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苏斯洛夫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1902年11月21日生于萨拉托夫省赫瓦伦斯克县沙霍夫村 (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巴甫洛夫区)的贫农家庭。俄罗斯人。他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4年毕业于普列奇斯坚工农速成班，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后为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研究生，并在莫斯科大学和斯大林工学院任教。1931—1934年，他在联共 (布) 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工作，1934—1936年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任领导工作，1937年起任联共 (布) 罗斯托夫州委部长、书记，1939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从1941年2月联共 (布) 第十八次代表会议起为中央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他任南高加索方面军北部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游击队参谋长。他在1944—1946年任联共 (布) 党中央立陶宛局主席，1946—1947年任联共(布) 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并从1947年起一直担任党中央书记，分工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也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在1948年曾随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积极参加了开除南共联盟和反对铁托本人的活动。50年代初期，他在文学、艺术、社会学、语言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等领域广泛发动批判运动，积极领导了对已被处决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经济思想的批判。这些经历表明，他正是在斯大林大力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路线并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激流中从底层上升到高层领导机关及至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大权的。他拥护斯大林的路线，其理论观点虽然在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出了大量新观点，但他的理论基础仍同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路线有着广泛的内在联系。不过，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并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中为赫鲁晓夫提供根据。1957年，苏共党内再次发生重大斗争，中央主席团一度解除了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但他仍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在朱可夫的支持下击败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里，他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这同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他并非无保留地支持赫鲁晓夫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他同斯大林时代的联系比赫鲁晓夫更为密切，其思想、观点比后者也带有更为浓厚的传统色彩，所以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偏激，尤其在对待斯大林本人和“大清洗”的态度上，二人歧见甚深。因此，当他觉察到党内对赫鲁晓夫日益增长不满情绪时，便在1964年10月同勃列日涅夫等人一起推翻了赫鲁晓夫。他在这次被苏联官方称为 “历史里程碑”的中央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历数赫鲁晓夫的过错。他是赫鲁晓夫下台的积极策划者之一，对勃列日涅夫上台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向勃列日涅夫时代过渡的桥梁。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逐步形成了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三驾马车式的领导体制，而他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支持者则在其中发挥着微妙的平衡作用，同时继续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扮演着为党定调的角色。自70年代初以后，他支持勃列日涅夫设法把党、政、军大权逐步地集于一身。这样，他实际上成了苏联名符其实的第2号实权人物，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要支柱和决策者，并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过火作法，部分地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 取消了赫鲁晓夫把党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措施，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主张 “确立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 ; 取消了赫鲁晓夫推行的国民经济地区管理原则，加强了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 在改革问题上，由激进方式转而采取渐进方式; 扩大并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提高了理论工作对党和国家决策的作用，打击 “持不同政见者”，严密防范西方思想的渗透。在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1982年6月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的出版说明中指出，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创造了尊重和信任干部的局面，奠定了发达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方针的基础”，“制定了苏共二十四大、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对内对外政策”。苏斯洛夫的确是从理论上阐明了苏联党和国家的 “革命实践的道路”，如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党的经济战略和策略、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政策、农业政策、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教育工作和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等等。这些理论原则是勃列日涅夫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形成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内容和特征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中期和后期，苏斯洛夫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理论上的僵化日益明显，在 “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上更倾向于 “集权”; 在经济上，他主张加强和维护中央计划管理体制，甚至不同意 “改革”这个词，只许讲 “完善”。苏联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外交政策，如果他在理论上不给开绿灯，就可能通不过。在他主持制定的各种冗长的文件中，在他管辖的各类报刊中，人们要发现一点儿新思想、新观点，甚至是新提法，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可以说，他思想上的保守性是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从相对稳定走向僵化和停滞的重要因素。1982年1月25日，这位在苏联政坛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猝然病逝。苏联领导集团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和荣誉，说他“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学说，并对苏共在当代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作出了积极贡献”，称赞他“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善于创造性地处理当代尖锐复杂的问题”。他生前曾获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和马克思金质奖章及其他奖赏。他有60年党龄，比勃列日涅夫入党早10年。他担任过40年中央委员，35年中央书记，27年政治局委员，先后经历了苏联几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4个各具特色的时代，是苏联一系列重大事变的目睹者和积极参与者。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他作为苏联的“大理论家”、“大政治家”，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