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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李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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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叙述该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出东门的那只追逐狡兔的黄犬,还是厕中那只仓惶逃窜的老鼠?这时候的李斯连舞台上的一个配角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文书,在楚国上蔡郡做看守粮仓的差事,温饱之余偶尔会思淫欲,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无聊时算计别人,也被人算计着。李斯最大的爱好就是牵着自家养的那条见了他直摇尾巴的大黄狗,带着他那两个年幼的儿子,出上蔡东门,到野外追逐狡兔。

上蔡郡在楚国的地图上不过是鸟屎般大小的一个点,一座小城却因为一个人而闻名史册。李斯生于斯,长于斯,并一直认为他的人生轨迹将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死于斯,葬于斯。外面的世界,对此时的他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概念。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房子虽然不大,足够居住;薪俸虽然不高,尚算无忧。如果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农人,这种生活就是人间天堂。可他是李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文书。人的命运在那样一个大时代背景里是没有稳定性的,一次偶然的小事件就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有人说,李斯的命运改变与一只老鼠的出现有关,并且据此推理,一只老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只老鼠藏身于李斯居住的宿舍旁边的厕所,每天趁没人时跑出来享用茅坑的粪便。厕所里人来人往,还经常有野狗来抢食。老鼠作为弱者,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人一脚踩死或被狗一口咬死。厕中鼠为了填饱肚子,每天提心吊胆,一边食用粪便,一边留意人与狗的行踪,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四下逃窜。

这个厕所,李斯每天都要去好几次,李斯注意到了这只老鼠。李斯望着它,它也用两只小眼睛回望李斯,眼神里流露着惊恐不安。那副丢魂落魄的样子,李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又一天,李斯因事到官府的仓库里去,见仓库里也有老鼠。此处的老鼠与厕中鼠有着巨大的反差,仓中鼠坐在高高的粮堆上面,粮食多得吃不完,也没有闲杂人员和野狗来打扰它们。个个吃得身体滚圆,毛色光滑,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同样是鼠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老鼠的命运让李斯悟出了许多人生真谛。

厕中鼠活得畏畏缩缩,窝窝囊囊,要进不进,要退不退,吃着臭不可当的粪便,还要担心被人扑杀,被野狗撕咬……仓中鼠却可以生活在如山的粟米之中,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一只只吃得脑满肠肥,嬉戏着在米堆中快乐地交配,不必担心有人扑杀,更不会有过路的野狗窜出来撕咬。两相比较,李斯不由得感慨万分,喊出了他在这方历史舞台上的第一句台词:“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与鼠的境遇是如此相似,每个人的能力生来是相差不大的。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如果位高权重,自然尊贵优雅,如果地位卑下,被人呼来喝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会丧失。

两种鼠的命运让李斯明白了一个道理—“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李斯开始反省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他那本来如荒原般死寂了二十多年的内心世界,一股熊熊的野火正以燎原之势燃烧。他无法忍受自己如厕中鼠的命运,他要趁着年轻,努力做一只富贵傍身、高高在上的仓中鼠,去实现一个人的人生终极目标。

他再也无法安于现状,名利那头怪兽已经在他的体内掀开獠牙,咆哮着发出号令。很多年后,他或许会感谢那两只同种不同命的老鼠,小小的老鼠成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刻,给自己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于是,李斯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偏僻贫瘠的上蔡郡,到可以让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地方去。李斯从彼时彼刻起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改变自己卑贱的命运,无论是雄心还是野心,总之他要出人头地。李斯辞掉了粮仓管理员的小吏职务,直奔兰陵而去,兰陵当时属于楚国。而李斯并不是奔着楚国国君而去,他是奔着楚国一个叫荀况的人去的。荀子,名况,伟大的思想家,原是赵国人,曾在齐国担任过祭酒职务,后来受到楚国春申君的赏识,做了兰陵县令。春申君被刺杀后,他从县令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直居住在兰陵。

荀子融合了儒、法、墨、道、名、阴阳各家学说,是战国末期一位集各家学说之大成的学者。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李斯拜兰陵令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韩非是他的同门师弟。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斯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完全背离了其授业恩师荀子当初对他的教诲,有离经叛道之嫌。苏轼说过:“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通常把荀子纳入儒家行列。荀子与孔孟虽然号称儒家“三圣”,但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恰恰相反,相信人性本恶。荀子曾经借舜之口哀叹,人的性情啊,人的性情啊,太不美啦,还问它干什么呢?(《荀子·性恶》:“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这口气中透露出他对人性的失望与惋惜。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不管本善还是本恶,都不妨碍我们没心没肺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们而言,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意义就大不同了。尤其是那些能够有机会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君王,实现改造社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也同时决定了老百姓是活在哪一套制度里以及他们的幸福指数,比如商鞅。

信奉人性本善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注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人们通过内心反省,来自发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而那些相信人性本恶的思想家,则相信法律带来的效果,主张用国家机器强行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

荀子教给李斯的是帝王术,何谓帝王术?简单地说,它是一项辅佐与控制帝王的技术。在一个以讲究政治技术手段的时代,帝王术是一个政治家行走江湖的必杀技。相对于帝王术,道德仁爱、正义礼乐显得虚而不实,也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那些急于博取帝王欢心的政治家,他们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蹉跎在这上面。

李斯学习帝王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帝王之师,既要帮助帝王统一天下,治理天下,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成为帝王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在这方面,苏秦和张仪都是参透了帝王术精义的超一流高手,因此他们登台拜相如同俯拾草芥。而这些人都是李斯心目中的超级英雄,在他看来,男人的一生就应该活得像他们那样精彩不凡。荀子虽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他的理论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相较于孔孟,荀子理论的实用性更强。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韩非、李斯才会在踏上权力之路后转型成为法家人物。从学于儒家宗师荀子,李斯长时间受到儒学的浸染,他对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之说也是认同的。虽然如此,但是儒家思想对他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是有限的。李斯压根就没打算像传统的儒士那样宣扬仁义学说,恪守儒家礼仪,一生安贫乐道。这时候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频繁、天下日趋统一的背景下,儒家那一套仁政王道的学说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只有尚法务实的王霸之术才能真正为统治者所需要,有着最大的用武之地。

书生学成之日,也就是准备“将身货与帝王家”之时。没人是为了街头卖艺,写诗换酒喝去穷经皓首。李斯是个精明之人,他能够拎清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这就像是一场赌博式的冒险游戏,押中了宝,就能一飞冲天;押不中,就有可能会跌入尘埃,甚至万劫不复。李斯这时候需要做的就是擦亮眼睛,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更主要的是找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君王。楚王胸无大志,不值得他为之驻足停留,韩、魏、赵、燕、齐这几家的君王都难称贤明之主,全是待宰的苦主,他想来想去也只有秦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让自己大展鸿图。

此时的李斯身在楚国,而他的老师荀况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楚国复兴。可是李斯却认为,楚国虽然强大,但几代君王都不思进取,难成大业。而其他国家又都太弱,灭亡是早晚的事。在这几个国家中,只有秦国有做大的可能,实力也是最强的,最关键的是,秦国几代君王都是野心勃勃的霸主。李斯经过一番权衡,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投奔秦国。当他向老师荀况辞行的时候,荀况对弟子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感到非常失望。说他舍本求末,远仁义而近虎狼。

李斯听了老师的话并没有做任何反驳,只是笑着摇头。荀子虽然是自己老师,但他还是不懂自己的心。为了打消老师心头的顾虑,临行之前,李斯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李斯说:“您曾经教导愚笨的我:人生几十年光阴太匆匆,必须好好要把握每一个机遇。现在七国争雄,正是游说者建功立业之秋。秦王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这正是布衣封侯,游说者拜相的大好时机。读书人要是不能学以致用,博取荣华富贵,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最耻辱的事情莫过于卑贱,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穷困。长期处于卑贱的位置和困苦的境地,愤世嫉俗,淡薄名利,这绝对不是读书人的本心,而是无能的表现。我这就打算去秦国游说秦王。”

李斯在这里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他说,自己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就两件大事。一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的享受,不然人活一世与禽兽何异,与一条咸鱼何异?二是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帮助秦国统一天下。

虽然很多年后,李斯贵为秦国宰相,成为秦始皇的肱股之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荀况在这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这个不太听话,又有些急功近利的学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遭遇不测之祸。

李斯自认为已经得到了荀子的思想真髓,急于需要一方大展身手的舞台。作为荀子的弟子,李斯应该也算是师承孔孟。孔孟当年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寻求做官的路径,而李斯则是为了寻求做官而钻研学问,他将学问作为权力的敲门砖。

做官为大,还是学问为大,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归宿,人生的价值也就各有高低。

李斯在离开师门后就直奔自己的理想之地而去,也就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秦国。当时诸国之中只有秦国既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又有雄厚的实力。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坚定地认为,只有秦国才能为他提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富贵的最佳机遇。

李斯的态度是积极的,有才能就应该让别人知道,就应该用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财富和名位,否则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这是李斯内心的独白,他的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更大的功名利禄,他并不打算为自己的价值观留下一块遮羞布。

不管怎么说,李斯并不是一个戴着“仁义”伪善面具的人。他用两只鼠的命运告诉人们,他只是苦于贫穷,才想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却引来司马迁和后来人站在他的惨淡结局的角度去审视他当日投身于秦国的行动,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系列行动只是李斯实现政治野心的手段。野心是野心家的通行证,只有理想抱负才是英雄的墓志铭。所以李斯不是英雄,只是一个野心家。不管司马迁和后人如何评说,不甘于老死于上蔡的李斯勇敢地迈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步,与命运做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抗争,他并不仅仅只是想要做一个权力场上的机会主义者。

李斯潜心学习帝王之术,希望用自己的才华去兑现想要的名利。他带着满满的自信,满满的才华奔着秦国而来,犹如当年的商鞅。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有一天会顺风顺水位极人臣。尽管他从不怀疑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李斯身上具备一切成功者必备的素质,有野心,有才华,有机遇,他的成功在诸多因素的催发之下成为一种必然,个人为大势裹挟,半推半就成了后来的样子。

李斯希望能够帮助始皇帝下一盘很大的棋,也为自己布一盘更大的局。李斯明确地告诉秦王,他与众不同,与其他六国的王不一样,与古往今来所有的王都不一样。他是王上之王,万王之王。他建议秦王去实现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宏伟帝业。并且提出双管齐下的手段,利用钱和武力从内外两方面对东方六国的上层进行瓦解。

李斯策划参与了灭六国的战争,并在统一之后帮助秦始皇规划政权建设,制定巩固统治的各项制度。这一时期,李斯刚 50 岁到 60 出头,正值政治经验丰富的年龄,他的政治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经过十余年的兼并战争,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李斯的富贵大梦和他的政治理想正在一步步得到实现。虽然闭上眼,厕中鼠依然会眨着那双仓惶的眼神盯着自己,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可以和仓中鼠们一起坐下来,谈谈人生和理想了。

从踏足秦国的那一刻起,儒家思想在李斯的身上就隐而不见,他的所言所行无不透露出法家的色彩。一个成功的仕途经营者,无疑也应该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李斯身上有着战国末期事功之士的性格特征,他对当下的政治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深知儒家的仁政理想在现实社会里与文人的空想也差不多。

一个人若是逆潮流而动,那么就有可能会处处碰壁,最终一无所获。李斯做了两年多的舍人,又做了大半年的郎官,一直都没有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到咸阳来。李斯是个谨慎之人,他眼看就要实现仓中鼠的人生理想,可他的心态还是厕中鼠,仓皇不安,谨小慎微。他没有贵族的优越感和安全感,他有着严重的投机心理。他没有勇气孤注一掷,他怕有一天输个底朝天,终点又回到起点。嬴政好像是看穿了他的这种心理,将其封为长史。李斯这才张罗着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到咸阳,他要真正做一个咸阳人,一个有着高官显位的贵族,他要全心为大秦国效命。

从当年决定辞去楚国上蔡郡小吏这个没有前途的末流公务员之职算起,李斯已经在这条路上苦苦打拼了十一年。他所经历的艰难困顿、心路起伏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人们只看到喧嚣与荣光。李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苦尽甘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李斯却没有想象中轻松惬意。能够在最强大的秦国的中央政府当上官,虽然没能位列三公九卿,也是普通官员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李斯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心机,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权力巅峰。秦吞并天下以后,李斯成为秦王朝的丞相,实现了他成为官仓鼠的宏伟愿望。李斯与嬴政密切配合三十余年,秦王朝几乎所有的重大措施都有李斯的参与。不过李斯并没有飘飘然,他很清楚,自己的一切都与始皇帝分不开,他的命运与嬴政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回咸阳探亲,李斯在家中设宴,文武百官闻风而来,门前车马数以千计,热闹非凡。此情此景,让李斯感慨万分。他说:“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我的老师荀况曾经对我说过“凡事都不要搞得过了头”。我李斯原是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低下,才把我提拔这样的高的位置。荣华富贵已到极致,事物发展到最后,都会盛极而衰,我李斯的归宿又会在何方?

李斯在人生的鼎盛时期,内心却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惶恐。为了握住好不容易得来的荣华富贵,多年以来,李斯处心积虑,设法把自己的利益与嬴政捆绑在一起,他把他的女儿都嫁给了嬴政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都娶了嬴政的女儿。尽管如此,嬴政的大儿子扶苏和小儿子胡亥却不是他的女婿。

造化弄人,李斯最后还是败在嬴政最不起眼的儿子胡亥身上,准确地说,是他的宠臣赵高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五十岁的嬴政开始了他统一天下后的第五次巡游,李斯一路陪同。是机缘巧合,还是阴谋暗布,嬴政的小儿子胡亥也跟在身边游玩。走到今河北邢台境内的沙丘,嬴政就驾崩了。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和反复权衡之后,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决定跟赵高结盟,立胡亥为太子。就李斯本人来说,他既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又表现得首鼠两端、自私自利。对于赵高而言,沙丘之变时李斯是他计划中必须接上的重要一环,时过境迁,李斯则成了他计划中必须拆掉的一环。就算赵高向他发出了挑战,李斯并没有将赵高视为自己最强大的对手。他以为,自己不可能倒在赵高的阴损招数下,赵高不过是帝国权力场上的二流角色。李斯竟然天真地认定,让秦二世做裁判,他可以一举击败赵高,并将这个变态小人彻底制服。

赵高亲自出马把李斯和他的宗族、宾客全部逮捕下狱。李斯苦心经营了整整一生的功名富贵一夕之间化作了梦幻泡影。如同他在自己极尽恩宠时所说,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李斯或许早就有预感,当年那句无端的感叹最后竟一语成谶。他没想到自己位极人臣后会走得如此艰难,一路战战兢兢,最后还是难逃悲惨的结局。赵高亲自审讯李斯,在各种酷刑的考验之下,李斯实在扛不住了,只好自诬,承认自己参与谋反。

大臣谋反非同小可,不仅要将李斯腰斩于市,还要诛灭三族(父母、兄弟、妻儿)。腰斩是一种暴虐的死刑,死囚被拦腰斩断,血非放尽,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行刑当天,李斯走出监狱大门,与儿子一同被绑赴刑场,大秦帝都咸阳万人空巷,去刑场伸长脖子看戏,有拍手称快的,也有同情落泪的。

按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斯望着满脸猪肝色的儿子,叹息的却是:“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李斯的老家)东门去追逐狡兔,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怎么可能呢?”

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李斯,到头来憧憬的只是一种常人的幸福。这种幸福多普通啊,普通得近乎琐碎。任何一个小老百姓,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放下手中的农活,带上儿子,牵黄犬,出东门,逐狡兔。然而,此刻的李斯不能。

二十多年前,他在刚刚爬上权力浪尖时,就应该预料到自己迟早会有这样一天,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他能苦撑三十多年,已经算是一个奇迹,尤其是他侍候的又是两位顶尖级的暴君。李斯是在刑场上才悔悟到这一点,可见权力不仅是烈性的春药,也是烈性的迷药,最聪明的人一旦鬼上身,也是至死才悔,即算悔青了肠子,又有何益?

公元前 207 年,秦二世三年八月。咸阳令阎乐率兵一千多人突然出现在望夷宫,杀掉侍卫长后长驱直入。胡亥知大势已去,缓缓步入内室。这时候只有一个宦者跟在他身边。

阎乐走近胡亥,说:“足下骄横放纵,诛戮无道,天下人全都背叛足下,足下打算怎么办?”

胡亥说:“我情愿做一个郡王。”

阎乐说:“不行。”

胡亥说:“我情愿做万户侯。”

阎乐说:“不行。”

胡亥说:“那我情愿和妻儿一起做平民百姓。”

阎乐最后看了他一眼,说:“臣奉丞相之命,替天下人诛杀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说完把手一挥,士兵们一拥而上。绝望的胡亥被迫自杀。胡亥临死前的愿望呈阶梯式递减,当它们一一被否决后,最后的一丝渴望不免还是和李斯一样—做一个老百姓。他们这算是彻悟吗?恐怕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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