓恩铭机警地通过千里胶济路,到达济南汇报工作。沿途,他暗暗联络了部分党员。

到济南汇报工作后,邓恩铭又奉党的指示立即折回张店。在张店,也张贴有对他的通缉令,环境凶险。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住下来,秘密召开了胶济铁路沿线的各党支部、通讯员的代表会议,讨论恢复和巩固胶济铁路以及青岛市党组织的具体办法。会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回青岛,组织了新的市委。

任凭岁月多艰难,青岛的工人阶级始终有着自己的靠山——中国共产党,邓恩铭就是青岛人民最可信赖的市委书记。

情操高尚 矢志不渝

一九二五年初,中央照顾病重咯血的王尽美休养,由尹宽(后成托派) 接任山东地委书记。接着,山东地委改名为区委,中央派张昆弟来工作,不久又调走,工作重担落在了邓恩铭的肩上。

邓恩铭详尽地向接替他任青岛市委书记的王元昌交代了工作。他特别叮咛市委的领导同志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当初王元昌刚到青岛,身穿长袍,俨然书生,就往工厂跑。邓恩铭亲切地告诉他: “同志,这是到工厂去,不是去学校。要组织工人,首先要自己变成工人,脱掉长袍和工人生活在一块,才能和工人交朋友,成为工人同志的知心人。”①他既肯定王元昌的工作热情,又批评其不够谨慎,使王元昌很受感动。

邓恩铭的生活一向刻苦俭朴,还常把菲薄的生活津贴转手“津贴” 了生活最困难的同志。工作是那样繁忙,饮食起居没有规律,夜里休息不好,结果身体受了损害,患了结核病。

九月,邓恩铭到达济南之后,立即象王尽美那样,领导起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并亲手抓了济南市、鲁丰纱厂、齐鲁大学等党组织的活动。

十一月初,中共山东区委在济南东关筹备纪念苏俄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不料被敌人侦知,区委机关遭破坏,邓恩铭也被捕入狱。

邓恩铭多次受刑,他的结核病发作了,颈淋巴结发炎溃烂。酷刑、重病交加,他始终不屈服,不招供。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得知“省执行委员邓恩铭”被捕监押,在1926年1月的报告中写道: “张宗昌……其摧残本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②,其中的共产党人为邓恩铭的处境十分担忧,但“省党部”却又苦于“有好多困难”而束手无策。中共党组织则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多次进行营救,使反动警厅终于允许具保开释。地下党找到邓恩铭的两位贵州同乡做官的胡某、甘某,经过教育,他们欣然应承作保。同时,邓恩铭的堂弟媳滕尧珍,出于对亲属的关心,接受了党组织的嘱托,慨然解囊,贿动警方上下。一九二六年雪融春至,邓恩铭得以保外就医。

重刑摧残,痼疾折磨,使邓恩铭形容枯槁,力不能支。同志和家人为之伤心涕泣,他就活动着腿脚,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很好吗?坐牢算啥! 往后还得和那些狗斗一斗! ”①

邓恩铭出狱后住在黄家。经过这场坐牢,黄泽沛为“侄负叔望”而愠怒,以家长权威命令邓恩铭“不得参与政事,只可息心养病”。邓恩铭固然对长辈历来尊重,但在革命与否上寸步不让。

“养病”期间他经常外出,到工厂、学校发展党团组织,介绍一些青年入了团。外出一次往往长达十天半月。回到住处,有时约集七、八个同志在卧室密会,有时躲在房里写标语。滕尧珍在门缝望见了,对他说: “大哥,你写得好快啰,几下就是一大堆。可是外面风声太紧,多小心哪! ”邓恩铭回答: “不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不做什么事情,说死还不就死了?”②

滕尧珍是贵州客家人,出身贫苦,由邓恩铭函柬说亲,嫁于黄家。邓恩铭很想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给她讲男女平权的道理,劝她读书,一再告诫她劳动、勤俭、莫忘穷人苦日子。滕虽未冲出封建束缚,却因亲谊关系而替邓恩铭和赵鲁玉等党员传递报刊、文件,掩护革命活动; 为了邓恩铭用费方便,还将铺号“文郁斋”的银行存折交出,听之用取。

邓恩铭一直经济窘困。他在贵州的父母和全家还以为他有职业和薪水,他十岁的六弟恩光写信到山东,代表全家向他索款。他除了勉励兄弟团结、孝敬祖母双亲,只能委婉回信道:

“……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之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①

这时,他虽然经济上有了接济,也只是用作了党的活动经费,仍“在外漂泊” “无力顾家”。

听到邓恩铭出事系狱的消息,其父邓国琮不远万里劳顿,赶奔济南探望。他本指望邓恩铭谋到阔差光宗耀祖、早完婚传宗接嗣,一九二五年春上写信给儿子表达了这两层意思。邓恩铭当时回了信: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建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②

邓国琮到达山东时,邓恩铭已平安出狱。老人辛苦一生,胆小怕事,邓恩铭在攀谈中隐讳自己担负革命工作的实情,喻示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同时也表达了矢志不渝的观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邓恩铭一心革命,出狱后病未痊愈,便又于一九二六年初夏,重奔青岛,担任市委书记。

往来奔波 百折不挠

“五卅”运动后,山东党在各地的工作更为困难,更为隐蔽了。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间邓恩铭重返青岛时,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

原市委书记王元昌、委员王云生、史广庆在三月里的一天因到四方机厂开会,一齐被捕,市委机关被彻底破坏,下级支部之间的联系从此中断。

为了恢复组织,领导斗争,配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邓恩铭跑遍市区,和隐蔽下来的党员陆续接上关系,指导他们在工人中宣传北伐革命。同时,他还去崂山郊区活动过。

凶顽的反动派一直没有放松对共产党人的追捕,便衣特务多如牛毛。有一次,邓恩铭为了甩掉“尾巴”,在崂山卫转了七、八十里路; 还有一次,暗探盯上了他,他急中生智闪进一家理发店,假托上厕所从后门逃脱,让尾随进店的敌人守着他故意留在店墙上的包袱等了个空。

虽然活动受钳制,青岛的党员边恢复组织、边开展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中共青岛市委的正常工作开展起来,陆续建立了几处地下机关,原有的基层支部也大部分恢复。

在阎家山,党员张洪礼、李德根坚持组织水道局工人俱乐部的活动,成立了职工子弟小学,由党员鲁伯峻当教师。不久,水道局工人夜校开课,钟渊、宝来纱厂及自来水水源地的二十多名工人晚上来识字,四方、沧口一带的共产党员在这里发生了联系。鲁伯峻发展阎昌鞠、阎恒珍入党,成立了中共阎家山村支部,由他任书记。阎家山支部积极组织领导沧口一带工人的斗争,发动钟渊纱厂工人向日本资本家开展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保障人权的斗争; 组织华新纱厂工人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同时,四方、沧口其他工厂的斗争也在此起彼落地进行,搞怠工、织疵布,弄得资本家抓耳挠腮,心焦火燎。阎家山的党组织为了支援他们,印发传单,到五号炮台、李村、沧口河……,广为散发,相当活跃。

浮山后村也有了党组织。青岛纱厂大罢工中被捕的共产党员王星五 (王佐仁)越狱扒车逃往北京,拜访了北京的李大钊同志,听李大钊讲革命道理。他潜回浮山后村之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介绍因罢工而被开除回籍的王进仁①、王孟仁 (后叛党) 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浮山后村支部,由他任书记。为了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复仇,他们领导浮山后村青年组织了“俱乐部” ,排大戏、编小曲,宣传北伐; 又办了“国术馆” ,练武艺、学军事、准备投军,其革命情绪影响了附近的山乡村庄。

北伐胜利进军,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迎来了充满革命风暴的一九二七年。

这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地方干部的影响很大。单就青岛党的情况而论,工人运动在纱厂大罢工之后,由于失败,有一种消极畏难的情绪。邓恩铭曾严肃地批评道: “群众的表现比我们的同志愤慨、勇敢得多,我们的同志不但不能急起直追,反不闻不问,更说不到领导了。”①他认为 “这种情形是山东整个党的保守政策的必然结果”。②

有人在历史的歧路上徘徊,邓恩铭坚决主张以积极的措施保卫革命。

三月中旬,邓恩铭到武汉,住在武昌卫戍司令部里,准备参加党的“五大” 。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本来邓恩铭还心情激动地盼着“北伐军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③,因此对蒋介石的叛变非常愤恨,也为总书记陈独秀的错误深感痛心。

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小学举行。想不到陈独秀竟说蒋介石的叛变,是由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引起的。邓恩铭和大多数代表一起,对陈独秀的错误论调进行了批驳,他决心回山东后教育党员抵制右倾保守政策,保护北伐革命的成果。

“五大”闭幕后,邓恩铭还被邀请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他介绍了山东地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情况。那时,丁祝华、王云生、吴晓初、隋清梅、王元盛等二、三十人受党派遣,在讲习所里学习,邓恩铭去看望了他们,并介绍陈雷入了党。

邓恩铭回到山东后,担任了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当时省委领导机关设在济南市东流水一○五号。

武汉政府汪精卫反动集团于七月十五日公开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山东党受到很大震动。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而退党,如寿光县在革命高潮时期党团员达六百多名,及白色恐怖袭来,只剩下几十名同志。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因循守旧、固执己见,错误地认为,无论共产党,国民党,都同样地受着封建军阀张宗昌的压迫,所以继续实行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政策。邓恩铭则认为,这种投降主义只能给革命加深危机,因此不犹豫、不迟疑地同坚持错误的丁君羊 (后叛党) 等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思想斗争。

投降主义者形成了宗派,邓恩铭等同志的斗争处于不利。此时,他对省委领导人之一王复元 (后叛党) 携款私吞一事,虽然提出了严重警告,却未深刻审查该分子在武汉同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分子王乐平经常交往、秘密勾搭的作为,这种失策,致留隐患。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瞿秋白主持下,于汉口召集紧急会议,撤消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举行秋收暴动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为邓恩铭领导山东省委的具体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恩铭坚定地执行了“八七”会议决议。他对山东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形势,有比较全面的观察、分析、见解。张宗昌和孙传芳等军阀矛盾重重,日本为继续垄断山东资源拚力援助张宗昌,因受灾而自发的农民抗粮暴动遍布山东各地。邓恩铭主张党的工作应趁机行事。

邓恩铭以“八七”会议精神,首先改组了省委。他还打算对各市、县的基层组织全面改组,后因缺少干部和经费,工作没有进行。

山东省委的改组,客观上为开展土地革命配备了干部力量。

“山东的农民所受的剥削,甲于中国,那末,所受的痛苦当比任何地方的农民为甚了。所以山东农民革命情绪非常之高,革命的空气非常之紧张。”①一九二七年的天灾人祸迫使省内二千多万农民铤而走险,自发地揭竿而起。阳谷县农民围攻县城,恩县农民冲击奉系陆军,胶县、日照、高密抗粮抗捐,处处野火,熊熊燃烧。各县警备队派兵镇压,都被“打个落花流水,大败而回”②。但是,散布在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武装的领导权起初不掌握在党的手里,邓恩铭便亲自选派党员代表,出发去阳谷、恩县、胶县、日照、高密、夏津、高唐、胶州南乡……,参加了那里的暴动。农民们欢迎党的“解除苛捐杂税之痛苦” 的主张,很愿意接受党的指挥。

由于敌人强大及党的政策上存在“左”的倾向,山东的暴动斗争未能开展。后来,由邓恩铭抓了一阵的各地农民起义,因为他被迫交权而逐渐低落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山东省委在龙山车站附近召开三十余人参加的代表会议,对省委进行改选。抱残守缺,依旧大肆鼓吹“国共合作”的卢复坦 (后成为托派)担任了省委书记,邓恩铭落选为省委委员。选举结束后,山东的许多党员为此不满,而从不患得患失的邓恩铭尽管保留自己的看法,但他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一边笑着一边说服大家。

这年十一月,党中央根据邓恩铭的《工作报告》,拟定了《山东工作大纲》③,作为中央决议发出通告,这对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的工作是肯定,也是支持,更是鼓励。

隆冬雪飞,邓恩铭又回到了他平生最爱的青岛。青岛市委书记吴芳奉命调离,邓恩铭接替了他的职务。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他又受了宗派主义者的排挤,但一个革命者不就此灰心丧气,而对革命的转机充满信心。

青岛党的干部都很想念他。可是宗派主义势力影响很大,当恩铭到达青岛,看到青岛的地方干部多数被排斥在市委之外,感到非常痛心。然而他深信,只要这些足以信赖的同志存在,工作就能开展。

邓恩铭首先去甘肃路十七号徐子兴①家落脚。这里被称为“市委之家”。邮电职工徐子兴是在革命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毅然入党的,他立场坚定,深受邓恩铭敬重。邓恩铭通过他,了解了青岛各方面的大体情况。青岛的地方干部经常出入“市委之家”,邓恩铭在这里重新聚集了青岛革命工作的中坚力量。

他还走访了从前市委的秘密联络点: 阳谷路平原洋行和无棣二路养蜂场等处,搭起了党员之间的联系。

邓恩铭坚持参加各种类型的会议。他经常教育大家保持活动的秘密性。国共合作破裂,意味着斗争更艰苦,为了迎接大规模的斗争,党必须谨慎从事,既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开展适当的斗争; 又要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尽量避免暴露,因此,各种会议要“说开就开,说散就散”。他以身作则,开会从不迟到,布置任务有的放矢、言简意赅; 也严格要求同志们雷厉风行。

有位小同志曾在纱厂故意和警察兜圈子,还认为那是英雄虎胆。邓恩铭严肃批评他说: “这是到警察那里挂号。地下工作者应严守秘密,避免牺牲。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等于给自己贴标签,万一被捕,就会给党造成损失。”①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青岛春夏雨水勤。邓恩铭为防意外,压缩了会议,提起一把伞,东奔西跑,进行活动。他经常串门走户,做思想工作,使工人群众坚定斗争的信心。他指导浮山后村成立了团支部,由党团员带领农民向地主展开了收回茔田、发还租地的斗争。他去工厂,去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发起反对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活动,激发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

他做这些工作,时常危机四伏。由于长期活动于青岛,象貌特征给邓恩铭的活动带来不少麻烦。但他不畏艰险,从而取得了成绩。

在邓恩铭的带领下,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纪律健全了,党的战斗力加强了。他很想把青岛的各方面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可惜只任市委书记几个月,初秋,就奉命回到济南。

不久,他又活动在胶济铁路上、淄博矿区里,进行工作。他在这些地方都有熟悉的群众,工运、农运都在渐渐铺开。

十二月,邓恩铭回济南向省委汇报和研究下步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因贪污党的活动经费而被开除出党的王复元等叛变分子的投降告密,省委机关惨遭破坏,往来奔波的邓恩铭第三次被捕了。

英雄楷模 永垂不朽

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二九年初的半年时间内,山东的党组织连续多次遭到空前严重的大破坏。仅济南一地,敌人就先后捕捉我前省委书记邓恩铭,省委负责人吴克敬(罗玉堂、武胡景、李士安) 、蓝志政,省委秘书长何自声、张子英,特工队长张英(刘英、马宗宪) ,王昭功(王兆恭) 以及团省委书记刘一梦等多人。

邓恩铭等共产党员分四室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伪警察厅拘留所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在狱中运用各种方式,巧与敌人周旋,机智勇敢,坚贞不屈。

邓恩铭预料到这次被捕后的斗争曲折而又复杂,从入狱那天起,就挑起了领导狱中斗争的重任。

他对狱中的难友很关心。每当家中送进饭菜,他都把好些的省给有病的难友吃,这种风格成为一种身教,感染着狱中的每个难友。当他的颈淋巴结核又溃烂时,有位党员竟不顾肮脏,不怕传染,用嘴将脓吸出。

邓恩铭领导狱中难友,向敌人进行了为改善待遇、不带脚镣以及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的斗争,并进行了数次绝食斗争。团结战斗的风气形成了一股潜在的精神洪流。

绝食斗争胜利后,邓恩铭又和狱中党员们仔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一九二九年关于“济南惨案”的签字生效,日寇将从济南撤兵,国民党反动派将进驻济南,这意味着大屠杀大迫害的来临,狱中的党员恢复自由的希望也将会更少。为此,狱中党组织便决定: 在继续发动难友进行要求改善待遇的同时,利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交接的混乱机会,寻找最有利时机,作好充分准备,发动越狱斗争。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狱中绝大多数党员的拥护。

狱中党组织还对同狱的“土匪犯” (直鲁联军的军官)进行了教育。他们个个胆大力壮,通晓军事,能打善战,是越狱时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由于党的教育,李殿臣①等人决然赞同越狱计划,并表示愿意带头冲锋。

越狱计划不慎为一不坚定分子得知,企图告密。李殿臣等人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晚仓猝举事,打倒看守,缴获枪枝,鸣枪越狱。与他关押在同室的杨一辰(杨德如、梁翼辰)等三名党员不得不同时行动,而其他囚室的难友未及准备,镣铐在身,无法参与。

“四一九”越狱斗争,只有杨一辰只身脱难。但是它为以后的越狱斗争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对于再次被捕回的难友,也是一次实战锻炼和考验。

不久,邓恩铭即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斗争。他首先总结了第一次越狱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把第二次的越狱工作做得更细致扎实。

这时,日寇已撤出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由泰安迁济南。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鼓噪“文明监狱”,派员来济考察,拘留所变换名称,叫做“济南省立第一模范监狱”。难友们在党员的教育下,识破“换汤不换药”的骗局,继续进行斗争,争得了可以接近狱外探监人的权利。这为加强与狱外党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越狱造成了极好的条件。

正当秘密计划时,被自首分子王崇伍知道了。邓恩铭立即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计策,公开声明“停止这一冒险行动” 。然而,党员同志已胸有成竹,他们在更加隐蔽的情况下,继续加紧组织越狱的活动。

邓恩铭、纪子瑞、王永庆、吴克敬、何自声共五名共产党员,组成了领导核心。

他们把狱中的其他党员,按身体强弱作了搭配,编分成三个小队,以带领难友行动; 对行动中的配合、照顾,作了具体的分工; 对发起行动的讯号和越狱成功后的疏散方向,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还绘制了从各囚室到监狱大门的路线图。

另外,邓恩铭还利用敌人允许政治犯与家人通信的有利条件,和地下党加强了联系。党组织为策应狱中难友们的越狱行动,准备了锯条等工具,通过家属探监而秘密带去。狱中难友们又巧妙地利用与家人通信得到的信封,把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小袋,伪装成书信,悄悄带进牢房,备作越狱时的“特殊武器”。为了解决越狱后疏散的路费,狱中同志就把零钱集中起来统一计划使用; 何自声说动看守,还把自己的一只金兜链去变卖了八十块钱。

七月,火辣辣的太阳逼射在监狱的门边,窄小的牢房热得象蒸笼一样。监狱的大门突然增加了岗哨,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原来,敌人组织了“特别军法会审委员会”,准备对判过的政治犯重行审判,并且要“轻判重,重判死”。他们对中共中央派来山东工作的何自声特别重视,准备单独押解南京。

消息传进牢房,邓恩铭便和吴克敬等越狱领导核心作了分析: 既然敌人要下毒手,越狱的计划就有必要提前,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它个措手不及。经过周密研究,狱中党组织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以击钟为号,实行越狱。

二十一日这天是星期日,看守松懈,时机很好。狱中难友表面上若无其事,可是都在暗中作着一切准备,打开手铐、卸下脚镣,系好鞋带,扎紧腰带,带上石灰粉……

突然,在邓恩铭直接指挥下的第一队难友,乘看守开门之机从囚室一涌而出,打倒看守,缴下枪枝。他们迅速地夺下了第一道大门,接着就是当当当的击钟声。

二、三队的难友们听到钟声,也如离弦之箭冲出囚室。第二队除用飞快的速度控制了第二道大门,又奋力向看守们飞扑而去,夺下了敌人的枪枝。

这时,只见身高力大雇工出身的王永庆,身背患病力虚的邓恩铭冲出囚室。惊惶失措的看守们,妄图举枪镇压,但是早被三队同志用事前备好的石灰粉、沙土和棍棒,一齐打去。刹那间,监狱的大院成了战场,打得看守、狱卒们头昏眼花,抱头鼠窜。一个看守妄想重新控制第三道大门,身强力壮的刘昭章眼明手快,迅速冲上去,三拳两脚结束了这个家伙的狗命。

搏斗短暂而激烈,很快夺下了监狱的外大门,三个小组的共产党员带领三支队伍的难友,冲出大门,冲上大街,按照原计划,迅速分路疏散开。

敌人一面纠集残存力量,慌急追赶; 一面打电话向主子告急,请求调兵遣将,追捕镇压。

长期坐牢的难友们,一旦自由,真象决堤之水,猛不可当。纪子瑞走在队伍末尾断后,用缴获的枪,掩护战友撤退。

可惜,难友们因长期被关押囚禁,大部分身体孱弱,穿戴和象貌又与众不同,再加道路生疏,结果除部分难友脱险外,邓恩铭和纪子瑞、朱肖 (张子炎) 、王仁瑞、王风岐等十名党员又被逮捕。第二次越狱事件后,敌人狼狈不堪,“模范监狱”的看守长因“渎职”被枪毙。济南高等法院也为此受到南京政府的“戒饬”,它悬赏通缉越狱脱险的共产党“赤犯”,每人赏格五百元; 而对重捕回狱里的难友们,更加残酷地对待,对邓恩铭则严加拷问,施以重刑。

在多次刑讯中,邓恩铭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继续以“黄伯云”的名字同敌人周旋。法庭一时判决不下。

他的贵州同乡再次接受党的委托,不断想方设法保释他出狱; 他伤口发炎后,贵州家中还给他寄了一块银元的邮票,作医疗费用。一九三○年元旦,国民党蒋介石出于反动政治的需要,制造“特赦政治犯” 的舆论。我党组织这时加紧了对在押“政治犯” 的营救,因此,邓恩铭认为“幼云已在外遵令办理各种手续”,“本年有出狱希望” 。①

象这样下去,出狱机会不是绝无可能。但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次,“黄伯云”被提审时,忽然从审判席上传来一声耳熟的嚎叫: “邓恩铭,何不快开腔! ”原来坐在审判席上的是张苇村。

蒋介石阴谋背叛北伐革命之时,张苇村这个国民党的党棍子就亦步亦趋,违反孙中山遗愿,不断陷害进步人士,也曾迫害邓恩铭。一九二七年春天,张、邓在武汉不期而遇。当时邓恩铭从大节出发,履行党的原则,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没对张苇村采取行动。至国共合作公开破裂,张苇村则彻底改弦更张,专以捕杀共产党人为能事。当他由别处调来山东省党部到职后,即向警方当局探询邓恩铭的下落,企图将当日的省国民党执行委员邓恩铭置之死地而后快。听说监狱中有个“黄伯云”,他就决定安排一场特殊的审讯,连夜提审。

邓恩铭被带上的时候,张苇村一时未能认出这蓬长头发、瘦骨嶙峋的囚犯,就是指挥整个山东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忽然他从“囚徒”那削瘦刚劲的下颏、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省悟过来,于是大声怪叫道: “啊,邓恩铭! 为何不开腔了?”

邓恩铭转过脸,徐徐立起,看到张苇村那得意忘形的丑相,不由得十分厌恶。“死”,有何可惧!

邓恩铭不再避讳,盯住敌人,冷冷一笑: “是! 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恩铭! ”

张苇村凶险毕露地问: “你还记得湖北邂逅之事吗?”

邓恩铭这样回答: “一切都记得。当初,你犯在我手下,我没杀死你; 今天我犯在你手中,没说的,我,在鬼门关等你! ”①

夜来风雨声。邓恩铭卧在铺草上,从铁窗棂间,望着柳条的垂影。春风已从江南,从苏区吹来了。

有谁不爱自由的春天?也许,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春讯是最敏感的吧……

昨日黄昏里,狱中的老看守曾隐隐透露国民党山东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的消息。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围剿”越来越残忍了,这不能不使狱中的同志往最坏处去想。

邓恩铭和同志们对反动派疾恶如仇,可是对整个中国的前途无限乐观。半夜,他支撑着病体,咳了一阵,然后轻轻吟道: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①

前些日子,他写信给荔波家乡。苍苍白发的妈姆,啼饥号寒的弟弟妹妹,山城各族口唱山歌的娃子,……想象、现实和回忆,怎不迭现在脑海上?于是在信中随笔写进了这几句。

自从革命在外,除了写过几首新体自由诗之外,风雨飘摇,他未能在诗歌上有什么佳兴。还在一九二二年春天,他曾投书黔南山中,特意为北京大学“全国歌谣集”收集汉、水、苗家的民歌,那是件多有意义的工作呵! 而今面对死亡,又是一个春天来了。他为革命的强大生命力感到欣慰,也许他将和自己曾亲手培育的党,永别在这未曾开晴的清明时节,就让这些句子作为留给后人的心声吧。

黎明前,高墙外传来汽车的“轧轧” 刹车声,狱门“嘡啷啷”打开。难友们都把视线从锁洞移向门口。只见一群军警晃进狱门,那群鬼影子中就有公安局长王恺如,敌人的大屠杀来了! 紧接着,提号的叫声在寂静的夜里响着: “宋占一! 纪子瑞! 黄伯云即邓—恩—铭! ……”①

邓恩铭镇定地一笑。疾病和刑罚使他消瘦不堪,但共产党人的意志却铸成了铁,锻成了钢。他从容地整了整衣服,回首目别亲爱的同志,坚定地走去。

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于是,三辆刑车上,口号声和雄壮的国际歌声响了起来,穿过大街小巷,到了纬八路刑场。

国际悲歌歌一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邓恩铭同志牺牲了,但他那激昂未绝的呐喊,裹着奔腾不息的愿望,响彻泉城上空,轰动齐鲁大地,震撼古老的中华。

水族英雄的鲜血洒在黄河之滨,他的功绩刻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心扉。邓恩铭烈士的尸骨,同情他的人民,冒着危险盛棺安葬在济南千佛山下的小贵州义地,坟前立小石碑一方,铭文: “邓恩铭之墓”。

注释

①邓恩铭族别问题,过去有汉、苗两说。但其祖上八代已由广东迁于水族居地,说水话、唱水家歌、与水族人通婚。

①②水族民歌,蒙毅强唱,笔者汉译。

①高卓群: 《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高卓群,小名玉鸾,邓恩铭童年好友。此文是她根据早年笔记向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提供的资料。

②黔南地区古民谣。

③高卓群: 《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

①高卓群的祖母是荔波第一个教私塾的妇女(女教习)。

②高卓群: 《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

①②高卓群: 《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

①高卓群. 《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

①《邓恩铭》,卷一,第35页。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关于威金斯基、杨明斋曾到济南,并与邓恩铭等晤谈,系现在调查时,据老一辈同志的传闻。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

②今济南全胜街28号。

①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创刊的北京《劳动音》编辑。

①据有关人员回忆: 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①一九二一年苏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

①《十日》,第28、29期,1924年7月15日。

②《淄川博山矿业工人生活调查表》: 《十日》,第28、29期,1924年7月15日。

①《山东劳动周刊》,第1号,1922年7月9日。

①《十日》,第24、25期,1924年6月。

②《青岛劳动概况》,《十日》,1924年6月。

①《邓恩铭》,卷二,第26页。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五条铁路的工会组织,1924年2月更名为“全国铁路总工会”。

②津浦铁路工人,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同年11月为张作霖杀害。

①《青岛劳动概况》结句,《十日》,第24、25期,1924年6月。

②③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编辑室: 《青岛党组织的成立》,《青岛革命史料》。

①1925年春节,胶济铁路管理局加挂客车厢,行至淮河(即潍河)将桥压断,造成严重伤亡事故。

①《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胶济铁路史》,第73页。

①1.恢复被开除的郭恒祥等四工人的厂籍;2.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会;3. 不论徒工、壮工每人每月增加工资6元;4.补发年终奖金;5.工人要和司员享受同样福利待遇,工人要有宿舍,要发给块煤。

①《胶济铁路史》,第77页。

①《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向导》,第124期。

①1.承认工会,不得开除工人代表; 2.每人每日增加工资大洋一角,包工按原薪加25%; 3. 夜班饭钱自本月起一律加倍; 4. 取消押薪、工割引 (即扣成储蓄) 制度;5. 因公受伤工资照发 (医药费在外) ;6. 一律免收房租、水电费; 7. 延长吃饭时间一小时; 8. 此后日人不得打骂华人; 9. 日工十小时,夜工八小时;10. 减少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八小时;11. 年终发给花红; 12. 每年给假期一月,假期工资照发,并不得借故开除工人; 13. 保护女工,每月给生理假两天,工资照发; 14. 如工人违犯厂规,经工会同意方可处理,公司所罚工人之款,应交给工会作工人教育费之用;15.罢工期间不得扣除工资; 16. 以后对待工人一律平等。

①写于1925年5月8日。“三爷”,邓恩铭堂二叔邓国珍。“印寿”,黄幼云。

①吴雨铭: 《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之始末》,《向导》,116期,1925年5月24日。

②青岛市四方区海岸路原18号。

③《青岛地下党的斗争概况》,《山东省党史资料》,第二期。

①又称“上海事件后援会”。“沪青惨案”即“五卅惨案”,包括“青岛惨案”和“上海惨案”。

①1. 承认工会为代表工人的机关;2. 厚恤死伤者家庭,死者每人3万元,重伤者1万元,轻伤者5千元;3. 恢复一切失业工人的工作; 4. 增加工资,日工加薪20%,包工加薪25%; 5. 实行上次罢工所承认的条件; 6. 休工工资照发; 7. 罢工期间工资照发;8. 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及工人; 9. 房费一律免收; 10. 承认条件,须由厂主、工会及证人签字盖章。

①《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向导》,124期,1925年8月15日。

①侯志: 《邓恩铭烈士传略》,《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3月。

②《山东省党部报告》,1926年1月。

①滕尧珍: 《我在山东与邓恩铭烈士共同生活的一点回忆》。

②佚名: 《邓恩铭二三事》。

①家信,1925年9月20日。

②家信,1925年5月8日。时值青岛纱厂一次罢工。所谓与王家婚姻,他在1922年8月29日的家信中已明示反对封建包办。

①1926年任浮山后村支部书记,1929年任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

①②邓恩铭: 《一九二七年山东省委书记向中央的报告》,《山东省党史资料》创刊号。

③邓恩铭家信,1927年3月15日。

①②邓恩铭: 《一九二七年山东省委书记向中央的报告》。

③《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①1925年秋入党,创建中共青岛邮政支部,后任市委宣传部长。1929年根据(山东)省(青岛)市委联系会议决议,打入国民党捕共队,获取大量情报,配合中央特工队,终于1929年8月16日将捕共队长王复元击毙在青岛中山路上。徐子兴因此暴露身份,1931年8月19日牺牲于济南刑场。

①侯志: 《邓恩铭烈士事迹》。

①后为我党争取,抗战时期参加我别动队,英勇牺牲。

①邓恩铭狱中家信,1930年2月6日。

①《邓恩铭事迹访问调查报告》,存贵州省博物馆。

①高卓群: 《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此歌采自恩铭最后一封同母亲诀别的信。

①1931年4月8日《申报》报道《山东枪决大批红匪》一文载: “黄伯云即邓恩铭,男,三十一岁,安徽歙县人,供认阴谋暴动,图谋不轨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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