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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寓之暴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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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85 年,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南齐统治下的今天的浙江地区,爆发了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富人造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在我们的常规意识里,历代农民造反多是因为受苦受穷受压迫活不下去了才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那些不缺吃不缺喝的富人阶层,他们造哪门子的反?谁又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玩?从浙江富人起义这件事当中,我们可以推断当年那一带的富人肯定不是小数目,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成不了大气候。起义不是请客吃饭,拉几个人随便凑个份子,只有公权力触及到了富人的私利底线,才有人愿意冒着砍头的危险跟着你去干事创业。造反行业是高危行业,是皇帝和臣民眼中的忤逆行为。在没有任何宣传攻势的情况下,起义的效果很明显,动静造得也很大。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年浙江一代属于发达地区,富裕阶层殊为可观。

这次富人造反行动的带头大哥是一个叫唐寓之的人,事件的导火索是反检籍,也就是反对政府清查户口。那么,为什么要清查户口?这些人又是为何反对清查户口呢?这要从东汉时期的权力结构开始说起。当时的地主阶级内部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局面: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做“士族”,相当于当时的高干家庭和高干家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属于有钱没权在官僚阶层扯闲篇混日子的那种人。

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对于古代官场中人,他们最为看重的东西应该并不完全是财富,还有手中握着的权力和传于世间的名声。可很多时候权力、财富和名声是结伴而行。权力丢了,财富和名声也会随之而去。就算你家有万贯,也没办法买个太阳不下山。官府一道公文,所有的前程往事都随之烟消云散。抄家事小,保命事大。也难怪秦朝名相李斯会在自己脑袋落地之前,对儿子说出那句经典之语“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做重新的评估。可生命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李斯会舍得用手中权去换取快乐逍遥的日子吗?我看也未必。

权力是不换,是命不换。士族集团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弄个土财主当当,他们早已将目光锁定在了权力资源上。他们要的是权力的垄断,而非与谁共天下。

那些士族大佬们早就将权力“美人”揽入怀中,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情人。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毫不客气地一一收入囊中。自己享用还不算,又形成了一套世袭制度,子子孙孙直到官 N 代。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老子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奉行的就是这一套。唐寓之所处的时代还做不到如此彻底的贵族世袭体制,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职位虽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权力核心这个小圈子。这应该是圈子政治的源头。在当时,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可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其他人无法染指。

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拉到医院都抢救不过来。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一起去参加科举考试。哥哥一不留神考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回家告诉嫂子。嫂子听说自己的老公中了,高兴得一蹦三丈高。弟弟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又看见自己的嫂子这样。他决定折腾折腾这个不懂得何为低调的嫂子,他说:“你瞎高兴啥?考中了的,那话儿(生殖器)是要割了去的!”嫂子当时就蔫了,夫妻生活都过不成了,要那个官有什么用。

等哥哥兴冲冲地回家报喜,却看到自己的老婆在一旁哭哭啼啼,就忙问怎么回事?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男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让老婆验明正身,老婆这才破涕为笑。哥哥看着自己傻老婆感慨地说:“难道我堂堂的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由此可见,男人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女人将生活看得高于一切。

笑话总归是笑话,可有时候笑话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笑话。在中国历史上,把进士看得比男根重要的人多如牛毛。

在笑话中哥哥嘴里说的那句,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南汉的弊政究竟是怎样的呢?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政权,当国之君叫刘岩。刘岩的政权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变态。原因是他喜欢用变态的杀人方法,滥用酷刑,并且杀人的时候自己还要当场亲自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一边看,一边还流着口水。就是这么一个变态的家伙推行了一项基本国策:想要受到朝廷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那些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所器重的官员,其胯下之物也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之士。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刘岩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余名。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着巨大的鸿沟,两大集团是互不买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士族阶层恨不得将庶族的权力空间挤压于无形,自己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人,出身于江南豪门,属于根正苗红的士族青年。他有两个同事,秋当和周赳。

这两个人和他当时都是中书舍人,在一个部门任职。而秋当、周赳的身份是庶族。有一次,秋当就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去做客。周纠显得很不情愿,他说:“恐怕人家不会给咱们好脸子看,不如别自找难堪了。”秋当不以为然地说:“咱们现在已经和他是同事了,不要顾虑太多,难道你还怕他不陪我们一起坐坐吗?”俩人就放下了心中顾虑,鼓足勇气到张家去做客了。刚进门时,张敷的表现还算够朋友,他为自己的寒门同事特地安排了两个座位。可等到座位安排好了,张敷却担心两个寒门兄弟靠脏了自己家的墙,就把他们的座位安排得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等到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又召唤下人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这一嗓子让秋当、周赳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告辞而去,真是自讨没趣。

当时的寒门百姓在那些士族眼中是另类人群,往往被划入“小人”之列。

东晋的刘惔和王濛都出身于高门士族。有一次两人结伴出公差,一直忙到太阳偏西也没有吃上饭。就在两人饥肠辘辘,抱怨满怀之际。有一个与他们认识的朋友为他们准备了酒菜,菜肴丰盛,档次不低。无事献殷勤,刘惔并不领情反而准备抬腿走人。可王濛的阶级觉悟显然没有他那么高,又加上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就对刘惔说:“不过是吃顿饭,填饱肚皮而已。

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一番好意呢?”刘惔一脸的正人君子回答道:“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

这些‘小人’想用一顿饭就拉拢腐蚀我们,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可笑的是《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居然记载到了“方正”一章里,实在让人看不出来“方正”之意藏于何处?能看得出的只有豪门子弟鼻孔朝天的自大表情。在我们的形象世界里,两晋的风流雅士散淡儒雅,透着文人雅士的桀骜。可谁又能读出他们心底里的贪婪和攫取利益时的不择手段。

不光在对待庶族、寒门的态度上表现得不容商量,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出个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引以为荣的资本就是那一张士族俱乐部发放的 VIP 金券,拿着它就可以登堂入室,鄙夷世俗。在当时,那些早年渡江的百家士族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他们还特地修订百家谱作为荣耀的象征。而那些晚来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上三分。

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对别人显摆自己的家门的招牌,时时处处显示一个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南朝宋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属于典型的寒门。有一天,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当朝的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先是一副爱理不理的臭模样,样子摆摆也就算了,可这位爷以戏人为乐趣,他问道:“以前在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算你什么亲戚?”说着话他又喝令下人,将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这等于是在取笑路庆之的出身,皇帝的舅舅尚且受此待遇,其他人等也就可想而知了。路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大怒,打狗还要看她这个主人的面,如此拿自己娘家人开涮,她这个太后的颜面何存?路太后就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说:“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无事到王家去,自取其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为此事轻易问罪?”在身份这个问题上,皇帝也不好强出头。士族强力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身份地位有了云壤之别。严格的等级观念,深深扎根于官家权力结构之中。

查户口查出惊天血案

魏晋时期,在达官贵人的家门口通常都会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柱子称“阀”,右边的柱子称“阅”,这两根柱子的功用就是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炫耀家族的荣耀。阀、阅便成为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所以在当时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门阀制度可以说是豪门政治的产物,它发端于东汉,极盛于魏晋,到了南北朝时逐渐走下坡路。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个人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官、名望较高而且代代相传的人,才能被承认属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高低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他们不但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就是放之四海也是牛人世家。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人又敢不识君。其他大族虽然也能混入士族序列,但身份和地位不能望其项背。

对于士族来说,门第族望高于一切,因为这是他们通向权力的登云梯。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高贵血统”,保持自己家族血统的纯洁性。中国人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应该与此有关。士族之间互相通婚,拒绝士庶联姻。在平时生活中,他们也鲜有交往,偶有交往,也是点到即止。士族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采用了各种办法,其中编撰“家谱”最是风行。他们希望借此将祖上的荣光照进现实。

那些把持着高位显职的士族大鳄们也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助长这种风气的蔓延。尤其在朝廷取仕用人方面,组织上是一定要“稽族谱而考其真伪”,用来防止庶族人员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谱局”,其实这个“谱局”在很多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是完全不靠谱的。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炫目的身份,还专门发明了一套烦琐的礼仪。

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

也就是说,在这班人面前,绝对不能舌头打滑说出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就连同音不同字也不行,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的话,便是犯了忌讳,搞不好就抓你去蹲班房或者暴力相向。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宴招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于是连呼左右将酒拿去温一温再饮。没料到这一嗓子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可他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一时之间情绪激动竟在酒席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实话,就是王忱有所准备,一般人要想在日常交往中不犯别人的忌讳,难度系数还是相当大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高人,却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真是让人佩服之至。

在这种动辄就往脸上贴金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成为当仁不让的特权阶层。比如梁武帝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和士族时,不许动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对这些特权阶层来说,是无效的;换句话说,法律只对庶族和寒门人士造成伤害。士族人员犯罪,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或者直接赦免。而老百姓犯罪,就会立马撕去温情的面纱,如该连坐的,无论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跟着“沾光”罚做苦工。另外士族还享有免税权,因此他们多兼营商业,赚的每一分钱都能进自己的腰包。东晋时期,山阴的豪强士族们纷纷走经商之路,用手中的权力去兑换现实的利益。谢安有一个同乡被罢官后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一回广告代言人,建康的士人们都跟在他后面争出高价购买,该同乡获利数倍。士族还享有免役特权,也就是不用扛枪到边境站岗放哨。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三个人中间有两个人要去服兵役。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众被迫或自斩手足,或投靠士族为奴,称为“属名”,附属于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轻。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破坏了封建官家的权力结构,就连组织上选拔干部也既不问文武才能,更不看吏治考绩,只要有个好爸爸或者好祖宗。

凭借祖上积下的那点阴德,便可青云直上,高官显贵。在当时的市面上流传一段话:“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就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在信中写两句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钱,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禄从他们呱呱坠地时就早已注定,这不是命又是什么?士庶之间有着云壤之别,可并不代表门阀士族就强大到了没有权力软肋。比说说,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

这种威胁来自于枪杆子,因为这时候的军权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枪杆子自然就撑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只讲奉献,看着对方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他们也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修改户口本。当时的户口本是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以钻,谁还愿意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那时候想搞个士族的户口比什么都难。难归难,总还是有办法的,而且方法还不止一条两条。比如说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瞒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将其注销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史料记载,当时只需要花一万钱就可以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身份改成士族。

既然能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实现身份的改变。于是有钱有门路的庶族人员纷纷走此捷径,造成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的现象愈演愈烈,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在不断减少。这样一来,最着急上火的人是坐在宫里喝茶的皇帝。都去当士族了,他找谁吃拿卡要啊?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决定采取措施,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士族队伍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扩容下去,必须“检籍”,也就是做好人口普查。

巧的是检籍刚刚启动,齐高帝就病死了。继位的齐武帝继承了先皇的遗志,并且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麻烦就折腾大了。买卖户口,改换士庶门庭,本来是制度漏洞下,人人都可以去钻的空子。可政府这么一扎紧口袋,将那些还没来得及钻进袋子里的人生生地堵在了门外。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的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骤然升级。

每个集团都在与规则较劲,都在打着各自的利益算盘。

尤其那些已经花钱托关系办好户口的庶族地主,他们本来很享受这种“山寨版”的士族生活,可如今皇帝查户口破坏了他们的好梦,注销了他们的假户籍不算,还把他们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充军,这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半条命。当时南北对立,战事频繁,敌国并不知道对手是南朝地主,家里有的是钱,况且即便知道也不会刀下留情。大家都是各为其主,你砍我一刀,我绝对要砍回来,战场上容不得一丁点儿犹豫和软心肠。

于是,查户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积越重。能量积聚到了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 485 年),浙江就爆发了那场富人革命—唐寓之起义。

唐寓之是土生土长的浙江富阳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浙江富人多,所以唐寓之的祖父和父亲的生意也非常好,他们通过看风水进行家族资本的原始积累,生活也相当富裕。有钱就有油水可捞,检籍官在清查户口的时候,想借机敲诈勒索,硬说他家的户籍存在问题,要把唐寓之捉去充军。要知道,在任何年代,富人不光有钱,还有一副牛脾气。

愤怒青年唐寓之内心这把愤怒之火被点燃,他对检籍官的诬陷严重不满。放眼望去此时各地反对检籍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与检籍官之间发生血腥冲突的事件不断传进唐寓之的耳朵里。他预感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们这帮庶族地主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代表着权势和利益,他发动起义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他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拿回自己应得的。

唐寓之还是有准备的,他也知道起义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行为,需要借助神力,拿一些迷信和宗教说事,来宣扬自己有获得权力的合法性。

唐寓之也照方抓药,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冒青烟,显露出帝王之气。唐家子孙称王道帝,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还使出当年陈胜、吴广起义时的绝招,所不同的是陈、吴二人是在鱼肚子里藏绸子,加上半夜鬼火学狐狸叫,而唐寓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偷偷让人铸了一枚玉玺似的金印,说是在山上捡到的神器。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唐寓之的前期工作收到了奇效,一下子就忽悠来了四百多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新城(今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

唐寓之这边一摇旗,有三万多因户籍问题被罚充军尚未踏上不归路的人们,听说后也投奔而来。队伍不断扩张,既有地主,又有农民,但主要是那些假冒士族、和尚、道士的庶族地主,所以我们说它是“富人起义”。

唐寓之起义,选择的时机也挺好,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不在任上的空当儿。

富人不光会挣钱,打起仗来也毫不含糊。他们先是攻下富阳城,第二年春天破袭桐庐(今浙江桐庐县西),相继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然后又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攻取山阴,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曹娥江。事实证明,庶人唐寓之的目光过于短浅,只满足于眼前取得的胜利,自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起一个“吴”政权。等到齐武帝集中地方军队杀来的时候,他只有仓惶逃窜的份,最后只落得一个兵败身死的下场,一场富人起义的闹剧最后沦为一场惊天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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