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苏联强化对干部监督和管理的措施
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以来，在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一、充分发挥监督机关的作用。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政府和社会监督机关作用的削弱，是 “干部政策方面出现失误的原因之一”; 监督机关的工作 “往往局限于表面的、形式主义的财务检查，处理各种申诉和日常纠纷问题”，而 “忽视各级党委许多滥用职权和违反纪律的现象。”他要求改进监督机关的工作，加强监督机关对干部的广泛监督作用，并且明确提出 “在党内没有也不应该有可以不对党负责的领导人”。二、通过扩大公开性来对干部进行监督。戈尔巴乔夫强调，“扩大公开性是原则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要使公开性成为 “改进各部门工作的强有力杠杆和实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因此，苏联已开始公布中央政治局每周例会和部长会议开会的主要内容，报道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和政策、法令的讨论情况; 还规定每日有一天为政治日，要求各共和国从区委书记到共和国的领导人或在记者招待会上，或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发表文章或讲话，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群众意见，保持同群众对话。在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上，第一次实行代表想上台发言就直接登记的办法，一改以往 “许多中央委员在整个任期内没能参加讨论或提出建议”的局面。三、强调批评没有 “禁区”。戈尔巴乔夫指出，在党内，尤其在中央全会上，不可能有不受批评的人，也不可能有没有批评他人权力的人，党的工作中没有不受批评的 “禁区”。目前，苏共领导人和舆论工具开始改变过去那种粉饰太平、只唱赞歌的作法，公开揭露前领导的 “严重错误”，指出苏联社会发展出现了 “停滞”、“危机”现象，指名道姓地批评当前一些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和抵制改革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一些过去被认为是 “禁区”的问题，也已开始触及。1988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们发言的坦率、辩论的激烈，批评的尖锐在苏共历史上绝无仅有。在讨论党中央关于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同一级苏维埃主席职务的建议时，一些代表发言明确表示不同意或不理解，在最后表决时共有209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一反几十年来苏共代表大会决议向来“一致通过”的惯例。四、加强干部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戈尔巴乔夫认为，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建立高度的生产文明，“归根到底是从对人、对领导干部、对我们所有的同志们的高度严格要求开始的”。因此，他强调，“纪律和制度是头号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首先，“必须坚决地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心、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提高，必须广泛地理解严格纪律这个问题。” 因此，对那些不称职、不讲信用、不守纪律和完不成计划的领导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不应当、也不能够靠牺牲党、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来发善心。”戈尔巴乔夫上任以来，把整顿纪律作为加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五、对违法乱纪、贪脏枉法、渎职和犯罪的干部依法论处。安德罗波夫任职期间发动的反贪污盗窃运动，制裁了不少违法分子。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制裁了一些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领导干部。仅1986年就有20万各级党政干部由于滥用权力、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违反合同等原因受到惩罚。苏联正在制定向法院控告负责人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的起诉程序的法律草案，并将很快提交讨论、得到通过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