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苏联整顿干部队伍的方针和政策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以来，大力革新吏制，全面整顿干部队伍，并为此而采取了新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规定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是对改革的态度。目前，干部对改革的态度和对改革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 ，是干部政策的一种“定音器”。并要求一定要按“新尺度、新任务来挑选干部”; “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式，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就应该靠边站，别再碍事”。对年老体弱、思想僵化的干部，主要采取退休、落选等方式分批地进行调整，不再象以前那样调换一下工作了事; 对中下层干部，主要通过完善民主选举制度逐步撤换。在干部调整中，注意干部政策，在干部中不搞清洗，尽量不伤害人的感情。二、重视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苏联过去在选拔和配备干部时，忽视了 “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因此，戈尔巴乔夫强调干部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能力，应当成为干部各种调动的决定性标准，并要求“改革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思想工作与生活的联系，坚决抛弃过时的不适应现实生活的旧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为了加快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思想和道德锻炼，1987年4月苏共中央专门论讨了干部培养和进修问题，决定改革干部培训制度，将高级党校变成培养党的各级后备干部的主要渠道之一，并规定在10—15年内，使大部分党的工作人员都有机会接受党的高级政治教育。此外，还将建立干部每5年轮训两次、每次2—3周的制度。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苏联目前新提升的各级领导人员，大多都年纪轻、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并有较长时期在基层或经济、技术部门的实际工作经验，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有所认识，不墨守成规，不安于现状，勇于变革，敢于创新。三、不断补充新生力量与保持领导机构的继承性相结合。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一方面造成了领导干部严重老化，另一方面严重堵塞了干部队伍新陈代谢的渠道，妨碍了新干部的成长。针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必须给党的领导机关“充实新生力量，解决十分紧迫的干部问题”，改变领导机构长期一潭死水的局面，执行“使经验丰富的干部与年轻干部在领导工作中配合起来的路线”。在1987年一月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必须首先在中央一级解决“保证领导的继承性和不断补充新鲜力量的问题”，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应该从各个领域吸收新生力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调整后的苏共中央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2岁; 苏共27大代表，50岁以下的占65%。苏联科学院规定，除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外，其他人到65岁一律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现行的《国营企业 (联合公司) 法》草案，还规定了企业领导人任职的年龄和年限。1988年7月1日结束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规定，各级党的领导人每届任期5年，最多只能连任两届。各级国家政权机构负责人的任期也将照此办理。这项规定，结束了在苏联党政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做法。四、遴选干部实行民主原则。为了改变选举中的形式主义，杜绝“任人唯亲和根据某人是否对自己忠诚或凭同乡关系而提拔干部的做法”，戈尔巴乔夫主张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各级领导人。在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考虑修改区、自治专区、市直至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的选举办法，建议党委书记 (包括第一书记)都要在相应的党委会全体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党委成员有权在选票上加上其他候选人，数量不限。戈尔巴乔夫指出，进一步民主化还应涉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组成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团体领导机关的选举。1988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还决定实行差额选举。目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并差额选举领导人已在下层机关试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五、主张从非党人士中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一个 “原则问题”，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批判了那种认为提拔非党人士担任领导干部已经过时的观点，认为这是 “歪曲党和群众的关系”，“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从而也 “限制了人才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