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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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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记人叙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中期的武帝,囊括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崇高的史德、卓越的史识、精湛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

《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在这篇自传中,司马迁将其始祖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颛顼任命南正重主管有关天的事务,任命火正黎主管有关地的事务。世代相传,历经唐、虞、夏、商,到周宣王时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任周朝史官,到东周惠王、襄王时去周适晋,此后便分散在卫、赵、秦等国,司马迁便是居秦一支的后裔。秦惠文王时,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伐蜀有功,做过蜀郡守。秦昭襄王时,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为武安君白起部将,与白起攻打赵国的长平,坑杀赵军,后与白起被逼迫自杀。秦始皇时,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曾任主铁官。至汉初,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做过长安街市的市长。司马无泽之子司马喜曾任五大夫。司马喜之子司马谈为汉太史令,掌天官,重操祖业,他便是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精通天文历法、阴阳顺逆,崇尚黄老之学,谨奉太史职守。《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旨》精辟阐述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对前五家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试图以道家融合诸家。司马谈的学识、思想和修撰史书的宏愿对司马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司马迁追溯其“世序天地”、“世典周史”的古老家世,落脚点便在于父子重操祖业,以继承孔子修《春秋》自诩,这是他顽强著述的主要动力之一。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般认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他的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表字、生卒年俱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字“子长”见于扬雄《法言·寡见》,生年至今有两说。《自序》中说:“(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三年后为元封三年(前108年),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自序》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语说:“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为四十二岁,由此上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两种说法相差十年。近代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提出中元五年说;1944年,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提出建元六年说;1955年,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也持建元六年说。此后两说并存,文史教科书多采用“中元五年说”。王国维认为司马迁的卒年难以考证,“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便成了没有定论的定论。

《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据说龙门为大治水所凿,《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语,司马迁乐于自称。黄河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市与山西河津县交界之处,司马迁便诞生于陕西韩城市。少年司马迁曾在这里耕作放牧,诵读古文,禀受天地自然的精华。奇险灵秀的长江西陵峡畔产生了伟大的屈原,雄浑壮美的黄河龙门之滨孕育了伟大的司马迁。

司马迁诵读的古文(籀文),有《左传》、《国语》、《世本》、《尚书》、《春秋》等书。他既能诵读古文,今文(隶书)自当通晓。文中当有不少疑难,所以后来求教于孔安国、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自序》阐释《春秋》宗旨,称“余闻董生曰”,裴鈒《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这两处明文记载司马迁与董仲舒、孔安国的关系,不过求教问故而已,并非正式的师徒授受。《史记》、《汉书》条列经学源流,并没有提到司马迁师承何人。所以,可以认为司马迁是自学成才,正如孔子之无常师。然《史记》阐释《春秋》多按照公羊派的释义,引用《尚书》多采古文家之说,表明董仲舒、孔安国对司马迁影响极深。

二十岁的司马迁已是深养厚蓄的饱学之士,于是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游历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此后,司马迁做了郎中,常常随驾巡行,游历颇多。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三十五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过邛、笮、昆明。司马迁的游历对写作《史记》影响极大。他实地考察,印证古籍的记载;搜集资料,弥补文献之不足;瞻仰古迹,凭吊前贤,引发对先哲的无限崇敬;接触现实,体察疾苦,激发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观览名山大川,奇景异物,陶冶性情,激发灵感,抒发胸怀而为文,形成雄深雅健,逸气纵横的风韵。所以后人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来赞誉司马迁的成就与渊源。

司马迁出使巴、蜀归来,便在洛阳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司马谈临死之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谆谆告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并说,完成论著便尽了最大的孝道!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逝世之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果然继任太史令。于是“紬史记石室匮之书”,整理史书记载及国家藏书,准备写作。继任太史令的第五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倡议主持了太初改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很精确,后世除极少数王朝外,历代都沿用这一历法。此后,司马迁正式投入《史记》的著述。

司马迁并不是奉诏修史,无意为当朝粉饰升平,歌功颂德。他的著述是要“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抨击汉武帝的政治,揭露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因而触怒汉武帝,汉武帝迟早都会迫害司马迁。《三国志·王肃传》云:“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下迁蚕室。”这与《西京杂记》《汉书旧仪注》记载相似,是汉魏学人的可信之说。今本《史记·孝武本纪》抄自《封禅书》,多写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不失原意。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李陵事件始末,详见于《汉书》的《李广传》和《司马迁传·报任安书》。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独率五千步卒,遭遇匈奴八万骑兵,浴血奋战,兵败投降,“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往,观其为人,察其形势,认为李陵是不得已而降,“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于是称说李陵之功,为之辩护。汉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诋毁李广利,授意狱吏定司马迁为诬罔君上的死罪。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为了完成伟大的著述,被迫接受宫刑,肉体和精神被严重摧残。蒙受奇耻大辱,迫使司马迁重新审视现实。这灾难不仅磨砺了他发愤为作的意志,而且增强了著述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与愤懑,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史记》产生于儒学独尊的西汉中期,起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并未即时流传于世。杨恽为昭帝丞相杨敞之子,自幼喜读外祖父司马迁之书,他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径称《太史公》。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都是泛指史书记载。直到唐朝编撰《隋书》才正式把《史记》列为书名。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与《自序》相符。《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自序》文末司马贞《索隐述赞》亦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这位褚先生名少孙,是西汉元帝、成帝年间的博学之士。他崇拜司马迁,珍爱《史记》,为续补《史记》缺文,多方搜集资料,尽量揣测原意。凡续补之处大都标明“褚先生曰”,容易识别。续补内容基本符合原意,文辞笔法也有可观之处,如《滑稽列传》的“西门豹治邺”就颇为精彩。续补之文虽与原著存在差距,但也并非不可读。

《史记》的注释始于六朝而盛于唐。旧注流传至今者唯三家最为著名:刘宋裴鈒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原本分别流传,北宋时合为一刻,将注释散列于正文之下。三家注虽然体例相近,但内容各有所长,《集解》广征博引,《索隐》探幽发微,《正义》详于地理,然而疏解正字始终是各家的重点。三家注补充了大量史料,纠正原著舛误,且《索隐》、《正义》对《集解》、《正义》对《索隐》,都有不少补充和纠正。三家注虽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史记》的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五体是一个完整系统,明确分类,彼此互补,相得益彰。十表是国家大事记,有世表、年表、月表之分,明确划分历史阶段,扼要概括历史内容,创立了统计学的历史文体。八书是文化、经济诸项的分类史,包括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全面叙述了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变革。本纪、世家、列传属于人物传记。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帝王、诸侯以外的名人。司马迁重视客观事实,名号并非唯一的划分标准。项羽、吕后实际行使帝王之权,因而立为本纪;孔子定六艺垂仪后世,陈涉反暴秦首难有功,因而把孔子和陈涉并立为世家;汉惠帝仁弱如傀儡,虽在位七年,《史记》也不予专载。这是求实精神的体现,与爱憎褒贬没有必然的联系。《史记》五体以本纪和表为经,以书、世家和列传为纬,交织成疏密有致的历史网络,纵向贯通西汉以前各个历史时代,横向统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种行业,反映的社会面极其广阔,因而《史记》既是以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巨著,又兼具百科全书性质。

先秦时代的史书有文诰、编年、国别、谱谍等体例,司马迁的《史记》不但广泛运用了先秦史书的材料,而且适当借鉴了先秦史书的体例。《史记》五体有创新有变革,创制多于因革。系统的纪传体显示出非凡的优越性,先秦史书诸体便相形见绌,效仿《史记》者遂日益增多。《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虽对《史记》五体有所变革,但全用纪传体。唐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初唐时期就在禁中开设史馆,修撰前朝国史。所修晋、隋之间的八部史书,也全用纪传体,从此纪传体便成为历代正史的固定体例。《隋书·经籍志》设立史部,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自此宣告了《史记》对《春秋》的独立,确定了《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史记》指导了中国二千年来正史的修撰,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逐渐溶为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近三千八百卷,是世界史著海洋中最长的,而《史记》首开其先。

司马迁生活于诸子思想大融合的氛围中,自幼深受儒、道思想的熏陶,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这一特征贯穿于整部《史记》的内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向往大同世界,排斥小国寡民;推崇无为而治,摒弃繁文缛礼;融合儒道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诸项弊政。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何谓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春秋》的宗旨是尊崇统一,儒家的理想是大同世界。战国晚期儒者基于封建宗法思想,为新的统一提供依据,遂记载自黄帝至周代诸侯姓氏世系,编成《帝系》、《五帝德》。司马迁择其雅言,写入《史记》,用同一血统说将华夏各族统一于黄帝旗帜之下,热情描述尧舜禅让,以十二本纪为纲,统理上下三千年,扩充发扬了大一统精神。春秋五霸争夺盟主,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秦始皇兼并诸侯,汉武帝推恩削藩,是追求和维护统一,司马迁皆予以肯定;汉初功臣造反,惠帝时诸吕篡权,景帝时吴楚七国作乱,武帝时淮南衡山谋叛,是酝酿和制造分裂,《史记》皆予以谴责;揣测项羽为舜之苗裔,宣扬刘邦是龙的传人,表明他们都可以统一天下。

《货殖列传》序云:“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实质是分裂倒退到原始社会。司马迁指出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于当世行不通,显然是对道家政治理想的批判。

然而,司马迁却极力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尚简易,黜繁缛;贵卑议,忌深文。《秦本纪》记载由余论治,将中国之乱归咎于诗书礼乐法度,赞赏戎夷之治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鲁周公世家》比较齐鲁之治,太公因俗简礼,伯禽变俗革礼,周公于是有“北面事齐”之叹。《齐太公世家》表彰太公之治,顺应自然,发展经济,人民归附,蔚为大国。《管晏列传》称誉管仲之治,论卑易行,因俗为政。“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顺应自然规律,贯穿辩证思想,正是黄老特征。《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是黄老学派的典型,武帝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司马迁的代言人。汲黯正直少礼,清静无为,揭露公孙弘、张汤之流的奸诈残忍,面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要害,淋漓尽致。《孝文本纪》刻划理想的有德之君,文帝无为而治,兼具民本思想,是儒与道政治方略的结合。《孔子世家》充满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意,但却借助晏子批评孔子的繁文缛礼,谓“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恰与《货殖列传》批评老子相映成趣。这些显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酷吏列传》序云:“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并引孔子、老子两家,求同存异,以尚德观点为理论依据,抨击汉武帝的四大弊政:尊儒、重法、兴战、争利。《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奉职循理,不尚威严,便民安民,惠爱百姓,恰与酷吏形成鲜明对比。《游侠列传》序引庄子放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撕去当朝虚伪的儒学装饰,推许闾巷布衣之侠,“捍当世之文网”,寄意深远。司马迁还将陈涉起义与汤武伐桀纣、孔子修《春秋》相提并论,显示出顺民心反暴政的儒家精神,即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主导方面是道家的宇宙观和朴素辩证法,总体意识未能摆脱春秋公羊学。他融合儒道人生哲理,形成了更为进步的人生观。

《论六家要旨》认为自然万物起源于混混冥冥的元气,元气产生万物之前没有一定的名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

《史记》力求用人事说明人事,力避用天道解释社会。《项羽本纪》引老子观点批评项羽“自矜功伐”,指出“天亡我”之说极其荒谬。《伯夷列传》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质问:“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蒙恬列传》认为蒙恬错在阿意兴功,苦毒百姓,“何乃罪地脉哉”!《封禅书》和《货殖列传》是两篇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杰作,前者以纪实的手法,揶揄的笔调,讽刺鬼神之道的荒诞和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实则宣扬无神论;后者夹叙夹议,完全撇开有神论,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释社会现象,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与儒家春秋公羊说有不解之缘,始终存在着唯心的一面。《天官书》常常将星象与人事相比附,认为某些星辰的出现和变化会造成人类的祸福。《史记》有不少神灵怪异的描述。《史记》每遇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便归于天命:“此非天哉!”“此亦天授!”“岂可谓非天乎!”表明司马迁虽然力图反对天道论,但始终未能摆脱天人之学。

司马迁鄙视汉儒的势利,不取庄子的消极,其人生观的主旋律及是先秦儒家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而以黄老抱朴守拙的阴柔特质为基调,讲究以进取为前提的谦让,是一种有机的结合。

司马迁的进取精神体现在崇尚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落脚为一个“名”字。陈涉首难,“死即举大名耳”;伯夷死义,“得夫子而名益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伍员“隐忍就功名,名垂后世”;信陵君礼贤下士,“名冠诸侯”;蔺相如退让廉颇,“名重泰山”;刺客荆轲等“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游侠郭解等“修行砥名,名不虚立”。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也因为牢记着孔子遗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提倡谦虚退让,反对自矜功伐,注重于一个“让”字。《史记》五体开宗明义之篇俱以“嘉让”为主题。《五帝本纪》尧舜禅让,《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季札让位,《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让国,《三代世表》《礼书》也以让为先,这就奠定了臧否人物的基调。《史记》表彰循吏“不伐功矜能”,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肯定曹参张良陈平等人明哲保身,批判殷纣、秦始皇伐功矜能,指责项羽、韩信自矜功伐,都是这种基调的反响。

司马迁的生死观也体现为儒道互补。司马迁既重视生命的存在,更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原则,不为节操而死,不为天年而生,主张生则顽强,能屈能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种生死观在评论伍子胥、蔺相如、魏豹、彭越、季布、栾布时阐述得精辟而透彻,而他自己更以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及《诗经》作者发愤为作的事例鞭策自励,完成《史记》的创作,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的生死观比儒、道两家的生死观更为进步。

秦汉时期文学的概念很笼统,或泛指学术或特指儒学。司马迁为文学家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立传,收录评论他们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卓越的文学观。他注意到文学具有讽喻、教化、怨刺等功用,认为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具有统一性,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为作说”。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形成了明晰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史记》具有阳刚、悲壮、朴拙、含蓄之美,富于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抒情色彩,其传记文学的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人生是一幕悲剧,人生悲剧促使他严肃地探求历史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和作用,面对灾难和死亡作出哲学和艺术的思考,提炼出深刻的悲剧主题。《史记》中的悲剧作品超过三分之二,悲剧人物达一百多位,其余的作品和人物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悲剧色彩,一些大规模屠杀和集体自杀虽着墨不多,却有力地点染了悲惨的历史背景,《史记》确是一部悲剧总汇。

《史记》中的悲剧以讴歌悲剧英雄为主,与司马迁人生哲学中崇尚“三不朽”的主旋律极为契合。这些人物都有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和慷慨悲壮的英雄气质,而且都是悲惨的结局,或自杀,或被杀,或屡遭坎坷,抑郁而终,充分体现出悲壮之美。其中有的重在立德,坚守高风亮节,以某种道德理想支配生死,如伯夷、叔齐、孔子、屈原,以及下层社会的刺客、游侠;有的重在立功,才力超群,功劳盖世,遭受诬陷迫害或因自身某种失误而演成悲剧,如商鞅、吴起、韩非、李斯、白起、蒙恬、陈涉、项羽、韩信、黥布、李广、周亚夫等;重在立言者即《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所列举的发愤为作的人物,有的兼具立德或立功,为司马迁引为楷模。这些悲剧的深刻意义在于留给人们的是壮烈、奋起、深思和升华,而并非悲哀和消沉。

《史记》中的悲剧,既刻划悲剧英雄,也描写平庸无奇的牺牲品。晋太子申生受骊姬之谗而自杀,卫公子寿与太子伋争死,吕太后时戚夫人受嫉恨而惨遭凌迟,赵王如意被毒死,赵王友被饿死,赵王恢被逼迫自杀,景帝时废太子临江王荣被逼迫自杀,武帝时田羛弄权害死窦婴和灌夫,钩弋夫人因其子立为太子而遭杀害,等等,人物无奇而事有可悲。此类悲剧的深刻意义在于撕去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充分揭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本质,以启迪人们的深思。《卫康叔世家》论赞云:“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启迪深思之意溢于言表,并且具有悲剧的审美意义。

此外,《史记》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司马迁是一位情感丰富的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史记》是震古铄今的史诗,也是愤激郁勃的抒情诗。情感是司马迁的本质,《史记》是情感的渲泄。

诗有诗的韵律,外在的韵律是抑扬和叶韵,内在的韵律是情绪的消涨。激荡于《史记》的内在韵律,是渴望君臣相和、维是而安的理想美政,痛恨酷法淫威、蝇营狗苟的社会现实;《史记》是企慕礼贤下士、虚己求贤的君子风范,所以司马迁唾弃趋炎附势、尔虞我诈的小人行径;《史记》歌颂豪迈进取、不矜功伐的仁人志士,悲悯怀才不遇、惨遭厄运的英雄俊杰。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愁郁幽思,则直与《离骚》媲美。《史记》外在的韵律表现为多种抒情方式。叙事议论与抒情相结合,为《史记》特点之一。寓论断于叙事,借助人物议论评判,字里行间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寄寓较多的作品则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或为序或为赞,抒情性很强,往往是文眼龙睛所在,其他史著亦笑颦学步,却不能如太史公之匠心任气,言出肺腑。《史记》常引用楚辞似的短诗,描绘演唱的情景,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更增抒情色彩。伯夷、叔齐的《采薇歌》、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和《鸿鹄歌》、刘彻的《瓠子歌》、赵王刘友的《饿死歌》、朱虚侯刘章的《耕田歌》等,皆为此类。这些诗歌多为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也是一种抒情方式。

人物刻划是《史记》传记文学最为重要的艺术成就,也充分显示出司马迁的艺术天才。《史记》记载历史人物,必须本着历史的真实。司马迁慎重甄别史料,严格尊重史实,勤于实地考察,勇于秉笔直书,惩恶不避人主,扬善不遗匹夫,作品选材精当,剪裁合理,力求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人物的本质性格。为统一主题和形象,兼顾避讳与疾恶,减少重复叙事,《史记》常使用“互见法”。利用各种事例进行对比,文笔凝炼精彩。

实录中的虚构使《史记》具有小说因素,虚构的动作细节和人物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戏剧性,同时也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史记》中细节虚构颇多,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小事特写,作为明题点睛;二是大事细写,使之生动传神。《李斯列传》观鼠论鼠,显其功名欲望;《酷吏列传》捕鼠劾鼠,见其酷吏本色。《留侯世家》写圮上进履,《陈丞相世家》写社宰分肉,《淮阴侯列传》写胯下之辱,皆以微事置传首,彰其志而明其性。《万石列传》写石奋家风,石建书马,满脸惶恐;石庆数马,一身恭谨,都是点睛之笔。《高祖本纪》写广武对峙,刘邦数项羽十罪,项羽射刘邦一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充分展现出刘邦的沉着老练。《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欲为假王一节,张良、陈平蹑足耳语,刘邦骂而悟,悟而复骂,将四人机心刻划得维妙维肖。这些都是大事件中的细腻描写,这种描写最能展示人物的个性。某些细节描写兼有夸张,如《项羽本纪》中写樊哙“睼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等,都写得极为生动。

细节描写常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密不可分。项羽看见秦始皇,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看见秦始皇,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与人佣耕时叹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意思一样,语言却有外露、含蓄、隐晦之别,细致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曾与多人对话,有倨傲之语、谦卑之语、顿悟之语、狡辩之语,然一语始出,便知是刘邦之语,可见《史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已臻至境。

《史记》善于揭示矛盾冲突,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揭示了四种矛盾:一是皇亲国戚之间的明争,二是皇帝与母后、祖母之间的暗斗,三是尊儒术与好黄老的统治思想对立,四是老百姓与统治者的阶级对立。总之,《史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得到成功刻划的。

对比反衬是《史记》刻划人物的重要方法,其中隐含臧否,明确此法,便容易理解作品。如《万石张叔列传》,孤立地看似乎是表彰恭谨笃行,与《张释之冯唐列传》表彰犯颜直谏相比较,便知是嘲讽石奋之流尸位素餐。《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为伪饰儒术而苟合取容,《汲郑列传》写汲黯学黄老之术而面折庭争,两相比较便知是厌弃儒法合流的政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与《儒林列传》,以及战国四公子列传等,俱见对比反衬之妙。这说明对比反衬之法使人物各显神韵,读时同样仍须比较,方能领略佳妙真意。以上说明《史记》以多种艺术手法刻划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所以能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地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进行着对话,交流着感情。身为炎黄子孙,不读《史记》实为人生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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